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年初，中國疫情管控全面放開僅一個月，溫文斌便急不可耐地去了一趟俄羅斯。
彼時，中國大陸的主流輿論還沉浸在經濟將要復甦的喜悅中。多家主流媒體和學者更是直言，後疫情時代，全民報復性消費的階段將要來臨，民營企業即將迎來再次的大爆發。
在稍後召開的全國兩會中，中國高層政治領導人更是提出要「始終把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當作自己人」，來自高層的指示隨即便被各級政府和中國大陸的主流媒體奉為圭臬。
於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愛護」民營企業以及民營企業家的運動就此拉開序幕。各地政府一把手更是紛紛製造出了「要把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當做朋友一樣關愛」、「要把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當做親人一樣照顧」的衍生口號。
不過，對於這場聲勢浩大的「表演」，溫文斌嗤之以鼻。
「這就是一個狼來了的故事」，他說，並強調到，「直覺告訴我，他們說的話，一個字都不能信」。這種不信任便是他在國門甫一放開就去俄羅斯考察市場的主要原因。溫文斌出生於中國東南某省份，十多年前，接管了家裏的家紡類商品生產工廠。他自述，從接管家裏生意的第一天開始，他和地方政府之間的「貓鼠遊戲」就從未停止過。
後續的事態發展證明，溫文斌的直覺是準確的。此番大張旗鼓的「愛護」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的活動猶如曇花一現，口號喊完，「愛護」也戛然而止。隨後稅收、債務、罰款甚至刑罰被捆綁到一起，重重砸在了中國民營企業家的身上。
「對於國內的民營企業家來說，現在是生死攸關的時刻」，陳家棟在和大量民營企業負責人溝通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陳家棟此前曾長期在中國某知名企業擔任副總裁，任內主管投資和跨境併購，後創辦了某知名私募股權投資基金。
對於中國企業的海外布局，他持極度支持的態度，並借用莎士比亞的名著《哈姆雷特》中的格言「生存還是死亡，這是一個問題」進行了類比。「對中國（民營）企業來說，現在面臨的情況是，走出去，可能還有一線生機；在國內繼續耗下去，則會必死無疑。出海，就是民營企業選擇生存還是死亡的分界線」，陳家棟表示。
正是基於同樣的判斷，在2024年，出海已經成為了民營企業的主旋律。在接受採訪的多位民營企業家看來，在全球去中國化的當下，誰能成功在海外進行產業布局，誰就能在鐵幕完全落下之前，擺脫與祖國共沉淪的命運，拿到進入世界市場的通行證。
「大浪淘沙，我們現在只能放手一搏了」，這些接受採訪的民營企業負責人均這樣表態。抱持着這樣的抱負，他們去到了美國、德國、新加坡、東南亞、日本、俄羅斯等地。
鐵拳來襲
2024年2月下旬，農曆新年剛過，溫文斌便收到了又一張罰單，這次的罰款金額高達400萬人民幣，比過去十年他收到的任何一張罰單金額都要高。
對於罰款理由，罰單顯示是「廠房建設不合規」以及「逃生通道有障礙物堆積」。對於這兩項罪名，溫文斌都不認可，而且在他看來即使罰款「師出有名」，相應的罰款金額也已遠遠超過了法律規定。於是，他去到了開具罰款的行政機構，想要和主管官員理論。但與往常不一樣，這一次，主管領導百般推脫，對他避而不見。
