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的酷儿影像：贴上了标签，还是撕下标签？

【编者按】2023年香港同志影展（HKLGFF）特地开设了“香港短片”单元，像是让某些心底的疑问浮出了水面。2019年起，社会运动、疫情、经济衰退像是一个紧接一个的浪潮，而本地的性小众群体，也接连不断地面对了一系列平权案件和文化事件：呼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呼声，跨性别人士要求覆核身份证上的性别及谢浩霖上诉，岑子杰诉律政司司长案，吴翰林及李亦豪同志伴侣继承财产权司法覆核，TVB 播出《仔仔一堂》节目，香港举办第十一届同乐运动会⋯⋯

在这个状况下，香港年轻的创作者要怎样用影像来讲性小众群体的故事？要用怎样的形象来代表每一种不同的群体？甚至，香港的性小众群体又期待在大银幕上看到怎样的性小众故事和人物？影像与这群人如何连结？在性小众维权日渐胶著的情况下，影像还是一个好的出口吗？

记者访问了数位影像创作者及观众，原来“自由”始终是创作的冲动来源。

阴暗面可以是同志故事吗？

林泽铭投稿参加短片创作比赛时，一度担心故事会否把同性恋者写得太坏，“这会不会违背了同志影展的原意？”

正修读戏剧艺术硕士的林泽铭，主修编剧，过去一直在创作剧场作品，曾经以同志故事为剧本，参加过一些剧团的剧本征集活动，但没获选，“可能（和题材）有关系。我投稿的都是主流的大剧团，他们可能都需要考虑同志题材是否能吸引最多的观众。”

2022年，香港同志影展（HKLGFF）首次举办短片剧本创作比赛。因为从小喜欢看电影，也曾读过坊间的电影编剧班，林泽铭抱着挑战自己的心态，尝试写电影剧本去参加。他心想，“同志影展的短片比赛，让我可以尽情发挥写同志题材的故事，不用担心同志题材会否太小众。”

他参赛的剧本叫《零佬三十》，也是他第一次落笔写电影短片剧本，谈的是同志圈子内的年龄歧视、外貌歧视等议题，“这个年头，观众对同志题材的接受程度似乎提高了，引来了现在很多同志作品都变得嘻嘻哈哈，例如BL剧，好像要开开心心的同志题材，才能印证社会进步了，同性恋者不需如《蓝宇》、《断背山》般抑压和生离死别。”

开心的同志题材影剧，他提及到 Netflix 的英剧《Heartstopper》，和早前上映的台湾电影《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在市场获得相当成功。前者讲英国男校两名学生的浪漫爱情故事，现已获得第三季预订，后者是今年台湾电影票房大赢家，还入围多项金马奖，备受肯定。

林泽铭认为，同志圈内的阴暗面也有很多会是很好的故事素材，“一个进步的社会，不应只 celebrate （颂扬）性小众本身，而是性小众也敢于反思自己的问题。”

谢熹朗的《一呼一吸》与林泽铭的《零佬三十》最后胜出了比赛，大会点评说这两部作品真实反映了香港性/别小众的生活，“同志影展的鼓励，证明了我写的这些东西，对同性恋者是有共鸣的，是值得发掘的故事。”

香港同志影展创立于1989年，自负盈亏，至2023年已经走到第34届，是亚洲历史最悠久的同志影展之一。

我是生活中的酷儿

一年之后，第34届香港同志影展新增 “香港短片”（Hong Kong Short Stories）单元，似乎延续了“反应香港性/别小众生活”的指引。单元内展映了4套由香港本地新锐导演独立制作的短片作品，分别是池清丽（Jamie）执导的《蝎子草》、冯佛成（Feicien）执导的《对面海》、刘咏敏（阿Dor）执导的《一双一对》和廖彩盈（Tanya）执导的《游》。

四部短片之中，有三部是香港演艺学院的学生作品，三位导演彼此也都相识，各自均有主摄六人，再各自支援，每个剧组构成了十几人的小团队。三部片也早已在不同主题的放映活动与观众见面，阿Dor 和 Tanya 对作品在性别取向范畴内收获的讨论均感到意外，“我们没有特别去凸显这个议题。”二人认为播放的场域主导了观众的讨论方式，三部作品都曾在演艺学院举办的影展放映过，那个时候观众理解和讨论的角度并非关于性取向议题，“来到这个影展（香港同志影展），大家就会用这个角度来看故事。”Tanya 不认为自己的电影《游》是一部“同志电影”，但入围同志影展让她有了新的角度去重新看待自己的作品。

