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珠城中村疫情加速“旧改”？被驱逐与被封控的外来务工者

以新港西路一段马路为划分，这头，是刚解除隔离后的广州海珠城中村的“次密接”，大多为康乐村、鹭江村的农民工，由于村被封控不让进出，他们只能露宿街头；马路那头，则是虽在封控中，但仍然可以外卖、凭通行证出行的居民，他们住在房价平均七八万一平方米的小区里，一抬头就可以看见阳光普照的珠江和广州塔。

这是海珠怡乐某社区住户江晨在11月14日深夜直观感受到的情状。

从10月下旬开始，广州市海珠区Covid-19确诊人数激增。10月23日，广州市海珠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发布通告，海珠区自2022年10月23日16时30分起对广州大道南以东、新港中路以南、艺苑南路以西、敦和路以北区域（除丽影广场、珠影大院外）实行临时管控，实行“人不出区、错峰取物”防控措施。

而是次疫情的主要传播区域，则是以居住着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的康乐村、鹭江等城中村为中心扩散。

11月14日，海珠区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发布通告称，决定在东晓路接昌岗路以东，科韵路以西的范围继续实行防控措施，实行时间延续至2022年11月16日24时。

几乎一夜之间，海珠区居民纷纷开始研究地图，最后终于绘制出了一幅“两头解、中间封”的地理图像。被政策隔开的空间是粗暴直截的，因而也出现了颇为荒诞的场景：一条马路之隔，这边是封控，那边是自由。病毒在这边，家在那边。

封控通告发布的一个小时前，江晨在网上看到求助，大批刚解除次密接的康乐村、鹭江村等居民被困在地铁站旁边的大马路上，滞留者越来越多，食物和席卧用具越来越紧缺。

江晨立刻买了水和面包过去，看到地铁站旁至少已有了两三百人滞留。他随机问了一圈，发现大多都是客村、鹭江、康乐城中村的居民，结束集中隔离后被运回来，但村里封控进不去，想回老家，海珠封区也出不去。无路可走，只能大包小包待在原地。这些人里，最短的也已经待了整整一晚，还有的从前一天早晨就耗在这里，“铺个纸板睡在路边”。

食物一下子就分完了，但江晨心里堵得厉害：“看到白头发的老人坐在车站哭，说他们回不了家了。”

江晨觉得很魔幻，他也被封在海珠区，但家里物资充足，他还能下楼行走，但这些被“封控在露天”的工人却行动受限，无家可归。

广州桥下，席地而卧

人活着需要多少东西？如果不是这次经历，阿俊似乎没有察觉到，除了食物和水，为避降温而必要的衣物、防虫鼠的必备药，最重要的是，一部有充足电量的手机。

广州大桥正位于珠江之上，横跨越秀区与海珠区，连接广州大道南北两段。桥长近1000米，宽24米，桥下通人，往日空旷而平坦，供市民们散步、歌舞消遣之用。

但自2022年11月11日开始，这里变成了无家可归的“红码人”的滞留地。

广西桂林人阿俊在广州做装修工人。11月10日一早，他从居住的海珠区去天河五山做工，晚上结束太晚，便在户主家过了一夜。次日早晨做完核酸后，他发现自己变成了红码，阿俊想，“可能是因为跨区”，那几日海珠区已经陷入了“高风险”境地。

阿俊打电话给海珠区防疫办，对方让他“回家隔离3-7天”，阿俊信了，决定回海珠去隔离。当天下午，经过广州大桥时，交警还提醒他：“你过去就过不来了啊，你要考虑清楚。”

阿俊心想，“既然让我在家隔离，那我就回家。”他跨过了“界限”直奔客村北约，他在那里的一个城中村内租了一间月租金800元的单间。谁知，得知阿俊是红码后，房东将他堵在了外面，“他说我红码会传染整栋楼，整个村”，不再让他回去。

房东叫阿俊去询问本村所属居委会关于隔离的具体政策，但却拒绝告知阿俊居委会电话。最后，即便获得了居委会电话号码，阿俊也一次都没打通过。打给急救120也无济于事，“要么踢给防疫办，要么踢给居委会，要么踢回给120”。

