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工世界杯：绿茵场上的异乡人，台湾足球的多重宇宙

2022年卡塔尔（台译：卡达）世界杯在血汗移工与金权黑幕的争议中开踢，而远在7,000公里外的台湾，也在10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于台中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移工世界杯足球赛，声援在卡塔尔世足遭剥削的移工族群。

在秋季即将迈入尾声的这天，台湾气候依旧如盛夏之日，气象预报当日最高温度直逼35度。一早，位于台中交通要道上的朝马足球场，周末的停车场比平日还要繁忙，这是一座拥有四面足球场，包含两面11人制、一面7人制，以及一面5人制场地的足球场，入口处诺大的巨型看板矗立，“世界柑仔店”五个大字生猛有力地预告著场内的讯息，这不只是场足球赛，更是在台移工族群的世界大赛。

清晨的朝马球场，气温尚不烫人，光线和煦散落在如茵绿地草皮上，沿途来自各国的摊商，勤奋地搬运上要贩售的国家美食与特产；向前穿越S型步道后，身穿白衣的赛事工作人员在凉亭中反复确认赛事检录与流程，一旁的四名外籍裁判，则著上黑色带萤光绿边，标示著台湾外籍移民足球联盟（Taiwan Immigrant Football League）的制服、一边做著热身运动，准备上场随著攻守交错、来回奔驰在这片绿地上。

一名相识的移工选手向前与我招呼，来自越南的阿淡以流利的中文与我话家常，司职前锋的阿淡善于领导，球技优异、球风剽悍，无畏肢体碰撞、敢于拚抢的奋战精神令人印象深刻。我问，“这次参赛有什么目标？”他不假思索地回应，“就是要拿下冠军！”

此时，身后传来厉声吆喝的声音，一名教练正在号令球员集合，阿淡草草向我道别、转身朝球队跑去；接著，著装、整队，场边气氛随著气温逐渐升温，原先一派轻松的各国移工，陆续换穿球队队服，热络的互动与谈话声响，就像被调降音量的收音机般逐渐听不见——这场横跨12国的移工大赛蓄势待发。

世界杯：移工的死与生

筹办在中东国家史上首次的世足赛，卡塔尔一共投入2,200亿美元，并自2010年获主办权以来，一共造成逾6,500名外籍工人丧命。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统计，2019年全球计有1.69亿移工，占劳动力4.9%。在台湾，劳动部统计，截至2022年10月底，在台总移工人数为71.7万人，其中以来自越南的人数为多（35.44%），其次依序为印尼（33.92%）、菲律宾（21.39%)、及泰国（9.25%）。

这些总人数逾71万的移工大军，其中从事农林渔牧、制造业与营建工程的“产业移工”达50万人，从事看护工与家庭帮佣的“社福移工”，人数则有21.6万人。国家发展委员会数据指出，截至2021年年底，产业移工以越南籍为多，约为20.5万人（46%），其次依序为菲律宾11.5万人（26%）、印尼6.5万人（15%）及泰国5.6万人（13%）；社福移工则以印尼籍为最多约17.1万人（76%），其次依序为越南2.8万人（13%）、菲律宾2.6万人（11%）。一般来说，印尼籍男性移工多数在渔船与工厂工作，越南男性移工则多在工厂担任厂工；女性多数进入家庭与照护机构担任看护工。

回顾台湾引进外籍移工的历史背景，为1989年政府为因应公共工程的14项建设需求，引进给予工程建设的营造厂商，同时，为维持工程建设的稳定，因而限制移工的工作流动。政府也为防止产业外移或出走，引进薪资相对低廉的移工协助企业节省人力成本。之后，因应“公共性”的制度设计，则开放移工至一般民间私人企业如制造业使用，并随著台湾成为高龄化社会，也开放社福型家事移工及看护工来台，造就今日台湾有逾71万移工、超越原住民族群人数（58万）的现象。

