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3年香港同志影展（HKLGFF）特地開設了「香港短片」單元，像是讓某些心底的疑問浮出了水面。2019年起，社會運動、疫情、經濟衰退像是一個緊接一個的浪潮，而本地的性小眾群體，也接連不斷地面對了一系列平權案件和文化事件：呼籲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呼聲，跨性別人士要求覆核身份證上的性別及謝浩霖上訴，岑子杰訴律政司司長案，吳翰林及李亦豪同志伴侶繼承財產權司法覆核，TVB 播出《仔仔一堂》節目，香港舉辦第十一屆同樂運動會⋯⋯
在這個狀況下，香港年輕的創作者要怎樣用影像來講性小眾群體的故事？要用怎樣的形象來代表每一種不同的群體？甚至，香港的性小眾群體又期待在大銀幕上看到怎樣的性小眾故事和人物？影像與這群人如何連結？在性小眾維權日漸膠著的情況下，影像還是一個好的出口嗎？
記者訪問了數位影像創作者及觀眾，原來「自由」始終是創作的衝動來源。
陰暗面可以是同志故事嗎？
林澤銘投稿參加短片創作比賽時，一度擔心故事會否把同性戀者寫得太壞，「這會不會違背了同志影展的原意？」
正修讀戲劇藝術碩士的林澤銘，主修編劇，過去一直在創作劇場作品，曾經以同志故事為劇本，參加過一些劇團的劇本徵集活動，但沒獲選，「可能（和題材）有關係。我投稿的都是主流的大劇團，他們可能都需要考慮同志題材是否能吸引最多的觀眾。」
2022年，香港同志影展（HKLGFF）首次舉辦短片劇本創作比賽。因為從小喜歡看電影，也曾讀過坊間的電影編劇班，林澤銘抱着挑戰自己的心態，嘗試寫電影劇本去參加。他心想，「同志影展的短片比賽，讓我可以盡情發揮寫同志題材的故事，不用擔心同志題材會否太小眾。」
他參賽的劇本叫《零佬三十》，也是他第一次落筆寫電影短片劇本，談的是同志圈子內的年齡歧視、外貌歧視等議題，「這個年頭，觀眾對同志題材的接受程度似乎提高了，引來了現在很多同志作品都變得嘻嘻哈哈，例如BL劇，好像要開開心心的同志題材，才能印證社會進步了，同性戀者不需如《藍宇》、《斷背山》般抑壓和生離死別。」
開心的同志題材影劇，他提及到 Netflix 的英劇《Heartstopper》，和早前上映的台灣電影《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在市場獲得相當成功。前者講英國男校兩名學生的浪漫愛情故事，現已獲得第三季預訂，後者是今年台灣電影票房大贏家，還入圍多項金馬獎，備受肯定。
林澤銘認為，同志圈內的陰暗面也有很多會是很好的故事素材，「一個進步的社會，不應只 celebrate （頌揚）性小眾本身，而是性小眾也敢於反思自己的問題。」
謝熹朗的《一呼一吸》與林澤銘的《零佬三十》最後勝出了比賽，大會點評說這兩部作品真實反映了香港性/別小眾的生活，「同志影展的鼓勵，證明了我寫的這些東西，對同性戀者是有共鳴的，是值得發掘的故事。」
香港同志影展創立於1989年，自負盈虧，至2023年已經走到第34屆，是亞洲歷史最悠久的同志影展之一。
我是生活中的酷兒
一年之後，第34屆香港同志影展新增 「香港短片」（Hong Kong Short Stories）單元，似乎延續了「反應香港性/別小眾生活」的指引。單元內展映了4套由香港本地新銳導演獨立製作的短片作品，分別是池清麗（Jamie）執導的《蠍子草》、馮佛成（Feicien）執導的《對面海》、劉詠敏（阿Dor）執導的《一雙一對》和廖彩盈（Tanya）執導的《遊》。
四部短片之中，有三部是香港演藝學院的學生作品，三位導演彼此也都相識，各自均有主攝六人，再各自支援，每個劇組構成了十幾人的小團隊。三部片也早已在不同主題的放映活動與觀眾見面，阿Dor 和 Tanya 對作品在性別取向範疇內收穫的討論均感到意外，「我們沒有特別去凸顯這個議題。」二人認為播放的場域主導了觀眾的討論方式，三部作品都曾在演藝學院舉辦的影展放映過，那個時候觀眾理解和討論的角度並非關於性取向議題，「來到這個影展（香港同志影展），大家就會用這個角度來看故事。」Tanya 不認為自己的電影《遊》是一部「同志電影」，但入圍同志影展讓她有了新的角度去重新看待自己的作品。
