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不到一个月前，我们的美国大选团队还都在路上，纪录报道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 今天，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忍不住回望这个历史转折点上，路上遇见的种种人物事件，脑间涌过的情绪和思索，一起提起笔来，在充满变数的未来尚未来到之际，在我们忘记这些细碎点滴之前，一一记下。
Ava，驻地记者、新闻系学生，聚焦旧金山的一代移民
我没想到我会哭，尤其是为了特朗普哭。
他当选次日，在美国民主党老巢加州伯克利新闻学院，教授把我们组织起来做解压活动，年轻的记者们分享自己的感受。 大屏幕上放着贺锦丽败选演讲的开头，不一会儿，她疾步走向舞台。
这一场败选演讲，有太多催人泪下的金句。 可是在这个移民家庭的女儿，第一位女性、第一位非裔美国人副总统说，“我为我们的竞选活动感到自豪”，当她说“感谢那些为此付出太多的志愿者”，两行眼泪直线从我眼眶里掉出来——我如此熟悉她说的人们。
过去三个月，我见过在唐人街里奔走辟谣的华人经理，她拍拍我的肩膀说“有你们（记者）在就好。”我和组织六百华人义工团队的阿姨隔着屏幕相见，每天在朋友圈看她在各个摇摆州敲门拜票。 她给我讲自己网名的由来，因为她喜欢戴一条红色丝巾。
还有她没有提到的人们，有个在美国打黑工的阿姨给我讲上帝选择特朗普。 她描述一个十分邪恶的美国，加州骗高中孩子去变性、拜登挑起巴以冲突。 阿姨有东北口音，很愤怒地说，“就这一点就得让特朗普当总统，不然的话你就这么打下去，他这，他家孩子咋不上战场呢？ 都是老百姓家，孩子死了，那死多少人那？”
那时候，我觉得很幸运。 四年前总统大选，我把所有采访当作最后一次来做，总觉得这是人生中仅有一次的体验，不知道四年后的自己会随人潮漂泊去何方。 而四年过去，我竟然还在，特朗普也在，拜登也在，而我仍然有能抓起手机电脑出门去看世界的勇气。
两周后，大选日，我站在旧金山投票站的门口，身上的工装马甲里揣着充电宝、纸笔、电池和防狼喷雾。 十一点钟回到家，在电脑前改稿，转录录音，等结果，发现袜子穿的不是一对，一红一蓝。
太平洋时间凌晨2：53，特朗普赢下摇摆州威斯康星，成为美国第47位总统。
次日早上，教授试图消解一屋子美国年轻人的低气压，半开玩笑地说，不如我们来讲讲，如果你现在是主编，接下来一个月会让你的编辑去报道什么？ 我先来，他自问自答道，特朗普多次说道要每年驱逐美国境内100万非法公民，这项政策会怎么进行？
手机弹出消息，清洁工阿姨给我发来照片，“昨天我陪儿子去投票站给特朗普投票，我不是公民投不了，他投特朗普。 天佑美国。”
我没想到我会哭，可是我哭得好难过，像那年中考忘记涂满数学答题卡，每次想起都带着灵魂痛的颤抖。
我没想到我会哭，我知道自己只是个旁观者，大国命运辗转反侧，大不了四处漂泊。 可是那条红丝巾，那些微信群，千千万万的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我的族人，特朗普获胜后的四年，会否将他们的生命卷去另一个方向，这其中我是否有许多应该做，还未做，应该说，却没说？
几周前，编辑来西岸，在一个旧金山小公寓房的觥筹交错里，她问我，“所以，你为什么要做记者？”
那时候我没敢在清醒的时候喊出理想这种傻话，但我想，是的，很不幸的是，四年之后又四年，我仍然是个能流泪的记者。
杨静，大选报道记者、编辑，总在搬运自己的游荡者
