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戰爭一周年｜一紙動員令，讓他們決心離開俄羅斯

【編者按】華盛頓郵報2月指出，俄烏戰爭爆發以來，有至少50萬俄羅斯人離境。當俄羅斯士兵湧進烏克蘭境內時，也有大批俄羅斯公民逃離俄羅斯，他們有的到達了臨近的哈薩克斯坦、亞美尼亞，有的持簽證進入芬蘭、阿根廷、泰國、沙特阿拉伯等更遠的地方。

想逃可能是因為難忍緊縮的表達空間；但能逃是因為手中有足夠的經濟資本，以及高學歷帶來的謀生優勢。在這個階級差距巨大的國家，逃也是一種特權。在幅員龐大的俄羅斯，戰爭的負擔並沒有平等地落在所有人身上；在戰爭中死亡的多是生活在偏遠地區的少數族裔，而能走的人大多來自莫斯科﹑聖彼得堡等收入高﹑教育水平高的聯邦城市。
端傳媒訪問了兩位因為2022年9月的局部動員令，而決定離開俄羅斯的年輕男性。他們都沒想過戰爭真的會發生，但卻看著戰爭從遙遠他方的新聞事件，變成自己不得不直面的事實。請按這裡閱讀更多俄烏戰爭一周年專題報道。

迪瑪（31歲，現居泰國普吉島）

我清楚記得，2022年9月21日，總統普京宣布國家要開始「大動員」，大部分在軍隊服過兵役的年輕人都會入伍。我在去科技公司上班的路上看到這條消息。到了公司，周圍的同事都在討論大動員，雖然公司的同事大多都比較年長，或是沒有在近期服過兵役。

我曾經在炮兵部隊服役，而炮兵部隊就是俄烏前線最需要的兵種。俄羅斯兵役制有這樣一個規定：18至27歲男性除非有特殊原因，都必須服役12個月。所以13年我大學畢業之後，就被指派到俄羅斯的一個炮兵部隊服役。我們在軍中學習一邊用遠程武器射擊、一邊快速穿越前線。

思來想去，我還有另外兩個年齡相仿的同事被派到前線的機率最大。想到自己的未來，想到還在家等我的姬絲汀娜，我心裡幾乎崩潰，已經沒辦法工作了，不停在想接下來要怎麼辦。

第二天，9月22日－－朋友伊凡（Ivan）打電話給我，說他準備駕車離開俄羅斯，可以順道捎上我。他說「我們後天凌晨5點就出發。」 就這樣，我匆忙地決定和他一同離開俄羅斯，一個我出生﹑成長的國家。

當然，我有離開俄羅斯的念頭已經很久了。

作為俄羅斯人，我看到過的不公平的事情太多了。政府講一套做一套，公共行政水平低下，而且絲毫沒有改善的趨勢，我們的生活水平也因為這種落後的管理體系變得越來越差。對比一些比俄羅斯落後的國家，你會發現他們的生活水平居然比俄羅斯更高。我很早就意識到這個國家有問題。我想離開，想移民。

移民願望最強烈的時候，我甚至覺得，只要我能有一條船，能划船逃出去也好。

另一個原因是，我很喜歡日漫，是個「二次元」－－所以一直很想到日本看看。09年到13年，我到寒冷的新西伯利亞讀大學。13年畢業後入伍服役。服役的時光很苦悶，但我撐過了。

幾年後，我在新西伯利亞的大學室友突然想起，自己有個和我一樣喜歡日本，也一樣有移民的想法的朋友，於是把她的社交帳號推給了我。那就是我後來的妻子姬絲汀娜。我在新西伯利亞求學的時候，完全沒想到自己將來的妻子就出生在新西伯利亞，而且跟我有那麼多共同的願望。她的媽媽和我室友的媽媽還是好朋友，我們曾經出現在同一個派對裡，但那時候的我們擦肩而過。

