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牛死在岁末前：贝澳湿地拟发展，香港南大屿山与牛的未知命运

2023年冬至，各家各户都在准备做冬、过圣诞和新年。今年71岁、人称大屿山“牛妈”的梁韶华，却于冬至前一日在脸书上发布讣告：“严冬一来，就冻死了两只老牛”，“唔呀（牛名）终日游走在老围、咸田、新围的湿地，早上还开开心心地享受我喂马草，下午就死去⋯⋯冇尾（牛名）体弱，温度一跌就死了。”

牛妈自发照顾流散在大屿山南面的贝澳、芝麻湾、水口、分流等地的流浪水牛超过15年。大屿山流浪牛是近代产物，农业式微，至七、八十年代弃耕，牛被农民解散到了山上，至今在这个海上离岛流浪了几代。香港最大的水牛群，栖息在大屿山湿地面积之最的贝澳，它们带动水土流动，甚至能活化荒田成为湿地，造就“慢活水区”令浮萍生物生长，也方便蛇、青蛙、蜻蜓居住，为雀鸟带来食物。

牛的死讯传来前一个月，香港政府刚公布新的土地规划不久，要将贝澳约6公顷原来是海岸保护区（CPA）的土地变为休闲康乐地，这地原本是牠们和牛背鹭的栖息地，大多仍是翠绿的树木，另有一些人为的棕地作业。同时，两只4岁的雌水牛刚诞下两个牛 BB，渔护署就来联系牛妈，希望她配合帮牛绝育。

2017年港府公布《可持续大屿蓝图》，提出在大屿山“北发展、南保育”的原则，但牛妈觉得南大屿的牛数量见少，大大小小一直在死，湿地多年来也在萎缩和干涸。只看到发展，看不到生态，牛妈疑惑，“保育”到底想保些什么？

岛上水牛

在牛妈照料的百多只水牛中，唔呀和冇尾是两头高龄牛。凭著街坊数年前拍的一张照片，牛妈认出唔呀就是相片中被人淋镪水烧伤背脊的一只牛：“肌肉都坏死了，弯弓一样，又是堕腰，摸下去都是皮。”水牛的平均寿命是15-20年，她目测照片中的唔呀已经接近10岁，加上自己照料的15年，推算已经超龄。

早在9、10月，像是知道自己命不久矣的冇尾，自行离开了贝澳的水牛群，独自走到约两公里外无人居住的芝麻湾，躲进一块刚好容得下牠的隐蔽林间地。牠行动不便、饮食简陋，牛妈给它准备的草要比青壮牛的更软糯；她额外再提供一桶切碎的苹果橙子，扣在草上，“牠吃不到什么了，要补充营养”。

冇尾身上有伤，很容易招惹苍蝇产卵，白白一片。牛妈觉得很恶心，但坚持给它全部清理掉，喷上透明的或紫色的药水，这样牛就可以舒服几日。

“大家以为它一两周就要过世了，没想到竟挨了两三个月，”牛妈摩挲冇尾嶙峋的背，它的耳朵里已经长出簇簇白毛，“虽然慢，但它每天能吃完一包草！”她一直不赞成对还能进食的牛进行人道毁灭。

两周后，冇尾却倒在草地上——早上渔护署刚来给牛打过抗生素，但看到它心肺积水，两条腿也肿了，牛妈心里已有了准备。此刻牠还有体温，但没有呼吸，眼睛也睁开，失禁。牛妈用叶子盖住牛的两个器官，“乌鸦很‘坏’，会叮（啄）眼睛和肛门。”

执尸队第二天一早来收走冇尾，下午牛妈就收到隔壁村村长儿子的电话，“说有一头牛趴在田里动也不动，我赶快过去，是唔呀，给牠做了心外压，但半个钟后身体就凉了。”唔呀也是老独牛，抢不过青壮牛，牛妈常常跑到很远的地方喂它。晚上，执尸队来把唔呀也收走了，“没有传染病没有骨折，就算完了。没有验尸的。”

