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年初，中国疫情管控全面放开仅一个月，温文斌便急不可耐地去了一趟俄罗斯。
彼时，中国大陆的主流舆论还沉浸在经济将要复苏的喜悦中。多家主流媒体和学者更是直言，后疫情时代，全民报复性消费的阶段将要来临，民营企业即将迎来再次的大爆发。
在稍后召开的全国两会中，中国高层政治领导人更是提出要“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来自高层的指示随即便被各级政府和中国大陆的主流媒体奉为圭臬。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护”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家的运动就此拉开序幕。各地政府一把手更是纷纷制造出了“要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做朋友一样关爱”、“要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做亲人一样照顾”的衍生口号。
不过，对于这场声势浩大的“表演”，温文斌嗤之以鼻。
“这就是一个狼来了的故事”，他说，并强调到，“直觉告诉我，他们说的话，一个字都不能信”。这种不信任便是他在国门甫一放开就去俄罗斯考察市场的主要原因。温文斌出生于中国东南某省份，十多年前，接管了家里的家纺类商品生产工厂。他自述，从接管家里生意的第一天开始，他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猫鼠游戏”就从未停止过。
后续的事态发展证明，温文斌的直觉是准确的。此番大张旗鼓的“爱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活动犹如昙花一现，口号喊完，“爱护”也戛然而止。随后税收、债务、罚款甚至刑罚被捆绑到一起，重重砸在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身上。
“对于国内的民营企业家来说，现在是生死攸关的时刻”，陈家栋在和大量民营企业负责人沟通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陈家栋此前曾长期在中国某知名企业担任副总裁，任内主管投资和跨境并购，后创办了某知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对于中国企业的海外布局，他持极度支持的态度，并借用莎士比亚的名著《哈姆雷特》中的格言“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进行了类比。“对中国（民营）企业来说，现在面临的情况是，走出去，可能还有一线生机；在国内继续耗下去，则会必死无疑。出海，就是民营企业选择生存还是死亡的分界线”，陈家栋表示。
正是基于同样的判断，在2024年，出海已经成为了民营企业的主旋律。在接受采访的多位民营企业家看来，在全球去中国化的当下，谁能成功在海外进行产业布局，谁就能在铁幕完全落下之前，摆脱与祖国共沉沦的命运，拿到进入世界市场的通行证。
“大浪淘沙，我们现在只能放手一搏了”，这些接受采访的民营企业负责人均这样表态。抱持着这样的抱负，他们去到了美国、德国、新加坡、东南亚、日本、俄罗斯等地。
铁拳来袭
2024年2月下旬，农历新年刚过，温文斌便收到了又一张罚单，这次的罚款金额高达400万人民币，比过去十年他收到的任何一张罚单金额都要高。
对于罚款理由，罚单显示是“厂房建设不合规”以及“逃生通道有障碍物堆积”。对于这两项罪名，温文斌都不认可，而且在他看来即使罚款“师出有名”，相应的罚款金额也已远远超过了法律规定。于是，他去到了开具罚款的行政机构，想要和主管官员理论。但与往常不一样，这一次，主管领导百般推脱，对他避而不见。
最后经一位中间人牵线搭桥，温文斌终于见到了领导。一番讨价还价后，领导表示看在中间人的面子上愿意让步，罚款金额最低额度可以降到280万，但是如果温文斌继续拒不缴纳，他将联合其他部门进行多部门联合执法，到时候在罚单之外，温文斌还将收到一张行政拘留通知书。
考虑再三后，温文斌缴纳了罚款，并希望领导可以具体指出他的厂房究竟有哪些地方的建设不符合规定，他将对照着进行整改，以避免再次被罚。但他的诉求被推到了另一个主管部门，该部门的工作人员则仅告知他厂房建设的人均面积指标以及厂房需要防火、逃生通道与操作台之间应留有一定的间隔等极为笼统的信息，对于他进一步的诉求，至今未给出任何回应。