《遊》的故事主線講述兩個泳隊隊友為了看流星雨瞞着教練偷跑出走訓練營，一些情愫在這冒險的一夜裏浮現。觀眾跟隨着兩人的視角，踏上一段「很朦朧，很猶豫，但一步一步向前」的旅程。戲中兩個年輕人對自我性取向和生活的困惑，去表達「忠於自己」的珍貴。在成長過程中每個人都經歷着各種各樣目光的注視，總會有質疑自己的時刻，這樣「模糊而微妙」的情緒便是影片想要捕捉的。由始至終，也並沒有真的直接講出角色對自己的認同為何。 「我覺得我們就讀演藝學院的這四年，香港發生了很多事。」從社會運動到疫情，好不容易走到畢業作品這一步，她想創作關於「為什麼要追求自由，或者追求自由背後的代價」的故事。
這些年的經歷對她來說「太近了」，未必能夠完全直接地將這些事件講出來，「可能這些事對我來說是一個傷害，我不能夠直接講出來，我也不是想講社運的故事，而是因為社運這件事，啟發了我對於『自由』或者『追求』的一些想法，通過這個角度，我可以去說一些這樣含義的東西。」
「男生在夜裏騎自行車摔下來受了傷，但他們最後去到海裏，好像完全沒有痛的感覺。」觀眾在映後提問環節對這一細節的設計很感興趣。Tanya 並不希望刻意去描繪這種物理上的疼痛，就好像過去四年裏社會之跌宕從某個角度來說「是一種傷害」，她為《遊》設置了一個開放式結局，兩個角色在這一夜所共同經歷的東西，「超越了之前的災難。」
在創作的時候，Tanya 試着想像現在中學生會經歷的某些事：可能家庭的問題，或者是學業的問題，或者是社會的眼光，又或者是同儕的目光，她也想將自己的故事帶出來，「你在成長過程中，總會對自己有一些懷疑。譬如我常常自我懷疑，懷疑我自己做的事情是不是對的，或者我的選擇是不是對的，我選擇完之後要付出的代價是不是應該要承受的？或者是我小時候會懷疑，究竟我是喜歡男孩子還是女孩子。但是喜歡男孩子還是女孩子，就算我做了選擇，這件事是不是真的對的呢？」這種曖昧和不確定性貫穿了《遊》的始終。
「我並非認為，講一個 LGBTQ+ 的故事就等於叛逆或者等於我在追求自由，絕對不是。我只是想忠於自己多一點，誠實面對自己的想法多一點，可能某程度上，LGBTQ+ 也在追求這種想法，可能在這裏不小心和大家連結了。」Tanya 來自一個相對傳統的家庭，爸爸並不是很支持她拍電影，總是建議她轉行、找一份更加穩定的工作，「他總是擔心我是否可以『搵到食』。」
對 Tanya 而言，進行影像創作遠遠高於「搵食」。她從小對文字有隔閡，看書甚至看劇本從來都記憶欠佳，但對影像語言十分敏感。影像的創作是她的一部分，難以割捨。面對質疑，她有不可動搖的想法。她的經歷，也影響着她對自己的定義，「從 LGBTQ+ 的角度我不是 Queer（酷兒），但我覺得我是自己生活中的 Queer。」
風格比標籤重要
性小眾的多義性，乃至於同志電影的多義性，如今常常被討論，香港同志影展總監楊曜愷在《一雙一對》的映後談時說：「同志電影是不是一定要講男同性戀或者女同性戀呢? 但其實看完這部戲，我就覺得不是的。」《一雙一對》講述了已婚男人愛上鋼管舞而引發的波瀾，除了更多元的女性舞者樣貌，影片亦呈現出男性舞者的線條美感與多重性別氣質。
「我自己是non-binary，一直都覺得不需要特別去強調一個人的性別或者性取向。」從戲裏到戲外，阿Dor 始終在拆解身邊無處不在的標籤，「其實連我自己也有帶不自知的偏見，在做資料搜集之前，我一直以為跳鋼管舞的人應該都是同性戀，誰知我後來就找到並不是同性戀，帶有陰柔氣質的男舞者。」