《游》的故事主线讲述两个泳队队友为了看流星雨瞒着教练偷跑出走训练营，一些情愫在这冒险的一夜里浮现。观众跟随着两人的视角，踏上一段“很朦胧，很犹豫，但一步一步向前”的旅程。戏中两个年轻人对自我性取向和生活的困惑，去表达“忠于自己”的珍贵。在成长过程中每个人都经历着各种各样目光的注视，总会有质疑自己的时刻，这样“模糊而微妙”的情绪便是影片想要捕捉的。由始至终，也并没有真的直接讲出角色对自己的认同为何。

“我觉得我们就读演艺学院的这四年，香港发生了很多事。”从社会运动到疫情，好不容易走到毕业作品这一步，她想创作关于“为什么要追求自由，或者追求自由背后的代价”的故事。

这些年的经历对她来说“太近了”，未必能够完全直接地将这些事件讲出来，“可能这些事对我来说是一个伤害，我不能够直接讲出来，我也不是想讲社运的故事，而是因为社运这件事，启发了我对于‘自由’或者‘追求’的一些想法，通过这个角度，我可以去说一些这样含义的东西。”

“男生在夜里骑自行车摔下来受了伤，但他们最后去到海里，好像完全没有痛的感觉。”观众在映后提问环节对这一细节的设计很感兴趣。Tanya 并不希望刻意去描绘这种物理上的疼痛，就好像过去四年里社会之跌宕从某个角度来说“是一种伤害”，她为《游》设置了一个开放式结局，两个角色在这一夜所共同经历的东西，“超越了之前的灾难。”

在创作的时候，Tanya 试着想像现在中学生会经历的某些事：可能家庭的问题，或者是学业的问题，或者是社会的眼光，又或者是同侪的目光，她也想将自己的故事带出来，“你在成长过程中，总会对自己有一些怀疑。譬如我常常自我怀疑，怀疑我自己做的事情是不是对的，或者我的选择是不是对的，我选择完之后要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应该要承受的？或者是我小时候会怀疑，究竟我是喜欢男孩子还是女孩子。但是喜欢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就算我做了选择，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对的呢？”这种暧昧和不确定性贯穿了《游》的始终。

“我并非认为，讲一个 LGBTQ+ 的故事就等于叛逆或者等于我在追求自由，绝对不是。我只是想忠于自己多一点，诚实面对自己的想法多一点，可能某程度上，LGBTQ+ 也在追求这种想法，可能在这里不小心和大家连结了。”Tanya 来自一个相对传统的家庭，爸爸并不是很支持她拍电影，总是建议她转行、找一份更加稳定的工作，“他总是担心我是否可以‘揾到食’。”

对 Tanya 而言，进行影像创作远远高于“揾食”。她从小对文字有隔阂，看书甚至看剧本从来都记忆欠佳，但对影像语言十分敏感。影像的创作是她的一部分，难以割舍。面对质疑，她有不可动摇的想法。她的经历，也影响着她对自己的定义，“从 LGBTQ+ 的角度我不是 Queer（酷儿），但我觉得我是自己生活中的 Queer。”

风格比标签重要

性小众的多义性，乃至于同志电影的多义性，如今常常被讨论，香港同志影展总监杨曜恺在《一双一对》的映后谈时说：“同志电影是不是一定要讲男同性恋或者女同性恋呢? 但其实看完这部戏，我就觉得不是的。”《一双一对》讲述了已婚男人爱上钢管舞而引发的波澜，除了更多元的女性舞者样貌，影片亦呈现出男性舞者的线条美感与多重性别气质。

“我自己是non-binary，一直都觉得不需要特别去强调一个人的性别或者性取向。”从戏里到戏外，阿Dor 始终在拆解身边无处不在的标签，“其实连我自己也有带不自知的偏见，在做资料搜集之前，我一直以为跳钢管舞的人应该都是同性恋，谁知我后来就找到并不是同性恋，带有阴柔气质的男舞者。”

