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營地：六所美國大學的華人師生，親述來自抗爭現場的故事

自4月17日哥倫比亞大學學生扎營抗議以來，學潮在美國與世界多國高校蔓延。據《紐約時報》統計，截止5月13日，全美共有幾十所高校的2800餘人因參與扎營與抗議而被拘留或逮捕。在風暴中心哥倫比亞大學以外，這場學潮在美國不同州和不同學校呈現出迥異的表現形態，抗爭也引發了校務和行政當局的不同回應：有的學校在抗議萌芽之際即被鐵拳鎮壓，有的學校始終一聲不吭、假裝無事發生，有的學校校方與抗議者達成了協議。

以下是來自六所美國大學七位師生的講述。Erwin 積極參與哥大研究生罷工，搜集關於警暴證言，他從拉美革命的歷史中汲取了行動的經驗；Vova和幾十名學生一起被哥大錯誤停學，維權經歷和在法學院所學讓他對美國的司法製度有了更切身的領會；西北大學是全美第一批與宿營學生達成協議的學校，然而參與宿營的 John 並不認為這是一次勝利，曾經親歷白紙的他如今對自由有了新的理解；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素來是美國學運的重要據點，Zo 在這裡見證了本科生、研究生與教師如何攜手抗爭；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營地則匯集了費城三所大學的抗議學生和當地的社運名人，YH 加入了宿營，但如何處理恐懼卻是她在這裡學到的最寶貴的經驗；弗吉尼亞大學地處南方腹地，近年來學生的社運組織備受打壓，當地社群成員 Anne 目睹了毫無社運經驗的學生如何小心翼翼地試圖加入學潮，但希望的火苗又被校方迅速掐滅；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韓籍則結合其專業知識與對美國社會的長期觀察，評估了此次抗議的前景。

他們中，有人積極見證、參與甚至組織了所在學校的抗爭，有人被捲入學校的鎮壓攻勢，大家都結合自己的經驗與知識，深入觀察了這場運動。 以下的口述，來自端傳媒記者對這幾位親歷者的採訪：

Erwin，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本科生

「我們什麼都沒做錯，不需要你來原諒。」

我在哥大哥倫比亞學院歷史系讀本科，沒有專門研究過中東歷史，但巴勒斯坦始終是我們左派學生關心的議題。在學習拉美歷史的過程中，我發現20世紀後半期拉美軍事獨裁者，只要和右翼沾點邊，一定都會有以色列的支持——感覺只要你幹了足夠多的壞事，什麼事一查就總會查到你。

我從一開始就關注哥大的抗議。去年10月7日巴以局勢激化，10月12日 SJP（學生支持巴勒斯坦正義組織）和 JVP（猶太和平之聲組織）就一起合作，在哥大組織了很多抗議。那時這兩個組織並不是很有名，但是巴以新聞讓人覺得，加沙的局勢越來越像種族滅絕，於是大家就一直在校內遊行。

隨後大學開始折騰SJP、JVP，把它們封了，理由是違反了一些我們從來沒聽說過的條例。後來在哥大只要校內抗議，學校就關校門。有次我帶校友繞了學校一圈，發現每個門旁邊都有警察或便衣蹲着。學生是刷卡掃門禁入校的，學校就用刷卡信息監控學生，並提交給紐約警察。此外，紐約警察還會用無人機拍攝抗議者的面部。這會影響參與抗議的學生未來的就業情況——已經有13名聯邦法官宣布不僱傭哥大法學院的畢業生。這之後，大家覺得隱私被侵犯，在抗議時戴口罩，現在頭也會遮上。

雖然有門禁，但一些政客和活動家也能進去學校，還在營地做演講。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進去的。我記得AOC（民主黨左翼衆議員 Alexandria Ocasio-Cortez）來了，我們都挺討厭她。她過去並不支持巴勒斯坦，現在新聞火了就來蹭熱點。當時SJP還發貼說：我們不歡迎機會主義者。看得出很多人已經不相信還能從內部拯救美國的民主了。

到了今年二三月，紐約天氣不好，再加上大家也要上課，抗議的人越來越少，很難打破大多數人的冷漠。大部分中國學生都比較冷漠，有些人可能也同情巴勒斯坦，但抗議次數一多，大家就麻木了。

四月初，短暫的春假結束後，有個美國華裔本科生女孩來找我，應該是 CUAD （Columbia University Aperthied Diverst，哥倫比亞大學種族隔離撤資）的成員——SJP 和JVP 在哥大被禁後，是 CUAD 在這裏組織抗議。她問我要不要一起紮營，一直扎到學校撤資。但我性格散漫，再加上聽說不能洗澡，就沒有加入。此外，我聽說校園裏的網絡可能受到監控，而我住在校外，我們覺得以後開會來我這裏會比較安全。後來我才意識到，當時大家認定，去紮營很可能會被抓，國際學生有了這種記錄，以後回美國可能很麻煩。所以去紮營的基本都是美國學生。但他們也要承擔風險。比如有的人是低收入，完全依賴學校獎學金過活，如果有了記錄，可能就被取消補助。

去年10月開始抗議的時候，大家喊的口號主要還是「解放巴勒斯坦」，後來喊「Intifada」這樣更有爭議的口號（注：指巴勒斯坦民衆反對以色列佔領的「大起義」，被以色列方面視之為恐怖襲擊）。當時 SJP 還發帖解釋為什麼可以喊它。像我這樣比較左翼的學生，早就這麼想了，也有部分學生是被說服的——大家看到新聞裏以色列在加沙的暴行；親身體驗到學校打壓親巴勒斯坦抗議，而學校對親以色列對立抗議者的暴力無動於衷；還有我們研究了哥大的投資組合投給什麼公司——把那麼多錢投給了幫以色列殺人放火的企業；一些比較左的老師也說理宣傳，比如有個教中東歷史的教授，他太活躍了，我總感覺學校會把他開除。

紮營開始後，我在 Instagram 問大家需要什麼，買食物、水和熱咖啡送過去。當時校門被關，不單要刷卡，還要被門衛隨機檢查。如果門衛發現你帶了很多吃的，一般不會放行。但我和朋友背了大包吃的卻沒被攔下來——我們都是亞裔，門衛可能覺得我們不是去紮營，而是去好好學習，以為包裏都是書——我們確實在食物上面一層放了一些文具。

一開始營地接受捐贈，後來改成了營地成員自掏腰包買。大家就說，把錢捐給加沙吧。但教授、校友、市民這樣的局外人，讓他們支持學生、支持言論自由，都非常願意；要支持加沙，就不樂意了。我感覺中國學生對巴勒斯坦的支持也不夠，所以和一個同學把「巴勒斯坦團結行動網絡」翻譯發布的《先拿下哥倫比亞》打印成文宣，在校內外各處張貼。

每當傳出學校要清場的風聲，營地就會召集人們前去聲援。人多，警察就沒法都抓了。召集是因為真的感覺有危險存在，但總是呼叫卻沒有真正的危險發生，就會像狼來了，響應的人數逐漸減少。最後一次召集是因為學校準備讓國民警衛隊介入，是半夜12點召集的，我就趕去了營地，看到好多人。學校因為被罵得太慘了，只能作罷。

第二天學生佔領了漢密爾頓大廳。佔領中並沒有發生太多衝突，只有一個人打碎了一塊玻璃，花100美元就能補好。這次佔領更多是象徵性的行動，因為大家也沒有接下來的計劃。當晚，很多佔樓的人回去過夜了，以為第二天白天還可以回來——把大廳當作又一個營地了。但學校馬上完全封鎖校園，這部分人就無法再次進入校園。最終，大樓裏只剩下一百多個沒走的人，也就是被抓的那些人。

留下的人不少是無政府主義者和毛派（比較支持農村包圍城市這種革命方式的左派，但並不怎麼喜歡現在的中國共產黨）。他們很想冒險，也很清楚會被抓。CUAD 內部政見不完全一樣，但基本上都是行動派左翼。自由派學生不想做那麼極端的事情，在紮營那步就已經退出去了。

