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為『他殺』變『自殺』已經夠荒謬，但原來這個地方更荒謬的都有。」——探員Max

Max是香港短片《Time, and Time Again》中的角色，黑白影像裡，他一邊說出這句話，一邊吸入尼古丁，呼出一片薄霧。這荒謬也是導演王彥博在2022年切身體會到的。影片獲香港鮮浪潮短片競賽「特別表揚」獎項，講述探員調查失蹤少女「燕琳」（英文名Christy）。角色姓名與2019年社會運動中轟動一時的人物陳彥霖（Christy Chan Yin Lam）高度相似。香港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下稱電影報刊辦） 對該片拒絕發出「核准證明書」（下稱准映證），而依據香港《電影檢查條例》規定，影片因此不能在戲院等任何地方公開放映。

另一部短片《與亂世共舞》也同樣不順利。據導演郭頌儀介紹，影片本已於2021年3月通過審檢獲得准映證，也在一些場所公開放映過；惟九個月後，當影片要再次公映而再度送檢，電影報刊辦卻要求刪減兩幕英文字句「The government use restrictions to clamp down on protesters」、 「resist unjust rules」。這等於變相收回先前發出的准映證，導演最終決定一刀不剪，取消放映。「現實的生活很壓抑，至少我在自己的電影世界裏可以抗衡」，這是郭頌儀緊守的底線。

自港英政府於1980年代末更新電影分級制，1995年正式取消《電影檢查條例》內的「破壞本港與其他地區間的友好關係」條文，停止政治審查，此狀況一直持續至港區國安法開始實施的2020年。2021年，香港出現多起政府機構要求電影刪減內容、拒發准映證致放映取消的事件，涉事作品由初起直接是2019反修例運動的紀錄片，到被認為牽涉社會運動與相關政治立場的劇情短片。

而2021年11月5日，《2021年電影檢查（修訂）條例》（下稱《條例》）及《有關電影檢查的檢查員指引》（下稱《指引》）正式刊憲生效，香港電影評審過程必須考慮國家安全因素。自那時而今，整整一年又過去，坊間流傳香港已經進入「禁片年代」， 但同時香港電影在疫後卻展現被稱為「小陽春」的商業票房佳績，也有評論人認為港產片正經歷「大轉型」，而到底香港電影在這條例變更後的一整年裡，狀況如何？對影片的審查比起2021年，有什麼「新」變化？而新一輪審查，可會最終影響到香港電影工業各環節，加入產業板塊連動，並最終影響到港產片面貌與觀眾利益？

「我始終相信今天被禁的東西，有朝一日全部都會解放，但萬一我們現在不夠薑（沒膽），後人就沒有東西看了。我們不甘這段歷史是空白的。」

Part A：被審查的人

隱喻與自我審查：可行嗎？

與文章開頭《Time, and Time Again》出現在同一條新聞的，是另一部作品《群鼠》。兩部影片原本都於2022年鮮浪潮國際短片節放映，但直到放映前兩日，6月17日晨，鮮浪潮突然在FB專頁發文，稱兩部作品一直未能獲發政府電影報刊辦的准映證，宣布取消其後放映。《群鼠》兩位導演譚善揚和胡天朗，也收到鮮浪潮職員的電話通知，稱作品「暫時不能上映」，又指電影報刊辦需「逐格看」檢查作品。香港電影業界過去來講，通常是作品放映前一段時間已批准映證，鮮有這般拖至放映前兩日才獲知結果，且此次短片節同批送審影片均早於十幾天前已過檢。

「我很驚訝，竟然連我哋都瀨嘢（竟然連我們也會惹上麻煩）」，譚善揚說。他與另一導演胡天朗自小學已是玩伴，長大後一起入讀香港演藝學院共同主修編劇。為參與今次「鮮浪潮」短片競賽，二人共同創作了《群鼠》，講述在學校本屬「管治階級」的一名風紀隊長，與其他風紀表面上維持學校秩序，暗地卻在校內賣大麻，又欺壓不願順從的同學。短片呈現了一個單由有權力、夠霸道的人便能說了算的腐朽世界，靈感來自秘魯作家略薩（Mario Vargas Llosa）成名作長篇小說《城市與狗》。

「打從心底，我們從來不相信會不能上映。」能這樣講，是因二人自認整個創作過程，已經因應香港的「新」現實而提前充滿了各種「自我審查」。「我們想表達的是那種層壓式管治或風紀的腐敗；但無論如何，這故事只發生在學校內部，沒有踏出學校一步，不會去說任何社會上真實發生過的事。」

「做到這程度，他們無權說我們在影射什麼，只能說這些是他們的想像。」

作品充滿隱喻，而他們正是希望以此來實驗這種方法可以「去到幾盡（去到什麼程度）」。「我們並不是想直接一巴掌打過去，但還是想撩一撩（擦一擦邊）。做到這程度，他們（電影報刊辦）無權說我們在影射什麼，只能說這些是他們的想像」。

