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世界全健康大会（World One Health Congress）于11月初在新加坡滨海湾金沙会展中心举行。跟香港不同，新加坡已经解除了COVID-19的绝大部份防疫措施，在新加坡落地不必做核酸测试，也没有强制隔离的规例。早在2022年4月，新加坡已经解除了在室外强制戴口罩的规定，在8月连室内的口罩令也取消了。而新加坡在2021年3月推出的，类似于“安心出行”的手机程式“合力追踪”（Trace Together），以记者所见没有多少人仍在使用，而出入餐厅﹑会议厅或戏院等场所，也没有要求使用“合力追踪”的规定。
在全健康大会举行期间，由淡马锡基金会主办的峰会系列（Temasek Foundation Pinnacle Series），亦邀请了在传染病﹑公共卫生和科学传播的专家和学者，讨论了传染病基因测序﹑疫情讯息传播，以及疫情下社会复原力等议题。而第二日会议的重点，就是COVID-19期间的“讯息流行病”（infodemic）问题－－早在疫情初期的2020年，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就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说：“我们不止要对抗一场大流行病（pandemic），还要对抗一场讯息的大流行（infodemic）。”世卫甚至在2020年2月，为这场“讯息大流行”冠名为“2019-nCOV Infodemic”，并设立专案调查。
在峰会第二天任主讲嘉宾的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教授兼院长伦美（May O. Lwin），是研究科学传播的专家。自疫情之初，她就通过社交媒体如Twitter和Facebook搜集大量文字资料，整理出各国的“公共情绪数据”－－公众情绪是指公众对某种情况或事物的看法或态度，可以是积极的、消极的或中立的。伦美认为，通过类似的社群聆听（social listening），政策制订者可以了解公众如何体验特定的情况或政策，并利用这些信息来更有效地与公众沟通，以促进理想的行为和防止消极的行为。收集到的信息也可以用于未来的大流行病防备和危机管理。
社群聆听（social listening）是一种新兴的研究方法，常用在市场调查和社会学﹑传播学研究上，指利用人工智能等大数据工具，在Twitter﹑Facebook等社群媒体上追踪或观察特定字词﹑句子如何被提及或讨论，然后用搜集得来的数据进行分析。除了用来观察品牌效应外，这种收集数据的方式，最常见的就是用来预测选举。而在COVID-19期间，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出利用社群聆听来对抗讯息大流行，例如认识哪一些是需要回应的谣言，或者对于资源有限的公共卫生通讯人员来说，为了对公共卫生产生最大的影响，最好将资源和精力放在哪里？
而据伦美和南洋理工的团队收集的数据，2020年4月是公共情绪数据的分界线：在COVID-19大流行的早期阶段，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强烈的负面恐惧情绪，但到了4月初，这些情绪已经逐渐被愤怒取代。而这个时候，也是囤积卫生纸和白米等不理性行为开始出现的时候。到了2020年6月，根据团队通过社群聆听方法收集到的大数据，“愤怒”已经是在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情绪。当时各国都开始了封城等防疫措施，而染病率和死亡率都不断上升，人们对于疾病发展过程的不确定性和恐惧感，经社交媒体放大和虚假资讯的驱动，造成了恐慌性购买等负面行为。
伦美表示，社交媒体上的言论会加剧公众的负面情绪，因为诸如疾病的潜在威胁等资讯，都会在社交媒体上被夸大。而网上的假新闻和有偏见的评论也很容易流传，使公众对该疾病的情绪产生偏差。此外，COVID-19是一种快速传播的疾病，比普通流感更难控制，因为传播可能在症状出现之前就已发生。因此，政府关于COVID-19的沟通在遏制公众的负面情绪方面可能会变得不那么有效，可能会造成公众恐慌的情况。
以新加坡为例：虽然新加坡在4月初实行“circuit breaker”（即居家令）措施起，随著染病人数持续上升，公共情绪也渐渐由愤怒主导，恐慌性购买和虚假信息流传明显增加。但到了2020年底，随著各种防疫措施收到预期效果，新加坡政府立刻表示疫情受控，可以放宽各种社交限制，例如群聚人数由五人放宽至八人，旅游景点也可以向新加坡旅游局申论将其容纳人数上限从50％，提到至最高65％；室内音乐表演等人数上限也有增加。
由于措施松紧有科学根据，新加坡的公共情绪，相对欧美各国和周边其他国家（如韩国）一直保持稳定。而通过超过两年的COVID-19大流行研究，伦美发现，更严谨和前后一致的政府危机沟通方式，似乎能令民众有更稳定和平稳的情绪，减少社交媒体上“讯息大流行”的条件。相反，如果防疫政策朝令夕改，或者决策没有一致的﹑有科学根据的基础，民众就更易被社交媒体上的各种虚假讯息影响。
其實這篇文章跟中國當下的抗疫處境是遙相呼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