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不到一個月前，我們的美國大選團隊還都在路上，紀錄報道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 今天，當一切塵埃落定，我們忍不住回望這個歷史轉折點上，路上遇見的種種人物事件，腦間涌過的情緒和思索，一起提起筆來，在充滿變數的未來尚未來到之際，在我們忘記這些細碎點滴之前，一一記下。
Ava，駐地記者、新聞系學生，聚焦三藩市的一代移民
我沒想到我會哭，尤其是為了特朗普哭。
他當選次日，在美國民主黨老巢加州伯克利新聞學院，教授把我們組織起來做解壓活動，年輕的記者們分享自己的感受。 大屏幕上放着賀錦麗敗選演講的開頭，不一會兒，她疾步走向舞台。
這一場敗選演講，有太多催人淚下的金句。 可是在這個移民家庭的女兒，第一位女性、第一位非裔美國人副總統說，「我為我們的競選活動感到自豪」，當她說「感謝那些為此付出太多的志願者」，兩行眼淚直線從我眼眶裏掉出來——我如此熟悉她說的人們。
過去三個月，我見過在唐人街裏奔走闢謠的華人經理，她拍拍我的肩膀說「有你們（記者）在就好。」我和組織六百華人義工團隊的阿姨隔着屏幕相見，每天在朋友圈看她在各個搖擺州敲門拜票。 她給我講自己網名的由來，因為她喜歡戴一條紅色絲巾。
還有她沒有提到的人們，有個在美國打黑工的阿姨給我講上帝選擇特朗普。 她描述一個十分邪惡的美國，加州騙高中孩子去變性、拜登挑起巴以衝突。 阿姨有東北口音，很憤怒地說，「就這一點就得讓特朗普當總統，不然的話你就這麼打下去，他這，他家孩子咋不上戰場呢？ 都是老百姓家，孩子死了，那死多少人那？」
那時候，我覺得很幸運。 四年前總統大選，我把所有采訪當作最後一次來做，總覺得這是人生中僅有一次的體驗，不知道四年後的自己會隨人潮漂泊去何方。 而四年過去，我竟然還在，特朗普也在，拜登也在，而我仍然有能抓起手機電腦出門去看世界的勇氣。
兩週後，大選日，我站在三藩市投票站的門口，身上的工裝馬甲裏揣着充電寶、紙筆、電池和防狼噴霧。 十一點鐘回到家，在電腦前改稿，轉錄錄音，等結果，發現襪子穿的不是一對，一紅一藍。
太平洋時間凌晨2：53，特朗普贏下搖擺州威斯康星，成為美國第47位總統。
次日早上，教授試圖消解一屋子美國年輕人的低氣壓，半開玩笑地說，不如我們來講講，如果你現在是主編，接下來一個月會讓你的編輯去報道什麼？ 我先來，他自問自答道，特朗普多次說道要每年驅逐美國境內100萬非法公民，這項政策會怎麼進行？
手機彈出消息，清潔工阿姨給我發來照片，「昨天我陪兒子去投票站給特朗普投票，我不是公民投不了，他投特朗普。 天佑美國。」
我沒想到我會哭，可是我哭得好難過，像那年中考忘記塗滿數學答題卡，每次想起都帶着靈魂痛的顫抖。
我沒想到我會哭，我知道自己只是個旁觀者，大國命運輾轉反側，大不了四處漂泊。 可是那條紅絲巾，那些微信群，千千萬萬的生長在這片土地上的我的族人，特朗普獲勝後的四年，會否將他們的生命捲去另一個方向，這其中我是否有許多應該做，還未做，應該說，卻沒說？
幾周前，編輯來西岸，在一個三藩市小公寓房的觥籌交錯裏，她問我，「所以，你為什麼要做記者？」
那時候我沒敢在清醒的時候喊出理想這種傻話，但我想，是的，很不幸的是，四年之後又四年，我仍然是個能流淚的記者。
楊靜，大選報道記者、編輯，總在搬運自己的遊蕩者
