祈祷运气的时代：沉迷刮刮乐的中国年轻人

蒋婷买“刮刮乐”有两年了。

这是一种即买即开的彩票。她最常买的是“中国福利彩票”（下称“福彩”）发行的“好运10倍”，每张面值10元（人民币，下同），最高中奖金额40万。刮奖时，蒋婷常在心里默念：“40万、40万......”

每次外出，只要遇到彩票摊位，蒋婷必定会买一张。她发现，最近在商场里的彩票柜台买刮刮乐的人，明显比一两年前多了，当中大部分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不只是买的人多了。卖彩票的也变多了。

阿红在杭州郊区一家购物中心二楼的福彩柜台工作，他们才开业短短三四周，商场里又新增了两家彩票摊位。阿红说，现在每个商场基本都会有两三个彩票柜台。他们公司作为福彩的代理商，在其他商场也有分店。这些彩票点只卖刮刮乐，占地两平米左右，摆放红白两色搭配的柜台。有的站点还有自动售卖机。

中国国营彩票于上世纪80年代推出，福彩和体彩是两大发行机构。据中国财政部发布的信息，今年1至5月共销售彩票2251.71亿元，同比增长50%，增长较快的原因主要是去年同期销量基数低、解封后的赛事带动、即开型彩票（刮刮乐）配套营销等。5月，刮刮乐销售额同比增长92.3%，约占销售总量的五分之一。

阿红身穿一件大红色的员工服，背后印着“卖彩票要紧”五个白色大字。她看守的柜台上贴满了顾客已兑过的中了大奖的彩票。只要路过那，都能瞥见卡片上用马克笔重重写出来的中奖金额，有5000元的，也有几百的。

“你10块钱买一张，万一中了呢？”阿红说。这个“万一”，成为无数迷茫的年轻人投身刮刮乐的契机。

上香，求佛，买彩票

“在上班和上学之间，选择上香；在求人和求己之间，选择求佛。”这是经济下行、就业低迷下中国年轻人中的一句流行语。现在这句话又被扩展了：“在买包和买醉之间，选择买彩票。”

自4月底跟朋友买了第一张刮刮乐，徐悦便没有停过。像开盲盒般充满未知的惊喜感，促使她每天都会在刮刮乐上花掉几十甚至上百元。

5月初的一天，徐悦在店里刮了30多张面值10元的刮刮乐，直到出现一张中奖200元，才决定收手。她意识到自己过于投入了。为了限制自己，徐悦在小红书开启了“记录100天刮刮乐”的打卡，每天只买一到两张，也想看看自己最终到底是赚是亏。

徐悦是成都人，2020年本科毕业，目前在当地一家小互联网企业工作。公司在商圈附近，每天吃完午饭，徐悦常顺路走去商场里的彩票站。这种时候彩票店的生意最好。来买刮刮乐的年轻人挤在台前，轮着刮。

徐悦也发现，在自己持续买刮刮乐的一个多月里，家附近两公里的范围内又新开了四、五家彩票店。

刮刮乐逐渐进入一些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在小红书上，分享自己买刮刮乐的用户很多，像徐悦这样每天坚持记录的人也不少。在那些刮出几百元、几千元的帖子下，大家整齐划一地“接好运”，祝“财神爷生日快乐”，也求“锦鲤附体”。

刮刮乐甚至成了节日送礼、婚礼伴手礼的选择，只要在每张刮刮乐卡片背后粘上一根细竹签，就可以包装成一束彩票花束。还有博主拍摄“沉浸式”刮刮乐视频。在年轻世代聚集的B站，一条名为“花13100块清空彩票店刮刮乐，我会亏多少”的视频，已收获超过800万播放量。

徐悦思考过彩票为什么这么火热：“经济比较低迷的阶段，人们知道挣的钱比较少，就会把希望寄托在更加虚幻的运气上；如果经济往上走，人们觉得靠自己的努力可以挣到很多钱，不需要靠彩票这种百万分之一概率去圆满我的生活。”

