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观奥史：李宁、李丽珊与麦兜，香港人看奥运在看什么？

奥运会不再仅仅是体育活动，也是一个充满各种现实和文化政治的场域。在刚过去的巴黎奥运会中，全球观众对运动员表现以外的各种议题的关注度，是前所未有的高涨。而华文圈子里最能挑起广泛讨论和争议的，莫过于有关国族身份的话题。

从中国内地的小红书式民族主义，到台湾受运动员得奖而引发的群情激昂等等，相对来说，香港舆论中受奥运催化而挑起的集体情绪，则相对复杂而暧昧。历史角度看，长期以来，香港人欣赏体育项目是相对较“去政治化”的，国族、集体身份认同色彩远不及中国内地；香港人从香港运动员表现和成绩中投射出认同感，一方面跟香港运动员水准不断提升有关，另一方面自然也跟香港人本土身份认同的发展脱不了干系。

然而，我们亦不能忽略一点：相对于中国内地长年以来自举国体制的方式将体育作为民族主义建构的手段，香港人在体育活动中所建构的集体认同感，依然是一种从下而上的缓慢累积；而与其他不同社会实践范围不同的是，观众对体育的投入不必然全部来自族群身份认同，例如民族主义，也包含著各种不同的情感，例如在个人层面对特定体育项目的热情，或在普世层面上对于体育精神（sportsmanship）的尊重。

今届奥运中，香港人对香港运动员得奖的各种复合反应和情绪，其实并不仅只源于近年香港的政治生态，亦跟多年以来香港人观赏体育活动的传统和习惯有关。个中演变，正是本文试图梳理的一段香港文化史。

体育人本主义在当代并非空谈

当时一般香港人只有朴素的民族认同感，既欣赏中国运动员的优秀表现，也关心中国在国际体坛的总体表现。但他们依然跟今天的奥运观众完全不同。

说到体育与族群认同的关系，不少人仍然对所谓“体育政治化”抱有疑虑，认为体育与政治并无直接关系，不应混为一谈——然而这恰恰就是体育政治化的证明：忽略体育背后的政治操作与权力关系，使当中的政治目的和意识形态得以隐藏在体育活动之中。

不过，从政治化的角度去观看、分析及研究体育，已渐渐成为当代舆论论述体育活动的主流方式，尤其是像奥运、世界杯这类大型国际体育活动，其中的各种政治议题亦是现今体育观众所关注的话题。历史经典例子如粹党德国以奥运作为政治宣传，常被人引为“体育洗白”的滥殇，时至今日，将国际体育奖用作民族国家意识的集体投射，更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可是，我们绝不应因此认为，体育原来所追求的人本主义已在当代沦为空谈，或体育精神在现今公民社会中已发挥不到正面作用。相较于世界杯这类以国家队际参赛、并以单一奖项（冠军）为目标的国际体育活动，刚刚结束的奥运因为它的竞赛形式，使其政治性质更为多元和复杂。

大部份奥运项目都是个人项目，运动员一方面代表所属国家或地区参加，同时又体现了运动员对个人体育成就的追求；而观众对得奖运动员的支持，亦不必然全出于对国家民族的认同，亦渗杂著对运动员在比赛成绩、争胜斗志和体育精神体现上的尊重。

香港在今届奥运夺得两面金牌，是史上首次，而张家朗更是成功卫冕金牌，理应是舆论焦点，然而坊间却一直聚焦于江旻憓的政治立场身上，这是在香港人观看奥运的历史上罕见的。对“江旻憓事件”的直接解读，正好是一个“体育政治化”的范例：江旻憓夺得奥运金牌，并没有凝聚出香港人的集体自豪感，反而因为她本人的政治立场曝光，进一步突显群体认同早已分裂的状态。

李丽珊的不是垃圾论

李丽珊的得奖是让香港人首次清晰地意识到，奥运（或体育）不只是纯具观赏性的娱乐活动，也可以是一种建构集体身份的手段。

一些坊间讨论把事件视作江旻憓本人的“人设崩坏”：她被“揭发”政治立场亲中，这与其“奥运金牌得主”的身份不符。这种说法背后有两种不同的假设，一是身为运动员，她不应有过分鲜明的政治立场；二是作为香港人的代表，她不应亲中。这两种假设互为相关，但亦有各自的历史脉络，后者自然是来自近年已成香港政治常识的“黄蓝”之争，不难理解；反而前者，我们却需要放在一个更长线的历史脉络中再作分析。