CUAD 讓參與者用顏色標識願意接受的風險，紅色是願意被逮捕，黃色是願意被停學，綠色則是只接受安全的參與形式（如監獄支援）。佔樓肯定是深紅的。他們知道談判破裂，需要主動升級局勢，打破瓶頸——之前選擇紮營的時候，他們的動機可能也是要升級局勢。另一方面，佔樓和紮營都是象徵，因為學生沒有改變這個學校的籌碼，只能不斷升級，用象徵性的犧牲來喚醒更多人。

無論紮營還是佔領，參與者絕大多數都是哥大學生。紐約市當局說被捕的示威者中有40%是校外人員。我猜是早些時候，學校把參與佔領的人都停學或開除了，所以等這些人被抓，學校就說他們是校外的。營地裏有個老奶奶，紐約市長硬說她是「校外煽動者」，但這個人好多家人都在加沙被殺害了，所以來到我們的營地。而且校門口蹲着那麼多警察，他們要是放了40%的校外人員進來，豈不也太沒用了？

清場後，我去過校外幾場抗議，比如去學校旁邊116街，把“欣德大廳”（Hind’s Hall）字樣投影到漢密爾頓大廳外牆上——佔領該處的學生曾將這個漢密爾頓大廳改名為欣德大廳，以紀念被以軍殺害的6歲加沙女孩欣德·拉傑佈（Hind Rajab）。之後我們還去紐約市警察局總部做監獄支援。大概兩天時間，陸陸續續放了些人。還有另外兩所學校的學生被抓，我們學校攻佔漢密爾頓大廳的那些人只被控輕罪，而紐約市立學院（CUNY）的示威者卻被控了重罪。我感覺是不同階級受到了區別對待——哥大是私立學校，學生通常被認為都來自中上階級（其實也有很多低收入學生在參與抗議），CUNY是公立學校，學生通常被認為沒那麼富有。

我個人覺得，抗議的效果不如紮營，紮營的效果不如罷工。只有罷工才能從經濟上傷害到學校——沒有教授和學生給你幹活，你就變成了純粹的地主和企業。但教授和工會都很猶豫，不想為政治原因罷工。再加他們上學年為了僱傭條件已經罷工過，還和學校達成了滿意的協議，都不太願意再罷工。

佔領幾天後有個研究生來找我，說在組織研究生的 grading strike（即拒絕把本科生考試成績提交給學校）。我提議幫忙，拉着另外兩個中國學生加入。我們罷工的目的是要求赦免被停學、開除的學生，以及要求警察離開校園。但我特別不喜歡「赦免」這個詞。墨西哥薩帕塔民族解放軍（Zapatista）開始搞革命的時候，墨西哥政府讓他們別打了，並提供赦免，解放軍領袖回了一句話：「赦免我們什麼呢？」也就是說，我們什麼都沒做錯，不需要你來原諒。我其實也討厭說「紮營、罷工是為了言論自由、學術自由、捍衛權利」這樣的說法，這把問題個人化了，而這明明是一件很集體的事情。我覺得應該一直罷工到學校撤資。

我們寫了一封信，群發給本科生，徵集簽名支持研究生罷工。兩小時後收到了20個簽名，比通過Instagram 上的活動賬號發布高效。現在一共收集到120多個簽名，我希望最後能有300個。但學期已經結束了，所以現在時間緊迫，這兩天非常辛苦，睡得也很少。

如果我們能收集到很多簽名，學校就不能隨意開除罷工研究生。我們還可以把信拿給教授看。之前教授們不同意研究生罷工，理由是對本科生不好，但如果本科生同意研究生罷工，教授也就沒話說了。現在教授只同意進行 service strike，就是拒絕期末向校方彙報工作，但交成績、寫推薦信這種事還是繼續，我覺得這一點用都沒有。

我們在做的另一件事就是收集學生關於警暴和校園封鎖帶來困難的證言。不僅清場當天有非常多警察暴力，還有警察在哥大內外引發的事件。比如對學生吹口哨、性騷擾的案例，現在已經蒐集到了三四十條。作為學歷史的學生，首先想到要把它做成檔案庫。因為學校的官方敘事是：警方專業地處置了暴徒，大家都很安全，校園封鎖帶來的不便也都解決了，總之我們處理得非常棒。我們學生需要書寫自己的歷史。

這個檔案也能說服教授罷工。之前說服他們 service strike 的時候，有研究生當場哭訴遭受的警暴，教授們就很動容。這就像拉美七八十年代那些殺人無數的獨裁者被推翻後，成立「真相委員會」，讓大家訴說遭遇，寫出報告。我們做的就像這種報告的低配版。這其實非常傻，因為是在把現狀合法化，然後只是訴求「要民主」就結束了——我們當然會覺得不夠左。但這些東西對白人教授，尤其那種高階教授非常有用。

少數族裔教授對學生的遭遇很容易感同身受，他們自己說不定也都被捕過。但白人教授，你得和他們說警察把你弄得有多慘，你快吃不上飯了——沒辦法，你得求他們。
我們還準備從證言中摘錄一些句子，做成傳單、文宣，到處張貼。

罷工也包括哥倫比亞學院本科生的 tuition strike（罷交學費）。上個學期這個罷工呼籲沒有通過。因為組織者一開始定的起罷人數是200個，這個數字太大了。最後只有幾十個人同意，所以沒有通過。但幾十個人其實夠了，而且如果你起初定了50個人，就還會有更多人加入。我個人希望下學期期末時能再組織一次 tuition strike，你不能再拿着我們的學費繼續去資助以色列幹那些事了。

如果學校恢復今年的畢業典禮，我們就去抗議，組織對立典禮。我傳單都準備好了，到時候折成紙飛機，在典禮的上空亂飛。這也是學習了薩帕塔的革命經驗——他們有一次往墨西哥的軍事基地扔紙飛機，象徵攻佔軍事基地。

Vova，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研究生

「我連之前的抗議、示威都沒有參加，如果我也能被整，那他們可以整看不順眼的任何一個人。」

我目前在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讀研究生，在此之前，我是讀中東研究的。這個領域的學者和學生，幾乎全都熱切支持巴勒斯坦，即使不積極參與政治行動，也對巴勒斯坦人的命運相當同情。而哥大法學院是偏右的院系，但我根據學生撤資進行的投票結果推算，院裡超過四成的學生親巴勒斯坦，大約一成學生親以色列，剩下的人不關心這個議題。

哥大的紮營行動主要由 CUAD負責，也有其他組織，一共有五個左右。視具體活動的規模和危險程度，這些組織會統一行動或是分開行動。

這些組織的主要成員是哥大本科生，我是研究生，所以離他們有一定的距離。我去過營地一兩次，只是純粹參觀，沒有加過 Telegram 群組。我觀察，營地裡超過九成的人都是哥大本校學生。警方新聞發布會說逮捕者中有40%的校外人員，我猜這其實是一種「對沖」——紐約市立學院與哥大同時清場，但市立學院沒有校園，所以抗議者中有很多校外人員。把這兩個數字放在一起，就顯得哥大的抗議者也有很多校外人員了。

營地現場是平靜的，大多數人都只是在寫作業，也會有諸如講座的其他活動，沒有人在喊口號。營地物資充沛，感覺都用不完，隨時都有吃的。性別而言，女生明顯更多；族裔方面，廣義上的有色人種（非裔、亞裔、中東裔等等）都很多，倒顯得白人沒那麼多。這和支持以色列的集會對比鮮明，那裡幾乎清一色白人和猶太人。我們整個法學院的亞裔學生，大概只有兩三個人去了親以色列的集會。

4月18日，警察第一次抓人，院系發了很多公開信聲援學生；4月30日第二次抓人的時候，公開信少多了，可能院系覺得學生行為過激，沒法幫忙說話。而極右翼組織的對立抗議，學校基本沒怎麼管。

五月初，我被停學了，停學通知上說我參加了紮營。但我進出學校的時間和通知上寫的不一樣。我們法學院整個年級有五百個學生，我估計將近一百人都去過營地，偏偏就我一個人被停學了。我猜是我在法學院本年級大群聊天的時候，和人因為觀點不合有過爭論，被群裡的右翼學生舉報了。也有可能是學校的人臉識別系統，拍到我在學生紮營的時間進入了學校。之前文理研究生院院長給學生發郵件，承認學校在使用面部識別技術識別抗議學生；我還在學校見過兩個記者，他們指給我看，學校上空有紐約警察的無人機。所以可能我被舉報了，上了學校的名單，又被人臉識別拍到。

