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他杀’变‘自杀’已经够荒谬，但原来这个地方更荒谬的都有。”——探员Max

Max是香港短片《Time, and time again》中的角色，黑白影像里，他一边说出这句话，一边吸入尼古丁，呼出一片薄雾。这荒谬也是导演王彦博在2022年切身体会到的。影片获香港鲜浪潮短片竞赛“特别表扬”奖项，讲述探员调查失踪少女“燕琳”（英文名Christy）。角色姓名与2019年社会运动中轰动一时的人物陈彦霖（Christy Chan Yin Lam）高度相似。香港电影、报刊及物品管理办事处（下称电影报刊办） 对该片拒绝发出“核准证明书”（下称准映证），而依据香港《电影检查条例》规定，影片因此不能在戏院等任何地方公开放映。

另一部短片《与乱世共舞》也同样不顺利。据导演郭颂仪介绍，影片本已于2021年3月通过审检获得准映证，也在一些场所公开放映过；惟九个月后，当影片要再次公映而再度送检，电影报刊办却要求删减两幕英文字句“The government use restrictions to clamp down on protesters”、 “resist unjust rules”。这等于变相收回先前发出的准映证，导演最终决定一刀不剪，取消放映。“现实的生活很压抑，至少我在自己的电影世界里可以抗衡”，这是郭颂仪紧守的底线。

自港英政府于1980年代末更新电影分级制，1995年正式取消《电影检查条例》内的“破坏本港与其他地区间的友好关系”条文，停止政治审查，此状况一直持续至港区国安法开始实施的2020年。2021年，香港出现多起政府机构要求电影删减内容、拒发准映证致放映取消的事件，涉事作品由初起直接是2019反修例运动的纪录片，到被认为牵涉社会运动与相关政治立场的剧情短片。

而2021年11月5日，《2021年电影检查（修订）条例》（下称《条例》）及《有关电影检查的检查员指引》（下称《指引》）正式刊宪生效，香港电影评审过程必须考虑国家安全因素。自那时而今，整整一年又过去，坊间流传香港已经进入“禁片年代”， 但同时香港电影在疫后却展现被称为“小阳春”的商业票房佳绩，也有评论人认为港产片正经历“大转型”，而到底香港电影在这条例变更后的一整年里，状况如何？对影片的审查比起2021年，有什么“新”变化？而新一轮审查，可会最终影响到香港电影工业各环节，加入产业板块连动，并最终影响到港产片面貌与观众利益？

“我始终相信今天被禁的东西，有朝一日全部都会解放，但万一我们现在不够姜（没胆），后人就没有东西看了。我们不甘这段历史是空白的。”

Part A：被审查的人

隐喻与自我审查：可行吗？

与文章开头《Time, and Time Again》出现在同一条新闻的，是另一部作品《群鼠》。两部影片原本都于2022年鲜浪潮国际短片节放映，但直到放映前两日，6月17日晨，鲜浪潮突然在FB专页发文，称两部作品一直未能获发政府电影报刊办的准映证，宣布取消其后放映。《群鼠》两位导演谭善扬和胡天朗，也收到鲜浪潮职员的电话通知，称作品“暂时不能上映”，又指电影报刊办需“逐格看”检查作品。香港电影业界过去来讲，通常是作品放映前一段时间已批准映证，鲜有这般拖至放映前两日才获知结果，且此次短片节同批送审影片均早于十几天前已过检。

“我很惊讶，竟然连我哋都濑嘢（竟然连我们也会惹上麻烦）”，谭善扬说。他与另一导演胡天朗自小学已是玩伴，长大后一起入读香港演艺学院共同主修编剧。为参与今次“鲜浪潮”短片竞赛，二人共同创作了《群鼠》，讲述在学校本属“管治阶级”的一名风纪队长，与其他风纪表面上维持学校秩序，暗地却在校内卖大麻，又欺压不愿顺从的同学。短片呈现了一个单由有权力、够霸道的人便能说了算的腐朽世界，灵感来自秘鲁作家略萨（Mario Vargas Llosa）成名作长篇小说《城市与狗》。

“打从心底，我们从来不相信会不能上映。”能这样讲，是因二人自认整个创作过程，已经因应香港的“新”现实而提前充满了各种“自我审查”。“我们想表达的是那种层压式管治或风纪的腐败；但无论如何，这故事只发生在学校内部，没有踏出学校一步，不会去说任何社会上真实发生过的事。”

“做到这程度，他们无权说我们在影射什么，只能说这些是他们的想像。”

作品充满隐喻，而他们正是希望以此来实验这种方法可以“去到几尽（去到什么程度）”。“我们并不是想直接一巴掌打过去，但还是想撩一撩（擦一擦边）。做到这程度，他们（电影报刊办）无权说我们在影射什么，只能说这些是他们的想像”。