台湾的移工世界杯赛事，由社团法人台湾外籍工作者发展协会（Global Workers’ Organization, Taiwan，下称GWO）主办。理事长徐瑞希（Karen Hsu）长期关注在台外籍移工劳动权益，2015年偶然下开始协助公部门举办台湾杯（Taiwan Cup）等移工杯赛，多年下来举办赛事的好口碑，让GWO成为台湾移工族群踢足球的第一品牌。在移工族群的热切期盼下，GWO于2019年举办台湾外籍者足球联赛（Taiwan Immigrant Football League, TIFL），串连台湾西部走廊热爱足球的外籍人士及台湾人，共同开办北区、中区及南区联赛，一年下来，办理不下百余场赛事，为台湾草根足球发展，写下辉煌新页。

GWO长期关注台湾移工运动的毅力与表现，也受到中华民国足球协会（Chinese Taipei Football Association, CTFA）2021年的草根发展奖（Grassroots Awards）肯定，成为台湾首个非营利组织获亚洲足球联盟（Asia Football Confederation, AFC）梦想亚洲（AFC Dream Asia）经费补助，鼓励台湾能透过足球，触及更多社会弱势团体的发展议题，让足球不仅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竞技运动，更是亚洲各会员国共同为社会公义发声的媒介。

而这场在卡塔尔世界杯开幕前举办的台湾移工世界杯，GWO便希望能以同为“移工”的身份，声援在卡塔尔世足的移工族群。据估计，为筹办在中东国家史上首次的世足赛，卡塔尔一共投入2,200亿美元，并自2010年获主办权以来，一共造成逾6,500名外籍工人丧命，移工的血汗劳动与工作权益备受国际媒体高度关注。虽两地移工来自不同母国，但前往异国工作、为自己与家人争取更好的生活，则是横跨国界且不变的寄望。

今年移工世界杯赛事，总计有12支球队参赛，球队组成方式不强迫以国籍为单一组队原则，除了泰国、越南与印尼A、B队以全本土阵容迎战外，其余球队皆以联合型式报名参赛，包含日本联合队、英国联合队、史瓦帝尼联合队、大英国协联合队、欧洲联合队、南美洲联合队与非洲联合队。本次赛会设计，为鼓励各队参与到最后，首日预赛阶段，每队计有两场赛事，并依照战绩及赛果，依序将四队队伍分至第二日的冠军杯（Cup Final）、碟子杯（Plate Cup）、以及汤匙杯（Spoon Cup）的单淘汰赛程。

踢球：外籍足球俱乐部的管理难题

这些在台移工，由于工作的排班因素，能否出席赛事、甚或平日练习，都充满不确定性。

距离首场赛事开踢剩不到30分钟，一名身穿黑色无袖上衣的男子正在检录区询问球员名单登录作业，他是印尼A队的领队兼教练索力（音译），目前在台湾北部一间工厂担任作业员，他以熟练的中文向志工说明，他会收齐球员居留证，再转交大会核对身份。

20分钟过去，大会警觉受邀的两队印尼队里，印尼A队仍未完成球员检录程序，急忙询问索力，索力望向登录名单，皱起眉头无奈地说：“这几位今天没办法来了，他们得上班，没办法来玩。”这些在台移工，由于工作的排班因素，能否出席赛事、甚或平日练习，都充满不确定性。对身兼教练的索力来说，若当天有任何主力球员因为排班问题无法到场，球队不仅胜出机率低、还得承担因人手不足必须弃赛的风险。

另一队由越南新住民桑领军的越南B队，是台中在地劲旅球队。平头造型的桑，身材结实，脚法敏捷，一口流利的中文让人难以察觉他是近年才入籍台湾的越南配偶。

赛前越南B队球员，个个展现高昂的斗志，不料，到了开赛哨响前，却同样因为工作排班问题，导致主力球员无法前来参赛，使越南B队在预赛阶段未能取胜。到了隔日的复赛阶段，越南B队更因为球员人数不足无法出战，直接遭到大会判定弃赛，并研拟相关禁赛处分。在得知大会判定后，桑极为自责，一人沉默不语、压低球帽坐在一旁加油席上；这年的移工世界杯，桑的回忆里只剩遗憾。

