祈禱運氣的時代：沈迷刮刮樂的中國年輕人

蔣婷買「刮刮樂」有兩年了。

這是一種即買即開的彩票。她最常買的是「中國福利彩票」（下稱「福彩」）發行的「好運10倍」，每張面值10元（人民幣，下同），最高中獎金額40萬。刮獎時，蔣婷常在心裡默念：「40萬、40萬......」

每次外出，只要遇到彩票攤位，蔣婷必定會買一張。她發現，最近在商場裏的彩票櫃台買刮刮樂的人，明顯比一兩年前多了，當中大部分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

不只是買的人多了。賣彩票的也變多了。

阿紅在杭州郊區一家購物中心二樓的福彩櫃台工作，他們才開業短短三四周，商場裏又新增了兩家彩票攤位。阿紅說，現在每個商場基本都會有兩三個彩票櫃台。他們公司作為福彩的代理商，在其他商場也有分店。這些彩票點只賣刮刮樂，佔地兩平米左右，擺放紅白兩色搭配的櫃台。有的站點還有自動售賣機。

中國國營彩票於上世紀80年代推出，福彩和體彩是兩大發行機構。據中國財政部發佈的信息，今年1至5月共銷售彩票2251.71億元，同比增長50%，增長較快的原因主要是去年同期銷量基數低、解封後的賽事帶動、即開型彩票（刮刮樂）配套營銷等。5月，刮刮樂銷售額同比增長92.3%，約佔銷售總量的五分之一。

阿紅身穿一件大紅色的員工服，背後印著「賣彩票要緊」五個白色大字。她看守的櫃台上貼滿了顧客已兌過的中了大獎的彩票。只要路過那，都能瞥見卡片上用馬克筆重重寫出來的中獎金額，有5000元的，也有幾百的。

「你10塊錢買一張，萬一中了呢？」阿紅說。這個「萬一」，成為無數迷茫的年輕人投身刮刮樂的契機。

上香，求佛，買彩票

「在上班和上學之間，選擇上香；在求人和求己之間，選擇求佛。」這是經濟下行、就業低迷下中國年輕人中的一句流行語。現在這句話又被擴展了：「在買包和買醉之間，選擇買彩票。」

自4月底跟朋友買了第一張刮刮樂，徐悅便沒有停過。像開盲盒般充滿未知的驚喜感，促使她每天都會在刮刮樂上花掉幾十甚至上百元。

5月初的一天，徐悅在店裡刮了30多張面值10元的刮刮樂，直到出現一張中獎200元，才決定收手。她意識到自己過於投入了。為了限制自己，徐悅在小紅書開啓了「記錄100天刮刮樂」的打卡，每天只買一到兩張，也想看看自己最終到底是賺是虧。

徐悅是成都人，2020年本科畢業，目前在當地一家小互聯網企業工作。公司在商圈附近，每天吃完午飯，徐悅常順路走去商場裏的彩票站。這種時候彩票店的生意最好。來買刮刮樂的年輕人擠在台前，輪著刮。

徐悅也發現，在自己持續買刮刮樂的一個多月裏，家附近兩公里的範圍內又新開了四、五家彩票店。

刮刮樂逐漸進入一些年輕人的日常生活。在小紅書上，分享自己買刮刮樂的用戶很多，像徐悅這樣每天堅持記錄的人也不少。在那些刮出幾百元、幾千元的帖子下，大家整齊劃一地「接好運」，祝「財神爺生日快樂」，也求「錦鯉附體」。

刮刮樂甚至成了節日送禮、婚禮伴手禮的選擇，只要在每張刮刮樂卡片背後粘上一根細竹籤，就可以包裝成一束彩票花束。還有博主拍攝「沈浸式」刮刮樂視頻。在年輕世代聚集的B站，一條名為「花13100塊清空彩票店刮刮樂，我會虧多少」的視頻，已收穫超過800萬播放量。

徐悅思考過彩票為什麼這麼火熱：「經濟比較低迷的階段，人們知道掙的錢比較少，就會把希望寄託在更加虛幻的運氣上；如果經濟往上走，人們覺得靠自己的努力可以掙到很多錢，不需要靠彩票這種百萬分之一概率去圓滿我的生活。」

