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冷水江杀师案余波：一起疑案、两名少年与停滞的14年

【编者按】14年前，湖南省冷水江市两名高中生被指控奸杀英语老师，后两审均被判处无期徒刑。该案在侦查和审理过程中存在多处程序疑点，包括仅依据口供断案，凶器木棍作为物证缺失，疑有刑讯逼供，一份显示存在“第三名未知男子”基因的DNA鉴定意见全程未出现在庭审现场等。

2019年3月，该案另一涉案人张琦，即前述“第三名未知男子”被以涉嫌侮辱尸体罪抓获，此后被指控涉嫌犯强制猥亵、侮辱罪。2023年3月16日，张琦被以强制猥亵和侮辱罪起诉、不公开开庭审理完毕。

两家上访申冤14年，至今未得到他们寄予最后希望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湖南省高院一份内部材料揭示出一丝端倪：一位副庭长认为，该案从严格证据角度考虑难以定案，但从社会影响上难做无罪宣告，谨慎起见应提案再审。但原办案单位负责人不同意启动再审，驳回了申诉。

事发时的两名少年，如今已年过三十，仍在等待最新的申诉复查结果。当年参与过该案的律师和当事人，大部分已经失去了联系。受害人刘云（化名）老家的房子已经卖给他人，她的父亲也于几年前过世。时间流逝，两名少年停在原地。

14年前的一个夏日夜晚，湖南娄底冷水江制碱厂11栋顶楼，41岁的刘云奄奄一息地横躺在自家楼顶的水塔旁。晚上10点左右被家人发现时，她的口鼻正往外冒着血泡，胸部和下体裸露在空气中，已经被撕烂的内裤套在右侧的大腿上。送往医院不久，刘云就因抢救无效死亡。

这起恶性凶杀案轰动了沉伏已久的小城。为平息民愤，冷水江市投入大量人力、警力侦查，最终将犯罪嫌疑人锁定为两名少年——刘浒与谢伟。两人都是冷水江第六中学的高二学生，刘云曾是他们在制碱厂职工子弟小学的英语老师。

公安机关在2010年1月12日出具的侦查报告显示，警方通过对刘浒、谢伟及其父母的询问，发现一个很大的疑点，“他们对刘云遇害当天自己所做的事情和所看过的电视节目都记得一清二楚。”

2010年8月，娄底中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两人犯有强奸罪，判处无期徒刑；谢伟的父亲谢国东因为当庭供认包庇的犯罪事实，法院认定有悔罪表现，适用3年缓刑；刘浒的母亲许小红则被判处4年监禁。

判决过后，刘浒、谢伟和许小红提出上诉。两名少年声称作出的有罪供述是侦查阶段被屈打、逼迫之下的不实之言。在此前的庭审中，他们没有停止过伸冤。许小红则称自己对相关事由完全不知情，不构成包庇。最后选择认罪的谢国东事后解释，认罪是因为想要回家照顾仅有2岁的小儿子谢方（化名）。

对于能够记清当天发生的事和电视节目的疑点，申诉律师解释说当时正值暑假，他们每天的生活重复而单一，背出电视节目时间并不奇怪。

更令人生疑的是，最终作出的判决完全基于当事人的认罪口供，没有出示任何客观物证和鉴定材料。在一审判决书中，两名少年是用一根长60厘米左右的木棒将刘云打晕，然而这根木棒的行踪却下落不明。庭审笔录记载，公诉人在一审的第一次庭审说，“木棒只是现场提取到类似物品。”第二次庭审中，公诉人又将该木棒列为证据提交，称该木棒就是作案工具。

三年后，一份DNA鉴定书浮出水面。鉴定书显示，送检的血迹中含有的DNA与刘浒、谢伟并不匹配，但同时发现含有另一未知男性的基因。四年后，这一未知基因与一名叫张琦的男子相匹配。

另外，湖南省高院一份内部材料也显示，一位副庭长认为该案从严格证据的角度考虑难以定案，但“该案从后果和社会影响上考虑做无罪宣告又是很难的”，不过，他最后认为要“慎重起见”，应该提案再审；庭长则称，“原办案单位负责人不同意启动再审，同意驳回申诉。”