我和姬絲汀娜就這樣開始熱烈地在網上聊了起來。半年後，我飛到新西伯利亞去見她。姬絲汀娜真的很漂亮，她有一雙純真的眼睛，笑容溫暖，長長的金髮垂到腰際。我請求她成為我的女友，她說好，她還要搬到莫斯科來和我在一起。

我們從此就再也沒有分開過，直到戰爭爆發。

2022年2月，普京還沒有正式宣布開戰，但是俄羅斯常用的社交媒體Telegram裏，就已經有許多相關的新聞，很多人在講說俄羅斯要打烏克蘭，氣氛漸漸變得緊張。但我和姬絲汀娜都沒當一回事，不相信真的會打起來。直到2月24日。

聽到開戰消息的時候我完全難以相信。祖父母以前會跟我講二戰的故事，但戰爭怎麼會發生在21世紀？

開打之後，有零零星星的前線報道，那些新聞又恐怖又令人難以相信，但當時，姬絲汀娜和我依然相信雙方很快會停火，戰火不會影響到我們的正常生活。但正相反，這場戰爭無日無之。

戰爭爆發的初期，生活其實沒有什麼改變；我們能做的就只是靜觀其變，看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漸漸地，前線的戰火還是燒到了我們的生活上來。到了3月，莫斯科物價飆升，什麼都變貴，面包、牛奶、雞蛋，特別是進口食物，比原來貴了3倍到10倍不止，簡直荒謬透頂。平常用的Instagram、Facebook等外國的社交軟件被封鎖，還有傳言說軍隊會掌管互聯網，Telegram的數據也會交給軍方。

到了夏天，我和姬絲汀娜意識到，未來如果發生什麼變故，我們很可能會被拆散。姬絲汀娜告訴我，她嚮往一個夏天的婚禮。在一起的4年，我們之間親密無間，沒有任何隔閡，也沒有不結婚的理由。所以，8月的一天，我們結婚了。

雖然婚禮在戰時，但新婚的快樂還是蓋過了戰爭的陰霾，九月開始的時候，我們先是渡了蜜月，然後搬到一間嶄新的公寓裡。姬絲汀娜開心極了，她說：「我覺得我終於擁有了一個更好的人生。」雖然，大概過了半個月，我們就開心不起來了。

大動員的第二天，我還是如常回到公司，並且跟老闆坦白了我的計劃，跟他說好我會繼續遠程工作。姬絲汀娜則在給我打點行囊，給我找來所有通關要用的個人身份文件。她跑到超市，買了一大堆吃的——面條、香蕉、堅果、水、餅乾等等。

出發前一天晚上，媽媽開車從另外一個城市趕過來和我道別。

我和姬絲汀娜那天晚上不停地談話，談了整整一個晚上。她不知道我們這一別會是幾個月還是數年，要是我在逃離的過程中被徵兵辦公室攔下，或許我們就永遠都不會再相見了。

9月25日淩晨5點，天還沒亮，我鑽進了伊凡小小的福特車。姬絲汀娜和媽媽在身後目送我離開。

我們計劃從莫斯科開車到哈薩克斯坦邊境，全程1188公里。伊凡的太太是最主要的司機，因為當時有流言說政府要關閉邊境、停發護照、禁止老百姓出境，她一路猛開不停，開得飛快，大概20個小時就抵達了哈薩克斯坦邊境。

到了邊境，麻煩才剛剛開始。

我們沒想到，邊境已經擠滿了人，從關口往外的高速路上排了十幾公里，車輛的移動速度大概是一小時17米。我們開始了漫長的等待。

公路兩邊已經有不少當地居民叫賣食物和汽油，他們從超市買來哈薩克斯坦的食物，然後賣給在車隊裏等待的人。還好姬絲汀娜提前為我準備了很多零食，我們就在車裏吃這些零食來對付一日三餐。

