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共產主義者嗎？組織起來吧！」
2024年6月，在芝加哥路邊的一根電線杆上，24歲的美國青年Katie Powell看到一個招募黨員的二維碼貼紙，來自美國革命共產主義者（Revolutionary Communists of America，下稱「RCA」）。Katie掃描了二維碼，填寫姓名、地址等基本信息，申請成為一個共產黨員。
RCA是一個成員不到千人的政黨，2024年剛剛成立。在其中，Katie遇到許多和她相似的年輕人：他們主要是白人，90到00後，受過高等教育，但從事藍領工作，以工人階級自居。大多數人被經濟問題困擾，穩定工作減少、物價飆升、階級固化等現狀，讓他們覺得資本主義處在危機之中。
對經濟的焦慮，在今天的美國十分普遍。美國三大電視網之一的CBS News對2024年大選的民調顯示，有三分之二的選民覺得美國經濟狀況糟糕，45%認為自己的經濟狀況比四年前差。對經濟不滿的人中，69%投給了特朗普——其中包括許多藍領工人，他們過去是民主黨的支持者，如今卻和代表大資本的共和黨站在一起，希望特朗普的貿易保護政策能重振美國經濟。
在右轉的大潮裏，也有小部分年輕人選擇了左轉，把社會主義、甚至是共產主義當作解法。2022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18到29歲的美國人中，有44%對社會主義抱有正面看法，認為社會主義制度能更好地保障住房、醫療等基本需求。「2024年大選前夕，「投票給社會主義者」（#votesocialist）的標簽出現在X等社交媒體中，支持立場比民主黨更左的第三黨派總統候選人——比如克勞迪亞·德拉克魯斯（Claudia De la Cruz）和吉爾·斯坦因（Jill Stein）等。」儘管選前民調顯示，這些左翼候選人的支持率只有個位數，但民主黨依然一度擔心，他們的存在足夠改變搖擺州的選舉結果。
Katie和她加入的RCA，則是左轉逆流中更激進的代表群體。他們認為民主黨和共和黨都不能代表工人階級，需要建設獨立政黨，發起社會主義革命。如今，成員們正在學習如何「建設組織」。不過，從建設組織到發起革命，這中間的路要怎麼走？Katie覺得，自己和RCA都沒有找到答案。
「這是一個常見的故事。」談到Katie的經歷，在新奧爾良洛約拉大學研究美國種族、階級與政治態度關係的科迪·梅爾徹教授（Cody Melcher）對端傳媒說：「加入又離開一個這樣的政黨，是美國左翼的成年禮。」
1. 美國夢的幻滅
成為預備黨員後，Katie過着兩種不同的生活。工作日，她是一名IT技術助理，為芝加哥一家律師事務所服務。她不喜歡也不討厭這份工作，常開玩笑說自己在當保姆，照顧不會用電子郵箱的律師。
到了週末，她和芝加哥的四五十名RCA成員一起聚在圖書館裏開會。Katie聽着他們以「同志」相稱，覺得有些書呆子氣，又有些可愛。根據RCA的官網，成員的責任是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傳播共產主義思想，並積極尋找其他共產主義者，將他們組織起來。
在反共歷史深厚的美國傳播共產主義思想，不是一個容易的任務。冷戰時期，共產主義者被政府視為危險分子。1950年通過的《國內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規定，共產組織的成員不能申請美國護照，且必須向美國政府登記自己的姓名、地址，在緊急情況下，總統有權對他們進行預防性拘留。在蓋洛普公司2020年的民調中，超過60%的美國人表示，如果自己支持的政黨提名一個穆斯林做總統候選人，他們願意投票給這個候選人；但如果被提名的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只有45%願意投票。直到今天，「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在主流輿論中依然是一個負面的標簽。在2024年大選中，特朗普就多次指控賀錦麗為「共產主義者」。
