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来是金马奖常胜将军的台湾导演钟孟宏，新作《余烬》在刚刚过去的第61届金马奖仅入围五项，并且全部落空。 其实稍早时候，该片在11月中院线正式上映之前，曾以“评价两极”之名在影迷之间流传。 随着电影正式公映，议论也争涌而来，比起电影表现，包围《余烬》的评论更吸引人注意。
负面评论首先由影评粉专《地下电影》于10月中的媒体试映会后，率先开枪。 该影评语气愤怒，“我还是不敢相信，或说不想相信，这就是我们功成名就的大导处理的白色恐怖电影。”
钟孟宏作品极具风格，主题扣紧社会，他因此被视为台湾近十年最具代表性的电影导演，作品不仅屡获大奖，也面向市场。 《余烬》在第一场试映后虽得到不少好评，但这记由“地下电影”发出的批判弹火，更是惊响，尽管该影评当时并未细说问题在哪里，但对《余烬》的负面意见，在影迷之间弹盪，也令外界好奇。
由于《余烬》是一部将台湾白色恐怖当事人后代的真相追查，藏在刑警侦查缉凶故事之下的作品，锺孟宏在展开宣传之初，就称自己知道会让人不高兴，还说曾有观众看完试映大骂：“绿爆了。”
电影还未上映前，因为营销文案挂上“白色恐怖”，引来反对转型正义的保守派网军（蓝白支持者），在电影粉专发动洗版攻击，因此而造成一波声量; 但随着电影正式上映，发出否定声音的，都是支持并熟悉转型正义的影评人和影迷，他们不仅批评《余烬》作品不佳，也质疑钟孟宏拍片立场的问题——例如同理加害者，或是暗示“和解”。
由于《余烬》以虚构的故事来谈真实在台湾发生的历史，以类型电影的态度模糊了真实存在的悲剧和问题，让许多影评观众无法接受。 而电影叙事与技术上的细节，在这么大的争议之下，沦为次要讨论，这也让这部电影的喜爱者觉得不公平。
核爆级讨论，出现在壁虎先生发文之后——自《阳光普照》开始，这个影评人就以严厉的影评受到读者注意，至《瀑布》语气更尖锐。 当他以“老头子”作发语词，数落《余烬》的缺失，并对锺孟宏上起“台湾民主和转型正义史”时，只见同意者称快，反对者感到“刺目”，不断抨击影评人态度不佳。 从上一代影评人到发行商都发文斥责壁虎先生。
《余烬》带起的争议，呈现星火燎原之势，甚至成为影评的战争，这种场面也引起网友们的好奇，反倒想去看看电影，再来评断谁说得有道理。
面对这波热议，锺孟宏以“早知水很烫，还是一脚踩进去”回应，也一肩担起了创作责任，说明自己在田野调查或史料研究上，花了多少程度的心力。 不过，《余烬》并非钟孟宏一个人的故事创作，还有一个合作编剧——小说家朱嘉汉。
曾经阅读、深研转型正义相关读本论述，面对这波争议，他谦冲回应：“我这几天也是认真在想，某方面来说，我自诩读过、理解过，但这不能作为我在实践上的挡箭牌。”
“人类学或社会学的训练，倒应该让我在这时候可以好好再认识自己一点，检视自己是否以创作之名剥夺他人的声音。”朱嘉汉表示，作为编剧，故事确实是导演的，但一起挂名，他的责任也是无可推卸的，“自省也是我的责任”。
他认为作品的成败要共同承担，但如果《余烬》能够让大家讨论，也是能让台湾一起往前走一步。
曾在法国攻读社会学博士的他，转身投入文学创作，并将家族蒙受白色恐怖阴影的过去写成小说。 如今，则在钟孟宏邀请下，当起电影编剧。
在《余烬》正式上映前，端传媒采访了朱嘉汉，请他聊聊《余烬》的创作过程。
曾以为要当“剧本医生”
“当时片名叫《日日平安》，从日本作家山本舟五郎的小说来的，但故事绝对不会是日日平安。”
