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学院井喷背后：吃“国家饭”的红利将尽

吴佳考博失败了。

她报考了某「根正苗红」的研究机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方向博士。在拟录取名单上，她看到其中一位拟录取人员的学历背景是欧洲某大学的本科和北美某大学的硕士，且本硕专业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相关方向。吴佳认为，这名考生被录取，唯一的原因就是「背景强大」。

在大学内部，这种做法被统称为「洗学历」，即用国内「又红又专」的最高学历背景，洗去此前「反动」的海外教育背景，为毕业后进入体制内铺平道路。

吴佳也想进入体制，这是她2017年遵从家长意愿报考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初衷。彼时，中国各所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北京某知名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在召开全院教师会议时，毫不讳言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春天来了」。

自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便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二十大更提出要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任务，并强调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人民日报》亦发文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中之所以能，归根结底在于马克思主义行，在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William C. Reavis讲席教授杨大力认为，在当下中国的政治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建设具有越来越强的政治属性，这促使各大高校在学院建设和师资方面进行了快速配备。

教育部公开数据显示，全国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院由2012年的100余家发展到2021年的1440余家。2016年至2021年，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由39个增至104个、一级硕士学位授权点由129个增至279个，学位点数量位居各学科前列。

此外，截至2021年底，大学思政课（思想政治教育课）专兼职教师超过12.7万人，较2012年增加7.4万人。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繁荣计划」也设立思政课研究专项，3年累计立项近1000项，支持经费近3亿元。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则设立了奖励基金，表彰大学优秀思政课教师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生。

但在近十年的井喷式发展后，这个春天终于走到了「尾声」。

考博失败后，学长学姐都告诉吴佳，经过过去几年的高速建设，马克思主义的教研机会几近饱和，与其再耗费一年申博，不如抓住最后的红利期，去找合适的就业机会。否则，按照马克思主义赛道越来越卷的发展态势，几年后博士毕业的就业机会不一定比现在更多、更好。

吴佳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国家动员中，马克思主义迎来「春天」

2010年夏天，杨柳考上了一家985大学（985指中国教育部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施的计划，包含中国最顶尖的39所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当时，马克思主义学院还借借无名，高考录取分数线在该大学中处于垫底的位置，这也是杨柳报考的原始动机，「用较低的分数就可以读一所985，而985毕业对公务员考试是个很大的加成。」她说。

但父亲竭力反对她的选择。在他看来，学马克思主义相当于在大学玩四年，什么实用的技能都学不到。父女争执不下时，杨柳的一位远房亲戚、一位被亲朋好友视为体制内「高人」的人出面劝解，父亲最后妥协了。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2014年大学毕业前夕，准备报考家乡所在省选调生（选调生指各地方党委从大学选调品学兼优的应届毕业生到基层工作，作为干部后备人选进行重点培养）的杨柳，发现马克思主义相关专业被排除在考试报名资格之列。多番打听后，杨柳被告知，因为马克思主义被视为西方舶来品，所以选调生考试不认可相关专业毕业生的「政治可靠性」。

显然，当时马克思主义崛起的巨浪尚未波及到这个地处偏远的省份。无奈之下，杨柳修读了同校同专业的研究生学位，以伺机寻找更好的就业选择。

在杨柳读研的三年间，她目睹了母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录取分数线的持续上涨。学校为了彰显对马克思主义相关学科的重视，将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等专业移出马克思主义学院，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细化为马克思主义经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等学科。

为充实教研队伍，学校开出超高补贴以吸引其他系的老师转到马克思主义学院任教。此外，学校还花高价到其他大学抢夺马克思主义相关学科的博士甚至硕士，来本校任职。

「我们学校的人才引进门槛其实是非常高的，很多学院向来只招收博后出站的研究人员，甚至对博士毕业院校有很高的要求，更不要说需要在国际顶级期刊有发表了。但那几年，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职员工招聘完全是例外。」杨柳表示。