去年12月中国解封后，徐悦和身边的人都以为经济会复苏，未来会逐渐向好，但经历了上半年各类经济数据持续走跌后，她也切身感受到了经济下行。公司通过调整年终奖、工资构成等方式变相减薪。今年2月，她拿到手的年终奖比同事们前两年拿到的少了三分之二。徐悦还听说，公司正在调整绩效方案。她并不满意现在的工作。但在很多互联网企业裁员的环境下，她也只能先忍着。

在钱财方面，徐悦一直是保守的。她不买基金，不买股票，只存银行定期。每月收入的一部分会被她划分出来，作为开销，如果不够了，再从剩下的钱中挪出来一点点。她会警告自己：“这个月你已经超额了，一定要省着来。”

刮刮乐是她为数不多的“超纲”消费。徐悦算过，如果一天刮两张，一个月将花费600元，其中有一半左右可以回本，每个月的刮刮乐开支在300元左右。

这种时候，彩票对她来说是一种运气和希望的寄托。她很难不去想：刮得久了，万一哪天自己就是那个得大奖的幸运儿呢？

有钱，不敢花

蒋婷也想做幸运儿。

她是杭州人，今年25岁，刚从本地一所普通高校硕士毕业。

2016年上大一时，蒋婷的梦想是去外企。大二专业分流，她选了工程管理。那时她很明确，以后要去和自己专业最对口的房地产行业。她那些没有读研的本科同学，毕业时大多都进入了这个行业。但等到她硕士毕业，房地产已进入寒冬，蒋婷也放弃了进私企的念头，“我觉得企业非常卷，不太适合我现在的心态。”

去年上海封城，蒋婷看到，“很多外来务工者完全没有办法工作，没有工资，还要交房租，还房贷，还要生活。但如果你有编制，你是公务员，哪怕你天天在家待着，工资照发。这就是区别。”

于是，去年秋招，蒋婷求职的首要目标变成了国企。她想要找比较清闲的岗位，工资不高但稳定，国企的名头也好听。但投了很多简历，大多石沉大海，偶尔有公司通知她去初面，很快又被刷掉了。

据中国教育部预估，2023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1158万人，比去年增加82万人。5月初，招聘网站“智联招聘”发布《2023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在3月中旬至4月中旬的调研中，获得工作录用通知的应届毕业大专生、本科生、硕博生比例分别为54.4%、47.5%和56.7%。

“工作真的很难找，”蒋婷说，“我感觉年轻人已经很躺平，天天梦想着一夜暴富。”

蒋婷总能在微博上刷到别人买彩票中大奖的消息。她很眼馋，刮的次数也更多了。蒋婷给记者发来“杭州女子买彩票误打误撞中了一千万”的新闻截图。这个话题在7月4日登上微博热搜。

“（如果）我是她，就去找一个公司的前台工作，每天快快乐乐，到点下班。”蒋婷说。

春招结束时，她拿到了三家银行的录用通知，最后选择了其中平台更大的一家。但蒋婷心里并不想去。在银行工作的亲友告诉她，虽然每个月到手工资上万，但非常辛苦，需要不断拉贷款、存款，和销售性质一样。

蒋婷认识的研究生同学大多也去了银行，剩下的要么去高校做辅导员，要么选择考公、考编，去企业的很少。有同学即使拿到了企业offer，也还是想搏一把考编。

和这些同学的想法一样，今年5月，蒋婷和丈夫参加了浙江省事业单位的统考，他们都没有考上。不一样的是，蒋婷家的经济条件其实很不错。

两年前拆迁时，她们家得到近900万元的赔款承诺，和一套100多平方的回迁房。蒋婷家也不缺房。几年前，父母在当地购置了两套。如今，她和丈夫住在其中一处。

蒋婷是独生女。父亲说，等今年年底他们办完婚礼酒席，清账后，就把赔偿的拆迁款都交给她。

但蒋婷舍不得大笔花钱。

最初，小部分土地赔偿款下来后，父亲把属于蒋婷夫妇的30万转到她卡上。拿到钱，蒋婷买了个1万多的包——这是她至今买过最贵的包。丈夫配了一台打游戏的电脑，也是1万多。剩下的钱没有动过，都存在银行。

