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营地：六所美国大学的華人师生，亲述来自抗争现场的故事

自4月17日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扎营抗议以来，学潮在美国与世界多国高校蔓延。据《纽约时报》统计，截止5月13日，全美共有几十所高校的2800余人因参与扎营与抗议而被拘留或逮捕。在风暴中心哥伦比亚大学以外，这场学潮在美国不同州和不同学校呈现出迥异的表现形态，抗争也引发了校务和行政当局的不同回应：有的学校在抗议萌芽之际即被铁拳镇压，有的学校始终一声不吭、假装无事发生，有的学校校方与抗议者达成了协议。

以下是来自六所美国大学七位师生的讲述。Erwin 积极参与哥大研究生罢工，搜集关于警暴证言，他从拉美革命的历史中汲取了行动的经验；Vova和几十名学生一起被哥大错误停学，维权经历和在法学院所学让他对美国的司法制度有了更切身的领会；西北大学是全美第一批与宿营学生达成协议的学校，然而参与宿营的 John 并不认为这是一次胜利，曾经亲历白纸的他如今对自由有了新的理解；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素来是美国学运的重要据点，Zo 在这里见证了本科生、研究生与教师如何携手抗争；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营地则汇集了费城三所大学的抗议学生和当地的社运名人，YH 加入了宿营，但如何处理恐惧却是她在这里学到的最宝贵的经验；弗吉尼亚大学地处南方腹地，近年来学生的社运组织备受打压，当地社群成员 Anne 目睹了毫无社运经验的学生如何小心翼翼地试图加入学潮，但希望的火苗又被校方迅速掐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韩籍则结合其专业知识与对美国社会的长期观察，评估了此次抗议的前景。

他们中，有人积极见证、参与甚至组织了所在学校的抗争，有人被卷入学校的镇压攻势，大家都结合自己的经验与知识，深入观察了这场运动。 以下的口述，来自端传媒记者对这几位亲历者的采访：

Erwin，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

“我们什么都没做错，不需要你来原谅。”

我在哥大哥伦比亚学院历史系读本科，没有专门研究过中东历史，但巴勒斯坦始终是我们左派学生关心的议题。在学习拉美历史的过程中，我发现20世纪后半期拉美军事独裁者，只要和右翼沾点边，一定都会有以色列的支持——感觉只要你干了足够多的坏事，什么事一查就总会查到你。

我从一开始就关注哥大的抗议。去年10月7日巴以局势激化，10月12日 SJP（学生支持巴勒斯坦正义组织）和 JVP（犹太和平之声组织）就一起合作，在哥大组织了很多抗议。那时这两个组织并不是很有名，但是巴以新闻让人觉得，加沙的局势越来越像种族灭绝，于是大家就一直在校内游行。

随后大学开始折腾SJP、JVP，把它们封了，理由是违反了一些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的条例。后来在哥大只要校内抗议，学校就关校门。有次我带校友绕了学校一圈，发现每个门旁边都有警察或便衣蹲着。学生是刷卡扫门禁入校的，学校就用刷卡信息监控学生，并提交给纽约警察。此外，纽约警察还会用无人机拍摄抗议者的面部。这会影响参与抗议的学生未来的就业情况——已经有13名联邦法官宣布不雇佣哥大法学院的毕业生。这之后，大家觉得隐私被侵犯，在抗议时戴口罩，现在头也会遮上。

虽然有门禁，但一些政客和活动家也能进去学校，还在营地做演讲。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进去的。我记得AOC（民主党左翼众议员 Alexandria Ocasio-Cortez）来了，我们都挺讨厌她。她过去并不支持巴勒斯坦，现在新闻火了就来蹭热点。当时SJP还发贴说：我们不欢迎机会主义者。看得出很多人已经不相信还能从内部拯救美国的民主了。

到了今年二三月，纽约天气不好，再加上大家也要上课，抗议的人越来越少，很难打破大多数人的冷漠。大部分中国学生都比较冷漠，有些人可能也同情巴勒斯坦，但抗议次数一多，大家就麻木了。

四月初，短暂的春假结束后，有个美国华裔本科生女孩来找我，应该是 CUAD （Columbia University Aperthied Diverst，哥伦比亚大学种族隔离撤资）的成员——SJP 和JVP 在哥大被禁后，是 CUAD 在这里组织抗议。她问我要不要一起扎营，一直扎到学校撤资。但我性格散漫，再加上听说不能洗澡，就没有加入。此外，我听说校园里的网络可能受到监控，而我住在校外，我们觉得以后开会来我这里会比较安全。后来我才意识到，当时大家认定，去扎营很可能会被抓，国际学生有了这种记录，以后回美国可能很麻烦。所以去扎营的基本都是美国学生。但他们也要承担风险。比如有的人是低收入，完全依赖学校奖学金过活，如果有了记录，可能就被取消补助。

去年10月开始抗议的时候，大家喊的口号主要还是“解放巴勒斯坦”，后来喊“Intifada”这样更有争议的口号（注：指巴勒斯坦民众反对以色列占领的“大起义”，被以色列方面视之为恐怖袭击）。当时 SJP 还发帖解释为什么可以喊它。像我这样比较左翼的学生，早就这么想了，也有部分学生是被说服的——大家看到新闻里以色列在加沙的暴行；亲身体验到学校打压亲巴勒斯坦抗议，而学校对亲以色列对立抗议者的暴力无动于衷；还有我们研究了哥大的投资组合投给什么公司——把那么多钱投给了帮以色列杀人放火的企业；一些比较左的老师也说理宣传，比如有个教中东历史的教授，他太活跃了，我总感觉学校会把他开除。

扎营开始后，我在 Instagram 问大家需要什么，买食物、水和热咖啡送过去。当时校门被关，不单要刷卡，还要被门卫随机检查。如果门卫发现你带了很多吃的，一般不会放行。但我和朋友背了大包吃的却没被拦下来——我们都是亚裔，门卫可能觉得我们不是去扎营，而是去好好学习，以为包里都是书——我们确实在食物上面一层放了一些文具。

一开始营地接受捐赠，后来改成了营地成员自掏腰包买。大家就说，把钱捐给加沙吧。但教授、校友、市民这样的局外人，让他们支持学生、支持言论自由，都非常愿意；要支持加沙，就不乐意了。我感觉中国学生对巴勒斯坦的支持也不够，所以和一个同学把“巴勒斯坦团结行动网络”翻译发布的《先拿下哥伦比亚》打印成文宣，在校内外各处张贴。

每当传出学校要清场的风声，营地就会召集人们前去声援。人多，警察就没法都抓了。召集是因为真的感觉有危险存在，但总是呼叫却没有真正的危险发生，就会像狼来了，响应的人数逐渐减少。最后一次召集是因为学校准备让国民警卫队介入，是半夜12点召集的，我就赶去了营地，看到好多人。学校因为被骂得太惨了，只能作罢。

第二天学生占领了汉密尔顿大厅。占领中并没有发生太多冲突，只有一个人打碎了一块玻璃，花100美元就能补好。这次占领更多是象征性的行动，因为大家也没有接下来的计划。当晚，很多占楼的人回去过夜了，以为第二天白天还可以回来——把大厅当作又一个营地了。但学校马上完全封锁校园，这部分人就无法再次进入校园。最终，大楼里只剩下一百多个没走的人，也就是被抓的那些人。

留下的人不少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毛派（比较支持农村包围城市这种革命方式的左派，但并不怎么喜欢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他们很想冒险，也很清楚会被抓。CUAD 内部政见不完全一样，但基本上都是行动派左翼。自由派学生不想做那么极端的事情，在扎营那步就已经退出去了。