自我审查不只在剧情，租借拍摄场地时为不引起麻烦，他们主动向申请学校提交了一份只交待情节的简单剧本。谭善扬说，“其实无人要求的，可能这也是我们自我审查的一部分”。

《群鼠》引起讨论的情节或有两处，一幕是风纪队长烟仔和副队长讨论生涯规划，副队长说“我读‘毅进’，所有科加起来合格就行啦！”毅进文凭是港人考入警察等纪律部队的基本资格，坊间一直以“毅进仔”来揶揄警务人员学历低，但这句对白在创作者看来只是一句常见的香港人认知，并无严重嘲讽警务人员之意，胡天朗坦言：“我们当然有反复思量这句对白，所以剧本没有一稿是删减这句话。”

另一幕是被风纪欺凌的同学在走廊跳楼身亡，其他同学举办悼念晚会，地上微光蜡烛，令不少观众联想到创作团队是否在影射反修例期间堕楼重伤不治的周梓乐。谭善扬和胡天朗澄清绝无此意图，当时他们曾与美术组商议这个场景该如何照明，最后选择用蜡烛，只因美术组觉得画面好看，“不是我们懦弱不敢承认；而是无可否认（观众有）一些集体潜意识、社会记忆，然后就导致某些情节最后可以被对应到现实中去。”

戏剧性转折出现在宣布取消放映的同日傍晚，电影报刊办突然通知《群鼠》成功过检，被评为第III级，即只准18岁或以上人士观看。胡天朗提起仍大笑：“当时没想太多，只是疯狂打电话给朋友叫他们不要退票！”谭善扬则觉得整个审查过程“有点型（有些酷）”， “本来我们做这件事也是想表达2019至2022年在香港累积的愤怒，我们在创作中没有直接说明所谓何事，但他们（电影报刊办）也觉得我们是在影射某些事，那证明我们真的成功做到了想要的效果。”

超现实剧情：也可无限解读？

“这部作品不是《时代革命》、《理大围城》，它放诸四海其实没有什么政治性。”

戏剧性转折却未降至《Time, and time again》身上。导演王彦博直到电影节落幕也没能等到这张准映证。“剧本其实是非常抽离、超现实的故事，所以真的无想过会出事。”他讲来十分无奈。

王彦博是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系2018年毕业生，创作风格奇异独特，是学院中的高材生，英文名Asgard，在同学中流传著“As god”这暱称。有如“神一般”存在的王彦博，第一部作品已在鲜浪潮获“特别表扬”奖项，却最终还是因电检无缘大银幕。

他对此摸不著头脑，《Time, and time again》公映前，剧本历经鲜浪潮初选审批，完成剪接后提交成品，也曾在油麻地百老汇电影中心举行过一次内部试映会。而该影片的DCP放映档案亦是业界知名电影制作公司协制，整个过程未有人提出疑问。“片中主角扮演者周祉君先生，也是一家知名经理人公司旗下的演员，商业公司没有对这剧本内容有担忧，要不也不会冒险参演。”

对比仅仅一年前，2021年鲜浪潮短片作品《执屋》曾被电影报刊办要求删改，该办并有提供需删改细项：包括更改戏名；删减14处敏感内容；须加入“可能构成刑事罪行”之警告。但王彦博在一年后遇见的，却是不容删改直接拒绝上映：“《执屋》删了某些内容还是能上映，我所面对的却是零选项。其实我可以做删减，或将名字打格，为何要完全拒绝上映？”

王彦博多番追问下，自电影报刊办的信件得知不容删改的原因：“燕琳这个名未必是最大问题，而是考虑到整体内容及意图对观众产生的影响，加上该片的电影大纲已广为流传，电影检查员认为短片无法通过简单的修改以符合标准，因而拒绝上映。”

得悉原因后，他更加不忿。“第一，社会大众根据这50字剧情大纲如何讨论影片，这是导演和创作团队无法控制的；第二，为何坊间有这么多讨论、媒体相继报导，原因就是电影报刊办拒绝上映，可以说这个讨论从头到尾、完完全全是他们一手一脚推动的。”

“我没有老作（编造）什么事实，剧情是根据当时死因庭的Official Verdict去写，TVB也有报导，为什么我用谐音的名字就有问题？”

之外，他更引述电影报刊办的信件，指短片情节对照真实事件，有可能让观众呼应2019年对香港政府与警务人作出毫无根据的“阴谋论”。他说，“这部作品不是《时代革命》、《理大围城》，它放诸四海其实没有什么政治性。例如在中东国家，拍一个女孩穿短袖衣服也可以是禁片，但放回香港其实不是什么一回事。”