最後經一位中間人牽線搭橋，溫文斌終於見到了領導。一番討價還價後，領導表示看在中間人的面子上願意讓步，罰款金額最低額度可以降到280萬，但是如果溫文斌繼續拒不繳納，他將聯合其他部門進行多部門聯合執法，到時候在罰單之外，溫文斌還將收到一張行政拘留通知書。
考慮再三後，溫文斌繳納了罰款，並希望領導可以具體指出他的廠房究竟有哪些地方的建設不符合規定，他將對照着進行整改，以避免再次被罰。但他的訴求被推到了另一個主管部門，該部門的工作人員則僅告知他廠房建設的人均面積指標以及廠房需要防火、逃生通道與操作檯之間應留有一定的間隔等極為籠統的信息，對於他進一步的訴求，至今未給出任何回應。
而對於地方政府這種罰款操作，是否會引發民營企業的反彈以及對相關政府責任人進行公開舉報的問題，一位主管地方招商工作的公務員私下對記者表示：「在我們國家，企業家和官員往往是同一條船上的人，沒有誰是乾淨的，如果真要舉報的話，需要破釜沉舟的勇氣，很多人做不到這一點」。而對於民營企業家在當下的遭遇，該公務員更是聲稱，這就是風水輪流轉。在他看來，之前企業依靠政府的託舉掙到的錢，在地方財政告急的當下，是時候讓企業老闆們吐出一些還給政府了。
這一行政思維，直接導致了罰沒收入的高額增長。
截至目前，國家統計局並未像往年一樣公布2023年國家罰沒收入的總額，但通過以往數據可以發現，2020年，國家罰沒收入逼近3000億，2021年這一數據為3711.95億元，2022年則突破4000億，飆漲到了4283.98億。而罰沒收入佔比非稅收入的比重自2016年開始也從7.82%一路上漲到了2022年的11.6%。
「這些罰款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民營企業家的血汗錢」，餘松表示。餘松在中國南方某省經營一家模具製造廠，2024年到目前為止，他已經累計繳納了近100萬人民幣的罰款了，而2023年一整年，他繳的罰款數額總計為近70萬人民幣。
對於這種頻頻被罰的遭遇，他很憤慨：「這赤裸裸的說明了在我們國家，權力是可以兌換金錢的。也就是說，權力可以為行政命令賦能，賦能之後行政命令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從老百姓手裏搶錢了。再這麼下去，沒人受得了」。
而作為在商海沉浮多年的江湖老手，面對四面出擊的行政鐵拳，李一鳴也最終決定繳械投降。2010年憑藉多個房地產開發項目，李一鳴積累了數億人民幣的個人資產，之後，他瞄準了高端教育市場，準備在國際教育領域大展拳腳。
「當時我覺得中國的經濟會繼續穩中向好，我身邊很多朋友都將孩子送到了國外讀大學，越來越多的城市中產也希望自己的子女可以擁有國際視野，以期以後可以更好的融入世界。我也正是看到了這個商機，決定從房地產行業轉戰到國際教育」，他說。
但一切進展地並不順利。2014年，李一鳴和合作夥伴與某沿海省份達成了一致協議，將在該省建設一所中外合資的大學。合作初期，省政府很爽快地批准了土地，並暗示李一鳴可以在土地各項證件尚未被批覆的前提下，提前動工建設校舍，所需證件政府後期會慢慢補齊。在房地產開發領域，先建設後補證，曾是廣為人知的潛規則，因此李一鳴及合夥人前期投入了數億元開始建設校園。但當校園建設行將完工時，曾經允諾他將會補齊證件的領導被調任到其他地方工作，新上任的主管官員拒不認可前任的各項簽字。
於是，李一鳴的轉型項目成為了爛尾工程，他個人的財產損失則達到了近一億元人民幣。而更讓他感到恐懼的是，他的一個企業家朋友，曾被同一個省的省委紀檢人員直白地要求在「上繳1億元」和「刑期20年」之間做出選擇。
「在中國，政府可以隨意拿捏和刁難企業家，甚至可以決定企業家的生死。而如果不想接受這樣的命運，我們只能去別的國家換個活法」，李一鳴說。
海外求存
