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湖会议》观影笔记：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秩序井然的恐怖片

《万湖会议》（Die Wannseekonferenz，台译《净化论》）是2022年最受国际瞩目的电影，2023年6月9日于中国大陆院线上映、6月21日台湾上映。影片还原了历史中的那次惊悚会议，关于纳粹对犹太人屠杀高度细化的分工。十五个博士和上流精英，如是演出了史上最恐怖电影，没有枪声、没有血色，但他们启动大屠杀。

1.博士头衔屠夫演出最恐怖电影

有的电影不好看，甚至看起来会感到很难受，但它是好电影。这部《万湖会议》我就很不愿意看，但它是让人深思的优秀作品，它研究杀人犯。

万湖，柏林郊区的一个别墅区，是个度假胜地，美得让人流连忘返；1942年1月20号；历史记住了这个地点和这个日期。15个纳粹军官和德国精英聚集在这里，他们设计了一个宏大计划，这个计划的官方名称颇有学术味道：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一个会议，导致600万人化为灰烬。他们设计了一个种族灭绝的完美方案。这是一部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秩序井然的恐怖片！

在叙事结构和时间、空间的处理上，《万湖会议》是一个很规整的的三一律结构，这种结构在古典戏剧和当代戏剧电影中都经常使用。影片的时间完全与会议时间同步，就发生在1942年1月的那个早晨。影片的空间就限制在那一栋万湖别墅内外，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在那个会议室。其间也穿插了一点等待会议开始和博士们驱车到来的别墅外面和院子里的场景，这使得影片视觉上不至于过分呆滞、单调。跟绝大多数影片不一样，这部影片没有故事，只有屠杀犹太人这件事。方案敲定、细节安排好、任务完成，会议结束，影片结束。 

跟与会者发言的冷静语言风格和公事公办的工作态度完全匹配一致，这部影片的电影语言和叙述风格也是一种经典的、平铺直叙的风格。影片以准备会议的一组特写镜头开始，早晨的柔和漫射光线中，艾希曼在认真地摆放纸、笔、人名标牌。会议开始后，导演用一组一组的缓慢横移镜头配合参会者的发言向观众介绍他们每一个人，每个人在会议中的态度都中性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影片近乎刻板地使用白描手法，作者对剧中人物的言行没有任何评论；沉稳、平静的镜头语言没有表示作者的一点态度，一切思考和结论的责任都放在观众肩膀上。

阅读这部作品需要一点耐心，需要对人性的邪恶有所知晓，可能还得对荒诞的极权主义体制和那些疯狂的领袖有点了解。

这是一群有著博士头衔的屠夫，笔者会尝试从他们自己的会议发言来介绍这个作品，从而分析和读解这些人的思维逻辑和那种坚如磐石的价值观。善良的人们必须知道，这些博士、精英们的大脑是怎样运作的。

这些德国的上层精英，都是为了实现领袖的意志。但是，在这个绝对前提下，他们拼命表现自己，争夺权力。这部电影是解剖极权体制之恶的绝好标本，也是对人性中那个服从权威、无意识或主动作恶的邪恶黑洞的一次探险。

2.一切为了元首的意志

希特勒没有参加这个会议，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会议的任何文件中，但是这个英明的小胡子领袖指引着这些国家精英的行动。

清晨，我们听到收音机里铿锵激扬的声音，那是颂扬伟大领袖的激情演讲，人们的欢呼声响彻天地：“在此，我代表全体德国人民，向您，我的元首，表达我们炙热的谢意。我以全体人民的名义，说出我们的心声。我的元首，过去我们与您同在，今后我们与您同在！”

这段话的语言风格，在很多历史阶段可以很熟悉，可以作为颂圣青词的标准模板。极权主义机器上，齿轮的运作精细、准确。这架机器上的螺丝钉，每一颗都闪闪发光。它们是不锈钢打造的，静静安放在机器的各个部位，保证了这架机器的高速、有效运转。

每个人的名牌都摆放整齐，每个人的座位都仔细安排。每一项准备工作都反复检查过，从茶点到中央供暖。这里，他们抛弃了那些为了人民、为了德国的福祉、为了德意志民族的复兴等等虚张声势的口号。他们直接地表明一切服从元首、一切都是服从元首的指令，一切都要围绕着元首，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元首的意志。法西斯极权制度的特质在这里得到十分典型化的呈现。

