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仍是上海嗎？解封一年後，滴水不漏式文化與身心管治

文化市場綜合行政執法隊，簡稱「文管」，它不是全新工種，但高調出現在上海。試想像：在各種文化及演出場合，總有專門人員穿著制服坐在席間，在場震攝，默默留意台上一字一句，又或者關心身邊觀眾有沒越軌。

解封一年後，上海是否仍是那個上海？

六月是上海國際電影節慣常舉行的季節。今年許多選片回復到一票難求的熱鬧，映後交流時，觀眾席仍然滿載渴望提問與表達的眼神。

一年前並非這樣，當時上海才剛從封城兩個月的噩夢中醒來，人們驚魂未定，電影節宣佈延期。現在，觀眾重返戲院了，今年電影節其中一部最惹來關注的作品，是在此作首映、上海人羅冬執導的《梅的白天和黑夜》，追蹤一位年越70歲叫陳玉梅的上海老阿姨的日常生活與約會故事。

影片近乎沒差評，大家都為梅姨的生命力、直率與典型的上海式世故而着迷。阿姨太喜愛鏡頭了，以至本應是記錄片，卻看得像劇情片。有介紹提及，這是一部主要拍攝在「怡情前」的片子，故此也不奇怪，片中人都沒戴口罩。有留言嘗試糾正，說該是「疫情」，不是「怡情」。版主回覆：「不用更正，我們故意的，那個正確的詞已無法正確使用了，望周知。」

從而又記起五月份筆者曾到過上海的醫院，醫護提到，雖然坊間不斷有二次陽的病人，可是醫院方已不會再視之為新型冠狀病毒的案子來登記了。更甚的說法是：已經沒有這一項了，所有同類的症狀，皆不會再被界定為新型冠狀病毒。從字面和數據意義上，疫情，新冠，在這裡都沒有了。

難以想像，已經過了一年。後來和不少朋友的閒聊中，都會提到一個說法：對於一些經歷，譬如上次見的某人，去過的某地，一般都起碼是三年前的事了，而大家都總不覺得有那麼久。

人生中有三年像空白了。這三年去哪了？

「那個正確的詞已無法正確使用了，望周知。」

末日後走出來的人

有點老記憶的上海人，戲稱去年這時候，是另一次上海的解放——意思是類比1949年5月27日解放軍進城接管上海。像那些末日後重新從地底藏所走出來的人一樣，大家只想再次在日光地上，望著天，看看地球有什麼改變沒有，然後慶幸彼此仍能呼吸。

而好快就發現，那其實更像是喪屍電影，人與人之間雖說慶幸重遇，但不免心底有種保留，擔心對方會否是沒被察覺的帶毒之軀。當政府機關重新運作，坊間說民政部門第一個熱門的申辦需求，不是移民（領館還未開啟，政府也不鼓勵人往外跑，因而有很長一段時間許多人的護照均過期），而是離婚。那個被廣傳的笑話可能有些道理：再這樣關下去，我跟老公可能真要培養出感情了！

真正聽到的最多朋友異動個案，則是在上海外國人的離開。也是去年相若時間，一個抽樣調查數據相當引起討論，就是對在上海工作的外國人發抽樣問卷，結果是當中有48%的人會選擇一年內離開上海，當中最顯要的比重，是教育相關職業人。

這次巨型的外國人逃離潮，於一位外國朋友從領館得到的數據中得到証實，相比起疫情前，他的國家（也算佔在上海外僑主要比重）的在滬人口，下跌了八成。再經房產公司的指標從旁証實，說外國人租房市場大跌，一幅外國心落荒逃離上海的場面，被廣泛接受作為一年前的上海解封即景。

上海式沈默

是否刻意的遺忘？向前看仍是一種無奈的主流價值。和很多不被鼓勵去討論的事一樣，民眾似乎有種落力配合這敘事的慣性。抱怨、不忘、反省，更不要說追究，被視為不夠正能量與太不務實。

一年過去，上海復常了嗎？

街上行人目測八成都不戴口罩了。政府機關和網約車司機還有較嚴格規定，所以仍是口罩隨臉。也不用再亮什麼健康碼。曾經每個街角都設置的核酸亭，大部份沒留下半點痕跡，除了一些地上的印記，或沒有被撕掉的寫着「保留2米距離」的黃貼紙。