而这样的场景，也突显外籍人士足球俱乐部的困局：受限于移工球员工作型态、交通、及家庭因素，他们必须就各自的“产业”特性，弹性调整日常练球及比赛调度模式。
此外，除了球员管理的不可预测性外，一旦移工在场上发生意外，更会造成更难以想像的后果。

在索力领军的印尼A队出战日本联合队的赛事上，一名印尼球员在一次守备争抢球中，不慎摔倒，造成右手肩膀骨折，经现场大会人员启动紧急应变程序，便寻求现场通译人员的支援，迅速将这名受伤的球员送往邻近医院医治。

经查，这名受伤的印尼球员竟是“旷职”来踢球！“他回去一定会被老板骂死！一定！”索力脸上堆起无奈的苦笑，他说，他虽然担任球队管理，但无法强制要求球员出示请假证明，只能“口头”询问球员的班表状况、并选择完全信任球员的说法。

最后，印尼A队三战皆败，但比起球队胜负，这名移工同胞的伤势更令索力担忧。他由于工作因素无法额外照顾受伤球员，返家前，一再请托大会及主办单位协助，直到大会承诺会协助后续照料、并通知台北印尼经济贸易代表处后，他才放心离去。

这名印尼球员伤兵，必须至少休养三个月，除医疗费得全额自行负担外，雇主、移工所属的人力仲介公司也会启动后续调查，以厘清责任归属。后续GWO人员向我表示，GWO会全额协助医疗支出，直到移工复原回到工作岗位。

足球场：外籍足球俱乐部遥不可及的应许之地

移工需要的，其实不是一座专属的场地，而是一处“固定”的场地。

在台湾，除了外籍足球俱乐部球员管理问题外，外籍人士面临场地租借不易的现况，已是外籍足球社群共同面对的难题。

索力说，他的俱乐部队员大多在北部任职，平常练习为了降低场地与训练费用，大多租借台北市的5人制足球场，而不是借11人制的球场；一来是5人制球场场租便宜、好租借，二来即使借到11人的球场，但一旦球员因为排班因素无法前来，只会造成分摊租金的球员经济负担，得不偿失。

任职越南队领队的桑，他的正职工作是在台中一间工厂担任作业员，担任俱乐部管理职已有三年时间。桑说，移工不容易借到球场的原因，主要在于越南移工普遍缺乏一定程度的中文沟通能力，导致球队难以将台湾场地管理与使用规范传达给队员知道，一旦使用情况不符规定，下次要再借就有一定困难。桑来到台湾几年，他的中文口说能力已达日常对话的水准，因此帮同胞争取到更多场地租借与举办赛事的机会。他说，这在后疫情下的台湾社会尤其重要。

桑回忆，在Covid-19爆发前，他所属的俱乐部能够自由使用一些海线学校的足球场，但随著疫情升温，学校调整进出管制政策，现在甚至不允许移工进入学校使用草坪，但跑步的民众仍能自由进出。桑无奈表示，他会继续扮演好与学校间的沟通桥梁，希望双方能早日在场地使用上达成共识。

本届移工世界杯季军的泰国队，由来自泰国的新住民加力克（音译）在四年前创立，他并担任球队教练。加力克于1997年首度来台工作，接触足球一开始只是想圆自己小时候未实现的足球梦而已，没想到，就此与台湾足球结下不解之缘，使他成为在台泰籍移工足球队的核心人物。如今这名身材与常见中年大叔体态无异的泰国教头，聊起足球经谈笑风生，但站上场边执教后，气氛又为之肃杀，是泰国弟弟们眼中的“铁血教头”。

