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某天端的编辑记者们听到读者L的困惑--L二十多岁,是个做科研的博士生。作为科研界的少数,她的困扰是:女博士怎么总被人说是没趣的人?实验室里的男生怎么总觉得女性做些稳当的技术活就好了?Lab coat里面穿小背心怎么就不行?……直到她发现,科学界也有一些不太典型的女性教授,她才觉得:啊,原来(女)人可以活成这个样子。
这个世界无疑一直在给女性们灌输“完美现代女性的样子”:最好事业有成,但在家仍对丈夫小鸟依人,家事一点不落下,跟公婆和和气气,孩子教得品学兼优,身材脸蛋还永远停留在25岁。我们的确好像需要比较不典型的女性role model,去告诉我们作为女性的人生也有别的可能。但问题还没停止:一个女性主义者,如果role model都是男人,可以吗?有role model是不是也在神化别人?
在“女性主义的具体生活”系列的第一期,我们讨论了女人是不是就得负责洗碗的问题;而这一期,由读者L的困惑开始,编辑S和E﹑记者I,和我们的撰稿人T,展开了一场关于“女人如何学习成为女人”的讨论……
读者L:
Role Model对我来说,可能代表了一些我想追求的人生理念,或者,他们活成了我想要的样子。
我不太记得小时候的“Role Model”是谁,但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一本人物传记的书里,会把爱迪生、牛顿、居里夫人三个人放在一起。那时候像其他小朋友一样,第一个理想就是要当一个“科学家”,于是在那本书里,居里夫人就显得很特别:一来她是唯一的女性,二来她又是少数拿过两次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其实从小到大我的职业理想一直在变,有想过律师、设计师、医生等等,后来选专业时,各种机缘巧合下又回到科研。
我所在的研究领域里,无论是比较有成就的科学家,还是学校的教授,男性占7、8成,甚至同组男同事偶尔会说,“实验室里的技术岗蛮适合女生的,薪水不错、稳定、工作内容又不太需要有挑战性。”他可能无意冒犯,但我会觉得很不适。
我在最初读博的时候是对博士有一些刻板印象的,尤其是女博士,总觉得会是比较刻板、严肃甚至可能有点无趣的样子。想像里她们都是学霸,生活只有学习、做实验和写报告,我导师以前也说过,科研几十年如一日,像吃饭喝水一样过朴素刻苦的生活。
同时,作为科研工作者,日常是对服装有要求的。例如,一些实验需要操作有毒的试剂或者放射性仪器等,所以头发一定要绑起来,要长裤长袖,将自己包裹起来,以防危险试剂滴落在皮肤上。但我是一个喜欢尝试不同奇奇怪怪风格衣服的人,而且因为去实验室都要在外面套Lab-coat,所以我觉得就算安全考虑,上衣穿吊带、漏肩也没有太大问题,毕竟外面会加一层。但当我这样穿去学校的时候,就会引来很多的目光和一些调侃,会被周围人看作异端。
因此,我一度觉得这样的生活不太适合我,但后来接触到了一些不一样的科研女性,比如曾是我导师学生的Y教授。
在接触到Y教授之前,我记得先是在看她资料时看到一张照片,是她去参加一个集合科研、政坛、商界等各界顶尖人士的活动合影,她是其中唯一一个女性。当时的我,只是很懵懂地觉得“她很厉害”。后来读到有关她的报导,好像第一段就在说“这是一个很不典型的教授”,她染了紫色头发,玩摩托,平日里喜欢跳舞。
今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女教授 Carolyn R. Bertozzi 也是一个“不典型教授”的例子。她很喜欢音乐,大学期间和同学组乐队,甚至名叫“Bored of Education”。她的研究也是激发我走向科研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看她得奖那天的视频,欢呼里她也拿出手机说要拍一段发到社交媒体,就感觉她是个很活泼有生气的人。
Y教授和 Bertozzi 的样子,好像打开了我对科研女性的想像,即使作为科研工作者,你自己和你的生活也可以很丰富。