處處都以核酸亭的「不在」來提醒它曾經的在場：不是一度每天都在這路口這轉彎排隊做核酸嗎？怎麼突然就沒有了。只有在某些像醫院的後院，當一個被癈置的核酸亭忘記回收仍擱在那裡，那雙從檢測口中伸出的手套仍像鬼手一樣攤在那兒之時，才令人有一秒的不協調：都忘得這麼快了？

是否刻意的遺忘？無論如何，重新開放，回復過往，向前看仍是一種無奈的主流價值。在這兒，和很多不被鼓勵去討論的事一樣，民眾似乎有種落力配合這敘事的慣性。抱怨、不忘、反省，更不要說追究，被視為不夠正能量與太不務實。

令情況更極端的是，當一切記憶都只存於網絡，就注定那記憶的不牢固，它隨時被抽空、刪除、導引、改寫。尤如現在再搜去年此刻的關鍵詞，如封城、方艙、消殺、四月之聲，已經很難可以從中拼合出其時的記憶。

有關「封城」，跳出來最多的是去年三月份官方的闢謠說上海不會封城。「方艙」最令人失笑，有一條的標題是：進去了就不想出來。打動億萬人也終令非上海居住人知悉封城狀況的「四月之聲」作為歷史文獻，難以找到其聲畫版本。

好久以前讀《繁花》，小說中一個出現頻率最高，也最常用以表現上海人那通常不想言喻的做派的一個詞：「不響」，從來未確切讀懂它的意義。角色遇到好些情節，不置可否，金宇澄就寫「滬生不響」、「阿寶不響」，既一言終結又意味深長。

金宇澄曾解釋到：其實「不響」是上海話中最常用詞之一，表面上意思就是不語、無語、沈默、不說話，但內涵就很複雜。可能是不願意表態，也可能不同意，還可能是很反感，或者是根本就麻木沒意見。上海人不習慣進一步說明，很多時候都要靠自己體會。

現在才知，大概那就是此情此景。上海，不響。

當一切記憶都只存於網絡，就注定記憶的不牢固，隨時被抽空、刪除、導引、改寫。尤如現在再搜去年此刻的關鍵詞，如封城、方艙、消殺、四月之聲，已很難從中拼合出其時的記憶。

排隊進名店，還是消費大降級？

然而遭歷劫難的城市，又怎可能把傷口遮掩得絕無破綻。在著名高級大型商場內，排隊進名店的人龍彷彿表達出一個回到過往美好時光的表象，而這些國際名牌實際上去年全年至今年第一季的中國銷售，都以雙位數字增長支持了這說法。

但高端市場消費和普羅群眾還是有不小距離，餐飲業界則表達了另一幅圖像：消費的降級，今年再去往日高檔餐廳林立的外灘，就發現不少過往的名店已關。可以說，兩極化更鮮明，要麼就是幾萬、幾十萬的國際名牌消費；另一極端就是幾十元、上百元的低價市場。在電商帶貨普及的這三年，實體店生意受最大打擊之餘，造就了更全面的綫上交易習慣。

於是，還走於路上的人有了新任務。被誇大稱為宇宙中心的上海安福路武康路交界口，它另一端是烏魯木齊路，一章現在被埋沒了的抗爭片段曾在這兒上演，好大程度上加速推進了解封和防疫政策的轉向。如今，這條路是自媒體、網紅與街拍者的天堂。每天有上幾十位貌似攝影師的大叔或哥哥，拿著長短鏡頭，捕捉每個穿搭得宜的可能目標物。

回到家庭情景，中產的消費心態轉變特別明顯，這種心態反映於對一切非必要開支的審慎。對他們而言，只有健康、教育、飲食開支是必要的。就難怪其中一個重災區的健身館經理不斷抱怨，現在都沒有了預付年卡的市場。

廣義中產朋友家庭的一大話題，肯定是子女升學。身邊起碼有五位朋友的孩子在過去一年之內到外國讀書，小學到中學都有。他們選擇學校也有了新的看法，東南亞成為一個不斷被提起的目的地，部分原因是孩子的母親要親身過去陪讀，而那裡的學費往往是在中國的有名國際學校或西方國家學校的三分一。在平衡了成本及學位接軌度之後，東南亞的國際學校被認為是新發現的可行選擇。