2020年1月18日，湖南省高院公开表示正依法对该案申诉复查，但至今未公布最新结果。

14年来，谢伟和刘浒被关押在娄底监狱，不肯写悔过书，拒不认罪减刑。因为已经上了高中，少年在家中的痕迹已经难以抹去。14年过去，焦距拉开，父母对他们的记忆也逐渐模糊不清。

司法的余波一层又一层地荡漾，掀起波澜。两名少年在监狱中长大、成人，如今已经年过三十。他们仍在等待司法程序的继续推进，可蹉跎的岁月已然无法挽回。

1、冷水江

这里是冷水江，湖南一座边缘小城。但小城的锑产量占全世界30%。1969年，冷水江由镇设市，凭借发达的工业，创造了“世界锑都”神话。与所有资源型城市一样，经济增长透支了城市的生命。2009年，案发同一年，冷水江市被国务院认定为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锡矿山的锑被估计仅能继续开采5年。

2023年2月，我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时，发现城市的面貌停留在上个世纪。停运、关门的招牌在街道随处可见，空气里飘荡着运煤货车落下的残渣，饭点的餐馆几乎只有一桌外地顾客。甚至在市区，大型超市里的售货员也比顾客多。下午四点，冷水江图书馆的管理员提前一个半小时离开，馆内甚至找不全《冷水江日报》。晚饭后，出租车就鲜少光顾这片土地。

走在距冷水江市区八公里的制碱厂附近，分辨不出这是村落还是城市。商品房和自建房混在一起，荒废的耕地里长满了杂草。从高处往下看，瓦房大多盖着暗红色的尖顶，交织错落地点缀在土地上。

和其他制碱厂职工住的单元楼不同，刘浒一家住在一楼自建的红顶瓦房，在一众苏式建筑中格外突出。窗台外摆着晒干的柚子皮，拖布倒挂在门前。房屋的墙壁已经变黄，还有几块墙皮脱落。

刘肃洞是刘浒的父亲、许小红的丈夫，也是制碱厂退休员工。2010年，判决下来不久，他开始上访申诉。刚开始，他完全不懂上访的程序，后来碰到一个姓王的上访专业户，每年上访都带着他，一路从娄底信访办上访到北京高院。

没有上访的日子，刘肃洞一个人待在家，作息规律完全被打乱。上班还好些，一下班就无所适从，有时独坐在椅子上，想着想着，眼泪就流了出来。一个人的工资，要给两个在监狱的人送生活费。烟抽得更多了。

制碱厂离家不过十分钟的路程。自上世纪90年代从甘肃调回娄底，刘肃洞已经在碱厂工作了二十余年。2005年碱厂改制，待遇变差，为了退休金，他坚持留了下来。好不容易等到退休，为了攒钱申诉，已经59岁的他在小区当保安，57岁的许小红则在医院做护工。

家里无人居住，以至于常有老鼠光顾。墙壁上焦黄的风扇满是铁锈，2019年的日历挂在墙上，一页没翻过，停在1月，春节的“福”字旁是六年前的金鸡。一辆银白的电动车停放在屋里，上面堆满了杂物，看起来废弃了很久。

出事后，两人长期在外，几乎不住在一起，只在家里过了一次年。许小红对于忙碌并不抗拒，反而一闲下来觉得日子没法过了。

刘浒的爷爷瘫痪在床，得知事情后挂念着孙子。刘浒托母亲转告，让爷爷养好身体，自己很快就出来。可一直到临终前，这个愿望也没能实现。许小红记得刘浒的爷爷拉着她的手，让刘浒回来，要见他一面。她苦笑，那怎么会回来。

2、丢失的凶器

法学教授叶竹盛在2016年知悉了这起案件。有媒体报道，他曾把案件作为学生上课的题材，和学生一起分析案件，讨论了一整个学期，最后用模拟法庭的形式结课。结果所有的学生都认为是冤案，没有人愿意当公诉方。

