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声者的失语时刻：当中国女性记者遭遇性骚扰

七年，张雅宁已经忘了他的名字，只记得有四个字，由藏语译来。但当她摸索起在媒体实习时的不愉快过往，还是轻易想起那个人，继而被记忆中他轻车熟路的“肢体接触”和“言语挑逗”逼出寸寸“恶心”感。是持续又真切地。由口到心。

张雅宁现在是一家知名媒体的主笔记者，她报导了许多女性议题，都曾获得极高阅读量，但她自己的这些经历，始终未被公开披露过——当时她是“懵的”，亦不认为这是“大事”，只是不断怀疑，其他女生会否也有同样遭遇。

“2018年的那场#Metoo之后，我才意识到，我的感受是合理的，那就是性骚扰。”张雅宁多次确认过事情发生前与他相处的细枝末节，肯定道：“我根本没有任何的语言或肢体动作表示过他可以对我做这些举动。”

张雅宁绝非孤例。在“新浪微博”上关注人数超过百万的的媒体人“萝贝贝”曾在大陆一家杂志任记者。今年“编剧史航性骚扰事件”发酵后她有感而发：“女记者之间相互一聊，就没人没被骚扰过。曝光的和沉默的完全不成比例。”

大陆地区关于媒体圈性骚扰的公开探讨，最早可追溯至2018年非政府组织“广州性别教育中心”推出的全国首份《中国女记者职场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数据显示，83.7%的女性记者曾遭遇性骚扰，其中超半数选择沉默、忍耐或躲避。据报导，《报告》执笔人黄雪琴曾投稿给中国逾30家大型媒体，但大多数媒体都未给以回应，对此做出报导的亦是寥寥。

随著中国大陆#Metoo浪潮的中途腰斩与媒体管控的逐渐剧烈，直至今日，记者——这一惯性为他人发声的职业，当引入“女性”前缀，当遭遇“性骚扰”时，依旧难以避免地陷入另一个失语处境。

意料之外的工作常态

2016年，张雅宁大三，找了份撰写纪录片文案的实习。刚半年，她就等来一份重量级项目：公司主理人凭“资深编导”的资历从中国中央电视台拉来的外包。作为唯一的文案人员，张雅宁被派去青海藏区全程跟随拍摄牧民工作日常。

陌生的地域和领域，令她有些跃跃欲试。但当时的张雅宁还预想不到，亦没人为她预警：一位女性记者，尤其是初出茅庐、没什么社会经验的年轻女性记者，会在再正常不过的工作流程中遭遇何种避不过的困局。

有央视背书，张雅宁联系到了当地农牧局，精通国语和藏语的领导爽朗答应：作中间人，帮忙和牧民沟通。那位领导的协调令到拍摄推进得很顺利。有次，摄影师想纪录牧民提桶打水的画面，后期剪辑到视频里，但牧民此时没有打水的需要，亦不理解这种和生活日常相符的“演绎”，起了争执。这位领导出面协调，耐心和牧民解释。拍摄得以持续。

戒备就在这样的日常相处中一点点放下。张雅宁没有在高原生活的经验，不知道10月的青海会是长年在北京生活的她想像不到的冷，她出发前拿的长袖衫和薄外套，根本扛不过高海拔的严寒。某天，张雅宁一行起了大早，前去拍摄日出，低温天气随著时间推移钻入薄衫再敲打骨头，她冻得直打冷颤。那位领导听说后，从家里带了一件羽绒服。张雅宁感激地想：“我觉得他人真好，一直照顾我们。”

但“恫吓”来得无声息。

某次拍摄，争执又发生了，这次是和那位领导本人。摄影师想拍摄转经筒的空镜头，但对有宗教信仰的牧民而言，这不符合习俗规范。同是藏族人的领导为牧民说话，和摄影师争锋相对，两个男人谁都不退让。

张雅宁暗暗发慌，拍摄还未结束，怎么能和中间人有冲突，后续进程还要寻求他的协调。她下意识就要上前安慰。在张雅宁心里，这位领导为人幽默，极好沟通：工作团队和他私下聚餐聊天时，这位领导会侃侃而谈他在北京读博时的精彩见闻，一行人没有太多疏远感。

可张雅宁这次刚开口，那位领导就不寻常地突然把脸贴了过来，抱住张雅宁。那张连日来为她们和牧民互相游说的口舌，紧跟著配合刚才那个不合时宜的举动，迸出一句惊悚言语：“我真想亲你一下。”张雅宁大脑发白，震惊在原地，但令人不适的话还在继续：“小张，如果我没结婚，我一定好好疼你。”