这支泰国队全名为卡萨隆足球俱乐部，是业余足球联赛的常胜军，台湾的移工社群甚至给予“全台最强移工队”的盛名，在成立球队之前，加力克已在台湾耕耘移工足球已逾20年之久。

立青泰拳创办人罗盛炳是卡萨隆足球俱乐部背后的主要赞助者，他指出20年前，他成立球队的初衷，就是要让这群为台湾经济尽心尽力的移工，能有更好、更友善的运动环境。从台湾引进外籍劳动力的历史来看，自1989年台湾正式输入泰国移工以来，泰国移工在2006年前始终是台湾外籍劳动力人数最多的族群，在2000年之际，在台泰国移工更达14万人、占整体外籍移工总数44%，但之后泰国移工人数一路下降。

过去，泰国移工来台主要从事制造业与营造业工程，但随著台湾产业结构环境的转变，相关劳力需求减少，引进泰国移工的需求也降低，同时随著泰国东北及北部地区与台湾薪资差距拉近，以及韩国与沙乌地阿拉伯劳动力需求增加、并有更高的薪资待遇，使泰国移工来台人数逐年递减，2022年10月底，泰国移工人数占整体移工人数的9.25%。
然而，这群泰籍移工即便参与了台湾的公共建设，并见证了台湾的经济发展，但罗盛炳所冀盼的“更友善”运动环境，如今尚未到来。

加力克表示，“移工需要的，其实不是一座专属的场地，而是一处‘固定’的场地。”事实上，从20年前、也就是加力克投入移工足球发展开始，他便四处寻觅适合场地，足迹踏遍台中与彰化，然而一再因为足球场使用而被驱赶、检举、以及被误解，让加力克感慨，“踢足球”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运动，对他们来说，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同样的场地问题也困扰著本届冠军队非洲联合队。非洲联合队队员贾沃与安姆兹认为，移工世界杯让他们这群共享非洲足球文化背景的社群，有更多机会与台湾丰富的足球文化切磋，但在“多元共融”、或是“我们因足球而平等”的精神底下，其实是既不多元、亦不平等的尴尬与困局。

贾沃与安姆兹在每场赛事结束后，都会各自拿著垃圾袋，沿路捡拾遗留在场地上的垃圾——不管大小，不管是不是自己队伍遗留的——他们说，在台湾，只要管理单位发现场地状况不符合整洁标准，无论台湾人或是外国人，下次都别想借到这么好的场地踢球。
安姆兹认为，台湾社会还不太重视足球运动，但对他们这群外籍工作者来说，思考下周场地会不会有著落、还会不会有下一场比赛，种种不确定性，在在令他们感到无所适从。

他举例说，台北足球场地租借需要透过网站登记，因为租借单位众多、竞争激烈，不容易借到，但也常发生场地被线上登记走了，但到现场却发现无人使用；又或者，当他们登记完成，却被临时告知其他单位需要使用而被迫让出使用权利。这些对不熟悉台湾文化、行政流程，以及不谙中文的外籍人士来说，屡屡让他们深陷不知何时会遭场地管理单位发出黄牌警告的梦魇中。

足球队：排解生活压力与维系社群的运动网络

重要的是，足球可以提升他们的自信心，避免他们在台湾工作时感到自卑、消沈难受。

即使在台湾的外籍人士足球俱乐部面临球员管理，与种种场地租借不易的难题，使得他们如同游牧民族需“逐球场而踢”，但至少，踢足球对他们来说，是异乡生活中少数排解寂寞忧郁的慰藉。而此对越南籍移工定（音译）来说，尤其如此。

来台第四年的定，说话带著一股忧郁气息，他说，当时来台湾工作是为了家中生计，早早就决定不再继续念书的他，辗转来到台湾工作。目前居住台北市，在服务业任职的定，做著每日比别人早到、比别人晚走的工作量。即使定在台湾的工作收入改善了越南家人的生活，他虽甘之如饴，但心里难免因思乡而一阵酸楚。