去年12月中國解封後，徐悅和身邊的人都以為經濟會復蘇，未來會逐漸向好，但經歷了上半年各類經濟數據持續走跌後，她也切身感受到了經濟下行。公司通過調整年終獎、工資構成等方式變相減薪。今年2月，她拿到手的年終獎比同事們前兩年拿到的少了三分之二。徐悅還聽說，公司正在調整績效方案。她並不滿意現在的工作。但在很多互聯網企業裁員的環境下，她也只能先忍著。

在錢財方面，徐悅一直是保守的。她不買基金，不買股票，只存銀行定期。每月收入的一部分會被她劃分出來，作為開銷，如果不夠了，再從剩下的錢中挪出來一點點。她會警告自己：「這個月你已經超額了，一定要省著來。」

刮刮樂是她為數不多的「超綱」消費。徐悅算過，如果一天刮兩張，一個月將花費600元，其中有一半左右可以回本，每個月的刮刮樂開支在300元左右。

這種時候，彩票對她來說是一種運氣和希望的寄託。她很難不去想：刮得久了，萬一哪天自己就是那個得大獎的幸運兒呢？

有錢，不敢花

蔣婷也想做幸運兒。

她是杭州人，今年25歲，剛從本地一所普通高校碩士畢業。

2016年上大一時，蔣婷的夢想是去外企。大二專業分流，她選了工程管理。那時她很明確，以後要去和自己專業最對口的房地產行業。她那些沒有讀研的本科同學，畢業時大多都進入了這個行業。但等到她碩士畢業，房地產已進入寒冬，蔣婷也放棄了進私企的念頭，「我覺得企業非常卷，不太適合我現在的心態。」

去年上海封城，蔣婷看到，「很多外來務工者完全沒有辦法工作，沒有工資，還要交房租，還房貸，還要生活。但如果你有編制，你是公務員，哪怕你天天在家待著，工資照發。這就是區別。」

於是，去年秋招，蔣婷求職的首要目標變成了國企。她想要找比較清閒的崗位，工資不高但穩定，國企的名頭也好聽。但投了很多簡歷，大多石沈大海，偶爾有公司通知她去初面，很快又被刷掉了。

據中國教育部預估，2023年高校畢業生規模達1158萬人，比去年增加82萬人。5月初，招聘網站「智聯招聘」發佈《2023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在3月中旬至4月中旬的調研中，獲得工作錄用通知的應屆畢業大專生、本科生、碩博生比例分別為54.4%、47.5%和56.7%。

「工作真的很難找，」蔣婷說，「我感覺年輕人已經很躺平，天天夢想著一夜暴富。」

蔣婷總能在微博上刷到別人買彩票中大獎的消息。她很眼饞，刮的次數也更多了。蔣婷給記者發來「杭州女子買彩票誤打誤撞中了一千萬」的新聞截圖。這個話題在7月4日登上微博熱搜。

「（如果）我是她，就去找一個公司的前台工作，每天快快樂樂，到點下班。」蔣婷說。

春招結束時，她拿到了三家銀行的錄用通知，最後選擇了其中平台更大的一家。但蔣婷心裡並不想去。在銀行工作的親友告訴她，雖然每個月到手工資上萬，但非常辛苦，需要不斷拉貸款、存款，和銷售性質一樣。

蔣婷認識的研究生同學大多也去了銀行，剩下的要麼去高校做輔導員，要麼選擇考公、考編，去企業的很少。有同學即使拿到了企業offer，也還是想搏一把考編。

和這些同學的想法一樣，今年5月，蔣婷和丈夫參加了浙江省事業單位的統考，他們都沒有考上。不一樣的是，蔣婷家的經濟條件其實很不錯。

兩年前拆遷時，她們家得到近900萬元的賠款承諾，和一套100多平方的回遷房。蔣婷家也不缺房。幾年前，父母在當地購置了兩套。如今，她和丈夫住在其中一處。

蔣婷是獨生女。父親說，等今年年底他們辦完婚禮酒席，清賬後，就把賠償的拆遷款都交給她。

但蔣婷捨不得大筆花錢。

最初，小部分土地賠償款下來後，父親把屬於蔣婷夫婦的30萬轉到她卡上。拿到錢，蔣婷買了個1萬多的包——這是她至今買過最貴的包。丈夫配了一台打遊戲的電腦，也是1萬多。剩下的錢沒有動過，都存在銀行。