他解释，选用失踪少女“燕琳”和记者“君雅”等角色名，是因短片时间很珍贵，名字具标志性更易引起共鸣。并且王彦博认为“陈彦霖”其名未非禁忌，新闻电台、法庭报告也是公开报导，“我没有老作（编造）什么事实，剧情是根据当时死因庭的Official Verdict（正式判决）去写，TVB也有报导，为什么我用谐音的名字就有问题？”他强调“燕琳”这名字只在剧本中出现过三次，要删改并非难事：“只出现三次而已！我大可以加几个平常遮掩粗口的咇声去掉名字，又或在‘燕琳’出现的地方，加上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龙标，用简体字写上以下讯息因国家安全被屏蔽，然后两秒内奏国歌⋯⋯”

他认为对这类不太写实（如怪兽等情节）的影片，检查人员仿佛可以对其中元素无限诠译，而且原来公众讨论、媒体报道的观点，也能“通通入导演数”（通通算在导演的头上）。他重申，“这绝对不是导演创作时可以预计的，这是电检人员过份解读、诠译的‘蓝色窗帘’。”

创作人新功课：如何与电检打交道

“创作本应是一件很自由的事，不应让电检的规条限制任何程度上的自由。”

规定审查电影必须考虑国家安全因素的《条例》和《指引》于2021年11月生效，电影报刊办回复《端传媒》查询时指，新法规生效后，电影报刊办共处理约2400部需评级影片，当中有2部不获批准上映。至于该两部影片名称为何，多少影片因国安考虑被要求删剪、以及多少影片拒绝删剪而不获发准映证，电影报刊办则称不会就个别影片申请、检片决定或申请人是否撤回申请等作出评论。

“在行内我算电检专家了吧？”这不是王彦博第一次面对电检，他参与的另两部作品《四月的变奏》和《与乱世共舞》也在检片过程中困难重重。

执导这两部作品的导演郭颂仪亦有感而发：“创作本应是一件很自由的事，不应让电检的规条限制任何程度上的自由。”《四月的变奏》是香港歌德学院“动态Rolling”计划下的作品，《与乱世共舞》则是香港文学评论学会资助的计划。郭颂仪指前者是她首部自行到湾仔电影报刊办递交“电影送呈表格”的作品，由筹备到制作历时三个月，而电检审批也经历了三个月，“在香港做一部电影的时间成本，原来是要把电检计算在内。”

一部电影从送检到得知结果需时多久？电影报刊办官方网站的服务承诺写明，办事处可在影片呈交后7个工作天编排检片档期，在电影检查监督接纳影片后的8个工作天内把影片评级决定通知申请人。据报刊办声称，两项服务在2021年均达接近100%的良好成绩。

但2021年11月《条例》修订后，若影片可能不利国家安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可延长检查员就一部影片作出决定的时限，每次不多于28天。对此新政策，电影报刊办回复《端传媒》指最近三年，电影报刊办共处理约5800部待评级影片，所有影片在提交所需文件并按法例获正式接纳后，检查员均可按时完成。当中绝大部分的电影均在14天内作出检片决定，只有约0.3%的影片因个别情况须由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延长有关的决定时限。

而原来各自经历漫长天数受检的《群鼠》、《Time, and Time Again》与《四月的变奏》就是那些少数例子？除了等，还是等，郭颂仪在等待中得到的电影报刊办职员回复总是“疫情审批需时”，“但比我迟交一个月的短片两星期就获批了，根本和疫情没关系”。有资深电影策展人提醒郭颂仪可以定时打电话到电影报刊办，著她要多问一些细节，尝试“套口风”，在与职员对谈时，留意其语气、用字，尽量获得更多资讯。

“我已经是用rule，而不是law，一个再平平无奇不过的字。若硬要连系到本地街头运动，那是检查人员个人主观推测。”

苦等过程中，郭颂仪“打定输数”，主动检视自己影片的“敏感”部分，特别是女主角在剧中接受电话访问时，被问及对政府防疫政策、疫苗信任度的看法，女主角回答是全不满意。郭颂仪认为，这漫长可能是缘于电影检查员认为这个情节或会引起公众对特区政府的不满。

谁知三个月后的结果令人摸不著头脑：《四月的变奏》不但获批准映证，更只被评为第 I 级，即适合任何年龄人士观看。郭颂仪摇摇头，“能够公映我还是开心，但好像是花了很大力气去做了一件对作品本身没有太大意义的事。”

至于《与乱世共舞》，即便在ifva独立短片及影像媒体比赛中获“特别表扬奖”，被评审形容为“符号及意象迷人”、“将抽离的元素置于现实之间，诉说了现今香港纷乱的时代”，但其“命运”如前所述：当已获批准映证并公映的这部作品，在《电检条例》修订后因需再次公映而再度送检时，却被要求删减字幕“ resist unjust rules”才能获得准映证。郭颂仪对此感到不可思议，“我已经是用rule，而不是law，一个再平平无奇不过的字。若硬要连系到本地街头运动，那是检查人员个人主观推测。”郭颂仪感到，如何与这些无关创作本身、却关乎电影命运的制度打交道，似乎正成为香港年轻电影创作人要去学习的功课。

