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防疫工作很难科学归科学、政治归政治？一场知识与意识形态的斗殴

【编者按】台湾防疫三年后，台湾人对于防疫成效的事实与评价为何？在科技社会复杂的治理因素下，尤其受到哪个变项的影响？本主题另有学术论文〈科学知识遇上意识形态？民众对于 COVID-19 疫情讯息的态度与认知〉发表于《传播研究与实践》期刊，如欲了解问卷设计与完整调查过程的读者可参考阅读。

（黄俊儒，台湾国立中正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特聘教授）

防疫中的不安与躁动

病毒的终结仍得倚靠科学知识为基础的公卫战略，而不是靠投票来决定牠的去留。

隐然地，这一场百年一遇的世纪大疫似乎逐渐要看到曙光了。只是在防疫过程中的各种争议似乎至今仍余波荡漾，除了先前台北市长选举中，原担任防疫指挥官的陈时中先生因为仇恨值爆表而中箭落马之外，刚上任行政院长的陈建仁先生也还在各种疫苗采购的质询中疲于奔命，眼见即将到来的明年总统大选，恐怕也难逃这个议题的滋扰。

在这次COVID-19期间，防疫工作与政治立场的纠葛，也经常发生在欧美的案例中，尤其当时在川普（Donald Trump，另译特朗普）领政下的美国，共和党及民主党呈现出对于防疫措施极度不同的看法，甚至对于科学家的态度也有很大的落差。

记得2020年美国大选变天之后，受拜登（Joe Biden）任命为首席防疫顾问的佛奇（Anthony Fauci），在第一场记者会就说：“能依循证据，让科学说话，有种获得自由的感觉。”可见防疫过程中，政治对于科学治理的影响并不是一件新鲜事，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不同国家及区域对于政治极化的反应有著十分不一样的内里。

台湾在这次疫情中，也同样经历过几次上冲下洗的不同阶段，从中央疫情指挥中心2020年1月5日起，开始每天召开记者会公布并说明最新疫情状况，到2021年5月中爆发大规模本土社区感染并提升至第三级疫情警戒标准之后，整个疫情期间的防疫基调开始从“平缓期”进入“争议期”。当时的社会气氛浮动、人心惶惶，随后就进入了各种疫苗抢打潮及采购争议的阶段，堪称是防疫过程中最大的挑战之一。

由于病毒及流行病这类议题，原本就与科学及民生息息相关，在时间紧迫及健康威胁的双重压力夹击之下，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导致防疫策略的游移，也使得整体事件变得高度政治敏感。在讯息纷乱且过剩的科技社会中，这类防疫科学知识如何能有助于政治决策及民众参与讨论，是各界人士都关心的议题，毕竟病毒的终结仍得倚靠科学知识为基础的公卫战略，而不是靠投票来决定牠的去留。

实证研究

研究的结果十分耐人寻味，在这些不同的题项中，发现填答的反应几乎跟民众所具备的知识程度及学科领域没有关连性，但却与个人的政党倾向有显著相关。

有效的防疫系统化措施，需要仰赖民众们的集体配合，甚至是一定程度的牺牲。许多国家在COVID-19期间所陆续进行的调查研究，多看见各种假新闻可能造成民众对于风险大小程度的不同感知，严重者甚至促使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敌意，例如自由派与保守派、讯息充分者与讯息欠缺者、年轻及年老之间等，就可能因为对于讯息解读的不同调，而导致迥异的政策配合度，甚至可以为了戴不戴口罩大打出手。

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在台湾主导了一个学术性的研究调查，试图了解这种因为假讯息、群体认同所造成的极端化现象存在的情形，当各路势力都同时在影响民众对于疫情的解读时，到底哪一种力量会最明显主宰民众的态度与认知？这个问题的解答，将会关连疫情期间的科学传播效果，并间接地影响防疫策略的落实程度。

实际的作法上，我们透过问卷的设计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在2021年8月11日至16日期间，时值台湾卫福部刚刚核准国产高端疫苗的紧急授权专案，以及民间积极协助政府向国外购买BNT疫苗的时期，在此时限内共获得1,250份的有效问卷。

这份问卷主要分成三个部分，首先是“与 COVID-19 疫情相关问题”，题目包含反疫苗讯息的接收管道、对于不同疫苗的接种意愿与风险评估、对于各国政府防疫成效评估、以及对于疫苗争议的疑惑等问题。例如民众对于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情绪是充满愤怒、尊敬、不舍还是讨厌？对于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能力感到有信心、有能力、专业、认真还是聪明？认为他们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宽容、谦虚、真诚还是温暖等。

再者，第二部分则是“关于疫苗的问题”，依据讯息错误及恶意的程度，从最基本的基础讯息到具有不实概念的错讯息（misinformation），最后再到人为介入的恶讯息（disinformation），每道题目透过不同的情境陈述（共21道题目）了解个人对于疫苗与政策的概念及看法。最后一部份则是“基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学历、学位领域、政党认同等基础讯息。

