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仍是上海吗？解封一年后，滴水不漏式文化与身心管治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简称“文管”，它不是全新工种，但高调出现在上海。试想像：在各种文化及演出场合，总有专门人员穿著制服坐在席间，在场震摄，默默留意台上一字一句，又或者关心身边观众有没越轨。

解封一年后，上海是否仍是那个上海？

六月是上海国际电影节惯常举行的季节。今年许多选片回复到一票难求的热闹，映后交流时，观众席仍然满载渴望提问与表达的眼神。

一年前并非这样，当时上海才刚从封城两个月的噩梦中醒来，人们惊魂未定，电影节宣布延期。现在，观众重返戏院了，今年电影节其中一部最惹来关注的作品，是在此作首映、上海人罗冬执导的《梅的白天与黑夜》，追踪一位年越70岁叫陈玉梅的上海老阿姨的日常生活与约会故事。

影片近乎没差评，大家都为梅姨的生命力、直率与典型的上海式世故而着迷。阿姨太喜爱镜头了，以至本应是记录片，却看得像剧情片。有介绍提及，这是一部主要拍摄在“怡情前”的片子，故此也不奇怪，片中人都没戴口罩。有留言尝试纠正，说该是“疫情”，不是“怡情”。版主回复：“不用更正，我们故意的，那个正确的词已无法正确使用了，望周知。”

从而又记起五月份笔者曾到过上海的医院，医护提到，虽然坊间不断有二次阳的病人，可是医院方已不会再视之为新型冠状病毒的案子来登记了。更甚的说法是：已经没有这一项了，所有同类的症状，皆不会再被界定为新型冠状病毒。从字面和数据意义上，疫情，新冠，在这里都没有了。

难以想像，已经过了一年。后来和不少朋友的闲聊中，都会提到一个说法：对于一些经历，譬如上次见的某人，去过的某地，一般都起码是三年前的事了，而大家都总不觉得有那么久。

人生中有三年像空白了。这三年去哪了？

“那个正确的词已无法正确使用了，望周知。”

末日后走出来的人

有点老记忆的上海人，戏称去年这时候，是另一次上海的解放——意思是类比1949年5月27日解放军进城接管上海。像那些末日后重新从地底藏所走出来的人一样，大家只想再次在日光地上，望著天，看看地球有什么改变没有，然后庆幸彼此仍能呼吸。

而好快就发现，那其实更像是丧尸电影，人与人之间虽说庆幸重遇，但不免心底有种保留，担心对方会否是没被察觉的带毒之躯。当政府机关重新运作，坊间说民政部门第一个热门的申办需求，不是移民（领馆还未开启，政府也不鼓励人往外跑，因而有很长一段时间许多人的护照均过期），而是离婚。那个被广传的笑话可能有些道理：再这样关下去，我跟老公可能真要培养出感情了！

真正听到的最多朋友异动个案，则是在上海外国人的离开。也是去年相若时间，一个抽样调查数据相当引起讨论，就是对在上海工作的外国人发抽样问卷，结果是当中有48%的人会选择一年内离开上海，当中最显要的比重，是教育相关职业人。

这次巨型的外国人逃离潮，于一位外国朋友从领馆得到的数据中得到证实，相比起疫情前，他的国家（也算占在上海外侨主要比重）的在沪人口，下跌了八成。再经房产公司的指标从旁证实，说外国人租房市场大跌，一幅外国心落荒逃离上海的场面，被广泛接受作为一年前的上海解封即景。

上海式沉默

是否刻意的遗忘？向前看仍是一种无奈的主流价值。和很多不被鼓励去讨论的事一样，民众似乎有种落力配合这叙事的惯性。抱怨、不忘、反省，更不要说追究，被视为不够正能量与太不务实。

一年过去，上海复常了吗？

街上行人目测八成都不戴口罩了。政府机关和网约车司机还有较严格规定，所以仍是口罩随脸。也不用再亮什么健康码。曾经每个街角都设置的核酸亭，大部份没留下半点痕迹，除了一些地上的印记，或没有被撕掉的写着“保留2米距离”的黄贴纸。