“运动员不应有（过分鲜明）的政治立场”可以被理解为“体育政治化”的反题：运动员的个人价值，在于在比赛中争取好成绩，因此当他们的政治立场被明确披露于公众面前，并且其立场是鲜明而具偏向性的话，就会令公众的注意力转移。运动员一般不会在公众面前讨论太多政治，而主要谈论关于训练和比赛的话题。可是，奥运参赛者既然代表所属国家或地区参赛，跟建制自然有著千丝万缕的关系。

一般来说，运动员的政治立场并不是香港人关注的焦点，前题是他们的立场不要太过著迹，跟建制的关系没令坊间太过反感，也不会引起舆论兴趣。而“江旻憓事件”的导火线，恰恰是她太多亲建制的“脚影”供网民捕捉，而被“逮个正著”的那篇论文内容，在政治立场上亦太过“高调”，事件才会如此被发酵。

或者可以这样说：运动员的政治立场愈模糊，人们就愈容易对其进行情感投射。这些情感投射可以是任意而混杂的，但基调上仍属集体认同为主。不过，这类集体认同的情感投射到底有多少政治色彩，则与当时的政治气氛有关。

一个显然易见的事实是，同是奥运金牌得主，香港人对张家朗的认同肯定没什么争议的，不论你是什么政治立场，皆可视张家朗为某种“香港精神”的象征。然而，香港人群体在政治上高度撕裂的现实，在奥运时期被隐藏了，若不是“江旻憓事件”的发生，单凭香港运动员历史性地单届奥运两夺金牌，就足以让香港人沉醉于集体狂热中好一段时间。

冷战背景下的香港观奥

这范本改写了过去香港人看奥运乃至看任何国际体育活动的方式：他们不只纯粹从个人角度欣赏运动员的斗志和表现，也开始在香港运动员身上找寻可以复制李丽珊的群体自豪感。

关于香港人的奥运金牌狂热，自然不得不提李丽珊。若追溯从李丽珊到江旻憓这条历史脉络，我们或许可以从侧面看到香港政治的一种有趣变化：香港运动员如何作为集体身份认同的象征？这与中国式民族主义之间又有何关系和张力呢？

李丽珊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夺得金牌，长期被说成是香港运动员的“零的突破”。但香港体育史尚有一个更早的“零的突破”则鲜少被提及：保龄球运动员车菊红在1986年汉城亚运首夺金牌。论水平和代表性，亚运当然不及奥运，但坊间很少再提及车菊红，自有其历史背景。香港运动员在1950年代已开始参加奥运及亚运，在过去亚运中亦曾夺得多面奖牌，只是直到车菊红才首夺金牌；而李丽珊不仅是香港奥运第一金，也是首面奥运奖牌，意义上，它也代表了香港运动员冲出亚洲，在国际体坛占上一席位。

不过，对于香港人对李丽珊夺金的狂热反应，我们亦不要忽略其“冷战”背景。虽然香港电视台在1976年已开始直播奥运，但直到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才渐渐广为香港观众关注。而1988年奥运的主办城市汉城（今首尔），曾在两年前即1986年主办过亚运，而汉城奥运亦是继1964东京奥运后第二届有亚洲城市举办奥运。

这一段历史，组成了1980年代香港观众对奥运的一些印象。当时中国正值后毛泽东时期，外交上希望争取在更大空间，1984年洛杉矶奥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中国”名义参加奥运，而香港观众也开始在电视上认识中国运动员。当时中国运动员在体操、跳水、女子游泳、乒乓球和女排等几个项目表现出色，并有力争取金牌，香港观众亦因此特别关注中国运动员的表现。我们当然不会排除当中有民族认同的成份，但跟今天存在于中国内地那种在举国体制操作下的中国式民族主义，绝不能同日而喻。

当时一般香港人只有朴素的民族认同感，既欣赏中国运动员的优秀表现，也关心中国在国际体坛的总体表现。中国在亚运中是三大体育强国之一，跟日本、韩国并驾齐驱，但在国际体坛上则逊于美国和苏联两大强国。在国际关系上，中国在冷战末期重返国际外交舞台，在体坛上则积极争取奥运奖牌前列，以证明中国是美苏以外的另一大国。