阿俊不得已开始露宿街头。那时候，和他一样的滞留者已经开始多了起来，大多都是无法回城中村的工人、外卖小哥等等，“很多人都是上午出去做工，下午就回不来了”。

彼时的海珠区宛如空城，店铺、餐厅，银行、商场等设施都大门紧闭，这意味着，流浪者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

广州大桥下成了唯一的选择，至少这里有檐可以遮雨避日。

从11月10日晚上到13日，与阿俊一起滞留在广州大桥底下的无家可归者大约达到二十多人。但人数并不是固定的，“有些今天来住一晚，明天就去别的地方住。”仅阿俊知道的，就有一部分在客村桥下，还有一些在康乐村、鹭江村门口，被堵在家门外。

没地方睡觉倒不是最大的问题，店铺关门后，买不到食物，就算有人找到零星还开门的超市，也进不去，“进超市要扫码，一扫就阳性”，阿俊挨着饿，“有的吃就吃，没得吃就不吃。”11日至13日差不多三天，他几乎什么也没吃，好在有大树下的露水可以喝。

13日，大桥底下建了个临时救助站，有工作人员送来一点香蕉和牛奶，那就是很多滞留者们当日唯一的食物。14日开始来了志愿者，送了一点蛋糕和水。

人活着需要多少东西？如果不是这次经历，阿俊觉得自己似乎没有察觉到，除了食物和水，为避降温而必要的衣物、防虫鼠的必备药，最重要的是，一部有充足电量的手机。

前两天，阿俊和几个工友尝试到附近一个公共厕所借电，但被守岗的工作人员制止了，不让用。“现在人都不用现金，（手机）没有电就没有钱，就算进得去超市也没法买，有钱也花不出去。”

好在后来找到了救星：外卖小哥。他的电瓶车可以供大家轮流充电。

住在海珠区琶洲附近的周珊可以持通行证进出社区，11月13日路过广州塔附近时，她就看到那里聚集了大量露宿者。除了农民工，还有外卖小哥、计程车司机，也有的是被雇主告知海珠安全，从佛山赶来做工，谁知就此被封在海珠，室外。

夜晚，周珊看见十几个滞留者在桥下吃盒饭，她本以为这是政府发放的物资，一问才知道，这些都是义工和志愿者送来的食物，“政府根本不管我们，打电话没人接，要么就踢皮球。”

周珊注意到，江边其实有零散的摊位卖盒饭，但一盒16块，对大部分露宿者而言不仅贵而且量少，根本吃不饱。一名鹭江纺织厂的女工到711去买傍晚后打折的面包，店员免费送了她一盒牛奶。来自身边同阶层的善意虽然微小，但这些天，无家可归的人恰是靠着它们支撑下来。

手停，即口停

汪春梅一气之下把村委工作人员的台子掀翻了，“你们不能这么做事的，你们把我们变红码了，又不管我们，不让我们回家。”

湖南人汪春梅是11号晚上到达大桥底下的，抵达时，这里已经横着竖着躺了三四十个人，大部分都是男性，只有两三名和她一样的女工。

汪春梅年底满47岁，在广州待了十几年，平时在珠江新城一带做家政，但她习惯到处兼职，一天三四份工是常态。

11月7日那天早上，汪春梅6点出门，7点到达一家麦当劳干完活儿后，海珠区就被封了。汪春梅暂时回到位于珠江新城的一个家政公司，在办公室里睡了三个晚上，直到11日早上，一觉醒来，她发现自己的健康码莫名其妙变红了。

汪春梅是个怕给人添麻烦的人，她想，“我肯定不能在人家办公室里隔离啊，我不能连累人家啊？”于是按照红码页面的指示，回到海珠区“居家隔离”。

当天中午12点左右，汪春梅到达下渡路赤岗街下渡村，她在这里租了一间单间。谁知，因为红码，村口的大白不让她进去。房东也帮不了她，“房东这个人平时挺热情，平时看到我们老远就喊我们，但这次她说她也没办法。”

保安让汪春梅问村委，大门口贴了两张纸，上面写着联系村委的两串手机号码。汪春梅打不通，心想可能忙线，她便出去逛了两个小时，再回到门口，发现两张纸上的手机号被蒙住了，只留下一个座机号码。