阿Dor 發現鋼管舞常常被誤解為與性有關，愈搜集就愈覺得有很多故事可以發展。最後電影以一位已婚男士舞者為原型，拍攝舞者與舞蹈及身體的關係。短片有場景將兩位男性舞者一同放進畫面，阿Dor 想用肢體的線條帶給觀眾一些思考的空間，「有觀眾也總會問那他們是同志嗎？不過背景裏面那位男舞者其實也是異性戀，我們看電影有時候自己也背負了不同的東西，這個故事本身會告訴你，這些想法本身也是一種刻板印象，」在這一刻，風格比標籤更重要。
阿Dor 想朝長片導演去發展，去拍那些很少被敘述的人，「我拍過有眼疾的人，侏儒症患者，這些人我們常常見到，卻很少人去講他們的故事。有時候一些敘述總是聚焦在標籤上面，但並沒有寫出那些真正的人，我想把他們日常的事情講給觀眾聽，去欣賞這些人的存在。」
十六歲之前，阿Dor 基本都待在家裏，幾乎沒有機會出門，「我從小沒有別的看，真的就在家裏看迪士尼呀、音樂劇這些，腦子裏就有很多幻想。」這些幻想終有一天會變成影像。
如果標籤我有幫助的話
南京出生，台灣成長，馮佛成然後來了香港求學。
剛來香港的時候，他印象裏覺得香港「是一個蠻開放，大家也勇於表達自己」的地方。
問他這種預期從哪裏來，他說這好像是華語社會的一種幻想，「我們看過那麼多的影像和文化作品，香港有關錦鵬，香港有林奕華，大家都在用不同的視角看我們這個群體，看完真的會帶着很瑰麗的幻想來到這裏。」來了之後，馮佛成發現未必如此，「原來那些都只是安置在那一個年代的東西，都是我們對那一個時代的幻想。」
「在香港，我們所謂的曝光，只是一種很表面或者形式上的態度。很多 Drag Queen 的生存狀況被掩埋在外部的環境下面。這些人想衝破一些事情，或者衝破這幾年的某些狀態。這群人代表了一種精神，也許想衝破大家的眼光，也許是我們所謂 Queer 圈子裏的一些既定看法。」這種好奇曾引領他在演藝二年級拍攝過一部關於 Drag Queen 群體的紀錄片。而入選同志電影節的則是他的劇情短片《對面海》，曾經的「密友」多年後在西貢重逢，時間累積的分歧與重燃的曖昧，兩個人終於發生了關係，故事的結尾，卻是其中一個人將自己的喜帖放進了對方的信箱。
「我想要拍一個人在這個時代怎樣做出選擇的故事。」馮佛成過去四年亦深感香港社會劇變對個體命運的影響，於是他想到，如果把一對角色推到婚姻與情感關係的選擇裏，那麼在此刻當下，他們將如何繼續前行？
《對面海》有時代抉擇的內核，也有同志愛情的直線劇情。馮佛成不抗拒這部作品被定義為「同志電影」，「我會認同自己是 Queer，但我不會主動去說，可是如果大家這樣標籤我，可以讓大家了解更多，讓環境變得更好的話，我不會介意。」他從不主動認定自己是一個酷兒導演，或者是來自某一個地方的導演。
酷兒，是一種凝聚力，還是一種標籤，一種把人們圈起來的方法？
「以香港的環境來說是在宣傳這個事情。因為我覺得香港無論是電影市場還是觀眾受眾，對於所謂的同志影像還不是很了解，也不是很知道這個東西究竟是什麼，」馮佛成認為香港的社會或者說香港的觀眾需要多看一些本地的「同志題材」，民眾對這些題材的接觸還不夠。或許在現階段，把它標籤化是一個了解和接觸的渠道。「如果沒有同志影展這個渠道，在香港你會很難見到如此規模的、所謂『同性的』題材的影像的展出」知道自己入選展映之後，馮佛成很開心。
斜槓族關俊雄從2021年起，每年都去香港同志影展看電影。那一年他還在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就讀，剛開始創作和演出 BL 網劇。他認為 LGBTQ+ 成為一個單獨的電影門類不是壞事，「主流電影裏的性小眾情節，通常都是副線 / 一小段落，說故事的空間 / 時間很有限，我認為看電影如果能產生共鳴，是一件令人很享受的事，相信性小眾群組看電影也希望產生共鳴，想看到和自己經歷相近的故事，而可能只有看 LGBTQ+ 主打題材的電影，他們才能更有共鳴感。」