為此，RCA的年輕人們也做了些安保措施，例如不公開成員名單，要求成員結伴外出行動等。但他們相信，這些對共產主義的污名會隨着代際更迭消失：老一輩支持資本主義，是因為他們享受了二戰後美國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而對於20歲出頭的年輕人來說，他們一齣生就在不斷經歷資本主義的危機，美國夢已經不復存在。
首先破滅的，是向上流動的希望。
Katie就是一個典型代表。她經歷過階級滑落，發現富裕生活易碎，要爬出貧窮的泥沼卻極其困難。
18歲之前，Katie是美國社會的幸運兒。她住在紐約富人區漢普頓的別墅中，有保姆照料起居，理想是大學學藝術，成為一名插畫家。但這一切在2018年戛然而止：她的父親突然去世，沒有留下任何遺產。更糟糕的是，Katie那時才發現，父親所謂的「生意」其實是金融犯罪——他利用虛假信息買賣股票和避稅，甚至騙走了好朋友一百萬美金。
父親去世後，Katie的生活一落千丈：因為母親供不起學費，她本科讀了一個學期就被迫退學。她想要逃離分崩離析的家庭，可沒錢獨自租房，便寄住在男友家。她說，因為沒錢買吸塵器，他們租的房子裏滿是蟑螂屍體，地毯也散發着異味。倆人很多時候都餓着肚子。男友白天就在床上呼呼大睡，變得越來越暴力。有一次，Katie推醒男友，提醒他去看望他的祖母，男友卻猛地站起來，一拳在牆上打出一個洞。
和男友分手後，Katie意識到自己必須經濟獨立。她搬回母親在華盛頓州的家，開始找工作，卻發現自己已落入貧窮的循環陷阱：「你需要有錢才能買車，有車才能去工作，工作才能有錢。」
Katie不會開車，也沒有錢去學車考駕照。她說，因為沒有銀行信用記錄，她也無法貸款。還在前男友家時，她必須徒步穿過一個治安較差的街區，才能坐上公交車。搬回母親家後，冬天最冷的時候，雪積到腳踝深，她便一腳深一腳淺地走一個小時路到公交車站，再坐兩小時的公交車去上班。
她最終找到一份護工工作，照顧有智力障礙的成年人。Katie從沒想過，自己的二十歲會在洗廁所和換尿布中度過。而通過這個工作改善生活，可能性微乎其微。
護工的時薪約16美金。這是華盛頓州的最低工資。但根據麻省理工學院的生活工資計算器，一個獨居的成年人，如果一週工作40小時，為了支付基本的衣食住行加上稅，在華盛頓州的時薪至少需要19.87美金。如果要撫養幾個孩子，這個工資更是遠遠不夠。Katie的很多同事在這個崗位上工作了三四十年，他們頻繁加班，甚至會和患者住在一起，24小時不間斷地工作，依然無法擺脫貧窮。
和他們一樣，Katie也時時刻刻為房租和食物焦慮，時間彷彿被壓縮到只剩下當下。
「這是我第一次體驗貧窮。」Katie說完又補充：「美國式的貧窮。」談到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貧窮，她和Daniel常常提起南亞漁民和富士康工人。Katie知道自己的處境和他們十分不同，但現狀依然讓她感到窒息。
窮忙，也是組織中其他年輕人的體驗。他們曾相信教育可以改變人生。從2009年到2017年，時任總統奧巴馬反覆強調：「大學教育是通向中產階級最可靠的門票」。那八年裏，許多後來加入RCA的年輕人正在上大學，可畢業後，他們發現本科教育並沒有讓自己得到體面的工作。
留着爆炸頭的Quinn今年27歲。2016年，他進入一所私立大學學習戲劇，輔修藝術與娛樂管理，每學年學費兩萬多美金。Quinn很早就知道戲劇專業不好找工作，他打算一邊打零工過渡，一邊找藝術類的全職工作。可他沒想到，2020年畢業時，新冠疫情讓劇場全面停擺，他第一份工作是在藥店當新冠檢測員——這工作不需要任何學歷，時薪16.5美金，比芝加哥的最低時薪只高2.5美金。到2024年，他在一家超市當理貨員，時薪依然只有17美金。
Alex和Quinn一樣在2020年畢業，他本科學的是政治科學，畢業後第一份工作是律師助理。工作聽起來光鮮，但時薪也只有17美金。「我像狗一樣工作，收入卻什麼也沒有。」他很快辭職，找了一個工廠流水線的工作，工資和律師助理一樣。如今他在一棟商業大樓當前台。
根據芝加哥的生活工資計算，如果Quinn和Alex單身獨居，17美金的時薪遠小於覆蓋衣食住行稅所需要的時薪——23.69美金。如果與有工作的伴侶同居，維持生活需要的時薪會下降到16.07美金。在這種情況下，Quinn和Alex的工資也只是堪堪夠用。這也是為什麼他們覺得被工作困住了。