张雅宁下意识挣脱开：“你这样让我很不舒服。”再没有别的话。她怕会因为她影响后续拍摄。回来的路上，张雅宁依然是懵的。

天高云低，空气稀薄，她注意不到高原气候给人生理上带来的不适，只是内心翻涌，再自我安慰，或许是藏族人民太过热情，刚才那个行为只是在向她的劝架表示感谢——在早前的一次欢迎会上，她就被迫接受过这种热情。那位领导斟满三杯白酒，让从不喝酒的她全部饮下，带著点逼迫：“你来了我们藏区，就必须得喝点酒，不喝不让你走。”当时的她同样把这种令人不舒服的举动理解为民族差异。

找到了解释，但她还是疑惑：他到底想做什么？他此前从未提起自己结婚了，还有个孩子，今日为何做了莫名其妙的举动，还说了这件事？

载他们回宾馆的司机是农牧局派来协助工作的，刚才就站在五米外的位置旁观，她试探地询问司机：“他已经结婚了？”司机安慰一样地和她说：“你别在意，他性格就这样。”张雅宁不由想问：之前接触过他的女生们，也有过同样的遭遇吗？接著自我怀疑：我是不是太小题大作？

拍摄结束后，她再没联系过那位领导。她本能地抗拒著。在青海的高原上，张雅宁遇到了一位小姑娘，给她拍了系列照片，答应回去后会寄给她。但张雅宁忙著工作，忘记问地址，回到北京后，她和那片土地唯一的联系人就是那位领导，但她只能忍下失约的愧疚。

好在那位领导也未再纠缠她。她快忘了那个人，只是在此后多年的采访中，从实习到正职，这样令人不适却又无法直接拒绝的相似瞬间还在持续著。

从“不懂得”到“不得不”

毕业后，张雅宁来到一家报社正式做主笔记者，接触到了更多元的社会与更多层次的人群。以及，更多样的难以回避的尴尬时刻。

有一个选题，是探访劳务市场的民工，她为此做了多重准备，特意找出旧衣服，粉黛未施，想融入环境中。采访中一位男青年走过来主动攀谈，张雅宁感受到对方的友善，以为他是合适的访问对象，就互加了微信好友。但回去后，对方时不时就在微信上问她“睡了吗”或是“想我吗”，以及一些露骨到张雅宁从记忆里清空了的话。

在媒体行业工作了多年后，张雅宁不再如当年懵懂，遭遇出格言行在原地不知所措。但她依旧十分困扰，不懂怎样完美处理这件事。选题还在继续，她没办法和这位受访者划清界线。“我们记者好像就是吃这碗饭的，靠陌生人愿意敞开跟你聊一些话题，你也不能得罪他们。”

对于女性记者而言，无论受访者身份如何，是居于高位者还是普通人，那一点信息资源，足够令她们在性骚扰面前收敛起“发声”本能，被迫妥协。

陈侑璇时常回想，若是现在的她重做当年那则选题，她一定会换种写法，把那位受访者的两面都一一呈现。

2021年10月，陈侑璇偶然刷到则帖子：帖主丈夫前往医院结扎时遭拒，医生隐约提示他们，三胎政策后，医院被赋予了指标，结扎“不让做了”。陈侑琳惊讶：为了逼人生孩子，连结扎的权利都要禁止？她在各网路平台上搜集信源，很快找到了合适的受访者——一位主动结扎的男性。

他分享了结扎前后的经过：结婚十年，和妻子都不想生育，所以走上结扎之路。自2019年始，他接连被多家医院拒绝，终于在2021年透过熟人介绍做了结扎。

或许是他的纪录太过义正严辞，字里行间都是他的毅然，也或许是陈侑璇未积累足够多的工作经验，出于本能预设了立场，她对这位受访者是有些敬意的：“他不让妻子吃药或带环，而是自己结扎，说明他尊重女性。”

可这个判断没能持续多久。透过两个小时的语音连线，对方讲述了更多细节，从结扎前的心理脉络，到术后的生理变化，陈侑璇负责问，他就只耐心回答，言语冷静。但刚挂电话，陈侑璇就收到一则和刚刚电话那头气氛不符的消息：“讨厌，我竟然跟你说这些，脸红，心跳加速呀～～”