2023年7月，李一鳴東渡日本，來到了輕井澤，重新回到了房地產建設的老本行。
在日本，他發現了新天地。「和中國人相比，日本人最大的特點是穩健、守規則。該怎麼樣就是怎麼樣，作為企業家我們只要遵守各種房屋建造細則和法規，就沒有人來找我們麻煩。而且企業只要到有市場的地方去投資，政府都會鼓勵，而不是百般刁難。簡言之，在日本，企業家是有尊嚴的」，他說。
在李一鳴看來，這樣的營商環境才是企業家的應許之地。
而經歷了國內的刑事威脅後，安全也成為了很多民營企業家格外看重的要素。因此，陳家棟接觸過的中國企業家，大多數都向往能夠去到包括日本、歐洲國家、美國、加拿大在內的法治國家。「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更加文明，有一套完整的法律體系保障企業家和企業的安全，政治對法律的干擾相對較小，大家都想去到政府權力處於法律紅線之下的國家」，他解釋道。
此外，在歐美發達國家，商品單價較高，對企業來說利潤空間也會更高。「比如抱枕，生產成本如果是2美元的話，在西方國家的售價可以達到10美元；但是在東南亞地區，抱枕的售價最高只能是1美元，否則價格上就沒有競爭力。兩者的利潤差異可想而知，這也是大家都想去歐美國家的又一個原因」，溫文斌表示。
不過通往歐美的路並不好走。Jessica Lin與合作伙伴從2017年開始將公司旗下的產品市場瞄準到利潤率最高的美國，但很不幸，2018年中美之間的大國博弈開啓，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對華貿易政策的其中一項為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一系列博弈過後，中美之間的敵對情緒及脫鉤趨勢越發明顯，這直接導致2020年年初，Jessica公司價值數百萬人民幣的商品被美國海關扣押，至今仍未贖回。而對於貨品被扣押的理由，Jessica坦言，海關給出了一大堆模棱兩可的說法，但其實有經驗的外貿人都知道，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那些貨品是中國製造的。
「所以，疫情結束後，我們便開始開拓加拿大、德國和日本的市場，以對沖單一市場帶來的風險，也就是說雞蛋絕對不能放在一個籃子裏」，Jessica表示。
但去到這些國家同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產品製作工藝和生產標準、企業投資金額等進入門檻對企業提出了遠超中國本土市場的要求，這使得很多中小企業望而卻步。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同樣以我們生產的家紡產品為例，歐洲國家和加拿大對面料的要求是必須要防火，但據我所知，國內很多布料生產商根本達不到這樣的製作標準。此外，防火面料的生產成本非常高，很多小型企業也負擔不起這樣高成本的商品生產」，溫文斌指出。
對於西方發達國家對產品製作工藝的高要求標準與中國企業現階段的生產能力之間的差距，餘松有更深刻的感受。
2020年，法國知名奢侈品牌聖羅蘭（Saint Laurent）在中國的代理商曾找到餘松，希望餘松幫忙生產聖羅蘭手提包的經典金屬Logo——YSL。「對我們這種小的製造商來說，國際一線奢侈品牌的訂單絕對是大單」，餘松說。因此，他不敢懈怠，連續去到了東南沿海某知名製造業大省的20多家金屬加工廠，但發現沒有一家工廠的拋光技術能達到聖羅蘭的金屬Logo在光澤度和色澤方面的要求。最後，他只能無奈放棄這個訂單。
