“你是共产主义者吗？组织起来吧！”
2024年6月，在芝加哥路边的一根电线杆上，24岁的美国青年Katie Powell看到一个招募党员的二维码贴纸，来自美国革命共产主义者（Revolutionary Communists of America，下称“RCA”）。Katie扫描了二维码，填写姓名、地址等基本信息，申请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RCA是一个成员不到千人的政党，2024年刚刚成立。在其中，Katie遇到许多和她相似的年轻人：他们主要是白人，90到00后，受过高等教育，但从事蓝领工作，以工人阶级自居。大多数人被经济问题困扰，稳定工作减少、物价飙升、阶级固化等现状，让他们觉得资本主义处在危机之中。
对经济的焦虑，在今天的美国十分普遍。美国三大电视网之一的CBS News对2024年大选的民调显示，有三分之二的选民觉得美国经济状况糟糕，45%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比四年前差。对经济不满的人中，69%投给了特朗普——其中包括许多蓝领工人，他们过去是民主党的支持者，如今却和代表大资本的共和党站在一起，希望特朗普的贸易保护政策能重振美国经济。
在右转的大潮里，也有小部分年轻人选择了左转，把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当作解法。2022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18到29岁的美国人中，有44%对社会主义抱有正面看法，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能更好地保障住房、医疗等基本需求。“2024年大选前夕，“投票给社会主义者”（#votesocialist）的标签出现在X等社交媒体中，支持立场比民主党更左的第三党派总统候选人——比如克劳迪亚·德拉克鲁斯（Claudia De la Cruz）和吉尔·斯坦因（Jill Stein）等。”尽管选前民调显示，这些左翼候选人的支持率只有个位数，但民主党依然一度担心，他们的存在足够改变摇摆州的选举结果。
Katie和她加入的RCA，则是左转逆流中更激进的代表群体。他们认为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不能代表工人阶级，需要建设独立政党，发起社会主义革命。如今，成员们正在学习如何“建设组织”。不过，从建设组织到发起革命，这中间的路要怎么走？Katie觉得，自己和RCA都没有找到答案。
“这是一个常见的故事。”谈到Katie的经历，在新奥尔良洛约拉大学研究美国种族、阶级与政治态度关系的科迪·梅尔彻教授（Cody Melcher）对端传媒说：“加入又离开一个这样的政党，是美国左翼的成年礼。”
1. 美国梦的幻灭
成为预备党员后，Katie过着两种不同的生活。工作日，她是一名IT技术助理，为芝加哥一家律师事务所服务。她不喜欢也不讨厌这份工作，常开玩笑说自己在当保姆，照顾不会用电子邮箱的律师。
到了周末，她和芝加哥的四五十名RCA成员一起聚在图书馆里开会。Katie听着他们以“同志”相称，觉得有些书呆子气，又有些可爱。根据RCA的官网，成员的责任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并积极寻找其他共产主义者，将他们组织起来。
在反共历史深厚的美国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冷战时期，共产主义者被政府视为危险分子。1950年通过的《国内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规定，共产组织的成员不能申请美国护照，且必须向美国政府登记自己的姓名、地址，在紧急情况下，总统有权对他们进行预防性拘留。在盖洛普公司2020年的民调中，超过60%的美国人表示，如果自己支持的政党提名一个穆斯林做总统候选人，他们愿意投票给这个候选人；但如果被提名的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只有45%愿意投票。直到今天，“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在主流舆论中依然是一个负面的标签。在2024年大选中，特朗普就多次指控贺锦丽为“共产主义者”。