和我同一批被停學的人將近有五十個，絕大部分人是被冤枉的，一兩天就被解除停學。有兩三個人真的參加了紮營，他們用了兩週時間才被解除。 被停學以後，我被一個中東裔的哥們拉進一個援助停學學生的Signal群。他很積極參加這一波抗議活動，已經被停過三四次學了。給我們提供援助的人校內外都有，有法學院的師生，也有校外的團隊，都是免費的。我自己結束停學後，也給其他同學提供法律諮詢，

維權者要求學校給出停學的具體原因、證據，但學校一直拖著，最後給我們分別發了統一格式的郵件：「根據我們對你的情況的審查和與學校安全部門的溝通，決定撤回對你的停學處分。祝你期末和假期愉快。」

這顯然是學校請的律師給了建議。因為一旦學校向我們出示「證據」，就會暴露它在用人臉識別技術打壓抗議並冤枉學生，那一定會被人反起訴。學校請了各種律師團，上國會回應質詢時用的律師團和鎮壓學生時的律師團是不一樣的。處理鎮壓學生事務時，他們請了一個有很強錫安主義背景的律所。

明明學校想查就能查清楚我沒有參與，但是偏不查。有那麼多學生被冤枉，我理解成此舉是學校有意在搞擴大化，殺雞儆猴。我連之前的抗議、示威都沒有參加，如果我也能被整，那他們可以整看不順眼的任何一個人。而共和黨政客的威脅言論，某些律師事務拒聘參與抗議的學生，這都加深了這種恐慌的氛圍。

我因為自己的思想和觀點，在中國和美國都遭受了迫害。在美國，我的學校把我這樣的學生當作敵人來看待。在美國，有一整套程序來保護我，想開除我都很難，因為需要教授投票——但可以讓你找不到工作。在中國，沒有什麼能保護你，你人就直接消失了——我沒犯什麼大事，但有關部門的人就是這麼直接威脅我的。

整個過程中，警察沒有讓我特別害怕，因為每次他們抓人前都會警告三次。我比較謹慎，看到事態不對勁就會先走。當然，對警察的恐懼感也因種族而異。我的黑人同學因為先前的政治抗爭的很痛苦的經歷，看到警察衝入校園和漢密爾頓大廳，他的PTSD就犯了，哭了整整一天一夜。哥大校園現在完全變成了天安門廣場，什麼樓都進不去，到處站著紐約警察。我現在也是能不出門就不出門，我建議這位黑人朋友完全別出門。說實話，如果我是黑人，所有前面說的這些事我都不敢去幹。

不過上了法學院，學了各種案例，我走在街上看到警察也會發怵。他只要懷疑你什麼，就可以走在路上把你一槍打死。去法院維權告警察，勝率趨近於0，因為他們享有各種各樣的豁免。只有發生被跪壓致死這樣的惡性案件，再加上媒體大量報道，才有可能翻案。

John，芝加哥，西北大學研究生

「我不知道會面對什麼，但感覺必須去。」

我是白紙革命的親歷者，在疫情之後毅然決然「潤」出國，目前在位於芝加哥的西北大學讀碩士。

我是去年十月七日哈馬斯襲擊的之後才開始知道加沙議題的，第一次信息檢索的時候輸入的甚至是「巴基斯坦」。最開始也是掉落到「文明」對抗「野蠻」的殖民主義敘事之中的，但當我逐漸了解歷史真相，發現「反恐」只不過是最表象的東西。恐怖主義的仇恨教育、洗腦教育是一定存在的，但最貧瘠的、最絕望的、壓迫最深重的土地上才會滋生極端和暴力，哈馬斯-以色列衝突的根源在於以色列建國以來對巴勒斯坦人持續的迫害。

我對這次西北大學運動的期待是：首先希望團結營運動能夠施壓西北大學公開投資信息，從合理化以色列非法佔領、或直接或間接壓迫巴勒斯坦人的項目中退出。其次我希望能夠撼動美國的外交政策，停止資助極右翼的內塔尼亞胡政府。

4月23號早上，西北大學的學生就開始露營。在那之前，學生已經採取過溫和的抗議方法。警察在哥倫比亞逮捕學生的第二天，我們在「the rock」（塗鴉石頭，西北大學的地標之一）有一個小型抗議，要求學校從IIP（Israel Innovation Program）項目中撤資。參加活動的不到一百個人，逾越節那天，有一個猶太學生組織者舉辦的活動。他們說逾越節本來是慶祝猶太民族解放的節日，但他們不希望一個民族的解放建立在壓迫另一個民族的前提之下。也就是這一天學生開始聯名寫信，施壓學校公開投資信息和撤資 ，保證言論自由，到現在已經有2700師生實名聯署。

在加沙西法醫院遭到轟炸的第二天，校園裏開始流傳一版《西北校報》。封面文章是西法醫院遭轟炸的新聞，其他文章批評西北大學在這場戰爭中同謀者的角色。不過事實上我一開始對西北大學有點失望，在紮營之前，除了上述兩個小規模的抗議活動之外，它和往日沒有區別。我對大學「歲月靜好」的氛圍感到羞恥。

所以4月23日的早上，我看到紮營的消息時是非常震驚的。

一開始芝加哥警察試圖破壞帳篷，但被學生、老師成功阻止了。我八點半左右趕到營地，當時天上有三架直升機轟鳴，草坪外圍有很多記者架着攝像機。我們組成人牆把帳篷圍住，站在最前面的還有老師。很多「老熟人」都在現場——大學工會的學生領導者們，「保守派」還是「進步派」都有，前者中有人拿着喇叭帶領大家喊口號，後者直接在糾察線開會。我沒有做過人員佔比的調查，但據我估計本校人佔9成。西北大學完全對外開放，外來抗議者中，來自芝加哥的活動者是比較多的。

剛開始兩天，營地比較雜亂，晚上很難不被帳篷絆到。但隨着時間推移，營地越來越有秩序而且「設施齊全」：有醫療帳篷、物資帳篷、食物帳篷、藝術帳篷、飲用水帳篷……甚至還有一個小小的圖書館。帳篷們圍成一個圓圈，中間有空地和通道方便疏散，功能性的帳篷在最外圍，一定程度上充當了屏障的作用。

營地之外的護欄變成了「連儂牆」，滿滿地覆蓋了海報，，一共有一百多米長，各種語言都有，你可以看到中國人寫的標語，比如有人寫「 Chinese diaspora for Palestine」、有人寫「不要雙標-- Ukraine、Uyghur、Palestine」。有趣的是彩虹旗緊挨着的居然是「 Orthodox Christian」 支持巴勒斯坦的海報，旁邊還有人寫「 Lesbian for Palestine」。

學生也在營地外圍喊口號，來往的汽車都會鳴笛支持。那時候離期末考試還有段時間，沒有很多人在寫作業。營地更像是音樂節現場，所有人都很亢奮。有音樂表演、有詩歌、有演講——任何人只要在表格上報名就可以說話。一天中最後一個活動是穆斯林的晚禱，能聽到「Tilawah」 （誦經）－－像是在歌唱，但實際上是嚴肅的吟誦。 營地還有關於被捕後如何應對警察的指南，我們用筆在自己的胳膊上寫下法律援助、律師的號碼，以防最壞的情況。

然而，西北大學很快成為美國少數幾個本科生和行政管理層達成協議的高校之一。根據協議，學生需要撤出帳篷、搬走音響設備，而學校則承諾三件事：1) 30天內在「法律允許的最大限度」公開投資信息；2) 重組投資責任諮詢委員（Advisory Committee on Investment Responsibility），設置學生和教師代表，建立學生和董事會（Board of Trustees）的對話機制。3) 資助巴勒斯坦學生和學者，為穆斯林學生設置禮拜場所。