陈侑璇保持著作为书写者的文字敏感性，她平日透过网路与人沟通时，会时刻注意语气词和标点符号暗含的意思。她知道，屏幕对面的那位男性受访者也是，他太懂得怎样用某些细节去塑造自己的形象了。刚才的采访中，他就主动提起，疫情期间当“大白”时和周围女性护士说过这件事，收获了一阵阵艳羡和夸赞，说他有“担当”。

想到这里，再看著波浪号以及他发来的文字，陈侑璇找回了一些警惕性，她斟酌稍许，回复：“采访多了，这些话题对我不敏感。”试图告诉他，记者的采访和护士的手术一样，这些专业层面的事情都是不带情色滤镜的。

但对方又道：“但是我敏感啊。”紧接是一句好似撒娇的问话：“你怎么能光想著自己呢～”看到这里，陈侑璇足够明白过来，她收起客套话，尽可能例行公事地组织起专业术语：“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我不会泄漏您的隐私。”对方不死心，重新连起刚才的话题：“你的声音很好听哦，感觉好像是刚睡醒。”陈侑璇把对话截图发给编辑，编辑习以为常，却也无奈，安慰她冷淡处理。陈侑璇敷衍了两句，就此作罢。

隔天早晨，那位受访者发来组图，都是他拍摄的当地景观，陈侑璇没再回复。这已经是她能做出的最冷酷的回应了，她不能撕破脸。赖于中国官媒的有意培植，如今市场化媒体在中国民众心中的可信度直线下降，陈侑璇当时发出了多份约访函，但愿意接受采访的男性只有两位，他是最符合选题画像——婚后结扎者的。

组稿时，陈侑璇尽可能把此人的信息一带而过，对于一些未能厘清的细节，她也不再去补采，她实在不想被这个人纠缠了。此后两年里，她偶尔回想：稿子里有关“结扎”的部分是实事，但这会难以避免让读者和最初的她一样，认为这位受访者是尊重女性的案例，事实上他是怎样的，陈侑璇再清楚不过。

她只能时刻保持警惕，把这当作被删稿、被举报之外的另一项工作可能遭遇的常态——男记者也许毋须担心的常态。陈侑璇多次回看两人聊天记录，确定他在答应采访邀请的那一刻，并未带有能与女性搭讪的侥幸心理，那个人，起初还以为她是“男记者”。她真的是一名男性记者，或许无论是后续补采还是稿件呈现，都不必纠结。

自我“交换”？媒体“资源”？

在财经媒体工作的王念琳也会思考相似的问题，好像这种为了获取信息的“自我交换”，是她作为一名女性记者不得不承受的。

工作多年，王念琳清楚，作为财经记者，事业有成的男性企业家，是她们最绕不过的重点采访对象。而信息资源和社会地位共同造就的权力极端不对等，又会让采访工作中的性骚扰变为一项常事。

2021年，王念琳采访一位企业家，提到他公司旗下的一款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床垫，对方不作正经回答，张口即调侃：“像我这样一个男人，如果身边睡著你这样一位娇小的姑娘，那你说怎么调节呢？”企业家人高马大，可言语带来的压迫感远大于他的身形。

这不是最危险的时刻，企业家们的公开大会才是。有会议召开时，王念琳会被派去做会议报导，与每位企业家对谈。财经媒体对时效性的追求近乎苛刻，会场上的那些时间，根本来不及提问所需细节，王念琳有时会和企业家们一同乘大巴车去另一个地点，路上补充一些问题，随后通霄赶稿。

满员大巴车上，环境逼仄，人连著人，但这并不会让那些“不爱惜羽毛”的企业家有多少顾忌。王念琳记得，她采访其中一位时，对方没答两句就岔开话题，关心询问她晚上住在哪儿。王念琳想著选题，不敢太过敷衍，老实答：公司安排了住宿，自己会熬夜写稿。车上的人都在聊天，两人的轻谈不会被注意到，对方步步禁逼，状似体贴地关怀道：“你写稿得住舒服点，我住在五星级宾馆，你今晚去我那里吧。”

随后，报出了房间号，带著点胁迫。王念琳明显感觉到，这已经不是暗示了。

王念琳任职的媒体公司并非会忽视对记者的“保护”。有需要前往偏远地区采访的选题，公司会优先派给男性记者，但也仅限于此。至于需要在众多男性企业家间周旋的选题，公司会“过程公平”地让女性记者拥有独自前去的机会。