为此，RCA的年轻人们也做了些安保措施，例如不公开成员名单，要求成员结伴外出行动等。但他们相信，这些对共产主义的污名会随着代际更迭消失：老一辈支持资本主义，是因为他们享受了二战后美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而对于20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一出生就在不断经历资本主义的危机，美国梦已经不复存在。
首先破灭的，是向上流动的希望。
Katie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她经历过阶级滑落，发现富裕生活易碎，要爬出贫穷的泥沼却极其困难。
18岁之前，Katie是美国社会的幸运儿。她住在纽约富人区汉普顿的别墅中，有保姆照料起居，理想是大学学艺术，成为一名插画家。但这一切在2018年戛然而止：她的父亲突然去世，没有留下任何遗产。更糟糕的是，Katie那时才发现，父亲所谓的“生意”其实是金融犯罪——他利用虚假信息买卖股票和避税，甚至骗走了好朋友一百万美金。
父亲去世后，Katie的生活一落千丈：因为母亲供不起学费，她本科读了一个学期就被迫退学。她想要逃离分崩离析的家庭，可没钱独自租房，便寄住在男友家。她说，因为没钱买吸尘器，他们租的房子里满是蟑螂尸体，地毯也散发着异味。俩人很多时候都饿着肚子。男友白天就在床上呼呼大睡，变得越来越暴力。有一次，Katie推醒男友，提醒他去看望他的祖母，男友却猛地站起来，一拳在墙上打出一个洞。
和男友分手后，Katie意识到自己必须经济独立。她搬回母亲在华盛顿州的家，开始找工作，却发现自己已落入贫穷的循环陷阱：“你需要有钱才能买车，有车才能去工作，工作才能有钱。”
Katie不会开车，也没有钱去学车考驾照。她说，因为没有银行信用记录，她也无法贷款。还在前男友家时，她必须徒步穿过一个治安较差的街区，才能坐上公交车。搬回母亲家后，冬天最冷的时候，雪积到脚踝深，她便一脚深一脚浅地走一个小时路到公交车站，再坐两小时的公交车去上班。
她最终找到一份护工工作，照顾有智力障碍的成年人。Katie从没想过，自己的二十岁会在洗厕所和换尿布中度过。而通过这个工作改善生活，可能性微乎其微。
护工的时薪约16美金。这是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但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生活工资计算器，一个独居的成年人，如果一周工作40小时，为了支付基本的衣食住行加上税，在华盛顿州的时薪至少需要19.87美金。如果要抚养几个孩子，这个工资更是远远不够。Katie的很多同事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三四十年，他们频繁加班，甚至会和患者住在一起，24小时不间断地工作，依然无法摆脱贫穷。
和他们一样，Katie也时时刻刻为房租和食物焦虑，时间仿佛被压缩到只剩下当下。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贫穷。”Katie说完又补充：“美国式的贫穷。”谈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穷，她和Daniel常常提起南亚渔民和富士康工人。Katie知道自己的处境和他们十分不同，但现状依然让她感到窒息。
穷忙，也是组织中其他年轻人的体验。他们曾相信教育可以改变人生。从2009年到2017年，时任总统奥巴马反复强调：“大学教育是通向中产阶级最可靠的门票”。那八年里，许多后来加入RCA的年轻人正在上大学，可毕业后，他们发现本科教育并没有让自己得到体面的工作。
留着爆炸头的Quinn今年27岁。2016年，他进入一所私立大学学习戏剧，辅修艺术与娱乐管理，每学年学费两万多美金。Quinn很早就知道戏剧专业不好找工作，他打算一边打零工过渡，一边找艺术类的全职工作。可他没想到，2020年毕业时，新冠疫情让剧场全面停摆，他第一份工作是在药店当新冠检测员——这工作不需要任何学历，时薪16.5美金，比芝加哥的最低时薪只高2.5美金。到2024年，他在一家超市当理货员，时薪依然只有17美金。
Alex和Quinn一样在2020年毕业，他本科学的是政治科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律师助理。工作听起来光鲜，但时薪也只有17美金。“我像狗一样工作，收入却什么也没有。”他很快辞职，找了一个工厂流水线的工作，工资和律师助理一样。如今他在一栋商业大楼当前台。
根据芝加哥的生活工资计算，如果Quinn和Alex单身独居，17美金的时薪远小于覆盖衣食住行税所需要的时薪——23.69美金。如果与有工作的伴侣同居，维持生活需要的时薪会下降到16.07美金。在这种情况下，Quinn和Alex的工资也只是堪堪够用。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觉得被工作困住了。