而对于地方政府这种罚款操作，是否会引发民营企业的反弹以及对相关政府责任人进行公开举报的问题，一位主管地方招商工作的公务员私下对记者表示：“在我们国家，企业家和官员往往是同一条船上的人，没有谁是干净的，如果真要举报的话，需要破釜沉舟的勇气，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而对于民营企业家在当下的遭遇，该公务员更是声称，这就是风水轮流转。在他看来，之前企业依靠政府的托举挣到的钱，在地方财政告急的当下，是时候让企业老板们吐出一些还给政府了。
这一行政思维，直接导致了罚没收入的高额增长。
截至目前，国家统计局并未像往年一样公布2023年国家罚没收入的总额，但通过以往数据可以发现，2020年，国家罚没收入逼近3000亿，2021年这一数据为3711.95亿元，2022年则突破4000亿，飙涨到了4283.98亿。而罚没收入占比非税收入的比重自2016年开始也从7.82%一路上涨到了2022年的11.6%。
“这些罚款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民营企业家的血汗钱”，余松表示。余松在中国南方某省经营一家模具制造厂，2024年到目前为止，他已经累计缴纳了近100万人民币的罚款了，而2023年一整年，他缴的罚款数额总计为近70万人民币。
对于这种频频被罚的遭遇，他很愤慨：“这赤裸裸的说明了在我们国家，权力是可以兑换金钱的。也就是说，权力可以为行政命令赋能，赋能之后行政命令就可以堂而皇之的从老百姓手里抢钱了。再这么下去，没人受得了”。
而作为在商海沉浮多年的江湖老手，面对四面出击的行政铁拳，李一鸣也最终决定缴械投降。2010年凭借多个房地产开发项目，李一鸣积累了数亿人民币的个人资产，之后，他瞄准了高端教育市场，准备在国际教育领域大展拳脚。
“当时我觉得中国的经济会继续稳中向好，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将孩子送到了国外读大学，越来越多的城市中产也希望自己的子女可以拥有国际视野，以期以后可以更好的融入世界。我也正是看到了这个商机，决定从房地产行业转战到国际教育”，他说。
但一切进展地并不顺利。2014年，李一鸣和合作伙伴与某沿海省份达成了一致协议，将在该省建设一所中外合资的大学。合作初期，省政府很爽快地批准了土地，并暗示李一鸣可以在土地各项证件尚未被批复的前提下，提前动工建设校舍，所需证件政府后期会慢慢补齐。在房地产开发领域，先建设后补证，曾是广为人知的潜规则，因此李一鸣及合伙人前期投入了数亿元开始建设校园。但当校园建设行将完工时，曾经允诺他将会补齐证件的领导被调任到其他地方工作，新上任的主管官员拒不认可前任的各项签字。
于是，李一鸣的转型项目成为了烂尾工程，他个人的财产损失则达到了近一亿元人民币。而更让他感到恐惧的是，他的一个企业家朋友，曾被同一个省的省委纪检人员直白地要求在“上缴1亿元”和“刑期20年”之间做出选择。
“在中国，政府可以随意拿捏和刁难企业家，甚至可以决定企业家的生死。而如果不想接受这样的命运，我们只能去别的国家换个活法”，李一鸣说。
海外求存
2023年7月，李一鸣东渡日本，来到了轻井泽，重新回到了房地产建设的老本行。
在日本，他发现了新天地。“和中国人相比，日本人最大的特点是稳健、守规则。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作为企业家我们只要遵守各种房屋建造细则和法规，就没有人来找我们麻烦。而且企业只要到有市场的地方去投资，政府都会鼓励，而不是百般刁难。简言之，在日本，企业家是有尊严的”，他说。
在李一鸣看来，这样的营商环境才是企业家的应许之地。
而经历了国内的刑事威胁后，安全也成为了很多民营企业家格外看重的要素。因此，陈家栋接触过的中国企业家，大多数都向往能够去到包括日本、欧洲国家、美国、加拿大在内的法治国家。“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更加文明，有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保障企业家和企业的安全，政治对法律的干扰相对较小，大家都想去到政府权力处于法律红线之下的国家”，他解释道。
此外，在欧美发达国家，商品单价较高，对企业来说利润空间也会更高。“比如抱枕，生产成本如果是2美元的话，在西方国家的售价可以达到10美元；但是在东南亚地区，抱枕的售价最高只能是1美元，否则价格上就没有竞争力。两者的利润差异可想而知，这也是大家都想去欧美国家的又一个原因”，温文斌表示。