牛妈给两只牛总结死因：唔呀冻到心跳停止，冇尾病到挨不过极寒。

露营地和湿地的一步之隔

入冬草稀，水牛的食物不那么充足。牛妈每天开车走一圈，找牛，拿新鲜的马草喂牛。贝澳一小片隐蔽的湿地上，十几头水牛在远处，她在另一头准备了几包草，吆喝，牛闻音转头，撒开牛蹄奔向她，快到草堆前收敛了步子，大口嚼起来。

一条仅容一人的羊肠小道从这块湿地中间穿过，“守护大屿联盟”召集人谢世杰告诉记者，若政府的新规划落实，小路左边就是新的康乐用地（REC），右边则是新的自然保育区（CA）；牛妈喂牛的这块湿地，将沿著这条小路被一分为二，两半仅一步之隔。

康乐用地和自然保育区两种土地用途，明显的区别在能否“发展”上。康乐用地无需申请就可以做起烧烤点、露营地、公厕等，自然保育区的主用途是自然教育径、农地、湿地，如果要像康乐用地那样也做起康乐设施，则多了一道向城市规划委员会申请批准的程序。

在牛活动著的这半可能成为自然保育区的湿地上，一些铁支和铁网悄悄竖起。村民曾告诉民间研究组织“本土研究社”，围起来可能是因为地主不想被人倒泥。有爱护生态的地主会在铁丝网上钻个洞让水牛出入，有的人围网也可能是为了彰显地权或改做其他用途。

反而左边可能变成康乐用地的湿地尚不见任何人为痕迹，草肥木盛，谢世杰笑，“康乐区好像比保护区更原始。”

香港最早成立的环保团体“长春社”，现任公共经理吴希文，自入行起观察大屿山十几年。“我们经常见到的那些破坏，都是源自填了一坨泥头或一些建筑废料、或者做很多平整。平整就可能要清走很多植被，那一刻已经对湿地有影响。”

吴希文和谢世杰都无法想像，一步之隔、没有缓冲，左边如果搞露营烧烤，右边怎么可能安然无事？

“基础配套如排污、电线都是走不掉的，还有防火⋯⋯这些一铺、又可能要改善道路，其实就会影响到湿地面积，”施工过程也会有占用，“开出一些临时用地摆工具、或者让泥车过，这些都是慢慢去蚕食那个湿地的。”

湿地万一被破坏，并不容易恢复，“水文一旦乱了，即使它还能维持到一片绿色的草地，但本身淡水湿地的生态功能一定是很难去营造。”

靠水牛可以吗？“不够啊。”技术上可能做到吗？“重新引水或让水重新下沉。”有其他民间组织曾在新界沙螺洞尝试过修复湿地，“那边有一些人为干扰，曾有人打游戏（CS，War game）、种油菜花田，隔三至五年又挖一下、却又不做什么⋯⋯做保育的人说都找不到水，拿水又很难⋯⋯”

“其实烂地都能长草，但长的是杂草，而砂石和沥青留在那里，会变干，”如果不想破坏，“很老老土土地说，不要搞它，就是最好的。”

然而，这块即将被一分为二、但尚算完好的湿地已算“幸运”。贝澳有更多的湿地及海岸保护区，过去几十年成为“法外之地”，现在已经成为了堆泥头的黑点。

2021年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WWF）发布香港首个南大屿山流域的分析研究，指贝澳有约37%未被发展的保育用途地带，过去十年有近6%的沼泽地被填平。政府可持续大屿办事处的统计则指，截至2022年9月，贝澳的破坏环境个案有34宗，是大屿山各区之最，涉约4.23公顷土地。

在贝澳小学站下车，谢世杰引记者沿芝麻湾路走向海滩方向，从这开始就是原来的海岸保护区。正值中午时分，每10几20分钟就有一辆泥头车或工程车开过。我们拐进一个铁皮围搭起来的简陋停车储物场，谢世杰记得2014年这里还是农地。

深入它的后方，是一块尚有水牛在缓慢踱步或伏著的湿地，特有水生植物布袋莲叶片如肥厚的蚕豆，开零星紫花，春夏花期最美。三四种不同的叶片挤挨在一起，有的像扇贝，有的像龟背竹，“这是水芙蓉，那个是水芋⋯⋯水牛令湿地保持疏水能力，让其他物种生长。”