定说，他常问父母，他什么时候才能回去越南，但得到的答案总是“你再撑几年再回来吧”。就这样，定在台湾拚了命的工作，只为了冲淡思乡的心情，直到定加入了足球队后，他才找到自己留在台湾打拚的动力。“若不是因为足球，我可能早就回越南了。”他坚定地说。

与定一起踢球的越南哥哥与姊姊们，来台的时间短的不到一年，长则已近10年，他们与定建立起如兄弟姊妹般的手足情谊，而这也是球队成立的初衷——希望能让这群来自越南的移工感受到同胞的温暖与支持，也时刻提醒自己，来台工作是为了自己与家人更好的生活。此外，另个球队使命，则是希望透过团体的约束，避免只身在外的同胞，受到各式利诱而误入歧途：包含酗酒、赌博、斗殴与施用毒品等。

随著先生来台的越南籍配偶晓莹，目前在南部就读大学，平日在人力仲介公司担任双语翻译，谈起她爱球如痴的先生仪丁时对此感受良多。晓莹牢骚似地告诉我，其实参加一场球赛，光是交通、伙食、场地、训练、及各式费用，前前后后花费将近新台币一万元，这笔沈重的开销，让她时而苦恼如何在踢球与生计之间取得平衡。然而，相较晓莹曾在同胞间听闻的吸毒、酗酒等案例，就算再怎么不喜欢仪丁踢足球，她还是愿意支持他继续投入这项运动，就是因为有一群同胞可以相互扶持，一起排解在异乡生活的徬徨与寂寞。

仪丁也说，他过去在中部工作时，就有两个越南同胞因为欠下赌债，最后选择逃跑，还偷走他留在身边的一笔现金。在晓莹看来，这些逃跑移工，他们在越南时至少还有家人、朋友加以约束，但来到台湾、不再被约束后，放假外出遇到诱惑便容易走偏路。她望向球场、摇著头说，“这也是他们的选择，当局者迷，我想他们在当下一定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事情吧。”

而在加力克教练眼中，这群泰国弟弟们个个都是令他头疼的孩子，却也是必须加以守护的同胞，“他们一个个都是同胞寄托给我的孩子啊！”他说，成立球队，就是要透过足球这项运动，让这群异乡人得以有正当的休闲娱乐，也训练他们自我管理的能力，以维持生活纪律、避免误入歧途。

加力克更说，重要的是，足球可以提升他们的自信心，避免他们在台湾工作时感到自卑、消沈难受。

实际上，移工在台湾所从事的产业多有3D产业之称，所谓3D，指的是台湾人多不愿从事的困难（difficult）、肮脏（dirty）、危险（dangerous）等产业，虽然产业移工受到台湾《劳动基准法》保障，享有最低薪资薪资（2023年元旦起，月薪调升至26,400元，时薪调升至176元）、一例一休与特休假等劳动权益。然而社福移工，如家庭看护工和家庭帮佣，却不适用劳基法，无基本薪资保障，休假、特休等也欠缺法律保障，只能依照劳雇契约执行。

在这些大量消耗体能的劳力产业，重复单调的生产线工作，以支撑自我生计、但却以因此消沈、自卑。加力克说，其实，在来台工作前，这些工人球员有些小时候受过泰国足球学校的专业训练，是极具足球天份的孩子，但多数因为家庭经济问题，无法继续支持他们踢球的梦想，转而来台工作。

加力克不讳言，直指这些移工来到台湾后，因生活自我管理能力不佳，酗酒、斗殴，甚至吸毒、或是加入当地帮派等时有所闻，“但足球给了他们信心，也给了他们希望”。加力克坚信，即使生活孤独、工作劳苦，但只要他们愿意练球，一样可以做他们擅长的事，并从中得到快乐与自信。