自我審查不只在劇情，租借拍攝場地時為不引起麻煩，他們主動向申請學校提交了一份只交待情節的簡單劇本。譚善揚說，「其實無人要求的，可能這也是我們自我審查的一部分」。

《群鼠》引起討論的情節或有兩處，一幕是風紀隊長煙仔和副隊長討論生涯規劃，副隊長說「我讀『毅進』，所有科加起來合格就行啦！」毅進文憑是港人考入警察等紀律部隊的基本資格，坊間一直以「毅進仔」來揶揄警務人員學歷低，但這句對白在創作者看來只是一句常見的香港人認知，並無嚴重嘲諷警務人員之意，胡天朗坦言：「我們當然有反覆思量這句對白，所以劇本沒有一稿是刪減這句話。」

另一幕是被風紀欺凌的同學在走廊跳樓身亡，其他同學舉辦悼念晚會，地上微光蠟燭，令不少觀眾聯想到創作團隊是否在影射反修例期間墮樓重傷不治的周梓樂。譚善揚和胡天朗澄清絕無此意圖，當時他們曾與美術組商議這個場景該如何照明，最後選擇用蠟燭，只因美術組覺得畫面好看，「不是我們懦弱不敢承認；而是無可否認（觀眾有）一些集體潛意識、社會記憶，然後就導致某些情節最後可以被對應到現實中去。」

戲劇性轉折出現在宣布取消放映的同日傍晚，電影報刊辦突然通知《群鼠》成功過檢，被評為第III級，即只准18歲或以上人士觀看。胡天朗提起仍大笑：「當時沒想太多，只是瘋狂打電話給朋友叫他們不要退票！」譚善揚則覺得整個審查過程「有點型（有些酷）」， 「本來我們做這件事也是想表達2019至2022年在香港累積的憤怒，我們在創作中沒有直接說明所謂何事，但他們（電影報刊辦）也覺得我們是在影射某些事，那證明我們真的成功做到了想要的效果。」

超現實劇情：也可無限解讀？

「這部作品不是《時代革命》、《理大圍城》，它放諸四海其實沒有什麼政治性。」

戲劇性轉折卻未降至《Time, and Time Again》身上。導演王彥博直到電影節落幕也沒能等到這張准映證。「劇本其實是非常抽離、超現實的故事，所以真的無想過會出事。」他講來十分無奈。

王彥博是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系2018年畢業生，創作風格奇異獨特，是學院中的高材生，英文名Asgard，在同學中流傳著「As god」這暱稱。有如「神一般」存在的王彥博，第一部作品已在鮮浪潮獲「特別表揚」獎項，卻最終還是因電檢無緣大銀幕。

他對此摸不著頭腦，《Time, and Time Again》公映前，劇本歷經鮮浪潮初選審批，完成剪接後提交成品，也曾在油麻地百老匯電影中心舉行過一次內部試映會。而該影片的DCP放映檔案亦是業界知名電影製作公司協製，整個過程未有人提出疑問。「片中主角扮演者周祉君先生，也是一家知名經理人公司旗下的演員，商業公司沒有對這劇本內容有擔憂，要不也不會冒險參演。」

對比僅僅一年前，2021年鮮浪潮短片作品《執屋》曾被電影報刊辦要求刪改，該辦並有提供需刪改細項：包括更改戲名；刪減14處敏感內容；須加入「可能構成刑事罪行」之警告。但王彥博在一年後遇見的，卻是不容刪改直接拒絕上映：「《執屋》刪了某些內容還是能上映，我所面對的卻是零選項。其實我可以做刪減，或將名字打格，為何要完全拒絕上映？」

王彥博多番追問下，自電影報刊辦的信件得知不容刪改的原因：「燕琳這個名未必是最大問題，而是考慮到整體內容及意圖對觀眾產生的影響，加上該片的電影大綱已廣為流傳，電影檢查員認為短片無法通過簡單的修改以符合標準，因而拒絕上映。」

得悉原因後，他更加不忿。「第一，社會大眾根據這50字劇情大綱如何討論影片，這是導演和創作團隊無法控制的；第二，為何坊間有這麼多討論、媒體相繼報導，原因就是電影報刊辦拒絕上映，可以說這個討論從頭到尾、完完全全是他們一手一腳推動的。」

「我沒有老作（編造）什麼事實，劇情是根據當時死因庭的Official Verdict去寫，TVB也有報導，為什麼我用諧音的名字就有問題？」

之外，他更引述電影報刊辦的信件，指短片情節對照真實事件，有可能讓觀眾呼應2019年對香港政府與警務人作出毫無根據的「陰謀論」。他說，「這部作品不是《時代革命》、《理大圍城》，它放諸四海其實沒有什麼政治性。例如在中東國家，拍一個女孩穿短袖衣服也可以是禁片，但放回香港其實不是什麼一回事。」