处处都以核酸亭的“不在”来提醒它曾经的在场：不是一度每天都在这路口这转弯排队做核酸吗？怎么突然就没有了。只有在某些像医院的后院，当一个被癈置的核酸亭忘记回收仍搁在那里，那双从检测口中伸出的手套仍像鬼手一样摊在那儿之时，才令人有一秒的不协调：都忘得这么快了？

是否刻意的遗忘？无论如何，重新开放，回复过往，向前看仍是一种无奈的主流价值。在这儿，和很多不被鼓励去讨论的事一样，民众似乎有种落力配合这叙事的惯性。抱怨、不忘、反省，更不要说追究，被视为不够正能量与太不务实。

令情况更极端的是，当一切记忆都只存于网络，就注定那记忆的不牢固，它随时被抽空、删除、导引、改写。尤如现在再搜去年此刻的关键词，如封城、方舱、消杀、四月之声，已经很难可以从中拼合出其时的记忆。

有关“封城”，跳出来最多的是去年三月份官方的辟谣说上海不会封城。“方舱”最令人失笑，有一条的标题是：进去了就不想出来。打动亿万人也终令非上海居住人知悉封城状况的“四月之声”作为历史文献，难以找到其声画版本。

好久以前读《繁花》，小说中一个出现频率最高，也最常用以表现上海人那通常不想言喻的做派的一个词：“不响”，从来未确切读懂它的意义。角色遇到好些情节，不置可否，金宇澄就写“沪生不响”、“阿宝不响”，既一言终结又意味深长。

金宇澄曾解释到：其实“不响”是上海话中最常用词之一，表面上意思就是不语、无语、沉默、不说话，但内涵就很复杂。可能是不愿意表态，也可能不同意，还可能是很反感，或者是根本就麻木没意见。上海人不习惯进一步说明，很多时候都要靠自己体会。

现在才知，大概那就是此情此景。上海，不响。

当一切记忆都只存于网络，就注定记忆的不牢固，随时被抽空、删除、导引、改写。尤如现在再搜去年此刻的关键词，如封城、方舱、消杀、四月之声，已很难从中拼合出其时的记忆。

排队进名店，还是消费大降级？

然而遭历劫难的城市，又怎可能把伤口遮掩得绝无破绽。在著名高级大型商场内，排队进名店的人龙仿佛表达出一个回到过往美好时光的表象，而这些国际名牌实际上去年全年至今年第一季的中国销售，都以双位数字增长支持了这说法。

但高端市场消费和普罗群众还是有不小距离，餐饮业界则表达了另一幅图像：消费的降级，今年再去往日高档餐厅林立的外滩，就发现不少过往的名店已关。可以说，两极化更鲜明，要么就是几万、几十万的国际名牌消费；另一极端就是几十元、上百元的低价市场。在电商带货普及的这三年，实体店生意受最大打击之余，造就了更全面的线上交易习惯。

于是，还走于路上的人有了新任务。被夸大称为宇宙中心的上海安福路武康路交界口，它另一端是乌鲁木齐路，一章现在被埋没了的抗争片段曾在这儿上演，好大程度上加速推进了解封和防疫政策的转向。如今，这条路是自媒体、网红与街拍者的天堂。每天有上几十位貌似摄影师的大叔或哥哥，拿著长短镜头，捕捉每个穿搭得宜的可能目标物。

回到家庭情景，中产的消费心态转变特别明显，这种心态反映于对一切非必要开支的审慎。对他们而言，只有健康、教育、饮食开支是必要的。就难怪其中一个重灾区的健身馆经理不断抱怨，现在都没有了预付年卡的市场。

广义中产朋友家庭的一大话题，肯定是子女升学。身边起码有五位朋友的孩子在过去一年之内到外国读书，小学到中学都有。他们选择学校也有了新的看法，东南亚成为一个不断被提起的目的地，部分原因是孩子的母亲要亲身过去陪读，而那里的学费往往是在中国的有名国际学校或西方国家学校的三分一。在平衡了成本及学位接轨度之后，东南亚的国际学校被认为是新发现的可行选择。