我在想这一路上遇到的移民，他们来自中国、台湾、印度、俄罗斯、墨西哥、哥伦比亚、古巴、塞内加尔⋯⋯在选前的民调专家分析中，他们都是民主阵营的希望，因为他们吃过移民的苦，仍然没有在这个国家变得主流，变得平等。
然而他们中有好多人告诉我——自己一定会选特朗普。
“卡玛拉就是个婊子。”
加州橘郡，Uber司机在我上车三分钟后，咬牙切齿地挤出这样一句。 那之前他刚刚知道我是记者，希望我能帮助他出版一本书——讲瑜珈和身心灵健康的专著，因为他来自印度，“继承了这种传统”。
我接上话茬：“总统候选人之一也是印度裔喔 。”
“她不是印度人！ 她是斯里兰卡人，差了十万八千里！ 她就是个婊子！ 当总统？ 我看她应该去刷马桶，拜登应该去扫厕所！”
后视镜里，他青筋暴起，“而且就算她是印度人又怎麽样！ 印度是个屎一样的国家！ 不像你们中国，有世界最大的工厂，最先进的大坝，最好的电子商务。 印度什么都没有！ 只有小偷、乞丐⋯⋯”
“你身边的印度移民都是这样想的吗？”
“我身边没有印度移民。”
“朋友呢？”
“我没有朋友！”
“家人呢？”
“我告诉你，人在美国没有家人，只有这个，”他从座位旁边的钱包里抽出一张20美金的钞票，向我扬扬，“我的老婆是个淫娃，女儿也都不是好东西！ 我早就不和她们说话了！”
“离婚了？”
“你可以这么理解。”
“那同事呢？”
这句话戳到他的神经，他几乎把上半身完全转过来，根本不在乎我们正在高速公路上狂飙：“我没有工作！ 我刚刚被社区大学保卫处解雇了，我是这个大学最好的最忠诚的保安！ 但是又怎么样呢！ 操他妈的拜登，我被炒了！ 他们雇了一个白男顶替我。 所以我要选特朗普！”
“他能帮助你找到工作？”
“总比拜登强吧，拜登把这个国家治理得一穷二白，我以前天天出去喝酒，现在呢？ 现在我只能出门前烧水泡茶装在保温杯里，太憋屈了！ 特朗普、特朗普是个商人，他懂，他懂钱、懂女人，妈的，女人。”
汽车到达目的地，他帮我把行李拿出来，冲我挥挥手：“让美国变得像中国一样富强！”
他让我想到几个月前，在南加州遇到的另一个司机，我们搭车去洛杉矶丁胖子广场，司机是个来美国不久的俄罗斯小伙。 他的英文很糟糕，但交流的欲望强烈，整个车程都用50个英语单词简单但快乐得和我沟通。
“我喜欢中国！ 华为，小米。 我喜欢中国人，你们唯一不好就是不爱给小费。”
他不喜欢现在的俄罗斯，青壮年的他正是参军的好材料。 他喜欢美国吗？ 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搬来洛杉矶，住在近郊区的小公寓楼里，“离机场很近，孩子们可以看到飞机在头上开过去，他们觉得好玩。”可是来了不久，“她要离婚，她喜欢别人。 美国。。。 太自由了。。。”
他没有继续解释，过了会说：“美国，很难。”又补充，“但很自由。”
“其实美国不难，只要你肯干。”家对面的中餐馆，堂食生意冷清。 每次去，服务员都百无聊赖得给儿子打电话，一开始我以为她说的是福建话，后来才发现是一种夹杂着福州话的英语，叮嘱上大学的儿子好好吃饭、不要丢东西。
她来美国二十多年，初初和丈夫偷渡，落脚纽约法拉盛，在老乡网络里找工作。 过了段时间，来到费城，花几万块买了房子，“全款买的，一个row house。”再二十年，供到两个孩子上了中学再上大学，经济压力越来越小。
“其实美国不难，只要你肯干。 这两年通货膨胀，但我有房子，有工作，就还好啦。 就是冬夏的电费高，开空调、开暖气嘛。”她一边擦桌子，一边给我算每个月的支出，反正来美国这么多年，你低收入是有很多福利的，不工作也饿不死。 不过，我从来都没领过那些，我是靠自己，我不需要那种施舍。”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很有骄傲。
中餐馆在文化气息浓厚的西区，附近环境不错，又有各种好玩的事情发生。 但她都不知道，上班、下班，两点一线，闲下来的时候，就刷刷抖音和朋友圈，在老乡群吹吹水。