邊境地區的網絡訊號很差，姬絲汀娜收不到我的信息就會胡思亂想，所以有時候，我會打開車門，離開車隊，跑到幾百米外的地方尋找手機信號，給她發一兩條訊息。

等待的時光實在是很磨人，一方面，不斷有傳言說政府即將關閉邊境，我們恨不得快點過去。另一方面，車隊又在緩緩前行，所以伊凡夫婦需要一直待在車上慢慢挪車。他們每4小時交換一次崗位，我則在車後座睡覺。

當時是九月底，氣溫已經掉到攝氏8度左右。雖然冷，但慶幸姬絲汀娜執意給我塞了許多厚衣服。路上時不時有灌木叢，灌木叢就是我們的廁所。當然，天黑之後，就連灌木叢也不需要了。

四天之後的淩晨1點左右，我、伊凡、伊凡的太太終於到了邊境。我們進了海關室，海關看起來很疲憊，但態度出乎意料的好。他們檢查了我們的身份證件，很禮貌地對我說，「你現在可以過關去哈薩克斯坦了。」但同時卻對伊凡說「你不能出境，你已經被登記徵召了。」

所以，我的朋友，福特車的主人，無法離開俄羅斯領土了。伊凡憂心忡忡，但一句抱怨的話都沒有說。現在他要和妻子開著車回莫斯科了。我從車裏取出自己的行李，離開了我的朋友和他的妻子，我們在邊境處道別，那些警衛就在不遠處盯著我們。

當時天很黑，我扛著自己的行李繼續旅程。那條路本來是給過境汽車通行的，但現在只能自己走過邊境了。那條路又黑又嚇人，但我別無其他去處，只好這麼走著。

走了大概1小時，到了中立區，這時，有另外一群人開著車發現了我。原來他們是韃靼人，從克里米亞過來的。他們不是為了避開兵役，而是到哈薩克斯坦避難。他們捎我上車，這下很快就到了哈薩克斯坦邊境。

到了哈國邊境，這裏的海關開始用哈薩克斯坦語盤問，比如「你們要到哪個地方去？」「你們去做什麼？」這些韃靼同伴把問題一一回答了，海關又問我，「你和他們是一起的嗎？」我回答「是是是！」然後我們順利通過了。

過了哈薩克斯坦邊境，就看到很多當地人在路邊賣哈國的貨幣和電話卡，我立刻買了一張電話卡，然後打給姬絲汀娜。

好久沒聯繫了，姬絲汀娜瘋狂地問我現在在哪裡，我還好嗎？ 她一直在想，如果政府成員抓了我怎麼辦……她聽到聲音的一剎那以為大家都順利過去了，知道伊凡沒能和我一起，想到我孤身一個人在異國，又落下淚來。 我當時也在想，不知道還要等多久，才能和姬絲汀娜相聚。

我抵達的城市叫Taskala，那裡的旅館早已被逃過來的俄羅斯人的訂滿了。當地住宿價格上漲了三倍以上，每個月的租房費用要到4、5萬盧布（註：約560至703美金），和莫斯科一樣貴，當地的居民都說第一次見到這麼貴的房價。好心的韃靼人帶我住進了一個他們的哈薩克斯坦朋友家，我就這麼安頓了下來。

到了哈薩克斯坦，我才告訴其他親戚我離開了俄國。伊凡和妻子回到了莫斯科，他們待在家裏，躲避政府的搜查。政府在搜尋那些意圖擺脫徵兵的人，他們在理髮店、住宅區、街道上搜查，到處檢查身份證件。

普通人都十分害怕，特別是莫斯科人，因為莫斯科的街道和建築物到處都是攝像頭。有徵兵辦公室的成員到伊凡的家門口敲門，一邊敲一邊喊「開門！」就這麼狠狠地敲了數小時。伊凡藏在房間裡默默聽著。幸運的是，在11月之前，普京宣布軍事動員結束。但伊凡還是很小心，因為沒有官方文件證明他真的自由了。