大屿山山脉平地而起，从数百米外平坦的淡灰海岸上看它时，无遮无挡，是宁静的。此刻站在此地，看到的却是山头下、湿地上、两条巨大石壆堆起的“飞地”，上面停放物流货柜和货柜车：“这是最新最快堆填的手法，直接压上湿地，下面应该是有沉降的⋯⋯如果放露营车，就可以当后花园了。”

谢世杰曾向环保署和土木工程拓展署举报及投诉，前者的答复是“这地段的业主已跟环保署申请会摆放建筑废料⋯⋯没有违反《污染管治条例》⋯⋯”，后者的答复是知悉知情，“已联络相关部门，继续监察⋯⋯”。谢世杰继续向前者追问，“为何环保署有权不用，这么快就通过确认？大石壆也算建筑废料吗？”

远处几间木屋，“2017年突然说想搞复耕，被城规会否决了，但围了地，后来就搞了这些屋子，似想做露营车。”更远有一个洗车场，三四点时车最多，“洗车的水会直接流入旁边的湿地。”

芝麻湾路上，一些怪手就在湿地旁开挖，废铁皮和铁丝网倒栽在某树荫下。贝澳河是谢世杰最喜欢的地方，旁边的林地却也藏著倒泥黑点——循一个无名土坡而上，豁然一片平地，有工棚、石壆、泥头、建筑废料、水管、轮胎⋯⋯甚至还看到一个废弃滑梯。一棵树上挂著一张过胶后的白纸，是采访前一个月才出现，印著“安业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私人地段”。

此刻无人，附近有几坨新鲜的牛粪。

湿地不湿

保护区的土地，为什么会被用作非保护的用途？几十年来，南大屿都屡被诟病：“有规划、无执法”。

香港政府规划署用一幅幅名为“分区规划大纲图（OZP）”的“规划图”，来规定土地用途，它们覆盖了香港绝大部分已经发展的地方，但这些图自身不具备执法功能，若有人在 OZP 覆盖的地方，违反了土地用途而意欲通过法律追究，则需要参考其他法律法规。

在香港市区，地政署、屋宇署尚且可以通过《城市规划条例》、《建筑物条例》等去追究相应责任，“但在新界、离岛的乡郊地区，这些条例并不完全适用，”吴希文指，90年代前，新界部分地区的土地使用依据是地契，甚至连 OZP 都没有。1983年和1988年，两宗与土地用途相关的争议案件“生发案”、“永发案”中，法院判定集体官契附表中的土地用途只属描述性质，农地可不经政府批准而改作任何非建屋用途。

这两宗案的判定，引发了后来被学者黎广德称为“棕地化”（把前农地改为非农地用途的）、缠绕香港数十年的土地滥用行为，导致大量农地被变成停车场、洗车场、储物场。

为对此进行管制，港英政府在1990-1991年修订《城规条例》，一度建议把其中具法律效力的“发展审批地区图（DPAP）”扩展至乡郊地区。吴希文研究文件，发现条例草案初时的版本，是令规划署执法权力延伸至香港“所有地区”，但“建议引起乡事派及不少专业团体极大反对”，一轮争论后，最后政府决定 DPAP 得以引入新界弥补漏洞，但 OZP 本身不被 DPAP 覆盖。

因此，南大屿和新市镇的边缘近郊地带，继续成为无法执法的灰色地带。

土地棕地化、甚至直接侵入湿地，悄悄改变地景。吴希文观察到，南大屿的湿地一直在萎缩，而且除了面积，湿地还在慢慢变干：“以前踩不入、会陷入去”，但现在在贝澳，“很多时候你都可以踩入去行。”

湿地不湿，宏观的气候变化一定有些影响。吴希文曾看过有人在湿地上种旱地菜，“种旱地菜就一定要整干那个地方，尽量泵走那些水⋯⋯那就切断了水脉。”更不要说南大屿常见的非法倾倒泥头、修建停车场、露营地等破坏行为，“湿地上做了不同的土地用途，就改变了水文系统。”