“我不投票，我那天还要打工呢，而且我不知道投谁。 可能还是投特朗普吧，我们老乡群都说他好。 其实本来我不喜欢他的，感觉他不太好，对女人不好。 但，后来人家说，你看两三次子弹都打不死他，说明命硬，皇帝命。”
投票那天，中餐馆放假了，我不知道她是在家休息，还是去给特朗普投票。
另一个告诉我想投特朗普的中国女人，是个医疗工作者。
“但我不投票，我只是绿卡，没有公民。”
她是为了儿子变成美国人、接受美国教育搬来美国工作的，住在尔湾。
“怎么说呢？ 看经济，能投还是投特朗普吧，他上来，股价肯定是大涨的。 你记得回去买点监狱企业的股票，他肯定这次选上就要好好发展监狱产业了，这是潜力股。 我们不投票，但是我们可以赚一笔嘛。 民主党我还是接受不了，把孩子都教坏了，天天同性恋、同性恋的，这哪行啊。 还好，我儿子是在国内受过教育，打过底才来的，有自己的批判思维，他不信这些。”
大选结束的那个周五，我短暂离开这个国家。 等我的Uber司机是个高大的壮年白男，头一次，我对白人有了直觉性的警惕——也许他是川粉，也许他讨厌亚洲人。
看着我带了顶黄蓝相间的帽子，他问：“你是在支持乌克兰吗？”我们终于攀谈起来。
他是来自Georgia的白人——不是红色的佐治亚州，而是几年前就被俄罗斯侵占了土地的前苏联国家格鲁吉亚。 他的祖母是乌克兰人，已经死在最近的战争里。 格鲁吉亚被侵略后，政治腐败，经济下滑，他越来越觉得无法生活下去，后来飞来美国讨生活。 他会乌克兰语、俄罗斯语、格鲁吉亚语，但这些都没有用，要学英语。 以前是银行职员的他，做起了专车司机。 来之前，他和多年的恋人说，给他几年时间，他会努力赚钱，衣锦还乡——如果祖国的政治情况好起来，不然，就接她来美国一起生活。
今年是他在美国的第五年，恋人还在家乡，只是已经嫁人。
“你结婚了吗？ 你为什么一个人去机场去另外一个国家，如果我是你的伴侣，我会和你一起去。 相爱的人在一起太珍贵了，不能分开。”
他想回家，但钱没有赚够。 一来美国就是疫情，然后物价上涨。 他被困住了，总觉得会好起来的，但一直没有。 现在，这个新总统⋯⋯唉，乌克兰也要没了，我们国家就更没有希望，但是美国，活在美国也很难啊。”
他说自己是东正教徒，在夜里会和上帝祈祷。
我小心问：“有用吗？ 和你的主说话。”
他笑了：“还是有用的。 你是华人，在任何一个城市，你都能遇到别的华人。 在我住的城市，我可能是唯一一个格鲁吉亚人，只有我的主能让我说点心底的话，才感觉我不是一个人。”
他说如果有票，一定不会投给特朗普。
但他如今没有投票权，以后也不知道会不会有，还会不会坚持留在这里，挣脱困境。
Tiffany，新闻学院毕业生，第一次报道大选，正在离开美国的路上
我在国内读完本科就来美国读研究生，从一年制的新闻学院毕业后，我碰上了这届总统大选。 在这场庞大纷杂的政治活动面前，我不免显得稚嫩。
在这之前，我对美国总统选举的理解限于教科书上的介绍。 可是这一次我碰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人：一讲到特朗普就跟我扯“天选之人”“上帝保佑”的信徒; 时不时就在曼哈顿游行示威，批评民主党纵容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支持者; 苦口婆心告诉我“你们年轻人可不要学民主党那套男变女女变男”的上海阿姨; 没有投票权还为贺锦丽奔走呼号的异乡人; 在投票站门口说“进我们家的门，就得投民主党的票”的意大利奶奶。