这一时期是学术界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红利」开启的时代。

对于马克思主义教育在中国兴起的原因，杨大力表示，从共产党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设立就是要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而这种共产主义教育是以爱国主义作为前提的，这直接导致在现在的政治环境中，所有相关人员都必须参与到国家动员中去。

所以就有了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的抢人大战。

马丽红2019年博士毕业于北京一家知名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后者早在2016年便被教育部认证为全国重点马院，学院的「争气」让她在博士求职期间成为北京多个知名大学和研究院的「香饽饽」。

解决北京户口、提供安家费都只是基本福利，多所大学向她承诺，在安家费和人才引进费用之外，每月会给予她不菲的生活补贴。

「这种被争夺的情况是我这个小镇女孩儿之前从来不敢想象的，我这绝对是站在了时代的风口上。」她说。最后在博士生导师的建议下，马丽红选择留校任教。

庆幸之余，她甚至会感到后怕，如果当初考大学时没有被调剂到人人都不屑一顾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她的命运也许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马丽红大学毕业于湖南一所双一流大学。高考填报志愿时，分数并不占优势的她，为了能够被这所她心仪的学校录取而选择接受调剂，这也是她和马克思主义学院缘分的开始。

考研究生时，马丽红成功考到她后来就读博士的大学。命运的齿轮就此开始转动。在她研究生毕业前夕，因马克思主义学院被举国重视，叠加当时的人才储备匮乏，她的硕士生导师被破格晋升，并拥有了招收博士生的资格，马丽红也顺理成章地成为该导师的第一个博士生。

马丽红和她的导师命运跃升的推手，是一个更强大的力量。2019年11月，教育部发布《新时代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规定》（征求意见稿），要求每350个大学生要配备一个思政课教师（思想政治教育课，科目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形势与政策》）。规定自2020年3月1日起施行。但实际上，早在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标准（2017年本）》中，已提出这一师生比例。

这直接催生了包括普通本科甚至专科学校在内对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建设热潮，以及对相关教师的招聘数量的增多。

2017年硕士毕业的杨柳，就这样搭上了思政「大跃进」的东风。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硕士毕业生，她比其他专业的人更幸运地入职了一个省会城市的二本大学，成为令人艳羡的大学教师，教授马克思主义原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卡尔·马克思的巨幅浮雕矗立于左下方，被工人装扮的小型浮雕簇拥着，另一侧则是延伸到远方且看不到边界的长城，整幅浮雕的正中心是雕刻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几个闪耀着金光的大字。

这是某知名985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入口处的装饰。对此，杨大力提示到，中国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是世界范围内唯一一个用某个「主义」来命名的大学学院。

这一设置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学院强烈的中国特征，也剥夺了大学老师杨柳的工作乐趣与成就感。

「在我们国家，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思政教育的一部分。一旦将思政作为前提，我们所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绝对不会再是学术，而是通过’马克思主义’这个招牌，进行如何才能更好地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以及如何才能得出中国政治制度的各种优势的研究。」她说。

而早在入职大学前，杨柳已对自己否能打好这份工产生了怀疑——这根植于硕士论文准备期间她与导师的一次彻夜沟通。

杨柳最开始的硕士论文开题题目为「中国共产党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收到她的开题报告后，向来隐忍的导师接连向她抛出了几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和前苏联的表现分别是什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如何被传播进来的？列宁、斯大林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和延伸分别是什么？最后，导师语重心长地告诉她，作为学者，一定要坚持研究真问题，绝对不能为了迎合、升迁、获取利益，而擅自修改他者的思想，更不能为了一己之力随意定制学术理论。

「我遇到了一个好老师，但是很遗憾，我觉悟得太晚了。」杨柳说。基于这一人生觉悟，以及由此产生的质疑，她在工作三年后辞职了。

德国著名学者Fred E. Schrader（中译「史博德」）是极少能辨认马克思笔迹的人，也是当今世界极少看过马克思全部手稿的学者。此前作为柏林科学院马克思和恩格斯新全集编委会成员，他负责整理、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未刊历史笔记，并且从中有了新的发现。