可以用精明而不是開明來說西北大學的領導層。校長 Michael Schill 明確拒絕撤資，學校的讓步都是緩兵之計。他的文辭斥責、詆譭抗議者，對極端的錫安主義者則輕描淡寫。讀一讀他的聲明就會想吐：他將帳篷稱為「反猶威脅的來源」，將外來的抗議者定義為極端主義影響因素 。Schill 援引自己猶太人的身份，聲稱自己的家族曾經歷過大屠殺，因而對反猶主義零容忍。

雖然「出賣」是一個比較嚴苛的用詞，但這一定程度上反應了學生代表、組織者和普通抗議者之間的脫節，後者被排除在決策之外。這是現在幾乎所有人包括組織者都在積極反思和改善的問題。在 townhall，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討論就是「你是否感覺被背叛了」，我們還討論如何構建一個民主包容的、決策透明的同盟體。

很多數人對妥協非常失望，包括我自己。本來，帳篷使得持久的「佔領」成為可能。相較於流動式的遊行更具力量，幾十、幾百個人佔領一個公共空間能發揮巨大的槓桿作用。但是當我們撤出帳篷，學生就喪失了所有的談判籌碼，後續很難繼續施壓升級。學校的讓步更像是緩兵之計，管理層可能會藉口法律拒絕公開關鍵信息，而即便師生能夠參與諮詢委員會也難以左右董事會。而且還有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學生就要進入暑假，運動的能量也會消散。很多人批評這次談判的信息不透明、缺乏民主參與——比如談判代表不是選舉產生而是自我任命的，整個談判也沒有公開。值得強調的是，公開透明的談判完全是大學管理層抵觸的，不應完全歸咎於談判代表。學校一方面有更多的操作空間，另一方面能夠讓學生互相猜忌敵對。現在，抗議者對學生領導者的指控、人格攻擊絕對是管理層所樂見的。此外，在短時間內很難建立一個良好民主運作（包括選舉）機制的，我想這是諸多學生運動的共病。

帳篷撤出後草坪上的人就很少了，留下來的都是學生運動最堅定的支持者，但每個人多少有點喪氣。我也經常回到草坪，和留下來的人有了很多對話。樂觀來講，至今西北大學沒有人被逮捕，沒有學生或老師被處罰，這在全美高校中是難得的。一些學校的學生在被鎮壓之後有種一蹶不振的觀感，而西北大學的學生保留了一些能量。因為協議只允許一個「Aid Tent」留在草坪，所以學生就在草坪中間用九個戶外涼亭組成了一個巨型帳篷。這裏每天提供免費的午飯和晚飯，草坪上會舉辦Town hall、講座、電影、燭光紀念等活動。不過最近這個Aid Tent也被撤掉了。

作為留學生，整個過程中是會恐懼的，最壞的可能是遇到被遣返回國、吊銷簽證。但是你在抗議的過程中會忘記恐懼，一個同溫層的空間本身就是療癮和讓人安心的，你會相信那句口號「團結的人民不會被擊敗」，即便這可能是一種錯覺。而當年白紙的現場則更多的是一種恐怖、我只能用恐怖來形容了，我看到一輛輛大巴車，看到滿街的警察，看到警察發瘋一樣把男生撲倒、搶奪試圖記錄者的手機，我聽到女生被拖拽到大巴時撕心裂肺的尖叫。相對而言，紮營倒有一種改變歷史的「樂觀」。

在上海，當我騎着自行車趕往烏魯木齊中路的時候，你知道我的腦海裏浮現出什麼畫面嗎？——「It’s my duty」。我不知道會面臨什麼，可能是拘留、逮捕，也可能被毆打；但如果不去，我可能陷入更深遠的痛苦。在去往西北大學營地的時候，我也是騎着自行車，同樣的，我不知道會面對什麼，但感覺必須去。

現在，我對「自由」的理解變了。在營地中，我感到空前的自由。自由可能存在於抗爭的過程之中，自由在廣場上、草坪上，在被佔領的中環、華爾街，在一家家孤島似的書店、在你的日記本中，這個 Liberation Zone 可大可小，但其中有真實的自由。輕輕鬆鬆、毫無張力的自由並不存在，那是假象，你可能沒意識到自由已經被奪走了。我看到西方國家對學生運動的壓迫，世界上沒有什麼國家配得上「民主」、「自由」的標簽了，只不過是壓迫輕重有別，壓迫重的叫威權國家，壓迫輕、外宣成功的自稱「民主國家」。

我只在電影、紀錄片中了解過六四、美國反越戰、美國平權運動。沒想到自己會「置身歷史之中」。當你看到各個種族、膚色、信仰、國家的人，手拉手一起跳舞，當你看到滿滿生命力的年輕人為受壓迫者吶喊、為正義歌唱，你不可能不心懷希望，不可能不愛這片土地。對於我，來這裏不是「白潤」。

我雖然經歷了很大的創傷，但從來沒有後悔參加白紙。紮營也是一樣。現在的我是幸運的，換一個大學我可能已經被捕了，然後被停學、禁止入校。如果是那樣那麼我會向美國的人權團體、左翼媒體尋求幫助，最壞的情況下簽證被吊銷，那我就直接開始「打黑工」，週末去參加新移民權益的講座和抗議。

Zo ，聖克魯茲，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教工

「美國的恐懼是網格化的、更精細的資本主義管控體系。也許移民局不會遣返你，但學校作為一個資本主義機構可以解僱你。」

我是在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UCSC）观察運動的 。我剛從賓夕法尼亞大學來UCSC教書，跟這裏研究生的關係比較近，沒有特別覺得自己是教師的一員。所以如果研究生罷工，我肯定是支持他們的。

UCSC情況非常特殊，這裏可能是全美教授最支持學生的學校之一。無論師生，都是整個UC系統最激進的，從1960年代建校至今，只要有社會運動、學生運動，我們學校總是衝在最前面，不存在其他分校通過罷工而我們沒有的情況。

學校九成以上是加州本地人，中東留學生很少，肯定沒有賓大多，但總體上支持巴勒斯坦的學生的比例明顯要多。營地裏九成以上都是本校學生。佔領的學生中有非常多酷兒和女性——我們學校本身就很嬉皮，對女性、酷兒都很友好，因此本來學生群體中就有很多這樣的人。真要說學生內部有什麼區別的話，就是營地沒什麼理工科師生。理工科師生通常非常不支持這種事。

我去看了幾次營地，覺得秩序挺好的。人員分工明確，有人管食物，有人發社交媒體。現場還有法律觀察員，通常是法學院的學生，或是由一些NGO培訓的社區成員，平時戴個袖標或帽子在營地巡視，但不參與抗議、紮營。他們會給大家講解法律，而如果警察進駐或施暴，他們的話都能成為證據。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學生很多來自勞工階層，感覺大家很擅長動手，在現場做藝術、文宣、標語都好用心。還有可能因為我們學校人文社科傳統比較強，感覺學生知道的都很多，也很熟悉社運、營地該如何運營，能看得出很有經驗。

UCSC營地的地勢和其他學校不一樣，它在一座山上，一條山路一直往上走，風景非常美麗，還有加州的陽光，於是大家在現場架了很多吊床。營地和周圍的建築融合得也特別好。聖克魯茲房租非常貴，許多學生沒錢住在學校山上，甚至為了離學校近，只能住在車裏。紮營解決了住房問題。住營地可能比每天花幾小時坐非常不發達的公交車上學還要方便。學生還佔領了研究生中心的樓，洗澡上廁所也很方便，食物也是源源不斷。同樣質量的飯，你在學校餐廳買一份還得七八美元，在營地你不夠吃還可以再拿。大家很注意衛生，配餐都是專人服務。但由於營地裏主要都是本科生，年紀稍微大一點的人去拿飯都不好意思。

帳篷是選在5月1日勞動節那天搭起來的，那天工會對外說有一場集會，教工遊行，研究生堵路，本科生就悄悄把帳篷給搭了。這件事是我們彼此協調好的，大家都知道要搭帳篷，但心照不宣不說破。營地搭起來後，學校似乎沒有任何對策，校內所有建築都一切正常，校車也還在開。別的學校群發郵件，都是說紮營非法，我們學校郵件說的是：我們的學生也開始紮營啦，我們尊重學生的言論自由，如果你感覺不舒服，請找心理諮詢——這是他們的無敵模板。10月7日哈馬斯襲擊發生後，學校的郵件也保持中立，說：現在又有反猶主義，也有對中東學生的種族歧視，如果你感覺不舒服，請找心理諮詢。