台湾电影来港也要删

2021年香港电检相关事件中，曾有一部来参加香港“平地学生电影节”的台湾学生作品《美猪肉圆》，被要求删除片中有关台湾大选片段才可放映，导演拒绝要求而放映取消。转眼2022年，类似情形却扩展到四套台湾电影身上。

其中《逃跑的人》和《唬烂三小》都是台湾导演黄信尧执导的纪录片，分别关于移工及兄弟情生命成长，另一部《隔离丁尼》则由新晋导演林亚佑、吕柏勋、庄翔安的三组短片组成，拍摄演员和剧组人员疫情生活。三部作品均与政治无直接关系，本拟于在香港熊猫国际电影节、亚洲电影节与ifva影像无国界电影节2022三个电影活动中放映，但三部都在放映前被电影报刊办要求删减内容，也都因导演拒绝而取消放映。

据BBC报导，《逃跑的人》脸书专页曾于一则现已删除的贴文透露，香港“当局曾要求修改移工在台湾总统府前凯达格兰大道的抗争画面”；而港媒香港01亦有翻查《唬烂三小》网络流传影片，部分对白提及“中华民国”、“国军”、“总统”等，也出现“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军营等可能有“主权”意味的画面。但创作团队与影展方均未清晰指出影片中哪些画面被电影片报刊办要求删减。

除此之外，2022鲜浪潮国际短片节中，还有一部台湾短片《赤岛》，也未能在放映前获准映证而取消放映，后来导演亦在网上公开放映，以作抗衡。短片以白色恐怖和政治犯为题材，讲述威权统治下一对祖孙去探望被捕入狱的政治犯父亲，导演吴季恩接受香港独立媒体访问时坦言，创作是受2019年反修例运动启发，冀写下台湾被“赤化”的“寓言”故事。

近年两岸关系紧张，也投射于香港电影业内的涟漪。香港影业协会9月向会员发信，指“地缘政治日益紧张”，吁欲参与金马奖的会员“务须三思，以免殃及池鱼”。香港特首李家超10月在《施政报告》提出，将资助香港及亚洲团队合拍电影，据悉合资格申请只包括“中国以外的国家”，而不含台湾在内。

而过去一年，即使荷李活大片来到香港也“难逃”电检机制。 据彭博报导，香港电影报刊办禁止于2022年10月27日举行的一场户外活动中，播放2008年上映的《蝙蝠侠：黑夜之神》，主办单位“The Grounds”其后回复《明报》指，由于电影报刊办认为电影含暴力内容，程度不适合于户外播放。

“现时，不少年轻导演参加电影节的短片作品也被禁、被剪，这在过往是没有发生过的。”

Part B 谁来审查？

审查是怎样进行的？

一部香港电影，可以上映，抑或彻底无缘观众，会是哪种命运均取决于香港电影报刊办核准颁发的这张准映证——“核准证明书”，而这张准映证究竟如何批出？经何人之手？历经怎样的程序？决定电影命运、要求创作者修删内容的，又是怎样的机构？

香港电影报刊办是于2012年成立的监管机构。相较中国大陆，其电影管理职责在2018年前是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执行，2018年后直接划入中央宣传部所管；香港的电影报刊办（及其前身）却一直是隶属于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辖下，专门负责管理有关电影评级、管制淫亵及不雅物品和报刊注册事宜。

而在电影报刊办成立前，港产影片事宜均由1972年成立的影视及娱乐事务管理处（影视处）管理。受访者萧恒曾于2002至2004年期间，任职影视处电影分部行政主任，负责统筹管理内部运作，对外则联络其他部门、立法会及片商。他笑言自己的工作如同“管家”，也因工作缘故，他对“电影检查”的架构非常熟悉。

以萧恒所知，不论以前的影视处还是现在的电影报刊办，多年来都有6位娱乐事务管理主任担当“电影检查员”（90年代香港电影全盛时期曾有多至10位），他们决定了一部香港电影应否被批准上映、是否需要删减，以及所应评定的电影级别。

一旦遇上大型电影节，电影检查员们的工作量必然大增，6位主任可能无法在限期内处理完审片工作。萧恒指，过往做法是会从影视处其他组别“借将”，政府现有40名娱乐事务管理主任，组成“电影检查员小组”，每隔数年轮流调至电影科工作，法例上亦赋予他们担任“电影检查员”的权限。

除了电影检查员的决定权，衡量一部影片是否适宜公映和评定级别时，亦会考虑公众人士意见。电影报刊办根据《电影检查条例》第6条设立了一个“电影审查顾问小组”。电影报刊办在12月回复《端传媒》时，指现时电影检查顾问小组有约300名成员（名单）。据悉来自香港社会各阶层，任何年满18岁及中英文流利的公众人士均可申请成为小组成员，义务参与，每两个星期需出席一次检片时段，观影后就影片所属级别向检查员提供个人意见，检查员在给影片评级时便会参考。

