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一周年｜一纸动员令，让他们决心离开俄罗斯

【编者按】华盛顿邮报2月指出，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有至少50万俄罗斯人离境。当俄罗斯士兵涌进乌克兰境内时，也有大批俄罗斯公民逃离俄罗斯，他们有的到达了临近的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有的持签证进入芬兰、阿根廷、泰国、沙特阿拉伯等更远的地方。

想逃可能是因为难忍紧缩的表达空间；但能逃是因为手中有足够的经济资本，以及高学历带来的谋生优势。在这个阶级差距巨大的国家，逃也是一种特权。在幅员庞大的俄罗斯，战争的负担并没有平等地落在所有人身上；在战争中死亡的多是生活在偏远地区的少数族裔，而能走的人大多来自莫斯科﹑圣彼得堡等收入高﹑教育水平高的联邦城市。
端传媒访问了两位因为2022年9月的局部动员令，而决定离开俄罗斯的年轻男性。他们都没想过战争真的会发生，但却看著战争从遥远他方的新闻事件，变成自己不得不直面的事实。请按这里阅读更多俄乌战争一周年专题报道。

迪玛（31岁，现居泰国普吉岛）

我清楚记得，2022年9月21日，总统普京宣布国家要开始“大动员”，大部分在军队服过兵役的年轻人都会入伍。我在去科技公司上班的路上看到这条消息。到了公司，周围的同事都在讨论大动员，虽然公司的同事大多都比较年长，或是没有在近期服过兵役。

我曾经在炮兵部队服役，而炮兵部队就是俄乌前线最需要的兵种。俄罗斯兵役制有这样一个规定：18至27岁男性除非有特殊原因，都必须服役12个月。所以13年我大学毕业之后，就被指派到俄罗斯的一个炮兵部队服役。我们在军中学习一边用远程武器射击、一边快速穿越前线。

思来想去，我还有另外两个年龄相仿的同事被派到前线的机率最大。想到自己的未来，想到还在家等我的姬丝汀娜，我心里几乎崩溃，已经没办法工作了，不停在想接下来要怎么办。

第二天，9月22日－－朋友伊凡（Ivan）打电话给我，说他准备驾车离开俄罗斯，可以顺道捎上我。他说“我们后天凌晨5点就出发。” 就这样，我匆忙地决定和他一同离开俄罗斯，一个我出生﹑成长的国家。

当然，我有离开俄罗斯的念头已经很久了。

作为俄罗斯人，我看到过的不公平的事情太多了。政府讲一套做一套，公共行政水平低下，而且丝毫没有改善的趋势，我们的生活水平也因为这种落后的管理体系变得越来越差。对比一些比俄罗斯落后的国家，你会发现他们的生活水平居然比俄罗斯更高。我很早就意识到这个国家有问题。我想离开，想移民。

移民愿望最强烈的时候，我甚至觉得，只要我能有一条船，能划船逃出去也好。

另一个原因是，我很喜欢日漫，是个“二次元”－－所以一直很想到日本看看。09年到13年，我到寒冷的新西伯利亚读大学。13年毕业后入伍服役。服役的时光很苦闷，但我撑过了。
几年后，我在新西伯利亚的大学室友突然想起，自己有个和我一样喜欢日本，也一样有移民的想法的朋友，于是把她的社交帐号推给了我。那就是我后来的妻子姬丝汀娜。我在新西伯利亚求学的时候，完全没想到自己将来的妻子就出生在新西伯利亚，而且跟我有那么多共同的愿望。她的妈妈和我室友的妈妈还是好朋友，我们曾经出现在同一个派对里，但那时候的我们擦肩而过。

我和姬丝汀娜就这样开始热烈地在网上聊了起来。半年后，我飞到新西伯利亚去见她。姬丝汀娜真的很漂亮，她有一双纯真的眼睛，笑容温暖，长长的金发垂到腰际。我请求她成为我的女友，她说好，她还要搬到莫斯科来和我在一起。

我们从此就再也没有分开过，直到战争爆发。

2022年2月，普京还没有正式宣布开战，但是俄罗斯常用的社交媒体Telegram里，就已经有许多相关的新闻，很多人在讲说俄罗斯要打乌克兰，气氛渐渐变得紧张。但我和姬丝汀娜都没当一回事，不相信真的会打起来。直到2月24日。

