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人 贾选凝
万玛才旦既是中国影史上“第一位用母语执导本土电影”的藏族导演，也是一位文学语言与电影语言、汉语文与藏语文之间的转译者。他对两种创作系统和文化系统有效转化，具有非凡才能。
藏族导演万玛才旦于5月8日过世，享年53岁。噩耗没有丝毫预警，一如生命之无常。他过世的前一天下午，还发了祝贺后辈影人的朋友圈。他2002年的作品《静静的嘛呢石》里有这样的对白：
“你看我今天好好的，明天就不在了。”
创作者在作品中曾表达的清明领悟，不幸成为现实中的悲恸谶言。
万玛才旦（Pema Tseden）名字里的Pema，在藏语里是“莲花”的意思。莲，出淤泥而不染，正如他在圈内的口碑。一位业内朋友说：“万玛真的太干净了。这个行当里接触过他的人，几乎无人不敬重吧，是一种带有自惭的打心底尊重。”
同行心目中的万玛才旦，有真正“读书人、创作人”的端重品性，是中国电影圈内罕见的谦谦君子。在温文尔雅的形象之下，他在《老狗》（2011）、《塔洛》（2015）里所展现的决绝态度，却又不逊于最尖锐的批评家。他的作品里有困境与冲突，也有智慧与慈悲，有温和的思辨，也有坚定的深情。而作为中国当代语境下藏语电影的创作先行者，他更凭一己之力，开拓了藏地题材的能见度和美学表达的可能性。
打破史诗化的西藏宏大叙事
藏地一直有《格萨尔王传》那种宏大叙事传统，而万玛才旦说：用写实视角去展现藏地生活是“一个方法”，是在中国电影的现状和客观条件限制下的一种选择
很多人会将万玛才旦的藏地题材创作，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去看待：早期的“藏地三部曲”《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2007）、《老狗》是独立电影时期；中间他拍了一部项目片《五彩神箭》（2014），紧接著是《塔洛》、《撞死了一只羊》（2018）和《气球》（2019）进入公众视野的“院线艺术电影”时期。
但万玛才旦在过往的访问和电影节大师班都曾提到，他的电影创作“充满偶然性”，很难进行一种“轨迹性的、规律性的”总结概括。就像《静静的嘛呢石》能够诞生，是因为2004年的中国电影体制发生了变化，民营机构也可以开始申请电影拍摄许可。而人们认为《撞死了一只羊》代表他风格大变，但那样的题材，早就出现在他的小说里，只是很晚才有机缘被拍成电影。
不乏论者认为，万玛才旦打破了传奇化的、史诗化的西藏宏大叙事，他的藏地表达，关注的焦点是现实题材和“当下的人”。但藏地一直有《格萨尔王传》那种宏大叙事传统，万玛才旦在电影学院就读期间，还写过一个“荆轲刺秦王”式的讲述吐蕃末代赞普因发起“灭佛运动”而遇刺的剧本，不过当时，这种史诗故事，无论从政策层面还是市场层面，都没有空间被拍成电影。
所以万玛才旦曾在很多场合说过：用写实视角去展现藏地生活是“一个方法”，是在中国电影的现状和客观条件限制下的一种选择。正因为能涉及、能拍摄的题材有限，现实题材就成了一个可以贴近的方向。这方面他深受伊朗导演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影响。伊朗的创作环境有重重掣肘，但阿巴斯还是能透过日常视角，展现伊朗的文化与宗教风貌。这种观念上的师法，在万玛才旦早期作品《静静的嘛呢石》和《寻找智美更登》里尤为明显。
拍摄藏地“当下的人”，势必会呈现藏人思维方式与生存状态所遭遇的冲击。万玛才旦的处理方式，有刚烈决然，像《老狗》里老人为了捍卫传统尊严抗衡到底；有残酷悲观，像《塔洛》里活在文明化外的牧羊人，进入现代社会后被洗劫一空；但也有求取平衡的开放式呈现，像《气球》里的底层女性，面对信仰与现实的两难抉择时，至少有一点懵懵懂懂的觉醒。