比起Quinn和Alex，Katie觉得自己只是更幸运：她通过网络结识了现在的男友Daniel Duarte，两人一起搬去Daniel父母在芝加哥的家。他们依靠Daniel父母的资助，学习了计算机，考了证。俩人现在都是IT技术助理，Daniel在芝加哥一家医院工作，年收入3到4万。在律所工作的Katie，时薪也从做护工时的16美金涨到21美金，尽管离芝加哥26.67美金的平均时薪还差一些，但对Katie来说，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如今两个人的收入，都足够承担衣食住行的成本，加起来也略高于芝加哥七万多美金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我们终于有脑力来读马克思，可以计划未来，讨论我们要如何还清负债，存钱，甚至买房——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我们有了一点多余的钱。”Katie觉得自己依然是工人阶级，但不再是穷人（编按：根据芝加哥本土电视台WGN2023年的估计，家庭年收入一般要达到九万才有能力在芝加哥买房）。
Katie说，在如释重负的同时她也感到愧疚——如果没有男友的父母，她靠自己是无法逃离贫穷的；其他困在贫穷里的人，却难以获得这种社会支持。
“只要发生一两个意外，任何人的生活都可能急转直下。”Katie认为，“贫穷是因为不努力”的说法是不道德的，“如果再来一次2008年的经济危机，又有谁能够幸存？”
在经济之外，同样被动摇的，还有对美国民主的信心。
Quinn和Alex的动摇，源自2020年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下称“BLM”）运动。2020年5月25日，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当街跪压，导致窒息死亡。弗洛伊德的死引发的抗议活动迅速席卷全美。
回忆起BLM，他们反复提起的，是警察对抗议者的暴力镇压。“人们只是在行使民主权利，却被警察殴打。”在芝加哥亲身参与抗议的Alex回忆。Quinn则表示自己被吓坏了，没有去现场，而是每天在社交网络上看警察殴打抗议者的视频，询问去参加抗议的朋友们是否还安全。这是Quinn关注的第一场大规模抗议。
BLM一度让他们感受到群体运动的力量，可结果却让他们失望。Quinn说：“我们看着一切回归正常，提出的要求都没有实现，反而是更多的钱流向了警察……就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他一度安慰自己，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当时总统是特朗普。但民主党的表现同样令他愤怒。在一场记者招待会上，民主党成员、时任众议院议长的佩洛西等人单膝下跪，为弗洛伊德默哀。Quinn觉得这只是作秀，对减少警察暴力毫无帮助。
对于更加年轻的Katie来说，巴勒斯坦问题则是她的当头一棒。和许多参与支持巴勒斯坦抗议的年轻人一样，她认为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是“大屠杀”，愤怒民主党对以色列的纵容。“美国是一个一党制国家。”她半开玩笑道，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民主党和共和党毫无区别——都只会捍卫美国在中东的利益。
Katie和她的“同志”们相信，现在是建设共产主义的好时机。RCA在宣传材料中，将美国高通胀、高负债、抗议活动此起彼伏的现状比作1930年代——那既是经济大萧条，也是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鼎盛时期。
组织乐观地展望：
“美国共产主义的黄金岁月不是过去，而是现在。”
2. “美国共产主义的第二个黄金岁月”
2024年6月29日，Katie和Daniel一起去参加RCA的区域大会。成员们从2024年2月开始筹备组建政党，这次大会是为7月底正式宣布建党做准备，大会面向芝加哥所有的成员，一共有20多人到场。Katie和Daniel坐在最后一排，Daniel一边听，一边仔细地记着笔记。
大会的第一个环节，是介绍RCA的成立宣言。宣言里，RCA回顾了美国左翼的历史，它认为，过去的左翼组织最终都投靠了民主党，与资本主义“同流合污”。