CUAD 让参与者用颜色标识愿意接受的风险，红色是愿意被逮捕，黄色是愿意被停学，绿色则是只接受安全的参与形式（如监狱支援）。占楼肯定是深红的。他们知道谈判破裂，需要主动升级局势，打破瓶颈——之前选择扎营的时候，他们的动机可能也是要升级局势。另一方面，占楼和扎营都是象征，因为学生没有改变这个学校的筹码，只能不断升级，用象征性的牺牲来唤醒更多人。

无论扎营还是占领，参与者绝大多数都是哥大学生。纽约市当局说被捕的示威者中有40%是校外人员。我猜是早些时候，学校把参与占领的人都停学或开除了，所以等这些人被抓，学校就说他们是校外的。营地里有个老奶奶，纽约市长硬说她是“校外煽动者”，但这个人好多家人都在加沙被杀害了，所以来到我们的营地。而且校门口蹲着那么多警察，他们要是放了40%的校外人员进来，岂不也太没用了？

清场后，我去过校外几场抗议，比如去学校旁边116街，把“欣德大厅”（Hind’s Hall）字样投影到汉密尔顿大厅外墙上——占领该处的学生曾将这个汉密尔顿大厅改名为欣德大厅，以纪念被以军杀害的6岁加沙女孩欣德·拉杰布（Hind Rajab）。之后我们还去纽约市警察局总部做监狱支援。大概两天时间，陆陆续续放了些人。还有另外两所学校的学生被抓，我们学校攻占汉密尔顿大厅的那些人只被控轻罪，而纽约市立学院（CUNY）的示威者却被控了重罪。我感觉是不同阶级受到了区别对待——哥大是私立学校，学生通常被认为都来自中上阶级（其实也有很多低收入学生在参与抗议），CUNY是公立学校，学生通常被认为没那么富有。

我个人觉得，抗议的效果不如扎营，扎营的效果不如罢工。只有罢工才能从经济上伤害到学校——没有教授和学生给你干活，你就变成了纯粹的地主和企业。但教授和工会都很犹豫，不想为政治原因罢工。再加他们上学年为了雇佣条件已经罢工过，还和学校达成了满意的协议，都不太愿意再罢工。

占领几天后有个研究生来找我，说在组织研究生的 grading strike（即拒绝把本科生考试成绩提交给学校）。我提议帮忙，拉着另外两个中国学生加入。我们罢工的目的是要求赦免被停学、开除的学生，以及要求警察离开校园。但我特别不喜欢“赦免”这个词。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Zapatista）开始搞革命的时候，墨西哥政府让他们别打了，并提供赦免，解放军领袖回了一句话：“赦免我们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什么都没做错，不需要你来原谅。我其实也讨厌说“扎营、罢工是为了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捍卫权利”这样的说法，这把问题个人化了，而这明明是一件很集体的事情。我觉得应该一直罢工到学校撤资。

我们写了一封信，群发给本科生，征集签名支持研究生罢工。两小时后收到了20个签名，比通过Instagram 上的活动账号发布高效。现在一共收集到120多个签名，我希望最后能有300个。但学期已经结束了，所以现在时间紧迫，这两天非常辛苦，睡得也很少。

如果我们能收集到很多签名，学校就不能随意开除罢工研究生。我们还可以把信拿给教授看。之前教授们不同意研究生罢工，理由是对本科生不好，但如果本科生同意研究生罢工，教授也就没话说了。现在教授只同意进行 service strike，就是拒绝期末向校方汇报工作，但交成绩、写推荐信这种事还是继续，我觉得这一点用都没有。

我们在做的另一件事就是收集学生关于警暴和校园封锁带来困难的证言。不仅清场当天有非常多警察暴力，还有警察在哥大内外引发的事件。比如对学生吹口哨、性骚扰的案例，现在已经搜集到了三四十条。作为学历史的学生，首先想到要把它做成档案库。因为学校的官方叙事是：警方专业地处置了暴徒，大家都很安全，校园封锁带来的不便也都解决了，总之我们处理得非常棒。我们学生需要书写自己的历史。

这个档案也能说服教授罢工。之前说服他们 service strike 的时候，有研究生当场哭诉遭受的警暴，教授们就很动容。这就像拉美七八十年代那些杀人无数的独裁者被推翻后，成立“真相委员会”，让大家诉说遭遇，写出报告。我们做的就像这种报告的低配版。这其实非常傻，因为是在把现状合法化，然后只是诉求“要民主”就结束了——我们当然会觉得不够左。但这些东西对白人教授，尤其那种高阶教授非常有用。

少数族裔教授对学生的遭遇很容易感同身受，他们自己说不定也都被捕过。但白人教授，你得和他们说警察把你弄得有多惨，你快吃不上饭了——没办法，你得求他们。
我们还准备从证言中摘录一些句子，做成传单、文宣，到处张贴。

罢工也包括哥伦比亚学院本科生的 tuition strike（罢交学费）。上个学期这个罢工呼吁没有通过。因为组织者一开始定的起罢人数是200个，这个数字太大了。最后只有几十个人同意，所以没有通过。但几十个人其实够了，而且如果你起初定了50个人，就还会有更多人加入。我个人希望下学期期末时能再组织一次 tuition strike，你不能再拿着我们的学费继续去资助以色列干那些事了。

如果学校恢复今年的毕业典礼，我们就去抗议，组织对立典礼。我传单都准备好了，到时候折成纸飞机，在典礼的上空乱飞。这也是学习了萨帕塔的革命经验——他们有一次往墨西哥的军事基地扔纸飞机，象征攻占军事基地。

Vova，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研究生

“我连之前的抗议、示威都没有参加，如果我也能被整，那他们可以整看不顺眼的任何一个人。”

我目前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读研究生，在此之前，我是读中东研究的。这个领域的学者和学生，几乎全都热切支持巴勒斯坦，即使不积极参与政治行动，也对巴勒斯坦人的命运相当同情。而哥大法学院是偏右的院系，但我根据学生撤资进行的投票结果推算，院里超过四成的学生亲巴勒斯坦，大约一成学生亲以色列，剩下的人不关心这个议题。

哥大的扎营行动主要由 CUAD负责，也有其他组织，一共有五个左右。视具体活动的规模和危险程度，这些组织会统一行动或是分开行动。

这些组织的主要成员是哥大本科生，我是研究生，所以离他们有一定的距离。我去过营地一两次，只是纯粹参观，没有加过 Telegram 群组。我观察，营地里超过九成的人都是哥大本校学生。警方新闻发布会说逮捕者中有40%的校外人员，我猜这其实是一种“对冲”——纽约市立学院与哥大同时清场，但市立学院没有校园，所以抗议者中有很多校外人员。把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就显得哥大的抗议者也有很多校外人员了。

营地现场是平静的，大多数人都只是在写作业，也会有诸如讲座的其他活动，没有人在喊口号。营地物资充沛，感觉都用不完，随时都有吃的。性别而言，女生明显更多；族裔方面，广义上的有色人种（非裔、亚裔、中东裔等等）都很多，倒显得白人没那么多。这和支持以色列的集会对比鲜明，那里几乎清一色白人和犹太人。我们整个法学院的亚裔学生，大概只有两三个人去了亲以色列的集会。

4月18日，警察第一次抓人，院系发了很多公开信声援学生；4月30日第二次抓人的时候，公开信少多了，可能院系觉得学生行为过激，没法帮忙说话。而极右翼组织的对立抗议，学校基本没怎么管。

五月初，我被停学了，停学通知上说我参加了扎营。但我进出学校的时间和通知上写的不一样。我们法学院整个年级有五百个学生，我估计将近一百人都去过营地，偏偏就我一个人被停学了。我猜是我在法学院本年级大群聊天的时候，和人因为观点不合有过争论，被群里的右翼学生举报了。也有可能是学校的人脸识别系统，拍到我在学生扎营的时间进入了学校。之前文理研究生院院长给学生发邮件，承认学校在使用面部识别技术识别抗议学生；我还在学校见过两个记者，他们指给我看，学校上空有纽约警察的无人机。所以可能我被举报了，上了学校的名单，又被人脸识别拍到。