在接受采访时，史博德曾公开表示，不管从哪个层面上说，马克思都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或者其他政党宣扬的马克思。「严格来说，马克思本人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他说，并坦言马克思思想中只有包括国家革命、暴力革命在内的非常少的一部分被革命导师列宁以及后来的共产主义国家接受了，而马克思所反对的政治控制经济、苏联似的计划经济，以及他率先提出来的经济全球化，则被后来的政党和政府无视了。

也正是因此，史博德表示，他在中国的大学里给学生讲课时，发现这些学生不能接受真实的马克思。

学生能接受的是在中国被本土化后的马克思。

在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的众多马克思主义学院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师资配备最庞大的专业之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根源是毛泽东于1930年5月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作为名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最早出现于毛泽东在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其具体含义是指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中国文化传统和历史结合。

也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被外界认定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政治运动，其内核也在随着时代的变迁持续更新。2024年年初，《人民日报》刊文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是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而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这种官方定调的理论方向也构成了各大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底色。

在杨大力看来，研究偏好的设置甚至研究禁区的存在，会使得学术研究朝着人云亦云的方向前进，并最终与真正的学术脱节。

「全部是套话和空话，没几句实用的」，李绍元这样形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研室的学术讨论。李绍元是中国某大学政治和社会管理学院的副教授，2020年，他所在的大学在斥重金打造马克思主义学院时，遇到了师资紧缺的瓶颈，学院之间协调后，他被「借」给了马克思主义学院，后者承诺每个月会多给他3000元的生活补贴。

杨大力指出：「在中国现在的学科体制中，马克思主义是一级学科，占有非常强的学术资源，甚至有自己的学术期刊，而作为政治色彩强烈的一个学科，它也产生了自己的利益链条。当然还是有一些人在认真做学术研究，但也有人是奔着包括金钱和学术地位在内的资源待遇去的，这也使得马院教师的水平良莠不齐。」

而李绍元被借调到马克思主义学院时，恰逢学院在举行「马院教师岗位大练兵、教学大比武」活动，老师们声情并茂的讲述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的缘分，以及中国如何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精神。

「太恶心了，我当时真的差点跑到卫生间去吐，为了3000块钱去承受如此巨大的精神创伤，我觉得一点都不值。」李绍元说。

吃「国家饭」的红利将尽

出于行政压力和人情关系，李绍元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待了半年后才离开。这期间，他无数次和朋友们吐槽为了3000块钱自己每天都在bullshit，说的都是连他自己都不信的话，这让他非常苦恼。

「反正学生们上课都是去睡觉的，你随便糊弄糊弄就行了，干嘛那么真情实意？」朋友们开解他。

「学生不听，但是领导听啊！」他反驳到。

为了对外展示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建设情况，李绍元的课堂一天内最多迎来过7波巡视，包括学院院长、学校校长甚至更高级别的教育局官员。他需要时刻精神饱满地对着讲台下头也不抬的学生侃侃而谈。他被巡视团队抓拍到的精神抖擞的讲课照片，也多次出现在学院和学校分别主办的优秀青年教师布告栏里。

「都是自欺欺人，大家你骗我、我骗你，然后共同骗国家的财政补贴」，李绍元不希望自己的照片被传播，并强调说，这从来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

杨柳也有同样的感受。她从之前任教的学校离职后，曾想过去企业寻找机会，但兜兜转转一圈后，在硕士导师的介绍下，她又重新回到了母校，成为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位行政工作人员。

作为行政人员，她需要时刻学习来自中共中央最高层领导公开发表的各种讲话，以及讲话背后蕴含的时代精神。

「比如最近我在学习新质生产力，并在努力寻找马克思主义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连接点，从而可以更好地让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央精神相统一。」杨柳说。在经历了失业期间的四处碰壁后，家人反复劝告她，现在的工作是一份非常好的工作，她应该珍惜。

「我一直强迫自己将现在的工作仅仅作为一份工作来对待，绝对不能附加任何的个人价值判断，所以只能每天捏着鼻子、闭着眼睛工作。」杨柳说。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是降临到了她身上。