「我們就是加工不出來人家原本的工藝所能達到的效果。國內製造業現在處於一個很尷尬的水平，就是我們可以很快加工出一根鋼管，但卻無法制造出奔馳汽車所需要的一個小小的鋼鐵墊片」，餘松說。
對於這種情況，某製造業大省一地級市負責外貿業務的一位副科長對記者表示，他所在地級市下轄的企業還都處於依賴人口紅利進行低端產品生產的階段，這使得商品的科技含量低，在海外很難具有競爭力。
「我們常年和企業的小老闆們打交道，很清楚市場在哪裏。一個非常簡單但卻被很多人選擇性忽視的事實是，國內的市場需求沒有大家想象中的那麼大，一個國家怎麼能和全世界相比？經驗告訴我，單一市場根本養不起國內這麼多的中小企業。企業想盈利，就必須去開拓海外市場，擴展市場帶來的產品流動則是貿易最基本的表現形式」，該副科長表示。
但很遺憾，很多企業並沒有對產品進行轉型升級以更好適應海外高端市場的動力以及能力。在他看來，這部分企業的負責人總是想將國內的產品及產業鏈進行複制，只要有海外市場允許這種複製的存在，這些企業便會形成路徑依賴。
除去自身的侷限性因素外，對於一些企業在全球化布局方面的失利，陳家棟也給出了更多詳細的解釋：「拋開企業家自身的原因，導致踩坑的外部掣肘因素也不可小覷。在歐美國家，很多實業都是百年老店，人家在自己本土的技術、口碑甚至資金積累都達到一定量級了。中國企業去到陌生的西方社會，且要按照人家的遊戲規則與人家的企業對壘，肯定是非常難的，這也是中國企業全球布局的一大難題」。
所以，在餘松看來，即使像聯想和萬達這樣量級的企業在歐美國家都會碰壁，中小企業的處境只會更加艱難。
「我今年年初的時候和朋友去意大利和德國進行了市場考察，考察的結果讓我們非常沮喪」，他說，並對造成沮喪的原因進行了舉例，比如在這些歐洲國家，企業的用地和用人成本非常高，企業需要負擔員工高額的社會保障費用，以及每年最多可以達到70天左右的帶薪休假。對於這樣高昂的人力成本開支，餘松坦言，他根本承受不了。
對於「沮喪」的成因，陳家棟更是直言：「這是企業去到歐美國家必須要付出的代價。因為每個人都想要獲得安全，而安全的成本就是非常高。畢竟在文明國家，法律保護的是每一個人，在給與企業家安全感之外，更要保護比企業家更弱勢的群體」。
因此在實力不允許的情況下，「安全」只能再次被擱置，中小企業的負責人們只能退而求其次。
叢林法則
王威在越南創業兩年，瘦了30斤。他略帶調侃意味的在朋友圈發文說：朋友們，想減肥嗎？那就來越南吧！
越南，即是退而求其次的目的地之一。除此之外，沙特阿拉伯、俄羅斯、印度尼西亞等國家也被納入了中國企業相對國內而言是往前邁出了一步，但是相對歐美國家卻是往後退了一步的出海選擇。
王威打算在越南經營一家生產美妝工具的工廠，在國內的朋友看來，隨着菜鳥等中國快遞平台進駐越南，幫助企業打通了與用戶之間的「最後一公里」，以及中國一帶一路項目的扶持，在越南開工廠，絕對是躺着賺錢。
但事實遠非如此。
2022年，越南GDP增長8.02%，是當年亞洲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經濟體；2023年GDP增長6.9%，位列全球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20個國家之一。這被外界認為是在「社會主義定向」和「市場經濟」之間的取得平衡後的爆發，恰如40年前的中國一樣。
此外，對於越南經濟的高速增長，也有中國學者指出這與越南在2022年率先全面放開疫情管控而中國仍處於嚴苛管控階段息息相關，因為兩國不同的疫情管控方案直接導致了包括惠普、蘋果在內的多家世界頭部企業將產業鏈從中國轉移到了越南。
而相比較於東南亞其他國家，越南政局的相對穩定，也進一步幫助其吸引了大量的全球合作機會。因此，在很多企業家看來，現在的越南與中國上世紀90年代的處境極為相似，他們將此稱之為越版的改革開放。