和我同一批被停学的人将近有五十个，绝大部分人是被冤枉的，一两天就被解除停学。有两三个人真的参加了扎营，他们用了两周时间才被解除。 被停学以后，我被一个中东裔的哥们拉进一个援助停学学生的Signal群。他很积极参加这一波抗议活动，已经被停过三四次学了。给我们提供援助的人校内外都有，有法学院的师生，也有校外的团队，都是免费的。我自己结束停学后，也给其他同学提供法律咨询，

维权者要求学校给出停学的具体原因、证据，但学校一直拖著，最后给我们分别发了统一格式的邮件：“根据我们对你的情况的审查和与学校安全部门的沟通，决定撤回对你的停学处分。祝你期末和假期愉快。”

这显然是学校请的律师给了建议。因为一旦学校向我们出示“证据”，就会暴露它在用人脸识别技术打压抗议并冤枉学生，那一定会被人反起诉。学校请了各种律师团，上国会回应质询时用的律师团和镇压学生时的律师团是不一样的。处理镇压学生事务时，他们请了一个有很强锡安主义背景的律所。

明明学校想查就能查清楚我没有参与，但是偏不查。有那么多学生被冤枉，我理解成此举是学校有意在搞扩大化，杀鸡儆猴。我连之前的抗议、示威都没有参加，如果我也能被整，那他们可以整看不顺眼的任何一个人。而共和党政客的威胁言论，某些律师事务拒聘参与抗议的学生，这都加深了这种恐慌的氛围。

我因为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在中国和美国都遭受了迫害。在美国，我的学校把我这样的学生当作敌人来看待。在美国，有一整套程序来保护我，想开除我都很难，因为需要教授投票——但可以让你找不到工作。在中国，没有什么能保护你，你人就直接消失了——我没犯什么大事，但有关部门的人就是这么直接威胁我的。

整个过程中，警察没有让我特别害怕，因为每次他们抓人前都会警告三次。我比较谨慎，看到事态不对劲就会先走。当然，对警察的恐惧感也因种族而异。我的黑人同学因为先前的政治抗争的很痛苦的经历，看到警察冲入校园和汉密尔顿大厅，他的PTSD就犯了，哭了整整一天一夜。哥大校园现在完全变成了天安门广场，什么楼都进不去，到处站著纽约警察。我现在也是能不出门就不出门，我建议这位黑人朋友完全别出门。说实话，如果我是黑人，所有前面说的这些事我都不敢去干。

不过上了法学院，学了各种案例，我走在街上看到警察也会发怵。他只要怀疑你什么，就可以走在路上把你一枪打死。去法院维权告警察，胜率趋近于0，因为他们享有各种各样的豁免。只有发生被跪压致死这样的恶性案件，再加上媒体大量报道，才有可能翻案。

John，芝加哥，西北大学研究生

“我不知道会面对什么，但感觉必须去。”

我是白纸革命的亲历者，在疫情之后毅然决然“润”出国，目前在位于芝加哥的西北大学读硕士。

我是去年十月七日哈马斯袭击的之后才开始知道加沙议题的，第一次信息检索的时候输入的甚至是“巴基斯坦”。最开始也是掉落到“文明”对抗“野蛮”的殖民主义叙事之中的，但当我逐渐了解历史真相，发现“反恐”只不过是最表象的东西。恐怖主义的仇恨教育、洗脑教育是一定存在的，但最贫瘠的、最绝望的、压迫最深重的土地上才会滋生极端和暴力，哈马斯-以色列冲突的根源在于以色列建国以来对巴勒斯坦人持续的迫害。

我对这次西北大学运动的期待是：首先希望团结营运动能够施压西北大学公开投资信息，从合理化以色列非法占领、或直接或间接压迫巴勒斯坦人的项目中退出。其次我希望能够撼动美国的外交政策，停止资助极右翼的内塔尼亚胡政府。

4月23号早上，西北大学的学生就开始露营。在那之前，学生已经采取过温和的抗议方法。警察在哥伦比亚逮捕学生的第二天，我们在“the rock”（涂鸦石头，西北大学的地标之一）有一个小型抗议，要求学校从IIP（Israel Innovation Program）项目中撤资。参加活动的不到一百个人，逾越节那天，有一个犹太学生组织者举办的活动。他们说逾越节本来是庆祝犹太民族解放的节日，但他们不希望一个民族的解放建立在压迫另一个民族的前提之下。也就是这一天学生开始联名写信，施压学校公开投资信息和撤资 ，保证言论自由，到现在已经有2700师生实名联署。

在加沙西法医院遭到轰炸的第二天，校园里开始流传一版《西北校报》。封面文章是西法医院遭轰炸的新闻，其他文章批评西北大学在这场战争中同谋者的角色。不过事实上我一开始对西北大学有点失望，在扎营之前，除了上述两个小规模的抗议活动之外，它和往日没有区别。我对大学“岁月静好”的氛围感到羞耻。

所以4月23日的早上，我看到扎营的消息时是非常震惊的。

一开始芝加哥警察试图破坏帐篷，但被学生、老师成功阻止了。我八点半左右赶到营地，当时天上有三架直升机轰鸣，草坪外围有很多记者架着摄像机。我们组成人墙把帐篷围住，站在最前面的还有老师。很多“老熟人”都在现场——大学工会的学生领导者们，“保守派”还是“进步派”都有，前者中有人拿着喇叭带领大家喊口号，后者直接在纠察线开会。我没有做过人员占比的调查，但据我估计本校人占9成。西北大学完全对外开放，外来抗议者中，来自芝加哥的活动者是比较多的。

刚开始两天，营地比较杂乱，晚上很难不被帐篷绊到。但随着时间推移，营地越来越有秩序而且“设施齐全”：有医疗帐篷、物资帐篷、食物帐篷、艺术帐篷、饮用水帐篷……甚至还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帐篷们围成一个圆圈，中间有空地和通道方便疏散，功能性的帐篷在最外围，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屏障的作用。

营地之外的护栏变成了“连侬墙”，满满地覆盖了海报，，一共有一百多米长，各种语言都有，你可以看到中国人写的标语，比如有人写“ Chinese diaspora for Palestine”、有人写“不要双标-- Ukraine、Uyghur、Palestine”。有趣的是彩虹旗紧挨着的居然是“ Orthodox Christian” 支持巴勒斯坦的海报，旁边还有人写“ Lesbian for Palestine”。

学生也在营地外围喊口号，来往的汽车都会鸣笛支持。那时候离期末考试还有段时间，没有很多人在写作业。营地更像是音乐节现场，所有人都很亢奋。有音乐表演、有诗歌、有演讲——任何人只要在表格上报名就可以说话。一天中最后一个活动是穆斯林的晚祷，能听到“Tilawah” （诵经）－－像是在歌唱，但实际上是严肃的吟诵。 营地还有关于被捕后如何应对警察的指南，我们用笔在自己的胳膊上写下法律援助、律师的号码，以防最坏的情况。

然而，西北大学很快成为美国少数几个本科生和行政管理层达成协议的高校之一。根据协议，学生需要撤出帐篷、搬走音响设备，而学校则承诺三件事：1) 30天内在“法律允许的最大限度”公开投资信息；2) 重组投资责任咨询委员（Advisory Committee on Investment Responsibility），设置学生和教师代表，建立学生和董事会（Board of Trustees）的对话机制。3) 资助巴勒斯坦学生和学者，为穆斯林学生设置礼拜场所。