比起Quinn和Alex，Katie覺得自己只是更幸運：她通過網絡結識了現在的男友Daniel Duarte，兩人一起搬去Daniel父母在芝加哥的家。他們依靠Daniel父母的資助，學習了計算機，考了證。倆人現在都是IT技術助理，Daniel在芝加哥一家醫院工作，年收入3到4萬。在律所工作的Katie，時薪也從做護工時的16美金漲到21美金，儘管離芝加哥26.67美金的平均時薪還差一些，但對Katie來說，已經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如今兩個人的收入，都足夠承擔衣食住行的成本，加起來也略高於芝加哥七萬多美金的家庭收入中位數。「我們終於有腦力來讀馬克思，可以計劃未來，討論我們要如何還清負債，存錢，甚至買房——這一切僅僅是因為我們有了一點多餘的錢。」Katie覺得自己依然是工人階級，但不再是窮人（編按：根據芝加哥本土電視台WGN2023年的估計，家庭年收入一般要達到九萬才有能力在芝加哥買房）。
Katie說，在如釋重負的同時她也感到愧疚——如果沒有男友的父母，她靠自己是無法逃離貧窮的；其他困在貧窮裏的人，卻難以獲得這種社會支持。
「只要發生一兩個意外，任何人的生活都可能急轉直下。」Katie認為，「貧窮是因為不努力」的說法是不道德的，「如果再來一次2008年的經濟危機，又有誰能夠倖存？」
在經濟之外，同樣被動搖的，還有對美國民主的信心。
Quinn和Alex的動搖，源自2020年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下稱「BLM」）運動。2020年5月25日，非裔美國人喬治·弗洛伊德被警察當街跪壓，導致窒息死亡。弗洛伊德的死引發的抗議活動迅速席捲全美。
回憶起BLM，他們反覆提起的，是警察對抗議者的暴力鎮壓。「人們只是在行使民主權利，卻被警察毆打。」在芝加哥親身參與抗議的Alex回憶。Quinn則表示自己被嚇壞了，沒有去現場，而是每天在社交網絡上看警察毆打抗議者的視頻，詢問去參加抗議的朋友們是否還安全。這是Quinn關注的第一場大規模抗議。
BLM一度讓他們感受到群體運動的力量，可結果卻讓他們失望。Quinn說：「我們看着一切回歸正常，提出的要求都沒有實現，反而是更多的錢流向了警察……就像是什麼都沒發生。」他一度安慰自己，發生這種情況是因為當時總統是特朗普。但民主黨的表現同樣令他憤怒。在一場記者招待會上，民主黨成員、時任衆議院議長的佩洛西等人單膝下跪，為弗洛伊德默哀。Quinn覺得這只是作秀，對減少警察暴力毫無幫助。
對於更加年輕的Katie來說，巴勒斯坦問題則是她的當頭一棒。和許多參與支持巴勒斯坦抗議的年輕人一樣，她認為以色列在加沙的行為是「大屠殺」，憤怒民主黨對以色列的縱容。「美國是一個一黨制國家。」她半開玩笑道，在巴勒斯坦問題上民主黨和共和黨毫無區別——都只會捍衛美國在中東的利益。
Katie和她的「同志」們相信，現在是建設共產主義的好時機。RCA在宣傳材料中，將美國高通脹、高負債、抗議活動此起彼伏的現狀比作1930年代——那既是經濟大蕭條，也是美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鼎盛時期。
組織樂觀地展望：
「美國共產主義的黃金歲月不是過去，而是現在。」
2. 「美國共產主義的第二個黃金歲月」
2024年6月29日，Katie和Daniel一起去參加RCA的區域大會。成員們從2024年2月開始籌備組建政黨，這次大會是為7月底正式宣布建黨做準備，大會面向芝加哥所有的成員，一共有20多人到場。Katie和Daniel坐在最後一排，Daniel一邊聽，一邊仔細地記着筆記。
大會的第一個環節，是介紹RCA的成立宣言。宣言裏，RCA回顧了美國左翼的歷史，它認為，過去的左翼組織最終都投靠了民主黨，與資本主義「同流合污」。
這是一個關於妥協和「背叛」的故事。它指向的是一個從恩格斯開始、就困擾着左翼人士和學者的問題：為什麼美國主流政治中沒有勞動黨或者社會主義黨？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美國是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它的勞資矛盾也應該是最尖銳的，工人階級應當會組織起來，產生屬於自己的政治組織。在歐洲各國的政治中，勞動黨、社會主義黨甚至共產黨都很活躍，但在美國，這些政黨在主流政治中卻沒有影響力。