我也会去看一些男教授的课题、论文,但很少关注他们的生活,觉得好像不是很有参考价值。这样的差别最初可能未必和女权主义有关,或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只是一种很原始的冲动,想要去看和自已同一个性别的人是如何成长起来的。
另外我的男性长辈们,主要是我爸和我的导师,不知为何都会刻意引导我去关注女性的成长经历。
我爸最喜欢举的例子是撒切尔夫人、奥巴马老婆,还给我买了奥巴马老婆的自传,还有彭丽媛。他很热衷跟我讨论“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其中撒切尔夫人可能是个例外(提的不是她雷厉风行的一面,而是作为一个女人在家里,为了男人的面子而收敛锋芒的做法)。我的导师则喜欢聊一些所谓“大女主剧”,比如《锦绣未央》,他也会很关注那些很厉害的女教授们,所以很喜欢颜宁。
总之,我爸喜欢圆滑世故些的女性,我导师更喜欢有个性和棱角的。不过听说我导师在不同学生面前会透露不同的样子,所以我也不确定他的真实想法。比如他也会跟我聊找男朋友之类的话题,但我很抗拒,甚至会直接说“也不一定要结婚啊”、“男朋友可以放一放”这样的话,他后来也几乎不再提了。
Role Model对我来说,可能代表了一些我想追求的人生理念,或者,他们活成了我想要的样子。
尤其在化学科研的领域,女性到了一定年龄可能会面临婚育的选择,而化学实验是对怀孕有影响的。所以我看到的很多科研中的女性,到了准备婚育的时候,就会转行,转去不需要做实验的岗位,也有停顿再回来的,但这就需要去承受从头开始的压力,因为实验往往是连续的,从细胞实验到老鼠动物实验,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接连观察的,停顿的话很多东西就要从头开始。
我也偶尔会从导师那里听到一些过去女学生、如今女教授们的故事。比如有一个比较成功的女教授,女儿也读了博并同个领域,但不愿跟著妈妈,我导师会认为,她的成功有一部分因素是她老公给了很多自由,让她有更多的时间在学校和科研。而另一个女教授就是比较悲惨的故事,据导师说,她是个很聪明的人,因身体原因一度放弃学术,但后来又坚持下去,并在一家不错的高校任教,前段时间似乎因产后抑郁自杀了,导师自此很讨厌女教授的丈夫。
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就觉得好像作为一个女生,你要走上学术道路,要牺牲的东西很多。比如,或者你要有一个很理解很理解你的另一半,或者就不结婚、不生孩子。但反过来说,好像无论是学术、还是其他领域的男性,似乎很少有这种困扰。
S:
那些我喜爱过的(男)人都很厉害,很了不起,但那些作为女性最核心的领会,到了今天,我已经不觉得他们分享得了。
女性在不同的学术领域好像都会有不同的困扰--做科研的话,实验室可能充满著L形容的,“女生还是适合稳定又不太复杂的技术活”的闲言闲语;而在看起来相对进步开放的社会科学院,女性要研究或书写自己关心的题目,例如要研究性别﹑研究queerness,研究各种没那么男性(或最少中性)的议题的话--好像都要用尽气力证明自己做的东西足够严谨﹑足够重要,足以在学术殿堂占一席位。而男性研究战争,研究其他各样的不平等,却都完全不需要用力证明自己--他们做的东西当然足够重要,不证自明。
以往在社会学博班,我就曾经在方法学的研讨会上,听过男教授说自己认为autoethnography(自我民族志)“unscientific”(不够科学),因为没有大数据,又没有用上任何统计工具,N(样本容量)=1所以没有任何参考价值。而自我民族志刚好就是女性﹑global south和其他少数群体常用的一种研究方法。但问题是,有些东西可以用大数据来研究,可以被概括化,是因为他们足够“正常”啊--但那些在边缘的人呢?他们的经验难道就不值得成为“知识”的一部份?当日那位男教授被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人(女性与少数族群)群起而攻之,但我还是很疑惑,为甚么我们就必须要学习捍卫自己书写自己的方式(虽然我甚至不是没研究女性主义,也没做过自我民族志)?还要冒著被评为太有侵略性/不礼貌/不识大体的风险?而主流群体能保持“体面”,大概就是因为他们永远都不需要证明自己吧?