不过通往欧美的路并不好走。Jessica Lin与合作伙伴从2017年开始将公司旗下的产品市场瞄准到利润率最高的美国，但很不幸，2018年中美之间的大国博弈开启，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的其中一项为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一系列博弈过后，中美之间的敌对情绪及脱钩趋势越发明显，这直接导致2020年年初，Jessica公司价值数百万人民币的商品被美国海关扣押，至今仍未赎回。而对于货品被扣押的理由，Jessica坦言，海关给出了一大堆模棱两可的说法，但其实有经验的外贸人都知道，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那些货品是中国制造的。
“所以，疫情结束后，我们便开始开拓加拿大、德国和日本的市场，以对冲单一市场带来的风险，也就是说鸡蛋绝对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Jessica表示。
但去到这些国家同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产品制作工艺和生产标准、企业投资金额等进入门槛对企业提出了远超中国本土市场的要求，这使得很多中小企业望而却步。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同样以我们生产的家纺产品为例，欧洲国家和加拿大对面料的要求是必须要防火，但据我所知，国内很多布料生产商根本达不到这样的制作标准。此外，防火面料的生产成本非常高，很多小型企业也负担不起这样高成本的商品生产”，温文斌指出。
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产品制作工艺的高要求标准与中国企业现阶段的生产能力之间的差距，余松有更深刻的感受。
2020年，法国知名奢侈品牌圣罗兰（Saint Laurent）在中国的代理商曾找到余松，希望余松帮忙生产圣罗兰手提包的经典金属Logo——YSL。“对我们这种小的制造商来说，国际一线奢侈品牌的订单绝对是大单”，余松说。因此，他不敢懈怠，连续去到了东南沿海某知名制造业大省的20多家金属加工厂，但发现没有一家工厂的抛光技术能达到圣罗兰的金属Logo在光泽度和色泽方面的要求。最后，他只能无奈放弃这个订单。
“我们就是加工不出来人家原本的工艺所能达到的效果。国内制造业现在处于一个很尴尬的水平，就是我们可以很快加工出一根钢管，但却无法制造出奔驰汽车所需要的一个小小的钢铁垫片”，余松说。
对于这种情况，某制造业大省一地级市负责外贸业务的一位副科长对记者表示，他所在地级市下辖的企业还都处于依赖人口红利进行低端产品生产的阶段，这使得商品的科技含量低，在海外很难具有竞争力。
“我们常年和企业的小老板们打交道，很清楚市场在哪里。一个非常简单但却被很多人选择性忽视的事实是，国内的市场需求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大，一个国家怎么能和全世界相比？经验告诉我，单一市场根本养不起国内这么多的中小企业。企业想盈利，就必须去开拓海外市场，扩展市场带来的产品流动则是贸易最基本的表现形式”，该副科长表示。
但很遗憾，很多企业并没有对产品进行转型升级以更好适应海外高端市场的动力以及能力。在他看来，这部分企业的负责人总是想将国内的产品及产业链进行复制，只要有海外市场允许这种复制的存在，这些企业便会形成路径依赖。
除去自身的局限性因素外，对于一些企业在全球化布局方面的失利，陈家栋也给出了更多详细的解释：“抛开企业家自身的原因，导致踩坑的外部掣肘因素也不可小觑。在欧美国家，很多实业都是百年老店，人家在自己本土的技术、口碑甚至资金积累都达到一定量级了。中国企业去到陌生的西方社会，且要按照人家的游戏规则与人家的企业对垒，肯定是非常难的，这也是中国企业全球布局的一大难题”。
所以，在余松看来，即使像联想和万达这样量级的企业在欧美国家都会碰壁，中小企业的处境只会更加艰难。
“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和朋友去意大利和德国进行了市场考察，考察的结果让我们非常沮丧”，他说，并对造成沮丧的原因进行了举例，比如在这些欧洲国家，企业的用地和用人成本非常高，企业需要负担员工高额的社会保障费用，以及每年最多可以达到70天左右的带薪休假。对于这样高昂的人力成本开支，余松坦言，他根本承受不了。
对于“沮丧”的成因，陈家栋更是直言：“这是企业去到欧美国家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因为每个人都想要获得安全，而安全的成本就是非常高。毕竟在文明国家，法律保护的是每一个人，在给与企业家安全感之外，更要保护比企业家更弱势的群体”。