“从这个比例就可以体会出我们两个对钱的观念。”蒋婷说。

蒋婷一直都有省钱的习惯。小时候家境不太好，父亲在汽修厂修车，母亲在服装厂打工。那时父亲还生过一场大病，只剩母亲一人赚钱。

2008年，父亲借钱把原来两层的房子重新建成了五层。三楼到五楼各被隔出6个房间，每间170元/月出租。家乡以纺织业出名，附近的众多服装厂吸引了大量外地打工人。那时起，她家的主要收入就靠月租金。

收房租的前五年里，他们慢慢还清债务，直到2013年蒋婷上高中时，家里经济状况才真正变好。“用我爸的话来讲，如果我们这里没有外地人涌入，可能都供不起我读大学。”蒋婷说。

蒋婷家常年住满人，房间供不应求。过去十余年，租金也从起初170元/月涨到了850元/月。但2020年疫情爆发后，企业停工，工人们断了收入，那段时间，爸爸把一些老租客的月租降到了700元。

过去三年加深了蒋婷的不安感，更想把钱牢牢地拽在自己手里。

丈夫在一家设计公司画图纸，月薪5000元。刚工作那会，年终拿到了3万的奖金，后来升到5万。蒋婷还没有开始上班，夫妻俩只能依赖一份工资，尽量不向家里要钱。蒋婷发现存钱很难，甚至不够开销，需要从以前的存款里再挤些出来。

周末和丈夫外出吃饭，蒋婷会提前买优惠券。比如140元的两人套餐，她就觉得很划算。如果店家没有优惠，他们也尽量控制在200元以内。蒋婷也从不使用“花呗”这样的消费信贷产品，她坚决不提前消费。

把钱捏在手里，再看着它一点点变多，蒋婷很享受这种安全感。“我们也不是说要存个10万去买爱马仕。我希望我以后想用的时候，手里能够有钱。”她说，“所以还是要不停赚钱，不停攒钱。”

买彩票，是她对工作的一种抵抗

和蒋婷不同，刮刮乐是林秋逃离现状的渺茫希望。

林秋在中部省份做公务员。三个月前，她到彩票店买了张刮刮乐和大乐透。那时候她想，只要中100万，立马辞职，出去玩三个月。

尽管林秋从一开始就对这份工作不抱期待，但工作不到一年，绝望的情绪全都浮出了水面。她觉得，每天的工作内容，无用的活大概占了一半，像收集、汇报一些明知不会起作用的数据。指挥别人和被人指挥也几乎构成了林秋工作的全部。她必须得向别人索要一个“东西”，然后再交给同样向她索要的人，“一个恶性的藤蔓把我们连接了起来。”

催林秋结婚、生孩、买车、买房的，不是家里亲戚，正是单位领导和同事。她10%的工作时间都在听这些“有的没的”。领导会劝她：现在的房价肯定不会再跌了，你就不用想了，赶紧买房。还有女领导劝一名年轻的已婚女性：小孩一定要生两个，并且还要连着生，这样两个孩子差不多大，比较好带。

婚育车房似乎成了体制内政治正确的话题，一起走路时，不知道说什么了，就用这些来打发尴尬时刻。

同事间闲聊的话题也很古板。和同一批进来的同龄人聊天时，林秋总能听到他们说：省里的谁谁谁要升官了，省里的哪个职位有几个领导在争......