她有时和同事互相安慰：“我们好惨啊，还要出卖色相的感觉。”偶尔也会自我催眠，来缓解本能的不舒服，“人家也是在用自己的时间去告诉我们信息，好像我们也只能以被冒犯和他做置换。”

记者张筱雨毕业后同样在财经类媒体工作了两年，令人不安的“猜想”一点点落实为肯定的“判断”：在这家媒体领导眼里，“女记者”好像的确只是一项资源，或者精准一点，是应酬局饭桌上的一道菜。打扮好些，是精美的、能令酒桌众人凝视的陪菜，不怎么打扮，就是上不得台面的边角料。

她的感觉有著充足印证。某次聚餐，张筱雨刻意穿得随意，上楼时撞见到领导，对方打量了一下她，颇带遗憾地咂嘴规劝：“好歹打扮一下，化化妆啊，你这样的我吃饭根本带不出手”。

这位领导现年四十余岁，此前是一家杂志的财经记者，后来趁著中国大陆“自媒体”崛起的风口，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他和当地许多领导混得风生水起，经常不带掩饰地告诉记者们：“财经新闻都是在酒桌上和老板们吃饭才能知道。”

连带著，他还会提示女性记者：“好好打扮，带你去和老板们吃饭。”话里话外，好似这是一种无上嘉奖，张筱雨在心里默默翻白眼。

忍了一段时间，张筱雨跳槽到了一家老牌的市场化媒体，这家媒体隶属的报业集团，曾在中国新闻的黄金时代做出了无数能留在新闻教科书上的深度报导。但换到这样的环境里，女性记者被视为“资源”的感觉，却并未在她内心消散。她意识到，“资源”最终流向的方向，不止是选题信息的持有者，还有，自家媒体里身居高位的人。

“滤镜”陷阱

来到新报社，张筱雨习惯和一位刚入职的女性记者同行，她俩年龄相仿，很多话题都聊得来。有次食堂餐桌的闲聊中，同事就提起了某次去外地出差时胆战心惊的遭遇：前半程还无事，但回到酒店里，和她一同出差的男同事忽然搂过她的肩，言语挑逗，女生只能推托：“这是工作场合。”对方却步步试探：“别回去了，喝个酒怎么样啊。”

巧合的是，那位男同事的名字，曾多次出现在不同女性同事的叙述中，比如，他此前还曾追求过公司里目前已经转正的实习生——这仅仅是张筱雨来这里工作不久就已经了解的。这怎么可能是正常的追求方式：他对自己的情感状况隐瞒得太过紧密，就在前些日子，张筱雨才打听到，这位男职员有妻子和孩子。

“这些人很聪明，他们知道对什么样的人下手，怎么下手。”张筱雨总结。“之前的实习生家在外地，没有依靠，这位同事也是毕业后就入职，没有经验，不像我看起来就不好惹。”透过和不同类型媒体的女性同行的交流，她尤其肯定这一点。

张筱雨的一位女性同学此前在一家中央直属的官媒实习，起初，那位编辑对她嘘寒问暖，劝她毕业后就留在这家媒体，俨然一副慈祥长辈的形象。但对方得知她计划出国留学后，立刻就收回了所有关心，另觅目标，将照顾转移给了有可能留任的实习生。

后来她打听到，这位编辑同样有家庭，借著关心的名义时常对下属动手动脚。他尤其偏爱的“猎物”，是那些急切想留任，没有资源亦缺乏经验的女实习生。实习之前，其实有前辈好心提醒，要小心防备负责带她的“编辑老师”，但无论个体性的反抗还是领导层面的制止他，好像都还是一件望不到可能的事。

女性会遭遇职场性骚扰，已经是不新鲜的共识，但她们不理解的是，这可是在媒体，男记者们一向自诩追求公理与正义的媒体。这里，难道也没有属于女性的正义？

跳脱出学生身份，真正做了两年记者后，陈侑璇才发现，从前她对新闻媒体的印象，大多蒙著一面未经考证的滤镜。

陈侑璇是大陆95后生人，待到她读中学时，属于《南方周末》这类市场化机构媒体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报刊亭也不再风靡这份报纸，但陈侑璇经常听周围人提起。与“南方系”三个字共同印在脑海中的，有大人们语调激烈的“有正义感”和“为民服务”的评价，还有她从新闻献词中摘抄来的那句激励了几代新闻人的“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她莫名感到热血沸腾。