「所以這兩年有大量來自中國的熱錢涌入了越南，野心家們都想收割一波改開的時代紅利」，其中一位民營企業的老闆說。
不過事實是，不止中國，有來自全球各地的大量資本正在涌入越南，這使得越南的市場競爭越發激烈。
王威的工廠距離越南首都河內約40公里，這個選址是他在綜合考慮了與政府接觸方便、土地價格以及人力成本等多項因素後，得出的最優解。但與來時的期待不同，從2022年到現在近兩年的內，王威的工廠仍未全部完成建設，而完成建設可以投入使用的部分則仍需不斷的去完善各種資質。
「我們的主要產品是美妝蛋和美妝刷，這一類產品的製造肯定要涉及到污水排放的問題，但在越南污水排放需要拿到相應的許可，也要是說必須要有相關資質才行。而如何獲取資質，則大有學問，因為語言不通，我需要依賴翻譯幫忙和政府主管部門溝通，一來一往導致雙方的交流效率非常低。而且在一些資質處理完成後，永遠會有政府人員上門來檢查，然後就有源源不斷的資質等着我們去辦理，像塑料加工這種都需要具體的資質」，王威說。
因此，在搬遷到越南兩年後，他還沒有任何產出和盈利。令他的處境雪上加霜的是，隨着越來越多的產業鏈進入以及大批的創業者涌入，越南的人力成本大幅提升，以致現在河內周邊地區的用工成本直接比肩深圳和東莞。
對於王威現在的境遇，國內的很多學者已早有預測。在這些學者看來，東南亞國家的各項成本會隨着企業間競爭的增加而水漲船高，另外相比於中國人，國外的勞動力群體不具備長期吃苦的實力，意即這些勞動力群體無法持續供給企業可以榨取的「紅利」。因此，他們樂觀的得出結論：搬遷到東南亞的產業鏈遲早會回來的。
「這簡直是癡人說夢」，陳家棟對象牙塔裏的專家結論給與了這樣的批評，並一再強調，企業一旦走了就不可能再回來。「一家企業決定離開無異於斷臂求生，是付出了很大的成本的，在艱難的離開之後，怎麼可能說回來就回來？企業回來所需要的決心比離開時的決心要更大，才有可能迴流，但現在的經濟和政策慣性顯然不具備短期內促使企業回來的條件」，他補充到。
陳家棟的分析讓溫文斌更加堅定了要走出去的決心。2024年年初，他正式在莫斯科註冊了一家貿易公司。
對於選中俄羅斯而不是其他國家的決定，他有自己的考量。
「東南亞除了越南以外，其他幾個國家政局都不太穩定，像緬甸還在打仗，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的排華情緒比較嚴重，即使是泰國這樣的佛教國家，軍政府對政治的影響也不可預測。與這些國家相比，俄羅斯與中國的關係更加密切，如果說出海就是一個冒險的旅程的話，我更傾向於去到一個對中國人相對友好的國家」，溫文斌表示。而中俄兩國領導人的高規格會面更是堅定了他這一決心。
除去上述因素外，俄烏戰爭爆發後，包括宜家、麥當勞、可口可樂、H&M在內的多家跨國企業均撤出了俄羅斯，尚未撤出俄羅斯的企業也因為戰爭導致的人員短缺使得生產經營一度中斷。這使得俄羅斯國內的市場出現了大量空白，亟需外面的企業進來填補。在溫文斌看來，這就是商機所在，他想抓住這一機遇。
陳家棟也承認，俄烏戰爭為中國企業帶來了很多平時沒有的機會。在他看來，出於政治原因，歐美、日韓的很多企業現在無法進入或拒絕進入俄羅斯市場，在這種情況下，對中國企業而言，龐大的俄羅斯市場份額猶如探囊取物。
有大量數據可以對這一觀點進行支撐。根據俄羅斯汽車市場分析機構Autostat的數據，2024年前4個月，中國奇瑞汽車在俄羅斯的銷量增長51%，達到44760台。2024年7月，俄羅斯汽車市場銷量排前5的汽車品牌中，3家來自中國，分別為奇瑞、吉利和長安。