我在想這一路上遇到的移民，他們來自中國、台灣、印度、俄羅斯、墨西哥、哥倫比亞、古巴、塞內加爾⋯⋯在選前的民調專家分析中，他們都是民主陣營的希望，因為他們吃過移民的苦，仍然沒有在這個國家變得主流，變得平等。
然而他們中有好多人告訴我——自己一定會選特朗普。
「卡瑪拉就是個婊子。」
加州橘郡，Uber司機在我上車三分鐘後，咬牙切齒地擠出這樣一句。 那之前他剛剛知道我是記者，希望我能幫助他出版一本書——講瑜珈和身心靈健康的專著，因為他來自印度，「繼承了這種傳統」。
我接上話茬：「總統候選人之一也是印度裔喔 。」
「她不是印度人！ 她是斯里蘭卡人，差了十萬八千里！ 她就是個婊子！ 當總統？ 我看她應該去刷馬桶，拜登應該去掃廁所！」
後視鏡裏，他青筋暴起，「而且就算她是印度人又怎麼樣！ 印度是個屎一樣的國家！ 不像你們中國，有世界最大的工廠，最先進的大壩，最好的電子商務。 印度什麼都沒有！ 只有小偷、乞丐⋯⋯」
「你身邊的印度移民都是這樣想的嗎？」
「我身邊沒有印度移民。」
「朋友呢？」
「我沒有朋友！」
「家人呢？」
「我告訴你，人在美國沒有家人，只有這個，」他從座位旁邊的錢包裏抽出一張20美金的鈔票，向我揚揚，「我的老婆是個淫娃，女兒也都不是好東西！ 我早就不和她們說話了！」
「離婚了？」
「你可以這麼理解。」
「那同事呢？」
這句話戳到他的神經，他幾乎把上半身完全轉過來，根本不在乎我們正在高速公路上狂飆：「我沒有工作！ 我剛剛被社區大學保衛處解僱了，我是這個大學最好的最忠誠的保安！ 但是又怎麼樣呢！ 操他媽的拜登，我被炒了！ 他們僱了一個白男頂替我。 所以我要選特朗普！」
「他能幫助你找到工作？」
「總比拜登強吧，拜登把這個國家治理得一窮二白，我以前天天出去喝酒，現在呢？ 現在我只能出門前燒水泡茶裝在保溫杯裏，太憋屈了！ 特朗普、特朗普是個商人，他懂，他懂錢、懂女人，媽的，女人。」
汽車到達目的地，他幫我把行李拿出來，衝我揮揮手：「讓美國變得像中國一樣富強！」
他讓我想到幾個月前，在南加州遇到的另一個司機，我們搭車去洛杉磯丁胖子廣場，司機是個來美國不久的俄羅斯小夥。 他的英文很糟糕，但交流的慾望強烈，整個車程都用50個英語單詞簡單但快樂得和我溝通。
「我喜歡中國！ 華為，小米。 我喜歡中國人，你們唯一不好就是不愛給小費。」
他不喜歡現在的俄羅斯，青壯年的他正是參軍的好材料。 他喜歡美國嗎？ 他帶着妻子和兩個孩子搬來洛杉磯，住在近郊區的小公寓樓裏，「離機場很近，孩子們可以看到飛機在頭上開過去，他們覺得好玩。」可是來了不久，「她要離婚，她喜歡別人。 美國。。。 太自由了。。。」
他沒有繼續解釋，過了會說：「美國，很難。」又補充，「但很自由。」
「其實美國不難，只要你肯幹。」家對面的中餐館，堂食生意冷清。 每次去，服務員都百無聊賴得給兒子打電話，一開始我以為她說的是福建話，後來才發現是一種夾雜着福州話的英語，叮囑上大學的兒子好好吃飯、不要丟東西。
她來美國二十多年，初初和丈夫偷渡，落腳紐約法拉盛，在老鄉網絡裏找工作。 過了段時間，來到費城，花幾萬塊買了房子，「全款買的，一個row house。」再二十年，供到兩個孩子上了中學再上大學，經濟壓力越來越小。
「其實美國不難，只要你肯幹。 這兩年通貨膨脹，但我有房子，有工作，就還好啦。 就是冬夏的電費高，開空調、開暖氣嘛。」她一邊擦桌子，一邊給我算每個月的支出，反正來美國這麼多年，你低收入是有很多福利的，不工作也餓不死。 不過，我從來都沒領過那些，我是靠自己，我不需要那種施捨。」她說這句話的時候，眼睛裏很有驕傲。