好不容易打通了座机，村委让汪春梅找居委，居委让她找指挥部，指挥部让她打“12345”，“12345”让她找派出所。汪春梅实在是委屈愤懑，一气之下把村委工作人员的台子掀翻了，“你们不能这么做事的，你们把我们变红码了，又不管我们，不让我们回家。”她说，“如果你们不把我变红码，我绝对不会找你们，我自己会想办法吃饭。”

村委威胁她，“你这样我就报警了，”汪春梅就说，“要的就是报警，因为没有人管我们，就是要来人管我们。”但没有用，“他们说红码就是坚决不能进。”

她怎么也想不明白，“三年来我都规规矩矩，从来没有变红（码）过，黄码都没得过。我天天测核酸，测得比吃饭都勤快，现在忽然给我搞个红码，我真的是哑巴吃黄连。”

最后汪春梅还是来到了派出所，但没有人理会她，就让她在那里等，“很多人进进出出，但没有人理我的，就像看不到我们一样”，汪春梅心灰意冷了。

从13、14日开始，有志愿者陆续往大桥下送来水和食物，但对于咫尺外的饼干、面包，汪春梅一个都不想碰，“我是做事的人，劳动的时候才会饿，现在没事干就没有食欲。”

线上，公益人和社工组织志愿者们加入了线上微信群，一周以来，从早到晚紧锣密鼓地分配任务，分秒不停歇。救助内容从滞留者的基本生存用品，到居家隔离亟需就医和药物的孕妈妈，从身陷险境的小动物们，到对接相关的心理辅导帮助……俨然一个灾后救助群聊氛围。

线下，每每过来一个工作人员，阿俊就会同人家讲：“我们是无辜的，”他想不通，“我为国家做过了贡献，到最后却没有人管。”

早知道无家可归，就不该听信天河政府义无反顾从天河回到海珠区。早知道平时对自己和和气气的房东在关键时候也会排斥自己，他就不该抱有希望。阿俊觉得，自从疫情爆发后，一桩桩倒楣事，逐步凸显出他“轻信”的弱点。

10月底，广州疫情爆发后，政府开始筹建方舱医院，阿俊也参与了会展中心方舱医院的建设。他本来没想去的，因为听说建过方舱很可能会被赋红码，还可能要自费隔离，“隔离费，误工费，都要我们自己出”，他担不起这个成本。

但当时介绍他去的一个工头老板哄他说“不用隔离”，阿俊信以为真，便去干了四天，每天400元酬劳，工人们日夜24小时轮流工作，谁知刚结束工作的第二天，他就被赋了红码。

13日，又有人说可以去体育馆睡，那里有集中安置的条件。但汪春梅身边没人愿意去，“那里（体育馆）人多，不透风，我们都怕。”

14日清晨，江晨从滞留在鹭江地铁站附近的农民工那里得知，这部分滞留者目前面临两个选择：要么跟着街道包的大巴去广州南站，买票回老家，要么在这里等着，等到解封为止。

“现在只有这个方案，明天可能有更好的，但我也不确定。”江晨听见滞留者说，“身体是重要的，大家现在还是干净的，可以先回家休息。要理解政府的苦心。”

但依然有很多工友不愿意回去，阿俊也不愿回去，“回家干嘛？这里租着房子800块一个月，行李、工作都在这边，回家什么都没了，还可能多出一笔返乡隔离费。”

“回去过年又太早了，而且我的工作不止一份。”汪春梅也不愿意离开，她提到，她们这种靠双手吃饭的工人，“就是‘手停即口停’”。

这几天一直在做志愿者的周珊在与滞留者们相处的过程中发现，大家不想回家的理由各异，有人因为手机和身份证在露宿的时候被偷了，坐不了火车；有人不想承担几百块甚至上千的隔离费用；有人没带够衣服，而老家的冬天太冷，如果回去就被隔离，不知如何是好。也有人因为老家村民不愿意让自己回去，怕他们带病毒回去影响老人和孩子……

以外来务工人员为主的滞留者们，有的在广州待了两三年，有的待了十几年，对他们而言，广州既熟悉又陌生，陌生的是每天穿梭的高楼大厦，熟悉的生活在充满市井气息和活力，如今却将他们拒之门外的城中村里。