他解釋，選用失蹤少女「燕琳」和記者「君雅」等角色名，是因短片時間很珍貴，名字具標誌性更易引起共鳴。並且王彥博認為「陳彥霖」其名未非禁忌，新聞電台、法庭報告也是公開報導，「我沒有老作（編造）什麼事實，劇情是根據當時死因庭的Official Verdict（正式判決）去寫，TVB也有報導，為什麼我用諧音的名字就有問題？」他強調「燕琳」這名字只在劇本中出現過三次，要刪改並非難事：「只出現三次而已！我大可以加幾個平常遮掩粗口的咇聲去掉名字，又或在『燕琳』出現的地方，加上中國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的龍標，用簡體字寫上以下訊息因國家安全被屏蔽，然後兩秒內奏國歌⋯⋯」

他認為對這類不太寫實（如怪獸等情節）的影片，檢查人員彷彿可以對其中元素無限詮譯，而且原來公眾討論、媒體報道的觀點，也能「通通入導演數」（通通算在導演的頭上）。他重申，「這絕對不是導演創作時可以預計的，這是電檢人員過份解讀、詮譯的『藍色窗簾』。」

創作人新功課：如何與電檢打交道

「創作本應是一件很自由的事，不應讓電檢的規條限制任何程度上的自由。」

規定審查電影必須考慮國家安全因素的《條例》和《指引》於2021年11月生效，電影報刊辦回覆《端傳媒》查詢時指，新法規生效後，電影報刊辦共處理約2400部需評級影片，當中有2部不獲批准上映。至於該兩部影片名稱為何，多少影片因國安考慮被要求刪剪、以及多少影片拒絕刪剪而不獲發准映證，電影報刊辦則稱不會就個別影片申請、檢片決定或申請人是否撤回申請等作出評論。

「在行內我算電檢專家了吧？」這不是王彥博第一次面對電檢，他參與的另兩部作品《四月的變奏》和《與亂世共舞》也在檢片過程中困難重重。

執導這兩部作品的導演郭頌儀亦有感而發：「創作本應是一件很自由的事，不應讓電檢的規條限制任何程度上的自由。」《四月的變奏》是香港歌德學院「動態Rolling」計劃下的作品，《與亂世共舞》則是香港文學評論學會資助的計劃。郭頌儀指前者是她首部自行到灣仔電影報刊辦遞交「電影送呈表格」的作品，由籌備到製作歷時三個月，而電檢審批也經歷了三個月，「在香港做一部電影的時間成本，原來是要把電檢計算在內。」

一部電影從送檢到得知結果需時多久？電影報刊辦官方網站的服務承諾寫明，辦事處可在影片呈交後7個工作天編排檢片檔期，在電影檢查監督接納影片後的8個工作天內把影片評級決定通知申請人。據報刊辦聲稱，兩項服務在2021年均達接近100%的良好成績。

但2021年11月《條例》修訂後，若影片可能不利國家安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可延長檢查員就一部影片作出決定的時限，每次不多於28天。對此新政策，電影報刊辦回覆《端傳媒》指最近三年，電影報刊辦共處理約5800部待評級影片，所有影片在提交所需文件並按法例獲正式接納後，檢查員均可按時完成。當中絕大部分的電影均在14天內作出檢片決定，只有約0.3%的影片因個別情況須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延長有關的決定時限。

而原來各自經歷漫長天數受檢的《群鼠》、《Time, and Time Again》與《四月的變奏》就是那些少數例子？除了等，還是等，郭頌儀在等待中得到的電影報刊辦職員回覆總是「疫情審批需時」，「但比我遲交一個月的短片兩星期就獲批了，根本和疫情沒關係」。有資深電影策展人提醒郭頌儀可以定時打電話到電影報刊辦，著她要多問一些細節，嘗試「套口風」，在與職員對談時，留意其語氣、用字，盡量獲得更多資訊。

「我已經是用rule，而不是law，一個再平平無奇不過的字。若硬要連繫到本地街頭運動，那是檢查人員個人主觀推測。」

苦等過程中，郭頌儀「打定輸數」，主動檢視自己影片的「敏感」部分，特別是女主角在劇中接受電話訪問時，被問及對政府防疫政策、疫苗信任度的看法，女主角回答是全不滿意。郭頌儀認為，這漫長可能是緣於電影檢查員認為這個情節或會引起公眾對特區政府的不滿。

誰知三個月後的結果令人摸不著頭腦：《四月的變奏》不但獲批准映證，更只被評為第 I 級，即適合任何年齡人士觀看。郭頌儀搖搖頭，「能夠公映我還是開心，但好像是花了很大力氣去做了一件對作品本身沒有太大意義的事。」

至於《與亂世共舞》，即便在ifva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中獲「特別表揚獎」，被評審形容為「符號及意象迷人」、「將抽離的元素置於現實之間，訴說了現今香港紛亂的時代」，但其「命運」如前所述：當已獲批准映證並公映的這部作品，在《電檢條例》修訂後因需再次公映而再度送檢時，卻被要求刪減字幕「 resist unjust rules」才能獲得准映證。郭頌儀對此感到不可思議，「我已經是用rule，而不是law，一個再平平無奇不過的字。若硬要連繫到本地街頭運動，那是檢查人員個人主觀推測。」郭頌儀感到，如何與這些無關創作本身、卻關乎電影命運的制度打交道，似乎正成為香港年輕電影創作人要去學習的功課。