2017年，陈侑璇读大二，来到一家国家级媒体的法制节目做实习生，她也想参与进媒体的“正义直言”中。但她和大多数实习生一样，做的只是校对字幕这样接触不到核心工作的杂活。

没过多久，她辞掉这份实习，回校上课。但之前带她的领导，却出乎意料地在此时和她的联系多了起来。对方偶尔发过来“玫瑰”的表情贴图，偶尔问她“睡了吗”，大多集中在晚饭后与睡觉前的这段时间。

在陈侑璇的好友栏，这位领导的备注是“王伯伯”，他的年龄和自己父亲相仿，也和父亲的朋友相识。顾虑这层关系，陈侑璇还是会回复消息，感谢对方关心。她曾和男友分享过这件事，男友斩钉截铁告诉她，这是想骚扰她，当时陈侑璇还以为男友小题大作，直到某天夜晚，王伯伯再次发来消息，这次是露骨的“我想你了”。

陈侑璇从宿舍床上坐起身，强压胸口的恶心，斟酌怎么回复。她想直接问：那你老婆知道吗？但她发不出这样的字眼，只能冷处理，不回复——她怕影响三位长辈之间的关系。

多可笑。那位“伯伯”却拿捏到她的心理，料定她不会和家长说这些事，进而肆无忌惮。陈侑璇也的确未和家人说起这件事。她后来反复回想，明明实习时还是温柔和煦的长辈，为何实习结束后就变了个人，因为没有了利益关系，不会构成职场性骚扰了？在工作领域，实习生也许是可有可无的，但对他来说，或许是重要的可骚扰资源。

陈侑璇后来在朋友圈公开分享了这段经过，朋友找她聊天，两人不由发笑：国家级媒体的法制栏目负责人，私下却骚扰实习生。若中国大陆有新闻自由，这样荒诞的事，或许早就能引燃热搜了。

她们为何“不发声”？

杨文晶在报社工作多年，知道性骚扰在自诩正义的媒体圈里同样频繁，但这些经历，却只能小范围在“闲聊”中流传。那些为人发声者，为何在此类事件轮到自己时几乎集体性地陷入失语？她回想工作中的蛛丝马迹，捕捉到了一些答案。

杨文晶的上一家公司是曾经推出过多篇揭黑报导的报社。有天，她打开报社官僚化后被迫安装的工作App，跳出了一篇群发所有员工的数千字长篇控诉，一位女同事详细纪录了被报社同事性骚扰后求助无门的经过。杨文晶仔细读过，不由想像，这件事会不会引起高层注意，又会不会由此建立起报社内部的反性骚扰机制？

尽管她对这件事会怎样处理并不持乐观态度，但结果仍超出她预想的底线：那位女同事被踢出了公司群，就此解雇，涉事男同事却未有丝毫影响。领导也未公开对这件若放在其他领域一定会被报导的事件做出任何回应。

这不仅是某家报社的“小气候”，亦是媒体圈的“大环境”。即使能在公开平台引发一些回响，女性记者们的维权诉求依然难以收到明朗结尾。

2020年，大陆媒体圈流传起了一份联名信：知名杂志《智族GQ》报导组的数位成员集体举报编辑何瑫捏造报导、对女性下属性骚扰。何瑫曾写过多篇传播广泛的非虚构报导，此事很快在媒体圈掀起巨浪。但高层的回复却顾左言他：“公司会全力支持何瑫，若你个人有不同的意见和选择，公司虽遗憾但也会支持和祝福。”只字不提联名信中最令人关注的的“性骚扰女性下属”一事。

和本行业有关的消息，在媒体圈总是流传飞快，陈侑璇等女性记者亦关注到了这件事，令她们震惊的，不止是GQ高层的回复，还有圈内男性媒体人们的集体回应。一位圈内小有名气的男记者在微信朋友圈发言：“永远不要背叛带你入行的人。”似乎意指被何瑫性骚扰的那位女性记者“忘恩负义”。评论区中，来自不同媒体的男性记者、编辑们均献上支持。但女性媒体人的态度却截然相反，与那位男记者同在一家媒体工作过的记者同行告诉张雅宁，多位女性记者和编辑看到发言后都与他大吵一架，甚至决裂。

“很多男性媒体人的性别意识是很差的，”在媒体工作多年的杨文晶说，“他们从中国媒体的黄金时代走来，做了许多为底层群体发生的调查报导。看到铁链女的事情时，他们也会愤怒，但这纯粹是基于朴素正义感。他们的局限性导致他们只会一遍又一遍发现和愤怒于国家机器的暴力，却对弥漫于日常生活的微观权力关系选择性地视而不见，这其中就包括性别。”