萧恒坦言，“绝大部份情况，电影检查员会与几位电影检查顾问小组一起检片，每场应该有八九位，但这不是一个must（绝对），检查员亦可独自看片再评级。”电影报刊办则回复《端传媒》指电影检查顾问的意见会供检查员“参考”，让检查员决定影片是否适宜上映及如何分级。

“电影检查监督”（由电影、报刊及物品管理专员/通讯事务总监出任）也有权不时委任适当人士为电影检查顾问小组成员，对此萧恒强调自己只能够“话当年”，“以我所知，处方是没有主动去找人加入这个小组，所有人都是自行报名。当年的审批准则是根据香港当时人口结构，包括男女比例、年龄比例，尽量做到小组中的300人是香港人口的一个缩影。”

“国家安全”这条线怎么划？

“添了国家安全考虑，会引发很多个人政治判断，其实是不必要的。这条审查线应该是一致的，例如不可因为是主旋律电影就让它上映。其实他们自己定的尺并非一把真正的尺，但目的就是想阻吓一些有意投资这类电影的人。”

两年前，Carl（化名）被邀请加入电影审查顾问小组，两年以来他一共参与过20多部电影的评级，包括商业电影、纪录片，也有一些电影节选片。Carl告诉我们，每年电影报刊办都会为新委任的电影审查顾问安排简介会：“简介会上会介绍电影评级的做法，举一些例子，例如出现哪种程度的裸露镜头或性行为画面，就会被列为三级或四级等。 简单而言，就是给电影审查顾问讲述每一条‘线’。”

“我们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保护青少年，我们代表大众来判断是否能够接受，如不能接受就是三级。若有极端暴力色情的情节，电影便不能上映。”Carl 说，这条审查“线”本来清晰可见。

每次电影评级，都会视乎电影性质和放映场次多寡而有人数不等的顾问参与。顾问看完电影，随行的电影检查员就会向顾问提供影片中某些画面出现的次数和程度，“譬如多少句粗口，多少场裸露镜头，多少性爱镜头，有多少暴力镜头等”，再由顾问小组成员即场讨论，并提交评级纸（评级单）。“讨论后，大家会以投票决定某部电影的具体评级。据我的个人经验，以我参与评级后收到的电影报刊办纪录票数分布电邮回信来看，顾问小组的决定都没有被检查员推翻过。”

除了影片的内容外，萧恒提及检片时也会考虑播放地点的受众数量，有时同一部作品在电影节可以播放完整版本，但在商业戏院放映时则有可能需要删减，因检查人员会考虑电影节与商业戏院接触的观众层面很不同。前者是小众，后者是广泛大众。但这种情况现在正发生改变，“现时，不少年轻导演参加电影节的短片作品也被禁、被剪，这在过往是没有发生过的。”

当加入国家安全考虑的“新指引”和条例落实之后，Carl认为这条清晰可见的“线”便不复在。他去信电检处，询问会否就新增内容办一次简介会，重新说明评级界线和准则，例如举出“牵涉国家安全的例子到底是什么”，但电影报刊办以电邮回应不会就此举办简介会。

“添加了国家安全的考虑，会引发很多个人的政治判断，其实是不必要的。这条（审查）线是应该一致的，例如不可以因为是主旋律电影就让它上映。其实他们自己定的尺，都不是一把真正的尺，但目的就是想阻吓一些有意投资这类电影的人”。2022年4月，Carl去信辞掉电影检查顾问的工作，并在辞职信中写到“所谓‘国家安全’，概念模糊，将电影检查纳入相关考虑，令检片工作变得困难”。

而萧恒认为，就算当局批出准映证，当商业戏院受到政府外其他社会力量压力时，也同样可以取消放映。正如在2021年3月，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在高先电影院举办学会年度得奖电影巡礼放映，当中《理大围城》本为年度“最佳影片”，《文汇报》随即刊文批评该片能在戏院上画是“公然煽暴兼吸金”。香港电影评论学会与高先电影院此后发出公告，称“本片的放映事宜近日受到过度关注，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取消原定的放映”。

萧恒眼中，用制度外的方法来阻止作品在公众视野中出现，从而令公众无法知道自己与影片无缘的元凶是谁，这“令人有一种无孔不入的感觉，谁不让播，谁插了手向戏院施压， 我们也不知。”他解释道，这件事比电检禁播是还要严重，传媒也无法追查，禁令是从何而来。

萧恒眼中，用制度外方法来阻止作品在公众视野中出现，从而令公众无法知道自己与影片无缘的元凶是谁，这“令人有一种无孔不入的感觉，谁不让播，谁插了手向戏院施压， 我们也不知。”