因此在实力不允许的情况下，“安全”只能再次被搁置，中小企业的负责人们只能退而求其次。
丛林法则
王威在越南创业两年，瘦了30斤。他略带调侃意味的在朋友圈发文说：朋友们，想减肥吗？那就来越南吧！
越南，即是退而求其次的目的地之一。除此之外，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也被纳入了中国企业相对国内而言是往前迈出了一步，但是相对欧美国家却是往后退了一步的出海选择。
王威打算在越南经营一家生产美妆工具的工厂，在国内的朋友看来，随着菜鸟等中国快递平台进驻越南，帮助企业打通了与用户之间的“最后一公里”，以及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扶持，在越南开工厂，绝对是躺着赚钱。
但事实远非如此。
2022年，越南GDP增长8.02%，是当年亚洲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2023年GDP增长6.9%，位列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20个国家之一。这被外界认为是在“社会主义定向”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取得平衡后的爆发，恰如40年前的中国一样。
此外，对于越南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有中国学者指出这与越南在2022年率先全面放开疫情管控而中国仍处于严苛管控阶段息息相关，因为两国不同的疫情管控方案直接导致了包括惠普、苹果在内的多家世界头部企业将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到了越南。
而相比较于东南亚其他国家，越南政局的相对稳定，也进一步帮助其吸引了大量的全球合作机会。因此，在很多企业家看来，现在的越南与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处境极为相似，他们将此称之为越版的改革开放。
“所以这两年有大量来自中国的热钱涌入了越南，野心家们都想收割一波改开的时代红利”，其中一位民营企业的老板说。
不过事实是，不止中国，有来自全球各地的大量资本正在涌入越南，这使得越南的市场竞争越发激烈。
王威的工厂距离越南首都河内约40公里，这个选址是他在综合考虑了与政府接触方便、土地价格以及人力成本等多项因素后，得出的最优解。但与来时的期待不同，从2022年到现在近两年的内，王威的工厂仍未全部完成建设，而完成建设可以投入使用的部分则仍需不断的去完善各种资质。
“我们的主要产品是美妆蛋和美妆刷，这一类产品的制造肯定要涉及到污水排放的问题，但在越南污水排放需要拿到相应的许可，也要是说必须要有相关资质才行。而如何获取资质，则大有学问，因为语言不通，我需要依赖翻译帮忙和政府主管部门沟通，一来一往导致双方的交流效率非常低。而且在一些资质处理完成后，永远会有政府人员上门来检查，然后就有源源不断的资质等着我们去办理，像塑料加工这种都需要具体的资质”，王威说。
因此，在搬迁到越南两年后，他还没有任何产出和盈利。令他的处境雪上加霜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产业链进入以及大批的创业者涌入，越南的人力成本大幅提升，以致现在河内周边地区的用工成本直接比肩深圳和东莞。
对于王威现在的境遇，国内的很多学者已早有预测。在这些学者看来，东南亚国家的各项成本会随着企业间竞争的增加而水涨船高，另外相比于中国人，国外的劳动力群体不具备长期吃苦的实力，意即这些劳动力群体无法持续供给企业可以榨取的“红利”。因此，他们乐观的得出结论：搬迁到东南亚的产业链迟早会回来的。
“这简直是痴人说梦”，陈家栋对象牙塔里的专家结论给与了这样的批评，并一再强调，企业一旦走了就不可能再回来。“一家企业决定离开无异于断臂求生，是付出了很大的成本的，在艰难的离开之后，怎么可能说回来就回来？企业回来所需要的决心比离开时的决心要更大，才有可能回流，但现在的经济和政策惯性显然不具备短期内促使企业回来的条件”，他补充到。
陈家栋的分析让温文斌更加坚定了要走出去的决心。2024年年初，他正式在莫斯科注册了一家贸易公司。
对于选中俄罗斯而不是其他国家的决定，他有自己的考量。
“东南亚除了越南以外，其他几个国家政局都不太稳定，像缅甸还在打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排华情绪比较严重，即使是泰国这样的佛教国家，军政府对政治的影响也不可预测。与这些国家相比，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更加密切，如果说出海就是一个冒险的旅程的话，我更倾向于去到一个对中国人相对友好的国家”，温文斌表示。而中俄两国领导人的高规格会面更是坚定了他这一决心。
