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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聲者的失語時刻:當中國女性記者遭遇性騷擾

記者——這一慣性為他人發聲的職業,當引入「女性」前綴,當遭遇「性騷擾」時,依舊難以避免地陷入另一個失語處境。

2022年10月21日,中國北京,為採訪中共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記者在酒店外排隊進行核酸檢測。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22年10月21日,中國北京,為採訪中共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記者在酒店外排隊進行核酸檢測。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特約撰稿人 梁嶼桐

刊登於 2023-08-28

##Metoo#記者#新聞#性騷擾#媒體觀察

七年,張雅寧已經忘了他的名字,只記得有四個字,由藏語譯來。但當她摸索起在媒體實習時的不愉快過往,還是輕易想起那個人,繼而被記憶中他輕車熟路的「肢體接觸」和「言語挑逗」逼出寸寸「噁心」感。是持續又真切地。由口到心。

張雅寧現在是一家知名媒體的主筆記者,她報導了許多女性議題,都曾獲得極高閱讀量,但她自己的這些經歷,始終未被公開披露過——當時她是「懵的」,亦不認為這是「大事」,只是不斷懷疑,其他女生會否也有同樣遭遇。

「2018年的那場#Metoo之後,我才意識到,我的感受是合理的,那就是性騷擾。」張雅寧多次確認過事情發生前與他相處的細枝末節,肯定道:「我根本沒有任何的語言或肢體動作表示過他可以對我做這些舉動。」

張雅寧絕非孤例。在「新浪微博」上關注人數超過百萬的的媒體人「蘿貝貝」曾在大陸一家雜誌任記者。今年「編劇史航性騷擾事件」發酵後她有感而發:「女記者之間相互一聊,就沒人沒被騷擾過。曝光的和沈默的完全不成比例。」

大陸地區關於媒體圈性騷擾的公開探討,最早可追溯至2018年非政府組織「廣州性別教育中心」推出的全國首份《中國女記者職場性騷擾狀況調查報告》。數據顯示,83.7%的女性記者曾遭遇性騷擾,其中超半數選擇沈默、忍耐或躲避。據報導,《報告》執筆人黃雪琴曾投稿給中國逾30家大型媒體,但大多數媒體都未給以回應,對此做出報導的亦是寥寥。

隨著中國大陸#Metoo浪潮的中途腰斬與媒體管控的逐漸劇烈,直至今日,記者——這一慣性為他人發聲的職業,當引入「女性」前綴,當遭遇「性騷擾」時,依舊難以避免地陷入另一個失語處境。

2021年9月14日,中國北京,國內#MeToo運動領軍人物周曉璇,就針對央視著名主持朱軍性騷擾案,開庭前向記者發表講話。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21年9月14日,中國北京,國內#MeToo運動領軍人物周曉璇,就針對央視著名主持朱軍性騷擾案,開庭前向記者發表講話。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意料之外的工作常態

2016年,張雅寧大三,找了份撰寫紀錄片文案的實習。剛半年,她就等來一份重量級項目:公司主理人憑「資深編導」的資歷從中國中央電視台拉來的外包。作為唯一的文案人員,張雅寧被派去青海藏區全程跟隨拍攝牧民工作日常。

陌生的地域和領域,令她有些躍躍欲試。但當時的張雅寧還預想不到,亦沒人為她預警:一位女性記者,尤其是初出茅廬、沒什麼社會經驗的年輕女性記者,會在再正常不過的工作流程中遭遇何種避不過的困局。

有央視背書,張雅寧聯繫到了當地農牧局,精通國語和藏語的領導爽朗答應:作中間人,幫忙和牧民溝通。那位領導的協調令到拍攝推進得很順利。有次,攝影師想紀錄牧民提桶打水的畫面,後期剪輯到視頻裏,但牧民此時沒有打水的需要,亦不理解這種和生活日常相符的「演繹」,起了爭執。這位領導出面協調,耐心和牧民解釋。拍攝得以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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