“湖北村”消亡史

曾伯回忆，这片城中村大约在21世纪初就传出过拆迁流言。二十年过去，这附近地铁站也有了，猎德、客村的辉煌，广州“土著”们也都见识过了。“去问哪个广州城中村有房的，谁不想像猎德村的人一样呢？”

此次广州疫情最密集的爆发地，是以康乐村、鹭江村为主的海珠区凤阳街康鹭片区，这是城中村典型的“握手楼”，住宅密集，道路狭窄，管理混乱，常驻人口庞大且复杂，其中大部分都是外来务工者，从事制衣纺织行业。

20世纪90年代，纺织服装业逐渐成为广州的重要支柱性产业。有句话道“全国纺织看华南，华南纺织看中大”，身处“中大纺织商圈”核心区，总面积仅有约1500亩的康乐村、鹭江村，在过去二十多年内不断聚集无数制衣厂、小作坊，至今已达千家，成为全球最大的纺织服装辅料市场，几乎见证了整个珠三角纺织行业的发展变迁。

2021年3月，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康鹭片区城中村日前已聚集了约1万多家店铺、1万多家制衣厂，逾30多万常住居民，且大多数来自湖北。因此，康乐、鹭江也被称为“湖北村”。

在这座鱼龙混杂、纵横交错的纺织王国里，上世纪延续下来的劳动致富原则仍然通行。2019年夏季，记者曾走访康乐村，并从村民们口中得知，在这里，居民的年收入从几万元到上百万元不等。既可以看到用拖车带孩子的年轻夫妇，也可以看到开着保时捷挤进狭窄道路的老板。

村内俨然一个微缩城市，路边摊从猪脚饭到湖北热干面应有尽有，既有华南本地的口味，也有外省人的生活痕迹。主干道上，随处可见蹲在路边举着纸牌招工的工头，见你停留，还会用塑料味的普通话同你攀谈两句。从随便哪个巷口关进去，可能就忽然闯入了一爿星罗棋布的纺织加工厂，织器声和女工们的闲聊嬉笑混杂在一起，这里好像没有真正的大阳天，也似乎也没有真正沉寂下来的黑夜。

直到2020年初疫情爆发，康乐村、鹭江村才真正因务工者的迁出和工期的迟缓而沉寂下来。同年4月初，湖北省解封，回流的打工者才开始慢慢往村内注入活力。不过，与曾经的辉煌时期相比，也早已大受蹉跎。

2020年12月，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挂牌了海珠区凤阳街凤和（康乐村、鹭江村）更新改造项目，改造范围内总建筑面积335.94万平方米，改造投资总金额约为346.67亿元，其中，复建安置资金约250.77亿元。康乐村旧村改造计划公布，大大小小制衣厂、小作坊即将慢慢撤离。

而据界面新闻报道，早在2019年4月，合生创展就与鹭江村、康乐村签订了旧村改造合作意向协议。2020年12月4日，该旧改项目正式挂牌，投资总金额高达约346.67亿元，是广州旧改公开招商以来，投资总额最大的专案。

其实这一片区的旧改被提及已有二十年之久，但或许谁都没想到，真正推进“旧改”的是疫情。近期，网上流传出一份有村委盖章的文件，显示本轮疫情结束后，一个月内要求外来务工人员离开本村，开展旧改工程。虽未能联系到村委成员证实真伪，但根据租住在康乐村的湖北外来务工人员所言，确有此事。滞留者群体内也有消息称，政府将借这次疫情要求外来务工人员于一个月内离开城中村，以便开展旧改工程。

与基层务工者不同，对于城中村改建，本地人未必持抵触与恐慌心态。近耳顺之年的曾伯，在城中村拥有一栋四层高的楼房，一个月能收上八千元的房租。曾伯对旧改项目中康乐村村民的评价，是“因祸得福”。据曾伯回忆，这片城中村大约在21世纪初就传出过拆迁流言，甚至当时已经传出过几版规划方案。但二十年过去了，他还是“只能收平租”。二十年间，这附近的地铁站也有了，猎德、客村的辉煌广州“土著”们也都见识过了。“去问哪个广州城中村有房的，谁不想像猎德村的人一样呢？”