这是一个关于妥协和“背叛”的故事。它指向的是一个从恩格斯开始、就困扰着左翼人士和学者的问题：为什么美国主流政治中没有劳动党或者社会主义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美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劳资矛盾也应该是最尖锐的，工人阶级应当会组织起来，产生属于自己的政治组织。在欧洲各国的政治中，劳动党、社会主义党甚至共产党都很活跃，但在美国，这些政党在主流政治中却没有影响力。
关于左翼政治的缺失，学界有许多解释，其中十分重要的，是第三党派在美国两党制中的困境。美国选举采取简单多数制（first past the post），每个选区只有一个获胜者。在这种情况下，选民担心投票给第三党派是分散选票，反而可能让自己最不喜欢的候选人胜出。因此，很多选民会转而选择支持民主党或共和党中更接近自己立场的一方。民主党和共和党也常会选择性地吸收第三党派的政治观点，进而吸纳第三党派的支持者。
但出现一个主流左翼政党，并不是没有可能——1930年代的大萧条，在一些美国历史学者看来，曾是这一现象极有可能实现的时刻。彼时，因为失业潮和劳工运动，美国共产党（The Communist Party USA，下称“CPUSA”）的成员从小于两万人增长到八万多人，美国各地也涌现出许多新的左翼政党，去竞选各级政府的职位。
为了扫除第三党派的威胁，罗斯福总统采纳了左翼政党支持劳工权益的言论和政策，也有意识地吸纳这些第三政党和左翼社会运动领导者，让他们加入自己的竞选团队。
这令第三党派们陷入两难：罗斯福新政在工人中大受欢迎，这些党派如果继续反对民主党，会被政治边缘化；但支持民主党，又意味着失去独立性。CPUSA最终选择了第二条道路，成为罗斯福的忠实支持者，支持工人和中产阶级联合。尽管CPUSA因此迎来了成员人数的持续增长，但也在公开场合几乎完全放弃了共产主义和革命的言论，甚至解散了自己在工会中的许多组织。
罗斯福新政奠定了民主党在工人阶级里的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美国左翼政治的缺失。直到1980年代，民主党开始逐渐右转，放弃新政时期对社会福利和工会的支持，这个缺失才重新显露出来。
2016年是左翼思潮进入政治主流的最新尝试：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竞选美国总统。他将民主社会主义看作是罗斯福新政的延续，提出要改变美国财富严重不均的现状，其竞选承诺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推广全民医保、免费的公立大学教育和公共住房。
但同样的困境再次上演。此前一直是无党派人士的桑德斯，最终决定以民主党人的身份参选。在CBS News的采访中，他解释说：“我不想作为第三党候选人参选，因为这会分走民主党候选人的选票，帮助选出右翼共和党人（当总统）。”
这个策略的结果是，桑德斯两次都没能被民主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只能提前终止竞选。但他在美国年轻人中掀起了一股社会主义风潮。2020年，桑德斯再次参选，在民主党初选中，他在18到29岁的年轻人中获得60%的投票，远超拜登的17%。支持他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下称“DSA”），成员人数也从6,200人迅速增长到2021年的95,000人，一跃成为美国如今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因为DSA的新成员主要是80、90后，这股风潮被称为“千禧一代社会主义”。
许多研究2016年社会主义风潮的学者认为，这反映了年轻人真实的经济困境：虽然2008年经济危机已经过去将近20年，它依然影响着千禧一代和Z世代。在经济危机后上任的奥巴马，一度被看作是改变的希望，但他也没能有效地改善美国社会在财富、医疗、种族等方方面面的不平等。
任教于新奥尔良洛约拉大学的梅尔彻教授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从工作到住房和教育，都依赖于市场经济；当人们感觉自己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劣势，就会希望获得市场之外的保障。
这些保障，可以是支持政府扩大社会福利政策，也可以是排斥少数族裔和移民，以此减小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左转和右转，只是想要达到同一目的的不同手段。