阿Dor 发现钢管舞常常被误解为与性有关，愈搜集就愈觉得有很多故事可以发展。最后电影以一位已婚男士舞者为原型，拍摄舞者与舞蹈及身体的关系。短片有场景将两位男性舞者一同放进画面，阿Dor 想用肢体的线条带给观众一些思考的空间，“有观众也总会问那他们是同志吗？不过背景里面那位男舞者其实也是异性恋，我们看电影有时候自己也背负了不同的东西，这个故事本身会告诉你，这些想法本身也是一种刻板印象，”在这一刻，风格比标签更重要。

阿Dor 想朝长片导演去发展，去拍那些很少被叙述的人，“我拍过有眼疾的人，侏儒症患者，这些人我们常常见到，却很少人去讲他们的故事。有时候一些叙述总是聚焦在标签上面，但并没有写出那些真正的人，我想把他们日常的事情讲给观众听，去欣赏这些人的存在。”

十六岁之前，阿Dor 基本都待在家里，几乎没有机会出门，“我从小没有别的看，真的就在家里看迪士尼呀、音乐剧这些，脑子里就有很多幻想。”这些幻想终有一天会变成影像。

如果标签我有帮助的话

南京出生，台湾成长，冯佛成然后来了香港求学。

刚来香港的时候，他印象里觉得香港“是一个蛮开放，大家也勇于表达自己”的地方。

问他这种预期从哪里来，他说这好像是华语社会的一种幻想，“我们看过那么多的影像和文化作品，香港有关锦鹏，香港有林奕华，大家都在用不同的视角看我们这个群体，看完真的会带着很瑰丽的幻想来到这里。”来了之后，冯佛成发现未必如此，“原来那些都只是安置在那一个年代的东西，都是我们对那一个时代的幻想。”

“在香港，我们所谓的曝光，只是一种很表面或者形式上的态度。很多 Drag Queen 的生存状况被掩埋在外部的环境下面。这些人想冲破一些事情，或者冲破这几年的某些状态。这群人代表了一种精神，也许想冲破大家的眼光，也许是我们所谓 Queer 圈子里的一些既定看法。”这种好奇曾引领他在演艺二年级拍摄过一部关于 Drag Queen 群体的纪录片。而入选同志电影节的则是他的剧情短片《对面海》，曾经的“密友”多年后在西贡重逢，时间累积的分歧与重燃的暧昧，两个人终于发生了关系，故事的结尾，却是其中一个人将自己的喜帖放进了对方的信箱。

“我想要拍一个人在这个时代怎样做出选择的故事。”冯佛成过去四年亦深感香港社会剧变对个体命运的影响，于是他想到，如果把一对角色推到婚姻与情感关系的选择里，那么在此刻当下，他们将如何继续前行？

《对面海》有时代抉择的内核，也有同志爱情的直线剧情。冯佛成不抗拒这部作品被定义为“同志电影”，“我会认同自己是 Queer，但我不会主动去说，可是如果大家这样标签我，可以让大家了解更多，让环境变得更好的话，我不会介意。”他从不主动认定自己是一个酷儿导演，或者是来自某一个地方的导演。

酷儿，是一种凝聚力，还是一种标签，一种把人们圈起来的方法？

“以香港的环境来说是在宣传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香港无论是电影市场还是观众受众，对于所谓的同志影像还不是很了解，也不是很知道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冯佛成认为香港的社会或者说香港的观众需要多看一些本地的“同志题材”，民众对这些题材的接触还不够。或许在现阶段，把它标签化是一个了解和接触的渠道。“如果没有同志影展这个渠道，在香港你会很难见到如此规模的、所谓‘同性的’题材的影像的展出”知道自己入选展映之后，冯佛成很开心。

斜杠族关俊雄从2021年起，每年都去香港同志影展看电影。那一年他还在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就读，刚开始创作和演出 BL 网剧。他认为 LGBTQ+ 成为一个单独的电影门类不是坏事，“主流电影里的性小众情节，通常都是副线 / 一小段落，说故事的空间 / 时间很有限，我认为看电影如果能产生共鸣，是一件令人很享受的事，相信性小众群组看电影也希望产生共鸣，想看到和自己经历相近的故事，而可能只有看 LGBTQ+ 主打题材的电影，他们才能更有共鸣感。”