听到开战消息的时候我完全难以相信。祖父母以前会跟我讲二战的故事，但战争怎么会发生在21世纪？

开打之后，有零零星星的前线报道，那些新闻又恐怖又令人难以相信，但当时，姬丝汀娜和我依然相信双方很快会停火，战火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生活。但正相反，这场战争无日无之。

战争爆发的初期，生活其实没有什么改变；我们能做的就只是静观其变，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渐渐地，前线的战火还是烧到了我们的生活上来。到了3月，莫斯科物价飙升，什么都变贵，面包、牛奶、鸡蛋，特别是进口食物，比原来贵了3倍到10倍不止，简直荒谬透顶。平常用的Instagram、Facebook等外国的社交软件被封锁，还有传言说军队会掌管互联网，Telegram的数据也会交给军方。

到了夏天，我和姬丝汀娜意识到，未来如果发生什么变故，我们很可能会被拆散。姬丝汀娜告诉我，她向往一个夏天的婚礼。在一起的4年，我们之间亲密无间，没有任何隔阂，也没有不结婚的理由。所以，8月的一天，我们结婚了。

虽然婚礼在战时，但新婚的快乐还是盖过了战争的阴霾，九月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是渡了蜜月，然后搬到一间崭新的公寓里。姬丝汀娜开心极了，她说：“我觉得我终于拥有了一个更好的人生。”虽然，大概过了半个月，我们就开心不起来了。

大动员的第二天，我还是如常回到公司，并且跟老板坦白了我的计划，跟他说好我会继续远程工作。姬丝汀娜则在给我打点行囊，给我找来所有通关要用的个人身份文件。她跑到超市，买了一大堆吃的——面条、香蕉、坚果、水、饼干等等。

出发前一天晚上，妈妈开车从另外一个城市赶过来和我道别。

我和姬丝汀娜那天晚上不停地谈话，谈了整整一个晚上。她不知道我们这一别会是几个月还是数年，要是我在逃离的过程中被征兵办公室拦下，或许我们就永远都不会再相见了。

9月25日凌晨5点，天还没亮，我钻进了伊凡小小的福特车。姬丝汀娜和妈妈在身后目送我离开。

我们计划从莫斯科开车到哈萨克斯坦边境，全程1188公里。伊凡的太太是最主要的司机，因为当时有流言说政府要关闭边境、停发护照、禁止老百姓出境，她一路猛开不停，开得飞快，大概20个小时就抵达了哈萨克斯坦边境。

到了边境，麻烦才刚刚开始。

我们没想到，边境已经挤满了人，从关口往外的高速路上排了十几公里，车辆的移动速度大概是一小时17米。我们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公路两边已经有不少当地居民叫卖食物和汽油，他们从超市买来哈萨克斯坦的食物，然后卖给在车队里等待的人。还好姬丝汀娜提前为我准备了很多零食，我们就在车里吃这些零食来对付一日三餐。

边境地区的网络讯号很差，姬丝汀娜收不到我的信息就会胡思乱想，所以有时候，我会打开车门，离开车队，跑到几百米外的地方寻找手机信号，给她发一两条讯息。

等待的时光实在是很磨人，一方面，不断有传言说政府即将关闭边境，我们恨不得快点过去。另一方面，车队又在缓缓前行，所以伊凡夫妇需要一直待在车上慢慢挪车。他们每4小时交换一次岗位，我则在车后座睡觉。

当时是九月底，气温已经掉到摄氏8度左右。虽然冷，但庆幸姬丝汀娜执意给我塞了许多厚衣服。路上时不时有灌木丛，灌木丛就是我们的厕所。当然，天黑之后，就连灌木丛也不需要了。

四天之后的凌晨1点左右，我、伊凡、伊凡的太太终于到了边境。我们进了海关室，海关看起来很疲惫，但态度出乎意料的好。他们检查了我们的身份证件，很礼貌地对我说，“你现在可以过关去哈萨克斯坦了。”但同时却对伊凡说“你不能出境，你已经被登记征召了。”

所以，我的朋友，福特车的主人，无法离开俄罗斯领土了。伊凡忧心忡忡，但一句抱怨的话都没有说。现在他要和妻子开著车回莫斯科了。我从车里取出自己的行李，离开了我的朋友和他的妻子，我们在边境处道别，那些警卫就在不远处盯著我们。

当时天很黑，我扛著自己的行李继续旅程。那条路本来是给过境汽车通行的，但现在只能自己走过边境了。那条路又黑又吓人，但我别无其他去处，只好这么走著。

走了大概1小时，到了中立区，这时，有另外一群人开著车发现了我。原来他们是鞑靼人，从克里米亚过来的。他们不是为了避开兵役，而是到哈萨克斯坦避难。他们捎我上车，这下很快就到了哈萨克斯坦边境。