關俊雄是兒童及青少年戲劇訓練導師，也是舞台劇演員，同樣還是 BL YouTuber，他既是編劇，也是演員，「觀看 LGBTQ+ 題材的電影，對現在的我來說很重要，如果不觀看其他 LGBTQ+ 作品，我會失去一個很重要的學習機會，感受不同的電影作品，這個過程我很享受。」香港同志影展讓他找到了同樣做 LGBTQ+ 題材的同輩及前輩，令他倍感珍惜，「看到這些同志角色選擇很快樂地做自己，令我有種安心的感覺，因為生活中有太多人和事，無論家庭、學業、工作，都令我們不能夠完全坦誠地表達和表現自己。」
接受採訪的創作者們多數無意將自己定為性小眾影像創作者，更多時候，這些創作者們都是以推動和理解的角度來思考。林澤銘說他並不是非創作同志題材不可，「但因為我本人是同性戀者，我的生活就是一個活在香港的同性戀者的生活，也會經常接觸到同志圈內人與事。我的故事都是源於生活，所以不是同志題材重要，而是生活重要。」
在他心中最重要的是，不論同志或非同志，都應該建立自己的聲音，表達自己的故事的權利。
近幾年來，香港有幾部 LGBTQ+ 題材長片引起過民眾討論，《翠絲》、《叔·叔》和《喜歡你是你》進入院線，引起了不少關注，也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的肯定，另還有《女人就是女人》、《造口人》等性小眾題材電影問世，多集中在2018年至2020年間。
「可是這樣的作品最近又變少了，」阿Dor 回顧過去香港的性小眾影像，覺得張國榮和梅艷芳的出現非常可貴，「曾經有兩個偶像級的人物令香港人覺得妖豔和中性是可以接受的，但張國榮和梅艷芳去世之後，似乎香港在這個角度上沒能再更進一步。如今再看《金枝玉葉》，你還是會覺得這部電影是很好看的。反而現在好像大家都很恐懼再拍攝這種題材，因爲很怕這個人怎麽想，那個人又會怎麽看，因爲太多預設放在裏面了。」幾位參與影展的年輕導演曾討論過為什麼這些作品沒有進步過，反而變少了。阿Dor 認為有很多行業外部的原因，有審查、或者投資商興趣缺缺。而已有的很多主流作品內，性小眾群體的形象還在繼續刻板化，依舊只是異性戀者心目中所設想的狀況。
馮佛成直指某些作品不真誠，「或者說香港這個社會都不是很喜歡百分之一百地把真心拿出來，」他看到那些作品的話題性、議題性被拿出來，可以產生商業價值的元素被拿出來，「那不像是一個創作，更像是一個『怎樣把ip變成錢』的作法。不論是電視節目也好，還是某一部分叫做『讓大眾知道』的影視作品也好，都不真誠。」
儘管大家對台灣電影《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褒貶不一，但都認同它的議題性相比其他同類題材更加進步。「這部電影已經講到『next generation』、多元成家的議題，這正是台灣二十幾年來LGBT權益運動不斷發展的結果，而香港還在討論『男人和男人拍拖要怎樣承受社會壓力』，」馮佛成親身感受過台港的不同溫度，認為台灣的性別議題發展已經進入正軌。
「但香港也有香港的好，既然有環境的壓制，個性的發展或者說極端的程度就變得很廣闊。如果你想要 hardcore，有很 hardcore 的人存在；想要很溫柔，也會有很溫柔的人存在，」馮佛成來到香港之後，發現雖然所講的「圈子」裏衝突很多，但是每一個個體都非常澎湃，「很有自由生長的感覺，不同面孔的豐富性還滿多的。」
因為香港「什麼人都有」，「不同種類的光譜真的很全面」，他覺得很舒適。
有失偏頗的性小眾群像
馬齊Yura 曾經每年都特別期待香港同志影展，「想說香港這個城市裏面這麼難得可以有 LGBTQ+ 能見度的活動，怎麼樣也支持一下，」每次翻開同志影展的手冊，她又有些無奈，看到內容八成是男性同志電影，「lesbian movie 少得可憐⋯⋯挑來挑去也實在沒一部可以下手。」馬齊Yura 笑稱自己是大寫的拉拉，她是喜歡同性的一位順性別女性。
「有一年，同志影展有一部歐洲拍的拉拉片，看上去題材還蠻吸引的，想說終於可以去看一下，但是看的過程整場都在想這電影什麼時候完結，」馬齊Yura 有一種奇特的感覺，她必須抱着無限支持性小眾導演創作的心態，而不是因為電影本身品質足夠好而入場。那種心情像是在看新導演的畢業作品。