我从不觉得在美国有什么归属感，作为记者我更是有意将自己抽离出他们的生活，但是看到人们从不同角度出发的真情实感，我的心情从好奇变得有些困惑。 不管谁上台，日子大概还是这么过，花这么多力气去说服与对峙，有意义吗？ 有时我觉得这是一场“展现民主”的政治表演，但有时我又觉得他们能毫无顾忌地找到同盟然后选边站，其实是一件很有安全感的事情。
选民更分裂了，大家对彼此更愤怒了，社会变得更极化了。 在接触华人川粉的过程中，我加了好些社区活动的微信群聊，有的在纽约发起活动，有的在宾州呼朋唤友。 群里互称兄弟姐妹的人们常讨论民主党带来的治安、堕胎、性取向问题时义愤填膺，但谈话内容是差不多的。
“堕胎，变性是让我们断子绝孙的反人类主义！ 强调堕胎就意味着可以无节制的乱性!!” （这句话我都有点看不懂，谁来帮我翻译一下？ ）
“老外和单纯的华二代肯定不投川。”（谁是“老外”？ 是唐人街以外的那个外吗？ ）
“川普总统要求所有人将这封电子邮件转发给至少20人，并要求每个人也这样做。”（我以为打开了QQ空间。 ）
大选结果出来后，我找到一位之前有些联系的川粉，想问问她现在什么感受。 她带着一股“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急迫感回覆我：“众议院结果还没出来，说胜利还太早了！！”
因为看她平时很活跃，我多问了几句她在这几个月的付出，是否全职帮忙拉票没有上班，她变得警觉起来，开始调查我的身份：“你是川粉吗？ 你投特朗普了吗？ 你给他拉票了吗？”因为我没有及时直接回答她的三连问，她逼问我是不是民主党派来的“探子”、“卧底”，我成为一个居心叵测、想要泄露川粉拉票战略和行动机密的间谍。 她在川粉群斥责我的“不良居心”后，我被踢出了2个群聊，被3个川粉删除好友，听说他们还在群里讨论我朋友圈里仅存的为了证明这是真实账号的风景照片：“什么时候了还有空发吃喝玩乐，一看就不是川粉。”
记者的基本功，让我很快查到她的真实信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二三十年前就来到美国读研读博，从事信息技术工作的人，看上去是典型的模范少数族裔样本。 但是她在社群里对贺锦丽的侮辱性言论，对民主党混合谐音梗和用典的辱骂，以及对特朗普近乎神性的崇拜，都让我觉得与她身份有一种巨大的落差。 我想要更进一步和他们聊聊，但是大部分人都关闭了这扇沟通的大门。
可能我在她眼里，就是“猪党（民主党）”派来的“肿瘤媒体（主流媒体）”，是“民主党的喉舌”。 我很想说我不是，但是我只能看到聊天框里的红色惊叹号。
这种困惑其实在采访民主党支持者时也会存在。
虽然他们不会用太激烈的词语攻击共和党支持者，但是这场选举的结果还是让我疑惑，是不是只是他们声音很大，但实际上人数没那么多？ 民主党支持者更强调人权，关注少数群体，争取移民、少数族裔、LGBTQ、女性们的权利。 可是这些内容在鸡毛蒜皮的生活里根本不值一提。 当日子不那么好过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只关心粮食和蔬菜，几块钱的税，涨价的鸡蛋，家门口地铁站的抢劫案件，哪里有空管诗和远方——（虽然少数族裔的抗争本也不是什么诗。
我还看到第三种人。 他们觉得特朗普和贺锦丽都不能代表他们心中的总统，所以他们选择不投票，并为绿党、美国共产党的阵营摇旗呐喊。 如果说政治光谱是一个标尺，共和党显然站在右边，民主党在偏左的位置，第三派站在标尺的最左边。 既然如此，这些人为什么不先投相对较左的一派，防止整个社会往右边滑落，然后再慢慢把大局拉到自己想要的标尺上？ 大选结果后的第二天，我在民主社会主义党派的集会上听到讨论说，特朗普当选是左翼进步派壮大力量的好时机，这四年大家对特朗普越失望，他们就越可能团结更多选民，然后在下一个大选年获得胜利......