研究的结果十分耐人寻味，在这些不同的题项中，发现填答的反应几乎跟民众所具备的知识程度及学科领域没有关连性，但却与个人的政党倾向有显著相关。

例如，关于疫情的报导内容，民众虽普遍期望媒体传达正确事实更胜于进行监督与批判，但是政党认同的程度却会显著影响人们对于媒体记者针对政府提出监督或批判的期待。举例而言，政党认同愈倾向泛蓝者，愈同意记者应该要质疑与批判“疫情警戒控管等政治决策”以及“专家学者提出的疫情建议”；而政党认同愈倾向泛绿者，对于记者所提出不同于政府或是专家的声音，则愈显得保留。同样是针对记者的角色，一个阵营希望他们高高举起，另一个阵营则希望他们轻轻放下。

在民众对于“政府防疫态度”的认同程度方面，同样发现政党认同的因素会显著地影响民众对于政府防疫以及指挥中心的评价，不仅各向度均有显著差异，甚至显示出明显的两极化结果。例如对于“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感受，泛蓝的民众强烈地感到愤怒及讨厌，泛绿的民众则明显地感到令人尊敬与令人不舍。相对地，在民众对于疫苗讯息的认知上，对于一些基础知识虽然仍显示出不同政党认同间的显著差异，但至少还不至于出现同意或不同意的极端反差。

但是在与不实概念相关的“错讯息”及“恶讯息”解读方面，政党认同的不同就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几乎每一道题项均有显著的差别。例如，泛绿受访者更倾向否定“口罩虽可以阻挡疫情但有害健康”、否定“疫苗会改变接种者的基因”、乃至否定“疫苗中含有许多有毒成份”等不实讯息，相对地，泛蓝支持者就会显示出对于相关陈述的反向疑虑。此外，虽然蓝绿双方或多或少都感受到医疗专家和科学数据对于政府疫苗政策的不信任或不支持，但是泛蓝受访者明显地感受更为强烈。

总结前述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不论是对于媒体记者的期望、政府防疫的态度、疫苗讯息的认知等，“政党认同”都扮演了一个最为显著的影响角色，而且随著该议题的政治意图相关性越高（从基础讯息、错讯息到恶讯息），影响的显著性也越高。

意识形态的超大型巨人

过往我们认为“告知公众正确的科学事实”应该可以有意义地影响人们对于相关事件的感知，但是从晚近可以看见一个逐渐明显的趋势：讯息传播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转译，它更是一个意义协商的过程。

从前述的研究结果，可以细致地看出疫情期间台湾民众的紧张神经如何被挑动。过往我们认为“告知公众正确的科学事实”应该可以有意义地影响人们对于相关事件的感知，但是从晚近一些科技社会议题的发展来看，可以看见一个逐渐明显的趋势：讯息传播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转译，它更是一个意义协商的过程。

尤其是随著社群媒体的发达，人们对于消息来源的个别化倾向，特别容易导致同温层效应的加剧。例如，在COVID-19期间，疫情本身就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健康风险议题，任何因素的扰动都可能导致社会的分裂，驱使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们更加远离彼此。从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大部分民众对于复杂的政治议题多习惯仰赖有限的消息来源进行决策，并且倚赖认知的捷径去做出符合自己政治喜好的选择，即使是疫情或疫苗这类高度科学知识相关且具有明确物质基础的议题，也同样在意识形态的催化之下被严重地泛政治化。

COVID-19 疫情是一个以科学知识作为基础，同时牵扯个人生命安全、具有时间迫切性的科技风险议题，由于它背后涉及高度的社会复杂性及科学不确定性，所以对于一般常民来说，具有很大的决策难度。就主理防疫工作的政府部门而言，他们期望透过全民有秩序的配合，让防疫的工作可以整齐同步且系统有效。但是对于民众来说，面对这种高度不确定的状况，会有许多油然而生的不安全感及恐惧，如果再加上过往曾经有过政治上的受挫经验（例如自己激情支持的候选人落选了），不信任的感觉很容易就会加成扩大。

解析民众防疫心理背后的运作机制，可以想像成每个人的脑中都住著几个掌管心智运作的巨人，平时这些巨人各司其职，各自监管教育学习、娱乐休闲、科学知识、理性思考等工作，在大家各自忙碌的时候，同时有一只长得特别巨大的意识形态巨人候在旁边，这只超大型巨人平时都在睡觉休息，看似无害，但如果一不小心有什么风吹草动惊醒了牠，牠就可能醒来主导战局。我们都很好奇，这只意识形态的巨人如果跟其他巨人一起打架的话，到底谁会胜出？尤其是在这一场与疫病十分相关的战斗上，理应其他的巨人具有主场优势，应该还可以平分秋色吧？

从结果来看，在这一场巨人之间的斗殴中，意识形态的巨人取得了全面性的胜利。原因是牠很强壮也很暴力，只要牠加入战局，其他的巨人都不是牠的对手，意识形态明显压过其他知识理性的力量。