可以用精明而不是开明来说西北大学的领导层。校长 Michael Schill 明确拒绝撤资，学校的让步都是缓兵之计。他的文辞斥责、诋毁抗议者，对极端的锡安主义者则轻描淡写。读一读他的声明就会想吐：他将帐篷称为“反犹威胁的来源”，将外来的抗议者定义为极端主义影响因素 。Schill 援引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声称自己的家族曾经历过大屠杀，因而对反犹主义零容忍。

虽然“出卖”是一个比较严苛的用词，但这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学生代表、组织者和普通抗议者之间的脱节，后者被排除在决策之外。这是现在几乎所有人包括组织者都在积极反思和改善的问题。在 townhall，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讨论就是“你是否感觉被背叛了”，我们还讨论如何构建一个民主包容的、决策透明的同盟体。

很多数人对妥协非常失望，包括我自己。本来，帐篷使得持久的“占领”成为可能。相较于流动式的游行更具力量，几十、几百个人占领一个公共空间能发挥巨大的杠杆作用。但是当我们撤出帐篷，学生就丧失了所有的谈判筹码，后续很难继续施压升级。学校的让步更像是缓兵之计，管理层可能会借口法律拒绝公开关键信息，而即便师生能够参与咨询委员会也难以左右董事会。而且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学生就要进入暑假，运动的能量也会消散。很多人批评这次谈判的信息不透明、缺乏民主参与——比如谈判代表不是选举产生而是自我任命的，整个谈判也没有公开。值得强调的是，公开透明的谈判完全是大学管理层抵触的，不应完全归咎于谈判代表。学校一方面有更多的操作空间，另一方面能够让学生互相猜忌敌对。现在，抗议者对学生领导者的指控、人格攻击绝对是管理层所乐见的。此外，在短时间内很难建立一个良好民主运作（包括选举）机制的，我想这是诸多学生运动的共病。

帐篷撤出后草坪上的人就很少了，留下来的都是学生运动最坚定的支持者，但每个人多少有点丧气。我也经常回到草坪，和留下来的人有了很多对话。乐观来讲，至今西北大学没有人被逮捕，没有学生或老师被处罚，这在全美高校中是难得的。一些学校的学生在被镇压之后有种一蹶不振的观感，而西北大学的学生保留了一些能量。因为协议只允许一个“Aid Tent”留在草坪，所以学生就在草坪中间用九个户外凉亭组成了一个巨型帐篷。这里每天提供免费的午饭和晚饭，草坪上会举办Town hall、讲座、电影、烛光纪念等活动。不过最近这个Aid Tent也被撤掉了。

作为留学生，整个过程中是会恐惧的，最坏的可能是遇到被遣返回国、吊销签证。但是你在抗议的过程中会忘记恐惧，一个同温层的空间本身就是疗瘾和让人安心的，你会相信那句口号“团结的人民不会被击败”，即便这可能是一种错觉。而当年白纸的现场则更多的是一种恐怖、我只能用恐怖来形容了，我看到一辆辆大巴车，看到满街的警察，看到警察发疯一样把男生扑倒、抢夺试图记录者的手机，我听到女生被拖拽到大巴时撕心裂肺的尖叫。相对而言，扎营倒有一种改变历史的“乐观”。

在上海，当我骑着自行车赶往乌鲁木齐中路的时候，你知道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什么画面吗？——“It’s my duty”。我不知道会面临什么，可能是拘留、逮捕，也可能被殴打；但如果不去，我可能陷入更深远的痛苦。在去往西北大学营地的时候，我也是骑着自行车，同样的，我不知道会面对什么，但感觉必须去。

现在，我对“自由”的理解变了。在营地中，我感到空前的自由。自由可能存在于抗争的过程之中，自由在广场上、草坪上，在被占领的中环、华尔街，在一家家孤岛似的书店、在你的日记本中，这个 Liberation Zone 可大可小，但其中有真实的自由。轻轻松松、毫无张力的自由并不存在，那是假象，你可能没意识到自由已经被夺走了。我看到西方国家对学生运动的压迫，世界上没有什么国家配得上“民主”、“自由”的标签了，只不过是压迫轻重有别，压迫重的叫威权国家，压迫轻、外宣成功的自称“民主国家”。

我只在电影、纪录片中了解过六四、美国反越战、美国平权运动。没想到自己会“置身历史之中”。当你看到各个种族、肤色、信仰、国家的人，手拉手一起跳舞，当你看到满满生命力的年轻人为受压迫者呐喊、为正义歌唱，你不可能不心怀希望，不可能不爱这片土地。对于我，来这里不是“白润”。

我虽然经历了很大的创伤，但从来没有后悔参加白纸。扎营也是一样。现在的我是幸运的，换一个大学我可能已经被捕了，然后被停学、禁止入校。如果是那样那么我会向美国的人权团体、左翼媒体寻求帮助，最坏的情况下签证被吊销，那我就直接开始“打黑工”，周末去参加新移民权益的讲座和抗议。

Zo ，圣克鲁兹，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教工

“美国的恐惧是网格化的、更精细的资本主义管控体系。也许移民局不会遣返你，但学校作为一个资本主义机构可以解雇你。”

我是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UCSC）观察运动的 。我刚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来UCSC教书，跟这里研究生的关系比较近，没有特别觉得自己是教师的一员。所以如果研究生罢工，我肯定是支持他们的。

UCSC情况非常特殊，这里可能是全美教授最支持学生的学校之一。无论师生，都是整个UC系统最激进的，从1960年代建校至今，只要有社会运动、学生运动，我们学校总是冲在最前面，不存在其他分校通过罢工而我们没有的情况。

学校九成以上是加州本地人，中东留学生很少，肯定没有宾大多，但总体上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的比例明显要多。营地里九成以上都是本校学生。占领的学生中有非常多酷儿和女性——我们学校本身就很嬉皮，对女性、酷儿都很友好，因此本来学生群体中就有很多这样的人。真要说学生内部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营地没什么理工科师生。理工科师生通常非常不支持这种事。

我去看了几次营地，觉得秩序挺好的。人员分工明确，有人管食物，有人发社交媒体。现场还有法律观察员，通常是法学院的学生，或是由一些NGO培训的社区成员，平时戴个袖标或帽子在营地巡视，但不参与抗议、扎营。他们会给大家讲解法律，而如果警察进驻或施暴，他们的话都能成为证据。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学生很多来自劳工阶层，感觉大家很擅长动手，在现场做艺术、文宣、标语都好用心。还有可能因为我们学校人文社科传统比较强，感觉学生知道的都很多，也很熟悉社运、营地该如何运营，能看得出很有经验。

UCSC营地的地势和其他学校不一样，它在一座山上，一条山路一直往上走，风景非常美丽，还有加州的阳光，于是大家在现场架了很多吊床。营地和周围的建筑融合得也特别好。圣克鲁兹房租非常贵，许多学生没钱住在学校山上，甚至为了离学校近，只能住在车里。扎营解决了住房问题。住营地可能比每天花几小时坐非常不发达的公交车上学还要方便。学生还占领了研究生中心的楼，洗澡上厕所也很方便，食物也是源源不断。同样质量的饭，你在学校餐厅买一份还得七八美元，在营地你不够吃还可以再拿。大家很注意卫生，配餐都是专人服务。但由于营地里主要都是本科生，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去拿饭都不好意思。

帐篷是选在5月1日劳动节那天搭起来的，那天工会对外说有一场集会，教工游行，研究生堵路，本科生就悄悄把帐篷给搭了。这件事是我们彼此协调好的，大家都知道要搭帐篷，但心照不宣不说破。营地搭起来后，学校似乎没有任何对策，校内所有建筑都一切正常，校车也还在开。别的学校群发邮件，都是说扎营非法，我们学校邮件说的是：我们的学生也开始扎营啦，我们尊重学生的言论自由，如果你感觉不舒服，请找心理咨询——这是他们的无敌模板。10月7日哈马斯袭击发生后，学校的邮件也保持中立，说：现在又有反犹主义，也有对中东学生的种族歧视，如果你感觉不舒服，请找心理咨询。