到了哈国边境，这里的海关开始用哈萨克斯坦语盘问，比如“你们要到哪个地方去？”“你们去做什么？”这些鞑靼同伴把问题一一回答了，海关又问我，“你和他们是一起的吗？”我回答“是是是！”然后我们顺利通过了。

过了哈萨克斯坦边境，就看到很多当地人在路边卖哈国的货币和电话卡，我立刻买了一张电话卡，然后打给姬丝汀娜。

好久没联系了，姬丝汀娜疯狂地问我现在在哪里，我还好吗？ 她一直在想，如果政府成员抓了我怎么办……她听到声音的一刹那以为大家都顺利过去了，知道伊凡没能和我一起，想到我孤身一个人在异国，又落下泪来。 我当时也在想，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才能和姬丝汀娜相聚。

我抵达的城市叫Taskala，那里的旅馆早已被逃过来的俄罗斯人的订满了。当地住宿价格上涨了三倍以上，每个月的租房费用要到4、5万卢布（注：约560至703美金），和莫斯科一样贵，当地的居民都说第一次见到这么贵的房价。好心的鞑靼人带我住进了一个他们的哈萨克斯坦朋友家，我就这么安顿了下来。

到了哈萨克斯坦，我才告诉其他亲戚我离开了俄国。伊凡和妻子回到了莫斯科，他们待在家里，躲避政府的搜查。政府在搜寻那些意图摆脱征兵的人，他们在理发店、住宅区、街道上搜查，到处检查身份证件。

普通人都十分害怕，特别是莫斯科人，因为莫斯科的街道和建筑物到处都是摄像头。有征兵办公室的成员到伊凡的家门口敲门，一边敲一边喊“开门！”就这么狠狠地敲了数小时。伊凡藏在房间里默默听著。幸运的是，在11月之前，普京宣布军事动员结束。但伊凡还是很小心，因为没有官方文件证明他真的自由了。

伊凡的父母反对他离开，他们看的电视新闻里播报的都是好消息，“我们很专业”﹑“一切都很好”﹑“入伍新兵只需要训练一会儿，就会安然无恙回家。”他们不相信年轻人一旦入伍就真的要被派上前线，他们接收到的信息是“只有特殊情况下新兵才会上前线。”但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士兵们也没有足够的药品和武器来保护自己。

九月开始的时候，我和姬丝汀娜正在渡蜜月。 我们搬进了我们莫斯科的家，一间很酷的公寓。 我们很幸福。 但是当一切都变得更好时，动员开始了。

在动员之前，战争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问题，但并没有那么紧迫。

那时候，我们还为自己的生活感到高兴。 但是当动员发生时，我们开始担心我们的生活会被摧毁， 战争才真正成为了一个大问题。

姬丝汀娜花钱找中介公司走捷径申请了护照。泰国对俄罗斯免签，所以11月，我们在泰国重聚了。

现在我们住在风光明媚的普吉岛。邻居家有只金毛寻回犬，姬丝汀娜不时照顾牠，牠也常来我们家串门子。在这里，我们的生活好像又复归平静了。

但有时我会做噩梦，梦里我又回到了俄罗斯军队服兵役。 和平时期我在那服役了一年，已经是非常不堪的体验。现在情况变得更坏，发生了真实的战争。而人们死在那里。

谢尔盖（31岁，莫斯科人，现为香港理工大学博士后）

想离开俄罗斯的想法，不是战争之后才有的。但战争让我加快了出走的脚步。

从很早开始，大概十年前，我就已经意识到了普京政府的问题。

我出生于1991年。那年苏联解体了。作为一个新国家，俄罗斯面对著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我的父亲虽然有硕士学历，但那时候也只能靠开出租车赚钱生活。到了2000年左右，经济重新崛起，自1999年起出任总统的普京因此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和拥护。但我知道他并不值得这么多的拥戴：经济情况的改善，更多是因为石油、天然气价格的上涨，而不是普京。

后来的事情你们都知道。2008年，根据宪法规定，普京无法继续留任总统，但接任他的也是他的“傀儡”（注：2008年梅德韦杰夫赢得总统大选）。2012年，他又坐回了那个最高的位置。2008年到2014年，来自政府的压力在缓慢地摧毁和侵蚀公民社会；政府用简单的社会福利与免费医疗，给人们－－特别是穷人－－营造了一种生活在保护网中的错觉。但他们的根本目的，是想让人们杜绝自己可以选择、改变甚至影响某些事的念头。