每个人都是为了元首的意志。卓越领袖的意志就是方向，就是智慧和任务。

这次会议的发起者是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他是党卫队总指挥，国家安全部部长，这个人言必称元首：“⋯⋯我们绝不能对元首提出的愿景打折扣。”

路德（Martin Luther）是德国外交部日耳曼事务司的司长，这个博士屠夫把大屠杀当作给元首献媚的好机会：“我认为我们可能不用费很大力气就可以向元首献上一个犹太人清零的塞尔维亚。”

3.带着使命感杀人，“我们在创造历史”

他们设计了大屠杀的完美计划，会在晚上做噩梦吗，惧怕日后会遭到惩罚吗？他们知道自己在作恶吗？不，与会者早已学会一种心理技术，连自己也一块骗过去，例如会告诉自己：我正在为祖国和人民履行职责。他们带着崇高的使命感把人关进集中营，设计精密的机器、高效率杀人，感觉自己参与创造了伟大的历史。他们在为国家利益而杀人，感到荣耀的光环笼罩在自己的额头上。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同时也是这次会议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他带着一种成为历史之手的幸运感：“现在时机已经成熟，要为犹太人问题制定一个终极解决方案，我们的子孙后代不会具备这样的行动力，也不具备这种直觉上的清醒。今天我们负重前行，将会给子孙后代留下收益和幸福⋯⋯”在他心目中，这项杀人计划给了他的名字载入史册的机会：“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全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组织任务。”

外交部的路德觉得这是他的无上光荣，是将来给小孙子讲睡前故事的好材料：“这下跟儿孙辈有得讲了，有多少人能说自己这样近距离地见证过世界历史呢。”海德里希还说：“我知道，您和您的同志正在为祖国和人民履行一项必要的职责，而这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将来，你们这份英雄主义必将受到奖赏。那些人必须认识到，他们参加的是怎样一项任务。”

为这个历史任务，他们编造出犹太人这个敌人，认为是犹太人首先对他们发动战争，而他们只是在反击。党卫军总队长、中央种族和移民局局长奥托‧霍夫曼（Otto Hofmann）这样说： “犹太人把这场战争强加给我们，⋯⋯当我们反击就必须意识到这种严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必要性。”他认为这是刻不容缓的伟大任务，他具有一种高度的历史责任感，认为屠杀犹太人是个重大的艰巨任务，不能留给子孙后代。

这些人有一个宏伟计划，他们有一个保卫和复兴德国文明的伟大使命。

为了巩固纳粹的统治，为了伟大的德国文明复兴，这些纳粹分子设计了明确的愚民计划。中央种族和移民局局长奥托·霍夫曼是这样说的：“最终，我们要的是一个由德意志文明盖过章的欧洲。那些非日耳曼民族只能作为奴工留下，读写达到小学，数数能数到100，我们不需要他们会更多。”

极权主义笼罩之下，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思维状况。与《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1993）中那位集中营司令官高特（Amon Leopold Göth）一样，我们还记得他在大屠杀前的动员令也同样充满神圣的历史使命感：“今天就是历史，今天将被永远纪念⋯⋯，多年以后，年轻人会问起今天，今天我们创造了历史，我们参与其中。600年前，犹太人来到这个城市⋯⋯”

这种创造历史的使命感在很多法西斯党徒身上，像亮闪闪的党徽一样悬挂着。他们都有一种握住了历史缰绳的自信。他们中许多人真的是确信自己是在为国家、民族建立伟大的功业。

4.设计一架精密运转的杀人机器

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这样分析极权主义机器与人的关系：“极权政府的本质，正在于把人非人化，使之完全变成一个个的职员，变成行政机器上的齿轮。”

这些纳粹党员作为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既是大屠杀的设计者，又是精美的零件，共同组成了一架高效杀人机器。在万湖会议上，他们讨论的都是技术问题：怎样处理混血犹太人；怎样杀人效率更高；杀1100万人要花多少时间、多少子弹；各个地区有多少犹太人要杀掉；怎样运输；由哪个部门负责运输和处决，等等。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是党卫军突击大队长、犹太人事务办公室主任和盖世太保。后来的他在1960年耶路撒冷被公审而成为吸引世界注意的重要政治事件，那次审判引发了汉娜·阿伦特等人的深刻政治哲学思考和辩论。在这次会议前，艾希曼就设计了许多杀人程序的细节，魔鬼的细节。这个程序完美、顺畅、细节考虑周到：火车直接抵达场地，乘火车过去⋯⋯然后按照工作能力筛选，交出随身财物、以消毒的名义。