位于珠江新城南部、比邻临江大道的猎德村，堪称广州城中村“华丽变身”的第一个“食蟹者”。自2007年开始的拆迁计划，让这片曾经的农田摇身一变为高楼大厦林立的现代都市，房价地价自然跟着水涨船高。而作为羊城的独特城市代表之一，城中村的逐步消失，在本地人内部每每掀起争议，对于外来务工者，则意味着可容身的家园越来越少。

白纸黑字的“改造”，与这次由疫情掀起的“隔离”和“无家可归”，相互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

11月13日，网传一份海珠区凤阳街凤和经济联合社发布的《告知书》，告知对象是“凤和康鹭片区广大居民群众及全体出租屋主”，称“由于前期规划的欠缺及来穗务工人员的大量聚集”，康鹭片区“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道路狭窄，存在较大的消防安全隐患。二是人口密集，日常生活垃圾较多，保洁及垃圾转运力量不足，导致环境‘脏、乱、差’问题普遍存在……为了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优化居住环境和工作环境，尽快战胜疫情保障广大居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凤和联社将对康鹭片区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综和治理工作。”

至于具体的治理方法，则是对城中村居民及租户都提出了“暂时返乡或投靠亲友”的要求。

事实上，城中村内的寂静和危机气息，在这轮疫情反复上演的一次次静默中已凝结成网，钳持、笼罩着村里的每一名外来务工者。

停摆的城中村与七份通告

“三天”在当下早已不是一个确数，而代表着无限期延迟的未知数。

10月23日，“广州海珠发布”公众号发布了《关于加强社会面疫情防控措施的通告（一）》，要求区内中小学停止线下教学。次日起，三年级的小皓开始在家上网课。小皓住在与珠江仅有百米之隔的一个城中村内，地图上显示为堑口·百睦围院小区。但内部其实是典型的城中村式“握手楼”，楼间距小，天光遮住一半。但这儿地理便利，到地铁市二宫站不足一公里，地铁口周围有近百家商铺。

阿强的连锁面包店，就在市二宫地铁站附近。

6日早上，阿强收到街道通知，要求各店家拉下一半卷闸门。两天前，海珠区政府发布了《海珠区关于强化社会面疫情防控措施的通告（七）》，要求除了部分必要店铺与餐饮类企业（只提供快递外卖服务）等场所可以运行外，其余经营性场所一律暂停营业。而任何餐饮行业，都要求拉下一半卷闸门。

不过，面包店不同于外卖饭店，前者是需要靠开门迎客来赚钱的，因此阿强没有执行这一要求，并且他观察到，其实几乎所有在营业的商铺都没有执行这一要求。在大城市里讨生活，受不住一日无收。

但防疫人员还是找上门来，并要求阿强关店。阿强情绪激动起来大喊：“我又没有让人进来堂食，他们来这里打个包就走，我做的也是餐饮为什么不可以开，还要不要人做生意……”在阿强的强势下，防疫工作人员最终“通融”了，允许他继续营业。

8日下午，街道商铺群里，街道办发布群公告，要求9、10、11日三天，所有店铺全部关门，不得营业，之前允许的打包和外卖服务也不能再进行。但这一要求在海珠区官方自媒体平台上没有任何通告档，而仅仅存在于街道微信群和口头通知。

“三天”在当下早已不是一个确数，而代表着无限期延迟的未知数。当天晚上，店铺员工们招揽路人的吆喝不约而同变成了“快买啊，后面三天不营业了啊”。

9日，海珠区几乎所有商铺都闭店停业了，住在村里的河南少年小佳从那时才开始感觉“疫情好像很严重”。当天中午，小佳打算去常吃的一家地铁口北方拉面店打包午饭，发现店铺大门紧闭，其他餐饮店也全都闭不待客。

工地也加强了管控。由于自从跟随父亲来到广州后，小佳一直没有自己的健康码，他便不能向以前那样跟随父亲去工地帮手。他开始思念家乡，但父亲告诉他，日增几千例的广州早已被老家村委列入了“黑名单”，不允许目前在广州的村民返回河南家乡。

今年硕士毕业的李亮也住在百睦围院小区，之前实习的时候，她因动辄封校行动不便而选择在外租住。现在有了正式工作，即便每天通勤来回需要两小时，李亮也很喜欢城中村里的生活。平时下班回家，不想做饭就花20元能解决晚餐，尽管城中村男性居多，她也不觉得危险，光膀子坐在路边抽烟看着她的建筑工人、加班回来后骑着电动车风驰电掣还吹着口哨的外卖小哥，反而让她感受到一份大城市生活罕见的烟火气。

