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觀奧史：李寧、李麗珊與麥兜，香港人看奧運在看什麼？

奧運會不再僅僅是體育活動，也是一個充滿各種現實和文化政治的場域。在剛過去的巴黎奧運會中，全球觀眾對運動員表現以外的各種議題的關注度，是前所未有的高漲。而華文圈子裡最能挑起廣泛討論和爭議的，莫過於有關國族身份的話題。

從中國內地的小紅書式民族主義，到台灣受運動員得獎而引發的群情激昂等等，相對來說，香港輿論中受奧運催化而挑起的集體情緒，則相對複雜而曖昧。歷史角度看，長期以來，香港人欣賞體育項目是相對較「去政治化」的，國族、集體身份認同色彩遠不及中國內地；香港人從香港運動員表現和成績中投射出認同感，一方面跟香港運動員水準不斷提升有關，另一方面自然也跟香港人本土身份認同的發展脫不了干系。

然而，我們亦不能忽略一點：相對於中國內地長年以來自舉國體制的方式將體育作為民族主義建構的手段，香港人在體育活動中所建構的集體認同感，依然是一種從下而上的緩慢累積；而與其他不同社會實踐範圍不同的是，觀眾對體育的投入不必然全部來自族群身份認同，例如民族主義，也包含著各種不同的情感，例如在個人層面對特定體育項目的熱情，或在普世層面上對於體育精神（sportsmanship）的尊重。

今屆奧運中，香港人對香港運動員得獎的各種複合反應和情緒，其實並不僅只源於近年香港的政治生態，亦跟多年以來香港人觀賞體育活動的傳統和習慣有關。箇中演變，正是本文試圖梳理的一段香港文化史。

體育人本主義在當代並非空談

當時一般香港人只有樸素的民族認同感，既欣賞中國運動員的優秀表現，也關心中國在國際體壇的總體表現。但他們依然跟今天的奧運觀眾完全不同。

說到體育與族群認同的關係，不少人仍然對所謂「體育政治化」抱有疑慮，認為體育與政治並無直接關係，不應混為一談——然而這恰恰就是體育政治化的證明：忽略體育背後的政治操作與權力關係，使當中的政治目的和意識形態得以隱藏在體育活動之中。

不過，從政治化的角度去觀看、分析及研究體育，已漸漸成為當代輿論論述體育活動的主流方式，尤其是像奧運、世界盃這類大型國際體育活動，其中的各種政治議題亦是現今體育觀眾所關注的話題。歷史經典例子如粹黨德國以奧運作為政治宣傳，常被人引為「體育洗白」的濫殤，時至今日，將國際體育獎用作民族國家意識的集體投射，更是極為普遍的現象。

可是，我們絕不應因此認為，體育原來所追求的人本主義已在當代淪為空談，或體育精神在現今公民社會中已發揮不到正面作用。相較於世界盃這類以國家隊際參賽、並以單一獎項（冠軍）為目標的國際體育活動，剛剛結束的奧運因為它的競賽形式，使其政治性質更為多元和複雜。

大部份奧運項目都是個人項目，運動員一方面代表所屬國家或地區參加，同時又體現了運動員對個人體育成就的追求；而觀眾對得獎運動員的支持，亦不必然全出於對國家民族的認同，亦滲雜著對運動員在比賽成績、爭勝鬥志和體育精神體現上的尊重。

香港在今屆奧運奪得兩面金牌，是史上首次，而張家朗更是成功衛冕金牌，理應是輿論焦點，然而坊間卻一直聚焦於江旻憓的政治立場身上，這是在香港人觀看奧運的歷史上罕見的。對「江旻憓事件」的直接解讀，正好是一個「體育政治化」的範例：江旻憓奪得奧運金牌，並沒有凝聚出香港人的集體自豪感，反而因為她本人的政治立場曝光，進一步突顯群體認同早已分裂的狀態。

李麗珊的不是垃圾論

李麗珊的得獎是讓香港人首次清晰地意識到，奧運（或體育）不只是純具觀賞性的娛樂活動，也可以是一種建構集體身份的手段。

一些坊間討論把事件視作江旻憓本人的「人設崩壞」：她被「揭發」政治立場親中，這與其「奧運金牌得主」的身份不符。這種說法背後有兩種不同的假設，一是身為運動員，她不應有過分鮮明的政治立場；二是作為香港人的代表，她不應親中。這兩種假設互為相關，但亦有各自的歷史脈絡，後者自然是來自近年已成香港政治常識的「黃藍」之爭，不難理解；反而前者，我們卻需要放在一個更長線的歷史脈絡中再作分析。