作为行政工作人员，除了应付来自学院各个教研室的撰写文件的压力，杨柳还要为学院领导准备讲话稿。因为马克思主义学院现在炙手可热，学院领导也成为包括国企在内的有党建需求的企业以及机构开展内部党员培训活动时争相邀请的演讲嘉宾。每次的演讲稿和相应的PPT都是由包括杨柳在内的行政人员准备的，但随着领导出去「走穴」的频率越来越高，大学行政也不得不「卷」了起来。

「春天来了的另一层象征意义是，领导的钱包也迎来了春天。」杨柳说。「我们办公室内的几个人私下打听过，学院领导出去’走穴’做演讲挣的钱比他在大学任职的工资要高得多得多，所以领导们乐此不疲地到处去参加活动、去讲课。大家都想趁着马克思主义受到重视的时候，赶快狠狠的捞一笔钱，这是对’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完美实践。」

杨柳再次有了辞职的念头。但对于马克思主义背景的求职者来说，很多用人单位在过去几年大张旗鼓的疯狂揽人后，现在人员配置已趋近饱和，留给后来者的岗位不多了。杨柳需要在离职前考虑清楚自己将来还能去哪、还能做什么。

继续读博深造、考公务员、去企业做党建、去大专院校当思政老师以及考取教师资格证然后去中小学当思政老师，在过去几年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本科和硕士毕业生最主要的职业路径。

但今时不同往日。

此前各大学对于跨专业考取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学生都极尽欢迎，现在对考生本科专业以及就读学校是否是双一流、211、985大学等提出条件限制。而985大学的博士毕业生再也无法轻松进入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学，只能下沈到二线城市去寻找教职。

选择大于努力的时代似乎一去不复返了。

这种情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很难具体地明确一个时间点，我个人感觉应该是2021、2022年。」李绍元表示。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7月之前，为迎接建党100周年的纪念日，许多大学和国企铆足了劲要通过各种仪式向党和领导表忠心，并突击批准了大批学生和员工的入党申请，企业内部的党建工作也因此进行的如火如荼。

但2022年之后，形势迅速降温。「在全社会都在裁员以降本增效的当下，国企也未能幸免，而且没有哪个管理人员是傻子，明知道党建人员无法为企业带来任何实际效益，还花大价钱去养那样一个团队。」一位在一家央企子公司担任行政副总的人士透露。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在建党100周年「大庆」结束后，这位行政副总便被其所在央企的大领导要求逐渐将无法为公司带来切实收益的人裁掉。不过，为了应付「上边」的任务和不定期检查，她劝说领导留下了一个人专职做包括整理材料、学习领导的讲话精神等在内的党建工作。「说白了就是替公司其他人负重前行」，该副总坦言。

马丽红也建议自己的学生大学毕业后赶快去找工作，先把那个「坑」给占住，否则读完硕士、博士后，能否再找到同样的工作会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

「因为马克思主义相关专业的就业方向肯定就是吃’国家饭’，不管是去做老师、考公务员还是去企业做党建，端的都是’财政饭碗’。等‘坑位’被其他人抢走了，再高的学历都没用。」她说。

留待市场检验

马丽红的判断正在不断的被市场应验。

2024年4月，杭州市委党校招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人员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报编辑，招聘3人，却有超过150名毕业于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博士报名。对于这种情况，北京某知名985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表示，2024年是马克思相关专业博士学历断崖式贬值的一年，他的博士生毕业后所拿到的安家费已经从2019年巅峰时期的60万下降到了现在的30万甚至10万。

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食物链顶端的大学的博士，这种程度的待遇降级相对于群体更为广大的普通大学的本科和硕士毕业生来说，已经可以被列入幸存者行列了。

拥有硕士学历的杨柳，偶尔也会庆幸自己早早占住了一个「坑位」。在她回到母校任职的第二年，她所在的马克思主义学院便提高了招聘门槛，行政人员的入职门槛是必须拥有博士学位。