2021年11月27日，第58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上，《瀑布》导演锺孟宏和剧组数次上台，拿下多座金马奖，在家看着电视的朱嘉汉，转头对着身旁的妻子说道：“我要跟这个导演合作耶。”
典礼前三天，他才与钟孟宏第一次见面，准备加入《余烬》的剧本写作之列。 毫无电影圈背景，也无影剧相关经验的他，看着金马奖颁奖典礼上钟孟宏团队的风采，对于自己将成为其中一员，感到作梦一样，有些不敢置信。
1983年生的朱嘉汉是台湾已有文名的小说家，曾在法国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他，熟读文学作品和文化研究典籍，虽然也会看电影，但并不入迷，在收到钟孟宏妻子，也是电影监制曾少谦的邀约信前，未曾看过锺孟宏的电影，直到两人见面前夕，才赶紧看了《阳光普照》。
一直到见面当天，朱嘉汉都以为自己是要协助检视剧本，毕竟，曾少谦信中提到邀约源于《里面的里面》，而他只会写小说。 《里面的里面》是朱嘉汉的第二本小说，描述二二八之后一位台湾共产党员的逃亡，而协助他窝藏与逃离的家人经历了何种恐惧又留下什么样的影响。 而这个故事的原型，正是朱嘉汉的家族经历――曾祖母的弟弟潘钦信是那位逃亡的台共。
与锺孟宏见面时，朱嘉汉仍然相信自己是来当“剧本医生”的，因为，当时这位在台湾已具有一定地位的导演已经想好故事、写好了剧本，向他口述了内容情节：在一起市场凶杀案发生后，又有个女子报案，声称父亲失踪了，接着还有起死亡案件。 这些案件看似互不相关，但刑警追查之后发现被害者父亲相互认识，而原因源于1950年代的一起共谍案，由此揭开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受难者遗族的经历与心情。
换句话说，钟孟宏尝试以类型电影的形式，触碰一段台湾的黑暗历史。 而这个故事梗概与最后观众在戏院里看到的《余烬》相去不远。
“当时片名叫《日日平安》，从日本作家山本舟五郎的小说来的。”朱嘉汉解释，就和锺孟宏过去的作品《阳光普照》、《一路顺风》那样，都是四个字的片名，都带着黑色反讽意味，“故事绝对不会是日日平安。”
这是钟孟宏心中已经确定的图像轮廓。 据他自己在电影书《另一个世界》所言，他喜欢日本时代的小说，日本作家们可以用非常朴实的手法写身怀绝技的武士，而且写得非常入味，他想用《日日平安》这个片名来鼓励自己写出台湾曾经发生过的历史，而这些历史在几十年后还深深影响着一些人。 剧本在2020年底开始构思，当时，才刚拍完《瀑布》。
虽然有想法，但钟孟宏说自己对故事的想像和结构，在书写里散落一地，所以，将剧本改名为“细胞”，希望藉此来转运，但仍无法改变情况。 遇上瓶颈的他，需要个合作伙伴，便向朱嘉汉提出邀约。
“我第一次和他在工作室见面的时候，场次顺序都已经排好了，但是，他不满意，要我一起写。”朱嘉汉看着已经写好的故事，感到纳闷，无法理解钟孟宏到底要他做什么？ 不料，却是请他依据故事的概略轮廓，以自己的方式“从头”重写一次剧本――而且重写不只一次，还多达四、五次。
随着剧本确定，《余烬》这个片名也落定。 这也是这位小说家第一次参与剧本写作的工作。
逻辑被卡住了
父亲被某个人杀了，我长大后为了报仇去杀他们家后代，这样的故事不仅常见，还不会让任何人觉得道德失守，但为何放在白色恐怖案件上不行？ “为什么逻辑到了这里被卡住了？”
《余烬》透过刑警案件侦办过程作为推进故事的主线，因此带着刑侦推理剧的外皮，包裹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悲剧――白色恐怖时期受难者后代因真相不得而累积愤恨，选择向告密者的后代复仇，也绑架了特务（情治人员）。