课程结束，叶竹盛认定案件存在重大疑点。2017年年中，他带着律师正式为案件申诉代理。他通过阅卷，发现本案在犯罪意图产生、犯罪预备、犯罪实行、犯罪结束的42个细分阶段，两人的供述均存在无合理解释的矛盾。

在谢伟和刘浒的供述中，木棒是本案的唯一凶器，也是最为关键的物证，但冷水江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并未将其送检。其于2010年4月7日说明称：“案发后为阴雨天气，待我局刑侦大队找到犯罪嫌疑人刘浒、谢伟所使用的殴打刘云的木棒时，该木棒已被雨水冲洗过，无继续鉴定的意义。故我局刑侦大队未将该木棒送检。”

叶竹盛带着团队前往冷水江市气象局调取了案发前后一周的气象资料，冷水江市气象局出具的证明显示，2009年8月25日案发当天阵雨转多云，降雨量为0.0毫米；8月26日雷阵雨转晴天，降雨量为0.1毫米，此后连续两天晴间多云，直到8月29日才有7.9毫米的雷阵雨。

“如果木棒确为作案工具，经过多次猛烈击打后应该会留下谢伟、刘浒以及被害人的生物痕迹，且案发前后几天并未下大雨，警方为何不将木棒送检？”叶竹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质疑。

庭审笔录记载，公诉人在一审的第一次庭审中承认，“木棒只是现场提取到类似物品，所以未在法庭出示和进行鉴定。”但在第二次庭审中，公诉人又改变说法，将该木棒列为证据提交，称该木棒就是作案工具。

案件一审时，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就提出，公诉方没有提供谢伟、刘浒进入现场以及在犯罪现场实施犯罪而留下的足迹、掉下的毛发等人体组织，也没有在受害人身上提取两人留下的唾液、阴茎分泌物等生物成分。这意味着指证两名少年进入犯罪现场和实施犯罪行为客观证据完全缺失。

而现场勘验检查笔录也显示，案发现场提取的痕迹和物证基本全部来自被害人刘云，包括手机、头发夹碎片、眼睛碎片、胸衣、凉鞋等，没有他人的足印、指纹等。

一审时，辩护律师提到存在刑讯逼供行为，法院则认为刘浒、谢伟在公安机关的供述有其班主任老师在场见证，并在公诉机关对其提审讯问时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能够排除刑讯逼供。

在两份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法定代理人到场通知书上，分别是刘浒的班主任赵凡坤和谢伟的班主任余志宏的签字。令双方父母生疑的是，班主任能否作为孩子的法定代理人，审讯时他们又是否全程在场？

二审的辩护律师说，据他们调查，讯问时班主任并未在场，四份笔录均系做好后，事后找两位老师补签的。叶竹盛则质疑班主任在假期期间无权作为学生的监护人，且最初几次提审时，刘浒的父亲与谢伟的母亲没有被逮捕，那几份笔录应当由他们签字。

问（二审辩护律师）：当时公安人员和你们说了为什么要你们签名吗？

答（班主任）：他们说刘浒和谢伟的父母都被抓了，他们两个是我们的学生，所以要我们签名。

问：请问两位老师是什么时候签名的？

答：8月30日上午十点多十一点左右，我们到的公安局，当时公安人员正在讯问刘浒和谢伟，几分钟后，公安人员就拿了一堆笔录，让我们两人签名。

问：请问笔录上的内容你们看了吗？

答：笔录有好多份，我们也没有看。

问：为什么你们没有看笔录呢？

答：我们拿来笔录看的时候，公安人员就叫我们直接签名就是，我们就签了。

北京市大禹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李逊在2020年介入此案。他曾经代理过张志超案。张志超案几乎是这个案件的翻版：同样没有直接目击的证人和客观物证，同样是班主任在审讯记录上签字，同样有人包庇。2019年末，张志超在真凶未明的情况下得到平反，冷水江案随即进入公众视野，“都说是下一个张志超案。”