我不知道怎么定义role model - 但对我来说,可能就是特别关注和喜爱的作家﹑学者﹑音乐家之类,会有点点崇拜的人吧。我好像是近年开始发觉,虽然我没有特别在研究性别甚么的,但即使是在其他范畴,女性的作品总是更能触动我。也许是,到了人生某个阶段,就会无可奈何地发觉自己的人生轨迹跟男性的多么不一样--以前可能有很多的优势(或特权)让自己察觉不到自己在性别中的边缘身份,但最后还是会有这么一个“醒觉”的过程。
我曾经很喜欢过一个香港的男性作家/研究者,就叫他D吧--有一次D跟我说:“社会学其实没有用,明明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影响他的命运,就那么简单”。我说:“但人不是爱干甚么就干甚么的,明明有著那么多的,来自体制与文化的限制。”我们争辩了很久。我从不是害怕冲突的人,但D的话让我偷哭了几次,那种失望的心情我到了几年后还记得很清楚。那么聪明绝顶,才华洋溢,被我视为学习对象的D,原来无法体认那种处于边缘,被社会和体制排除,并且连申诉的语言都被剥夺的心情。而这种体会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多么重要,对我同理他人多么重要。D和那些我喜爱过的(男)人都很厉害,很了不起,但那些作为女性最核心的领会,到了今天,我已经不觉得他们分享得了。
所以我这几年都自然倾向读女性学者的作品了。最近我在读女性科学哲学家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A Cyborg Manifesto(中译本:《赛伯格宣言》),她想像在(不是乌托邦的)赛博世界里,我们不会再急于划清所有边界,不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物之间的(例如动物和机械)。所有残缺不全的,“不正常”的人都可以接受自己,也会被接受。如果认知到分敌我(us vs. them)和划边界的行为在人类历史造成了多少冲突和战争,大概也会对她笔下的生存状态很向往吧。不是说,男性就不会有这么自由的想像,但对我来说,这种来自边缘的,女性世界的体会,给了我表达自己的语言和能力,让我知道了自己有更多的可能。像L说的,能想像自己有许多“可能”,就很足够了。
E:
相比于找到一个 role model,我现在更喜欢互相学习的过程。并且我明白,我所懂得的远远不够。
L和S的经验,都让我想起我在看完《世界上最烂的人》之后的一个感慨:有的社会,女性在探究的问题是,作为女性所追求的存在价值是什么;而在有的社会,女性还在努力证明自己应该存在。而无论多“先进”的环境,比如电影里的北欧,和S的美国学院,追求与自证,依然是一个性别问题,只是在不同环境下存在程度差异罢了。
我回忆自己从小有没有role model,发现大多是一些抽象的职业,比如科学家、生物学家⋯⋯(可是为什么具备“男性气质”的科学被广泛塑造为儿童的人生追求呢?)最后我学了文。
我唯一一位role model是我硕士时期学院里一位教授,也刚好是男性。他之所以成为我的model是因为我崇拜他的思维能力:他能把所有表象上的东西抽象出一个框架去解读,并能用逻辑去表达、展开论述和反驳,而且只要说一次就够清楚了;他也平易近人,能够从各种开放的角度看待一个问题,也意味著如果我对什么人或事有高涨的情绪,他的解答都能很迅速地平稳到我。