「從這個比例就可以體會出我們兩個對錢的觀念。」蔣婷說。

蔣婷一直都有省錢的習慣。小時候家境不太好，父親在汽修廠修車，母親在服裝廠打工。那時父親還生過一場大病，只剩母親一人賺錢。

2008年，父親借錢把原來兩層的房子重新建成了五層。三樓到五樓各被隔出6個房間，每間170元/月出租。家鄉以紡織業出名，附近的眾多服裝廠吸引了大量外地打工人。那時起，她家的主要收入就靠月租金。

收房租的前五年裏，他們慢慢還清債務，直到2013年蔣婷上高中時，家裡經濟狀況才真正變好。「用我爸的話來講，如果我們這裡沒有外地人湧入，可能都供不起我讀大學。」蔣婷說。

蔣婷家常年住滿人，房間供不應求。過去十餘年，租金也從起初170元/月漲到了850元/月。但2020年疫情爆發後，企業停工，工人們斷了收入，那段時間，爸爸把一些老租客的月租降到了700元。

過去三年加深了蔣婷的不安感，更想把錢牢牢地拽在自己手裡。

丈夫在一家設計公司畫圖紙，月薪5000元。剛工作那會，年終拿到了3萬的獎金，後來升到5萬。蔣婷還沒有開始上班，夫妻倆只能依賴一份工資，盡量不向家裡要錢。蔣婷發現存錢很難，甚至不夠開銷，需要從以前的存款裏再擠些出來。

週末和丈夫外出吃飯，蔣婷會提前買優惠券。比如140元的兩人套餐，她就覺得很划算。如果店家沒有優惠，他們也盡量控制在200元以內。蔣婷也從不使用「花唄」這樣的消費信貸產品，她堅決不提前消費。

把錢捏在手裡，再看著它一點點變多，蔣婷很享受這種安全感。「我們也不是說要存個10萬去買愛馬仕。我希望我以後想用的時候，手裡能夠有錢。」她說，「所以還是要不停賺錢，不停攢錢。」

買彩票，是她對工作的一種抵抗

和蔣婷不同，刮刮樂是林秋逃離現狀的渺茫希望。

林秋在中部省份做公務員。三個月前，她到彩票店買了張刮刮樂和大樂透。那時候她想，只要中100萬，立馬辭職，出去玩三個月。

儘管林秋從一開始就對這份工作不抱期待，但工作不到一年，絕望的情緒全都浮出了水面。她覺得，每天的工作內容，無用的活大概佔了一半，像收集、彙報一些明知不會起作用的數據。指揮別人和被人指揮也幾乎構成了林秋工作的全部。她必須得向別人索要一個「東西」，然後再交給同樣向她索要的人，「一個惡性的藤蔓把我們連接了起來。」

催林秋結婚、生孩、買車、買房的，不是家裡親戚，正是單位領導和同事。她10%的工作時間都在聽這些「有的沒的」。領導會勸她：現在的房價肯定不會再跌了，你就不用想了，趕緊買房。還有女領導勸一名年輕的已婚女性：小孩一定要生兩個，並且還要連著生，這樣兩個孩子差不多大，比較好帶。

婚育車房似乎成了體制內政治正確的話題，一起走路時，不知道說什麼了，就用這些來打發尷尬時刻。

同事間閒聊的話題也很古板。和同一批進來的同齡人聊天時，林秋總能聽到他們說：省裡的誰誰誰要升官了，省裡的哪個職位有幾個領導在爭......

「我們其實就是一些很小的小嘍囉。」林秋不理解，他們為什麼以為獲取這些「內幕消息」是一件值得分享和炫耀的事。

官僚職場規則很多。大家默認年輕人就要上進，把他們當「很好用的牛」，「你要競爭，你要多幹活。」林秋的科室領導四十多歲，每天早到半個小時，把全辦公室打掃一遍。他告訴林秋，他從剛到這上班的時候，連續十多年都是這樣做的。