Part C 蝴蝶效应：其他角色

艺术行政：三方沟通之磨心

“有时候策展人未必明白创作者在想什么，创作者也不明白策展人考虑了什么。一旦其中一方失衡，导演就会觉得策展方为什么要退得这么后。”

近年的条例和指引修订，除引致一些创作者和检查员双方均无所适从，也无声无息影响著电影行政人员。从事多年艺术行政人员的Dora（化名）多次负责筹备影展，曾数度面临因电检处要求删减电影片段而导致作品被逼在影展中下架的状况。Dora 肩负与导演、电影报刊办和观众三方沟通的工作，成为此类情形中的“磨心”。

她举例来讲，去年一部外地短片作品在港不获发准映证，创作团队率先在影展官方平台公布消息前，于社交媒体公开了电影报刊办要求删减的片段内容，引来媒体争相报导，一时间影展在社交媒体上的官方帐号、电邮收件匣都被“塞爆”。Dora说，“一般公众看到的只是导演的勇敢，但其实艺术行政人员和影展本身所肩负的事，并没这么简单。”

她说，策展方事实上需承担可见的法律风险，因电影报刊办的电邮信件会明文写有“保密”字眼。她因此不时会善意提醒导演们，可以转述信中内容，但不要直接以原文呈现，“因为（这样一来）有麻烦的不是导演，而是影展的主办方。”这场角力，好不容易。

其实同样被“磨”的还有导演。有短片导演匿名表示，在一次2022本地影片竞赛中，有主创团队因不愿删减片段而不获批准映证，影展主办单位的职员随即试图说服导演不要公开情况，只是把影片放映资料直接从竞赛网站悄悄下架，并在网页下方新增小字注脚，宣布该片放映取消。

主办单位职员向导演透露，管理层其实不断向员工施压， 令他们在处理对外资讯时都非常谨慎，而导演本人对此感到无所适从，自己“一方面不想影响主办单位，一方面又觉得公众有知情权——一部电影不可能无声消失”。

这位短片导演面对的并非个别影展单一情形。香港每年举办大小影展、电影节、电影比赛无数，据香港艺术界年度调查，即使在疫情严重期间，2020-2021年度香港也举办了188个电影节，650个专题与个别放映活动。这些活动中来自世界各地及香港本地的大小制作，共同构成了香港电影在地场景与业界生态。而当下，因应审查条例修订而引发的无声角力，牵涉各方角色参与，正在这场景与生态中悄然发生。

2022年10月尾，ifva 的“影像无国界电影节2022”中，台湾纪录片《逃跑的人》被电影报刊办要求删减某些片段才能放映。影片FB专页于10月25日转发ifva宣传放映的官方贴文，透露删减片段与在台湾总统府凯道前抗争场面有关，不符香港放映许可要求，导演曾文珍决定不作放映。惟此帖转发的ifva帖文于翌日却遭删除，ifva“影像无国界”FB专页在10月26日才发布取消放映通知，但并未列出电检要求取消放映的原因。

“有时候策展人未必明白创作者在想什么，创作者也不明白策展人考虑了什么。一旦其中一方失衡，导演就会觉得你（策展方）为什么要退得这么后。”Dora 解释，在香港举办文化活动需长期依赖官方资助，一旦影展太高调，后期要向香港艺术发展局等资助机构报销开支时，便可能经历被拖延的漫长行政程序；而影展机构需大量资源营运，若开支报销被拖延，便可能失去现金周转而面临营运困难。

出于这些原因，Dora的做法是尽量低调，“导演向公众、传媒说什么，我们不会干预；但在影展角度，我们只会公布取消放映的事实，一律不会在官方帐号中转发任何带有情感、推测成分的报导。”

2022新事物：资助方法例工作坊

课程中职员认真列举了不少犯法实例，如唐英杰案，“在一辆电单车（摩托车/机车）后方，举了一支黑旗，这画面是不行的。职员甚至有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打在简报上。”

Dora口中的香港艺术发展局（艺发局），是政府指定全方位发展香港艺术的法定机构，向来资助不少独立艺术发展项目、独立艺术团体以及创作者个人计划，二十多年来（1995-）对香港各领域艺术生态影响至深。2022年6月，《明报》报导艺发局已修改2022年度资助条款，受资助者若因其行为，直接或间接对艺发局资产或声誉“造成损害或不利影响，将被视作违约”；此外已获资金资助的艺术工作者（包括电影创作者）都被要求“加签”同样条款合约。

这意味著获艺发局资助的艺术团体如在任何方面（包括现行法例下被确定为鼓吹港独、或推翻政府意图）违反合约，艺发局都可以暂缓、调整及停止对其的资助。而于此同时，还有一件“新”事：受资助者还要额外参加一个“香港法例工作坊”。