伊凡的父母反對他離開，他們看的電視新聞裏播報的都是好消息，「我們很專業」﹑「一切都很好」﹑「入伍新兵只需要訓練一會兒，就會安然無恙回家。」他們不相信年輕人一旦入伍就真的要被派上前線，他們接收到的信息是「只有特殊情況下新兵才會上前線。」但真實的情況並不是這樣，士兵們也沒有足夠的藥品和武器來保護自己。

九月開始的時候，我和姬絲汀娜正在渡蜜月。 我們搬進了我們莫斯科的家，一間很酷的公寓。 我們很幸福。 但是當一切都變得更好時，動員開始了。

在動員之前，戰爭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問題，但並沒有那麼緊迫。

那時候，我們還為自己的生活感到高興。 但是當動員發生時，我們開始擔心我們的生活會被摧毀， 戰爭才真正成為了一個大問題。

姬絲汀娜花錢找中介公司走捷徑申請了護照。泰國對俄羅斯免簽，所以11月，我們在泰國重聚了。

現在我們住在風光明媚的普吉島。鄰居家有隻金毛尋回犬，姬絲汀娜不時照顧牠，牠也常來我們家串門子。在這裡，我們的生活好像又復歸平靜了。

但有時我會做噩夢，夢裡我又回到了俄羅斯軍隊服兵役。 和平時期我在那服役了一年，已經是非常不堪的體驗。現在情況變得更壞，發生了真實的戰爭。而人們死在那裡。

謝爾蓋（31歲，莫斯科人，現為香港理工大學博士後）

想離開俄羅斯的想法，不是戰爭之後才有的。但戰爭讓我加快了出走的腳步。

從很早開始，大概十年前，我就已經意識到了普京政府的問題。

我出生於1991年。那年蘇聯解體了。作為一個新國家，俄羅斯面對著嚴重的政治和經濟危機；我的父親雖然有碩士學歷，但那時候也只能靠開出租車賺錢生活。到了2000年左右，經濟重新崛起，自1999年起出任總統的普京因此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認可和擁護。但我知道他並不值得這麼多的擁戴：經濟情況的改善，更多是因為石油、天然氣價格的上漲，而不是普京。

後來的事情你們都知道。2008年，根據憲法規定，普京無法繼續留任總統，但接任他的也是他的「傀儡」（註：2008年梅德韋傑夫贏得總統大選）。2012年，他又坐回了那個最高的位置。2008年到2014年，來自政府的壓力在緩慢地摧毀和侵蝕公民社會；政府用簡單的社會福利與免費醫療，給人們－－特別是窮人－－營造了一種生活在保護網中的錯覺。但他們的根本目的，是想讓人們杜絕自己可以選擇、改變甚至影響某些事的念頭。

說到底，這個國家的問題，就是人們對政治的不聞不問。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也開始有很多人覺醒，並且加入街頭抗議，因為總會有一些人意識到自己被騙了。也是從那個時候，我更加認識到了政府宣傳對俄羅斯人的荼毒。如果你反對政府，你可能會被噤聲，也可能會被逮捕。漸漸地，反對派沒有了表達空間，連家裡的電視頻道裡也只有一種聲音。政府為人們構建了一個非黑即白的世界，天天坐在電視機前的俄羅斯人越來越相信政府，也越來越仇視西方國家，即使是原本反對政府的人，為了自己和家庭的安全，也漸漸變成了所謂的政治中立者。那幾年，我公開支持示威者的行動，並且向更多人傳播他們的想法，但說實在，我還沒有做好準備，加入示威，成為他們的一員。

直到2017年，我參加了民間反對腐敗的遊行，那大概是我第一次真正付諸行動。（註：2016年年底，包括俄經濟發展部部長在內多名高官因受賄下台。2017年初，俄多個城市爆發反腐敗遊行。）後來，我陸續參加了2018年養老金抗議，2019年要求獨立公眾選舉的抗議，2021年反對扣留反對派領袖納瓦尼的抗議，以及這次反對俄烏戰爭的抗議。大大小小加起來，至少有十次。