林秋感覺，他是上一個時代的那種堅信「上進就能得到成效」的人。但那個時代不屬於林秋，為了抵抗這種無用的上進，她經常遲到半個小時。

只要努力付出就會有成效——高中時，林秋還是相信這些信條。

直到2017年冬天，林秋讀大二，北京開始驅逐「低端人口」。她從政治課本上建立起的價值觀，突然間崩塌了。林秋想要畢業後去做調查記者。

但疫情封控的三年，再次消耗了她的勇氣和衝勁。讀研期間，她們大多時候都被關在學校。林秋什麼也做不了，只是不停地轉發新聞和求助信息。她覺得自己總是處於無比恐慌的情緒裏，感覺生活隨時會有巨變。

慢慢的，林秋也沒那麼易怒了。以前看到讓人憤怒的新聞，她無法理解：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怎麼會有這樣的社會。「但是時間長了，就像鈍刀子割肉一樣，已經磨出了繭子。」

去年年初，準備碩士畢業論文和承受封控高壓的同時，林秋只想找一份賺得到錢又清閒穩定的工作。

「那個時候已經完全放棄了。我該怎麼活，我該成為什麼樣的人，我能接受什麼，不能接受什麼，什麼都無所謂。」林秋說，「只要能有一個地方讓我去，我就可以。其實是一種投降。」

在找不到工作的情況下，林秋走上了考公考編的路。這份工作雖然難以抵擋領導同事的悠悠之口，但至少堵住了親戚。在他們眼裡，林秋現在已經是「人上人」了。

不算公積金和社保，林秋一年實發工資6萬多。她和朋友合租130平的房子，兩個人每月1200元。這裡生活成本低，她每個月都能存下1000多或2000元。

但林秋還是無法適應體制內的環境，「不管是面上還是心理上，我都要擺出一種時刻準備反抗的姿態。」買彩票，就是她對工作的一種抵抗。

大學時，林秋和朋友出去玩，也會在校門口順便買張刮刮樂。要是中獎了，她感覺那是「天上掉下來的錢」，有句俗話：如果撿到錢，一定要趕緊花掉，不能留在手裡。於是她會再繼續兌換一張，不把贏的小錢帶出彩票店。

但現在，不管刮到多小的中獎金額，她都一定要在自助兌獎機上換到微信錢包里。她說，刮刮樂成了自己「角逐財富夢想的唯一途徑」。

尾聲

蔣婷、徐悅和林秋都出生於1998年前後。她們共同畢業於2020年那個沒有線下畢業典禮的夏天，並在迷茫、慌亂和無措中向前踏出一步，有人離開象牙塔，有人繼續升學。原本以為不會持續太久的病毒大流行，在嚴密的封控中延續了三年。

2019年，蔣婷考研時想過，研究生順利畢業的話，肯定比本科生更容易找工作，待遇也會更好。但如今讀完研，她發現還不如當時本科直接找工作容易。比起那時身上還有的衝勁，她現在只需要一份穩定的工作就夠了。

她覺得在近幾年，中國很難再回到2019年前那樣的繁榮了。「現在不是有句流行語嗎？我沒有房貸，沒有車貸，也沒有後代。」她說，中國經濟體制就是要靠人來創收的，「人越來越少了，房子需求少了，開發商不買地了，房地產沒了，企業不交稅了，經濟肯定越來越差了......國家靠什麼賺錢？就靠稅收和賣地。」

蔣婷和丈夫不炒股，也不做其他投資。「我可能就是平平淡淡地過完一生。」她說，賺錢的和破產的都是膽大的人。「我們兩個膽子很小，我們既不會發財，也不會破產。」

林秋思考過自己在這個時代的命運。她覺得這就是倒霉。出生的那一年，可能就注定了她能短暫地見證一些繁榮幻象，那時她也有很多夢想。可等真正進入社會，她卻發現遍地都是廢墟。

「我們是從春天過來的，沒有做好要面對冬天的心理準備。但如果不做好準備，很容易在冬天凍死。」林秋說，「建構一些精神防禦機制，抵御工作帶來的侵襲，（以及）你認知到的這個社會給你帶來的傷害。」她說。

但在物質防禦機制上，她已經沒有力氣再去掙100萬了。彩票，就是她能夠偷懶獲得100萬的唯一機會，也是她能改變困境的一個可能性。「做好過冬的準備，看春天什麼時候到。」

應受訪者要求，蔣婷、徐悅、林秋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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