身为记者，我站在意见的交汇处，我听，我看，我记录，我和大家共情，但最后只觉得无能为力。
这里不是我的国家，高兴悲伤都显得没什么立场，争来抢去都是另一片土地上的事情。
我关心吗？ 大概是关心的。
因为我身在此地，因为我和说中文的人还有很多连接，因为我的职业和我的好奇心。 但是仔细想想，真正哪个人当总统其实都与我无关，因为总有一天我要走的。
大选后，我真的开始计划离开美国。 特朗普第一次就职总统时收紧了各种签证的审查，拜登继任后也没有放松对中国留学生、学者和就业人员的限制，接下来一年行情应该更不好了，毕竟媒体本就是异乡人很难插手的行业。 身边的毕业生朋友陆陆续续离开，也有好友入职两个月后被裁，仅仅是因为我的朋友是以签证而非绿卡或公民的身份留在美国的，公司觉得麻烦，干脆不雇了。 想通这里其实也没那么欢迎我以后，我本不顺畅的找工作之路变宽，也变得顺利起来。 可能特朗普获胜给我带来的唯一好处是有了名正言顺离开这里的理由，我没有了“找不到工作所以不得不走”的心理负担。
这场大选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这个国家的裂痕，也让我看清了自己与它的距离。 作为异乡人和旁观者，我无法融入这些热烈的争执，也无法真正与某一方站在同一个立场。 迷雾之中，只能抓到什么，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就记下什么。
龚玨，大选记者，总是试图用俄罗斯来理解世界
选举过后，民主党人天天在反思（推卸？ ）败选的各种原因，然后看到推特上有人调侃说：“贺锦丽输在太左、太讨好中间派、太右和没有政策。”
媒体受到的批评好像也差不多，我们太左胶了，我们太傲慢了，我们生活在自己的泡泡里，我们只服务被左校洗脑的精英，不知道大多数人民群众在想什么; 或者我们太妥协了，我们僞善地坚持“一碗水端平”理论，我们太坚持“平衡报道”，以至于在我们的观众或读者眼里，特朗普和拜登变得没有区别; 或者我们为了收视率炒作特朗普，促成了他的形象正常化。
还是说，我们什么都没有做错？ 发生的无非是媒介革命，没有人愿意在手机屏幕上读超过200字的东西。 无论你写得多认真，最后大家也只会看一个标题，然后就在推特上开骂。 好吧，可是与此同时，为什么突然又有一千多万人愿意上Joe Rogan听老男人们吹水三小时胡扯些有的没的？
其实，在写唐百合的报道时，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应该如何处理一个理念和自己如此不一致的受访者？ 她的很多论据都经不起认真的事实核查，但如果我只是给她的每一句话简单地打上一个“阴谋论”的标签，这是否就是如今被所有人声讨的“媒体的傲慢”？ 可如果对此视而不见，直接为这些言论背书，是否又表明我放弃媒体操守，纵容政治谣言的阴谋论？
最让我“破防”的一次是看到某个我潜伏的极右电报群里，大家分析着细分群体的出口民调数字，发现除了65岁以上年龄段的选民略有左转外，其他年龄段的选民集体右转。 “65岁以上群体不会上网，只会看电视接受主流媒体洗脑。 但时间在我们这一边。”群主兴奋地鼓励大家。
之所以破防，是因为想到了俄罗斯的情况——65岁以上群体只看电视。 但问题在于，在俄罗斯，电视是一个普京政权控制的充满假新闻和阴谋论的粪坑，而有新闻操守的人基本都在网络，在独立媒体抵抗。 媒体人和知识分子安慰大家：“没关系的，时间在我们这一边。”