来自印尼的教头索力，也提及印尼足球俱乐部的成立初衷，他说自己六年前第一次来到台湾时，印尼足球联盟已在台湾基层崛起，印尼同胞纷纷组队，在假日一起出游、嘻笑打闹、征战不同城市，但这些美好的回忆，却在组织者接连返回母国后，热度渐渐消散。索力说，疫情这三年以来，生活中没有足球，每到假日只能闲在宿舍发慌，“生活无聊以外，还是无聊。”

也因为这段记忆的空白，索力心想与其等其他人组队，不如自己起身行动，他在一年前自起炉灶，号召有志一同的同胞重建足球俱乐部，试著将记忆中的那些美好回忆，分享给在台湾热爱足球的印尼移工。就在索力向我回忆这段瑰丽的回忆时，一旁的队友不忘开他几句玩笑，气氛欢乐、情感真挚，足球是回忆的载体，脚下拚抢的更是转瞬即逝的美好念想。

足球：一种冲突与共融并存的文化语汇

赛前我千交代、万交代仪丁，不管对手使出什么手段，都不准动手！不然我们的名声就毁了！

足球是一门艺术，也乘载著一段共享的集体记忆，这样的精神，体现在非洲联合队，也是这届冠军队伍的身上。

由于非洲联合队的队员来自全台各处，囿于排班、交通往返等因素，全队到齐一起练球的次数寥寥可数，上场后，更依赖的是临场的默契配合与随机应变，而这一切，全仰赖“足球”早已深植他们的生活与文化之中；或许这么说，足球已是他们DNA的一部分。

非洲联合队的安姆兹表示，球队的宗旨就是“一起”：一起组队、一起参与、一起比赛，不管好与坏、都一起享受这片绿茵球场上的点点滴滴。

足球可以是族群冲突的催化剂。如在第二日的赛事中，担任前锋的越南籍球员仪丁，便在一次的进攻跑动中，与印尼球员碰撞后倒地不起，不料印尼球员竟拉著仪丁的脚拖行数公尺，裁判随即吹哨、给出一张黄牌警告。一旁观赛的晓莹向我解释，越南只要碰上印尼的比赛就是这样剑拔弩张，冲突随时一触即发，“赛前我千交代、万交代仪丁，不管对手使出什么手段，都不准动手！”她高声强调，“不然我们的名声就毁了！”

足球场上的冲突，不仅会破坏族裔间的和平，也破坏场地主管单位与使用方的彼此信任关系，导致主管方不再愿意租借给外籍人士使用。

足球，作为在台移工联系的平台，乘载著他们思乡的情绪，如要延续这段情谊与记忆，爆发冲突是最大禁忌；一旦双方在场上上演大乱斗，这一切的努力也将化为乌有。

足球是集体焦虑的再现。在台湾人眼中，他们是一群同质性高的“外国人”，只要一个人犯错，就得连带遭受无法使用足球场地的连坐处罚，这是外籍人士在台湾踢足球所面对的困境与集体焦虑。台湾在他们眼中并非台人自嘲的“足球沙漠”，而是“冷漠”；这样的冷漠来自租借场地的求助无门、特定场地对外籍人士不明所以的限制，以及社会中那隐晦不显、难以言说却心照不宣的“歧视”，在外国人与台湾人之间划下一条界线。

然而，足球应该是是跨文化的沟通媒介，是台湾与世界对话的语汇。颁奖典礼上，一名非洲联队的球迷抢下麦克风，现场高呼“我爱台湾！谢谢台湾！”那一刻，足球仿佛穿透了语言的壁垒及文化的高墙，成为异乡人彼此间心领神会的默契。

在那日的落日余晖中，各队球员纷纷跳入舞池、摇摆著身躯，忘掉生产线上轰隆隆的机具噪音，尽情享受这日全然只属于自己的时光——不属于工厂，而是属于足球与故乡的时光。

（应受访者要求，阿淡、晓莹、仪丁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