李逊分析，这类案件使用包庇罪也侧面说明证据不足，要用旁证证实“杀人”。事实上，湖南省高院也承认过案件存在疑点，其在一份内部材料中提到：

被害人遇害10小时后即进行尸检，但未能从被害人身上和体内提取到刘浒、谢伟的任何生物成分；

刘浒、谢伟有罪供称二人先后共强奸被害人十多分钟，刘浒还用中指抠摸被害人阴道五六分钟，但原始的尸检笔录载明，被害人阴道无损伤无充血。故证明被害人被强奸的客观证据缺失；

刘浒、谢伟被审讯时其班主任是否均一直在场见证，两班主任证言前后不一，可能影响到侦查机关审讯程序的合法性。

来来往往的律师一波又一波，留下的申诉材料在谢国东的行李箱里堆积成了小山，但始终没有新的进展。

3、探监

3月23日这天上午，许小红换上深红的棉衣，红运动鞋，袖套也换成红的，准备去娄底监狱会见刘浒。前一天晚上，刘浒打电话告诉母亲，疫情放开，可以来探视了。

她不到一米六的个头，披散着短发，前面几乎秃了，几缕白发从前面先长了出来。眼角的皱纹轮廓分明，手上长满了老年斑。

初春的阴雨天，有些湿冷，地面上还有昨夜未干的雨点。从冷水江金竹汽车站到娄底汽车站要花1个小时多一点，有专门的中巴车，要30元。以前接见是在上午，回程的火车最晚在中午。她常常坐8点的火车去，再赶12点30分的回来，来回能省35元。

娄底监狱前有一片职工家属楼，穿过漫长的柏油路，一直走到尽头，再向右转，就能看见监狱。铁丝连着电网组成两层护栏，护栏间还有厚实的围墙，哨塔均匀地分布在围墙上，肃穆的气息笼罩着周围。下午两点，许小红提前到达会见处。她和刘浒同监室的亲友排在一起，明显矮了一个个头。

一见面，刘浒就说母亲瘦了、老了，许小红回答，好像也还好吧。两人像往常一样聊家常，聊父亲的身体，还有案件的进展。半个小时很快过去，许小红和刘浒匆匆告别。

车总也不来，许小红等得有些累了，在公交站台的座位上坐下，双脚蜷缩在一起，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车行驶来的方向。坐上车，她呆呆地看向窗外，手掌都缩在袖套里，左手叠在右手上。车窗起了雾，她用手划了两下，好能看得清外面。

2014年刚出狱不久，许小红去探望刘浒时，刘浒认为是自己连累了母亲，见一次两人就哭一次。兴许是那时哭得太多了，以至于许小红发现自己眼泪都哭干了，很难再流出来。

许小红总是问刘浒在里面怎么样。“已经习惯了。”刘浒说。有时，刘浒还会反过来安慰她，让她不要担心。“我怎么会不担心呢？”她低下头，不停地搓着手。

4、未呈堂的DNA鉴定

2014年，一份新证据出现了。当年，谢国东在翻阅案卷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一份由湖南省公安厅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09年12月18日的法医物证鉴定书（以下简称《鉴定书》）。

《鉴定书》首先肯定阴道擦拭物的检测结果为弱阳性，但仅从其身上检测出刘云一个人的生物成分，未发现谢、刘二人的任何生物成分痕迹。《鉴定书》另外提到，在送检的胸罩上的血迹中发现含有刘云与另一未知男性的基因。

奇怪的是，这份鉴定书并未出现在法庭上。家属因此质疑公安厅有藏匿证据的嫌疑。

一审前，辩护律师就指出乳罩上的DNA鉴定迟迟没有结果。他在律师意见书上提到，按照本案刘浒、谢伟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乳罩上应当留有被害人的体液(阴道分泌物)和被告人阴茎分泌物，那么DNA结论是证实二被告实施犯罪的有力证据，“而这证据至今也没有。”

冷水江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曾在2010年4月22日出具了《情况说明》解释未知男性基因的出现，他们说，“另一未知男性的基因”是在发现、抢救及现场勘查中，死者刘云的家属、医护人员及现场勘查技术人员接触留下的。当时冷水江警方认为，由于接触过该检材的人员较多，做DNA技术对比相当困难，故无法鉴定出“另一男性”的具体身份。