营地没什么喊口号之类的抗议行为，大家就在学校的一片区域安营扎寨。每天营地都有日程安排，有讲座、活动。比如早上10点的加沙新闻播报。有一个公共论坛，供大家讨论巴勒斯坦问题。也有集会，比如说有教师支持学生的集会：教师们在一座楼前集合，然后一起游行到学生营地这边，路上可能会喊喊口号。

整个营地并不是那种特别悲情的氛围，而是非常温馨，充满了互助精神。有人在搞艺术，这两天还一直在放音乐、唱rap。虽然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政治活动，因为有充满政治性的标语等等。

这里不像哥大或南加州大学（USC）那样，学校完全没有警察入驻，连校警都没有。平时警察也不愿意上山，在校园里甚至可以一个学期见不到一个警察。当然可能会有渗透者，比如5月7日那天营地就怀疑混入了一个便衣警察。消防队来过一次，说营地存在安全隐患，营地怀疑是学校想通过消防部门施压。整个区域只有老师、学生和社区成员，有点像雨伞的时候香港的情况。

因为学校本来就是在大学城，又位于山上，营地里很少有社会活动人士。我们也从没见过亲以色列的抗议者。学校大部分犹太人都是反锡安主义的，JVP（犹太和平之声）在我们学校的势力也很大。美国的犹太社区现在有非常严重的代际分化，年轻人许多支持巴勒斯坦，而老年人则支持以色列。我们城市也有保守的犹太社区，学校东边就有个犹太会堂，里面的犹太人都挺保守的，甚至都不支持停火。但我听说那个会堂的负责人自己不久前去巴勒斯坦看了一下，受到了创伤，回来后至少不公开支持以色列了。

组织营地的主要是 SJP 和 UC Divest（加州大学撤资组织）在我们学校的分部，这些组织彼此之间都有联系。我们教工也有自己的FJP（教工支持巴勒斯坦正义组织），成员数占教工总人数的十分之一不到。这个网络里的人会轮流去营地值班，与学生保持联系，并动员其他教授参与进来。

我们平时对外发布信息是在 Instagram 上的各种帐号，内部联系就靠 Telegram 和 Signal 这样的加密通讯工具上建群。大家比较无政府主义，建了无数个群。其实2019年美国搞运动都还在用传统的通讯工具，但2020年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后，大家纷纷使用 Signal，Signal 是一个美国的基金会，所以大家也比较熟悉。不光是通讯工具，教师工会联系事务也不再用学校官方邮箱，而是改用Gmail，甚至会推荐使用 Proton Mail。共享文档不再用 Google Drive，而是用法国的 CryptPad。总之，你会发现活动者对因隐私和安全的担忧越来越像中国和香港。

学校现在的态度是不怕本科生扎营，但怕研究生罢工。我们学校校园非常大，在学校一角扎营不太会破坏学校的秩序，管理层也不在乎，觉得你们玩几天就结束了。而且经历了洛杉矶分校的镇压后，校方都学聪明了，不想落入传媒聚光灯下。这两天学校管理层唯一给全校群发的邮件是威胁说研究生罢工非法。一旦研究生罢工，教师工再支持，那这学校就不要搞了。现在正好是春季学期，许多学生就要毕业，如果这时候罢交成绩，确实会对学校的秩序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学校特别怕罢工。

罢工的组织者是加州大学系统十所学校的研究生工会 UAW 4811，它有好几万成员。我在营地现场看到一些工会骨干。UAW 4811将在5月13-15日发起罢工授权投票，一旦过了马上就开罢。当然，研究生也可以选择不加入罢工、破坏罢工（cross the picket line），一些理工科院系的人就不愿参与这种事。研究生给老师当助教，研究生罢工，老师也交不了成绩。老师可以和研究生站在一起，但理论上学校可以因此停发工资。所以上一次罢工时，有老师选择破坏罢工，替研究生上交成绩。研究生面临的风险更大，可能会被直接解雇。

UC系统只有我们分校有教师工会，其他学校只有一个教师联盟（association），没有工资谈判权。我们的教师工会不久前开会讨论了是否要罢工，最后决定等研究生那边定了再看。工会的核心组织者大多是人文社科专业的老师，几乎全员支持研究生罢工。

只有政治动机是无法罢工的，为了实现政治目的，就要找到经济上的手段，于是UAW就诉诸美国劳动法里的“不当劳动行为”——UCLA的暴力执法妨碍了研究生正常履行工作职务，妨碍研究生的言论自由。此外，学校说工会破坏了不罢工协议，因为上一次工资谈判时，和校方的协议里规定了一段时间内不能再罢工，所以这次罢工是非法的，工会则认为，你妨碍我们的言论自由，就已经率先破坏了协议。我们教师工会做的事情就是向教职工和相关社区传达一个信息：违法不违法不是学校说了算，得由第三方的劳动关系委员会来仲裁。你得去对抗学校的官方说辞。

前几天我们还开了一个会，对齐信息，介绍如何具体支持罢工、如何不破坏罢工，并且向全体教师强调，学校不能因为我们支持学生抗议就开除我们，因为这是违反劳动法的。

现在对校方而言，事情的复杂之处在于要同时与教师、研究生、本科生三方博弈。比如在河滨分校（UCR），学校和本科经达成协议，本科生撤除帐篷，但研究生依然要参加整个UC系统的罢工。UC不同学校的学制不一样，UCLA和UCB是两学期制，现在已经是期末了，而其他学校都是三学期，现在还只是其中，这些分校还有时间去仔细讨论如何罢工之类的事宜。

也有小道消息说学校马上要清场，大家都很紧张，因为不了解学校到底要怎样，平时你在校区里也见不到警察，学校工会的老教师说，建校以来，州警还从未踏进过我们校园。从5号开始，营地就进行防暴培训，找来一个看起来很会打的人，训练大家如何对付警察。加州的警察种类非常之多，校警、州警、公路巡警……听说尔湾校区（UCI）出动了6种警察。看到不同的警察对策也是不一样的。我围观了一下，他告诉大家，警察来了得怎么站，有时候是站一排，有时候两人一组，都拿个木盾牌，就和香港当年一样。而如果看营地列出的捐赠清单，会发现需求逐渐从刚开始时的食物、药品变成现在的护目镜、木板、路障。

美国的恐惧是网格化的、更精细的资本主义管控体系。也许移民局不会遣返你，但学校作为一个资本主义机构可以解雇你。和目前的运动相比，2020年我在费城，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是真的恐怖。警察啥都不说就直接枪战。我当时在和朋友一起录播客，外面就是子弹，示威者和警察拿真枪实弹在打。还有一次，我和朋友一起去现场，我前面的示威者在烧车，警察就扔催泪弹了，我们吓得赶紧就跑，因为当时我们的证件都有点问题。只不过当时这种恐惧不是来自学校，而是来自街头。

在美国，你没法很自由地作为一个人去战斗。你做了什么事都会有后果，可能影响你的上级、你的同事，他们都会因为你完蛋，弄得你也不知道自己做这件事对不对。我们现在每个学校营地的诉求，可能都是不一样的。这些诉求未必都是针对美国政府的，可能是针对一个具体公司，而这个公司到底什么情况你也不知道，这就导致运动特别容易发生内部分化。现在教工内部就分化了，尔湾分校更是闹得一塌糊涂，激进派和温和派吵起来了。