中餐館在文化氣息濃厚的西區，附近環境不錯，又有各種好玩的事情發生。 但她都不知道，上班、下班，兩點一線，閒下來的時候，就刷刷抖音和朋友圈，在老鄉群吹吹水。
「我不投票，我那天還要打工呢，而且我不知道投誰。 可能還是投特朗普吧，我們老鄉群都說他好。 其實本來我不喜歡他的，感覺他不太好，對女人不好。 但，後來人家說，你看兩三次子彈都打不死他，說明命硬，皇帝命。」
投票那天，中餐館放假了，我不知道她是在家休息，還是去給特朗普投票。
另一個告訴我想投特朗普的中國女人，是個醫療工作者。
「但我不投票，我只是綠卡，沒有公民。」
她是為了兒子變成美國人、接受美國教育搬來美國工作的，住在爾灣。
「怎麼說呢？ 看經濟，能投還是投特朗普吧，他上來，股價肯定是大漲的。 你記得回去買點監獄企業的股票，他肯定這次選上就要好好發展監獄產業了，這是潛力股。 我們不投票，但是我們可以賺一筆嘛。 民主黨我還是接受不了，把孩子都教壞了，天天同性戀、同性戀的，這哪行啊。 還好，我兒子是在國內受過教育，打過底才來的，有自己的批判思維，他不信這些。」
大選結束的那個週五，我短暫離開這個國家。 等我的Uber司機是個高大的壯年白男，頭一次，我對白人有了直覺性的警惕——也許他是川粉，也許他討厭亞洲人。
看着我帶了頂黃藍相間的帽子，他問：「你是在支持烏克蘭嗎？」我們終於攀談起來。
他是來自Georgia的白人——不是紅色的佐治亞州，而是幾年前就被俄羅斯侵佔了土地的前蘇聯國家格魯吉亞。 他的祖母是烏克蘭人，已經死在最近的戰爭裏。 格魯吉亞被侵略後，政治腐敗，經濟下滑，他越來越覺得無法生活下去，後來飛來美國討生活。 他會烏克蘭語、俄羅斯語、格魯吉亞語，但這些都沒有用，要學英語。 以前是銀行職員的他，做起了專車司機。 來之前，他和多年的戀人說，給他幾年時間，他會努力賺錢，衣錦還鄉——如果祖國的政治情況好起來，不然，就接她來美國一起生活。
今年是他在美國的第五年，戀人還在家鄉，只是已經嫁人。
「你結婚了嗎？ 你為什麼一個人去機場去另外一個國家，如果我是你的伴侶，我會和你一起去。 相愛的人在一起太珍貴了，不能分開。」
他想回家，但錢沒有賺夠。 一來美國就是疫情，然後物價上漲。 他被困住了，總覺得會好起來的，但一直沒有。 現在，這個新總統⋯⋯唉，烏克蘭也要沒了，我們國家就更沒有希望，但是美國，活在美國也很難啊。」
他說自己是東正教徒，在夜裏會和上帝祈禱。
我小心問：「有用嗎？ 和你的主說話。」
他笑了：「還是有用的。 你是華人，在任何一個城市，你都能遇到別的華人。 在我住的城市，我可能是唯一一個格魯吉亞人，只有我的主能讓我說點心底的話，才感覺我不是一個人。」
他說如果有票，一定不會投給特朗普。
但他如今沒有投票權，以後也不知道會不會有，還會不會堅持留在這裏，掙脫困境。
Tiffany，新聞學院畢業生，第一次報道大選，正在離開美國的路上
我在國內讀完本科就來美國讀研究生，從一年制的新聞學院畢業後，我碰上了這屆總統大選。 在這場龐大紛雜的政治活動面前，我不免顯得稚嫩。
在這之前，我對美國總統選舉的理解限於教科書上的介紹。 可是這一次我碰到的都是實實在在的人：一講到特朗普就跟我扯「天選之人」「上帝保佑」的信徒; 時不時就在曼哈頓遊行示威，批評民主黨縱容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支持者; 苦口婆心告訴我「你們年輕人可不要學民主黨那套男變女女變男」的上海阿姨; 沒有投票權還為賀錦麗奔走呼號的異鄉人; 在投票站門口說「進我們家的門，就得投民主黨的票」的意大利奶奶。