成為抗議常客的過程中，我見證了俄羅斯從一個民主結構的國家，逐漸走向軍事國家、警察國家甚至獨裁者國家。我清楚地意識到，這個國家，這個政府，正在扼殺我的未來。而去年開始的那場戰爭，給了我致命的一擊。

起初，我一直認為戰爭不可能發生。在戰爭開始的一週前，我還和一個烏克蘭朋友短信聯繫過，因為當時俄烏邊境已經發生了一些軍事衝突，她很擔心會有更大的戰爭爆發。當時我回覆說：「別擔心，這只是為了展示軍事力量。沒有人會相信21世紀，還會發生戰爭。」

但一週之後，戰爭爆發了。

2月24日，我給那位朋友發了短信，鄭重道歉。也是從那天開始，我去參加了反對戰爭的示威活動。有時候和朋友、家人一起，有時候只有我一個人。

麻煩是3月6日下午突然發生的，我被警察逮捕了。那天，我和五個朋友到了馬克思紀念碑附近的一個廣場，離紅場大概10分鐘路程。很多人聚集在街道上，看起來並不是組織好的，我們跟在隊伍的後面，還沒有做甚麼。突然，有警察直接在人群中抓住了我。那個時候，我正好跟朋友們脫隊了，落在隊伍最後。

「能看看你的護照嗎？」兩個警察站在我面前，「你要去一趟警察局。是想自己上警車，還是我們帶你過去？」我選擇自己走過去。上了警車，裡面已經有兩個人。等了大概15分鐘，車裡終於塞滿了人，司機帶著我們這22個被逮捕的人，開向了警察局。

在車上，我能做的只有不斷地發短信，給我的朋友、家人，以及一個telegram群組。那個群組是一個人權保護組織開設的，他們會為被逮捕的人提供法律建議，告訴我們能做什麼，應該做什麼。那幾天，他們非常忙碌，因為幾乎每天都有上百上千人因為示威遊行被逮捕。所以我聯絡的其實是一個聊天機器人－－但這些人權保護組織的資訊還是很有用，而且他們會從你被逮捕起，一直協助你到上庭﹑判刑。

大約下午4點10分，我到了警察局。一開始所有人都站在大廳裡等著，警察一個個收走我們的證件，然後要求我們填表格。他們沒有問任何問題，只是告訴我被逮捕的原因。那個原由當然是隨便編的。警員就兩三個，但是我們人卻很多，大概一個人需要花20到30分鐘去填表登記信息，然後我們被送到了刑事偵查員那邊。他們盤問了我很多問題，而我能做的就是盡量少說話。

我告訴他們，我之所以出現在廣場上，是因為要和女朋友約會。他們還想挖到更多信息，但我守口如瓶。不過說實在的，你想告訴他們什麼都無所謂，因為結果不會改變。他們跟我說我有罪，讓我等著過幾天上法庭，然後就讓我離開了警局。雖然法律規定拘留不能超過5個小时，但我足足待了快8個小時。剛進警察局的時候，我還有一點害怕，最後卻只剩下累透的感覺。

幾天後的上午十點，到了我上法庭的時間。和我一起被逮捕的那群人中，有一半和我同一時間被審訊。過了兩個小時後，我們終於被告知自己因為什麼被逮捕，所有人拿到的協議書都是一樣的。甚至他們連人稱都懶得改，我的資料上還寫著She/Her，而不是He/His。

整個審訊過程和我在警察局待的八個小時沒有什麼分別，只是純粹的浪費時間。人權保護組織為我們提供了免費的律師，我很感謝他們，但老實說，並沒有什麼作用。法庭上沒有人關心我那天到底做了什麼，在宣判前法官已經有了自己的答案，我只要乖乖接受約1000港幣的罰款就好了。

這只是一起民事案件，對我來說，實際的影響並不大。但後來回到家中，我仍然時不時回想起那天我被警察從人群中抓出來的恐懼感，仍然清楚地記得，我是如何被逼著面對那些假裝無事發生的人們的臉。