11月6日开始，李亮开始居家办公，9日晚，她发现所有的商铺都关门了，无处可打包晚饭。失望回家的途中，她突然发现，没有了沿路商铺的灯光，“大马路简直比城中村小路还黑”，反而是城中村小路因极窄的间距铺满了各家灯火，在她心里，这灯光比大马路上高高在上的路灯要亮堂许多。

由于通告（七）要求居民减少流动，做完核酸后就要立刻返回家中，这意味着，小皓的“自由生活”不得不结束，因为他得与爸爸妈妈一块儿禁足在家中。

6日下午，小皓忽然听到附近楼有女孩在大笑，他听了一会儿，向窗外喊着问道：“你在玩什么啊？”。没想到女孩真的有了回应。两个小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对谈起来，小皓知道了女孩叫小畅，上一年级，而且跟自己在同一所小学。

小皓妈妈和丈夫二人都是工薪白领，从粤西到广州已有十几年，住在这个城中村也有五年了。这里通勤方便，且附近有五所公立小学，小皓妈妈知道，像小皓这个年纪的孩子在家里是闲不住的，与其让他在逼仄的房间里翻腾，不如就让他冲着窗外喊一喊。

但奇怪的是，在小皓妈妈印象里，这个城中村隔音差劲，平时常有人来敲门投诉让小皓安静点，但这一次，小皓连喊了好几天下午，却从没被人投诉过。

尾声

14日，汪春梅发现自己的码变绿后，回到城中村门口，却依然不被放行，理由是：“你都在外面这么多天了，超过一周了。”汪春梅摸不着头脑，红码绿码都不能进，入口、出路，被堵死了。

不论怎么被阻拦，汪春梅必须回城中村内，因为她今年20岁的大女儿仍被封在出租房里。

汪春梅和丈夫有三个孩子，原本一家人都在广州打工，丈夫在中山大学校园里做软装。前两年，二儿子经历青春期叛逆，汪春梅觉得管不住他，就让老公带着儿子回老家，她和大女儿留在广州。

女儿在滨江中路职业学校念了五年书，现在在沥滘工作，“跟别人卖东西”。汪春梅经常劝她，“你还是要去读个本科，女孩子不能没有学历。”她想，年轻人不像他们，再打几年工就差不多了，“她（女儿）还有这么多年的路要走。”

在今年以前，汪春梅对广州的印象很好，她也感觉得到自己是被这座城市欢迎、需要的，“气候暖和，本地人对我也很好”，最重要的是，她身上有广府人喜欢的务实、勤快、肯吃苦等特质，走到哪里都能找到工，“如果没有疫情，我的收入随随便便几千块。”

10月26日，汪春梅到海珠区一户人家做家政时，不慎被封在社区整整7天。那次，户主让她在自家沙发上睡了整整七天，用户主的衣服、毛巾，一周内，社区里也有很多户主拜托她来家里搞卫生，给她算了工费，这些都让汪春梅蛮感动，“这是个有温度的城市”。

而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已开始由秋入冬，广州的白天虽仍然燠热，环绕天桥的木棉花也还开着。但汪春梅明显感觉得到，这几天的晚上，“降温得厉害”。

11月14日凌晨，海珠区发布《海珠区关于继续强化部分区域疫情防控措施的通告》通告显示：经专家综合研判，决定在东晓路接昌岗路以东，科韵路以西的范围继续实行《海珠区关于强化全域疫情防控措施的通告》的防控措施，实行时间延续至2022年11月16日24时。

百睦围院小区不在此范围内。这意味着，小皓、小佳、曾伯和阿强都暂时复得了自由，该区域地铁和市路面交通恢复、餐饮店铺也在关闭6天后可以正常营业，虽然继续不允许堂食。

李亮在15日正式返回公司上班，晚上出了地铁后，她看到几乎所有商铺都正常亮起了灯光，虽然路上还是很冷清。她决定今晚大吃一顿，买很多东西。因为不知道下次看不到灯光，会在什么时候来临。

应受访者要求，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