2016年，一座天水围巨型泥头山震惊全港，人们才发现这个法律黑洞在新界造就“遍地泥头山”现象；漏洞也尤见于南大屿的贝澳，若从北大屿的市区搬运泥头，最方便开车的路线，就是经东涌道直下屿南道到贝澳。土木工程署、规划署、地政署、环保署，都应监管乱倒泥头，却像九龙治水；《废物处置条例》也过时，只要合法土地占用人同意，便可进行相关活动。

法律和监管漏洞重重，若促请政府尽快修例，又常常被覆以“涉及复杂的技术及法律问题，亦须顾及实际环境及对政府部门的人力资源需求”，而未能进入政府议程。

从2014年机构成立至今，谢世杰就在倡议修改《城规条例》和《废物处置条例》，眼见政府不动如山，贝澳被划作海岸保护区的湿地上建筑废料和泥头却愈填愈多，“9、10年了，慢慢就见到你旁边这些地方，泊满了车、堆满了货柜，接著是一些建筑废料⋯⋯投诉极，规划署都说，他们没有执管权、处理不了。”

不止贝澳，在生态价值也极高的水口，有一个绿化带（GB）变成泥头山。附近的咸田村，“原本有一个地方是海岸保护区，不过现在全部都变成了停车场，摆放建筑废料，你叫它做回海岸保护区都没有可能。”

为抗议政府多年来“放软手脚”，天水围泥头山事件后，谢世杰、当时的南区区议员司马文、时任土地正义联盟执委朱凯廸（现还押于狱中）等，在当年发动“以泥还泥”行动，把泥头及建筑废料倾倒在政府总部前，以期引起重视。

前特首林郑月娥班子在2017年成立了可持续大屿办事处（SLO），“2018年终于有风声说要检讨，”谢世杰说。不过，2019年反修例运动爆发，除应付社会运动外的政府议程大部分搁置。2022年李家超政府接班，倒是先沿袭林郑政府提出的“精简城规程序”——在林郑主政期间，此一提议就被批评有简化公众参与之嫌。

至2023年9月，港府才宣布修订包含贝澳、水口等地的 OZP，提出将贝澳原为海岸保护区的土地，大部分范围升级为自然保育区，但另有约6公顷改划为康乐用地，“鼓励发展影响较低的休闲和康乐用途”。

除了规划，执法上也有变动——港府终于在2023年7月修订了《城规条例》，授权发展局将之前一些法外之地指定为“受规管地区”（RA），有关部门可以对应执法。

对民间来说，这是一个进步。谢世杰说，“列入 RA 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确认生态价值，第二是避免进一步破坏环境。”“总的来说我是支持政府这个做法的，真的差不多搞了十几二十年了，我也想不到别的办法，”吴希文也肯定， RA 是个可以“用住先”的板斧。9月政府公布“首个”RA 图则，南大屿约626公顷的土地，被纳入规管和保护。

但新的漏洞又出现了：贝澳那6公顷改划地没有被纳入 RA，意味著若这些土地上发生破坏行为、甚至连带影响附近的自然保护区，也将继续执法无能。

牛的政治

湿地的变化仍然未知，水牛却早已面临最逼切的问题——因自然规律和人为原因，牠们是否能维持健康的族群数字，仍然是一个问号。

牛妈灰白短发，每天著一双长筒水鞋、T恤、马裤。她叨念每只牛被绝育的经历如念家常：“大牯头被车撞，人家报警，被渔护署捉了去，阉了；大头轰，那一年那个阿婆有意外，牠被在行人路旁边（就地）阉割；另一只牛，耳朵被人用利器膛开了，伤口太深了，唯有交给渔护署，然后又被阉了。”

一只牛腿踝上划了伤口，牛妈一边喷药一边念，“被那些建筑废料、烂瓷砖膛开，好大块肉啊，三个月才埋口（愈合）。”

她待水牛如子女，能叫出每一只牛的名字。2022年政府数字显示，全香港有180头水牛，比2018年增加约20头；而在牛妈的计算里，南大屿大概有100-120只水牛。过往几年，有小牛熬不过冬天，大牛也因为“撞死老死病死”过世，牛妈和帮她喂草的义工 BoBo 是一样的体感：牛的数量在减少，加上不断绝育，牛群是不是要失去繁衍能力了？