我從不覺得在美國有什麼歸屬感，作為記者我更是有意將自己抽離出他們的生活，但是看到人們從不同角度出發的真情實感，我的心情從好奇變得有些困惑。 不管誰上台，日子大概還是這麼過，花這麼多力氣去說服與對峙，有意義嗎？ 有時我覺得這是一場「展現民主」的政治表演，但有時我又覺得他們能毫無顧忌地找到同盟然後選邊站，其實是一件很有安全感的事情。
選民更分裂了，大家對彼此更憤怒了，社會變得更極化了。 在接觸華人川粉的過程中，我加了好些社區活動的微信群聊，有的在紐約發起活動，有的在賓州呼朋喚友。 群裏互稱兄弟姐妹的人們常討論民主黨帶來的治安、墮胎、性取向問題時義憤填膺，但談話內容是差不多的。
「墮胎，變性是讓我們斷子絕孫的反人類主義！ 強調墮胎就意味着可以無節制的亂性!!」 （這句話我都有點看不懂，誰來幫我翻譯一下？ ）
「老外和單純的華二代肯定不投川。」（誰是「老外」？ 是唐人街以外的那個外嗎？ ）
「川普總統要求所有人將這封電子郵件轉發給至少20人，並要求每個人也這樣做。」（我以為打開了QQ空間。 ）
大選結果出來後，我找到一位之前有些聯繫的川粉，想問問她現在什麼感受。 她帶着一股「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急迫感回覆我：「衆議院結果還沒出來，說勝利還太早了！！」
因為看她平時很活躍，我多問了幾句她在這幾個月的付出，是否全職幫忙拉票沒有上班，她變得警覺起來，開始調查我的身份：「你是川粉嗎？ 你投特朗普了嗎？ 你給他拉票了嗎？」因為我沒有及時直接回答她的三連問，她逼問我是不是民主黨派來的「探子」、「臥底」，我成為一個居心叵測、想要泄露川粉拉票戰略和行動機密的間諜。 她在川粉群斥責我的「不良居心」後，我被踢出了2個群聊，被3個川粉刪除好友，聽說他們還在群裏討論我朋友圈裏僅存的為了證明這是真實賬號的風景照片：「什麼時候了還有空發吃喝玩樂，一看就不是川粉。」
記者的基本功，讓我很快查到她的真實信息——一個受過良好教育，二三十年前就來到美國讀研讀博，從事信息技術工作的人，看上去是典型的模範少數族裔樣本。 但是她在社群裏對賀錦麗的侮辱性言論，對民主黨混合諧音梗和用典的辱罵，以及對特朗普近乎神性的崇拜，都讓我覺得與她身份有一種巨大的落差。 我想要更進一步和他們聊聊，但是大部分人都關閉了這扇溝通的大門。
可能我在她眼裏，就是「豬黨（民主黨）」派來的「腫瘤媒體（主流媒體）」，是「民主黨的喉舌」。 我很想說我不是，但是我只能看到聊天框裏的紅色驚歎號。
這種困惑其實在採訪民主黨支持者時也會存在。
雖然他們不會用太激烈的詞語攻擊共和黨支持者，但是這場選舉的結果還是讓我疑惑，是不是隻是他們聲音很大，但實際上人數沒那麼多？ 民主黨支持者更強調人權，關注少數群體，爭取移民、少數族裔、LGBTQ、女性們的權利。 可是這些內容在雞毛蒜皮的生活里根本不值一提。 當日子不那麼好過的時候，絕大多數人只關心糧食和蔬菜，幾塊錢的稅，漲價的雞蛋，家門口地鐵站的搶劫案件，哪裏有空管詩和遠方——（雖然少數族裔的抗爭本也不是什麼詩。