「運動員不應有（過分鮮明）的政治立場」可以被理解為「體育政治化」的反題：運動員的個人價值，在於在比賽中爭取好成績，因此當他們的政治立場被明確披露於公眾面前，並且其立場是鮮明而具偏向性的話，就會令公眾的注意力轉移。運動員一般不會在公眾面前討論太多政治，而主要談論關於訓練和比賽的話題。可是，奧運參賽者既然代表所屬國家或地區參賽，跟建制自然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一般來說，運動員的政治立場並不是香港人關注的焦點，前題是他們的立場不要太過著跡，跟建制的關係沒令坊間太過反感，也不會引起輿論興趣。而「江旻憓事件」的導火線，恰恰是她太多親建制的「腳影」供網民捕捉，而被「逮個正著」的那篇論文內容，在政治立場上亦太過「高調」，事件才會如此被發酵。

或者可以這樣說：運動員的政治立場愈模糊，人們就愈容易對其進行情感投射。這些情感投射可以是任意而混雜的，但基調上仍屬集體認同為主。不過，這類集體認同的情感投射到底有多少政治色彩，則與當時的政治氣氛有關。

一個顯然易見的事實是，同是奧運金牌得主，香港人對張家朗的認同肯定沒什麼爭議的，不論你是什麼政治立場，皆可視張家朗為某種「香港精神」的象徵。然而，香港人群體在政治上高度撕裂的現實，在奧運時期被隱藏了，若不是「江旻憓事件」的發生，單憑香港運動員歷史性地單屆奧運兩奪金牌，就足以讓香港人沉醉於集體狂熱中好一段時間。

冷戰背景下的香港觀奧

這範本改寫了過去香港人看奧運乃至看任何國際體育活動的方式：他們不只純粹從個人角度欣賞運動員的鬥志和表現，也開始在香港運動員身上找尋可以複製李麗珊的群體自豪感。

關於香港人的奧運金牌狂熱，自然不得不提李麗珊。若追溯從李麗珊到江旻憓這條歷史脈絡，我們或許可以從側面看到香港政治的一種有趣變化：香港運動員如何作為集體身份認同的象徵？這與中國式民族主義之間又有何關係和張力呢？

李麗珊在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奪得金牌，長期被說成是香港運動員的「零的突破」。但香港體育史尚有一個更早的「零的突破」則鮮少被提及：保齡球運動員車菊紅在1986年漢城亞運首奪金牌。論水平和代表性，亞運當然不及奧運，但坊間很少再提及車菊紅，自有其歷史背景。香港運動員在1950年代已開始參加奧運及亞運，在過去亞運中亦曾奪得多面奬牌，只是直到車菊紅才首奪金牌；而李麗珊不僅是香港奧運第一金，也是首面奧運奬牌，意義上，它也代表了香港運動員衝出亞洲，在國際體壇佔上一席位。

不過，對於香港人對李麗珊奪金的狂熱反應，我們亦不要忽略其「冷戰」背景。雖然香港電視台在1976年已開始直播奧運，但直到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才漸漸廣為香港觀眾關注。而1988年奧運的主辦城市漢城（今首爾），曾在兩年前即1986年主辦過亞運，而漢城奧運亦是繼1964東京奧運後第二次有亞洲城市舉辦奧運。

這一段歷史，組成了1980年代香港觀眾對奧運的一些印象。當時中國正值後毛澤東時期，外交上希望爭取在更大空間，1984年洛杉磯奧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以「中國」名義參加奧運，而香港觀眾也開始在電視上認識中國運動員。當時中國運動員在體操、跳水、女子游泳、乒乓球和女排等幾個項目表現出色，並有力爭取金牌，香港觀眾亦因此特別關注中國運動員的表現。我們當然不會排除當中有民族認同的成份，但跟今天存在於中國內地那種在舉國體制操作下的中國式民族主義，絕不能同日而喻。

當時一般香港人只有樸素的民族認同感，既欣賞中國運動員的優秀表現，也關心中國在國際體壇的總體表現。中國在亞運中是三大體育強國之一，跟日本、南韓並駕齊驅，但在國際體壇上則遜於美國和蘇聯兩大強國。在國際關係上，中國在冷戰末期重返國際外交舞台，在體壇上則積極爭取奧運獎牌前列，以證明中國是美蘇以外的另一大國。