关俊雄是儿童及青少年戏剧训练导师，也是舞台剧演员，同样还是 BL YouTuber，他既是编剧，也是演员，“观看 LGBTQ+ 题材的电影，对现在的我来说很重要，如果不观看其他 LGBTQ+ 作品，我会失去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机会，感受不同的电影作品，这个过程我很享受。”香港同志影展让他找到了同样做 LGBTQ+ 题材的同辈及前辈，令他倍感珍惜，“看到这些同志角色选择很快乐地做自己，令我有种安心的感觉，因为生活中有太多人和事，无论家庭、学业、工作，都令我们不能够完全坦诚地表达和表现自己。”

接受采访的创作者们多数无意将自己定为性小众影像创作者，更多时候，这些创作者们都是以推动和理解的角度来思考。林泽铭说他并不是非创作同志题材不可，“但因为我本人是同性恋者，我的生活就是一个活在香港的同性恋者的生活，也会经常接触到同志圈内人与事。我的故事都是源于生活，所以不是同志题材重要，而是生活重要。”

在他心中最重要的是，不论同志或非同志，都应该建立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故事的权利。

近几年来，香港有几部 LGBTQ+ 题材长片引起过民众讨论，《翠丝》、《叔·叔》和《喜欢你是你》进入院线，引起了不少关注，也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的肯定，另还有《女人就是女人》、《造口人》等性小众题材电影问世，多集中在2018年至2020年间。

“可是这样的作品最近又变少了，”阿Dor 回顾过去香港的性小众影像，觉得张国荣和梅艳芳的出现非常可贵，“曾经有两个偶像级的人物令香港人觉得妖艳和中性是可以接受的，但张国荣和梅艳芳去世之后，似乎香港在这个角度上没能再更进一步。如今再看《金枝玉叶》，你还是会觉得这部电影是很好看的。反而现在好像大家都很恐惧再拍摄这种题材，因为很怕这个人怎么想，那个人又会怎么看，因为太多预设放在里面了。”几位参与影展的年轻导演曾讨论过为什么这些作品没有进步过，反而变少了。阿Dor 认为有很多行业外部的原因，有审查、或者投资商兴趣缺缺。而已有的很多主流作品内，性小众群体的形象还在继续刻板化，依旧只是异性恋者心目中所设想的状况。

冯佛成直指某些作品不真诚，“或者说香港这个社会都不是很喜欢百分之一百地把真心拿出来，”他看到那些作品的话题性、议题性被拿出来，可以产生商业价值的元素被拿出来，“那不像是一个创作，更像是一个‘怎样把ip变成钱’的作法。不论是电视节目也好，还是某一部分叫做‘让大众知道’的影视作品也好，都不真诚。”

尽管大家对台湾电影《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褒贬不一，但都认同它的议题性相比其他同类题材更加进步。“这部电影已经讲到‘next generation’、多元成家的议题，这正是台湾二十几年来LGBT权益运动不断发展的结果，而香港还在讨论‘男人和男人拍拖要怎样承受社会压力’，”冯佛成亲身感受过台港的不同温度，认为台湾的性别议题发展已经进入正轨。

“但香港也有香港的好，既然有环境的压制，个性的发展或者说极端的程度就变得很广阔。如果你想要 hardcore，有很 hardcore 的人存在；想要很温柔，也会有很温柔的人存在，”冯佛成来到香港之后，发现虽然所讲的“圈子”里冲突很多，但是每一个个体都非常澎湃，“很有自由生长的感觉，不同面孔的丰富性还满多的。”

因为香港“什么人都有”，“不同种类的光谱真的很全面”，他觉得很舒适。

有失偏颇的性小众群像

马齐Yura 曾经每年都特别期待香港同志影展，“想说香港这个城市里面这么难得可以有 LGBTQ+ 能见度的活动，怎么样也支持一下，”每次翻开同志影展的手册，她又有些无奈，看到内容八成是男性同志电影，“lesbian movie 少得可怜⋯⋯挑来挑去也实在没一部可以下手。”马齐Yura 笑称自己是大写的拉拉，她是喜欢同性的一位顺性别女性。

“有一年，同志影展有一部欧洲拍的拉拉片，看上去题材还蛮吸引的，想说终于可以去看一下，但是看的过程整场都在想这电影什么时候完结，”马齐Yura 有一种奇特的感觉，她必须抱着无限支持性小众导演创作的心态，而不是因为电影本身品质足够好而入场。那种心情像是在看新导演的毕业作品。