但香港观众对这些国际政治一般了解不深，或者说，他们跟今天的奥运观众完全不同，他们比较关心运动员表现和成绩，却没有将体育政治化的清晰观念。换一个说法，当时香港观众观看奥运，纯粹是想欣赏优秀运动员的出色表现，以及他们跟对手之间的激烈竞争。

这亦因此解释了当时香港人亦会投入去看一些比较“主流”，但不是中国运动员强项的项目 。

例如“体操王子”李宁、乒乓球世界冠军邓亚萍、年仅十三岁就夺金的“跳水皇后”伏明霞、还有中国女排、女子泳队的“四朵金花”等，其实都深受香港人欢迎，但其中情感，虽始终有著一点民族认同，但更多是一种粉丝式的喜爱。

这亦因此解释了当时香港人亦会投入去看一些比较“主流”，但不是中国运动员强项的项目，例如在田径项目里，形象突出的美国著名短跑运动员姬菲芙（Florence Griffith-Joyner）、男子100米短跑中，美国的路易斯（Carl Lewis）与加拿大的庄逊（Benjamin Sinclair Johnson）之间的长期对决，都是香港观众在观看奥运的追看对象。这种情形，就跟香港球迷在世界杯中支持不同国家队的情况相似。

另外还有一点：当时香港运动员在奥运中的表现乏善足陈，对香港观众来说，奥运并没有作为身份认同和集体自豪感的投射场所，他们所抱的，比较接近是一种“去政治”的纯观众心态。

麦兜故事隐含的官方意识形态

因此，在多年来以，李丽珊在1996年奥运中的“零的突破”一直被论述为“香港人身份认同建构”的重要事件，但若放回上述历史背景中，她的得奖是让香港人首次清晰地意识到，奥运（或体育）不只是纯具观赏性的娱乐活动，也可以是一种建构集体身份的手段。

李丽珊得奖后有一名言：“香港运动员唔系垃圾”（香港运动员不是垃圾），亦正好在九七回归前后，塑造出一个符合当时香港人集体意识的“香港（体育）故事”。这句话背后可解读出几重意思：

一，身为一名运动员，她不是垃圾，她是优秀的；二，她代表了香港运动员，香港运动员也可以很优秀；三、她代表香港，而香港是优秀的。

李丽珊既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香港；而对香港人来说，他们亦找到体育作为建构集体认同的一个范本，这个范本改写了过去香港人看奥运乃至看任何国际体育活动的方式：他们不只纯粹从个人角度欣赏运动员的斗志和表现，也开始在香港运动员身上找寻可以复制李丽珊的群体自豪感。

李丽珊后来被官方挪用，用以建构官方认可的后九七身份认同，这种认同更被植入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只是在当时表现得相当隐瞒。一个著名的民间香港文化文本：电影《麦兜故事》，就曾以戏谑手法挪用了“李丽珊”这个符号。

]麦兜学习“抢包山”这个“无用体育项目”流露的失败感，与官方申办亚运失败的失落气氛相呼应。要注意即使申办失败，这种集体失落也有助建构官方认可的身份认同。

《麦兜故事》是一部香港本土制作、于2001年上映的香港动画，故事透过几个动物拟人化的幼稚园学生角色，呈现各式各样的香港本土庶民情怀，相当深入民心。电影中有以香港在1999至2000年间申办2006年亚运失败为故事背景，讲述主角麦兜到长洲向李丽珊的师父黎根拜师，学习“抢包山”，继而争取“抢包山”列入亚运比赛项目。

事后看来，这个看似相当庶民的文本，其实隐含了官方意识形态。重点不在“抢包山”能否代表香港庶民文化，或麦兜的经历是否体现某种“香港精神”，而是在于“申办亚运”这件事有著鲜明的“体育政治化”色彩。当时香港政府以“香港一定得”为宣传口号，呼应了李丽珊那句“香港运动员唔系垃圾”，将运动员个人成就上升为集体认同。

而《麦兜故事》中对麦兜学习“抢包山”这个“无用体育项目”所流露的失败感，则与官方申办亚运失败的失落气氛相呼应。要注意一点，即使申办失败，但这种集体失落也有助建构官方认可的身份认同。然而当时坊间舆论已有批评，指香港申办亚运其实是转移民间对政府施政失当的注意力。从这一角度看，这也算是一种“体育洗白”。