台灣電影來港也要刪

2021年香港電檢相關事件中，曾有一部來參加香港「平地學生電影節」的台灣學生作品《美豬肉圓》，被要求刪除片中有關台灣大選片段才可放映，導演拒絕要求而放映取消。轉眼2022年，類似情形卻擴展到四套台灣電影身上。

其中《逃跑的人》和《唬爛三小》都是台灣導演黃信堯執導的紀錄片，分別關於移工及兄弟情生命成長，另一部《隔離丁尼》則由新晉導演林亞佑、呂柏勳、莊翔安的三組短片組成，拍攝演員和劇組人員疫情生活。三部作品均與政治無直接關係，本擬於在香港熊貓國際電影節、亞洲電影節與ifva影像無國界電影節2022三個電影活動中放映，但三部都在放映前被電影報刊辦要求刪減內容，也都因導演拒絕而取消放映。

據BBC報導，《逃跑的人》臉書專頁曾於一則現已刪除的貼文透露，香港「當局曾要求修改移工在台灣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道的抗爭畫面」；而港媒香港01亦有翻查《唬爛三小》網絡流傳影片，部分對白提及「中華民國」、「國軍」、「總統」等，也出現「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軍營等可能有「主權」意味的畫面。但創作團隊與影展方均未清晰指出影片中哪些畫面被電影片報刊辦要求刪減。

除此之外，2022鮮浪潮國際短片節中，還有一部台灣短片《赤島》，也未能在放映前獲准映證而取消放映，後來導演亦在網上公開放映，以作抗衡。短片以白色恐怖和政治犯為題材，講述威權統治下一對祖孫去探望被捕入獄的政治犯父親，導演吳季恩接受香港獨立媒體訪問時坦言，創作是受2019年反修例運動啟發，冀寫下台灣被「赤化」的「寓言」故事。

近年兩岸關係緊張，也投射於香港電影業內的漣漪。香港影業協會9月向會員發信，指「地緣政治日益緊張」，籲欲參與金馬獎的會員「務須三思，以免殃及池魚」。香港特首李家超10月在《施政報告》提出，將資助香港及亞洲團隊合拍電影，據悉合資格申請只包括「中國以外的國家」，而不含台灣在內。

而過去一年，即使荷李活大片來到香港也「難逃」電檢機制。 據彭博報導，香港電影報刊辦禁止於2022年10月27日舉行的一場戶外活動中，播放2008年上映的《蝙蝠俠：黑夜之神》，主辦單位「The Grounds」其後回覆《明報》指，由於電影報刊辦認為電影含暴力內容，程度不適合於戶外播放。

「現時，不少年輕導演參加電影節的短片作品也被禁、被剪，這在過往是沒有發生過的。」

Part B 誰來審查？

審查是怎樣進行的？

一部香港電影，可以上映，抑或徹底無緣觀眾，會是哪種命運均取決於香港電影報刊辦核准頒發的這張准映證——「核准證明書」，而這張准映證究竟如何批出？經何人之手？歷經怎樣的程序？決定電影命運、要求創作者修刪內容的，又是怎樣的機構？

香港電影報刊辦是於2012年成立的監管機構。相較中國大陸，其電影管理職責在2018年前是由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執行，2018年後直接劃入中央宣傳部所管；香港的電影報刊辦（及其前身）卻一直是隸屬於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轄下，專門負責管理有關電影評級、管制淫褻及不雅物品和報刊註冊事宜。

而在電影報刊辦成立前，港產影片事宜均由1972年成立的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影視處）管理。受訪者蕭恒曾於2002至2004年期間，任職影視處電影分部行政主任，負責統籌管理內部運作，對外則聯絡其他部門、立法會及片商。他笑言自己的工作如同「管家」，也因工作緣故，他對「電影檢查」的架構非常熟悉。

以蕭恒所知，不論以前的影視處還是現在的電影報刊辦，多年來都有6位娛樂事務管理主任擔當「電影檢查員」（90年代香港電影全盛時期曾有多至10位），他們決定了一部香港電影應否被批准上映、是否需要刪減，以及所應評定的電影級別。

一旦遇上大型電影節，電影檢查員們的工作量必然大增，6位主任可能無法在限期內處理完審片工作。蕭恒指，過往做法是會從影視處其他組別「借將」，政府現有40名娛樂事務管理主任，組成「電影檢查員小組」，每隔數年輪流調至電影科工作，法例上亦賦予他們擔任「電影檢查員」的權限。

除了電影檢查員的決定權，衡量一部影片是否適宜公映和評定級別時，亦會考慮公眾人士意見。電影報刊辦根據《電影檢查條例》第6條設立了一個「電影審查顧問小組」。電影報刊辦在12月回覆《端傳媒》時，指現時電影檢查顧問小組有約300名成員（名單）。據悉來自香港社會各階層，任何年滿18歲及中英文流利的公眾人士均可申請成為小組成員，義務參與，每兩個星期需出席一次檢片時段，觀影後就影片所屬級別向檢查員提供個人意見，檢查員在給影片評級時便會參考。