Dora和一位匿名导演分别参与过这个工作坊。 导演忆述“当时的职员有详细阐述《港区国安法》是怎样一回事，还会引用早前先例，明言哪些标语、口号不可以出现在受艺发局资助计划的作品中。”他续指课程中职员很认真地列举了不少犯法事件实例，如唐英杰案，“在一辆电单车（摩托车/机车）后方，举了一支黑旗，这个画面是不行的。职员甚至有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打在简报上。”

对于Dora和创作者口中的“香港法例工作坊”，艺发局回复《端传媒》指，艺发局自2021年6月起邀请法律界人士定期举办有关香港法例的工作坊，内容涵盖版权条例、国安法及雇佣条例等，向获资助者及团体负责人等讲解相关香港法例。截至2022年11月已举办20次工作坊，参与人数超过1,000人。当中并无因获资助者没有出席、或未派负责人出席艺发局举办有关香港法例的工作坊，而被艺发局拒绝其资助申请，亦无个案是因获资助者拒绝签署附加条款，而被要求收回申请。

“做创作的人都知道，一切往往永远由独立电影开始。”

Part D：出路？

商业片又如何？

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副教授吴国坤研究电影审查多年。他留意到近年受审查影响的并非大众可见的商业片，而是大多属于“独立制作”短片或 “竞赛电影”：“这些作品题材比较大胆，或涉及内容较敏感，因创作者在拍摄成本上没有太多考虑；但（商业片）涉及商业投资，就没有理由去冒险。”

他解释大家会有一种进入“禁片年代”的观感不无道理。“1980年代香港比较多商业电影，即便有独立短片也不会想到要去戏院上映。但现时独立电影和纪录片数量增多了，很多年轻人自己拍片，所以大家感觉一定是情况严峻了。”

这感觉也与观众和电影人身处年代有关：“80年代没社会大事发生，不是杀到埋身（身边），（香港坊间）依然歌舞升平。但这几年的社会事件，大家都不易遗忘。即使社会重新变得和平，不代表有人不想再有以录像或电影的方式重新记忆，这影响对大家来说会更加恒久。”

所以，虽然独立电影的世界“好gloomy（愁云惨雾）”，但港产片商业世界这边，又有“另外一套玩法”，吴国坤眼见情形如此。而独立电影表达与制作遭遇的审查与受挫，对整体“香港电影”来说是否无甚干系？

文化评论人李照兴认为，虽然独立电影或短片被审查确实对香港电影商业市场来说影响有限，“但做创作的人也都知道，一切往往永远由独立电影开始。独立电影‘低成本，冇王管’，从不设限的作品去发出一些提问，去带领时代提出一些讨论的声音，甚至是风格上的突破、实验——所有这些，对‘商业’来说可能不重要，但对于‘创意’来说，是极之重要。”

商业与独立之间：健康文艺片杀出血路？

大陆近年，“很多片拍了，但放映不了。审查更加严厉，例如在剧本初步审查阶段，剧本要相对完整，若拍摄期间有大幅修改，就需要重新申请审查。政策明显只是容许‘向上’、正能量的电影，说白一点其实就是主旋律电影。”

吴国坤还有另一种发现，在传统港产商业片及独立短片之间，近年来还有一种有深度的“健康文艺片”在香港蔚然成风，包含家庭、伦理、爱情、社会变化等题材。李照兴认为，这是香港电影从与大陆的合拍片市场，转为发展本土电影的一次“大转型”之初阶段。李照兴认为，这转型牵涉著一些被动的因素。

一方面是大陆电影自2018年电影管理职责直接被划入中宣部，以更好发挥“电影在宣传思想和文化娱乐方面的特殊重要作用”。此后及今数年，他接触过不少大陆业界人士，普遍认为大陆电影业逐年走入灾难：“很多片拍了，但放映不了。审查更加严厉，例如在剧本初步审查阶段，剧本要相对完整，若拍摄期间有大幅修改，就需要重新申请审查。政策明显只是容许‘向上’、正能量的电影，说白一点其实就是主旋律电影。”

这亦可见在如大陆的情境中，并非只有独立制作被审查盯上而商业片就同时可有另一套玩法，而是当思想审查进一步收紧，连非主旋律的商业片亦可遭受行业性重挫。

而另一方面，大陆政策的收紧也影响了香港电影长久依赖的“合拍片”市场。“对香港电影人来说，大陆合拍片市场的不稳定因素太多，是真不知道在拍的作品是否符合政府标准，也不知掉拍完后能否拿到龙标。这倒成为近期香港有本土味道的小成本写实制作能够杀出一条血路的原因，亦即现在香港电影人开始知道合拍片的市场不再可行，转而专攻香港本地市场。”

李照兴补充，除此之外，香港创作人也在主动推进这些转型。“最大因素是源于电影行业内部制作人的思维，电影人会主动想拍一些现实题材制作，故事源于自己体会最深刻的题材、反映时代精神的，而也是低成本的。例如拍所谓家庭伦理的戏，其实可能是一个屋企（家庭）景或一个街道景，已可处理好。”