引入外国演出技术上难关层层，例如歌单歌词得通过专门认可翻译单位翻译后后送审（不相信民间申报者自行翻译）。搞手为免麻烦，引进外国演出时会找没有歌词的演出如DJ 派对，和只弹奏的爵士乐。

国际化在转变？

如果要说这一年来，众多疫后社会新常态有哪些值得加以深入了解，该就是文化活动市场的被驯服，以及上海的外国人逃离现象。不久前，一条火爆视频把一个大家都愿意相信的预想变得合理，那是上千万点击的视频，其带有骇人效果的结论是：过往充满洋化气息的上海复兴路，如今找不到一个洋人了。

这说法当然是以极端化去蹭流量，实际情况以笔者感受，则是外国人在上海的数字下降，已是一个持续多年的现象，只是去年超乎常理的疫情管控，变成很多外国人决定离开上海的最后一根稻草。

好大程度上，是疫情加急了上海这次外国人的洗牌，而背景则是近些年中国在不同领域尝试本土化过程，从管理阶层、意识形态到文化商品，尽量希望由自己人接手；而这与更上层领导人总体的“伟大复兴”或“中国梦”政策或有因果关系。

上海正面对这转型，由过往国际化演变成中国本土中产化。

职场上出现的现象，是外国在华企业的高管大移位。过往二十年，国际大公司大量外派高管到中国，上海正是其落地首选。而随著管理层的本地化，那批高薪待遇外国人及家庭相继离开，引致连锁的家庭、就学、居住、消费市场的转型。

但有多位房地产中介令笔者得知，上海房产市场其实并没有大幅下跌，主因是虽有外国家庭退场，但上海作为中国最进步及繁荣大都会，仍有大量外省人来到上海发展。当然他们对房屋及生活消费的需求，肯定跟外国人有所不同。上海正面对这转型，由过往国际化演变成中国本土中产化。

那句歌词只在上海唱不出来？

由话剧、脱口秀到乐队演唱，一套新的监管系统正在应用。一线城市上海、北京申报演出时更形严格，而其他主拼经济的二三线城市如天津、苏州，反而吸纳了京、沪溢出的观众。

在演出市场上，有两种现场表现方式相当叫座，一种是传统的歌手演唱会或DJ派对，都是得益于长期的半封闭后，对演出饿得太久，由主办方到观众都进行了“报复式”的参与。上海实在也是从音乐会、话剧、派对到脱口秀都演出密度最高的城市。

以上海的演唱会为例，今年五月开始，已举行或确认了下半年档期的音乐会就起码有梁静茹、刘若英、张信哲、万能青年旅店、周杰伦、陈奕迅。另一类则是曾一度疯魔上海北京、最近才被打压的脱口秀。

在脱口秀还大有市场之时，可看到不少一度被弃用全无人气的商场，都被改装成小型脱口秀演出场所。去看新冒起的脱口秀表现者，吐糟一下生活的光怪陆离（当然避开政治玩笑），曾一度成为一种白领职场工余娱乐新潮流。

也正是House事件提醒大家去更关注那个对演出更严苛监管的新常态，那同时是导致各种较小型独立演出面临更多审批难度的文化现状。可以说，由话剧、脱口秀到乐队演唱，一套新的监管系统正在应用。

若是中国本地乐团演出，除歌词要提前送审，现场还会有专人监控演出版本是否跟事前过检的是百分百相同，不容许任何即场改变。

一位资深的独立音乐会搞手说出了现行规管的具体严格措施。他说这阵子，上海北京在申报演出时更形严格，其他主力拼经济的二、三线城市像天津、苏州，反而吸纳了北京和上海溢出来的观众。

若是中国本地乐团演出，除歌词要提前送审（这个也是过往传统需要，可是以前相对有弹性，现在则会指明歌词能否过关及要如何删减），现场还会有专人监控演出版本是否跟事前过检的是百分百相同，不容许任何即场改变。