引入外國演出技術上難關層層，例如歌單歌詞得通過專門認可翻譯單位翻譯後後送審（不相信民間申報者自行翻譯）。搞手為免麻煩，引進外國演出時會找沒有歌詞的演出如DJ 派對，和只彈奏的爵士樂。

國際化在轉變？

如果要說這一年來，眾多疫後社會新常態有哪些值得加以深入了解，該就是文化活動市場的被馴服，以及上海的外國人逃離現象。不久前，一條火爆視頻把一個大家都願意相信的預想變得合理，那是上千萬點擊的視頻，其帶有駭人效果的結論是：過往充滿洋化氣息的上海復興路，如今找不到一個洋人了。

這說法當然是以極端化去蹭流量，實際情況以筆者感受，則是外國人在上海的數字下降，已是一個持續多年的現象，只是去年超乎常理的疫情管控，變成很多外國人決定離開上海的最後一根稻草。

好大程度上，是疫情加急了上海這次外國人的洗牌，而背景則是近些年中國在不同領域嘗試本土化過程，從管理階層、意識形態到文化商品，盡量希望由自己人接手；而這與更上層領導人總體的「偉大復興」或「中國夢」政策或有因果關係。

上海正面對這轉型，由過往國際化演變成中國本土中產化。

職場上出現的現象，是外國在華企業的高管大移位。過往二十年，國際大公司大量外派高管到中國，上海正是其落地首選。而隨著管理層的本地化，那批高薪待遇外國人及家庭相繼離開，引致連鎖的家庭、就學、居住、消費市場的轉型。

但有多位房地產中介令筆者得知，上海房產市場其實並沒有大幅下跌，主因是雖有外國家庭退場，但上海作為中國最進步及繁榮大都會，仍有大量外省人來到上海發展。當然他們對房屋及生活消費的需求，肯定跟外國人有所不同。上海正面對這轉型，由過往國際化演變成中國本土中產化。

那句歌詞只在上海唱不出來？

由話劇、脫口秀到樂隊演唱，一套新的監管系統正在應用。一線城市上海、北京申報演出時更形嚴格，而其他主拼經濟的二三綫城市如天津、蘇州，反而吸納了京、滬溢出的觀眾。

在演出市場上，有兩種現場表現方式相當叫座，一種是傳統的歌手演唱會或DJ派對，都是得益於長期的半封閉後，對演出餓得太久，由主辦方到觀眾都進行了「報復式」的參與。上海實在也是從音樂會、話劇、派對到脫口秀都演出密度最高的城市。

以上海的演唱會為例，今年五月開始，已舉行或確認了下半年檔期的音樂會就起碼有梁靜茹、劉若英、張信哲、萬能青年旅店、周杰倫、陳奕迅。另一類則是曾一度瘋魔上海北京、最近才被打壓的脫口秀。

在脫口秀還大有市場之時，可看到不少一度被棄用全無人氣的商場，都被改裝成小型脫口秀演出場所。去看新冒起的脫口秀表現者，吐糟一下生活的光怪陸離（當然避開政治玩笑），曾一度成為一種白領職場工餘娛樂新潮流。

也正是House事件提醒大家去更關注那個對演出更嚴苛監管的新常態，那同時是導致各種較小型獨立演出面臨更多審批難度的文化現狀。可以說，由話劇、脫口秀到樂隊演唱，一套新的監管系統正在應用。

若是中國本地樂團演出，除歌詞要提前送審，現場還會有專人監控演出版本是否跟事前過檢的是百分百相同，不容許任何即場改變。

一位資深的獨立音樂會搞手說出了現行規管的具體嚴格措施。他說這陣子，上海北京在申報演出時更形嚴格，其他主力拼經濟的二、三綫城市像天津、蘇州，反而吸納了北京和上海溢出來的觀眾。

若是中國本地樂團演出，除歌詞要提前送審（這個也是過往傳統需要，可是以前相對有彈性，現在則會指明歌詞能否過關及要如何刪減），現場還會有專人監控演出版本是否跟事前過檢的是百分百相同，不容許任何即場改變。