渔护署会聘请生态顾问公司来专门统计牛的数量，而不懂高科技的牛妈，数牛是跟著牛的习性走。她熟悉水牛的生活圈和领地、懂得牛群会流动，留心避免重复计算；被绝育过的牛耳朵上会有钉牌和编号，但钉牌会掉，牛妈就认牛脸，“怎么会认不出，眼耳口鼻都不一样的嘛！”她爽快承认过往不愿和政府牛只管理队合作：“我要是把数字给他，就拿来伤害牛，我当然不出声啦！”

“我们也同意要控制牛的数量，”Bobo 坐在满溢新鲜草香的车里，“但绝育怎样不做到绝种呢？”她觉得渔护署从来没有向公众解释清楚。牛妈接话：“牛一次生一胎，牛 B 是很难养大的，整个族群就只有一只。”

去年11月，两只小牛初诞，牛妈收到渔护署牛队电话，要给小牛的牛妈妈“车女”和“呠呠”绝育。牛妈拒绝合作，这是她在贝澳照看的最后两只未绝育的母牛，“那些牛 B 经常都瓜老衬（死），一寒冬，就瓜老衬了。阉了最后那两只成年牛乸（雌牛），万一那些牛 B 死了，怎么办？”

牛队负责绝育的兽医在2023年底结束合约离港，渔护署职员想在医生离开前完成绝育。牛妈不满：“都是为了省钱、不要浪费公帑而已。”

“等这些牛全都自然死亡、没有后代了，那就又不用保育、又不用投诉，政府可能就这样想。”这个灰暗的未来让她可惜。

牛队怎么知道有牛 B 出生呢？“下面的村民会去告诉牛队的。”

在香港，水牛并不在《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之列。政府将水牛命名为“流浪牛”，认为，“如果不采取任何控制措施，流浪牛的数目将会无止境地增加，部分流浪牛从原来的栖息地逐渐向市区迁移，继而对公众造成滋扰⋯⋯”因此要绝育，“他们一听到有牛出生，就很紧张的了。”牛妈说。

世代在同一个大屿山生活的牛，并不知道自己是个政治问题：虽然乡村原居民的父辈曾经将牛作为犁田的劳动力，但流浪牛在村庄闲逛、啃食果树庄稼、随意排泄，对一些村民来说是打扰生活、阻碍地区“发展”。

一些喜欢水牛、动物友善的居民则形容牛才是这个岛上的“原居民”。曾有民间关注组抗议：大屿山不少荒废草地被围起或建成住宅，牛只失去栖息地被迫走到马路；区内亦因为盲目发展及禁区管理失效，令道路安全恶化，害死不少牛命。

8年半前从市区搬进贝澳生活的 Miko，原本对牛没有什么好感，因为回家的路上经常有牛粪，起初觉得污糟（脏），“它们会吃邻居的花草，那时没觉得牛有什么特别价值。”令她态度转变，是听多了牛的遭遇，“打架受伤，或者被人捉去绝育，绝育的方法不一定很人道⋯⋯眼前就不是只看到一只牛。”

她去梅窝学种植，跟农夫习得牛粪可以堆肥，又认识了一个用牛粪做土墙的朋友，开始反思自己与牛的关系，“我搬来大屿山，环境这么好，其中一个是大自然有很多生物，整个生态构成一个舒适环境，而不是只有石屎。”

“人考虑自己是很正常的，如果看不到整个生态平衡对大屿山这个地方的作用，当然就觉得没影响了。”她希望人可以理解人牛矛盾的源头跟人类活动有关系，“人的路打断了水牛的路，少了空间就走去了不适合的地方⋯⋯如果想要和平共处，就会谂计仔（想办法）。比如也有邻居会问，种什么是水牛不会吃的呢？”