營地沒什麼喊口號之類的抗議行為，大家就在學校的一片區域安營紮寨。每天營地都有日程安排，有講座、活動。比如早上10點的加沙新聞播報。有一個公共論壇，供大家討論巴勒斯坦問題。也有集會，比如說有教師支持學生的集會：教師們在一座樓前集合，然後一起遊行到學生營地這邊，路上可能會喊喊口號。

整個營地並不是那種特別悲情的氛圍，而是非常溫馨，充滿了互助精神。有人在搞藝術，這兩天還一直在放音樂、唱rap。雖然一看就知道這是一個政治活動，因為有充滿政治性的標語等等。

這裏不像哥大或南加州大學（USC）那樣，學校完全沒有警察入駐，連校警都沒有。平時警察也不願意上山，在校園裏甚至可以一個學期見不到一個警察。當然可能會有滲透者，比如5月7日那天營地就懷疑混入了一個便衣警察。消防隊來過一次，說營地存在安全隱患，營地懷疑是學校想通過消防部門施壓。整個區域只有老師、學生和社區成員，有點像雨傘的時候香港的情況。

因為學校本來就是在大學城，又位於山上，營地裏很少有社會活動人士。我們也從沒見過親以色列的抗議者。學校大部分猶太人都是反錫安主義的，JVP（猶太和平之聲）在我們學校的勢力也很大。美國的猶太社區現在有非常嚴重的代際分化，年輕人許多支持巴勒斯坦，而老年人則支持以色列。我們城市也有保守的猶太社區，學校東邊就有個猶太會堂，裏面的猶太人都挺保守的，甚至都不支持停火。但我聽說那個會堂的負責人自己不久前去巴勒斯坦看了一下，受到了創傷，回來後至少不公開支持以色列了。

組織營地的主要是 SJP 和 UC Divest（加州大學撤資組織）在我們學校的分部，這些組織彼此之間都有聯繫。我們教工也有自己的FJP（教工支持巴勒斯坦正義組織），成員數佔教工總人數的十分之一不到。這個網絡裏的人會輪流去營地值班，與學生保持聯繫，並動員其他教授參與進來。

我們平時對外發布信息是在 Instagram 上的各種帳號，內部聯繫就靠 Telegram 和 Signal 這樣的加密通訊工具上建群。大家比較無政府主義，建了無數個群。其實2019年美國搞運動都還在用傳統的通訊工具，但2020年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後，大家紛紛使用 Signal，Signal 是一個美國的基金會，所以大家也比較熟悉。不光是通訊工具，教師工會聯繫事務也不再用學校官方郵箱，而是改用Gmail，甚至會推薦使用 Proton Mail。共享文檔不再用 Google Drive，而是用法國的 CryptPad。總之，你會發現活動者對因隱私和安全的擔憂越來越像中國和香港。

學校現在的態度是不怕本科生紮營，但怕研究生罷工。我們學校校園非常大，在學校一角紮營不太會破壞學校的秩序，管理層也不在乎，覺得你們玩幾天就結束了。而且經歷了洛杉磯分校的鎮壓後，校方都學聰明瞭，不想落入傳媒聚光燈下。這兩天學校管理層唯一給全校群發的郵件是威脅說研究生罷工非法。一旦研究生罷工，教師工再支持，那這學校就不要搞了。現在正好是春季學期，許多學生就要畢業，如果這時候罷交成績，確實會對學校的秩序造成很大的衝擊，所以學校特別怕罷工。

罷工的組織者是加州大學系統十所學校的研究生工會 UAW 4811，它有好幾萬成員。我在營地現場看到一些工會骨幹。UAW 4811將在5月13-15日發起罷工授權投票，一旦過了馬上就開罷。當然，研究生也可以選擇不加入罷工、破壞罷工（cross the picket line），一些理工科院系的人就不願參與這種事。研究生給老師當助教，研究生罷工，老師也交不了成績。老師可以和研究生站在一起，但理論上學校可以因此停發工資。所以上一次罷工時，有老師選擇破壞罷工，替研究生上交成績。研究生面臨的風險更大，可能會被直接解僱。

UC系統只有我們分校有教師工會，其他學校只有一個教師聯盟（association），沒有工資談判權。我們的教師工會不久前開會討論了是否要罷工，最後決定等研究生那邊定了再看。工會的核心組織者大多是人文社科專業的老師，幾乎全員支持研究生罷工。

只有政治動機是無法罷工的，為了實現政治目的，就要找到經濟上的手段，於是UAW就訴諸美國勞動法裏的「不當勞動行為」——UCLA的暴力執法妨礙了研究生正常履行工作職務，妨礙研究生的言論自由。此外，學校說工會破壞了不罷工協議，因為上一次工資談判時，和校方的協議裏規定了一段時間內不能再罷工，所以這次罷工是非法的，工會則認為，你妨礙我們的言論自由，就已經率先破壞了協議。我們教師工會做的事情就是向教職工和相關社區傳達一個信息：違法不違法不是學校說了算，得由第三方的勞動關係委員會來仲裁。你得去對抗學校的官方說辭。

前幾天我們還開了一個會，對齊信息，介紹如何具體支持罷工、如何不破壞罷工，並且向全體教師強調，學校不能因為我們支持學生抗議就開除我們，因為這是違反勞動法的。

現在對校方而言，事情的複雜之處在於要同時與教師、研究生、本科生三方博弈。比如在河濱分校（UCR），學校和本科經達成協議，本科生撤除帳篷，但研究生依然要參加整個UC系統的罷工。UC不同學校的學制不一樣，UCLA和UCB是兩學期制，現在已經是期末了，而其他學校都是三學期，現在還只是其中，這些分校還有時間去仔細討論如何罷工之類的事宜。

也有小道消息說學校馬上要清場，大家都很緊張，因為不了解學校到底要怎樣，平時你在校區裏也見不到警察，學校工會的老教師說，建校以來，州警還從未踏進過我們校園。從5號開始，營地就進行防暴培訓，找來一個看起來很會打的人，訓練大家如何對付警察。加州的警察種類非常之多，校警、州警、公路巡警……聽說爾灣校區（UCI）出動了6種警察。看到不同的警察對策也是不一樣的。我圍觀了一下，他告訴大家，警察來了得怎麼站，有時候是站一排，有時候兩人一組，都拿個木盾牌，就和香港當年一樣。而如果看營地列出的捐贈清單，會發現需求逐漸從剛開始時的食物、藥品變成現在的護目鏡、木板、路障。

美國的恐懼是網格化的、更精細的資本主義管控體系。也許移民局不會遣返你，但學校作為一個資本主義機構可以解僱你。和目前的運動相比，2020年我在費城，Black Lives Matter運動是真的恐怖。警察啥都不說就直接槍戰。我當時在和朋友一起錄播客，外面就是子彈，示威者和警察拿真槍實彈在打。還有一次，我和朋友一起去現場，我前面的示威者在燒車，警察就扔催淚彈了，我們嚇得趕緊就跑，因為當時我們的證件都有點問題。只不過當時這種恐懼不是來自學校，而是來自街頭。

在美國，你沒法很自由地作為一個人去戰鬥。你做了什麼事都會有後果，可能影響你的上級、你的同事，他們都會因為你完蛋，弄得你也不知道自己做這件事對不對。我們現在每個學校營地的訴求，可能都是不一樣的。這些訴求未必都是針對美國政府的，可能是針對一個具體公司，而這個公司到底什麼情況你也不知道，這就導致運動特別容易發生內部分化。現在教工內部就分化了，爾灣分校更是鬧得一塌糊塗，激進派和溫和派吵起來了。