正是在这更严格的规管下，才得以解释万能青年旅店最近在上海演出他们最知名歌曲《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时，得以纯音乐版本去奏出的现象。这个现在被乐迷形容为“这沉默震耳欲聋”的钢琴与色士风（萨克斯风）版本，董亚千并没有如常声嘶地开口，只有上万位观众在默默背诵着“如此生活30年 直到大厦崩塌”，那些早刻铭于心的歌词。

是乐队的新编曲安排？但回顾万青最近于其他城市的演出，都仍是唱着带歌词的版本。难怪不无幽默的网友，总结出这就是“文明上海版”的《杀石》。

滴水不漏式文化与身心管治

这阵子上海也以“文管”部门将统一穿辨认度高的制服来隆重推出，达到一种可以说是在场震慑的作用。可说是继城管、农管后，滴水不漏式文化与身心管治的体现。

另一方面，要引入外国演出不是没可能，但技术上各种难关会层层卡住，例如外国演出艺人未必拿到中国签证，若是带歌词的演出，歌单歌词也得通过专门认可翻译单位翻了后送审（不相信民间申报者自行翻译）。搞手最后表示，为免麻烦，现在引进外国演出最大机会的，就是都找些没有歌词的演出，例如DJ 派对和只弹奏的爵士乐。

那是演出前的审查，还有新兴的演出过程中的监控。这也就涉及另一样文化监管的执行岗位：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简称“文管”。文管不是全新的工种，但高调出现在上海，确是对向来说自己尤如国际大都会的上海有点讽刺。

试想像一下，在各种文化及演出场合（事实上它的范围极广，包含了一应广义上的文化旅游娱乐演出场所，监管领域包括防疫执行、消防、卫生、演出内容、观众行为等等），总有专门人员坐在席间，默默留意著台上的一字一句，又或者关心身边观众有没越轨。

她打开手机小电筒对照笔记本中圈好，认为较易出事的重点段落或句子，一句句确认演出并没加添或修改什么。她在这过程中，提升了自己的文化修养，又为文化质量的监管作出了贡献。

这岗位全国皆有，不同的是，这阵子连上海也以这部门将统一穿辨认度高的制服来隆重推出，达到一种可以说是在场震慑的作用。可说是继城管、农管后，滴水不漏式文化与身心管治的体现。此前，一位曾当“文化市场内容巡查志愿者”的上海姑娘记述了她当“文化执法”时的心得，尽显此政策之正能量。

从2020年9月开始，她每月要看两三部剧，并写下报告。为当好这份义工，她事前收到将去作目标监测的话剧的剧本，先细心记住每个段落，到演出坐于台下，她打开手机小电筒对照笔记本中圈好，认为较易出事的重点段落或句子，一句句确认演出并没加添或修改什么。她在这过程中，提升了自己的文化修养，又为文化质量的监管作出了贡献。

同一个电影节，更多的镁光与报导，是关于如博纳这种大电影公司预告将推出近二十部大作，提醒大家这才是电影与娱乐文化的未来。

当《梅的白天与黑夜》在戏院中放映，是否一样有这些志愿者或新的制服人员在稽查？这部全上海话、只聚焦一个小市民寻常生活的小故事，气势可能不够宏大，没有对大叙事有多大影响。同一个电影节，更多的镁光与报导，是关于如博纳这种大电影公司，最后有请周润发一众上台造势，预告将推出近二十部大作，当中有林超贤的《红海行动2:虎鲸行动》、庄文强的《枭雄》、徐克的《智取威虎山前传》和刘伟强监制《汶川大地震》及执导《上甘岭》，提醒大家这才是电影与娱乐文化的未来。

毛尖说《梅的白天与黑夜》：“从此，上海有了全新的女主，健康，彪悍，浪漫，粗野。”好奇梅姨经历了去年的封禁，这态度可有任何转变？一度再不能每天跨过闹市，到相亲角或宜家跟各式爷叔约会。抑或，上海始终仍会是那个上海。今天，她又已经如常的奔跑在赴约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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