当然，这并没有发生。 克里姆林宫也意识到了媒介革命，于是开始一手用各种镇压措施打击互联网自由和独立媒体，一手扶植各种水军工厂、“爱国”博主、Telegram矩阵，终于成功把互联网也变成了自己的粪坑。
好吧，于是乎，不管在哪里，最后获胜的怎么都是粪坑？ 或者就应该很犬儒地认为，历史就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你觉得自己和自己信奉的价值多么正确、多么有意义，但只要你输了，最后在大家看来，粪坑就是你。
想到这里，就觉得，还是要去努力战斗呢，我们还有机会不变成粪坑。
陈婉容，国际组主编，在美国内外旁观美国政治的人
大选前两星期，10月23日，我和端闻播客的同事以及主持，总编Lulu一起，录了一期关于威斯康辛富士康计划的端闻。 那时候我刚离开威州，正在密西根州中部继续做大选报道。 录音完之后，Lulu向我感叹：听你这么说，贺锦丽好像很悬。 我问，“悬”是什么意思？ “就是会输的意思。”她说。
“是的，”我说，“如果让我下注，我会赌特朗普赢。”
再之前，10月20日，我去完密西根州的一个民主党造势后，在社交媒体写下：“很多人对贺锦丽都没有了新鲜感，特朗普阵营对她的攻击开始有效; 我的体感是，摇摆州没有一个明显的blue turn，更不要说blue wave了。”
但我在大选前一晚真的下注了，小赌了一把50美元，赌贺锦丽赢。
这不符我的在地观察，更不符我对美国政治的理解，但较为符合我的世界观与期望。 作为新闻工作者，我没有“支持”谁，但作为人类我当然有自己的政治取向：相比特朗普，我更希望贺锦丽胜出。 即使民主党的政治只是表面进步，但也至少不是会意图推翻民主选举结果，或恐吓记者及异见者并称之为“内部敌人”的。 我的这种politics，你称之为工具理性也好，纯粹的实用主义也好，确实也是不够进步。
我不是贺锦丽或民主党的粉丝。 八年前，特朗普胜选之后，我在端写了一篇评论，题为“如果桑德斯对决特朗普，昨夜会如何？”在这篇不成熟的评论中，我幻想了这么一个情景：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如果出选，能不能阻止特朗普上台？ 我的论点是，当时桑德斯在筹款能力，动员能力与政治热情等方面，都完全不输希拉里，但民主党没有给桑德斯一个公平获得提名的机会。 这次大选，想起2016年的不止我一个人。 在《纽约时报》大选夜的直播中，曾任白宫记者的Lisa Lerer就说，民主党两次“failed to take the temperature of the country”（未能准确掌握全国的情绪），她提起的例子，正是2016年明显“overperform”（表现超乎预期）的桑德斯。
我承认自己的论述并不“科学”，事实上，文章确实有被做数据分析的评论人批评是“fanstasy writing”。 虽然我认为，他们在选前凭民调数据就认为希拉里赢定，并且矢言特朗普只是个会很快消失的现象，也是一种fantasy writing; 但我其实不认为“fantasy”一定是个问题。 我从不认为对社会的系统性理解必须像任何硬科学。 著名天文学家Neil DeGrasse Tyson说过：“一旦把人类加进任何方程式，一切就变得非线性了。 这就是为什么天文学很容易，社会学很难。”2024年，我们已经有韦伯天文望远镜，可以看到宇宙在约137亿年前的样子了。 但我们连美国选民要选谁都猜不到。