她一口氣將這部電影重新回顧了一次，「我和另一個朋友看完之後，覺得拍得很唯美，也拍出了少女時期那種同性情誼的青澀，但整個節奏很慢，基本上劇情的套路來來去去也是那些，女生在高校時期跟閨蜜探索身體，過程裏面擦槍走火，愛上對方，在祕密小花園繼續進行禁忌情愫的時候沒有鎖好門，被其中一方家長發現，被所有大人們追逐被抓，然后悲劇收場⋯⋯」
在她看來，這似乎是一種女性同志電影的通病，是一種對女性同志的刻板印象，「就好像是香港前兩年那部《喜歡你是你》，爛得不行，對於女同情誼的理解流於刻板，純粹是因為裏面女校的設定讓曾在女校開展過懵懂同性情誼的經歷有所共鳴，所以迴響比較大。」研究亞州酷兒電影的教授Fran Martin 所寫 Backwards glance 中指出，兩岸三地的女同電影永遠是一種類似的敘事，一個老去的女同志緬懷自己校園時期的那段青澀而深刻的同性愛情/親密關係，以其中一方又再走向異性戀主流而告終。
馬齊Yura 惋惜道，男同志電影題材多元，對於性慾探索也走得比較遠，深度還在探討男同志社群的難題，女同志電影卻似乎一直停滯不前，流於形式和刻板。
「香港短片」之中的《蠍子草》，是一部講述女性性小眾故事的短片。主角是一位「異鄉人」，從菲律賓來到香港生活了多年，一次偶然的隱形劇場經歷則激起她對故鄉舊愛的回憶——在天主教的規訓下，她曾被迫和同性愛人分離。導演池清麗是自我認同為酷兒的港菲混血，身份議題的交織是其創作母題之一。
《蠍子草》之前，池清麗拍攝過紀錄片《安全距離》，講述在英亞裔酷兒的故事。其中《安全距離：第一章》紀錄了中國酷兒秋白在英國疫情期間與同性伴侶 Bling 的線上婚禮，並回溯了秋白起訴中國教育部污名化同性戀的行動經歷。去年，這部紀錄片獲得了第33屆香港同志影展觀眾票選短片大獎。
池清麗在一次「隱形劇場」的空間裏表演時，圍觀的一位婆婆以為表演者真的被人攻擊，擔心發生危險，立刻出聲相助。那次仗義執言讓池清麗非常感動，感受到身為性小眾群體，並不是真的孤立無援。這一段經歷啟發了《蠍子草》的誕生。於是，觀眾看到《蠍子草》創造性地將紀錄片、實驗影像、劇場表演等多種元素揉合在一起，開頭一幕以非常寫實的鏡頭和視角讓觀眾從街頭逼真的戲劇衝突進入故事，再經由Super 8的鏡頭帶回到懷舊的菲律賓。
池清麗覺得自己很幸運，在二十幾歲向父母出櫃時，父母立刻接受了。雙親也親手幫忙參與《蠍子草》的拍攝。《蠍子草》承載的期待，是想要通過影片釋放對回憶的傷痛，療癒自己，也療癒過路人。
這樣一部女性性小眾故事的本地短片，也承載了觀眾的期待。不過卻未必人人都滿意而歸。電影愛好者，同樣也是性小眾群體之一的 Rais 提及自己在香港同志影展的觀影經歷時，表達了對《蠍子草》的感受，「看《蠍子草》場合不對，勾不到共鳴。」
《世界色彩只在黑白之間》（All the Colours or the World Are Between Black and White），「香港短片單元」（Hong Kong Short Stories）及《烏干達打壓事件簿》（Out of Uganda）本是 Rais 相對滿意，認為質素較高的節目，「香港短片單元」中的《蠍子草》卻沒有獲得肯定，「其他三個單元故事結構完整，主角成長線清晰，拍攝手法技巧也有高水準，演員演技在線；但放在最後的《蠍子草》，上述4種元素也沒有。」
Rais 指短片與手冊中的故事梗概對照，「菲律賓移民的戀愛故事沒頭沒尾，故弄玄虛，我真的搞不清楚她為什麼貼個海報（看不清什麼内容）就被捉去坐牢了，出來女友就和男人結婚了。」在2023年，Rais 想看到更多女同志幸福快樂的故事，「而不是舉着香港製作的旗子，說着香港人很難同理到的其他國家的虛無故事。」
身為電影愛好者，Rais 常常在百老匯電影中心看電影，從主流科幻片到 cult 片都有涉獵，也坦承雖非一定要看性小眾題材，但若看了，一定會更挑剔一些。