美国的警察暴力是分级的，对于有色人种和白人是完全两种态度。当然在中国也是这样，只不过我们汉人是特权者。然后在这里是真实的恐惧，美国的警察都是配枪的，而且装备真的非常好。中国虽然也是非常暴力的国家机关，但警察不会开枪直接把你打死的，但美国真的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甚至路人也会把你打死，你也不知道谁有枪。于是你又多了一层对别人的恐惧。美国还有私人监狱。中国虽然也有黑监狱、指定监视居住，但美国有合法的私人监狱，它是一个资本主义系统，加州就特别盛行。

YH，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教工

“在美国，国家暴力更缓慢，更无孔不入，导致你说不出来什么道理的情况下，就被去政治化了。”

我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教书。宾大本身其实和以色列的关系非常密切，比如之前大学的一个工程孵化机构“宾大创新”（Pennovation）产出的一种机器狗就被拍到用在加沙战场，当时就导致了学生的一次集会抗议。

宾大至少一半以上参与这次运动的人都不是本校学生，来了非常多“校外势力”，包括卓克索大学（Drexel University）、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这样本地学校的学生。我甚至觉得宾大本身的学生来的不是很多，因为宾大学生爱学习，可能觉得学习更重要。反而天普大学的学生来得更多，他们的学生更左、更激进，老师也都很支持他们。当然还有费城的巴勒斯坦社区人士。

组织者除了三所大学的 SJP 外，还有费城本地的一些组织，比如“支持巴勒斯坦自由学校”和“费城巴勒斯坦联盟”。所以宾大营地集会经常会呼喊一些阿拉伯语口号。其实仔细看会发现，这些组织在 Instagram 上都是很新的账号。Instagram在这次抗议的组织和宣传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一个帖子可以几个机构一起发，这样你就很清楚现场的组织者都有谁。参与的组织众多，光学生组织者我至少就能数出20个来，所以组织者轮换的频率也很高，每天的领导者和带大家喊口号的人都不一样。然后还会有各种社会组织时不时游行过来支持学生。

警察在管理校园的时候也会区分校内外人士，在校园里查人的校园卡。所以宾大营地一直在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告诉大家，所有来营地的都是自己人，任何人要你出示校园卡都别给他看。一度还有人提议大家一起穿宾大学校纪念衫，但后来被否决了，因为有些校外的人未必乐意穿。现在有些文宣里在称宾大地时，不用Penn，而用Pxnn，表示这里面不仅有宾大。

我去过UCSC的现场，宾大的营地给我感觉非常政治化。UCSC基本只有本科生，整个营地非常学生中心，任务就是把营地保持住，研究如何发放物资，充实每天的日程，读读诗。但是宾大的社会资源非常丰富，可以请到许多政治运动名流来讲课。费城有很大的有色人种社群、酷儿社群，有大量社会运动组织，他们都积极介入了宾大的占领以及此前支持巴勒斯坦的集会。再加上宾大位于市中心，而不像UCSC那样在山上，所以社区更容易表达支持，比如给学生送热食、送被子。我们有整整两个帐篷都是民众捐赠的床上用品。我记得有很多老奶奶会来送自己写的条幅，虽然不像学生作品那么有创意，那么有艺术感，但凝聚了本地社群的心意。当然，犹太社群的对立抗议者来宾大也可勤快了。

营地现场把参与者按照可以接受的风险分为三组，红色表示不上课、即使局势紧张也不走，愿意承担被捕和停学的风险。但并不是说要和警察对抗，而是默认遇到警察都不对抗，要带走就带走。但他们也说，非公民或无证件者尽量不要被带走，因为营救的法律成本要高得多，所以大家劝国际学生即使在红组，如果看到风声不对可以先溜。绿色表示可以接受没有风险的行动，如参加集会、帮助后勤、监狱援助、发放传单等。黄色则介于两者之间，不用像红组一样面临那么大的风险，但也没像绿组那样置身事外。我报名了黄组。每个红组或黄组的人，会有人在胳膊上写一个律师援助团的电话，24小时有人接。他们还会教你：我有权保持沉默，等我律师来之类，你要精确记住那每个用词，不能说错了。

人们也可以按照功能分组：程序组负责主持日常节目——读新闻、读诗，我们甚至有过一个急救员，带着硅胶、压力喷壶和颜料向大家演示中弹喷血后应该如何处理；招募组负责接待新人；技术组负责安排空间，应对行政干涉；信息组负责与媒体接触，发布社媒信息；还有物资组、监狱援助组等等。划分组别的方式和使用的语言这十几天来也是一直在根据实践经验调整。

之前大家都猜测4月28日晚上要清场，所以全方面戒备。营地就在学校图书馆对面，那一周图书馆晚上12点关门。如果你是在图书馆学习的好学生的话，透过窗玻璃就能看到下面发生的一切。所以我当时觉得，如果清场，丑陋的事情一定会在12点后发生。但结果那天什么都没发生。

现在回想在营地的那些日子，最相关的感受反而是恐惧。不仅是自己的恐惧，还有怎样面对、安抚别人的恐惧，如何与那些完全不恐惧的人共事，与现场带着不一样恐惧的人共处。印象很深的一次，已经凌晨了，我们还在一起讨论，如果明天警察来了怎么办，持续有人加入，然后你发现总在回答相似的问题：要不要建路障，要不要卷入冲突，要不要换校名服，到时候红组的人站哪里，绿组的人站哪里，如果你没有证件该怎么样。有个人声嘶力竭地说，如果没有合法证件，请千万不要坐前面。当时我就有点委屈，因为我本身的证件就有点问题。我不是说我当时已经准备好再也不来美国了，但其实我之前没有那么多恐惧，没觉得自己有那么不一样。可能，我以前把一些后果看得更抽象，没仔细想就先觉得无所谓了。但就是在那个场合，会有人提醒你一些更细节的后果。

作为私立大学，宾大的楼都要刷卡才能进去，所以校外的人要上厕所也没那么方便。我有校园卡，我会带营地里和我共享帐篷的两个女生去教学楼上厕所，但我就会犹豫，是否要带一些明显看起来不像学生的人进去——我知道有摄像头，怕后续带来其他的麻烦，包括给雇佣我的教授带来麻烦。这是属于对未知的恐惧，因为你不知道你面临的风险是什么。

有时候会有一些法学院的学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些东西，有时候越解释，越觉得许多事情变得真切了。比如警察暴力，我们现场有一些人之前接触过警察暴力，尤其有些非裔，他们就坚决反对任何会导致升级的举措，甚至连搬桌子来当路障也反对，因为一旦被警察镇压，他们肯定是被优先选择性执法的人群。

在中国和美国感受到的恐惧还是非常不一样的。我感觉美国的恐惧似乎更多元。就在这个营地里，我有作为外国人的恐惧，黑人有黑人的恐惧，有校园卡和没校园卡的人都有各自的恐惧。国内的恐惧更简单，或者说，国内的是非更简单，你靠着一股单纯的正义感就能撑下去。但是在美国，你发现自己被迫要考虑很多事情，这种国家暴力更缓慢，更无孔不入，导致你说不出来什么道理的情况下就被去政治化了。就比说在国内，我遇到的事情肯定让人恐惧，让人做噩梦，过了很久都还无法摆脱这种创伤的细节……但哪怕我直面暴力机器的执行者，我只要是个中国人、汉人，我还是更有底气一些，我可以直接和他们背政治课本上的那些话，我知道自己做的是对的。但在美国，背的让律师来的那段英语，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系统，对我是完全陌生的。而且作为少数族裔、证件有点问题的外国人，我知道自己处于天然的劣势。

Anne，夏洛茨维尔 ，弗吉尼亚大学周边社群居民

“3K党闹事的时候你们去哪里了？学校发生枪击案的时候你们去哪里了？”
我住在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 （Charlottesville），这是弗吉尼亚大学（UVA）所在地。我作为社区成员，参与、见证了UVA支持巴勒斯坦抗议营地的组织、搭建和被镇压的过程。