叶竹盛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对这一解释的不认可，他说，遗留的血迹是混合血液。这意味着现场人员必须刚好有破损到可以滴血的伤口，又刚好滴到刘云胸罩上指甲盖大小的血液上；另外，按照重大刑事案件的侦破力度，为了排除任何合理怀疑，应该把当时所有人都叫过来验DNA。

DNA证明后来出现在案卷中，或许是主审法官留下的最后一点希望。这份从未被出示但早已送达的证据本不应出现在卷宗里。当然，法官也没有把这份证据交给被告人与辩护律师。

也是在同一年，被判包庇的许小红刑满释放，谢国东缓刑到期。因为《鉴定书》的缘故，两人认定孩子是清白的，拿着申诉材料去北京上访。刚开始，他们每三个月就去一趟北京，懵懵懂懂地拿着材料在信访办附近游荡。许小红说，当时他们“就是瞎走”，有时半夜三四点钟、天还没亮就开始排队，接访的工作人员来了，跟着人群拼命往前挤。

为了省钱，他们在北京的旅社住20块的床铺，人挨着人，有时就在桥洞下凑合，“不是因为这个（案件），谁愿意到那里去？”许小红念叨着，苦涩地笑了。她几次想过自杀——就死在政府门前。但后来又想，如果她死了，就完全没有希望了。“现在我没有那种想法了，我要坚持到底。”提起那段日子，她心有余悸。

四年过去，申诉没有任何进展。在湖南省高院一份落款日期为2017年2月28日的内部材料中，始终没有结果的原因显露了端倪：一位副庭长认为该案从严格证据的角度考虑难以定案，但“该案从后果和社会影响上考虑做无罪宣告又是很难的”。不过，他最后认为要“慎重起见”，应该提案再审；庭长则称，“原办案单位负责人不同意启动再审，同意驳回申诉。”

5、认罪

许小红始终记得14年前在看守所的情景，公安局威胁她，如果不承认包庇就把刘肃洞也抓起来。她知道丈夫此前身体不好，更怕他因此失去工作，养老保险也没了。她有些动摇。公安局又接着说刘浒已经承认犯罪经过，她只好答应。她说，当时整个人都是糊涂的，但到了看守所马上就清醒了，知道认罪会害了儿子，所以在法庭上翻供。

也正因为那次被诱供的经历，她坚信儿子无罪。但让许小红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周围的人都在劝他们认罪。

在一次会见中，冷水江政法委的领导劝她，“人的名声，人的清白很重要，但再过十几年，国家它就算是搞错了，你人到了四五十岁，（出来）还有什么意义吗？”他苦口婆心，“假设你现在认了罪，可能过了三四年，无期改有期的话，待18到20年左右就回去了。”

许小红带着哭腔，“那都不是他做的了，让他认罪？认了罪之后，我还能想什么办法呢？”对方的声音更大了，但是你现在没有新的证据。许小红没有理会，只是重复，我还是相信法律。

“相信法律现在无效哩，按我们农村谈事的说法，你赢了也是你输了，国家赔了几百万，你都是个输家，对你儿子来说都是个输家。”眼看劝不动，对方最后说，“你给你儿子奔波，还能搞几个十年？”

“我就搞到搞不动了为止。”许小红坚定地回答。她记得儿子说过，要么清清白白出来，要么把牢底坐穿。她甚至想过儿子会坐一辈子牢，但“那也没办法”。她要上访到80岁。

政法委的领导又说，公安当年做事肯定不是空口无凭的。许小红反驳，那冤案都是怎么搞出来的呢？

在场有一位人士曾在当地警局工作过，他解释，当时办案公安在侦查期间可能注重口供，且出于程序和工作能力的问题，有时候疏忽了证据，没有及时提取，经过一段时间后，证据已经无法提取。