關於左翼政治的缺失，學界有許多解釋，其中十分重要的，是第三黨派在美國兩黨制中的困境。美國選舉採取簡單多數制（first past the post），每個選區只有一個獲勝者。在這種情況下，選民擔心投票給第三黨派是分散選票，反而可能讓自己最不喜歡的候選人勝出。因此，很多選民會轉而選擇支持民主黨或共和黨中更接近自己立場的一方。民主黨和共和黨也常會選擇性地吸收第三黨派的政治觀點，進而吸納第三黨派的支持者。
但出現一個主流左翼政黨，並不是沒有可能——1930年代的大蕭條，在一些美國歷史學者看來，曾是這一現象極有可能實現的時刻。彼時，因為失業潮和勞工運動，美國共產黨（The Communist Party USA，下稱「CPUSA」）的成員從小於兩萬人增長到八萬多人，美國各地也涌現出許多新的左翼政黨，去競選各級政府的職位。
為了掃除第三黨派的威脅，羅斯福總統採納了左翼政黨支持勞工權益的言論和政策，也有意識地吸納這些第三政黨和左翼社會運動領導者，讓他們加入自己的競選團隊。
這令第三黨派們陷入兩難：羅斯福新政在工人中大受歡迎，這些黨派如果繼續反對民主黨，會被政治邊緣化；但支持民主黨，又意味着失去獨立性。CPUSA最終選擇了第二條道路，成為羅斯福的忠實支持者，支持工人和中產階級聯合。儘管CPUSA因此迎來了成員人數的持續增長，但也在公開場合幾乎完全放棄了共產主義和革命的言論，甚至解散了自己在工會中的許多組織。
羅斯福新政奠定了民主黨在工人階級裏的基礎，也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美國左翼政治的缺失。直到1980年代，民主黨開始逐漸右轉，放棄新政時期對社會福利和工會的支持，這個缺失才重新顯露出來。
2016年是左翼思潮進入政治主流的最新嘗試：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的聯邦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競選美國總統。他將民主社會主義看作是羅斯福新政的延續，提出要改變美國財富嚴重不均的現狀，其競選承諾包括提高最低工資、推廣全民醫保、免費的公立大學教育和公共住房。
但同樣的困境再次上演。此前一直是無黨派人士的桑德斯，最終決定以民主黨人的身份參選。在CBS News的採訪中，他解釋說：「我不想作為第三黨候選人蔘選，因為這會分走民主黨候選人的選票，幫助選出右翼共和黨人（當總統）。」
這個策略的結果是，桑德斯兩次都沒能被民主黨提名為總統候選人，只能提前終止競選。但他在美國年輕人中掀起了一股社會主義風潮。2020年，桑德斯再次參選，在民主黨初選中，他在18到29歲的年輕人中獲得60%的投票，遠超拜登的17%。支持他的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下稱「DSA」），成員人數也從6,200人迅速增長到2021年的95,000人，一躍成為美國如今最大的社會主義組織。因為DSA的新成員主要是80、90後，這股風潮被稱為「千禧一代社會主義」。
許多研究2016年社會主義風潮的學者認為，這反映了年輕人真實的經濟困境：雖然2008年經濟危機已經過去將近20年，它依然影響着千禧一代和Z世代。在經濟危機後上任的奧巴馬，一度被看作是改變的希望，但他也沒能有效地改善美國社會在財富、醫療、種族等方方面面的不平等。
任教於新奧爾良洛約拉大學的梅爾徹教授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人們從工作到住房和教育，都依賴於市場經濟；當人們感覺自己在市場經濟中處於劣勢，就會希望獲得市場之外的保障。
這些保障，可以是支持政府擴大社會福利政策，也可以是排斥少數族裔和移民，以此減小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從這個角度看，所謂的左轉和右轉，只是想要達到同一目的的不同手段。
對左翼政策的支持，也不是2016年才出現的新現象。「幾十年來，絕大多數美國人一直支持增加財富再分配、擴大全民福利等政策。」梅爾徹教授解釋。他認為，經過了2008年的經濟危機、佔領華爾街運動和一系列的抗議活動，再加上對冷戰的集體遺忘，人們才慢慢接受用來形容這種政治態度的詞語——也就是「社會主義」。
