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问《给十九岁的我》争议：世代、权益、教育和纪录片伦理

“肠”表示，根据《香港合约法》基本原则，合约双方都要有付出/代价（consideration），才可以构成合约。付出（或代价）对其中一方可能是金钱（酬劳），可能是服务，双方有此代价交换，合约才会成立。只确定单方面付出的“合约”，于合约法内不构成效力。相关报导中公布出的同意书中，学生属无偿跟拍，因无酬劳，所以双方的协议不具备合约的约制力。

即便撇除合约法内的效力，“肠”认为，事件还涉及其他法律要素，比如“资料当事人”对个人资料的自主权。2016年，欧盟成功为“被遗忘权”（right to be forgotten）立法（或称之为“删除权”），提倡资料当事人有权要求删除被不当使用的个人资料。香港《个人资料（隐私）条例》订立于1996年，写法相对比较落后，但一般大致会跟随欧盟私隐法下相称性和公平性等相关基本原则。在香港《个人资料（隐私）条例》内，个人资料指可以令人辨认到资料当事人身份的资料，《给》片使用的访问片段影像绝对属于此类。

《条例》下的“第1个人资料保障原则”规定，收集个人资料需要有合法目的，合法功能，合法用处；其次，收集资料应为合理所需，不可以过量（或必须与所用目的相称）；第三，收集过程要公平。尽管法例一般并无要求先有当事人同意，方可收集其个人资料，但当事人潜在或实际上的反对，仍可能会影响资料收集手法的整体公平性。尤其是，收集资料者除了需要具体地向当事人说明资料将用于的目的外，更有法律责任进一步解释收集是否必须或自愿、当事人可否拒绝、拒绝的后果为何和是否有权其后要求查阅已被收集的资料等。

2012年的同意书并无提供上述法定要求的资讯，而且无论如何，即使资料当事人未成年或本人未必完全理解有关内容，仍有权获直接告知相关讯息，而非由父母代为接收了事。学生（无论本人是否理解）有权获告知是否可以拒绝资料收集。未成年人的私人片段，比如恋爱片段，男友的出镜，都涉及收集资料是否过量。

在拍摄初期，学生被告知拍摄纪录片用途为校内放映，后改为公映。“第3个人资料保障原则”规定，当资料的收集/使用目的改变时，必须得到一个资料当事人明确、额外的“订明同意”。资料当事人完全有权以书面方式撤回该等“订明同意”，同意撤回之后，资料使用者必须停止使用个人资料（尽管同意撤回前进行的行为不受影响）。学生反对公开放映，有权拒绝资料的新用途，学校及制作方应该遵从。当事人可以个人资料不当使用追讨赔偿，也可通过禁制令限制影片公开。

问三：有观众指纪录片中双方的沟通方式令人不适，为何拍摄者与学生不能沟通？

中学署任校长蔡芷筠日常工作会接触大量年轻人，亲睹学生们在各种不同社会氛围下的状况。她看过《给》片之后最大感受是，电影叙事在用一种成年人的角度，设置框架，然后在其中去理解年轻人。在纪录片中，镜头与旁白所叙述的“情窦初开”“追星”或者“反叛”，都将年轻人的生命历程平板化了。譬如所谓追星的内容，不是关于同学切身追星的行动或者言谈，而是选出一张照片，让同学指认是否喜欢相中的偶像。这种设计出的场景，并没有真实呈现同学们“追星”的一面，只是实现了某种框架的印象。

纪录片之所以最后演变成为一场争议，因为拍摄者未能好好花功夫去聆听同学的需要。只要同学流露出不想拍的情绪，导演首先就认定是同学的“反叛期”，而不去搞清楚同学不满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或许应先搞清楚同学的想法，再适度调整拍摄角度。因为这种先入为主的看法，阻碍了双方的了解，也没有建立足够的信任。

蔡芷筠以日本导演小川绅介为例，小川早期拍学运纪录片，后推出三里冢系列作品。他发现自己并不了解农民的生活，于是和团队一起住进山形县牧野村，自己将导演身份放下，同农民一起耕田一起生活，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双方建立了非常独特的关系。所以在纪录片中，大家可以见到拍摄团队与农民之间的对话，这种信任关系不是去谈一两次话就可以建立。

有一段时间，蔡芷筠觉得艺术很重要，便每个星期都带学生看展览，学生们并不习惯。她后来改为同学生一起打球，有时在运动中受伤，学生们觉得内疚，互相多了谈话，于是慢慢开始了解对方的真实想法。这种了解的过程需要放下自己，剧情片导演或者可以指挥整个团队，可以决定演员的每一句对白。但纪录片中活生生的人物是不可能被摆布的。如不放下，就难以建立了解及信任。