正是在這更嚴格的規管下，才得以解釋萬能青年旅店最近在上海演出他們最知名歌曲《殺死那個石家莊人》時，得以純音樂版本去奏出的現象。這個現在被樂迷形容為「這沉默震耳欲聾」的鋼琴與色士風（薩克斯風）版本，董亞千並沒有如常聲嘶地開口，只有上萬位觀眾在默默背誦着「如此生活30年 直到大廈崩塌」，那些早刻銘於心的歌詞。

是樂隊的新編曲安排？但回顧萬青最近於其他城市的演出，都仍是唱着帶歌詞的版本。難怪不無幽默的網友，總結出這就是「文明上海版」的《殺石》。

滴水不漏式文化與身心管治

這陣子上海也以「文管」部門將統一穿辨認度高的制服來隆重推出，達到一種可以說是在場震懾的作用。可說是繼城管、農管後，滴水不漏式文化與身心管治的體現。

另一方面，要引入外國演出不是沒可能，但技術上各種難關會層層卡住，例如外國演出藝人未必拿到中國簽証，若是帶歌詞的演出，歌單歌詞也得通過專門認可翻譯單位翻了後送審（不相信民間申報者自行翻譯）。搞手最後表示，為免麻煩，現在引進外國演出最大機會的，就是都找些沒有歌詞的演出，例如DJ 派對和只彈奏的爵士樂。

那是演出前的審查，還有新興的演出過程中的監控。這也就涉及另一樣文化監管的執行崗位：文化市場綜合行政執法隊，簡稱「文管」。文管不是全新的工種，但高調出現在上海，確是對向來說自己尤如國際大都會的上海有點諷刺。

試想像一下，在各種文化及演出場合（事實上它的範圍極廣，包含了一應廣義上的文化旅遊娛樂演出場所，監管領域包括防疫執行、消防、衛生、演出內容、觀眾行為等等），總有專門人員坐在席間，默默留意著台上的一字一句，又或者關心身邊觀眾有沒越軌。

她打開手機小電筒對照筆記本中圈好，認為較易出事的重點段落或句子，一句句確認演出並沒加添或修改什麼。她在這過程中，提升了自己的文化修養，又為文化質量的監管作出了貢獻。

這崗位全國皆有，不同的是，這陣子連上海也以這部門將統一穿辨認度高的制服來隆重推出，達到一種可以說是在場震懾的作用。可說是繼城管、農管後，滴水不漏式文化與身心管治的體現。此前，一位曾當「文化市場內容巡查志願者」的上海姑娘記述了她當「文化執法」時的心得，盡顯此政策之正能量。

從2020年9月開始，她每月要看兩三部劇，並寫下報告。為當好這份義工，她事前收到將去作目標監測的話劇的劇本，先細心記住每個段落，到演出坐於台下，她打開手機小電筒對照筆記本中圈好，認為較易出事的重點段落或句子，一句句確認演出並沒加添或修改什麼。她在這過程中，提升了自己的文化修養，又為文化質量的監管作出了貢獻。

同一個電影節，更多的鎂光與報導，是關於如博納這種大電影公司預告將推出近二十部大作，提醒大家這才是電影與娛樂文化的未來。

當《梅的白天和黑夜》在戲院中放映，是否一樣有這些志願者或新的制服人員在稽查？這部全上海話、只聚焦一個小市民尋常生活的小故事，氣勢可能不夠宏大，沒有對大敘事有多大影响。同一個電影節，更多的鎂光與報導，是關於如博納這種大電影公司，最後有請周潤發一眾上台造勢，預告將推出近二十部大作，當中有林超賢的《紅海行動2:虎鯨行動》、莊文強的《梟雄》、徐克的《智取威虎山前傳》和劉偉強監製《汶川大地震》及執導《上甘嶺》，提醒大家這才是電影與娛樂文化的未來。

毛尖說《梅的白天和黑夜》：「從此，上海有了全新的女主，健康，彪悍，浪漫，粗野。」好奇梅姨經歷了去年的封禁，這態度可有任何轉變？一度再不能每天跨過鬧市，到相親角或宜家跟各式爺叔約會。抑或，上海始終仍會是那個上海。今天，她又已經如常的奔跑在赴約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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