美國的警察暴力是分級的，對於有色人種和白人是完全兩種態度。當然在中國也是這樣，只不過我們漢人是特權者。然後在這裏是真實的恐懼，美國的警察都是配槍的，而且裝備真的非常好。中國雖然也是非常暴力的國家機關，但警察不會開槍直接把你打死的，但美國真的就會出現這種情況。甚至路人也會把你打死，你也不知道誰有槍。於是你又多了一層對別人的恐懼。美國還有私人監獄。中國雖然也有黑監獄、指定監視居住，但美國有合法的私人監獄，它是一個資本主義系統，加州就特別盛行。

YH，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教工

「在美國，國家暴力更緩慢，更無孔不入，導致你說不出來什麼道理的情況下，就被去政治化了。」

我是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書。賓大本身其實和以色列的關係非常密切，比如之前大學的一個工程孵化機構「賓大創新」（Pennovation）產出的一種機器狗就被拍到用在加沙戰場，當時就導致了學生的一次集會抗議。

賓大至少一半以上參與這次運動的人都不是本校學生，來了非常多「校外勢力」，包括卓克索大學（Drexel University）、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這樣本地學校的學生。我甚至覺得賓大本身的學生來的不是很多，因為賓大學生愛學習，可能覺得學習更重要。反而天普大學的學生來得更多，他們的學生更左、更激進，老師也都很支持他們。當然還有費城的巴勒斯坦社區人士。

組織者除了三所大學的 SJP 外，還有費城本地的一些組織，比如「支持巴勒斯坦自由學校」和「費城巴勒斯坦聯盟」。所以賓大營地集會經常會呼喊一些阿拉伯語口號。其實仔細看會發現，這些組織在 Instagram 上都是很新的賬號。Instagram在這次抗議的組織和宣傳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一個帖子可以幾個機構一起發，這樣你就很清楚現場的組織者都有誰。參與的組織衆多，光學生組織者我至少就能數出20個來，所以組織者輪換的頻率也很高，每天的領導者和帶大家喊口號的人都不一樣。然後還會有各種社會組織時不時遊行過來支持學生。

警察在管理校園的時候也會區分校內外人士，在校園裏查人的校園卡。所以賓大營地一直在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告訴大家，所有來營地的都是自己人，任何人要你出示校園卡都別給他看。一度還有人提議大家一起穿賓大學校紀念衫，但後來被否決了，因為有些校外的人未必樂意穿。現在有些文宣裏在稱賓大地時，不用Penn，而用Pxnn，表示這裏面不僅有賓大。

我去過UCSC的現場，賓大的營地給我感覺非常政治化。UCSC基本只有本科生，整個營地非常學生中心，任務就是把營地保持住，研究如何發放物資，充實每天的日程，讀讀詩。但是賓大的社會資源非常豐富，可以請到許多政治運動名流來講課。費城有很大的有色人種社群、酷兒社群，有大量社會運動組織，他們都積極介入了賓大的佔領以及此前支持巴勒斯坦的集會。再加上賓大位於市中心，而不像UCSC那樣在山上，所以社區更容易表達支持，比如給學生送熱食、送被子。我們有整整兩個帳篷都是民衆捐贈的床上用品。我記得有很多老奶奶會來送自己寫的條幅，雖然不像學生作品那麼有創意，那麼有藝術感，但凝聚了本地社群的心意。當然，猶太社群的對立抗議者來賓大也可勤快了。

營地現場把參與者按照可以接受的風險分為三組，紅色表示不上課、即使局勢緊張也不走，願意承擔被捕和停學的風險。但並不是說要和警察對抗，而是默認遇到警察都不對抗，要帶走就帶走。但他們也說，非公民或無證件者儘量不要被帶走，因為營救的法律成本要高得多，所以大家勸國際學生即使在紅組，如果看到風聲不對可以先溜。綠色表示可以接受沒有風險的行動，如參加集會、幫助後勤、監獄援助、發放傳單等。黃色則介於兩者之間，不用像紅組一樣面臨那麼大的風險，但也沒像綠組那樣置身事外。我報名了黃組。每個紅組或黃組的人，會有人在胳膊上寫一個律師援助團的電話，24小時有人接。他們還會教你：我有權保持沉默，等我律師來之類，你要精確記住那每個用詞，不能說錯了。

人們也可以按照功能分組：程序組負責主持日常節目——讀新聞、讀詩，我們甚至有過一個急救員，帶着硅膠、壓力噴壺和顏料向大家演示中彈噴血後應該如何處理；招募組負責接待新人；技術組負責安排空間，應對行政干涉；信息組負責與媒體接觸，發布社媒信息；還有物資組、監獄援助組等等。劃分組別的方式和使用的語言這十幾天來也是一直在根據實踐經驗調整。

之前大家都猜測4月28日晚上要清場，所以全方面戒備。營地就在學校圖書館對面，那一週圖書館晚上12點關門。如果你是在圖書館學習的好學生的話，透過窗玻璃就能看到下面發生的一切。所以我當時覺得，如果清場，醜陋的事情一定會在12點後發生。但結果那天什麼都沒發生。

現在回想在營地的那些日子，最相關的感受反而是恐懼。不僅是自己的恐懼，還有怎樣面對、安撫別人的恐懼，如何與那些完全不恐懼的人共事，與現場帶着不一樣恐懼的人共處。印象很深的一次，已經凌晨了，我們還在一起討論，如果明天警察來了怎麼辦，持續有人加入，然後你發現總在回答相似的問題：要不要建路障，要不要捲入衝突，要不要換校名服，到時候紅組的人站哪裏，綠組的人站哪裏，如果你沒有證件該怎麼樣。有個人聲嘶力竭地說，如果沒有合法證件，請千萬不要坐前面。當時我就有點委屈，因為我本身的證件就有點問題。我不是說我當時已經準備好再也不來美國了，但其實我之前沒有那麼多恐懼，沒覺得自己有那麼不一樣。可能，我以前把一些後果看得更抽象，沒仔細想就先覺得無所謂了。但就是在那個場合，會有人提醒你一些更細節的後果。

作為私立大學，賓大的樓都要刷卡才能進去，所以校外的人要上廁所也沒那麼方便。我有校園卡，我會帶營地裏和我共享帳篷的兩個女生去教學樓上廁所，但我就會猶豫，是否要帶一些明顯看起來不像學生的人進去——我知道有攝像頭，怕後續帶來其他的麻煩，包括給僱傭我的教授帶來麻煩。這是屬於對未知的恐懼，因為你不知道你面臨的風險是什麼。

有時候會有一些法學院的學生來給我們解釋一些東西，有時候越解釋，越覺得許多事情變得真切了。比如警察暴力，我們現場有一些人之前接觸過警察暴力，尤其有些非裔，他們就堅決反對任何會導致升級的舉措，甚至連搬桌子來當路障也反對，因為一旦被警察鎮壓，他們肯定是被優先選擇性執法的人群。

在中國和美國感受到的恐懼還是非常不一樣的。我感覺美國的恐懼似乎更多元。就在這個營地裏，我有作為外國人的恐懼，黑人有黑人的恐懼，有校園卡和沒校園卡的人都有各自的恐懼。國內的恐懼更簡單，或者說，國內的是非更簡單，你靠着一股單純的正義感就能撐下去。但是在美國，你發現自己被迫要考慮很多事情，這種國家暴力更緩慢，更無孔不入，導致你說不出來什麼道理的情況下就被去政治化了。就比說在國內，我遇到的事情肯定讓人恐懼，讓人做噩夢，過了很久都還無法擺脫這種創傷的細節……但哪怕我直面暴力機器的執行者，我只要是個中國人、漢人，我還是更有底氣一些，我可以直接和他們背政治課本上的那些話，我知道自己做的是對的。但在美國，背的讓律師來的那段英語，屬於一個完全不同的系統，對我是完全陌生的。而且作為少數族裔、證件有點問題的外國人，我知道自己處於天然的劣勢。

Anne，夏洛茨維爾 ，弗吉尼亞大學周邊社群居民

「3K黨鬧事的時候你們去哪裏了？學校發生槍擊案的時候你們去哪裏了？」
我住在弗吉尼亞州的夏洛茨維爾 （Charlottesville），這是弗吉尼亞大學（UVA）所在地。我作為社區成員，參與、見證了UVA支持巴勒斯坦抗議營地的組織、搭建和被鎮壓的過程。