蕭恒坦言，「絕大部份情況，電影檢查員會與幾位電影檢查顧問小組一起檢片，每場應該有八九位，但這不是一個must（絕對），檢查員亦可獨自看片再評級。」電影報刊辦則回覆《端傳媒》指電影檢查顧問的意見會供檢查員「參考」，讓檢查員決定影片是否適宜上映及如何分級。

「電影檢查監督」（由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專員/通訊事務總監出任）也有權不時委任適當人士為電影檢查顧問小組成員，對此蕭恒強調自己只能夠「話當年」，「以我所知，處方是沒有主動去找人加入這個小組，所有人都是自行報名。當年的審批準則是根據香港當時人口結構，包括男女比例、年齡比例，盡量做到小組中的300人是香港人口的一個縮影。」

「國家安全」這條線怎麼劃？

「添了國家安全考慮，會引發很多個人政治判斷，其實是不必要的。這條審查線應該是一致的，例如不可因為是主旋律電影就讓它上映。其實他們自己定的尺並非一把真正的尺，但目的就是想阻嚇一些有意投資這類電影的人。」

兩年前，Carl（化名）被邀請加入電影審查顧問小組，兩年以來他一共參與過20多部電影的評級，包括商業電影、紀錄片，也有一些電影節選片。Carl告訴我們，每年電影報刊辦都會為新委任的電影審查顧問安排簡介會：「簡介會上會介紹電影評級的做法，舉一些例子，例如出現哪種程度的裸露鏡頭或性行為畫面，就會被列為三級或四級等。 簡單而言，就是給電影審查顧問講述每一條『線』。」

「我們工作的一個很重要的目的是保護青少年，我們代表大眾來判斷是否能夠接受，如不能接受就是三級。若有極端暴力色情的情節，電影便不能上映。」Carl 說，這條審查「線」本來清晰可見。

每次電影評級，都會視乎電影性質和放映場次多寡而有人數不等的顧問參與。顧問看完電影，隨行的電影檢查員就會向顧問提供影片中某些畫面出現的次數和程度，「譬如多少句粗口，多少場裸露鏡頭，多少性愛鏡頭，有多少暴力鏡頭等」，再由顧問小組成員即場討論，並提交評級紙（評級單）。「討論後，大家會以投票決定某部電影的具體評級。據我的個人經驗，以我參與評級後收到的電影報刊辦紀錄票數分佈電郵回信來看，顧問小組的決定都沒有被檢查員推翻過。」

除了影片的內容外，蕭恒提及檢片時也會考慮播放地點的受眾數量，有時同一部作品在電影節可以播放完整版本，但在商業戲院放映時則有可能需要刪減，因檢查人員會考慮電影節與商業戲院接觸的觀眾層面很不同。前者是小眾，後者是廣泛大眾。但這種情況現在正發生改變，「現時，不少年輕導演參加電影節的短片作品也被禁、被剪，這在過往是沒有發生過的。」

當加入國家安全考慮的「新指引」和條例落實之後，Carl認為這條清晰可見的「線」便不復在。他去信電檢處，詢問會否就新增內容辦一次簡介會，重新說明評級界線和準則，例如舉出「牽涉國家安全的例子到底是什麼」，但電影報刊辦以電郵回應不會就此舉辦簡介會。

「添加了國家安全的考慮，會引發很多個人的政治判斷，其實是不必要的。這條（審查）線是應該一致的，例如不可以因為是主旋律電影就讓它上映。其實他們自己定的尺，都不是一把真正的尺，但目的就是想阻嚇一些有意投資這類電影的人」。2022年4月，Carl去信辭掉電影檢查顧問的工作，並在辭職信中寫到「所謂『國家安全』，概念模糊，將電影檢查納入相關考慮，令檢片工作變得困難」。

而蕭恒認為，就算當局批出准映證，當商業戲院受到政府外其他社會力量壓力時，也同樣可以取消放映。正如在2021年3月，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在高先電影院舉辦學會年度得獎電影巡禮放映，當中《理大圍城》本為年度「最佳影片」，《文匯報》隨即刊文批評該片能在戲院上畫是「公然煽暴兼吸金」。香港電影評論學會與高先電影院此後發出公告，稱「本片的放映事宜近日受到過度關注，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誤會，取消原定的放映」。

蕭恒眼中，用制度外的方法來阻止作品在公眾視野中出現，從而令公眾無法知道自己與影片無緣的元兇是誰，這「令人有一種無孔不入的感覺，誰不讓播，誰插了手向戲院施壓， 我們也不知。」他解釋道，這件事比電檢禁播是還要嚴重，傳媒也無法追查，禁令是從何而來。

蕭恒眼中，用制度外方法來阻止作品在公眾視野中出現，從而令公眾無法知道自己與影片無緣的元兇是誰，這「令人有一種無孔不入的感覺，誰不讓播，誰插了手向戲院施壓， 我們也不知。」