她一口气将这部电影重新回顾了一次，“我和另一个朋友看完之后，觉得拍得很唯美，也拍出了少女时期那种同性情谊的青涩，但整个节奏很慢，基本上剧情的套路来来去去也是那些，女生在高校时期跟闺蜜探索身体，过程里面擦枪走火，爱上对方，在秘密小花园继续进行禁忌情愫的时候没有锁好门，被其中一方家长发现，被所有大人们追逐被抓，然后悲剧收场⋯⋯”

在她看来，这似乎是一种女性同志电影的通病，是一种对女性同志的刻板印象，“就好像是香港前两年那部《喜欢你是你》，烂得不行，对于女同情谊的理解流于刻板，纯粹是因为里面女校的设定让曾在女校开展过懵懂同性情谊的经历有所共鸣，所以回响比较大。”研究亚州酷儿电影的教授Fran Martin 所写 Backwards glance 中指出，两岸三地的女同电影永远是一种类似的叙事，一个老去的女同志缅怀自己校园时期的那段青涩而深刻的同性爱情/亲密关系，以其中一方又再走向异性恋主流而告终。

马齐Yura 惋惜道，男同志电影题材多元，对于性欲探索也走得比较远，深度还在探讨男同志社群的难题，女同志电影却似乎一直停滞不前，流于形式和刻板。

“香港短片”之中的《蝎子草》，是一部讲述女性性小众故事的短片。主角是一位“异乡人”，从菲律宾来到香港生活了多年，一次偶然的隐形剧场经历则激起她对故乡旧爱的回忆——在天主教的规训下，她曾被迫和同性爱人分离。导演池清丽是自我认同为酷儿的港菲混血，身份议题的交织是其创作母题之一。

《蝎子草》之前，池清丽拍摄过纪录片《安全距离》，讲述在英亚裔酷儿的故事。其中《安全距离：第一章》纪录了中国酷儿秋白在英国疫情期间与同性伴侣 Bling 的线上婚礼，并回溯了秋白起诉中国教育部污名化同性恋的行动经历。去年，这部纪录片获得了第33届香港同志影展观众票选短片大奖。

池清丽在一次“隐形剧场”的空间里表演时，围观的一位婆婆以为表演者真的被人攻击，担心发生危险，立刻出声相助。那次仗义执言让池清丽非常感动，感受到身为性小众群体，并不是真的孤立无援。这一段经历启发了《蝎子草》的诞生。于是，观众看到《蝎子草》创造性地将纪录片、实验影像、剧场表演等多种元素揉合在一起，开头一幕以非常写实的镜头和视角让观众从街头逼真的戏剧冲突进入故事，再经由Super 8的镜头带回到怀旧的菲律宾。

池清丽觉得自己很幸运，在二十几岁向父母出柜时，父母立刻接受了。双亲也亲手帮忙参与《蝎子草》的拍摄。《蝎子草》承载的期待，是想要通过影片释放对回忆的伤痛，疗愈自己，也疗愈过路人。

这样一部女性性小众故事的本地短片，也承载了观众的期待。不过却未必人人都满意而归。电影爱好者，同样也是性小众群体之一的 Rais 提及自己在香港同志影展的观影经历时，表达了对《蝎子草》的感受，“看《蝎子草》场合不对，勾不到共鸣。”

《世界色彩只在黑白之间》（All the Colours or the World Are Between Black and White），“香港短片单元”（Hong Kong Short Stories）及《乌干达打压事件簿》（Out of Uganda）本是 Rais 相对满意，认为质素较高的节目，“香港短片单元”中的《蝎子草》却没有获得肯定，“其他三个单元故事结构完整，主角成长线清晰，拍摄手法技巧也有高水准，演员演技在线；但放在最后的《蝎子草》，上述4种元素也没有。”

Rais 指短片与手册中的故事梗概对照，“菲律宾移民的恋爱故事没头没尾，故弄玄虚，我真的搞不清楚她为什么贴个海报（看不清什么内容）就被捉去坐牢了，出来女友就和男人结婚了。”在2023年，Rais 想看到更多女同志幸福快乐的故事，“而不是举着香港制作的旗子，说着香港人很难同理到的其他国家的虚无故事。”