说到底，这个国家的问题，就是人们对政治的不闻不问。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开始有很多人觉醒，并且加入街头抗议，因为总会有一些人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也是从那个时候，我更加认识到了政府宣传对俄罗斯人的荼毒。如果你反对政府，你可能会被噤声，也可能会被逮捕。渐渐地，反对派没有了表达空间，连家里的电视频道里也只有一种声音。政府为人们构建了一个非黑即白的世界，天天坐在电视机前的俄罗斯人越来越相信政府，也越来越仇视西方国家，即使是原本反对政府的人，为了自己和家庭的安全，也渐渐变成了所谓的政治中立者。那几年，我公开支持示威者的行动，并且向更多人传播他们的想法，但说实在，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加入示威，成为他们的一员。

直到2017年，我参加了民间反对腐败的游行，那大概是我第一次真正付诸行动。（注：2016年年底，包括俄经济发展部部长在内多名高官因受贿下台。2017年初，俄多个城市爆发反腐败游行。）后来，我陆续参加了2018年养老金抗议，2019年要求独立公众选举的抗议，2021年反对扣留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的抗议，以及这次反对俄乌战争的抗议。大大小小加起来，至少有十次。

成为抗议常客的过程中，我见证了俄罗斯从一个民主结构的国家，逐渐走向军事国家、警察国家甚至独裁者国家。我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国家，这个政府，正在扼杀我的未来。而去年开始的那场战争，给了我致命的一击。

起初，我一直认为战争不可能发生。在战争开始的一周前，我还和一个乌克兰朋友短信联系过，因为当时俄乌边境已经发生了一些军事冲突，她很担心会有更大的战争爆发。当时我回复说：“别担心，这只是为了展示军事力量。没有人会相信21世纪，还会发生战争。”

但一周之后，战争爆发了。

2月24日，我给那位朋友发了短信，郑重道歉。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去参加了反对战争的示威活动。有时候和朋友、家人一起，有时候只有我一个人。

麻烦是3月6日下午突然发生的，我被警察逮捕了。那天，我和五个朋友到了马克思纪念碑附近的一个广场，离红场大概10分钟路程。很多人聚集在街道上，看起来并不是组织好的，我们跟在队伍的后面，还没有做甚么。突然，有警察直接在人群中抓住了我。那个时候，我正好跟朋友们脱队了，落在队伍最后。

“能看看你的护照吗？”两个警察站在我面前，“你要去一趟警察局。是想自己上警车，还是我们带你过去？”我选择自己走过去。上了警车，里面已经有两个人。等了大概15分钟，车里终于塞满了人，司机带著我们这22个被逮捕的人，开向了警察局。

在车上，我能做的只有不断地发短信，给我的朋友、家人，以及一个telegram群组。那个群组是一个人权保护组织开设的，他们会为被逮捕的人提供法律建议，告诉我们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那几天，他们非常忙碌，因为几乎每天都有上百上千人因为示威游行被逮捕。所以我联络的其实是一个聊天机器人－－但这些人权保护组织的资讯还是很有用，而且他们会从你被逮捕起，一直协助你到上庭﹑判刑。

大约下午4点10分，我到了警察局。一开始所有人都站在大厅里等著，警察一个个收走我们的证件，然后要求我们填表格。他们没有问任何问题，只是告诉我被逮捕的原因。那个原由当然是随便编的。警员就两三个，但是我们人却很多，大概一个人需要花20到30分钟去填表登记信息，然后我们被送到了刑事侦查员那边。他们盘问了我很多问题，而我能做的就是尽量少说话。

我告诉他们，我之所以出现在广场上，是因为要和女朋友约会。他们还想挖到更多信息，但我守口如瓶。不过说实在的，你想告诉他们什么都无所谓，因为结果不会改变。他们跟我说我有罪，让我等著过几天上法庭，然后就让我离开了警局。虽然法律规定拘留不能超过5个小时，但我足足待了快8个小时。刚进警察局的时候，我还有一点害怕，最后却只剩下累透的感觉。

几天后的上午十点，到了我上法庭的时间。和我一起被逮捕的那群人中，有一半和我同一时间被审讯。过了两个小时后，我们终于被告知自己因为什么被逮捕，所有人拿到的协议书都是一样的。甚至他们连人称都懒得改，我的资料上还写著She/Her，而不是He/His。