如今事件造成学生的创伤，她们是否会平复，是否会谅解，拍摄团队恐怕也不能心急去盼望对方原谅。而教育工作者，应认真聆听学生的困难。蔡芷筠也曾在教会女校读书，她指学校的气氛，帮学生建立归属感和向心力，师生之间会营造出家人的连系。同时，也令到学生很难拒绝。学生感受到老师的爱及温暖，可能因此也会答应许多学校及老师的要求，但多少也会因此压制了个人的想法。事件中的学生要花如此长时间，才令自己的声音被听到。学校和老师未必是操控狂，教育工作者或在大量人事应对中心急失去耐性，将学生的需要摆到次要的位置。阿聆的发言或会再次提醒教育工作者，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学生重要，还是纪录片重要？希望学校在停止放映纪录片之后，可以将学生的内心摆到更重要的位置。

问四：《给》事件涉及以儿童为拍摄对象，儿童在相关事件中应该享有什么权利？

香港儿童委员委员会执行干事黄惠玉指，儿童在影像拍摄中的权益，不只电影、话剧、广告，也包括他们参与学术研究、访问、谘询等情形都值得注意。学术界相对比较有考虑，通常有伦理委员会跟进，列出详细要求及注意事项，但在香港演艺界讨论不多，也无制度制衡。通常只是依据劳工法例，而法例中只列出一些硬性规定，如法定满15岁之后才可全职工作，每日工作时限，不能影响学业等，无法照顾儿童在拍摄期间的情绪和不满，小朋友也没有适当途径发声，是否参与拍摄往往依靠家人或者法定监护人事前帮忙签署文件，这一点很落后。

联合国儿童公约其实有给出清晰指引，让签约政府跟随。其中的重要原则，在《给》事件中我们看到并没有落实。尤其《给》并不是虚构创作，而是要呈现一种儿童的真实生活片段，但他们的声音被漠视。现在民众不应只是聚焦八卦，应认真讨论儿童在这次事件中的权益和心理健康。

对成人来说，具备法律效力的同意书是授权，但对小朋友来讲，他们未必能想像最后的完成品会怎样呈现，也未必理解“放映”或“公开放映”的分别，及可能造成的影响。拍摄者在过程中应不断征询儿童的意见，以儿童能够明白的方式来沟通，而不能依靠在中学一年级时的一次签署就当作授权，在影片公开之前应私下先让小朋友看最终剪辑版，事件当事人讲述她们第一次看全片已经是全校观看，其实这已经等于违反了相应原则。如果拍摄期间可以不断沟通，这次争议未必会发生。

有意见指“小朋友现在不喜欢，长大以后会改变看法”，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觉得小朋友幼稚不成熟。联合国儿童公约告诉大家，每一位儿童都是独立个体，他有自己的感受，有自己的权利。儿童要真正参与拍摄，就应该有权拒绝，有权决定何时停止。

事件发展至此，公众不应帮学生或学校决定如何处理。学校现需要以真诚的态度，友好的方式和氛围接触当事人，与现任校长、前任校长、导演及拍摄团队、英华师生展开有诚意的讨论，得出一个好的结果。香港也应该要讨论及引进外国一些成功的法例及处理办法，令儿童在影像拍摄中能够获得足够支援。

问五：香港本地对拍摄纪录片有没有相关训练？

曾任职香港电台电视部的林纶诗表示，在学院及传媒工作环境 (如香港电台) 时，老师及机构都分别从传媒法及伦理角度向学生/工作人员讲解受访者权益及必要性。 从传媒法角度，受访者若以个人身份接受访问，肖像权未必属制作团队。在《给》片内，每一个受访学生不是任何英华女生，不能被其他英华女生取代，即使签了同意书，若任何一方不满，要上庭的话，条款如收集目的、肖像权、时效等，都会成为辩论焦点。面对受访者，被拍摄者也必须非常明白讲述拍摄的用途和目的。

最后，制作角度来说，纪录片讲求受访者和导演的信任。法律不外乎人情，纪录片不是剧剧，不是纯綷合约原则，而是基于互信才成事。导演虽然有权决定怎样用素材表达个人观点，前提是“说明用途”及“受访者同意”，缺一不可。如果导演或者监制真的有话要说，通常采用剧剧（drama）而非纪录片（documentary）形式去带出讯息。