除去上述因素外，俄乌战争爆发后，包括宜家、麦当劳、可口可乐、H&M在内的多家跨国企业均撤出了俄罗斯，尚未撤出俄罗斯的企业也因为战争导致的人员短缺使得生产经营一度中断。这使得俄罗斯国内的市场出现了大量空白，亟需外面的企业进来填补。在温文斌看来，这就是商机所在，他想抓住这一机遇。
陈家栋也承认，俄乌战争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很多平时没有的机会。在他看来，出于政治原因，欧美、日韩的很多企业现在无法进入或拒绝进入俄罗斯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企业而言，庞大的俄罗斯市场份额犹如探囊取物。
有大量数据可以对这一观点进行支撑。根据俄罗斯汽车市场分析机构Autostat的数据，2024年前4个月，中国奇瑞汽车在俄罗斯的销量增长51%，达到44760台。2024年7月，俄罗斯汽车市场销量排前5的汽车品牌中，3家来自中国，分别为奇瑞、吉利和长安。
同样在俄罗斯市场实现了高速增长的长城汽车虽未挤入前5，但市场成绩也极为亮眼。数据显示，2023年长城汽车集团俄罗斯分公司的营收达到了3230亿卢布（约252.57亿人民币），是2024年的4倍；净利润超过75亿卢布（约5.87亿人民币），较2022年增长了25.8倍。截至目前，俄罗斯也已成为除中国本土外，长城汽车最大的海外销售市场。
“如果德国、日本、韩国的汽车能自由进入俄罗斯市场，中国企业绝对没有机会这样大规模的攻城略地。所以，现在的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陈家栋说。
不过在他看来，战争永远是风险与机遇的一体两面。
富贵险中求
所以，去到俄罗斯，就是一场赌博。
不过在温文斌看来，对国内的中小企业来说，这是难得的跨越阶层的机会。一旦拿下这场豪赌，企业家及企业的命运都将迎来逆转。
对于这个观点，陈俊凯表示赞同，并表示：“在商业的世界里，收益跟风险永远是成正比的”。
陈俊凯出生于台湾，大学毕业后离开台湾去到一家知名外企位于香港的办公室工作，上世纪90年代初，被公司从香港派遣到上海，成为了第一批进驻中国大陆的外企高管。对于当时的心境，他坦言，有过担忧和怀疑，不过更多的是对改革开放的中国究竟能走多远的不确定。
“当时肯德基在中国大获成功，我供职的企业不甘落后，在上海成立了分公司，想要在庞大的中国市场分一杯羹。公司位于波士顿的总部在做出当时的决定时，也有很大的赌博成分在其中，和今天中国企业去到俄罗斯和越南探险的性质是一样的”，陈俊凯表示。
肯德基先于麦当劳进军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市场，对机遇的把控换来了丰厚的回报，到目前为止，中国仍然是全球唯一一个肯德基门店数量和市场占有率均远高于麦当劳的国家，同样大获成功的还有可口可乐、星巴克等企业。
“这说明至少前30年，我们是赌对了的。对于威权政体来说，给了企业30年的盈利时间已经是非常长的了”，陈俊凯说。而依托在中国市场的成功经验，他前几年离开了所供职的外企，自己在上海创业成立了一家专营母婴用品的企业，但现在中国市场表现低迷，对于是否有意愿继续去海外赌一把，恰如当年他带领团队进驻上海一样的问题，他回答他会找机会再赌一次，但是绝对不会将赌桌设置到到俄罗斯、印度和东南亚。“因为在这些国家和区域，和中国一样，企业家难以掌控的东西太多了，当然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俄乌战争的进程以及最终结果”，他说。
采访中，陈家栋也曾多次强调，战争期间的俄罗斯市场提供的是非常态的、临时性的商业机会，而这些机会能否持续，与全球的政治动态密切相关。“再次参加美国总统竞选的特朗普不是公开说等他当选了总统，他会在一周内结束俄乌战争。此外，现在乌克兰将战线首次推进到了俄罗斯境内，普京将做何种抉择对贸易市场的影响也至关重要”，他指出。
因此，战争走向以及结束时间、结束方式的不可预测也被认为是出海俄罗斯的中国企业将要面对的最大挑战，“俄乌战争打到最后，俄罗斯一旦战败，卢布将沦为废纸，没有及时撤走的中国企业会满盘皆输”，陈家栋提示到。
2022年俄乌战争开始后不久，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多个国家便发布共同声明，称将把俄罗斯从全球银行间支付系统SWIFT中剔除。被剔除后，俄罗斯主要金融机构将无法与全球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跨境的支付、结算等业务。