同樣在俄羅斯市場實現了高速增長的長城汽車雖未擠入前5，但市場成績也極為亮眼。數據顯示，2023年長城汽車集團俄羅斯分公司的營收達到了3230億盧布（約252.57億人民幣），是2024年的4倍；淨利潤超過75億盧布（約5.87億人民幣），較2022年增長了25.8倍。截至目前，俄羅斯也已成為除中國本土外，長城汽車最大的海外銷售市場。
「如果德國、日本、韓國的汽車能自由進入俄羅斯市場，中國企業絕對沒有機會這樣大規模的攻城略地。所以，現在的機會真的是百年一遇」，陳家棟說。
不過在他看來，戰爭永遠是風險與機遇的一體兩面。
富貴險中求
所以，去到俄羅斯，就是一場賭博。
不過在溫文斌看來，對國內的中小企業來說，這是難得的跨越階層的機會。一旦拿下這場豪賭，企業家及企業的命運都將迎來逆轉。
對於這個觀點，陳俊凱表示贊同，並表示：「在商業的世界裏，收益跟風險永遠是成正比的」。
陳俊凱出生於台灣，大學畢業後離開台灣去到一家知名外企位於香港的辦公室工作，上世紀90年代初，被公司從香港派遣到上海，成為了第一批進駐中國大陸的外企高管。對於當時的心境，他坦言，有過擔憂和懷疑，不過更多的是對改革開放的中國究竟能走多遠的不確定。
「當時肯德基在中國大獲成功，我供職的企業不甘落後，在上海成立了分公司，想要在龐大的中國市場分一杯羹。公司位於波士頓的總部在做出當時的決定時，也有很大的賭博成分在其中，和今天中國企業去到俄羅斯和越南探險的性質是一樣的」，陳俊凱表示。
肯德基先於麥當勞進軍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市場，對機遇的把控換來了豐厚的回報，到目前為止，中國仍然是全球唯一一個肯德基門店數量和市場佔有率均遠高於麥當勞的國家，同樣大獲成功的還有可口可樂、星巴克等企業。
「這說明至少前30年，我們是賭對了的。對於威權政體來說，給了企業30年的盈利時間已經是非常長的了」，陳俊凱說。而依託在中國市場的成功經驗，他前幾年離開了所供職的外企，自己在上海創業成立了一家專營母嬰用品的企業，但現在中國市場表現低迷，對於是否有意願繼續去海外賭一把，恰如當年他帶領團隊進駐上海一樣的問題，他回答他會找機會再賭一次，但是絕對不會將賭桌設置到到俄羅斯、印度和東南亞。「因為在這些國家和區域，和中國一樣，企業家難以掌控的東西太多了，當然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俄烏戰爭的進程以及最終結果」，他說。
採訪中，陳家棟也曾多次強調，戰爭期間的俄羅斯市場提供的是非常態的、臨時性的商業機會，而這些機會能否持續，與全球的政治動態密切相關。「再次參加美國總統競選的特朗普不是公開說等他當選了總統，他會在一週內結束俄烏戰爭。此外，現在烏克蘭將戰線首次推進到了俄羅斯境內，普京將做何種抉擇對貿易市場的影響也至關重要」，他指出。
因此，戰爭走向以及結束時間、結束方式的不可預測也被認為是出海俄羅斯的中國企業將要面對的最大挑戰，「俄烏戰爭打到最後，俄羅斯一旦戰敗，盧布將淪為廢紙，沒有及時撤走的中國企業會滿盤皆輸」，陳家棟提示到。
2022年俄烏戰爭開始後不久，美國、加拿大和歐洲多個國家便發布共同聲明，稱將把俄羅斯從全球銀行間支付系統SWIFT中剔除。被剔除後，俄羅斯主要金融機構將無法與全球銀行等金融機構進行跨境的支付、結算等業務。
這一金融層面的制裁，對去到俄羅斯的中國企業最直觀的影響是跨境貿易無法再用美元結算，這意味着中國企業家通過貿易掙到的大量盧布，除了用來購買俄羅斯商品外別無他用。這也是溫文斌之前面臨的難題，即對俄羅斯商品沒有購買需求的前提下，如何更好的將盧布兌換為更「實用」的貨幣。
為解決這個問題，大量以兌換盧布、人民幣以及美元的地下錢莊和數字貨幣玩家應運而生。別無他選的溫文斌無奈成為了地下錢莊的客戶，為此他需要將跨境結算總金額的千分之三至千分之七不等的資金作為服務費，這筆費用在結算過程中會被地下錢莊自動扣除。