两年前，名为“孤独精”的水牛被新牛王追赶，慌乱冲进学童群，导致3名学童受伤入院，署方一直紧张投诉数字。但人类也曾虐待和伤害水牛，3年前5只大屿山水牛被恶意伤害，1死4伤；10年前，屿南公路上更有8只牛被车撞死。为在厌牛和爱牛人士中寻得平衡，渔护署2011年成立专职沟通管理的牛队，当年的牛队推手、前渔护署首席兽医王启熙曾表示，“要香港无晒牛其实唔难，但对香港有乜好呢？”

不过，牛队虽有改善和居民的沟通，却也被批评反应式管理、信息不透明；政府亦曾设“赶牛人”职位，但被诟病人力资源不足和错配；八牛命案后，团体曾提议在大屿山设置牛棚来缓和人牛矛盾，不过至今牛棚不见踪影。

尽管在生态科学家们看来，水牛有重要的生态用途——WWF 的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从2006年起跟渔护署和“大屿山爱护水牛协会”合作，将水牛搬入湿地、管理淡水沼泽。18年来引入米埔的10只水牛中，不少来自大屿山。但2002年时任卫生福利及食物局（食卫局前身）局长杨永强曾经指，牛只没有重要的保育价值，当局没有制订特定措施保护或安置它们。

1月底，谢世杰牵头了一次大屿山居民和渔护署官员的小组会议，Miko 去了，但感觉到渔护署是官僚作风，“说是爱护动物，但做不到、也失职”。她觉得自己人微言轻，“一句话两句话，可能作用也不大，但先说上去”，她认为政府有整体政策方向很重要，“现在财赤，大概也没什么心思花在这上面了。”

精简咨询，精简生态价值

离开倒泥黑点，走回贝澳河边，谢世杰忍不住凭栏休息，这条天然河流穿过贝澳村落，向南流入贝澳湾，其中一段河溪被渔护署划分为具“重要生态价值”。水体沉稳，河道中有几块巨石，“很早就有了，山上下来的”，这里令他舒适。

他认为，有的土地受规管，有的不纳入，是政府释放了不好的信号。“我问规划署，是根据什么判断哪些土地可以纳入 RA，他们说是根据2021年完成的、未经咨询的生态研究，报告中判定为‘高生态价值’的，最后都被纳入 RA。有的地方（倒泥黑点）已经棕土化了，就成为了‘受干扰地区’。”城规会文件中写道，“已开发或/受干扰地区”生态价值较低；署方遂认为该地具有开发潜力、休闲开发亦不会与周边地区不相应，故提出改划作康乐用地。

棕地化了就转变土地用途，谢世杰指出这是变相鼓励破坏：“如果你不破坏，就会被（RA）规管；破坏了之后，就有机会转做其他土地用途⋯⋯ 有些人看来，不如就破坏了它？”倒泥——不执法——棕地化——改用途，在对土地政策有所熟悉的人看来，是一条玩了多年的偷梁换柱之计。

而邻近的土地之间，“生态价值”真的差这么大吗？

“看生态价值，是看整体的。整个地区是高生态，即使旁边这块地低生态过它，它都是高生态上面的低生态价值嘛⋯⋯”香港西北边重点保护的拉姆萨尔湿地附近，在去年中遭公布要规划新建“新田科技城”，湿地边界附近的鱼塘将要被填塘造地，吴希文认为也是出于相似的规划思维。

“我们不是拒绝发展，”吴希文强调，“是要有规有矩地发展。”如果 RA 不覆盖，“那就是可以没有规矩做事，填土的继续填土，堆东西的继续堆，那又是漏网之鱼，又是一个黑洞。”一个政府都认可的高生态价值的地方，怎么可以用最粗疏的方式管理呢？“十几二十年都是在讲这些。”

2017年“可持续大屿办事处”（SLO）成立后，民间组织和政府之间曾经有过顺畅愉快的沟通时光。谢世杰觉得 SLO 提供了一个对话的平台，“有什么事会找我们⋯⋯有些之前已经不会约的团体，也会有封信通知说有个咨询、你可以来。”吴希文觉得前两任处长任内沟通紧密，“李巨标、方学诚做处长时，会主动开多一些会，谈很多保育的事情。”