法律能否还他们清白，关键在于能否再审，“但案子过了那么久，牵涉的人员太多了。这个案子我不敢说法院没有问题，谁都不敢下结论。我不能说这个百分之百是冤案，也不能说百分之百不是冤案。”他补充。

刘肃洞则早早放弃了申诉。他在上访四年无果后，转而劝儿子认罪，哪怕他从不相信十六岁的儿子会杀人。

劝了几次无果后，他干脆不再和儿子见面，赌气说自己不管他了。他有些不满地跟我对比当年许小红和谢国东的遭遇：谢国东为了判缓刑在第二次庭审认罪，而许小红入狱后坚持不认罪，在长沙女子监狱待满了四年。

谢国东对认罪减刑异常抵触，并因此指责刘肃洞精神出了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正常人”，他要坚持上访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减刑的第一个条件是认罪态度良好，坚持不认罪可能重回清白之身，但更可能一辈子虚度在监狱。

2017年底会见的时候，叶竹盛也劝过谢伟认罪减刑，因为认罪不影响申诉。但谢伟拒绝了。管教干部告诉叶竹盛，监狱关押3000人，几年来来回回进出有小1万人，这么多年来坚持申诉的只有两名少年。

6、“第三人”疑云

希望之火再次重燃是在2018年。当年，湖南省高院组织专案组复查案件时，通过比对，找到了与《鉴定书》上未知男性基因信息匹配的男子。他叫张琦。

2019年3月，张琦在广州被警方抓获。他生于1990年，案发时19岁，家住冷水江市沙塘湾街道办沙塘湾社区，距案发地不到3公里。

张琦在案发后不久去了外省，2011年11月在广州因盗窃被逮捕，刑满释放一年半后在杭州因持刀抢劫再次入狱。

2019年1月，许小红在日记本写道：“十年了，终于看到了一点希望……”这本日记从做家政开始她就带在身边，把每天的收入和花销记上面。来来回回总有记者问她案发那天的经过，她怕说得有出入，也提前写上，“记（起）一点，写一点。”

但很快，转机消失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时任冷水江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肖海文表示，张琦是在谢伟和刘浒作案后到现场的，其涉嫌的罪名是侮辱尸体罪。然而，据尸检鉴定书，刘云在天台上被发现时尚有呼吸，送至医院后才死亡。刘云的家人也提到，他们发现刘云时，她还有呼吸。

叶竹盛曾提出，张琦案由冷水江公安机关侦查，与原办案机关高度利益相关，涉嫌程序违法。直到去年7月，有媒体报道称案件将于冷水江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案由从侮辱尸体罪改为强制猥亵、侮辱罪。

“你说张琦是猥亵的话，他DNA都能检测出来；刘浒在现场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他们两个人的DNA一个都检测不出来，现实不现实？”刘肃洞质疑。他弹着烟灰叹息，两个年轻人完全毁了。声音有些嘶哑。“没办法”，他有些负气，从嘴里吹出轻飘飘的三个字。

一位参与申诉的律师解释，若高院判定张琦判定为强制猥亵、侮辱罪，即意味着谢伟、刘浒强奸致人死亡动作发生在前，张琦介入发生在后。且张琦介入没有对死亡发生因果关系，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会以强制猥亵、侮辱罪认定。

他认为案件存在瑕疵，因为即使认定张琦是在两名少年之后介入的，那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上，凭什么认定张琦的介入，对死亡的发生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好像又没有希望了。”得知张琦已经于2023年3月16日以强制猥亵和侮辱罪起诉、不公开开庭并审理完毕后，许小红淡淡地说。

案件宣判后，我去到过张琦家。红砖砌的房子有些年头了，还没有上漆。外边的铁门上了锁，早已无人居住。附近的邻居告诉我，张琦的父亲精神方面有些问题，在不久前去世，母亲也已经改嫁。

7、谢国东

2023年3月31日，我在冷水江见到了从北京上访回来的谢国东。他今年55岁，住在U型马路拐角处的独栋水泥房里。房屋有三层，他住在二楼，从旁边的楼梯爬上去，直走是公共阳台。