弗吉尼亚过去被认为是摇摆州，但近年来民主党的优势逐渐扩大。然而，夏洛茨维尔却处在弗州腹地深红郡的包围之中，因而政治氛围与大多数位于蓝州的大学城迥异。2017年，在这里进行的极右翼团结集会导致了严重冲突，最终酿成多人死伤的惨剧。据本地活动家介绍，2017年事件后，UVA校方打压校内的学生政治社团，使得这里的学生几乎没有任何运动组织经验。

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抗争是5月1日那天，趁着城里搞劳动节游行，左翼人多势众的时机搭起来的。学生们搭了一些帐篷，但没过多久就被大学拆除了。不同于其他学校，这里的扎营呈现了更去中心化的色彩，它并非 SJP 组织，而只是由一些学生（其中部分是 SJP 成员）自行组织。

当天，这些学生在学校草坪上讨论了各种组织事宜，比如草拟针对学校的四大诉求——公开投资信息、撤资、切断和以色列的学术联系、不追究学生责任。但是对第四点“不追究学生责任”存在争议，有人认为一旦提出这个要求，校方就会觉得学生是准备行动升级的。这些要求借鉴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诉求，因为弗吉尼亚大学完全没有抗争的经验。

我觉得组织筹备和刚开始搭帐篷的那段时间，性小众和女性成员特别多，尤其很多领导者都是女生或是跨性别者，到了最后5月4日警察清场的时候，开始有更多的男学生前来。而教工来声援的人中，阿拉伯裔中老年男性更多。总的来说，弗吉尼亚州是个很白的地方，来抗议的黑人很少，亚裔更少。

在这个大学的抗争会更倾向使用南部各州传统的政治动员方式，比如给社群写信、打电话，甚至敲门宣传。有组织者也想联系社群领袖，但因为经验不足，不知道该怎么联系到这些领袖。组织内部会用 Telegram 讨论议题，不过所有人都是匿名的。这种风格也是因为对社交媒体的不信任，害怕提前发布信息会导致传播到警察那里。在场能看到的人基本都是偕朋友一起前来，几乎没有人是独自来的，可能也是因为害怕。和纽约、波士顿比，能明显感觉到在南方州组织左翼活动之不易。

5月2日，虽然帐篷前一日被拆掉，但物资还留着。在场学生都小心翼翼，大家戴着口罩——弗吉尼亚州依然在沿用“蒙面法”，戴面罩抗议是违法的，但戴医用口罩不会。人们很警惕，害怕被拍照。学校规定任何东西都不能粘在草地上，现场的巴勒斯坦国旗一直是一个坐在草地上的学生用大腿夹着的——她夹着国旗写论文、发呆、和人吹水。学校此类禁令特别多，总有一项规定能被拿来整你。

我和室友 Joe 参加了比较核心的策略讨论会，会议地点还是学校草坪。会议欢迎感兴趣的人都来参加，但大多数人因为害怕不敢来。其实来的学生也是很害怕的，大家不是很信任所有在场的人，觉得到处都是陷阱。这个会议的组织很难，一方面需要告诉参加者下一步准备做些什么，让大家做好风险评估。但因为不确定现场是否有校方派来打探消息的人，大家开会说话的时候都很小声——前一天开会的内容学校已经全都知道了。

走在营地，我感觉很舒服。我们是在组织初创时加入的，能感觉到某种原初的民主精神，组织者会听取所有人的意见，哪怕对他们而言我们只是“外人”。尽管存在着恐惧和不信任，但学生对本地的社群或者说外人的态度仍然很开放——让我联想到那些英美大城市的好学校学生一般是看不起本地社群居民的。但这次，连路过的松鼠都可以加群，并提出意见。大家也能容纳不同的声音，不割席，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表决。

会议计划在次日举办默哀活动，会邀请当地中东小区一起参加——学生们强调这种是“低风险活动”。学生还决定这两天运动先不升级，要像“野餐”一样很友好的样子，叫同学朋友一起来现场上自习。但也能感受到一些参会者其实是很着急的，因为那时候已经是本学期最后一周了，如果再不升级，学生都走了，就更没机会了，大一宿舍其实已经空了。抗议的规模其实和每个大学的学期制很有关系，在期中的学校就有很多发展空间，而在期末的学校学生往往就很被动。

5月3日，当地下大雨，学校通知说可以搭帐篷避雨。虽然校规表示，未经允许，校内严禁使用帐篷，但也有一个附加条款表示“休闲帐篷除外”。警察从晚上开始就来了，守在现场。有的学生害怕第二天现场会升级出现冲突，开始筹建医疗站。第二天，学校以“不能搭建帐篷”为由开始清场，我们怀疑前一天校方的同意其实是个陷阱。更夸张的是，本地媒体后来甚至报道，就在清场前几小时，学校把“休闲帐篷除外”的附加条款悄悄从校规中删除了。4日下午，警察把学生从占领区的草坪上朝马路上推，到五点学生就撤离了。不愿撤离的学生遭到了相当暴力的拘捕，估计现场有七八十个人被喷了胡椒水。学生犹豫着想从“和理非”升级为“勇武”但又不敢，没想到学校直接按照处理“勇武”的标准，叫来了州警升格清场。

学生们只在清场的时候喊了口号，除了全国都有的一些，比如“三万五千人丧生，你们还在抓学生”、“解放巴勒斯坦”、“揭露，撤资，不然我们无休无止”，还有对警察的“你们为什么穿防暴装？要镇压的暴动在何方？”、“你们才是恐怖分子”，之外还有一个比较有地方特色的“2017年你们跑哪去了？”（注：指2017年发生在夏洛茨维尔的白人至上主义“团结右翼集会”）

过程中，Joe 挺害怕的，反复和我说：美国是警察国家。但我觉得，是否被捕是可以控制的，如果不是很孤立显眼，警察不会来拉你。但他相信警察非常暴力，会突然从某个角落冲出来。在场的美国学生和Joe的想法相近。美国人眼里的警察、包括警察自己想要竖立的形象，就是强壮、凶恶、不苟言笑，有时候为了表现他有权力，可能会过度使用暴力。学生很怕被抓进去以后被打死。有人说看到警察非常嚣张拖走了一箱学生的水——那是大家用来冲眼睛里胡椒喷雾的，警察直接喝了，还笑着喊：“没想到你们还给我们备好水了。”谁也不差那一箱水，但他就是要显示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

接下来几天，运动就完全去中心化了，起初还有一些领导者，但因为容易被学校搜捕，现在也没有了。从5月6日开始，重心转移到了捞人——一共有25个人被警察羁押，大部分人被控“非法入侵”，这是轻罪 ；有一个女生被控用冰冻矿泉水打伤警察，但在现场她什么也没做，还是被警察拉着头发拖走的。警方没有出示任何证据，而且当天气温很高，现场哪来“冰冻”矿泉水？“袭警”是重罪，最高可以判5年。我感觉，谁是非法入侵，谁是袭警，这简直都是随机安排的罪名。

学生动员大家去听证会声援被捕者。为了给声援者制造困难去不了现场，听证会一直换地方，一个上午换了十次。最后还是去了三百多个人，大家提出很基本的要求：让学生们考试、给需要吃药的学生药品。这些要求通过了，声援者相信，如果没去现场施加压力，这些要求可能都不会被同意。

另外还有一些互助群体，教育大家如何面对媒体，避免被媒体歪曲。在弗吉尼亚这样的南方州，保守派的声音是媒体主流，学生不太信任媒体。也有社群心理咨询师提供创伤后的疗愈信息。大学的老师事前大部分很安静，现在逐渐参与进来，包括帮学生向警察讨要被扣查的物品。像历史系这样的院系几乎全体签署了谴责对学生使用暴力的公开信。