“这真的不是我能够想到的故事。”最初听到故事梗概时，朱嘉汉感到震惊，他说自己对白色恐怖有所思考，也看过史料，就算脑袋出现了虚构故事的点子，心里也有道德的结界，会想挡住这些挑战底线的想象。 但钟孟宏对电影还有故事的奇想，跳脱了既有的思维，让他惊觉自己从来不敢想像受害者后代对加害者后代进行报复这种事。
在这个不敢想的基础上，朱嘉汉进一步想：白色恐怖文学大多是处理受害者，甚至有一种期待完美的受害者出现的感觉，也给了受难者家属一个既定的印象，“但是加害者呢？ 怎么可能只有受害者，没有加害者？”
钟孟宏曾和朱嘉汉讨论这么一件事：如果是一起凶杀案，父亲被某个人杀了，我长大后为了报仇，去杀了他们家后代，这样的故事不仅常见，而且不会让任何人觉得道德失守，但为什么放在白色恐怖案件上不行？ “为什么逻辑到了这里被卡住了？”
即使朱嘉汉不曾如此想像过，但还是答应接下这个工作，只因自己被第一个场景吸引：“（政治受难者家属）母亲带着小孩去认尸。”
而他在重写时，也不断琢磨小孩的心情：他不知道要被妈妈带到哪里去，但妈妈走得很急，他都快跟不上了，如果不赶快跟上，恐怕会被妈妈抛弃。
“我和导演第一次聊的时候，他就告诉我，写剧本和写小说的不同，写进剧本的东西，都要能够用画面呈现。”因为这个提醒，朱嘉汉在写这个开头时，设计了“掉鞋子”的意象：小孩子走太急，掉了鞋子，但他不能回头捡，因为停下来捡鞋子，就追不上母亲。
“捡拾鞋子”的意念，也在电影到了尽头，再次出现。
观众或许有自己对“鞋子”意像的判读视角，但对编剧朱嘉汉自己来说，却是他与锺孟宏合作的象征――就像小男孩跟着妈妈快步向前，意味着他也跟着导演的方向。 “我感觉是没有完整迈出去的脚步。”他说，就是被工作压力推着走，一直走下去。
记忆永远藏在黑暗里？
“这是一种辩证，因为有时候在过度光明的曝晒下，会把人逼疯。”
能够想出这个纵贯整部电影的“掉/捡鞋子”意象，朱嘉汉固然兴奋有成就感，但也谦称这是一种“新手运”。 事实上，他在剧本写作过程中，不仅动用小说家的想像，也将自己过往的经历置放进去，例如“单向镜”的使用。
“我大学修习语言学的时候，要去观察失语症患者，我就在荣民总医院看，一个老人家对着镜子看图片讲出答案，而我就坐在镜子后面。 他的眼睛很像是看着我，但其实不是看我。”朱嘉汉把这个感受写成短篇小说，虽未曾发表，但因为《余烬》的剧本需要，应用在立场各异的两个角色之间――《余烬》中政治受难者后代莫子凡（莫子仪饰演）和遭囚的前特务许士节（金士杰饰演）只在一个设有单向镜的地下囚室内对话，莫子凡可以看见许士节，许士节却是面对一整面墙的镜子说话。
朱嘉汉很清楚自己如此设计的原因，他说，许士节被关禁在一个纯白的囚室里，对莫子凡来说，这个囚室相当明亮且一览无遗，但对被囚在内的许士节而言，能看到的只有自己的脸，看不见他人。
“对许士节来说，他是在不知道对方是谁的情况下自言自语，而莫子凡这个角色囚禁对方和对方对质有点像是躲在暗处，和白色恐怖时期的特务一样审问、强迫自白，想办法让他回忆过去所做的事。”朱嘉汉认为从某个方面来说，这也是某种记忆与遗忘之间的关系，就像米兰昆德拉在谈论“轻与重”之间的感觉：记忆属于光亮，而遗忘属于黑暗，但在《余烬》中，朱嘉汉尝试反过来说：许士节这个退休特务在经历一切后，归于平凡生活中，彷佛那些过去都没有发生过，反而长期处于无知状态下的莫子凡想要记忆，“这是一种辩证，因为有时候在过度光明的曝晒下， 会把人逼疯。”