阳台对面是坟山，墓碑刻立在土坡上，隔着不到200米。党员干部服务群众联系卡张贴在门的左边，与这栋上世纪的房子格格不入。楼上的邻居家正在操办喜事，红彤彤的结婚照和“永结同心、百年好合”的标语刚好挡住大门。

谢国东情绪低落，语气低沉。套着黑外套和过长的蓝裤子，跛着脚走路，略带颠簸。见到我们后，不住地叹气。他比照片上更苍老了。

说起谢伟之前暑假回农村——白天做事，晚上陪爷爷奶奶说话——他的眼神又重新充满光彩，不停地重复谢伟是个好孩子。可能担心我不相信，他翻出谢伟的高中学生证，指着上面“思想表现好，很直率坦诚”的评语给我看。看着孩子的照片，他勉强挤出一个笑容。“他头发还在的时候是一个帅哥，现在像一个老人。”

谢伟一辈子没走出娄底，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涟源。少年的理想是去北京读大学，谢国东曾经问谢伟的高中班主任，孩子能不能上大学，对方说，一本不敢说，但二本一次就能考到。谢伟的同班同学模糊地记得那年班里有五六十个人，只有十几个考上了本科。

起初，谢国东还想让儿子在监狱里学习，看能不能考个大学，但孩子已经31了，不再可能了，“差不多最好的时间都留在里面了。”

聊到一些细节时，谢国东总是自顾自地说下去，容不得我追问。他说，自己从没有在谢伟生日当天会见过孩子，因为“每个月你只能看一次，也不一定就是那天”。这是他的遗憾。他憧憬地说，要是有这么一个日子就好了。

但在谢伟的日记里，写到过父亲在他第二个本命年时当面送过祝福：

今天是我的生日，人生的年轮又多了一圈，整整二十四圈，也是两个轮回。二十四年的岁月就此终结。上午的时候，爸爸带着疲惫而又憔悴的身体风尘仆仆的来看我，为了早早的给我带来生日的祝福，他一定是在寒冷中等待了许久吧——谢伟日记

谢国东说，谢伟写的一整本日记是同监狱的人偷偷拿出来给他的，孩子到现在都不知道日记被拿走了。但谢伟仿佛知道日记会送到父母手上，日记接近尾页处他写道：

此本在我身边这么长的岁月将要离去……只愿在双亲看到此处时能够明白儿的心境，把儿深藏多年的思念带到你们身边，陪伴着你们，静等儿回归的佳音——谢伟日记

谢家的墙上挂了一张毛泽东画像，就摆在进门的位置。许小红家里也有几乎一模一样的，许小红说，别人告诉她，家里出了事买这个好用。谢国东没有说清画像的来历，只是不断向我强调“毛泽东是伟人”，他怀念那个时代。

2023年6月，谢国东从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收到信访答复书，答复书上说，省高院现在对本案进行申诉复查，案号为(2017)湘刑监2号。“请你耐心等待复查结果，也请你理解。”可他已经等不起了。李逊说，目前案件卡在湖南高院复查，“复查不出结果，我们最高法、最高检没法儿动。”

8、余波

刚见面的那天下午，谢国东和许小红带我爬上碱厂十一栋的天台，顶楼的微风缓缓吹拂过两人的面颊。

因为一桩案件，此前相隔不到一公里，却互不相识的两家人成了互相依托的慰藉，讲述的话语和表达方式都变得趋同；案件又像是锁链，将两家人的命运捆绑在一起，无法挣脱。

在刘浒家，所有的话题都围绕案件延伸。更多时候，夫妻两人就呆坐在电暖炕旁取暖，各刷各的手机，短视频的声音回荡在落满灰尘的房间里。

许小红和刘肃洞理念不合，说不到一起。她指责刘肃洞别人打电话问自己的行程时，刘肃洞竹筒倒豆子全说了。她受不了，有时候莫名其妙发火，“我说你帮助我什么了，就帮倒忙。”

刘肃洞挂念着儿子，可前些年去探望时，只讲一些诸如“死在里面也是白死，一点价值都没有”的丧气话，所以许小红希望他别再牵扯进来。可有时控制不住，还会对他念叨案件，“你说，我不跟他讲，跟谁讲呢？”她反问。