那时还年轻，正在习惯中西部大学城生活的我认为：民主党对“electability”迹近迷信的执着，直接让希拉里输给了完全不“electable”的特朗普。 8年后，我长了年纪，见识，阅历，但我依然认为，那还不一定要是桑德斯，不一定要像他那么“左翼”，但他是在非极右的政治光谱中，最能代表一种对于现状，对于建制的干扰的人。 我依然认为，民主党没有在像伊利，像基诺沙，像拉辛，像迪尔拜恩，像大急流城的那种地方，闻出选民想要求变的气息。 但只要你去认真的走一圈，谦虚地问那些在货仓门口抽烟，在超市比价的普通人，他们到底想要什么，我不认为他们的意向有那么难懂，他们的愿望有那么难以理解。
如果我们以为，美国自二战以后的共识永远不变，那恐怕是痴人说梦。 旅途上的每一个人都告诉我，他们想要改变，他们想投给能带来改变的人。 而那个人不是贺锦丽，那个党不是民主党。
这只是我的想法，很多人将会不认同。 自称中间派的数据科学家Nate Silver在选后发了一封新闻信，指贺锦丽输在“太左翼”，不够中间派; 但同时，也是自称中间派的评论人David Brooks在《纽时》发表了声音评论，标题是“或者桑德斯是对的”。 诚然所有这样的分析都是一种事后孔明，但事后孔明不代表没有价值。 这正是我们必须把所有对于美国，社会（不止是美国社会），政治，以及我们--人类本身--的前设拿出来，一条一条重新检视，互相踫撞的时候。 这样的反思，不应该是四年一次的。 甚至，我认为我们应该要有一些关于社会，政治的fantasies，例如美国愈来愈多人问的：不是两党制的美国政治是怎样的？ 离开了“electability”的美国政治是怎样的？
11月6日中午，我在睡了两三个小时之后，去了纽约布鲁克林区的Williamsburg，一个文青，hipsters和前卫进步青年的据点，多元文化汇聚的街区闲逛。 在Apple Store，人们沉浸在Vision Pro的虚拟世界里，酒吧，各国餐厅门庭若市，文青书店里贺锦丽的自传在打5折。 Life goes on--仿佛几个小时前，一个曾意图推翻民主选举结果的人，没有刚刚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8年前后，美国社会对于特朗普当选，似乎有了很不一样的情绪。 8年前我在威斯康辛麦迪逊，见证了自由派的集体崩溃，那是一种世界末日，希特勒再临式的恐怖气氛。 2017年1月，许多人从美国各地去华盛顿参加Women's March，那是美国近代最大型的游行之一。 但今年还会有这样的抗议热潮吗？ 特朗普又来了，而人们叹了一口气，然后继续生活。
8年前，许多美国人以为特朗普不过是昙花一现，他极右翼的政治观与极端孤立主义的世界观完全不代表美国，起码不代表二战后一跃成为超级大国时的美国的自我认同，尤其我们还记得，在大家都认同是近代最辉煌时期的，克林顿的美国，是Pax Americana--是在没有神的世界的最接近“神”的存在。
还没过一个十年，这句话已经完全站不住脚。 特朗普卷土重来，今次赢得了普选票，而且为共和党建立了一个（或许）可持续的，跨种族的选民基础; 无论他的选民感受到的呼唤什么，能肯定的是他们共同向民主党说了不，也对民主党念兹在兹、矢言守护的那种共识说了不。
而不论你曾希望谁胜出，现在就是直面这个改变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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