问六：纪录片是否应该停止拍摄个人的私人故事？如果拍摄过程中犯错，纪录片创作者应该怎样做？

导演应亮认为“停止拍摄私人故事更安全”是一种误解。否则，创作者就不要再做非虚构创作，这样才最“安全”。他在社交平台发表观点，提出所谓的非虚构作品一旦深入人物，就一定避不开伦理问题。纪录片的伦理，边界并非完全固定，有很多模糊和主观的地带，应按个案分别讨论。面对某部纪录片的伦理，要谨慎下判断，才会比较公平。而创作者需要有基本的伦理观念，并不断操练，同时做好承担各种因传播而引起风险的准备。从拍第一个镜头开始，拍摄者已经知道：纪录片不是由制作团队单方面控制的。纪录片创作者应该认同伦理风险是纪录片的一部分。

应亮提出，与拍摄对象签署同意书并不应视为唯一的标准，最关键的还是放映前，需要让人物看过将公映的版本。这是个合作、沟通和消除误解的过程，最终一起做决定：放或不放，放映范围，改并如何改等等——用社会工作的语言来讲，叫：充权。

即便公映前有共识，之后还是有机会被推翻。一旦反悔，创作者就要听从人物的意见。更何况传播是个不受百分百控制的过程，作者本人都无法全部预见各种效果（无论正负面的效果)。作者应有自觉，当拍摄者预料到可能的问题，应及时改变计划。当纪录片进入美学以外的社会工作领域，只要有影片信息、影片截图或者证人言论等证据，足够怀疑放映将造成对现实生活的伤害，应决定停止。

问七：事件发展至今，舆论如何评价当事人及其中的矛盾？

阿聆的自白公开后，香港单车运动员李慧诗亦在社交平台撰文，表示当初对张导将自己访问内容放进《给》中毫不知情，称其举动为未经授权，就连“知会”也没有；自称占电影片段十来秒，是“纪录片”中最“不知所为”的一员，更指自己何以会在电影中“存在”，相信大家心里有数。结尾更指自己不会看，亦“不鼓励你看”这部电影。

单计IG已有6.2万个赞好，逾200个留言；Facebook则收4.3万个赞好，近9,600次分享，留言超过2,400则，合共超过10万个用户，是目前针对《给》一片互动数量最高的社交帖文。

除了李慧诗的帖文，明周文化两篇自白文章下方也引来不同网民留言，不乏建议两位当事人应“尝试联络律师申请禁制令禁止公映”。本地公众人物袁弥明撰写英文信予所有电影节同奖项反映事件，引来七百多名网民赞好。有KOL撑英华女校和张婉婷，指学生不应签署同意书又反悔。部分网站留言区也有网民对阿聆展开谩骂和攻击，提出“分款不均”及“政见迫害”等观点。

张婉婷2月5日发表的“暂停公映”未能平息争执，被指为文字游戏，又网民提出不要“暂停”，要“撤回”的意见。也有人将此前张婉婷参与“推广香港新优势专责小组”新闻连系到本次事件，指责她是“蓝丝废老”。网民留言指张婉婷及学校多数回应并非真诚感到抱歉。回应的内容被评为“长辈式”发言，引发大众创伤，纷纷开始自述个人在中学时期遭遇的不快与挫折。其余曾经支持《给》一片的专页，也开始倒戈指出张导的手法有问题，如“Terry的媒体懒人堂”提到，“《给》手法背后的伦理和潜在权利问题，就让本该美好的一面镜，映出了太多伤痕。”

两篇自白发布后，连登讨论区有网民发起杯葛行动，呼吁大众不要购票观赏《给》，原本有关《给》的集中讨论帖子，也改以“罢睇，不要沦为伤害学生的帮凶”作缀，主流也以声讨张导拍摄手法之不道德。

然而《给》于6日宣布中暂停公映后，有网民发现全港院线的剩余场次都已经爆满，就连午夜场也是“Full House”，愤而指摘港人性格扭曲，而非一同罢看电影，是助纣为虐的行为；更有网民在网拍平台上发现有人以高价征求尾场戏票。

亦有网民针对《给》本身发起投票，讨论其作为纪录片的观赏性，引来超过1600人同意作品本身的观赏性，而不认同的则仅有120票。综合其他社交网站的同类型文章讨论，讨论区看法大抵与IG、Facebook等港人常用平台取向类近。

2月7日，舆情稍有缓和，区家麟，曾经率先公开指出电影不妥之处的吴芷宁，以及部分专页或网民都再发文，建议民众理性讨论，正视伤害，解决争议，也减少道德审判和人身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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