不同困境里的人，带出不同的主题，再调配以不同的影像风格。对电影语言的娴熟驾驭，又充分显现出万玛才旦经过学院训练的一面。无论是《塔洛》大量用镜子构图表现虚幻与真实、《撞死了一只羊》用4:3画幅凸显人的两面性、还是《气球》用手持跟拍的摄影机运动，去表现人物处于两难境地的内心焦灼，他作品中的影像形式与叙事内容，一直高度贴合。
翻译：藏汉语之间，电影与文学之间
万玛才旦的清醒，基于他对文学的意象体系和电影的视听体系都足够了解并能自如运用。他能准确判断一个“灵感”是更适合小说还是电影。
万玛才旦既是中国影史上“第一位用母语执导本土电影”的藏族导演，也是一位文学语言与电影语言、汉语文与藏语文之间的转译者。他写小说、拍电影、也将藏语民间传说和宗教故事译成汉语，他具有对两种创作系统和文化系统进行有效转化的非凡才能。
上世纪90年代初，他已经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塔洛》、《撞死了一只羊》和《气球》也都脱胎于万马才旦自己的小说。很多人问过他：写小说和拍电影的区别是什么，他认为两者是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与思维方式，所以“用这两种方式去创作的时候，你必须是清醒的。”
万玛才旦的清醒，基于他对文学的意象体系和电影的视听体系都足够了解并能自如运用。他能准确判断一个“灵感”是更适合小说还是电影。比如《气球》的灵感来自他在电影学院读书期间某天路过北京双安商场，看到天上飘著一颗红色气球–这就是一个“充满电影感的意象”。而电影的创作方法，也或多或少影响了他的小说思维，就像他会把“用对话推动情节”的经验用到小说里。
万玛才旦并不只是“以自己的方式讲述故乡故事”，他也用他自己的方式，让人们看到了藏地文化在精神层面的瑰丽。
万玛才旦大学读藏语言文学，也用藏汉两种语言去写作，他的小说《塔洛》、《诱惑》、《流浪歌手的梦》都有藏文和中文两个版本。他在藏汉两种语境下的写作风格并不一样，而在两种文字之间的游刃切换，让他善于在不同的表达体系中去做“翻译”。
他曾说过，从剧本到影像的阶段“就有点像翻译”，而翻译“一方面是从一个语言到另一个语言的转化，另一方面其实也在做思维方式甚至是意象的转化。”藏汉两种文化的差异，正如电影与小说的巨大区——虽然同样都是叙事，方式却截然不同。他也一直在这两种叙事媒介、两种文化脉络之间，进行著“意象的转译工作”。
《气球》里的生死轮回，原本就是藏族生活“现实”中的组成部分，但藏族之外的观众会认为是“超现实”。而《撞死了一只羊》里酒馆老板娘的情欲形象，虽然很多影迷喜欢，但一些藏地观众却觉得不够质朴写实。类似的观念碰撞，在万玛才旦的电影中比比皆是。即使用温和的方式去呈现，当代藏人精神境遇里那些与外部社会的坚硬差异，仍然指向难以调和的冲突。
但万玛才旦的电影里，也不是只有藏人面对的各种困境。他的文化来处、他从小耳濡目染的信仰体系，是他创作的根本养分，所以他也无形中输出了藏人独有的智慧。
像《寻找智美更登》是很典型放下执念的故事，片中对“转念”的表达完全是内化的，影评人王小鲁说那是“已经化作日用的佛教文化意识的痕迹”。万玛才旦在谈《撞死了一只羊》里的梦境中复仇时，也提到“放下”是人们面对残酷生活的一个方法。藏文化里的诸多智性观念，都有其在信仰之外的日常意义。而透过创作者的翻译，则能转化为藏地之外的人对于陌生文化的有效理解。
因此，万玛才旦并不只是“以自己的方式讲述故乡故事”，他也用他自己的方式，让人们看到了藏地文化在精神层面的瑰丽。
开启“藏地电影新浪潮”
从一开始，他就很注重搭建本土化的创作团队，鼓励伙伴和后辈在电影工业里的不同部门开枝散叶。有业内的朋友说：“他的剧组本身也是藏区电影人极为重要的实践基地。”
相比藏汉两种语境里对于万玛才旦电影的不同观感，国际观众对他作品的理解维度则相对有限。
他曾在播客节目中提及，西方观众对《气球》的感知度，明显比他之前的电影要高，也许他们从中看到了“女性觉醒”，但即使有“觉醒”，创作者最多也只能为女主人公安排一点点反抗——藏地底层女性，能做到的只有这样。这是文化语境带来的差异。也包括《塔洛》，“在西方国家放这个电影时，塔洛背《为人民服务》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就像念经一样。”背后历史的沉淀与讽刺，很难被精准传递。