“这倒成为近期香港有本土味道的小成本写实制作能够杀出一条血路的原因，亦即现在香港电影人开始知道合拍片的市场不再可行，转而专攻香港本地市场。”

香港仍未“陆沉”

“在香港的创作空间会愈收愈窄，接下来的十年，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健康文艺片会是新行规则框架下，港产片的一种出路吗？香港新一代导演林森也是从独立短片，走向商业长片。过去的作品《人在皇后》（2007)、《晖仔》(2011)、《绿洲》》（2012），再到《少年》（2021）都与时代背景和社会议题息息相关。如今正在上映的《窄路微尘》讲述香港疫情初袭，小型清洁公司老板与单亲妈妈的故事。虽是商业长片，也是受2017年末、2018年初深水埗海丽邨清洁工罢工事件所启发，对社会议题的关注及街头人的故事，也可见与独立短片之脉络相承， 早前获金马奖三项提名、最终一项获奖。从独立短片到商业长片，他如何看待政治审查之于香港电影的创作空间？

《窄路微尘》中戴上口罩的人们、被围封的公园、倒闭的健身室等，都是防疫政策下的香港社会光景，林森坦言在故事中加入不少个人亲身感受和情节。“电影有展示一些防疫政策带来的影响，但是没有担心触碰到所谓‘敏感’话题。 政策如此，人们也就如此生活，电影只是描写现实。”他说电影中被删走的一场是讲述角色因限聚令被警员检控，但那是出于故事的流畅度与节奏考虑。

他认为一直可以在变化的时空中调整创作方向，保持初心不变。“作为一个创作者，不要太多顾忌，先说好故事。大家都不知道红线在哪里，如果太多猜测也会限制创作，我个人就是做咗出嚟先（先做出来再说）。”他认为，当时代越荒谬，就会刺激越多题材出现在创作领域：“作品如何在这么多限制下可以发放出来，是视乎大家的‘转数’（脑筋灵活），但是我相信香港创作人很精明。”

前文讲述的几位过去一年中受电检影响的创作人又如何？《Time and Time again》导演王彦博大学时期曾到德国做交换生，也参与过欧洲的电影制作。在香港完成作品后，他已身处德国，正重新学习另一种语言，在另一个国度探索电影工业的可能性。他认为人在异地，面对的难题不是如何挑战电检，或在红线处处下寻找出路，而是当自己没有了日常生活的压迫为创作灵感时，该如何继续创作呢？如何让非香港的观众理解他们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呢？

回过头来看香港，他觉得“毫无疑问，在香港的创作空间会愈收愈窄，接下来的十年、十五年，香港语言与文化面貌会如何变迁，那时候还有没有我们认知中的‘香港电影’，还是未知之数。因此接下来的十年，是我们唯一的机会。”虽然展望未来是悲观的，无论身在何方，王彦博认为影像是被纪录下来，就是永恒，他强调“现在的香港不是新疆，还没陆沉，所以我们还是值得继续拍。”

短片《与乱世共舞》、《四月的变奏》的郭颂仪现时亦旅居德国，参与一部外国导演的长片制作，还有在当地筹办香港电影的放映活动，问及会回港还是会留在德国继续发展时，她说：“有时我想去哪里拍片，未必是一个二元的想法，同时亦会考虑审查制度。”郭颂仪指自己的的作品很难与社会完全割裂，如果将来有机会去做一条更大投资的片，但就因为一些很暧昧的字句，或表达方式而无法公映，她笑言，“那就会浪费心血之余，还会赔很多钱。”

“作为一个创作者，不要太多顾忌，先说好故事。大家都不知道红线在哪里，如果太多猜测也会限制创作，我个人就是做咗出嚟先（先做出来再说）。”

然而，《群鼠》的导演胡天朗和谭善扬选择留港投入本地的电影制作。谭善扬认为，“电检这把刀，看你怎样看。安定繁荣是最没有故事可以说的，我始终相信今天被禁的东西，有朝一日全部都会解放，但万一我们现在不够姜（没胆子）的话，后人就没有东西看了，我们不甘这段历史是空白的。”

来到访谈尾声，胡天朗反问记者，“老实说，你觉得香港电影的问题，真的只有电检吗？”他认为以前辉煌年代的香港电影，一直以来都有一个老掉牙的毛病，为观众服务、为票房服务，“电检这个问题，只不过是将香港电影放在枱面上重新讨论罢了”。

这样的讨论中，大众对本土电影多了关注，而这正意味著作为创作者，要更能在狭缝里找到继续在香港拍电影的方法，“好比以前波兰的电影，也不是直接批评政府所做的事，当一些异见放在家庭关系、爱情关系里包装，观众会感受到导演有话要说，我们的思想、角度同样会被看到。而这样才是真真正正，可以令香港电影走向不同面向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