我觉得这种能力挺难的,是一种学术上的广泛视野、学理化带来的客观性、跟自己独立面对人生的能力的结合,也让为人处事变得更开阔和轻松。那时我觉得,无论在自己的志业还是为人上,都希望能习得他那样的能力。
后来之所以他从model的神坛上下来,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变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慢慢平等了;一方面是我找到了自己的特长。我关注女性理论、女性经验,我从自己的女生朋友、酷儿朋友身上看到了许多可爱的、聪慧的、闪光的特质,有许多鲜活的有趣的打开世界的角度,也是S说的自我民族志的宝贵。而我认为这对我的老师来说,不论是从个体生命经验还是学理防守范畴,都不是他最熟悉的东西。
在我现在的思考里,model本身是否应该存在,是一个问题。因为当我把一个人克里斯马化、权威化,我可能就跌入了一种塑造权力中心的陷阱。而女性主义恰恰是倡导平等的看见,酷儿理论首先排拒的也是二分法。所以即便我现在有欣赏的女性,比如香港大律师吴霭仪好了,她严谨、可靠、有很个性的灰色刺头,作为法律从业人员却被国安法盯上,要在自己心爱的战场为自己打仗,但她还是那么井井有条、乐观、自信——这些特质都足够让一个人成为别人的模范。
但我还是不会用model来称呼她。有一天我在见山书店碰到她,她做一日店长,并且带来了一个自己做的、香甜可口的巧克力提拉米苏蛋糕,轻轻一拍手说,来吃蛋糕吧!圆圆的脸上是略略害羞的笑容。那一刻我只觉得她好可爱,对,可爱,不是model,而是我们身边一个实实在在的、邻人气质的朋友。
可爱的邻人,只要不是投给特朗普的话(政治研究说了,好邻居往往具备保守派的特质),就是我希望的看待“厉害的”人的方式。女人男人都是(但往往让我觉得比较可爱的都是女性)。
除此之外,一个人能变得“厉害”,除了如L般的个人的努力外,也有S所说的D那样的特权。我非常能理解S所说的,一个人受到的社会桎梏或享受的红利。对这些东西无意识是正常的,但如果拒绝承认,可能就是一个道德问题了。所以在说一个人厉害的时候,当然可以是夸奖,但我觉得一定要防止被神化,理由就是上面说的那些。
我现在更倾向用具体的词去表达欣赏,比如你的这个观点很新颖、有启发性,你能做到这个程度好勇敢、一定花了很多力气吧;或者更多去询问,是什么经验让你有这样的想法,在达到现在的成就前你都做了什么?
身边给我启发的人也不仅仅局限在学界,还包括行动者、音乐人、演员等。像诸位都常常提到的,很多人把这些身分当作自己认识和生存于这个世界的方式,用自己的个体经验补足世界看待这些群体的缺失。我会想到 Judith Bulter的《Gender trouble》,bell hooks的《All about love》,韩裔跨性别独立音乐人Noso的新专辑《Stay proud of me》,Emma Corrin雌雄同体风格的商业广告等等。就算是身边的朋友,和ta们一起旅行,ta们也能“不顾旁人眼光”在街边的小餐厅大声忘我地唱起歌来,这种对自己身体和表达的自主自信,也很难得不是吗?