而在组织营地的群里，学生们开始彼此以“同志”相称，有人说一起抗议过就是一辈子的朋友，有人承诺未来有事叫一声一定来帮忙，看起来确实都像是第一次参加抗议。也有学生发布自己在社交媒体和邮箱中收到的各种死亡威胁。

5月7日，学校组织了在线市民大会，讲话的是三个大学领导、一个州立警察和一个学校警察。他们做了定性式陈述。校长表示：目前事态很严重，校方很痛心，觉得被学生辜负了；指责社交媒体影响学生的道德和理智；描述学生是不愿意沟通，只想升级。讲者还说，校规明令禁止搭建帐篷，因为帐篷是建筑材料，会破坏环境，但学生还是搭了22个帐篷，等于是在学校草坪搭建了大型建筑群。讲者提到运动被“校外势力”污染，说现场有图谋不轨的“黑衣人”——但学生普遍反应没见过这个人，反倒是清场那天见到疑似便衣警察的黑衣人，这个人到处辱骂推搡学生，学生碰他一下他就倒地不起。警察则说警察给学生提供了医疗服务，学生反应这也是谎言，都是学生在自救。

这个在线会议是在Youtube举办的，问答环节观众的问题需要提前递交给组织者，经过审核和筛选才能被念出来。组织者关闭了Youtube的评论区，但忘记了关直播的聊天室，被看直播的人臭骂都是没有逻辑的一面之词。校方还说这次的抗争和2017年的事情一样严重，学生在聊天室回应：17年3K党闹事的时候你们去哪里了？22年学校发生枪击案的时候你们去哪里了？

5月9日，校长打算和几名学生代表进行谈判，结果三十名双手涂红的学生在会场外围堵他，抗议他对学生施暴。5月10日，校长在校务委员会上就自己没能控制好局势真诚道歉，但出人意料的是，法学院签署了一封强烈支持校长的公开信。
Joe说他完全无法理解学校的处理方式——弗大的运动很难成功，因为学生太没经验、太恐惧了，结果学校却仍旧选择如此无情地镇压。只能把管理层的动机理解为“给谁表忠心”，也有可能就是“纯粹的愚蠢”。

但Joe的猜测很可能是有道理的。抗议者都在议论，校长之所以表现得这么积极，是因为他现在是哈佛新校长的热门人选。
而一位在蓝州学府法学院就读的朋友告诉我，在弗吉尼亚这样的南方州，法学院都是为地方上的共和党显贵服务的。

给人一种感觉，草地上发生的事情，越来越与加沙无关，而是关于美国高校的政商学共同体。积极出手清场和高声赞扬清场的，支持的似乎也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犹太金主”，而就是自己的直接利益相关者，比如哈佛选校长遴选委员会、本校校长、本州共和党客户，或者某些国会议员。

韩藉，伯克利，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

我目前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我不太清楚全校范围支持巴以的人数比。但在我们系，支持巴勒斯坦的是大多数。

从去年十月开始，伯克利这边呼吁停火和反对以色列种族灭绝的抗议就没断过。大型集会和游行至少有十次以上。这个学期，校园地标萨瑟校门处，一直有人张贴标语和加沙死难巴勒斯坦人的名单，并且通过大喇叭播报。这一抗议方式持续了好几个月。

抗议和扎营的组织者据我所知是SJP和GSJP（研究生生支持巴勒斯坦正义组织）为主。从现场帐篷的数量来看，我感觉这两周扎营规模在变大。截止5月11日，我目测大概有六七十顶帐篷。性别和族裔的构成都比较多样的，具体比例我不太好估计。值得强调的是，在学校营地的参与者很多不是学生，而是伯克利、奥克兰的社区组织和各种活动人士。因为这边政治活动氛围本来就比较活跃，所以扎营开始之后很多社群和组织都动员了起来，参与伯克利的扎营。

令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营地现场的后勤工作做得很好，每天都有充足的食物和水供应——我们系也组织过给营地送吃的，还有专门的医疗急救帐篷。营地现场也比较干净，而不是垃圾成堆。还有个细节值得一提：扎营第二周现场出现了一个半身雕像，不知道是谁做的。那个雕像我觉得特别像89年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女神，大概长这样：

伯克利校方据说在和学生抗议者代表谈判了，但具体进展不详。我听说，有学生抗议者觉得去代表学生谈判的人并未做到完全公开透明，许多决策缺乏民主商议，不能完全代表抗议者中存在的各种观点。我看到有些抗议者担心谈判只能带来校方形式上的妥协。5月12日，网上冒出来一封公开信，是洛杉矶分校（UCLA）的GSJP发给伯克利分校（UCB）的GSJP的。信的内容是担心伯克利的营地代表有可能会和校方达成某种私下协议，并敦促他们不要轻易让步。这说明谈判不透明的问题目前正导致运动阵营内部出现一些矛盾。

同样是加州大学（UC），不同分校对于抗议的处理方式非常不同。UCLA发生了亲巴抗议者和亲以抗议者之间的严重冲突，随后警方出动暴力清场，这可能是因为校领导当时被国会下发传票，要去参加接下来的听证会了，清场的压力比较大。而UCB这边，现任分校长六月底就要退休了，估计是想平稳退休，不想惹祸。

美国的高校并不是外界想象中的“教授治校”，运营早就公司化了。私立大学就像私营上市企业；上市公司企业董事会对股价负责，而私立大学董事会对资产（endowment）负责。公立大学就像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董事会对国资委负责，而公立大学董事会对州政府负责（董事也都是州政府任命的）。如果把这些大学校长看作公司CEO，那么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董事会和国会议员对ta们施加的影响远大于师生了。校长作为CEO，首先必须让董事会满意，否则就有被董事会炒鱿鱼的危险。这里面没有教授的事，毕竟校长不是教授选出来的。

因为UCLA的暴力清场，整个加州大学系统的研究生工会 UAW 4811有意向发起罢工。要想发起罢工，需要经过两步。第一步是在加州大学所有分校全体研究生工人中进行罢工授权投票，如果投票通过，工会执委会可以在认为必要时发起罢工。目前我们工会领导层已经说明，如果发起罢工的话，不会在加大各分校同时进行，而是执委会点到哪个校区，哪个校区罢工，未被点到的校区不罢工。这是因为，加大系统有些校区是两学期制（如伯克利分校），学期已经基本结束了，罢工能形成的影响有限；其他校区是三学期制（如洛杉矶分校、圣克鲁斯分校、圣迭戈分校），学期还有几周时间。目前罢工是否真的会发起、范围会多大，都不确定，所以也不好说罢工的前景。

目前这波高校占领运动及其议程，在高校以外的美国社区未受到太大关注。毕竟这里涉及的一些核心议题，比如学术言论自由、校方滥用警暴等，还是基于高校语境的议题。但去年十月以来的反以反战动员的影响力在我看来远不局限于高校，大可与 Black Lives Matter 相提并论。随着战争残酷程度的升级、伤亡人数的增加，动员的规模和烈度也一直在持续发展，显示出韧性，而不是像许多受制于“注意力经济”的社会运动一样，随着人们注意力的快速转移就逐渐失去动能。

后记

目前这场运动在全美各高校仍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5月9日，宾州州长要求清理宾大营地，5月10日，防暴警将宾大营地清除，并逮捕33名抗议者；5月14日，伯克利营地代表与校方达成协议，营地撤除。韩籍在现场听到有抗议者表示决策不民主、不透明；5月15日，加州大学研究生工会的罢工授权投票获得通过，工会理事会将于17日讨论是否宣布罢工；弗吉尼亚大学被控袭警者的该项控罪已被取消；众议院教育和劳动力委员会正在调查西北大学的校园“反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