很难说一桩凶杀案对一个县城而言意味着什么，两家人感慨命运不公，并认为灾难之所以降临是因为自己不是冷水江本地的，是“外地人”，没有任何背景。在他们的认知里，小城的人情世故总会超越法理与公正，“外地人”的身份是他们的原罪，“如果有关系，就不会搞我们了。”

努力14年也没有结果，刘肃洞把希望寄托在最高人民法院身上，期盼有一个清明的法官来主持公道，“要不然很难翻。”

余波同样施加在人际关系中，友谊破裂，邻里反目。在刘肃洞印象里，案件发生后，全家人出去都抬不起头，他感觉邻居看他们的目光都不对劲，甚至有人要他们搬走。

刚出狱时，许小红把家里的窗帘全部拉上，不敢出去见人，和从前的朋友断了联系。隔壁的老太太不愿作证，这是她心里的疙瘩。当时警方来附近取证，对方让旁边住着的老太太讲一下当天的情况，“她马上摆着手走出去了，说我不知道，她连当天晚上是不是下雨都不肯说。”

“他们都怕，怕搞到自己头上。”许小红抱怨完又表示自己能理解，她说，如果邻居身陷囹圄，她也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而即使同样失去孩子、陷入深渊，两家人的悲伤程度也不尽相同。谢国东失去了谢伟，但至少还有谢方，一家三口还称得上是家。许小红也羡慕谢国东还有个儿子，没有失去全部。

可实际上，因为谢伟父母早年长期在外奔波的缘故，谢方长期寄住在亲戚家，过了八年与母亲分离的生活。已经超过一米八的他在面对陌生人时局促不安，缺乏安全感。等谢方长大些，谢国东也带着他去见哥哥，分离多年的兄弟有些疏离，对话仅限于基本问候。谢方只是不停地对哥哥说，我想你快点回来，教我读书。

十五岁的少年有很多烦恼。他在日记本里写自己不适合学习，也会记下哥哥对他说的生日快乐。谢伟则觉得自己做哥哥“简直失败透顶”，对弟弟心怀愧疚，却又无能为力。

14年来，案件像一把钝刀，一刀一刀地割在两个家庭身上。唯一让两个家庭庆幸的是，孩子没到18岁，“不然命都保不住了。”谢国东有些后怕地说。

从刘浒家里出来是下午五点半，公鸡不合时宜地打了鸣。村里的喇叭正在例行播放广播，“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声音透过空旷的场地，带着些许微弱的回音，回荡在四周。

9、预言

4月25日上午，我最后一次来到冷水江。谢国东已经外出打工，许小红也去医院做护工，只有刘肃洞一个人还在家里。等他把门前的落叶扫完，我们最后一次聊起案件。

他知晓律师第二天要去见刘浒，忍不住问我申诉进展，我解释了下司法程序，他又失望地把目光移走，开始自顾自地讲起案子。

时间最后一次回到2009年8月25日。那年，因为要补课的缘故，暑假只有十天。晚饭后，已经度过一半假期的两名少年来到十四栋楼顶，享受难得的自在。可之后的事情，谁也无法说清。

被带走的那晚，谢伟还在床上背英语单词，他们马上就要回校报到，开始高三备考；刘浒在有罪供述上签完字后，问警官什么时候能走，因为要赶上9月1号开学。

从“许小红清早出去买菜，回来后看到邻居围在一起讨论14栋发生的血案”到“怎么也没想到会查到我们家”，最后以上访无果结束。十四年被概括进简短的四十分钟。

临走前，我在刘家的相册里看到一封信，是刘肃洞写给刘浒的。那是2010年一审宣判前最后一次开庭，一切都还没有定论。

“这次开庭你别的也不用讲了，讲了也没有人理你们的，只喊冤，口口声声喊冤，别的也没有办法，如果法院强行判刑，我会向高院给你们上诉的，再不行到北京去喊冤。”

仿佛是预言。

（噗玼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