转折期：香港申亚失败，到2008北京奥运

但香港人始终无法投入这种中国式民族主义的体育观赏情绪。北京奥运以后，香港观众对中国运动员的关注度进一步下降，亦因中港矛盾加遽而对中国运动员开始产生某种厌恶感。

从2000年香港申办亚运失败起，到2008年北京奥运为止，在香港政治史上是一个的转折期，这也反映在香港人对体育政治化的认知变化之上。一个社会学上流传已久的说法：2008年北京奥运是香港人身份认同出现“黄金／死亡交叉”的关键时刻，据当时民调显示，2008年是香港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百份比首次超越“香港人”的时刻，但亦是回归后唯一一次，此后香港人认同“中国人”身份的比率便不断下降，再也不曾出现2008年的状况。

北京奥运可说是中国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体育政治化事件，以奥运作为建构官方民族主义的成效有目共睹，但香港人对中国和香港运动员的认同，也在这段时产生不少变化。在李丽珊夺金之后的几届奥运里，只有高礼泽和李静在2004年雅典奥运夺得银牌，但舆论反应远不及李丽珊，原因之一可能是，高礼泽和李静本是中国乒乓球员，移居香港后才代表香港队，这一背景令“香港运动员唔系垃圾”这一说法难以适用。

另一方面，香港人对中国运动员的关注度也大不如前，一些花边事件可能更引起香港人的兴趣，例如中国两代跳水皇后伏明霞和郭晶晶分别下嫁香港建制中的名人，令人有政治婚姻的联想；另一事件是中国跨栏运动员刘翔在北京奥运因伤退赛，在香港亦引起一轮热话，但香港观众对刘翔的关注，显然已不像九七前那样，粹纯关注他的表现，而是沾染著内地的民族主义狂热，视刘翔为足以挑战西方运动员垄断田径场的民族英雄。

但香港人始终无法投入这种中国式民族主义的体育观赏情绪。北京奥运以后，香港观众对中国运动员的关注度进一步下降，亦因中港矛盾加遽，香港人对中国运动员开始产生某种厌恶感。这种厌恶感不纯粹是来源于身份认同上的差异，也跟中国运动员近年在国际体坛上各种违反体育精神的态度有关，像被验出服用禁药、对记者和比赛对手出言不逊等的行为。

她剥夺一次了讲述美好“香港故事”的机会，继而产生一种令人厌恶的幻灭感——不是对江旻憓其人的幻象破灭，而是对体育可作为一种“去政治化” 集体投射的幻象破灭。

当不以成绩挂帅的故事出现

相较于盲目的民族主义狂热，香港人更重视运动员的行为态度和精神面貌，能否体现普世的体育精神。近年香港运动员获得了民间更多关注，奥运也不再是香港人观看运动员的唯一场所，人们关心香港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上的成绩，舆论里也经常对未能获得好成绩的运动员予以鼓励和支持。

另一方面，一些不纯粹以成绩挂帅的香港运动员故事开始被叙述，例如单车运动员李慧诗被称为“牛下女车神”，强调她公屋出身的背景，暗示了一个既贴地又力争上游的香港故事；游泳运动员何诗蓓的爱尔兰与香港混血儿的身份也经常被谈及，并强调她选择代表香港而不是爱尔兰的“香港认同”。而她在今届奥运后对传媒所讲的一句：“（其他人）对我嘅期望唔系我嘅目标。”（“别人对我的期望不是我的目标），表现出一位运动员是为“个人”而非为“官方”或“集体”而战，其态度更获一致赞赏。

李慧诗跟何诗蓓同是奥运奖牌得主，关于她们的“故事”，既是“香港运动员唔系垃圾”的论述延续，同时又强调其运动员的独特个性，而不只作为“香港运动员”这一集体的代表。这似乎比较接近今天香港人认同香港运动员的方式：既将“香港”这一集体投射在他／她们身上，亦尊重、欣赏运动员作为优秀而专业的个体。

因此，江旻憓虽然无疑是一名优秀运动员，却在事件中被叙述成一个与典型截然不同的“香港（运动员）故事”：在香港政治风眼中，她太像一个亲中亲建制的新晋政客了，以至对许多人来说，她剥夺一次了讲述美好“香港故事”的机会，继而产生一种令人厌恶的幻灭感——不是对江旻憓其人的幻象破灭，而是对体育可作为一种“去政治化” 集体投射的幻象破灭，逼使我们继续面对残酷的现实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