而因為依託戰爭的俄羅斯市場也僅僅才崛起兩年，導致幫助中國企業進行跨境結算的地下錢莊和數字貨幣持有人群體魚龍混雜，稍有不慎，企業轉給他們兌換的資金便有去無回。
溫文斌2023年末便曾被幾名號稱來自香港的經營地下錢莊的人騙走了70萬人民幣，「我有朋友被騙走了上百萬，所以出海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去到俄羅斯」，溫文斌說。
所以俄羅斯市場現在在企業家看來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定位？陳家棟認為，從現在開始至明年1月份，俄羅斯市場只能繼續被作為一個臨時的非常態化、適合掙快錢的市場來對待，後續評級，則取決於2025年1月份之後的俄羅斯國內政治及戰爭的走向。
國際政治的風雲變幻讓Jessica也暫時擱置了想要以俄羅斯為圓心繼而輻射中亞地區的貿易布局，相反，2024年7月初她去美國拜訪客戶的時候，美國的朋友和商人紛紛告訴她，今年特朗普重新當選為美國總統的幾率非常大，在這些美國商人看來，特朗普上台後會出台積極政策重振美國經濟，到時候他們便有更大的信心去從Jessica手裏拿更多的貨物，Jessica也可以藉此進一步擴大旗下產品在美國市場的佔有率。
但出乎他們意料，華盛頓時間7月21日，美國現任總統拜登通過社交媒體宣布退出2024年美國總統競選，並表示支持提名副總統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在接下來一個月的時間內，多項民意調查顯示，在賀錦麗接棒拜登與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對總統之位展開競逐後，賀錦麗的支持率上升明顯，在美國的七個搖擺州中，她的支持率在其中六個領先或與特朗普持平。
所以如果賀錦麗成功當選為美國總統，對中國企業來說，在美國的境況會變得更好還是更差？
「誰當選，境況都不會變好」，Jessica表示。
事實上，早在兩年前，她與國內的合夥人已清楚的認識到這一現實，當時他們便決定放棄國內針對美國市場的生產線，取而代之的是在美國開設新的工廠，將產品完全轉化為 Made in USA。
對於這一抉擇，Jessica表示：「在美國，我們只要嚴格遵守美國的法律法規和美國人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就行，其他沒有什麼可擔憂的。而且相較於國內工廠，雖然美國工廠的純利潤會因為各項成本的增加而被減少，但總歸有錢賺」。最重要的是，他們在美國的工廠正式開始運營後，不管上台的新總統是誰以及不管中美關係今後的走向如何，他們都會是一家美國企業，再也不會因為出身中國而被鉗制。
以成為海外本土企業的方式實現全球布局一直是陳家棟極力認為民營企業家們當下最應該邁出的一步。
對於這一堅持，他更是直言：「我們一直說沒有馬雲的時代，只有時代的馬雲，卓越的企業家都是時代潮流的產物。人類文明的發展滾滾向前，擁抱世界是這一過程不可迴避的章節。優秀的企業家就應該順潮流而動，打破壁壘和國界限制，在國家無法提供助力甚至淪為掣肘阻力的時候，有勇去擺脫桎梏、有謀去隻身創造屬於自己的全球化。我堅信，再過20年，全球範圍內會涌現一批傑出的華人企業家，那將是他們在故國終生無法達成的人生成就」。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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