对左翼政策的支持，也不是2016年才出现的新现象。“几十年来，绝大多数美国人一直支持增加财富再分配、扩大全民福利等政策。”梅尔彻教授解释。他认为，经过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占领华尔街运动和一系列的抗议活动，再加上对冷战的集体遗忘，人们才慢慢接受用来形容这种政治态度的词语——也就是“社会主义”。
在区域大会上，RCA提出他们的奋斗目标。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是在社会主义下，每个人都得到有保障的全职工作、免费的住房、教育和医疗。
这个目标，乍一看上去与桑德斯的政见并没有很大区别。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RCA提出了一个即使在左翼政党中也相当小众的路径：把住房、教育和医疗系统等全部施行国有化。而要达成国有化，必须有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面对2024年的大选，打出“要建设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旗帜的，还有社会主义与解放党（Party of Socialism and Liberation, PSL）和社会主义替代（Socialist Alternative）等组织。
“这是些幻想组织。”谈到RCA这类革命组织，汉密尔顿大学的莫里斯·伊瑟曼教授（Maurice Isserman）对端传媒说，他长期研究美国左翼运动。伊瑟曼将类似的革命组织吸引人的地方，称为“列宁主义的诱惑”：即相信一小群人，通过严密地组织起来，能够改变历史的方向。
梅尔彻和伊瑟曼都认为，美国社会主义的主流，依然是像DSA这样的民主社会主义者。这些人支持财富再分配、希望有更多的社会福利，但他们不是革命者。作为DSA的创始人之一，伊瑟曼更认为，在美国，左翼必须与民主党合作（这也是DSA选择的方式），即在民主党内部运作，推动民主党向左。
Katie和Daniel不相信DSA的道路。他们无法接受民主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Daniel更提到，民主党不断地右转，在移民等议题上和共和党变得越来越相似，这更加深了他们对选举的虚无感。
但加入RCA不久后，他们也对实现革命的方式产生了怀疑：组织各种琐碎的行动，真的能推动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吗？
除了政治学习，Katie的另一项主要工作是卖报纸。卖报纸也是继承列宁的传统。RCA每个月出版一期报纸，5美元一份，每份20页。报纸评论美国国内外的政治事件，也讲组织的最新发展。根据RCA的官方说法，卖报纸是组织建设的重要一环：报纸能传播被主流媒体压制的信息，卖报纸的收入能支持组织的运作，卖报纸的过程也锻炼了组织成员向普通人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但Katie和Daniel觉得，卖报纸更像是一个内循环：卖报纸，赚钱，印更多的报纸来卖。“我感觉更像是个销售，而不是在干革命。”Daniel开玩笑说。摆摊时，人们要么是冷漠地走过去，要么来质问他们，为什么要支持共产主义这种杀死了数百万人的意识形态。
RCA摆摊的地点，也主要在芝加哥北边，而不是在更贫穷的南边。虽然组织解释这是根据成员住处安排的，但二人都开始怀疑：RCA真的能领导工人阶级吗？他们真的能从卖报纸走向革命吗？
每一次卖完报纸，走在回家的路上，Katie都在想：肯定有更值得的事情可以做。
这种深陷琐事的感觉，在6月底的区域大会上达到了顶点。介绍完成立宣言和奋斗目标，主讲人念起了成员们对这两份纲领文件提出的修改意见：
——是否应该将“无工作福利”（jobless benefit）改为“无雇佣福利”（unemployment benefit）？
——是否应该将“国有化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的企业”改为“国有化世界500强企业”？
——工人政府的工作人员的薪水，是否把“按照工人的平均薪资”改为“按照工人的最低薪资”？
——在美国实现社会主义之后，原住民保留地是否应该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宣言里引用马克思的原文，是否需要更明确地标注引用？
……
听着听着，Katie开始靠在Daniel的肩膀上发呆。Daniel也从认真做笔记、慢慢变成了用手捂着自己的头。等到举手表决这些修改意见的时候，他好几次没有反应过来，错过了举手的时间。
3. 建设组织“压倒”一切