在區域大會上，RCA提出他們的奮鬥目標。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是在社會主義下，每個人都得到有保障的全職工作、免費的住房、教育和醫療。
這個目標，乍一看上去與桑德斯的政見並沒有很大區別。但為了實現這個目標，RCA提出了一個即使在左翼政黨中也相當小衆的路徑：把住房、教育和醫療系統等全部施行國有化。而要達成國有化，必須有獨立的工人階級政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面對2024年的大選，打出「要建設獨立的工人階級政黨」旗幟的，還有社會主義與解放黨（Party of Socialism and Liberation, PSL）和社會主義替代（Socialist Alternative）等組織。
「這是些幻想組織。」談到RCA這類革命組織，漢密爾頓大學的莫里斯·伊瑟曼教授（Maurice Isserman）對端傳媒說，他長期研究美國左翼運動。伊瑟曼將類似的革命組織吸引人的地方，稱為「列寧主義的誘惑」：即相信一小群人，通過嚴密地組織起來，能夠改變歷史的方向。
梅爾徹和伊瑟曼都認為，美國社會主義的主流，依然是像DSA這樣的民主社會主義者。這些人支持財富再分配、希望有更多的社會福利，但他們不是革命者。作為DSA的創始人之一，伊瑟曼更認為，在美國，左翼必須與民主黨合作（這也是DSA選擇的方式），即在民主黨內部運作，推動民主黨向左。
Katie和Daniel不相信DSA的道路。他們無法接受民主黨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的立場。Daniel更提到，民主黨不斷地右轉，在移民等議題上和共和黨變得越來越相似，這更加深了他們對選舉的虛無感。
但加入RCA不久後，他們也對實現革命的方式產生了懷疑：組織各種瑣碎的行動，真的能推動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嗎？
除了政治學習，Katie的另一項主要工作是賣報紙。賣報紙也是繼承列寧的傳統。RCA每個月出版一期報紙，5美元一份，每份20頁。報紙評論美國國內外的政治事件，也講組織的最新發展。根據RCA的官方說法，賣報紙是組織建設的重要一環：報紙能傳播被主流媒體壓制的信息，賣報紙的收入能支持組織的運作，賣報紙的過程也鍛鍊了組織成員向普通人解釋馬克思主義的能力。
但Katie和Daniel覺得，賣報紙更像是一個內循環：賣報紙，賺錢，印更多的報紙來賣。「我感覺更像是個銷售，而不是在幹革命。」Daniel開玩笑說。擺攤時，人們要麼是冷漠地走過去，要麼來質問他們，為什麼要支持共產主義這種殺死了數百萬人的意識形態。
RCA擺攤的地點，也主要在芝加哥北邊，而不是在更貧窮的南邊。雖然組織解釋這是根據成員住處安排的，但二人都開始懷疑：RCA真的能領導工人階級嗎？他們真的能從賣報紙走向革命嗎？
每一次賣完報紙，走在回家的路上，Katie都在想：肯定有更值得的事情可以做。
這種深陷瑣事的感覺，在6月底的區域大會上達到了頂點。介紹完成立宣言和奮鬥目標，主講人念起了成員們對這兩份綱領文件提出的修改意見：
——是否應該將「無工作福利」（jobless benefit）改為「無僱傭福利」（unemployment benefit）？
——是否應該將「國有化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的企業」改為「國有化世界500強企業」？
——工人政府的工作人員的薪水，是否把「按照工人的平均薪資」改為「按照工人的最低薪資」？
——在美國實現社會主義之後，原住民保留地是否應該實行社會主義制度？
——宣言裏引用馬克思的原文，是否需要更明確地標註引用？
……
聽着聽着，Katie開始靠在Daniel的肩膀上發呆。Daniel也從認真做筆記、慢慢變成了用手捂着自己的頭。等到舉手表決這些修改意見的時候，他好幾次沒有反應過來，錯過了舉手的時間。
3. 建設組織「壓倒」一切
區域大會結束幾天後，Daniel和Katie決定不再去參加RCA的活動。「我們為什麼在賣報紙，而不是去參加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議？」Katie問。她覺得會議總在討論革命成功之後要怎麼樣，但美國離革命還很遙遠，大家連如何走到革命這一步都不知道。