弗吉尼亞過去被認為是搖擺州，但近年來民主黨的優勢逐漸擴大。然而，夏洛茨維爾卻處在弗州腹地深紅郡的包圍之中，因而政治氛圍與大多數位於藍州的大學城迥異。2017年，在這裏進行的極右翼團結集會導致了嚴重衝突，最終釀成多人死傷的慘劇。據本地活動家介紹，2017年事件後，UVA校方打壓校內的學生政治社團，使得這裏的學生幾乎沒有任何運動組織經驗。

弗吉尼亞大學的學生抗爭是5月1日那天，趁着城裏搞勞動節遊行，左翼人多勢衆的時機搭起來的。學生們搭了一些帳篷，但沒過多久就被大學拆除了。不同於其他學校，這裏的紮營呈現了更去中心化的色彩，它並非 SJP 組織，而只是由一些學生（其中部分是 SJP 成員）自行組織。

當天，這些學生在學校草坪上討論了各種組織事宜，比如草擬針對學校的四大訴求——公開投資信息、撤資、切斷和以色列的學術聯繫、不追究學生責任。但是對第四點「不追究學生責任」存在爭議，有人認為一旦提出這個要求，校方就會覺得學生是準備行動升級的。這些要求借鑑了哥倫比亞大學的訴求，因為弗吉尼亞大學完全沒有抗爭的經驗。

我覺得組織籌備和剛開始搭帳篷的那段時間，性小衆和女性成員特別多，尤其很多領導者都是女生或是跨性別者，到了最後5月4日警察清場的時候，開始有更多的男學生前來。而教工來聲援的人中，阿拉伯裔中老年男性更多。總的來說，弗吉尼亞州是個很白的地方，來抗議的黑人很少，亞裔更少。

在這個大學的抗爭會更傾向使用南部各州傳統的政治動員方式，比如給社群寫信、打電話，甚至敲門宣傳。有組織者也想聯繫社群領袖，但因為經驗不足，不知道該怎麼聯繫到這些領袖。組織內部會用 Telegram 討論議題，不過所有人都是匿名的。這種風格也是因為對社交媒體的不信任，害怕提前發布信息會導致傳播到警察那裏。在場能看到的人基本都是偕朋友一起前來，幾乎沒有人是獨自來的，可能也是因為害怕。和紐約、波士頓比，能明顯感覺到在南方州組織左翼活動之不易。

5月2日，雖然帳篷前一日被拆掉，但物資還留着。在場學生都小心翼翼，大家戴着口罩——弗吉尼亞州依然在沿用「蒙面法」，戴面罩抗議是違法的，但戴醫用口罩不會。人們很警惕，害怕被拍照。學校規定任何東西都不能粘在草地上，現場的巴勒斯坦國旗一直是一個坐在草地上的學生用大腿夾着的——她夾着國旗寫論文、發呆、和人吹水。學校此類禁令特別多，總有一項規定能被拿來整你。

我和室友 Joe 參加了比較核心的策略討論會，會議地點還是學校草坪。會議歡迎感興趣的人都來參加，但大多數人因為害怕不敢來。其實來的學生也是很害怕的，大家不是很信任所有在場的人，覺得到處都是陷阱。這個會議的組織很難，一方面需要告訴參加者下一步準備做些什麼，讓大家做好風險評估。但因為不確定現場是否有校方派來打探消息的人，大家開會說話的時候都很小聲——前一天開會的內容學校已經全都知道了。

走在營地，我感覺很舒服。我們是在組織初創時加入的，能感覺到某種原初的民主精神，組織者會聽取所有人的意見，哪怕對他們而言我們只是「外人」。儘管存在着恐懼和不信任，但學生對本地的社群或者說外人的態度仍然很開放——讓我聯想到那些英美大城市的好學校學生一般是看不起本地社群居民的。但這次，連路過的松鼠都可以加群，並提出意見。大家也能容納不同的聲音，不割席，任何人都可以參與表決。

會議計劃在次日舉辦默哀活動，會邀請當地中東小區一起參加——學生們強調這種是「低風險活動」。學生還決定這兩天運動先不升級，要像「野餐」一樣很友好的樣子，叫同學朋友一起來現場上自習。但也能感受到一些參會者其實是很着急的，因為那時候已經是本學期最後一週了，如果再不升級，學生都走了，就更沒機會了，大一宿舍其實已經空了。抗議的規模其實和每個大學的學期制很有關係，在期中的學校就有很多發展空間，而在期末的學校學生往往就很被動。

5月3日，當地下大雨，學校通知說可以搭帳篷避雨。雖然校規表示，未經允許，校內嚴禁使用帳篷，但也有一個附加條款表示「休閒帳篷除外」。警察從晚上開始就來了，守在現場。有的學生害怕第二天現場會升級出現衝突，開始籌建醫療站。第二天，學校以「不能搭建帳篷」為由開始清場，我們懷疑前一天校方的同意其實是個陷阱。更誇張的是，本地媒體後來甚至報道，就在清場前幾小時，學校把「休閒帳篷除外」的附加條款悄悄從校規中刪除了。4日下午，警察把學生從佔領區的草坪上朝馬路上推，到五點學生就撤離了。不願撤離的學生遭到了相當暴力的拘捕，估計現場有七八十個人被噴了胡椒水。學生猶豫着想從「和理非」升級為「勇武」但又不敢，沒想到學校直接按照處理「勇武」的標準，叫來了州警升格清場。

學生們只在清場的時候喊了口號，除了全國都有的一些，比如「三萬五千人喪生，你們還在抓學生」、「解放巴勒斯坦」、「揭露，撤資，不然我們無休無止」，還有對警察的「你們為什麼穿防暴裝？要鎮壓的暴動在何方？」、「你們才是恐怖分子」，之外還有一個比較有地方特色的「2017年你們跑哪去了？」（註：指2017年發生在夏洛茨維爾的白人至上主義「團結右翼集會」）

過程中，Joe 挺害怕的，反覆和我說：美國是警察國家。但我覺得，是否被捕是可以控制的，如果不是很孤立顯眼，警察不會來拉你。但他相信警察非常暴力，會突然從某個角落衝出來。在場的美國學生和Joe的想法相近。美國人眼裏的警察、包括警察自己想要豎立的形象，就是強壯、兇惡、不苟言笑，有時候為了表現他有權力，可能會過度使用暴力。學生很怕被抓進去以後被打死。有人說看到警察非常囂張拖走了一箱學生的水——那是大家用來衝眼睛裏胡椒噴霧的，警察直接喝了，還笑着喊：「沒想到你們還給我們備好水了。」誰也不差那一箱水，但他就是要顯示出自己可以為所欲為。

接下來幾天，運動就完全去中心化了，起初還有一些領導者，但因為容易被學校搜捕，現在也沒有了。從5月6日開始，重心轉移到了撈人——一共有25個人被警察羈押，大部分人被控「非法入侵」，這是輕罪 ；有一個女生被控用冰凍礦泉水打傷警察，但在現場她什麼也沒做，還是被警察拉着頭髮拖走的。警方沒有出示任何證據，而且當天氣溫很高，現場哪來「冰凍」礦泉水？「襲警」是重罪，最高可以判5年。我感覺，誰是非法入侵，誰是襲警，這簡直都是隨機安排的罪名。

學生動員大家去聽證會聲援被捕者。為了給聲援者製造困難去不了現場，聽證會一直換地方，一個上午換了十次。最後還是去了三百多個人，大家提出很基本的要求：讓學生們考試、給需要吃藥的學生藥品。這些要求通過了，聲援者相信，如果沒去現場施加壓力，這些要求可能都不會被同意。

另外還有一些互助群體，教育大家如何面對媒體，避免被媒體歪曲。在弗吉尼亞這樣的南方州，保守派的聲音是媒體主流，學生不太信任媒體。也有社群心理諮詢師提供創傷後的療愈信息。大學的老師事前大部分很安靜，現在逐漸參與進來，包括幫學生向警察討要被扣查的物品。像歷史系這樣的院系幾乎全體簽署了譴責對學生使用暴力的公開信。