身为电影爱好者，Rais 常常在百老汇电影中心看电影，从主流科幻片到 cult 片都有涉猎，也坦承虽非一定要看性小众题材，但若看了，一定会更挑剔一些。

对今年的香港同志影展，她也有一半失望，“主要是在百老汇描述电影的简介和实际情况很不一样，我自己是做数码营销，也经常写内容，但包装也是有底线的，有一些内容不能避重就轻。”

《留不住的夏天》（Last Summer of Nathan Lee）简介让她觉得不合理，“电影描述并没有写出会有男主角、女朋友、及男主角基友，3人群P的情节，也不能说电影没有成长线，但更多是主角群5人间的感情关系，真的是‘乱搞’。但电影描述包装成一个快要死的在美亚裔年轻人的人生反思故事。”

她看 LGBTQ+ 题材的电影，会想更感受到当中真实的爱情，不一定要完美结局，但要有意义及反思。Rais 想不到有哪一套女性同志电影曾带给她这样的感受，“我没看电影节内其他 Lesbian 的电影（时间不对），不能作评价。但整个电影节，描述 Lesbian 感情的电影太少了，整个市场并非没有好的制作呀。”

不要去想一只大象

影展常客 ZZ 是一位异性恋顺性别女性。大部分在香港举办的影展，她都会尽量参加，其中包括同志影展，“对我们直人来说就是很好的教育，可能电影比起那些抽象的意识形态辩论，有比较具体的故事和人，让我更加能够真实感受到他人的处境吧。”

每年都有一些历史题材的电影，在她心中留下印象，“也不是会彻底地瞬间地改变，就是一种教育，比如原来德国性小众群体有一套自己的战后记忆，以前觉得二战结束了人类的苦难不就完了？看完电影才知道，原来风俗法律是这么缓慢地发展过来的。”

“如果非要把同志影展和其他的比，可能就是电影咖位明显小了，很多不知名的电影。”大部分放映作品在她看来更像是学生作品，“坦白说，整体不够好，但说到底还是主流观众不消费，拍的人多了肯定会愈来愈好。没投资，死循环。”

获奖之后，林泽铭目前仍在扩大圈子，他只做过编剧，对拍摄一窍不通，希望认识到懂得拍戏，又对他的剧本有兴趣的导演和监制，尝试一同合作。香港的行业分得很细，电影编剧只写电影，舞台编剧只写舞台剧，很少跨媒介而成功的例子，他羡慕在外国很多编剧不论电视、电影、舞台都能游刃有余。

而“香港短片单元”的四位导演，现阶段都以其他收入来源为主，同时也都期望可以打开更大的电影世界，“今天我们有四条短片放在这里，有更多的人认识，就能代表有人愿意投资拍下去吗？其实反而更模糊了。”

廖彩盈坚信自己的影像之路，一定先要讨好自己；池清丽将继续关注 LGBTQ+ 题材的影片和纪录片，也会跨出这个范畴寻找其他题材；冯佛成成立了很有口碑的摄影工作室，在任何型态的作品里，他将坚持自己的叙事风格和审美价值；刘咏敏要拍各种被无视的人，或者有一天要拍迪士尼风格的歌舞片。

从理想讲到现实，大家也都在关注岑子杰同性婚姻上诉及李亦豪同志伴侣继承权等案件。

“大家要觉得这件事同自己有关的，而不是高高挂起，”同志权益需要更多的人站出来，现实中确实人们对性小众群体不够了解，不够关心，冯佛成觉得很多性小众群体自己都不太关切。

阿Dor 说大声呼吁关注，正正说明关注度低，“因为当传媒还要特别去强调‘同志’这个字眼的时候，你就知道大家对此还是非常缺乏认知，人们还在看 TVB，TVB 至今还在把性小众群体非常刻意地放在节目里面，这就是我们大众对此的认知。”

冯佛成分享他在逛街的时候，看到一则公益广告，不由得笑出了声，“那一则巴士广告上写：不要歧视性小众。”

“也许初衷是好的，”在一片笑声中，他形容为，“都唔错，但好唔掂（也不错，但也很不对）。”

池清丽说，“当它叫人不要在脑子想着一只大象，人们就一定会在脑子里想一只大象。”

受访者影展观众马齐Yura、Rais、ZZ 应当事人要求，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