这样的性别意识，也直接影响到了由他们层层搭建、把控的媒体本身。

张筱雨供职的老牌传媒公司，高层被男领导们围拥。有能力的女性，或有性别意识的男性，大多被排除在外，难以晋升到管理层。

这种结构不仅阻碍女性记者的维权路径，也左右著媒体的议程设置，甚至工作的细枝末节。

前些日子，张筱雨的同事为一部在中国本土与海外引起热议的女性主义电影撰写了两篇影评。刊出后，那位男性领导不屑一顾道：“这片儿有什么好写的。”但随后，他就用了多页通版，浓墨重彩讲述了他偏爱的一部叙事和场景更为弘大的国产电影，在他的论述里，那是“历史的、优雅的、高端的”，好像这是完美到几乎没有错漏的影片。但在大陆相对专业的影评平台“豆瓣”上，这部电影的词条下呈现出的却是多元评价，许多网友批评它充斥“男性凝视”，女性角色全部未能免俗地沦为背景板，为男性力量的博弈服务。

张筱雨依稀记得，这位领导从前不是这样的。她刚入职时，这位领导慷慨直言：“我们不强制坐班，要让大家有一个舒适的环境。”待他升到“二把手”，这位领导来了个翻盘转变：“我们现在开始要严抓考勤，不然你们女的天天不在。”

张筱雨有时会思考，或许性骚扰的源起，不仅是个别人的性别意识差，而是他有了权力。“你说，他们敢对自己的女上司这样说话吗，会去性骚扰自己的女领导吗。”

在遭遇过一次乌龙般的“性骚扰”闹剧后，记者林瑞克却有不同见解。2020年，林瑞克做“自媒体写作课骗局”选题时，偶然在书迷群寻到位曾刊发“教你如何写出10w+爆款”广告的公众号负责人，于是以“写作发烧友”的身份与对方聊天、套话。

起初都还正常，但不知为何，聊了两天后对方竟以为他是女性——要不是女性，怎么会言语这样温和？但林瑞克无奈，他只是出于记者本能，不愿得罪受访者。从那天起，对话主题就从“写作课”有关的内容，变成了每晚的嘘寒问暖。“亲爱的，睡了吗”或是“姑娘，我想你了”，句尾再搭配上“亲吻”和“鲜花”的表情贴图。偶尔，他还会分享自己写的一些“下半身文学”，主打历史名人的八卦性事，请林瑞克点评。

选题结束后，林瑞克恶作剧一样在俩人认识的书迷群里发了一条语音，隔天，就发现自己被那个人拉黑了。在过往五年的记者工作中，他联系到的女性受访者，无论是白领、老师还是政府人员，都是克制又温和，言语和行为从不冒犯。他觉得，在权力关系里，“性别”本身就是一种处境。“这就是建立反性骚扰机制的原因，要把员工——女性记者的遭遇当作重要的事情来看。”

林瑞克还记得2018年中国大陆掀起#Metoo运动后许多令人看到希望的瞬间。在浪潮里，全国各地高校的学生陆续建言，要求学校建立反性骚扰机制，杜绝校园性骚扰；媒体圈亦不落后，陆续有弦子、何谦等人讲出曾在媒体工作时的遭遇。

从某种程度，张筱雨也是那次浪潮的受益者。在被那位领导性骚扰过后的两年里，她始终保持一种类似围困的自我纠结。一边，那令人不适的感观是骗不了自己的，只要她想到“对方的脸贴过来”这个瞬间，恶心感还是不由分说地袭来。但另一边，她又会想，我又没掉块肉，是不是太小题大作了。

透过#Metoo运动中女生们的讲述，张筱雨找回一些归属和自信：原来大家都有相同的心路，这不是矫情。“这种感受是合理的，正当的。”

时间照常流逝，五年间，弦子、何谦的公开发声在一次次封堵中减少，直至内地互联网上能被看见和检索出的，都是她们等大多“站出者”的负面评论。随著新闻审查的加剧，#Metoo有关的词汇也成为中国大陆媒体不可触碰亦无从实践的另一禁区。

林瑞克有时会想，为人发声者的失语时刻会减少吗？但有时又觉得这个问题是无稽之谈：“在新闻审查愈发剧烈的当下，发声本身就是一件越来越难的事。无论为别人，为自己。”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