艾希曼在会议上详细解说自己的精密设计：“我们可以取得便捷的氰化氢颗粒⋯⋯都是分装好的，当人感觉有毒气时，已经来不及了。”

他们设计的解决方案非常完美和高效，讨论的细节却令人惊恐。帝国总理府国务秘书威廉·克里青格（Friedrich Wilhelm Kritzinger）居然关心到屠杀者会不会受到刺激，心理上会不会受不了！他说：“我关心的不是犹太人，我关心的是我们自己人，最终解决方案会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伤害。”

在这些博士衔屠夫口中，屠杀儿童居然是一种人道之举。中央保安局四处副处长卡尔·舍恩加特（Karl Eberhard Schöngarth）博士是这样说：“我有个手下最爱冲孩子开枪，反正他们没了父母也活不下去。他觉得这是为了孩子好。”

他们设计的杀人程序完美顺畅。艾希曼说：“任何亲近关系和同情心引发的同情心都将不复存在。”

5.绝不平庸，他们选择作恶

这些人绝不是等闲之辈和平庸的凡夫俗子，他们中的一半以上具有博士头衔。与会者刻意回避了杀人、屠杀、灭绝这些字眼，他们选择使用“迁移”“特别处置”“最终解决方案”这一类字眼。这种语言上的规避、纠结和谨慎，说明他们知道自己在作恶。海德里希非常注意会议和记录中使用的语言，他提醒下属：“注意言辞表达，一切用官方语言表述。”

每一个纳粹都是理性的，他们具有正常的选择能力。

就在这个会议室，他们还满嘴法治国家的口号。外交部的路德还在考虑大国形象，他仍然想把纳粹装扮成一个法治国家：“但我们现在不是在东部区，而是在德意志帝国，这里仍然讲依法治国。”

但是，他们又都是普通的法西斯，机器上的法西斯。看这个艾希曼（Adolf Eichmann）中校，此人工作态度一丝不苟，准确、严密。从会议的筹备、资料的准备到会上的答疑都有条不紊，无论被问到什么数据他都能立刻给出，面对各种疑问他也早有方案，而且都十分巧妙、妥帖，他多次获得与会者称赞。

这个名声远扬的阿道夫·艾希曼也熟读康德哲学。因此在后来耶路撒冷的审判中，他能够在法庭上准确地用康德的道德律令来为自己辩护：他声称，他的意志原则时刻能上升到普遍法则的高度。这就是说，他的言辞和行动符合那种纯粹道德律。这个辩护反而清晰地证明，他当时的作恶绝不是简单地服从、不思考、或者环境所迫，而是一种清醒、自觉的选择。

中央保安局四处副处长卡尔•舍恩加特博士则认为，谁是犹太人，标准就由他自由心证：“（血统）二分之一也好，四分之一也好，反正我看他鼻子不顺眼就是犹太人。”

他们用对领袖的“万岁”欢呼，掩盖自己的各种私利算计，他们对领袖极度盲从。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这算计和盲从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们内心深处对那架无情极权机器的恐惧。这架机器由领袖和他们合作打造、共同维护。暴力和意识形态洗脑强大力量的双重挤压，锻造了他们狂热的拥戴。

极权主义的恶如此沉重，以至于犯罪者和受害者都不能避免其非人化的影响，它使杀人者变成野兽，使受害者变成牲口。

在这里，笔者用一个动词词组“正常化作恶”来替换“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这个概念。笔者试图强调，个体的“正常化作恶”或者“作恶的正常化”，与历史中极权主义制度的“极端的恶”紧密相连。极权主义体制是一种极端之恶（radical evil）。这种制度是对人性恶的特许通行证和强力放大器。是极权制度把作恶正常化、日常化、平庸化。这种做恶的正常化、正常化的作恶，把许许多多惨无人道的行为用一个“上级的命令”、“元首的指示”遮盖起来。

历史记住了这些杀人机器上的不锈钢齿轮和螺丝钉。

这十五个人当中，有两个人的命运值得特别介绍。

阿道夫·艾希曼，党卫军突击大队长、犹太人事务办公室主任，盖世太保， 他战后远逃南美，后被以色列特工捕获，押送回耶路撒冷公审。1962年6月1日，他被以反人道罪等十五条罪名处以绞刑。

但是，另一个人的命运会引发我们更深沉、或许是带有绝望的思考：海德里希·穆勒少将，盖世太保，中央保安局四处处长，二战后不知所踪⋯⋯令人深思，正义不总是迟到，而正义很多时候就是永远不会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