整个审讯过程和我在警察局待的八个小时没有什么分别，只是纯粹的浪费时间。人权保护组织为我们提供了免费的律师，我很感谢他们，但老实说，并没有什么作用。法庭上没有人关心我那天到底做了什么，在宣判前法官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我只要乖乖接受约1000港币的罚款就好了。

这只是一起民事案件，对我来说，实际的影响并不大。但后来回到家中，我仍然时不时回想起那天我被警察从人群中抓出来的恐惧感，仍然清楚地记得，我是如何被逼著面对那些假装无事发生的人们的脸。

所有的战争都是不公平的，在这个世界，在21世纪，根本不应该有战争。我清楚这一点，所以我走上了街头。结果却发现还是有很多人支持政府，或者对正在发生的一切视若无睹。我知道，示威大概率不会对战争的进程产生什么改变，它只会对我个人的安全造成影响，就像我3月份经历过的那样。但是，如果我不去，不表达，就等如背弃了自己的信仰。

普京也应该意识到，很多人都不支持这场战争。也许他以为自己会在一周内获胜，这场战争会像他对格鲁吉亚所做的一样被人忽视与遗忘（注：2008年8月，格鲁吉亚与南奥塞梯发生战争，俄罗斯支援南奥塞梯，战争造成多方伤亡）。但那明显没有发生。后来，他开始了军事动员。

因为从事科研工作，我获得了军事动员的豁免。像我一样受到公司庇护的人、学生、和身体条件不适的人，都不会被征召。即使收到了征召文件，也有办法逃脱。在收到去军事动员站（moblization station）的邀请后，你可以选择不签署，不去动员站，但代价是约350港币的罚款，以及放弃你的工作。如果去了动员站，签署了正式征召的文件后，再想反悔，后果就没那么简单了，最多可能会面临长达十年的监禁。

某种程度上，不去前线还是很“简单”的，不签字，离开你原有的工作岗位，离开你护照上的居住地址就可以。但实际上，只有那些有足够积蓄或有人资助的人才可以做到。
对于我们这些科研人员来说，政府不征召我们的决定似乎合乎情理。我们人少，也不是反对政府游行的主要力量，更何况，无论哪个国家，都需要科学事业的发展。但我说过，我已经不想再生活在俄罗斯了。我决定彻底告别我原来的工作单位，彻底告别莫斯科，彻底告别我的国家。

战争之前，我已经投过很多简历，但大多都没有回音。我申请了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项目（DAAD Program），但被拒绝了。因为战争，DAAD限制了与俄罗斯的项目交流。

后来，一位澳大利亚同事建议我试试中国和香港的机会。最近几年中国在科研上确实投入了很多资源，我觉得他说的是个好主意。7月份，我和香港理工大学一位教授达成了协议，他愿意接受我做他的博士后，为中国的一个空间项目工作。

敲定了未来的工作机会后，为了妻子能和我一起离开，我在9月初结了婚，办好了签证，向原来的公司申请了15天的蜜月假期。9月底，我们离开了俄罗斯。在埃及，我和妻子渡过了一段轻松的时光，理论上我仍然是研究机构的一员，但那时，我已经决定要签署辞职文件，不再回去了。10月初到11月初，我辞掉了工作，在亚美尼亚和一个因逃避战争而来的表弟待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和妻子集合，一起来到了香港。

起初，我们住进了佐敦一家旅馆，但是因为房间太小，妻子一进屋就哭了，现在想想，住在那里还真是个巨大错误。后来，我们搬到了土瓜湾站附近的一个小套房，大概170呎，离我工作的香港理工大学，走路只需要25分钟。现在，我每天早上8点半，会先到学校的体育馆里做做运动，然后开启我一天的工作。妻子正在网上继续学习她的电脑课程，她完成学业后会试著在香港找程序员的工作。等她找到了工作，我们打算再搬到更大的房子里。

我在香港已经住了四个多月了，除了偶尔会想念俄罗斯的食物和俄罗斯的雪之外，我过得还不错。我每周都会和还在俄罗斯的家人们通个电话。由于时差，我一般在香港的夜晚和他们聊天，但有时候，工作很累，我就没什么兴致聊天了。

坦白地说，此时此刻，我对战争已经没有那么关心。我还会关注战争的进展，也试图支持身边因为战争受到影响的朋友们。但是，我已经不在战争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