自诩「幸运儿」的杨柳确信，一旦离开现在的岗位，她将陷入失业困境。「我现在只会写材料和写演讲稿，站在人力市场的角度审视，我无疑就是一个废物。」

2023年因考取外校的研究生失败，而被调剂到母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李梦实也很焦虑。因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持续走低，为了让就业率数字更「好看」，在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录取中，各大学会优先录取本校毕业生（考取硕士或博士，在大学就业率统计中被纳入「就业」一栏）。

作为这种潜规则的受益者，李梦实对未来的出路感到迷茫。他所在的985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4届硕士毕业生中，除去考博成功的人外，有接近一半的人到现在还没有拿到任何offer。拿到的offer中，去党校做党的理论建设和考上公务员是相对较好的出路。

「但是现在考公务员马克思主义学院也没有太多学科优势了，我们需要和法学、汉语言文学、政治、历史类等学科的学生共同抢夺同一个岗位，竞争压力还是非常大的。而去做思政老师或讲马克思主义原理，对我来说又异常痛苦。」李梦实说。

而成功就业的人也并不好过。沈燕是李梦实的硕士同门师姐，2022年硕士毕业后成功入职某地方市委党校，日常工作是为在职前来党校培训的地方干部们讲授马克思主义原理，以及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读共产党干部应该掌握的理论知识和必须具备的思想觉悟。

不过在占住「坑位」一年半后，沈燕还是决定离开。她表示，每个月到手仅有不到5000块钱工资，而除上课之外，她还有参加不完的会议和写不完的材料，每天都要工作到晚上9点。此外，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央下发的文件和高级领导的讲话稿，有时候会存在前后矛盾之处，作为党校教师，处理这种纰漏时，她需要格外谨慎，一着不慎，很可能会受到党纪处分。对于这种拿钱少但却需要时时谨小慎微的处境，沈燕和同事私下将其形容为「庙小妖风大」。

高压之下，沈燕坦言，自己「卷」不动了。辞职后她加入了父母早些年创建的外贸公司，这种「回归」与父母之前寄希望于她能够在政界积攒人脉和政治资源从而助力家里生意的期待背道而驰。「我父母对我肯定是失望的，但是那个火坑谁爱跳谁跳，我肯定不会去了。」她说。

吴佳对「火坑论」颇有感触。「作为必须跟着党走才会有饭吃的一个专业，当人才不再是稀缺品的时候，除能力之外的附加资本比能力本身更重要，我考博士时被涉嫌洗’学历’的有背景的人挤掉，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这意味着，想要继续「端」马克思主义的饭碗，就必须接受潜规则、必须站队，以期寻找到可以在党内攀附的大树。

杨大力也直言：「在当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院相对于其他学科更容易积累资本，比如政治升迁、国家资金支持以及在国内顶级期刊发表文章的机会等」。这些诱惑无疑会使得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在今后更像是政治角斗场而非学术研究的场域。

不过对于这种情况是否可持续，杨大力提出了质疑。「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高速发展有赖于国家对学术界的财政支持，资金持续注入的时候，外界看到的会是正向的反馈，比如说好就业、高福利。但在国家资源有限的前提下，随着中国人口规模的持续降低，学生人数势必会越来越少，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毕业生未来也可能供过于求，找工作难；即使毕业生愿意去中小学当思政老师，教师的工作还能否像之前一样稳定，也需要打一个问号。所有这一切都可能会改变大众对马克思主义学院先前所持有的态度。」在杨大力看来，这就是市场给出的检验。

在朋友和同学的鼓励下，杨柳尝试跟随市场的脚步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我准备再读一个在职心理学的硕士学位，学成后可以去公立学校当心理咨询老师。」她这一决定的确是基于市场数据，近两年持续有媒体报道，中国青少年抑郁症检出率超过20%，而50%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在杨柳看来，这是一个职业「风口」。

「去中小学校帮助解决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怎么也比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更有价值吧？」她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吴佳、杨柳、李绍元、李梦实、沈燕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