前两天做中国女权研究的朋友参加一个会议,感慨其中一个土耳其学者不仅研究土耳其的女权,也研究整个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女权——光要了解自己国家的语境就需要大量知识了,何况其他国家的,而且还要做到专精呢?你要我说出一个隔壁国家,比如韩国,的拉拉小说家、或同志导演,我还真的说不出来。又比如朋友的跨性别学生在课程论文里批评了一个游戏中的性别意识,很有独特的想法,从年轻学生身上,我们其实也可以学到很多呢。
相比于找到一个 role model,我现在更喜欢这样互相学习的过程。并且我明白,我所懂得的远远不够。
T:
现在的role model是许许多多的年轻人。ta们比我更勇敢,更能干,更积极,在开拓更广阔的世界。
女性role model可能是in retrospect(回头看)才会想起的事。长大以后、经历过更多不公、经历过女性之间的彼此扶持,才想起来原来自己的很多role model都是女性;要有过经历,才会更理解她们,也更钦佩和珍惜她们的表率和行动。
小时候最欣赏的应该是自己的祖母和外祖母吧。外祖母见到妈妈因为老公纳妾而伤心,毅然离家出走,来到大城市打工养活母女二人(当然,她有幸受过教育,可以找到打字员的工作)。我一直记得她穿著泳装高昂下巴的照片。据说当时她酷爱交际,过得很好,不想结婚,无奈被某位年轻人的眼泪打动,后来就有了我妈和我的故事⋯⋯外祖父母一直分账,虽然感情很好,虽然钱不多,但只是每一分都是自己辛苦赚来的自豪和谨慎。祖母的家庭重男轻女,她的哥哥可以去私立大学读书,而她只让读到小学毕业。家里的男性在二战开始后丢了工作就拒绝出门,一直靠祖母和曾祖母打工养活。祖母在纱厂从童工做起,但和韩起澜(Emily Honig)书里写的不一样,祖母为自己的工作骄傲,也因此交到了知心小姐妹,后来加入了“读书小组”⋯⋯她们都是一辈子耿直善良的人。有一年姑妈得乳腺癌然后抑郁,自己身体极差的外祖母瞒著所有人去看望她,事后姑妈回忆,这件事鼓舞她重新活下去。
后来的role model多是大学、研究生时代的老师,包括白馥兰(Francesca Bray)和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看她们的书和文章都让人觉得荡气回肠,打破社会偏见,捕捉小人物的灵魂。私下也是知行合一;有一年我在香港动手术,白馥兰在香港开会时特地来看我,后来也一直问我情况;她一直关注我的职业发展,我的所有文章她都看过还推荐给其它人。对年轻学者而言,这是多大的鼓励。
还有很多人的分享。Roxane Gay当年在谈新书Bad Feminist时说的,Elliot Page当年出柜时说的,《请回答1988》的编剧对家庭、性别、社会运动的编织,金智英的母亲和公车陌生人⋯⋯
现在的role model是许许多多的年轻人。ta们比我更勇敢,更能干,更积极,在开拓更广阔的世界。每次看到那些新的平台都很感慨,比如这次白纸运动中及之前涌现的女权和酷儿平台包括Chinese queers will not be censored, We Are All Chained Women, FeministChina,Noturlilpink⋯⋯这学期最后一节课后有学生私下找我,说她身边的男性朋友还是那么厌女,那些课上讨论到的metoo运动等等,到底有没有用。有用的。多年前我自己遇到metoo的时候都没有语言来形容这种经历,也不知该怎么办。但现在我们有了语言,有了自己的声音,有了自己的运动,推动了司法和日常实践的改变。改变有时很慢,但所有的努力都会是有意义的。这一代年轻人,就不断在证明改变带来的希望。
而我们自己,也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塑造世界的方式,开始把权威和高光给女性和被边缘的群体;也希望我们这一代女性快快成长,创作更多机会、更多资源给年轻人。ta们值得更好的世界。
I:
Role mode不该被神化,但女性role mode的存在和立体度,却影响著我们对女性社会角色、女性形象的想像。
和L一样,小时候父母也给我买过名人传记,是一整套7、8本书的样子,其中只有1、2本是作家,其余都是科学家。整套书里的女性只有玛丽居里和勃朗特三姐妹,当然,书里的名字仍然是“居里夫人”,勃朗特三姐妹也被放在同一章中叙述。于是,这套书不仅保留著中国大陆基础教育重理轻文的样貌,“不小心”流露的“榜样”性别比也同样充满讽刺。