区域大会结束几天后，Daniel和Katie决定不再去参加RCA的活动。“我们为什么在卖报纸，而不是去参加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Katie问。她觉得会议总在讨论革命成功之后要怎么样，但美国离革命还很遥远，大家连如何走到革命这一步都不知道。
对于他们的离开，资深成员Mark则表示很正常：“就像是熬枫糖一样，你一直煮它，直到水分蒸发，只剩下十分之一真正的糖浆。”
建设组织、等待革命时机，是许多成员坚持的动力。但这种坚持，又透露出一种说不出的冷漠。
对每一场具体的社会运动，RCA也像对待离开的成员一样，不计较一时一地的得失。
Mark从高中起就加入了RCA的前身——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International Marxist Tendency，IMT），如今他37岁，在组织里已经20多年。他亲历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和BLM抗议，RCA的成员参与了这两场运动，并向参加者提出倡议，例如要建设更长期的组织，或者运动要与当地工会联合。但这些倡议都没能得到采纳。Mark说，这是因为当时组织还太弱小。
在他看来，每一个具体的社会运动都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通过这些运动，人们在不断尝试到底哪种方式才能带来社会变革。而他相信，人们最终会发现，最需要的是建设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发起社会主义革命。 他认为正是这种长远的眼光，让他能不因为具体运动的失败而失望，因为他知道，“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对他们来说，2024年如火如荼的支持巴勒斯坦运动，也只是历史进程的最新一浪。
2024年4至5月，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等学校的学生在校园里扎营，要求校方停止投资与以色列有关的企业。但这些营地的存在时间大多很短暂：芝加哥大学的营地在9天内被警察清场，西北大学的营地从扎营开始，到学校与学生达成协议解散，也不到一周时间。
当RCA进入校园时，扎营已经接近尾声。在成员们看来，扎营的迅速瓦解又一次证明了“组织”的重要性。Mark觉得扎营重复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错误——群众没有自己的领导和章程。Quinn和Alex觉得这重复了自己在BLM抗议中学到的东西：如果没有一个组织，群众的热情是很容易散去的。
在扎营瓦解之后，Quinn对街头的支持巴勒斯坦游行也不感兴趣了，他觉得重复喊口号没有什么意义，建设组织更重要。
“建设组织”的这个说法，一直延续到8月末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面对特朗普遇刺后高涨的人气，民主党需要通过这场全国代表大会来展现党内的团结，为贺锦丽造势。关心巴勒斯坦议题的抗议者们，则将大会看作是抗议的重要时机。从大会前夜到最后一天，各个社会组织策划了至少四场支持巴勒斯坦的大规模游行，抗议民主党对以色列军费的支持。
RCA希望从抗议者中招募新成员，尤其是那些刚刚投身社会运动、还没有加入过其他政治组织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原本大概率会是民主党的选民，但因为巴勒斯坦问题，他们拒绝给民主党投票。RCA自认为作为坚定反对民主党的左翼政党，能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一个新的选择。成员们相信，在大选的紧张局势中，RCA的人数会像2016年的DSA一样暴涨。
芝加哥的联合公园是大会期间市政府指定的游行集会地点。RCA的摊位却摆在了公园的边缘处，这样的“选址”或许折射了他们对游行若即若离的态度——RCA来支持游行，但拒绝参加组织游行的抗议联盟，认为大多数抗议者虽然对拜登或贺锦丽不满，但并不反对整个民主党。
RCA支起好几张小桌子，桌上摆满了报纸、宣言和马克思主义书籍。除了这几个摊位，成员们还组成两三个人的小队，举着红旗、带着报纸，在公园里的抗议者人群中穿梭。
可结果不尽如人意。RCA摊位前人最多的时候，是维韦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来参观，一大群记者跟着他围了过来。这位印度裔富商出身的共和党政客，如今和马斯克一起，被特朗普任命去领导政府效率部。拉马斯瓦米出现时，看守摊位的是Austin。他是Katie曾经的支部书记，也是RCA的资深成员。