所有的戰爭都是不公平的，在這個世界，在21世紀，根本不應該有戰爭。我清楚這一點，所以我走上了街頭。結果卻發現還是有很多人支持政府，或者對正在發生的一切視若無睹。我知道，示威大概率不會對戰爭的進程產生什麼改變，它只會對我個人的安全造成影響，就像我3月份經歷過的那樣。但是，如果我不去，不表達，就等如背棄了自己的信仰。

普京也應該意識到，很多人都不支持這場戰爭。也許他以為自己會在一週內獲勝，這場戰爭會像他對格魯吉亞所做的一樣被人忽視與遺忘（註：2008年8月，格魯吉亞與南奧塞梯發生戰爭，俄羅斯支援南奧塞梯，戰爭造成多方傷亡）。但那明顯沒有發生。後來，他開始了軍事動員。

因為從事科研工作，我獲得了軍事動員的豁免。像我一樣受到公司庇護的人、學生、和身體條件不適的人，都不會被徵召。即使收到了徵召文件，也有辦法逃脫。在收到去軍事動員站（moblization station）的邀請後，你可以選擇不簽署，不去動員站，但代價是約350港幣的罰款，以及放棄你的工作。如果去了動員站，簽署了正式徵召的文件後，再想反悔，後果就沒那麼簡單了，最多可能會面臨長達十年的監禁。

某種程度上，不去前線還是很「簡單」的，不簽字，離開你原有的工作崗位，離開你護照上的居住地址就可以。但實際上，只有那些有足夠積蓄或有人資助的人才可以做到。
對於我們這些科研人員來說，政府不徵召我們的決定似乎合乎情理。我們人少，也不是反對政府遊行的主要力量，更何況，無論哪個國家，都需要科學事業的發展。但我說過，我已經不想再生活在俄羅斯了。我決定徹底告別我原來的工作單位，徹底告別莫斯科，徹底告別我的國家。

戰爭之前，我已經投過很多簡歷，但大多都沒有回音。我申請了德國學術交流中心的項目（DAAD Program），但被拒絕了。因為戰爭，DAAD限制了與俄羅斯的項目交流。

後來，一位澳洲同事建議我試試中國和香港的機會。最近幾年中國在科研上確實投入了很多資源，我覺得他說的是個好主意。7月份，我和香港理工大學一位教授達成了協議，他願意接受我做他的博士後，為中國的一個空間項目工作。

敲定了未來的工作機會後，為了妻子能和我一起離開，我在9月初結了婚，辦好了簽證，向原來的公司申請了15天的蜜月假期。9月底，我們離開了俄羅斯。在埃及，我和妻子渡過了一段輕鬆的時光，理論上我仍然是研究機構的一員，但那時，我已經決定要簽署辭職文件，不再回去了。10月初到11月初，我辭掉了工作，在亞美尼亞和一個因逃避戰爭而來的表弟待了一段時間。後來我和妻子集合，一起來到了香港。

起初，我們住進了佐敦一家旅館，但是因為房間太小，妻子一進屋就哭了，現在想想，住在那裡還真是個巨大錯誤。後來，我們搬到了土瓜灣站附近的一個小套房，大概170呎，離我工作的香港理工大學，走路只需要25分鐘。現在，我每天早上8點半，會先到學校的體育館裡做做運動，然後開啟我一天的工作。妻子正在網上繼續學習她的電腦課程，她完成學業後會試著在香港找程序員的工作。等她找到了工作，我們打算再搬到更大的房子裡。

我在香港已經住了四個多月了，除了偶爾會想念俄羅斯的食物和俄羅斯的雪之外，我過得還不錯。我每周都會和還在俄羅斯的家人們通個電話。由於時差，我一般在香港的夜晚和他們聊天，但有時候，工作很累，我就沒什麼興致聊天了。

坦白地說，此時此刻，我對戰爭已經沒有那麼關心。我還會關注戰爭的進展，也試圖支持身邊因為戰爭受到影響的朋友們。但是，我已經不在戰爭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