Part C 蝴蝶效應：其他角色

藝術行政：三方溝通之磨心

「有時候策展人未必明白創作者在想什麼，創作者也不明白策展人考慮了什麼。一旦其中一方失衡，導演就會覺得策展方為什麼要退得這麼後。」

近年的條例和指引修訂，除引致一些創作者和檢查員雙方均無所適從，也無聲無息影響著電影行政人員。從事多年藝術行政人員的Dora（化名）多次負責籌備影展，曾數度面臨因電檢處要求刪減電影片段而導致作品被逼在影展中下架的狀況。Dora 肩負與導演、電影報刊辦和觀眾三方溝通的工作，成為此類情形中的「磨心」。

她舉例來講，去年一部外地短片作品在港不獲發准映證，創作團隊率先在影展官方平台公佈消息前，於社交媒體公開了電影報刊辦要求刪減的片段內容，引來媒體爭相報導，一時間影展在社交媒體上的官方帳號、電郵收件匣都被「塞爆」。Dora說，「一般公眾看到的只是導演的勇敢，但其實藝術行政人員和影展本身所肩負的事，並沒這麼簡單。」

她說，策展方事實上需承擔可見的法律風險，因電影報刊辦的電郵信件會明文寫有「保密」字眼。她因此不時會善意提醒導演們，可以轉述信中內容，但不要直接以原文呈現，「因為（這樣一來）有麻煩的不是導演，而是影展的主辦方。」這場角力，好不容易。

其實同樣被「磨」的還有導演。有短片導演匿名表示，在一次2022本地影片競賽中，有主創團隊因不願刪減片段而不獲批准映證，影展主辦單位的職員隨即試圖說服導演不要公開情況，只是把影片放映資料直接從競賽網站悄悄下架，並在網頁下方新增小字註腳，宣布該片放映取消。

主辦單位職員向導演透露，管理層其實不斷向員工施壓， 令他們在處理對外資訊時都非常謹慎，而導演本人對此感到無所適從，自己「一方面不想影響主辦單位，一方面又覺得公眾有知情權——一部電影不可能無聲消失」。

這位短片導演面對的並非個別影展單一情形。香港每年舉辦大小影展、電影節、電影比賽無數，據香港藝術界年度調查，即使在疫情嚴重期間，2020-2021年度香港也舉辦了188個電影節，650個專題與個別放映活動。這些活動中來自世界各地及香港本地的大小製作，共同構成了香港電影在地場景與業界生態。而當下，因應審查條例修訂而引發的無聲角力，牽涉各方角色參與，正在這場景與生態中悄然發生。

2022年10月尾，ifva 的「影像無國界電影節2022」中，台灣紀錄片《逃跑的人》被電影報刊辦要求刪減某些片段才能放映。影片FB專頁於10月25日轉發ifva宣傳放映的官方貼文，透露刪減片段與在台灣總統府凱道前抗爭場面有關，不符香港放映許可要求，導演曾文珍決定不作放映。惟此帖轉發的ifva帖文於翌日卻遭刪除，ifva「影像無國界」FB專頁在10月26日才發布取消放映通知，但並未列出電檢要求取消放映的原因。

「有時候策展人未必明白創作者在想什麼，創作者也不明白策展人考慮了什麼。一旦其中一方失衡，導演就會覺得你（策展方）為什麼要退得這麼後。」Dora 解釋，在香港舉辦文化活動需長期依賴官方資助，一旦影展太高調，後期要向香港藝術發展局等資助機構報銷開支時，便可能經歷被拖延的漫長行政程序；而影展機構需大量資源營運，若開支報銷被拖延，便可能失去現金週轉而面臨營運困難。

出於這些原因，Dora的做法是盡量低調，「導演向公眾、傳媒說什麼，我們不會干預；但在影展角度，我們只會公布取消放映的事實，一律不會在官方帳號中轉發任何帶有情感、推測成分的報導。」

2022新事物：資助方法例工作坊

課程中職員認真列舉了不少犯法實例，如唐英傑案，「在一輛電單車（摩托車/機車）後方，舉了一支黑旗，這畫面是不行的。職員甚至有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打在簡報上。」

Dora口中的香港藝術發展局（藝發局），是政府指定全方位發展香港藝術的法定機構，向來資助不少獨立藝術發展項目、獨立藝術團體以及創作者個人計畫，二十多年來（1995-）對香港各領域藝術生態影響至深。2022年6月，《明報》報導藝發局已修改2022年度資助條款，受資助者若因其行為，直接或間接對藝發局資產或聲譽「造成損害或不利影響，將被視作違約」；此外已獲資金資助的藝術工作者（包括電影創作者）都被要求「加簽」同樣條款合約。

這意味著獲藝發局資助的藝術團體如在任何方面（包括現行法例下被確定為鼓吹港獨、或推翻政府意圖）違反合約，藝發局都可以暫緩、調整及停止對其的資助。而於此同時，還有一件「新」事：受資助者還要額外參加一個「香港法例工作坊」。