现在的 SLO 少了牵头会议，想了解情况，谢世杰要自己来约人，想向官方咨询问题，吴希文被要求写邮件。新的 SLO 处长是胡国源，“人不同了，下面的班子也转了，是有些变化。”吴希文有一次不太愉快的经验：“一些道路改善工程，又是做完我们才知道⋯⋯以前明明沟通是很好的，大家意见未必一致，但最少 early engagement（提早知会）。”

现时政府致力“精简咨询架构”——吴希文觉得有一些牺牲：“（以往）政府做公众咨询就是跟不同团体沟通，现在真的是以目标为本，很重视速度，但会不会又少了沟通空间？ ”

吴希文感慨，他觉得从过往的沟通中学到很多东西：“官要帮部门说话，没问题的，但对民间组织就是多听一点，看看有没有一些位置可以有共识，”他觉得释出善意很重要，“或者你也肯说一些真心话，官的难处⋯⋯我们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去到这个阶段，也不能和政府太抹面（摩擦），但真的是有些人要肯跟你建立关系、做沟通才行。”结果人走了，班子变了，沟通没了，大家都觉得很可惜。“年轻人进来长春社，没有经历过那个好的时候，觉得现在好像是没有空间和政府聊天的。”

铁丝网

12月最冷的那段时间，十几只牛窝在牛妈家外面的空地上不走，牠们知道那里有草吃。喂一天牛要花掉2000港元，一年要喂5个月，此外还要买药水、给老牛的水果⋯⋯牛妈做了十几年地产代理，除了朋友凑钱，就从积蓄里用钱。老牛越来越少，她家一楼的房间里三个水果专用大雪柜，现在只剩一个在运作，水果也放不满。

喂牛有时像打游击，青壮牛会抢老牛的草，大牛会抢小牛的，牛公会圈住自己的雌牛，雌牛要是离开领地过来了，牛公就会追出来。牛妈只好给自己疼爱的几只雌牛和老牛准备独食。

一路开著车，牛妈和经过的大屿山居民打招呼，有时也跟对面开过来的货车问好；偶遇货车司机老板，她抱怨两句，“叫另一个年轻人在多牛的地段不要开那么快啊！”她也观察屿南公路上政府的施工队，“这间公司的工人挺好的，会等牛离开公路后，再指挥交通。”

车开上散石湾方向，她在路上找到了老水牛三十和 Ross。Ross 的眼睛数年前被人打爆，现在是一颗透著红光的玻璃球。公路和林地间隔著铁丝网，牠们尽量往人少车少的高处走，在铁丝网和行道树之间找一个空间。

“为什么这么疼牠们呢？因为牠知道你做什么，是好事来的。”牛妈划开一包草，用力抖在三十和 Ross 面前。

在新规划的公众咨询结束前，“守护大屿联盟”呼吁关注问题的市民给城规会写信申诉，最后共有741份申诉书；连同其他民间团体的共有数千份。新规划图则预计在今年上半年会获最终确认。

牛妈也发起“一人一信”寄往渔护署行动，盼有司“收回成命”，让屿南水牛能保有“最后延续”。随著兽医完约离开香港，这次的绝育计划得以暂缓。

“渔护署一定也有压力的，在各部门之间，bargining power（议价能力）一定很小。但他们如果知道自己对动物福利有多重要，我希望他们能走多一步。”Miko 觉得同村的外国人比本地人更能表达自己对大自然的喜爱和支持，“所谓可持续发展⋯⋯多些人去爱、了解香港现有的多样性生态，大家都有兴趣了，就知道怎样更好相处⋯⋯蝴蝶也好、候鸟也好，这些也能吸引游客啊。”她帮政府打算：“难道就只靠 shopping 吗？条条村都 shopping，就没有香港的特色了嘛。”

大降温前夕，天冷得早，光照虚弱。那块一分为二的干湿地上只有一只水牛在悠悠觅食，它体型健硕，侧弯下脖颈，在铲青后的头皮般的草地上，执著地啃食著什么。小路蜿蜒进树丛和后面的远山，腹地依然是静谧而开扬的。没有太多不同，只是左边也多了铁丝网，围起一棵像是全砍了也塞不满火灶的、枝叶凌乱的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