“我们其实就是一些很小的小喽啰。”林秋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以为获取这些“内幕消息”是一件值得分享和炫耀的事。

官僚职场规则很多。大家默认年轻人就要上进，把他们当“很好用的牛”，“你要竞争，你要多干活。”林秋的科室领导四十多岁，每天早到半个小时，把全办公室打扫一遍。他告诉林秋，他从刚到这上班的时候，连续十多年都是这样做的。

林秋感觉，他是上一个时代的那种坚信“上进就能得到成效”的人。但那个时代不属于林秋，为了抵抗这种无用的上进，她经常迟到半个小时。

只要努力付出就会有成效——高中时，林秋还是相信这些信条。

直到2017年冬天，林秋读大二，北京开始驱逐“低端人口”。她从政治课本上建立起的价值观，突然间崩塌了。林秋想要毕业后去做调查记者。

但疫情封控的三年，再次消耗了她的勇气和冲劲。读研期间，她们大多时候都被关在学校。林秋什么也做不了，只是不停地转发新闻和求助信息。她觉得自己总是处于无比恐慌的情绪里，感觉生活随时会有巨变。

慢慢的，林秋也没那么易怒了。以前看到让人愤怒的新闻，她无法理解：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怎么会有这样的社会。“但是时间长了，就像钝刀子割肉一样，已经磨出了茧子。”

去年年初，准备硕士毕业论文和承受封控高压的同时，林秋只想找一份赚得到钱又清闲稳定的工作。

“那个时候已经完全放弃了。我该怎么活，我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能接受什么，不能接受什么，什么都无所谓。”林秋说，“只要能有一个地方让我去，我就可以。其实是一种投降。”

在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林秋走上了考公考编的路。这份工作虽然难以抵挡领导同事的悠悠之口，但至少堵住了亲戚。在他们眼里，林秋现在已经是“人上人”了。

不算公积金和社保，林秋一年实发工资6万多。她和朋友合租130平的房子，两个人每月1200元。这里生活成本低，她每个月都能存下1000多或2000元。

但林秋还是无法适应体制内的环境，“不管是面上还是心理上，我都要摆出一种时刻准备反抗的姿态。”买彩票，就是她对工作的一种抵抗。

大学时，林秋和朋友出去玩，也会在校门口顺便买张刮刮乐。要是中奖了，她感觉那是“天上掉下来的钱”，有句俗话：如果捡到钱，一定要赶紧花掉，不能留在手里。于是她会再继续兑换一张，不把赢的小钱带出彩票店。

但现在，不管刮到多小的中奖金额，她都一定要在自助兑奖机上换到微信钱包里。她说，刮刮乐成了自己“角逐财富梦想的唯一途径”。

尾声

蒋婷、徐悦和林秋都出生于1998年前后。她们共同毕业于2020年那个没有线下毕业典礼的夏天，并在迷茫、慌乱和无措中向前踏出一步，有人离开象牙塔，有人继续升学。原本以为不会持续太久的病毒大流行，在严密的封控中延续了三年。

2019年，蒋婷考研时想过，研究生顺利毕业的话，肯定比本科生更容易找工作，待遇也会更好。但如今读完研，她发现还不如当时本科直接找工作容易。比起那时身上还有的冲劲，她现在只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够了。

她觉得在近几年，中国很难再回到2019年前那样的繁荣了。“现在不是有句流行语吗？我没有房贷，没有车贷，也没有后代。”她说，中国经济体制就是要靠人来创收的，“人越来越少了，房子需求少了，开发商不买地了，房地产没了，企业不交税了，经济肯定越来越差了......国家靠什么赚钱？就靠税收和卖地。”

蒋婷和丈夫不炒股，也不做其他投资。“我可能就是平平淡淡地过完一生。”她说，赚钱的和破产的都是胆大的人。“我们两个胆子很小，我们既不会发财，也不会破产。”

林秋思考过自己在这个时代的命运。她觉得这就是倒霉。出生的那一年，可能就注定了她能短暂地见证一些繁荣幻象，那时她也有很多梦想。可等真正进入社会，她却发现遍地都是废墟。

“我们是从春天过来的，没有做好要面对冬天的心理准备。但如果不做好准备，很容易在冬天冻死。”林秋说，“建构一些精神防御机制，抵御工作带来的侵袭，（以及）你认知到的这个社会给你带来的伤害。”她说。

但在物质防御机制上，她已经没有力气再去挣100万了。彩票，就是她能够偷懒获得100万的唯一机会，也是她能改变困境的一个可能性。“做好过冬的准备，看春天什么时候到。”

应受访者要求，蒋婷、徐悦、林秋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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