對於他們的離開，資深成員Mark則表示很正常：「就像是熬楓糖一樣，你一直煮它，直到水分蒸發，只剩下十分之一真正的糖漿。」
建設組織、等待革命時機，是許多成員堅持的動力。但這種堅持，又透露出一種說不出的冷漠。
對每一場具體的社會運動，RCA也像對待離開的成員一樣，不計較一時一地的得失。
Mark從高中起就加入了RCA的前身——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International Marxist Tendency，IMT），如今他37歲，在組織裏已經20多年。他親歷了佔領華爾街運動和BLM抗議，RCA的成員參與了這兩場運動，並向參加者提出倡議，例如要建設更長期的組織，或者運動要與當地工會聯合。但這些倡議都沒能得到採納。Mark說，這是因為當時組織還太弱小。
在他看來，每一個具體的社會運動都是歷史進程的一部分，通過這些運動，人們在不斷嘗試到底哪種方式才能帶來社會變革。而他相信，人們最終會發現，最需要的是建設獨立的工人階級政黨，發起社會主義革命。 他認為正是這種長遠的眼光，讓他能不因為具體運動的失敗而失望，因為他知道，「不要把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裏。」
對他們來說，2024年如火如荼的支持巴勒斯坦運動，也只是歷史進程的最新一浪。
2024年4至5月，芝加哥大學、西北大學等學校的學生在校園裏紮營，要求校方停止投資與以色列有關的企業。但這些營地的存在時間大多很短暫：芝加哥大學的營地在9天內被警察清場，西北大學的營地從紮營開始，到學校與學生達成協議解散，也不到一週時間。
當RCA進入校園時，紮營已經接近尾聲。在成員們看來，紮營的迅速瓦解又一次證明了「組織」的重要性。Mark覺得紮營重複了佔領華爾街運動的錯誤——群衆沒有自己的領導和章程。Quinn和Alex覺得這重複了自己在BLM抗議中學到的東西：如果沒有一個組織，群衆的熱情是很容易散去的。
在紮營瓦解之後，Quinn對街頭的支持巴勒斯坦遊行也不感興趣了，他覺得重複喊口號沒有什麼意義，建設組織更重要。
「建設組織」的這個說法，一直延續到8月末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
面對特朗普遇刺後高漲的人氣，民主黨需要通過這場全國代表大會來展現黨內的團結，為賀錦麗造勢。關心巴勒斯坦議題的抗議者們，則將大會看作是抗議的重要時機。從大會前夜到最後一天，各個社會組織策劃了至少四場支持巴勒斯坦的大規模遊行，抗議民主黨對以色列軍費的支持。
RCA希望從抗議者中招募新成員，尤其是那些剛剛投身社會運動、還沒有加入過其他政治組織的年輕人。這些年輕人原本大概率會是民主黨的選民，但因為巴勒斯坦問題，他們拒絕給民主黨投票。RCA自認為作為堅定反對民主黨的左翼政黨，能為這些年輕人提供一個新的選擇。成員們相信，在大選的緊張局勢中，RCA的人數會像2016年的DSA一樣暴漲。
芝加哥的聯合公園是大會期間市政府指定的遊行集會地點。RCA的攤位卻擺在了公園的邊緣處，這樣的「選址」或許折射了他們對遊行若即若離的態度——RCA來支持遊行，但拒絕參加組織遊行的抗議聯盟，認為大多數抗議者雖然對拜登或賀錦麗不滿，但並不反對整個民主黨。
RCA支起好幾張小桌子，桌上擺滿了報紙、宣言和馬克思主義書籍。除了這幾個攤位，成員們還組成兩三個人的小隊，舉着紅旗、帶着報紙，在公園裏的抗議者人群中穿梭。
可結果不盡如人意。RCA攤位前人最多的時候，是維韋克‧拉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來參觀，一大群記者跟着他圍了過來。這位印度裔富商出身的共和黨政客，如今和馬斯克一起，被特朗普任命去領導政府效率部。拉馬斯瓦米出現時，看守攤位的是Austin。他是Katie曾經的支部書記，也是RCA的資深成員。
拉馬斯瓦米買了一份報紙和一份宣言後，對着記者們批評了一番賀錦麗，說她沒有明確的政策，最後才轉向Austin，問他怎麼看。在Austin解釋完民主黨和共和黨都不能代表工人階級後，拉馬斯瓦米也沒有正面回答他，而是繼續批評民主黨。Austin則衝圍在一邊的Mark等人無奈地擠了擠眼睛。很快就有人插話問拉馬斯瓦米對種族賠償的看法。雖然沒有被詢問，Austin也藉機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但記者們顯然對拉馬斯瓦米更感興趣，隨着他的離開，記者們也跟着離開了。