而在組織營地的群裏，學生們開始彼此以「同志」相稱，有人說一起抗議過就是一輩子的朋友，有人承諾未來有事叫一聲一定來幫忙，看起來確實都像是第一次參加抗議。也有學生發布自己在社交媒體和郵箱中收到的各種死亡威脅。

5月7日，學校組織了在線市民大會，講話的是三個大學領導、一個州立警察和一個學校警察。他們做了定性式陳述。校長表示：目前事態很嚴重，校方很痛心，覺得被學生辜負了；指責社交媒體影響學生的道德和理智；描述學生是不願意溝通，只想升級。講者還說，校規明令禁止搭建帳篷，因為帳篷是建築材料，會破壞環境，但學生還是搭了22個帳篷，等於是在學校草坪搭建了大型建築群。講者提到運動被「校外勢力」污染，說現場有圖謀不軌的「黑衣人」——但學生普遍反應沒見過這個人，反倒是清場那天見到疑似便衣警察的黑衣人，這個人到處辱罵推搡學生，學生碰他一下他就倒地不起。警察則說警察給學生提供了醫療服務，學生反應這也是謊言，都是學生在自救。

這個在線會議是在Youtube舉辦的，問答環節觀衆的問題需要提前遞交給組織者，經過審核和篩選才能被念出來。組織者關閉了Youtube的評論區，但忘記了關直播的聊天室，被看直播的人臭罵都是沒有邏輯的一面之詞。校方還說這次的抗爭和2017年的事情一樣嚴重，學生在聊天室回應：17年3K黨鬧事的時候你們去哪裏了？22年學校發生槍擊案的時候你們去哪裏了？

5月9日，校長打算和幾名學生代表進行談判，結果三十名雙手塗紅的學生在會場外圍堵他，抗議他對學生施暴。5月10日，校長在校務委員會上就自己沒能控制好局勢真誠道歉，但出人意料的是，法學院簽署了一封強烈支持校長的公開信。
Joe說他完全無法理解學校的處理方式——弗大的運動很難成功，因為學生太沒經驗、太恐懼了，結果學校卻仍舊選擇如此無情地鎮壓。只能把管理層的動機理解為「給誰表忠心」，也有可能就是「純粹的愚蠢」。

但Joe的猜測很可能是有道理的。抗議者都在議論，校長之所以表現得這麼積極，是因為他現在是哈佛新校長的熱門人選。
而一位在藍州學府法學院就讀的朋友告訴我，在弗吉尼亞這樣的南方州，法學院都是為地方上的共和黨顯貴服務的。

給人一種感覺，草地上發生的事情，越來越與加沙無關，而是關於美國高校的政商學共同體。積極出手清場和高聲讚揚清場的，支持的似乎也不是什麼神秘莫測的「猶太金主」，而就是自己的直接利益相關者，比如哈佛選校長遴選委員會、本校校長、本州共和黨客戶，或者某些國會議員。

韓藉，伯克利，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研究生

我目前就讀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我不太清楚全校範圍支持巴以的人數比。但在我們系，支持巴勒斯坦的是大多數。

從去年十月開始，伯克利這邊呼籲停火和反對以色列種族滅絕的抗議就沒斷過。大型集會和遊行至少有十次以上。這個學期，校園地標薩瑟校門處，一直有人張貼標語和加沙死難巴勒斯坦人的名單，並且通過大喇叭播報。這一抗議方式持續了好幾個月。

抗議和紮營的組織者據我所知是SJP和GSJP（研究生生支持巴勒斯坦正義組織）為主。從現場帳篷的數量來看，我感覺這兩週紮營規模在變大。截止5月11日，我目測大概有六七十頂帳篷。性別和族裔的構成都比較多樣的，具體比例我不太好估計。值得強調的是，在學校營地的參與者很多不是學生，而是伯克利、奧克蘭的社區組織和各種活動人士。因為這邊政治活動氛圍本來就比較活躍，所以紮營開始之後很多社群和組織都動員了起來，參與伯克利的紮營。

令我印象比較深的是，營地現場的後勤工作做得很好，每天都有充足的食物和水供應——我們系也組織過給營地送吃的，還有專門的醫療急救帳篷。營地現場也比較乾淨，而不是垃圾成堆。還有個細節值得一提：紮營第二週現場出現了一個半身雕像，不知道是誰做的。那個雕像我覺得特別像89年天安門廣場的民主女神，大概長這樣：

伯克利校方據說在和學生抗議者代表談判了，但具體進展不詳。我聽說，有學生抗議者覺得去代表學生談判的人並未做到完全公開透明，許多決策缺乏民主商議，不能完全代表抗議者中存在的各種觀點。我看到有些抗議者擔心談判只能帶來校方形式上的妥協。5月12日，網上冒出來一封公開信，是洛杉磯分校（UCLA）的GSJP發給伯克利分校（UCB）的GSJP的。信的內容是擔心伯克利的營地代表有可能會和校方達成某種私下協議，並敦促他們不要輕易讓步。這說明談判不透明的問題目前正導致運動陣營內部出現一些矛盾。

同樣是加州大學（UC），不同分校對於抗議的處理方式非常不同。UCLA發生了親巴抗議者和親以抗議者之間的嚴重衝突，隨後警方出動暴力清場，這可能是因為校領導當時被國會下發傳票，要去參加接下來的聽證會了，清場的壓力比較大。而UCB這邊，現任分校長六月底就要退休了，估計是想平穩退休，不想惹禍。

美國的高校並不是外界想象中的「教授治校」，運營早就公司化了。私立大學就像私營上市企業；上市公司企業董事會對股價負責，而私立大學董事會對資產（endowment）負責。公立大學就像國有企業，國有企業董事會對國資委負責，而公立大學董事會對州政府負責（董事也都是州政府任命的）。如果把這些大學校長看作公司CEO，那麼就可以理解，為什麼董事會和國會議員對ta們施加的影響遠大於師生了。校長作為CEO，首先必須讓董事會滿意，否則就有被董事會炒魷魚的危險。這裏面沒有教授的事，畢竟校長不是教授選出來的。

因為UCLA的暴力清場，整個加州大學系統的研究生工會 UAW 4811有意向發起罷工。要想發起罷工，需要經過兩步。第一步是在加州大學所有分校全體研究生工人中進行罷工授權投票，如果投票通過，工會執委會可以在認為必要時發起罷工。目前我們工會領導層已經說明，如果發起罷工的話，不會在加大各分校同時進行，而是執委會點到哪個校區，哪個校區罷工，未被點到的校區不罷工。這是因為，加大系統有些校區是兩學期制（如伯克利分校），學期已經基本結束了，罷工能形成的影響有限；其他校區是三學期制（如洛杉磯分校、聖克魯斯分校、聖迭戈分校），學期還有幾周時間。目前罷工是否真的會發起、範圍會多大，都不確定，所以也不好說罷工的前景。

目前這波高校佔領運動及其議程，在高校以外的美國社區未受到太大關注。畢竟這裏涉及的一些核心議題，比如學術言論自由、校方濫用警暴等，還是基於高校語境的議題。但去年十月以來的反以反戰動員的影響力在我看來遠不侷限於高校，大可與 Black Lives Matter 相提並論。隨着戰爭殘酷程度的升級、傷亡人數的增加，動員的規模和烈度也一直在持續發展，顯示出韌性，而不是像許多受制於「注意力經濟」的社會運動一樣，隨着人們注意力的快速轉移就逐漸失去動能。

後記

目前這場運動在全美各高校仍在以不同的方式進行——5月9日，賓州州長要求清理賓大營地，5月10日，防暴警將賓大營地清除，並逮捕33名抗議者；5月14日，伯克利營地代表與校方達成協議，營地撤除。韓籍在現場聽到有抗議者表示決策不民主、不透明；5月15日，加州大學研究生工會的罷工授權投票獲得通過，工會理事會將於17日討論是否宣布罷工；弗吉尼亞大學被控襲警者的該項控罪已被取消；眾議院教育和勞動力委員會正在調查西北大學的校園「反猶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