對今年的香港同志影展，她也有一半失望，「主要是在百老滙描述電影的簡介和實際情況很不一樣，我自己是做數碼營銷，也經常寫內容，但包裝也是有底線的，有一些內容不能避重就輕。」
《留不住的夏天》（Last Summer of Nathan Lee）簡介讓她覺得不合理，「電影描述並沒有寫出會有男主角、女朋友、及男主角基友，3人群P的情節，也不能說電影沒有成長線，但更多是主角群5人間的感情關係，真的是『亂搞』。但電影描述包裝成一個快要死的在美亞裔年輕人的人生反思故事。」
她看 LGBTQ+ 題材的電影，會想更感受到當中真實的愛情，不一定要完美結局，但要有意義及反思。Rais 想不到有哪一套女性同志電影曾帶給她這樣的感受，「我沒看電影節內其他 Lesbian 的電影（時間不對），不能作評價。但整個電影節，描述 Lesbian 感情的電影太少了，整個市場並非沒有好的製作呀。」
不要去想一隻大象
影展常客 ZZ 是一位異性戀順性別女性。大部分在香港舉辦的影展，她都會儘量參加，其中包括同志影展，「對我們直人來說就是很好的教育，可能電影比起那些抽象的意識形態辯論，有比較具體的故事和人，讓我更加能夠真實感受到他人的處境吧。」
每年都有一些歷史題材的電影，在她心中留下印象，「也不是會徹底地瞬間地改變，就是一種教育，比如原來德國性小眾群體有一套自己的戰後記憶，以前覺得二戰結束了人類的苦難不就完了？看完電影才知道，原來風俗法律是這麼緩慢地發展過來的。」
「如果非要把同志影展和其他的比，可能就是電影咖位明顯小了，很多不知名的電影。」大部分放映作品在她看來更像是學生作品，「坦白說，整體不夠好，但說到底還是主流觀眾不消費，拍的人多了肯定會愈來愈好。沒投資，死循環。」
獲獎之後，林澤銘目前仍在擴大圈子，他只做過編劇，對拍攝一竅不通，希望認識到懂得拍戲，又對他的劇本有興趣的導演和監製，嘗試一同合作。香港的行業分得很細，電影編劇只寫電影，舞台編劇只寫舞台劇，很少跨媒介而成功的例子，他羨慕在外國很多編劇不論電視、電影、舞台都能游刃有餘。
而「香港短片單元」的四位導演，現階段都以其他收入來源為主，同時也都期望可以打開更大的電影世界，「今天我們有四條短片放在這裏，有更多的人認識，就能代表有人願意投資拍下去嗎？其實反而更模糊了。」
廖彩盈堅信自己的影像之路，一定先要討好自己；池清麗將繼續關注 LGBTQ+ 題材的影片和紀錄片，也會跨出這個範疇尋找其他題材；馮佛成成立了很有口碑的攝影工作室，在任何型態的作品裏，他將堅持自己的敘事風格和審美價值；劉詠敏要拍各種被無視的人，或者有一天要拍迪士尼風格的歌舞片。
從理想講到現實，大家也都在關注岑子杰同性婚姻上訴及李亦豪同志伴侶繼承權等案件。
「大家要覺得這件事同自己有關的，而不是高高掛起，」同志權益需要更多的人站出來，現實中確實人們對性小眾群體不夠了解，不夠關心，馮佛成覺得很多性小眾群體自己都不太關切。
阿Dor 說大聲呼籲關注，正正說明關注度低，「因為當傳媒還要特別去強調『同志』這個字眼的時候，你就知道大家對此還是非常缺乏認知，人們還在看 TVB，TVB 至今還在把性小眾群體非常刻意地放在節目裏面，這就是我們大眾對此的認知。」
馮佛成分享他在逛街的時候，看到一則公益廣告，不由得笑出了聲，「那一則巴士廣告上寫：不要歧視性小眾。」
「也許初衷是好的，」在一片笑聲中，他形容為，「都唔錯，但好唔掂（也不錯，但也很不對）。」
池清麗說，「當它叫人不要在腦子想着一隻大象，人們就一定會在腦子裏想一隻大象。」
受訪者影展觀眾馬齊Yura、Rais、ZZ 應當事人要求，均為化名。
「在創作的時候，Tanya 試着想像現在中學生會經歷的某些事：可能家庭的問題，或者是學業的問題，或者是社會的眼光，又或者是同濟的目光，她也想將自己的故事帶出來⋯」是否應該為「同儕」
感謝指正，已在原文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