Dora和一位匿名導演分別參與過這個工作坊。 導演憶述「當時的職員有詳細闡述《港區國安法》是怎樣一回事，還會引用早前先例，明言哪些標語、口號不可以出現在受藝發局資助計劃的作品中。」他續指課程中職員很認真地列舉了不少犯法事件實例，如唐英傑案，「在一輛電單車（摩托車/機車）後方，舉了一支黑旗，這個畫面是不行的。職員甚至有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打在簡報上。」

對於Dora和創作者口中的「香港法例工作坊」，藝發局回覆《端傳媒》指，藝發局自2021年6月起邀請法律界人士定期舉辦有關香港法例的工作坊，內容涵蓋版權條例、國安法及僱傭條例等，向獲資助者及團體負責人等講解相關香港法例。截至2022年11月已舉辦20次工作坊，參與人數超過1,000人。當中並無因獲資助者沒有出席、或未派負責人出席藝發局舉辦有關香港法例的工作坊，而被藝發局拒絕其資助申請，亦無個案是因獲資助者拒絕簽署附加條款，而被要求收回申請。

「做創作的人都知道，一切往往永遠由獨立電影開始。」

Part D：出路？

商業片又如何？

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副教授吳國坤研究電影審查多年。他留意到近年受審查影響的並非大眾可見的商業片，而是大多屬於「獨立製作」短片或 「競賽電影」：「這些作品題材比較大膽，或涉及內容較敏感，因創作者在拍攝成本上沒有太多考慮；但（商業片）涉及商業投資，就沒有理由去冒險。」

他解釋大家會有一種進入「禁片年代」的觀感不無道理。「1980年代香港比較多商業電影，即便有獨立短片也不會想到要去戲院上映。但現時獨立電影和紀錄片數量增多了，很多年輕人自己拍片，所以大家感覺一定是情況嚴峻了。」

這感覺也與觀眾和電影人身處年代有關：「80年代沒社會大事發生，不是殺到埋身（身邊），（香港坊間）依然歌舞昇平。但這幾年的社會事件，大家都不易遺忘。即使社會重新變得和平，不代表有人不想再有以錄像或電影的方式重新記憶，這影響對大家來說會更加恆久。」

所以，雖然獨立電影的世界「好gloomy（愁雲慘霧）」，但港產片商業世界這邊，又有「另外一套玩法」，吳國坤眼見情形如此。而獨立電影表達與製作遭遇的審查與受挫，對整體「香港電影」來說是否無甚干係？

文化評論人李照興認為，雖然獨立電影或短片被審查確實對香港電影商業市場來說影響有限，「但做創作的人也都知道，一切往往永遠由獨立電影開始。獨立電影『低成本，冇王管』，從不設限的作品去發出一些提問，去帶領時代提出一些討論的聲音，甚至是風格上的突破、實驗——所有這些，對『商業』來說可能不重要，但對於『創意』來說，是極之重要。」

商業與獨立之間：健康文藝片殺出血路？

大陸近年，「很多片拍了，但放映不了。審查更加嚴厲，例如在劇本初步審查階段，劇本要相對完整，若拍攝期間有大幅修改，就需要重新申請審查。政策明顯只是容許『向上』、正能量的電影，說白一點其實就是主旋律電影。」

吳國坤還有另一種發現，在傳統港產商業片及獨立短片之間，近年來還有一種有深度的「健康文藝片」在香港蔚然成風，包含家庭、倫理、愛情、社會變化等題材。李照興認為，這是香港電影從與大陸的合拍片市場，轉為發展本土電影的一次「大轉型」之初階段。李照興認為，這轉型牽涉著一些被動的因素。

一方面是大陸電影自2018年電影管理職責直接被劃入中宣部，以更好發揮「電影在宣傳思想和文化娛樂方面的特殊重要作用」。此後及今數年，他接觸過不少大陸業界人士，普遍認為大陸電影業逐年走入災難：「很多片拍了，但放映不了。審查更加嚴厲，例如在劇本初步審查階段，劇本要相對完整，若拍攝期間有大幅修改，就需要重新申請審查。政策明顯只是容許『向上』、正能量的電影，說白一點其實就是主旋律電影。」

這亦可見在如大陸的情境中，並非只有獨立製作被審查盯上而商業片就同時可有另一套玩法，而是當思想審查進一步收緊，連非主旋律的商業片亦可遭受行業性重挫。

而另一方面，大陸政策的收緊也影響了香港電影長久依賴的「合拍片」市場。「對香港電影人來說，大陸合拍片市場的不穩定因素太多，是真不知道在拍的作品是否符合政府標準，也不知掉拍完後能否拿到龍標。這倒成為近期香港有本土味道的小成本寫實製作能夠殺出一條血路的原因，亦即現在香港電影人開始知道合拍片的市場不再可行，轉而專攻香港本地市場。」

李照興補充，除此之外，香港創作人也在主動推進這些轉型。「最大因素是源於電影行業內部製作人的思維，電影人會主動想拍一些現實題材製作，故事源於自己體會最深刻的題材、反映時代精神的，而也是低成本的。例如拍所謂家庭倫理的戲，其實可能是一個屋企（家庭）景或一個街道景，已可處理好。」