“就算处在敌对的状态下，我们还是可以走到看到彼此的脸的状态，至少可以面对面。”
看到嫌犯的脸
朱嘉汉进一步补充，台湾的历史，似乎也是在一种过度曝晒不去捕获任何记忆的状态，或者是有些记忆，就永远被藏在黑暗里。
“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谈和解。”朱嘉汉认为这部电影可能会被断章取义，因此强调，“没有真相根本不可能和解，这已经是共识了，不可能因为有人说要和解，就会不要真相。 《余烬》的逻辑也不是这样，它是要谈不在乎真相的结果。”
然而，编导还是给了故事一个“和解”的机会――莫子凡最后将灯打开，让许士节能够看见他，对他说：“你跟你爸长得真像。”
“这是创作者透过电影做出的和解，也只能做到这一步而已。 没有办法把隔阂去除，但就算处在敌对的状态下，我们还是可以走到看到彼此的脸的状态，至少可以面对面。”朱嘉汉直言，就像列维纳斯说的“他人的脸”，无论再怎麽光亮，你还是无法彻底看透的东西，就是人的脸孔，“就算观众看不出来，我确实一直在做这件事。”
朱嘉汉以电影中两位查案的刑警为例，张振泽（张震饰演）跟部下小蔡（刘冠廷饰演）最初都看到了“嫌犯的脸”，但只有小蔡拿着画像去犯罪现场找，张振泽则是一直往动机和历史方向去，“两个人如果能合作就好了，但其实人们都只执着于自己要看的，这两个也极度自我中心地去找犯人的时候，是破不了案的，这告诉我们，还原真相这件事，是不可以自我中心的， 你可能要绕远路，过程中可能要被质疑，才能接近真相。”
说着说着，朱嘉汉强调这是他自己的看法，并没有向导演倾诉太多自己的诠释，毕竟故事是导演的，但他也说道：合作在过程中与导演越多讨论，也就慢慢地趋向共识。
记忆陶片：打捞与考古
“面对台湾历史，也要有巨大的虚构和想像能力，这种虚构不是为了造假，而是面对历史中的大片空白时，不得不去做些填补。”
对朱嘉汉来说，钟孟宏是个要求极高的导演，如果剧本写得敷衍或不够好，他会要求重写。 “有时候他会说些鼓励的话，但那些鼓励的话听起来又像是指责，例如说你的小说写得这么好，剧本不可以只到这种程度就拿出来。”朱嘉汉表示，有时候钟孟宏甚至会拿出他的作品《金月莲》出来朗读，为的是让他回想自己的写作能有多好。
钟孟宏需要的是朱嘉汉的创作能力，希望小说家的文字可以反过头刺激他，带给他惊喜。 因此，即使朱嘉汉未曾写过剧本，他也不希望他去读剧本书，反而要求他多读文学、多看电影，甚至会打开电脑播放电影，和朱嘉汉分享这个镜头有多棒，这个画面有多美。
“无论外界对钟孟宏评价怎么样，我都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爱电影的人。”朱嘉汉从旁感受到锺孟宏对电影的热情与爱好，开玩笑说，如果像《黑白大厨》那样办个“喜欢拍电影”比赛，锺孟宏一定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他时常讲，世界上怎麽会有电影导演这麽好的工作啊。 这种话我实在讲不出来，我没有办法讲出小说家是很好的工作，但他说起来就很自然。”
朱嘉汉甚至观察到不论哪个版本的剧本，只要白纸黑字印出来，锺孟宏就会非常“宝贝”它，不会随手乱放，“我虽然是个小说家，对文字很在乎，但是，我也常感觉到在台湾文字有种廉价感，看到导演这麽在意文字，我有种特殊感动。”