拉马斯瓦米买了一份报纸和一份宣言后，对着记者们批评了一番贺锦丽，说她没有明确的政策，最后才转向Austin，问他怎么看。在Austin解释完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不能代表工人阶级后，拉马斯瓦米也没有正面回答他，而是继续批评民主党。Austin则冲围在一边的Mark等人无奈地挤了挤眼睛。很快就有人插话问拉马斯瓦米对种族赔偿的看法。虽然没有被询问，Austin也借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但记者们显然对拉马斯瓦米更感兴趣，随着他的离开，记者们也跟着离开了。
大会最后一天，是最后一场支持巴勒斯坦的大游行。晚8点15分，市政规定的游行结束时间刚过，RCA就带队离开了现场，以避免和警察发生冲突。成员们觉得，现在组织还太过弱小，与警察发生冲突是不明智的。他们相信等组织发展壮大之后，一切都会不同，他们将可以领导罢工、抗议、带领人们实现自己的诉求。
但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以待来日。大部分抗议人群散去后，还有一百多人一直坚守到晚上10点多钟警察来清场。他们中有许多阿拉伯裔的面孔。一部分抗议者试图突破警察防线，冲到街道上去打断民主党代表们离开的车流。另一部分则在漆黑的公园里举着标语，一个女人手中的标语写着：“我的家人在巴勒斯坦。你为什么要逼我送钱去杀死他们？”
对这些有切肤之痛的人来说，巴勒斯坦不是历史进程里众多运动中的一个，也不是装鸡蛋的篮子，而是不可取代又无法逃避的现实。
4. 尾声
十一月，美国大选结束后，我跟Katie和Daniel打了个视频电话。他们俩都没有去投票，也已经彻底退出了RCA。Katie笑着说这就像一场梦一样，她已经很少再想起这件事。
但对RCA的、失望，并不意味着他们会退回到主流的两党政治中去，俩人依然在寻找填补美国左翼政治空缺的东西。
离开RCA后，他们去参加了几场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很快对这些游行也产生疑问：拿着市政府的许可，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路线里游行，到底有什么用？
为了寻找新问题的答案，Katie读起1960年代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有关的书。她谈到当时的民权运动家会堵住公交车行进的路线，拒绝离开，直到公交车公司改变他们种族隔离的政策。在她看来，这是比游行更加激进也更有效的策略。
但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她还没有想清楚策略：“或许是围堵住武器制造商。当然，要这么做是很困难的，我想很多人会害怕，因为现场可能会变得暴力。”
那么接下来要做点什么呢？
Katie的答案是先读书：“因为在美国，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被看作是同样危险的意识形态，如果你要说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你最好有足够的理论基础来支持自己的想法。”
思考是否要退出RCA的时候，她和Daniel都曾非常犹豫：一方面，他们觉得自己懂得不够多，没办法判断RCA做的事情到底有没有用，想要多读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读书会变成逃避行动的借口。如今，Katie决定还是要先读更多马克思的原文，对理论更加理解，再考虑加入新的组织。
Mark等成员则继续“建设组织”。在选举结果公布后一天，RCA官网贴出了“抛开民主党，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打败川普”的文章，在X上有两千出头的阅读量和24次转发。芝加哥的成员们则组织起共产主义周末学校，讨论选举后RCA应该采取的行动。
在关于周末学校的社交账号推文中，他们满怀期待地写：“向着在芝加哥招募满100名同志、在美国招募满1000名同志的目标前进。”
应受访者要求，Quinn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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