虽然国际影迷未必能深入感知万玛才旦的电影文本，但几乎所有英文媒体的讣闻报道中，都会出现他最为知名的国际身份：开启“藏地电影新浪潮”的领军人物。
“藏地电影新浪潮”(Tibetan New Wave)，最早是十几年前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在展映万玛才旦作品时提出的概念。2010年代起，中国国内也开始使用这个说法。到了2018年，万玛班底的摄影师松太加、执行导演拉华加分别以《阿拉姜色》和《旺扎的雨靴》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和FIRST青年影展获奖。其后，万玛的录音师德格才让也执导了音乐公路片《他与罗耶戴尔》。这些作品的集中出现，让“藏地新浪潮”成为显学，相关讨论也出现在了《当代电影》等学术期刊上。
人们对“藏地电影新浪潮”的最直观印象就是“万玛才旦和他的朋友们”：一批来自安多藏区的藏族影人，形成了藏地“作者电影”群体的主力。而万玛才旦在各种场合都说过，他更赞成这个词是对“藏地电影区别于以往藏族电影的现象概括”，但这种创作现象，还没有达到法国电影新浪潮那种对电影语言层面的革新。
事实上，万玛才旦和松太加、拉华加的作品也不完全是同一种创作方法。松太加电影的出发点更普世，他不关心“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挣扎，拉华加电影有自然主义的景观呈现，不像万玛才旦那样刻意“去景观化”。但他们又的确和万玛才旦一样是以“内视角”、以藏人内部的文化立场去呈现藏地。比如同样讲朝圣的藏语电影，“内视角”的《阿拉姜色》和“外视角”的《冈仁波齐》（导演张扬，2015））就天差地别。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藏地题材的创作空间和中国市场对藏语电影的接受空间，是万玛才旦凭一己之力撬动的。他改变了观众对藏地的符号化认知，也让整个行业不再用俯视或仰视的态度，猎奇化甚至丑化藏地与藏人。
而万玛才旦作为先行者和开拓者的最大贡献，是他会以长远的视野，推动藏地电影发展。从一开始，他就很注重搭建本土化的创作团队，鼓励伙伴和后辈在电影工业里的不同部门开枝散叶。有业内的朋友说：“他的剧组本身也是藏区电影人极为重要的实践基地。”
万玛才旦曾在访问中谈过，很多藏地的年轻人喜欢电影之后，都想学当导演，但这样一来，从事其他工种的人才就相对少了。而如果要“拍一部纯粹意义上的藏语电影”，一定要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藏族制作团队。最简单来说，录音师是否懂藏语，直接关乎语调里细微的质感表现。而他希望整个中国电影工业体系中的每个部门，都有藏人的深度参与。
不夸张地说，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藏地题材的创作空间和中国市场对藏语电影的接受空间，是万玛才旦凭一己之力撬动的，他不但改变了观众对藏地的符号化认知，也让整个行业至少能用平视的角度，去看待相关题材，而不再用俯视或仰视的态度，猎奇化甚至丑化藏地与藏人。
所谓“藏地电影新浪潮”在中国创造的实际意义，是拓宽大众的审美经验，让他们对自己熟知的文化之外的另一种文化，多一点理解、少一点偏见。
而万玛才旦留给影迷的遗憾，则是他筹备多年的史诗架构电影《永恒的一天》，我们再无缘得见。透过一个人的一天，讲述一个人的一生，及至一个民族的百年心灵史，这大概正是他最初想要拍的那种电影吧。然而因缘注定，万玛才旦在这一世没有机会去拍藏地的史诗，却留下了许多藏地的故事。
懷戀萬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