这一金融层面的制裁，对去到俄罗斯的中国企业最直观的影响是跨境贸易无法再用美元结算，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家通过贸易挣到的大量卢布，除了用来购买俄罗斯商品外别无他用。这也是温文斌之前面临的难题，即对俄罗斯商品没有购买需求的前提下，如何更好的将卢布兑换为更“实用”的货币。
为解决这个问题，大量以兑换卢布、人民币以及美元的地下钱庄和数字货币玩家应运而生。别无他选的温文斌无奈成为了地下钱庄的客户，为此他需要将跨境结算总金额的千分之三至千分之七不等的资金作为服务费，这笔费用在结算过程中会被地下钱庄自动扣除。
而因为依托战争的俄罗斯市场也仅仅才崛起两年，导致帮助中国企业进行跨境结算的地下钱庄和数字货币持有人群体鱼龙混杂，稍有不慎，企业转给他们兑换的资金便有去无回。
温文斌2023年末便曾被几名号称来自香港的经营地下钱庄的人骗走了70万人民币，“我有朋友被骗走了上百万，所以出海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去到俄罗斯”，温文斌说。
所以俄罗斯市场现在在企业家看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陈家栋认为，从现在开始至明年1月份，俄罗斯市场只能继续被作为一个临时的非常态化、适合挣快钱的市场来对待，后续评级，则取决于2025年1月份之后的俄罗斯国内政治及战争的走向。
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让Jessica也暂时搁置了想要以俄罗斯为圆心继而辐射中亚地区的贸易布局，相反，2024年7月初她去美国拜访客户的时候，美国的朋友和商人纷纷告诉她，今年特朗普重新当选为美国总统的几率非常大，在这些美国商人看来，特朗普上台后会出台积极政策重振美国经济，到时候他们便有更大的信心去从Jessica手里拿更多的货物，Jessica也可以借此进一步扩大旗下产品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
但出乎他们意料，华盛顿时间7月21日，美国现任总统拜登通过社交媒体宣布退出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并表示支持提名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内，多项民意调查显示，在哈里斯接棒拜登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对总统之位展开竞逐后，哈里斯的支持率上升明显，在美国的七个摇摆州中，她的支持率在其中六个领先或与特朗普持平。
所以如果哈里斯成功当选为美国总统，对中国企业来说，在美国的境况会变得更好还是更差？
“谁当选，境况都不会变好”，Jessica表示。
事实上，早在两年前，她与国内的合伙人已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现实，当时他们便决定放弃国内针对美国市场的生产线，取而代之的是在美国开设新的工厂，将产品完全转化为Made in USA。
对于这一抉择，Jessica表示：“在美国，我们只要严格遵守美国的法律法规和美国人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就行，其他没有什么可担忧的。而且相较于国内工厂，虽然美国工厂的纯利润会因为各项成本的增加而被减少，但总归有钱赚”。最重要的是，他们在美国的工厂正式开始运营后，不管上台的新总统是谁以及不管中美关系今后的走向如何，他们都会是一家美国企业，再也不会因为出身中国而被钳制。
以成为海外本土企业的方式实现全球布局一直是陈家栋极力认为民营企业家们当下最应该迈出的一步。
对于这一坚持，他更是直言：“我们一直说没有马云的时代，只有时代的马云，卓越的企业家都是时代潮流的产物。人类文明的发展滚滚向前，拥抱世界是这一过程不可回避的章节。优秀的企业家就应该顺潮流而动，打破壁垒和国界限制，在国家无法提供助力甚至沦为掣肘阻力的时候，有勇去摆脱桎梏、有谋去只身创造属于自己的全球化。我坚信，再过20年，全球范围内会涌现一批杰出的华人企业家，那将是他们在故国终生无法达成的人生成就”。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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