大會最後一天，是最後一場支持巴勒斯坦的大遊行。晚8點15分，市政規定的遊行結束時間剛過，RCA就帶隊離開了現場，以避免和警察發生衝突。成員們覺得，現在組織還太過弱小，與警察發生衝突是不明智的。他們相信等組織發展壯大之後，一切都會不同，他們將可以領導罷工、抗議、帶領人們實現自己的訴求。
但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以待來日。大部分抗議人群散去後，還有一百多人一直堅守到晚上10點多鐘警察來清場。他們中有許多阿拉伯裔的面孔。一部分抗議者試圖突破警察防線，衝到街道上去打斷民主黨代表們離開的車流。另一部分則在漆黑的公園裏舉着標語，一個女人手中的標語寫着：「我的家人在巴勒斯坦。你為什麼要逼我送錢去殺死他們？」
對這些有切膚之痛的人來說，巴勒斯坦不是歷史進程裏衆多運動中的一個，也不是裝雞蛋的籃子，而是不可取代又無法逃避的現實。
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結束三天後，RCA在社交媒體上放出了一小段採訪視頻，是Austin對種族賠償的回應。他慷慨激昂地解釋：真正的種族賠償，只有通過工人階級奪取生產工具來達成，不然這些賠償只會是資本主義下的「創可貼」。RCA分享視頻時寫道：「這部分被從新聞短片裏剪掉了，我好奇這是為什麼。」
4. 尾聲
十一月，美國大選結束後，我跟Katie和Daniel打了個視頻電話。他們倆都沒有去投票，也已經徹底退出了RCA。Katie笑着說這就像一場夢一樣，她已經很少再想起這件事。
但對RCA的、失望，並不意味着他們會退回到主流的兩黨政治中去，倆人依然在尋找填補美國左翼政治空缺的東西。
離開RCA後，他們去參加了幾場支持巴勒斯坦的遊行，很快對這些遊行也產生疑問：拿着市政府的許可，在規定的時間和規定的路線裏遊行，到底有什麼用？
為了尋找新問題的答案，Katie讀起1960年代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有關的書。她談到當時的民權運動家會堵住公交車行進的路線，拒絕離開，直到公交車公司改變他們種族隔離的政策。在她看來，這是比遊行更加激進也更有效的策略。
但在巴勒斯坦問題上，她還沒有想清楚策略：「或許是圍堵住武器製造商。當然，要這麼做是很困難的，我想很多人會害怕，因為現場可能會變得暴力。」
那麼接下來要做點什麼呢？
Katie的答案是先讀書：「因為在美國，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被看作是同樣危險的意識形態，如果你要說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你最好有足夠的理論基礎來支持自己的想法。」
思考是否要退出RCA的時候，她和Daniel都曾非常猶豫：一方面，他們覺得自己懂得不夠多，沒辦法判斷RCA做的事情到底有沒有用，想要多讀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他們又擔心，讀書會變成逃避行動的藉口。如今，Katie決定還是要先讀更多馬克思的原文，對理論更加理解，再考慮加入新的組織。
Mark等成員則繼續「建設組織」。在選舉結果公布後一天，RCA官網貼出了「拋開民主黨，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打敗川普」的文章，在X上有兩千出頭的閱讀量和24次轉發。芝加哥的成員們則組織起共產主義週末學校，討論選舉後RCA應該採取的行動。
在關於週末學校的社交賬號推文中，他們滿懷期待地寫：「向着在芝加哥招募滿100名同志、在美國招募滿1000名同志的目標前進。」
應受訪者要求，Quinn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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