「這倒成為近期香港有本土味道的小成本寫實製作能夠殺出一條血路的原因，亦即現在香港電影人開始知道合拍片的市場不再可行，轉而專攻香港本地市場。」

香港仍未「陸沉」

「在香港的創作空間會愈收愈窄，接下來的十年，是我們唯一的機會」

健康文藝片會是新行規則框架下，港產片的一種出路嗎？香港新一代導演林森也是從獨立短片，走向商業長片。過去的作品《人在皇后》（2007)、《暉仔》(2011)、《綠洲》》（2012），再到《少年》（2021）都與時代背景和社會議題息息相關。如今正在上映的《窄路微塵》講述香港疫情初襲，小型清潔公司老闆與單親媽媽的故事。雖是商業長片，也是受2017年末、2018年初深水埗海麗邨清潔工罷工事件所啟發，對社會議題的關注及街頭人的故事，也可見與獨立短片之脈絡相承， 早前獲金馬獎三項提名、最終一項獲獎。從獨立短片到商業長片，他如何看待政治審查之於香港電影的創作空間？

《窄路微塵》中戴上口罩的人們、被圍封的公園、倒閉的健身室等，都是防疫政策下的香港社會光景，林森坦言在故事中加入不少個人親身感受和情節。「電影有展示一些防疫政策帶來的影響，但是沒有擔心觸碰到所謂『敏感』話題。 政策如此，人們也就如此生活，電影只是描寫現實。」他說電影中被刪走的一場是講述角色因限聚令被警員檢控，但那是出於故事的流暢度與節奏考慮。

他認為一直可以在變化的時空中調整創作方向，保持初心不變。「作為一個創作者，不要太多顧忌，先說好故事。大家都不知道紅線在哪裏，如果太多猜測也會限制創作，我個人就是做咗出嚟先（先做出來再說）。」他認為，當時代越荒謬，就會刺激越多題材出現在創作領域：「作品如何在這麼多限制下可以發放出來，是視乎大家的『轉數』（腦筋靈活），但是我相信香港創作人很精明。」

前文講述的幾位過去一年中受電檢影響的創作人又如何？《Time and Time again》導演王彥博大學時期曾到德國做交換生，也參與過歐洲的電影製作。在香港完成作品後，他已身處德國，正重新學習另一種語言，在另一個國度探索電影工業的可能性。他認為人在異地，面對的難題不是如何挑戰電檢，或在紅線處處下尋找出路，而是當自己沒有了日常生活的壓迫為創作靈感時，該如何繼續創作呢？如何讓非香港的觀眾理解他們沒有經歷過的事情呢？

回過頭來看香港，他覺得「毫無疑問，在香港的創作空間會愈收愈窄，接下來的十年、十五年，香港語言與文化面貌會如何變遷，那時候還有沒有我們認知中的『香港電影』，還是未知之數。因此接下來的十年，是我們唯一的機會。」雖然展望未來是悲觀的，無論身在何方，王彥博認為影像是被紀錄下來，就是永恒，他強調「現在的香港不是新疆，還沒陸沉，所以我們還是值得繼續拍。」

短片《與亂世共舞》、《四月的變奏》的郭頌儀現時亦旅居德國，参與一部外國導演的長片製作，還有在當地籌辦香港電影的放映活動，問及會回港還是會留在德國繼續發展時，她說：「有時我想去哪裏拍片，未必是一個二元的想法，同時亦會考慮審查制度。」郭頌儀指自己的的作品很難與社會完全割裂，如果將來有機會去做一條更大投資的片，但就因為一些很曖昧的字句，或表達方式而無法公映，她笑言，「那就會浪費心血之餘，還會賠很多錢。」

「作為一個創作者，不要太多顧忌，先說好故事。大家都不知道紅線在哪裏，如果太多猜測也會限制創作，我個人就是做咗出嚟先（先做出來再說）。」

然而，《群鼠》的導演胡天朗和譚善揚選擇留港投入本地的電影製作。譚善揚認為，「電檢這把刀，看你怎樣看。安定繁榮是最沒有故事可以說的，我始終相信今天被禁的東西，有朝一日全部都會解放，但萬一我們現在不夠薑（沒膽子）的話，後人就沒有東西看了，我們不甘這段歷史是空白的。」

來到訪談尾聲，胡天朗反問記者，「老實說，你覺得香港電影的問題，真的只有電檢嗎？」他認為以前輝煌年代的香港電影，一直以來都有一個老掉牙的毛病，為觀眾服務、為票房服務，「電檢這個問題，只不過是將香港電影放在枱面上重新討論罷了」。

這樣的討論中，大眾對本土電影多了關注，而這正意味著作為創作者，要更能在狹縫裏找到繼續在香港拍電影的方法，「好比以前波蘭的電影，也不是直接批評政府所做的事，當一些異見放在家庭關係、愛情關係裏包裝，觀眾會感受到導演有話要說，我們的思想、角度同樣會被看到。而這樣才是真真正正，可以令香港電影走向不同面向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