读书时,看著历史书上满是男性的样子和语文课本里多是男作家的选篇,总有种“被剥夺”感。大概也谈不上“女性意识觉醒”,只是懵懂的无助,好像看不到太多女性性别的历史和可参照的样本。即使在近代史里,也少见女性身影。或是谁的妻子,或是符号化的义士,她们好像很少自己开口讲话。
不知是不是在这种困惑的影响下,我后来开始留意并偏爱女性的写作者,甚至因此和母亲发生一些争执。母亲喜欢冰心,并期待我拥有那样乱世也能安稳的人生,写安静幸福的文字。可我一篇也看不下去,我觉得矫情、无趣,从书店里拉回好几本她不喜欢的张爱玲,她说张爱玲偏执、孤僻、冰冷,无儿无女,晚年凄凉,我小声嘟囔,那不就是生活本来的样子吗。
如E所说,role mode不该被神化,但女性role mode的存在和立体度,却影响著我们对女性社会角色、女性形象的想像。被敬仰的女性大法官,被关注的女同性恋导演,被留意的女科学家,都让每一个年少的女孩,多了一种能想像的可能。
我后来的role model 有像T说的那些许许多多勇敢的年轻人,也有在无力感中仍然持续行动、倡导和记录的人。他们很多都是女性,有的是在大陆狭窄缝隙中仍不断探索边界的行动者,有的是几十年持续在体制内抢夺话语权、守护底线的学者,有的是揭开自己的伤口挺身而出的MeToo幸存者,有的是不断转换阵地持续发声的性别议题倡导者,有的是被当局骚扰仍咬牙继续走出来的人,有的是独自扯著白纸面对人群的人,有的是默默耕耘累积的人,有的是失去联系的人。
这些女性或许算不上完美,但我很感谢她们每一次的勇敢,和每一个被她们打破的边界,那些一块块由她们创造的历史碎片,都为我拼凑起了继续走下去的底气和勇气。
S:
我很喜欢E提出的“拒绝神化”。这让我想到,近年我还有另一个重要体会:女性的同侪是多么重要。我觉得社会真的很会灌输“雌竞”的idea,小时候看的剧集不都那样的吗--女性之间总是尔虞我诈,争夺(男性)资源--就算是现在流行的所谓“大女主”剧,那些大女主很多都是学习了上位者的语言还有操纵权力的方法,而不是和其他也很优秀的女性一起创造一套更平等,更包容的语言。但现实生活中,这种sisterhood明明存在。
别的不说,就像在端吧--我们当然不是完美的编辑室,但每一次类似这样的讨论,都让人觉得不孤单。聊这些话题永远没有肯定的答案,但去contexualize(弄清问题脉络)不是更重要吗?而contextualize自然包括了比对他人的人生轨迹,去找出重合的地方,从不断的对照中找出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的根源。我总是从这样的讨论中获得很多力量:啊,原来这些问题不是只有我在想,原来我并不是很多人说的‘异类’,原来我面对的难题,许多人都一样在面对著。在这种意义下,我们彼此也可以是role model--你们的存在,足以让我觉得自己不孤独,世界还有很多可能。
最近几年我尤其有这种感觉:跟身边的女性一同成长,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这也有点像T说的--能有一个位置,有些长处,再去为其他女性和年轻人划出更多的空间,这种分享的,平等的特质,才是边缘群体应该培养的。
但我觉得自己还是有role model的,虽然我觉得我应该没有神化她们。例如我喜欢作家Eula Biss,是因为喜欢她写医疗和科学问题的温柔笔触;喜欢学者Kathryn Lofton,是因为她的问题意识总是无比有趣……喜欢她们不是“因为”她们是女性,而是她们在一个男性主导的知识世界,总是能提出让我觉得真的strike a chord的观点,一些不止能够解释这个世界,还是我作为女性所看到的世界的观点。我在追求的是那种共鸣的感觉。就像I说的,role model不需要被神化,但她们可以给其他女性带来养份,让我们都能再勇敢一点点。
我也是大學主修化學的女生,理解女性走科研、學術研究的路之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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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永远的偶像:「Hidden Figures」里面的 Katherine Johnson – 与其纠结事业和生活选择,还不如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事,百分百投入。如果有一天要选择家庭,那也应该是自己的意愿,认为这个爱人是值得信赖值得付出的,而不是基于某种压力而不情愿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