我還看到第三種人。 他們覺得特朗普和賀錦麗都不能代表他們心中的總統，所以他們選擇不投票，併為綠黨、美國共產黨的陣營搖旗吶喊。 如果說政治光譜是一個標尺，共和黨顯然站在右邊，民主黨在偏左的位置，第三派站在標尺的最左邊。 既然如此，這些人為什麼不先投相對較左的一派，防止整個社會往右邊滑落，然後再慢慢把大局拉到自己想要的標尺上？ 大選結果後的第二天，我在民主社會主義黨派的集會上聽到討論說，特朗普當選是左翼進步派壯大力量的好時機，這四年大家對特朗普越失望，他們就越可能團結更多選民，然後在下一個大選年獲得勝利……
身為記者，我站在意見的交匯處，我聽，我看，我記錄，我和大家共情，但最後只覺得無能為力。
這裏不是我的國家，高興悲傷都顯得沒什麼立場，爭來搶去都是另一片土地上的事情。
我關心嗎？ 大概是關心的。
因為我身在此地，因為我和說中文的人還有很多連接，因為我的職業和我的好奇心。 但是仔細想想，真正哪個人當總統其實都與我無關，因為總有一天我要走的。
大選後，我真的開始計劃離開美國。 特朗普第一次就職總統時收緊了各種簽證的審查，拜登繼任後也沒有放鬆對中國留學生、學者和就業人員的限制，接下來一年行情應該更不好了，畢竟媒體本就是異鄉人很難插手的行業。 身邊的畢業生朋友陸陸續續離開，也有好友入職兩個月後被裁，僅僅是因為我的朋友是以簽證而非綠卡或公民的身份留在美國的，公司覺得麻煩，乾脆不僱了。 想通這裏其實也沒那麼歡迎我以後，我本不順暢的找工作之路變寬，也變得順利起來。 可能特朗普獲勝給我帶來的唯一好處是有了名正言順離開這裏的理由，我沒有了「找不到工作所以不得不走」的心理負擔。
這場大選像是一面鏡子，照出了這個國家的裂痕，也讓我看清了自己與它的距離。 作為異鄉人和旁觀者，我無法融入這些熱烈的爭執，也無法真正與某一方站在同一個立場。 迷霧之中，只能抓到什麼，看到什麼，聽到什麼，就記下什麼。
龔玨，大選記者，總是試圖用俄羅斯來理解世界
選舉過後，民主黨人天天在反思（推卸？ ）敗選的各種原因，然後看到推特上有人調侃說：「賀錦麗輸在太左、太討好中間派、太右和沒有政策。」
媒體受到的批評好像也差不多，我們太左膠了，我們太傲慢了，我們生活在自己的泡泡裏，我們只服務被左校洗腦的精英，不知道大多數人民群衆在想什麼; 或者我們太妥協了，我們僞善地堅持「一碗水端平」理論，我們太堅持「平衡報道」，以至於在我們的觀衆或讀者眼裏，特朗普和拜登變得沒有區別; 或者我們為了收視率炒作特朗普，促成了他的形象正常化。
還是說，我們什麼都沒有做錯？ 發生的無非是媒介革命，沒有人願意在手機屏幕上讀超過200字的東西。 無論你寫得多認真，最後大家也只會看一個標題，然後就在推特上開罵。 好吧，可是與此同時，為什麼突然又有一千多萬人願意上Joe Rogan聽老男人們吹水三小時胡扯些有的沒的？
其實，在寫唐百合的報道時，我就一直在思考這些問題：應該如何處理一個理念和自己如此不一致的受訪者？ 她的很多論據都經不起認真的事實核查，但如果我只是給她的每一句話簡單地打上一個「陰謀論」的標簽，這是否就是如今被所有人聲討的「媒體的傲慢」？ 可如果對此視而不見，直接為這些言論背書，是否又表明我放棄媒體操守，縱容政治謠言的陰謀論？
最讓我「破防」的一次是看到某個我潛伏的極右電報群裏，大家分析着細分群體的出口民調數字，發現除了65歲以上年齡段的選民略有左轉外，其他年齡段的選民集體右轉。 「65歲以上群體不會上網，只會看電視接受主流媒體洗腦。 但時間在我們這一邊。」群主興奮地鼓勵大家。
之所以破防，是因為想到了俄羅斯的情況——65歲以上群體只看電視。 但問題在於，在俄羅斯，電視是一個普京政權控制的充滿假新聞和陰謀論的糞坑，而有新聞操守的人基本都在網絡，在獨立媒體抵抗。 媒體人和知識分子安慰大家：「沒關係的，時間在我們這一邊。」