也因为如此，锺孟宏能从朱嘉汉交出的“作业”判断他是不是交差了事。 确实，在台湾要依靠文字生活不太容易，朱嘉汉在小说创作之余，还要教书，并且接下演讲、评审等工作，才足以糊口，难免无法专注在剧本写作上，但钟孟宏会要求他全心投入，也鼓励他成为全职编剧，希望他日后可以早上读经典文学，下午写剧本，晚上看电影。 “到了这个年纪，很少人会叫你去练功了，现在每个圈子都只会叫你不断产出，竟然还有人叫我好好练功，想像不到。”朱嘉汉说。
而锺孟宏也因为朱嘉汉的文学分享，而开始阅读《白鲸记》、《卡拉马助夫兄弟》等文学经典，“但是，导演也一直对我说，你可以成为普鲁斯特，但在编剧上，你要当钱德勒啊。”朱嘉汉为了《余烬》阅读不少犯罪学、法医学，而钟孟宏要他看更多犯罪推理小说，看《天才雷普利》，在编剧工作上可以暂时抛弃写小说的惯性。
但对朱嘉汉而言，《余烬》的故事，和他自己以家族故事为灵感创作的小说，其实不算距离太远，都是面对台湾的“记忆障碍”。 以《里面的里面》的逃亡台共为例，这是父系家族中隐约记得的人物，但始终没有谈论，更未寻找踪迹，直到台湾文学学者陈芳明所写的《谢雪红传》出版，他才知道书中所提的潘钦信，就是阿公的三舅――在曾祖母掩护下，得以逃离的台共。
“从当时到现在，没有人知道潘钦信怎么了，这么一大块空白到哪里去了？”朱嘉汉表示，记忆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断裂，如果一个人一觉醒来失去所有的记忆，忘记生命中重要的人，那这个人还是原本的人吗？ 他所经历过的一切，就没有意义了，好像他一辈子过的是好是坏，以及苦难都被取消了，“这会带来极大的空虚感。”
就算担心有消费家族故事的伦理问题，朱嘉汉仍然想要把这段过去写出来，但他发现，如果要还原一段记忆，就必须找到一个巨大的框架，有足够的虚构意志，才能捕捉生命真实的情感，“打捞记忆，有时候可能只挖到一个陶片，但就像考古一样，你也要根据这个陶片，重新建构整个陶器，而且不只陶，还有其拥有者的生活方式跟文化。 因此，你就要有巨大的分析能力。”
“面对台湾历史时，也要有一个巨大的虚构和想像能力，但这种虚构不是为了造假，而是面对历史中的大片空白时，不得不去做些填补。”朱嘉汉认为，者只有靠后代的想象力。
“记忆非常依赖他人，只有在一个共同体之下，个体的所有经验才会被集合起来，不然其实会是散落遗忘的，或者变成孤立、偏执的记忆，甚至变成跟创伤没什么两样的东西。”
访谈朱嘉汉时，《余烬》还没有正式上映，但十月中举办媒体试映时，就有零散负评传出，当时，朱嘉汉只是在社群网站上简单表示：“看了电影后，可以好好吵一架。”
因为对他来说，记忆的冲突是存在的。 钟孟宏曾经跟他讨论过一件事，他说，“记忆如果孤立的话，和信仰没什麽两样”。
熟悉涂尔干学派的朱嘉汉也很认同：“确实，记忆非常依赖他人，只有在一个共同体之下，个体的所有经验才会被集合起来，不然其实会是散落遗忘的，或者变成孤立、偏执的记忆，甚至变成跟创伤没什麽两样的东西。”他认为以台湾目前集体记忆的讨论来看，是在形成“共同体”过程中还有需要克服的问题，如果要再有机会往前跨一步的话，就要先承认有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他者与差异存在，“但大家好像很怕面对差异这件事。”
《余烬》争议之火，随着电影公开上映延烧中。 赶赴一场又一场映后座谈的钟孟宏和朱嘉汉，正在面对的，或许就是这种台湾社会记忆的差异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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