这样的状况在过去的学术研究中也有类似的讨论，例如一般民众对于干细胞研究的态度也经常受到价值观和媒体的影响，虽然科学知识的涵养也同样影响人们对于干细胞研究的态度，但是相较于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科学知识是气场最弱的。甚至过去还有更为极端的发现，例如美国有关“全球暖化”议题的相关调查中就显示，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于全球暖化的看法分歧越严重，甚至呈现出“教育程度愈高、差距越明显”的态势，并且其看法也会与所认同的政党属性息息相关，而且就算随著时间演变，也一直维持颇为稳定的样貌。

打不赢就只好绕过牠

“逃避虽然可耻但有用”，这是一句匈牙利的谚语，对于防疫来说，避开意识形态的作祟，这样的逃避不仅不可耻，而且可能会有大用。

对于这类同时夹杂科学知识及科技发展的社会议题，除了COVID-19之外，台湾社会在过去也经历了几波相关的公民投票，包括食安及能源等，都是这类复杂的议题类型。从过去公投的各种经验来看，我们貌似全民共同参与了这些议题的抉择，但是现在回头检视，我们拥有的可能仅是公民参与的“姿态”，实际上却欠缺公民参与的“内涵”。晚近随著科技议题逐渐复杂化及跨域化，如何让科技知识为民所用而不受过多意识形态的滋扰？已然成为民主社会成熟化的一项指标。

公众科学参与

因应这样的需求，我们可以看见许多公部门开始采取不同的沟通策略，例如有别于传统“由上而下”的知识灌输模式，顺应“公众科学参与”的沟通典范转移，逐渐重视让人民在相关议题的讨论中扮演角色。只是如果中心思想不够清楚，原本的美意很容易就会因为人为操作过头而变调，例如公部门逐渐将科学沟通援用成一种公关的策略，在貌似热闹喧哗的民众参与过程中，实则慢慢地弱化了知识传播的功能，转而著重在各种声量、形象及政策正当性的塑造上，此举也间接地助长了意识形态的反扑。

例如在这一个防疫的过程中，台湾民众从一开始的谨慎戒惧、众志成城，随著疫情过程的高低起伏，逐渐转变成不同政治阵营之间的攻防。初期长时间零确诊的骄傲，对照国外疫情失控的乱象，媒体中不时出现口罩国家队、Taiwan can help、同岛一命、防疫模范生等词汇，在政府部门的默许之下，甚至捧红了许多防疫的英雄，铁人部长、顺时中、国民女婿（编按：指的是疾管署副署长罗一钧，因其含蓄与贴心的举止，被网友称为国民女婿）等称号应运而生。

而在后期，随著部分防疫破口及病毒共存策略的转向，各种民众的不安与躁动让另一阵营趁势而起，新四剂扶英战士（编按：2021年之际，因国际普遍不承认台湾国产高端疫苗，指挥中心因应施打高端疫苗有出国需求的民众，开放加打第三、第四剂国际认证疫苗；“扶英”系指支持总统蔡英文之语）、微解封、高端份子、四剂帝国等挖苦与调侃的字眼蜂拥而至，最后甚至有人连听到“国家队”这个词都觉得反感。如果所有的公共议题最终都只能化约为蓝绿的颜色之争，那么实在是赋予了政治人物太多可以上下其手的空间，民众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将自己的权力顺理成章地缴械，这显然不会是一个好的沟通模式。

从过去科学传播相关的研究可以发现，民众对于科学家的信任程度多远高于政治人物，这是因为一般民众愿意相信科学背后追求知识与真理的特质，与牟求共同福祉的信念是一致的，相对的，对于政治的不信任，多来自于对政治人物追求私利的不放心。所以一旦科学的知识与政治因素混杂在一起的时候，信任感就会受到影响，例如科学家流露出一己之私，或者只顾及委托人所暗示的利益等，民众都会特别地敏感，因为可能会破坏科学对于真理的寻求及共同福祉的贡献。

置放在台湾的脉络中，可以发现疫情期间的科学与政治很难一刀切分，即使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或是疫苗EUA会议的组成人员，不论蓝绿执政都可能不会差异太大，但是当议决的结果涉及后续的政治措施，就很难避免政治化的疑虑。除非当局者很有意识地刻意加以区隔，否则不仅很容易转变成政治化的攻防，更会挑动民众在不安状况下的敏感神经，一旦成为知识与意识形态的竞技场，斗殴的结果似乎不难预期。这也是为什么在疫情的过程中，很难科学归科学，政治归政治的原因。

既然意识形态的威力如此强大，如果打不赢牠，是不是至少应该想个办法避开牠呢？毕竟科技社会议题的最终决策还是需要知识作为基础，并非仅是一种民主意向的表达与共识。举例而言，就疫苗施打的这个问题来看，如果当时台湾政府不要用这么大的动作去宣示与力挺国产疫苗，尽量维持专业科学自己说话的空间，让国产疫苗成为众多疫苗的选项之一，少一点政治词汇的沾惹，会不会后来民众施打的比例反而会高一些呢？

“逃避虽然可耻但有用”，这是一句匈牙利的谚语，对于防疫来说，避开意识形态的作祟，这样的逃避不仅不可耻，而且可能会有大用，这或许是未来相关科技社会议题值得思索与参考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