但香港觀眾對這些國際政治一般了解不深，或者說，他們跟今天的奧運觀眾完全不同，他們比較關心運動員表現和成績，卻沒有將體育政治化的清晰觀念。換一個說法，當時香港觀眾觀看奧運，純粹是想欣賞優秀運動員的出色表現，以及他們跟對手之間的激烈競爭。

這亦因此解釋了當時香港人亦會投入去看一些比較「主流」，但不是中國運動員強項的項目 。

例如「體操王子」李寧、乒乓球世界冠軍鄧亞萍、年僅十三歲就奪金的「跳水皇后」伏明霞、還有中國女排、女子泳隊的「四朵金花」等，其實都深受香港人歡迎，但其中情感，雖始終有著一點民族認同，但更多是一種粉絲式的喜愛。

這亦因此解釋了當時香港人亦會投入去看一些比較「主流」，但不是中國運動員強項的項目，例如在田徑項目裡，形象突出的美國著名短跑運動員姬菲芙（Florence Griffith-Joyner）、男子100米短跑中，美國的路易斯（Carl Lewis）與加拿大的莊遜（Benjamin Sinclair Johnson）之間的長期對決，都是香港觀眾在觀看奧運的追看對象。這種情形，就跟香港球迷在世界盃中支持不同國家隊的情況相似。

另外還有一點：當時香港運動員在奧運中的表現乏善足陳，對香港觀眾來說，奧運並沒有作為身份認同和集體自豪感的投射場所，他們所抱的，比較接近是一種「去政治」的純觀眾心態。

麥兜故事隱含的官方意識形態

因此，在多年來以，李麗珊在1996年奧運中的「零的突破」一直被論述為「香港人身份認同建構」的重要事件，但若放回上述歷史背景中，她的得獎是讓香港人首次清晰地意識到，奧運（或體育）不只是純具觀賞性的娛樂活動，也可以是一種建構集體身份的手段。

李麗珊得獎後有一名言：「香港運動員唔係垃圾」（香港運動員不是垃圾），亦正好在九七回歸前後，塑造出一個符合當時香港人集體意識的「香港（體育）故事」。這句話背後可解讀出幾重意思：

一，身為一名運動員，她不是垃圾，她是優秀的；二，她代表了香港運動員，香港運動員也可以很優秀；三、她代表香港，而香港是優秀的。

李麗珊既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香港；而對香港人來說，他們亦找到體育作為建構集體認同的一個範本，這個範本改寫了過去香港人看奧運乃至看任何國際體育活動的方式：他們不只純粹從個人角度欣賞運動員的鬥志和表現，也開始在香港運動員身上找尋可以複製李麗珊的群體自豪感。

李麗珊後來被官方挪用，用以建構官方認可的後九七身份認同，這種認同更被植入對中國的國家認同，只是在當時表現得相當隱瞞。一個著名的民間香港文化文本：電影《麥兜故事》，就曾以戲謔手法挪用了「李麗珊」這個符號。

]麥兜學習「搶包山」這個「無用體育項目」流露的失敗感，與官方申辦亞運失敗的失落氣氛相呼應。要注意即使申辦失敗，這種集體失落也有助建構官方認可的身份認同。

《麥兜故事》是一部香港本土製作、於2001年上映的香港動畫，故事透過幾個動物擬人化的幼稚園學生角色，呈現各式各樣的香港本土庶民情懷，相當深入民心。電影中有以香港在1999至2000年間申辦2006年亞運失敗為故事背景，講述主角麥兜到長洲向李麗珊的師父黎根拜師，學習「搶包山」，繼而爭取「搶包山」列入亞運比賽項目。

事後看來，這個看似相當庶民的文本，其實隱含了官方意識形態。重點不在「搶包山」能否代表香港庶民文化，或麥兜的經歷是否體現某種「香港精神」，而是在於「申辦亞運」這件事有著鮮明的「體育政治化」色彩。當時香港政府以「香港一定得」為宣傳口號，呼應了李麗珊那句「香港運動員唔係垃圾」，將運動員個人成就上升為集體認同。

而《麥兜故事》中對麥兜學習「搶包山」這個「無用體育項目」所流露的失敗感，則與官方申辦亞運失敗的失落氣氛相呼應。要注意一點，即使申辦失敗，但這種集體失落也有助建構官方認可的身份認同。然而當時坊間輿論已有批評，指香港申辦亞運其實是轉移民間對政府施政失當的注意力。從這一角度看，這也算是一種「體育洗白」。