當然，這並沒有發生。 克里姆林宮也意識到了媒介革命，於是開始一手用各種鎮壓措施打擊互聯網自由和獨立媒體，一手扶植各種水軍工廠、「愛國」博主、Telegram矩陣，終於成功把互聯網也變成了自己的糞坑。
好吧，於是乎，不管在哪裏，最後獲勝的怎麼都是糞坑？ 或者就應該很犬儒地認為，歷史就是由勝利者書寫的，你覺得自己和自己信奉的價值多麼正確、多麼有意義，但只要你輸了，最後在大家看來，糞坑就是你。
想到這裏，就覺得，還是要去努力戰鬥呢，我們還有機會不變成糞坑。
陳婉容，國際組主編，在美國內外旁觀美國政治的人
大選前兩星期，10月23日，我和端聞播客的同事以及主持，總編Lulu一起，錄了一期關於威斯康辛富士康計劃的端聞。 那時候我剛離開威州，正在密西根州中部繼續做大選報道。 錄音完之後，Lulu向我感嘆：聽你這麼說，賀錦麗好像很懸。 我問，「懸」是什麼意思？ 「就是會輸的意思。」她說。
「是的，」我說，「如果讓我下注，我會賭特朗普贏。」
再之前，10月20日，我去完密西根州的一個民主黨造勢後，在社交媒體寫下：「很多人對賀錦麗都沒有了新鮮感，特朗普陣營對她的攻擊開始有效; 我的體感是，搖擺州沒有一個明顯的blue turn，更不要說blue wave了。」
但我在大選前一晚真的下注了，小賭了一把50美元，賭賀錦麗贏。
這不符我的在地觀察，更不符我對美國政治的理解，但較為符合我的世界觀與期望。 作為新聞工作者，我沒有「支持」誰，但作為人類我當然有自己的政治取向：相比特朗普，我更希望賀錦麗勝出。 即使民主黨的政治只是表面進步，但也至少不是會意圖推翻民主選舉結果，或恐嚇記者及異見者並稱之為「內部敵人」的。 我的這種politics，你稱之為工具理性也好，純粹的實用主義也好，確實也是不夠進步。
我不是賀錦麗或民主黨的粉絲。 八年前，特朗普勝選之後，我在端寫了一篇評論，題為「如果桑德斯對決特朗普，昨夜會如何？」在這篇不成熟的評論中，我幻想了這麼一個情景：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的桑德斯如果出選，能不能阻止特朗普上台？ 我的論點是，當時桑德斯在籌款能力，動員能力與政治熱情等方面，都完全不輸希拉里，但民主黨沒有給桑德斯一個公平獲得提名的機會。 這次大選，想起2016年的不止我一個人。 在《紐約時報》大選夜的直播中，曾任白宮記者的Lisa Lerer就說，民主黨兩次「failed to take the temperature of the country」（未能準確掌握全國的情緒），她提起的例子，正是2016年明顯「overperform」（表現超乎預期）的桑德斯。
我承認自己的論述並不「科學」，事實上，文章確實有被做數據分析的評論人批評是「fanstasy writing」。 雖然我認為，他們在選前憑民調數據就認為希拉里贏定，並且矢言特朗普只是個會很快消失的現象，也是一種fantasy writing; 但我其實不認為「fantasy」一定是個問題。 我從不認為對社會的系統性理解必須像任何硬科學。 著名天文學家Neil DeGrasse Tyson說過：「一旦把人類加進任何方程式，一切就變得非線性了。 這就是為什麼天文學很容易，社會學很難。」2024年，我們已經有韋伯天文望遠鏡，可以看到宇宙在約137億年前的樣子了。 但我們連美國選民要選誰都猜不到。