轉折期：香港申亞失敗，到2008北京奧運

但香港人始終無法投入這種中國式民族主義的體育觀賞情緒。北京奧運以後，香港觀眾對中國運動員的關注度進一步下降，亦因中港矛盾加遽而對中國運動員開始產生某種厭惡感。

從2000年香港申辦亞運失敗起，到2008年北京奧運為止，在香港政治史上是一個的轉折期，這也反映在香港人對體育政治化的認知變化之上。一個社會學上流傳已久的說法：2008年北京奧運是香港人身份認同出現「黃金／死亡交叉」的關鍵時刻，據當時民調顯示，2008年是香港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百份比首次超越「香港人」的時刻，但亦是回歸後唯一一次，此後香港人認同「中國人」身份的比率便不斷下降，再也不曾出現2008年的狀況。

北京奧運可說是中國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體育政治化事件，以奧運作為建構官方民族主義的成效有目共睹，但香港人對中國和香港運動員的認同，也在這段時產生不少變化。在李麗珊奪金之後的幾屆奧運裡，只有高禮澤和李靜在2004年雅典奧運奪得銀牌，但輿論反應遠不及李麗珊，原因之一可能是，高禮澤和李靜本是中國乒乓球員，移居香港後才代表香港隊，這一背景令「香港運動員唔係垃圾」這一說法難以適用。

另一方面，香港人對中國運動員的關注度也大不如前，一些花邊事件可能更引起香港人的興趣，例如中國兩代跳水皇后伏明霞和郭晶晶分別下嫁香港建制中的名人，令人有政治婚姻的聯想；另一事件是中國跨欄運動員劉翔在北京奧運因傷退賽，在香港亦引起一輪熱話，但香港觀眾對劉翔的關注，顯然已不像九七前那樣，粹純關注他的表現，而是沾染著內地的民族主義狂熱，視劉翔為足以挑戰西方運動員壟斷田徑場的民族英雄。

但香港人始終無法投入這種中國式民族主義的體育觀賞情緒。北京奧運以後，香港觀眾對中國運動員的關注度進一步下降，亦因中港矛盾加遽，香港人對中國運動員開始產生某種厭惡感。這種厭惡感不純粹是來源於身份認同上的差異，也跟中國運動員近年在國際體壇上各種違反體育精神的態度有關，像被驗出服用禁藥、對記者和比賽對手出言不遜等的行為。

她剝奪一次了講述美好「香港故事」的機會，繼而產生一種令人厭惡的幻滅感——不是對江旻憓其人的幻象破滅，而是對體育可作為一種「去政治化」 集體投射的幻象破滅。

當不以成績掛帥的故事出現

相較於盲目的民族主義狂熱，香港人更重視運動員的行為態度和精神面貌，能否體現普世的體育精神。近年香港運動員獲得了民間更多關注，奧運也不再是香港人觀看運動員的唯一場所，人們關心香港運動員在國際比賽上的成績，輿論裡也經常對未能獲得好成績的運動員予以鼓勵和支持。

另一方面，一些不純粹以成績掛帥的香港運動員故事開始被敘述，例如單車運動員李慧詩被稱為「牛下女車神」，強調她公屋出身的背景，暗示了一個既貼地又力爭上游的香港故事；游泳運動員何詩蓓的愛爾蘭與香港混血兒的身份也經常被談及，並強調她選擇代表香港而不是愛爾蘭的「香港認同」。而她在今屆奧運後對傳媒所講的一句：「（其他人）對我嘅期望唔係我嘅目標。」（「別人對我的期望不是我的目標），表現出一位運動員是為「個人」而非為「官方」或「集體」而戰，其態度更獲一致讚賞。

李慧詩跟何詩蓓同是奧運獎牌得主，關於她們的「故事」，既是「香港運動員唔係垃圾」的論述延續，同時又強調其運動員的獨特個性，而不只作為「香港運動員」這一集體的代表。這似乎比較接近今天香港人認同香港運動員的方式：既將「香港」這一集體投射在他／她們身上，亦尊重、欣賞運動員作為優秀而專業的個體。

因此，江旻憓雖然無疑是一名優秀運動員，卻在事件中被敘述成一個與典型截然不同的「香港（運動員）故事」：在香港政治風眼中，她太像一個親中親建制的新晉政客了，以至對許多人來說，她剝奪一次了講述美好「香港故事」的機會，繼而產生一種令人厭惡的幻滅感——不是對江旻憓其人的幻象破滅，而是對體育可作為一種「去政治化」 集體投射的幻象破滅，逼使我們繼續面對殘酷的現實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