那時還年輕，正在習慣中西部大學城生活的我認為：民主黨對「electability」跡近迷信的執着，直接讓希拉里輸給了完全不「electable」的特朗普。 8年後，我長了年紀，見識，閱歷，但我依然認為，那還不一定要是桑德斯，不一定要像他那麼「左翼」，但他是在非極右的政治光譜中，最能代表一種對於現狀，對於建制的干擾的人。 我依然認為，民主黨沒有在像伊利，像基諾沙，像拉辛，像迪爾拜恩，像大急流城的那種地方，聞出選民想要求變的氣息。 但只要你去認真的走一圈，謙虛地問那些在貨倉門口抽菸，在超市比價的普通人，他們到底想要什麼，我不認為他們的意向有那麼難懂，他們的願望有那麼難以理解。
如果我們以為，美國自二戰以後的共識永遠不變，那恐怕是癡人說夢。 旅途上的每一個人都告訴我，他們想要改變，他們想投給能帶來改變的人。 而那個人不是賀錦麗，那個黨不是民主黨。
這只是我的想法，很多人將會不認同。 自稱中間派的數據科學家Nate Silver在選後發了一封新聞信，指賀錦麗輸在「太左翼」，不夠中間派; 但同時，也是自稱中間派的評論人David Brooks在《紐時》發表了聲音評論，標題是「或者桑德斯是對的」。 誠然所有這樣的分析都是一種事後孔明，但事後孔明不代表沒有價值。 這正是我們必須把所有對於美國，社會（不止是美國社會），政治，以及我們－－人類本身－－的前設拿出來，一條一條重新檢視，互相踫撞的時候。 這樣的反思，不應該是四年一次的。 甚至，我認為我們應該要有一些關於社會，政治的fantasies，例如美國愈來愈多人問的：不是兩黨制的美國政治是怎樣的？ 離開了「electability」的美國政治是怎樣的？
11月6日中午，我在睡了兩三個小時之後，去了紐約布魯克林區的Williamsburg，一個文青，hipsters和前衛進步青年的據點，多元文化匯聚的街區閒逛。 在Apple Store，人們沉浸在Vision Pro的虛擬世界裏，酒吧，各國餐廳門庭若市，文青書店裏賀錦麗的自傳在打5折。 Life goes on－－彷彿幾個小時前，一個曾意圖推翻民主選舉結果的人，沒有剛剛再次當選美國總統。
8年前後，美國社會對於特朗普當選，似乎有了很不一樣的情緒。 8年前我在威斯康辛麥迪遜，見證了自由派的集體崩潰，那是一種世界末日，希特勒再臨式的恐怖氣氛。 2017年1月，許多人從美國各地去華盛頓參加Women's March，那是美國近代最大型的遊行之一。 但今年還會有這樣的抗議熱潮嗎？ 特朗普又來了，而人們嘆了一口氣，然後繼續生活。
8年前，許多美國人以為特朗普不過是曇花一現，他極右翼的政治觀與極端孤立主義的世界觀完全不代表美國，起碼不代表二戰後一躍成為超級大國時的美國的自我認同，尤其我們還記得，在大家都認同是近代最輝煌時期的，克林頓的美國，是Pax Americana--是在沒有神的世界的最接近「神」的存在。
還沒過一個十年，這句話已經完全站不住腳。 特朗普捲土重來，今次贏得了普選票，而且為共和黨建立了一個（或許）可持續的，跨種族的選民基礎; 無論他的選民感受到的呼喚是什麼，能肯定的是他們共同向民主黨說了不，也對民主黨念茲在茲、矢言守護的那種共識說了不。
而不論你曾希望誰勝出，現在就是直面這個改變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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