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珠城中村疫情加速「舊改」？被驅逐與被封控的外來務工者

以新港西路一段馬路為劃分，這頭，是剛解除隔離後的廣州海珠城中村的「次密接」，大多為康樂村、鷺江村的農民工，由於村被封控不讓進出，他們只能露宿街頭；馬路那頭，則是雖在封控中，但仍然可以外賣、憑通行證出行的居民，他們住在房價平均七八萬一平方米的小區裏，一抬頭就可以看見陽光普照的珠江和廣州塔。

這是海珠怡樂某社區住戶江晨在11月14日深夜直觀感受到的情狀。

從10月下旬開始，廣州市海珠區Covid-19確診人數激增。10月23日，廣州市海珠區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辦公室發布通告，海珠區自2022年10月23日16時30分起對廣州大道南以東、新港中路以南、藝苑南路以西、敦和路以北區域（除麗影廣場、珠影大院外）實行臨時管控，實行「人不出區、錯峰取物」防控措施。

而是次疫情的主要傳播區域，則是以居住着大量外來務工人員的康樂村、鷺江等城中村為中心擴散。

11月14日，海珠區新冠疫情防控指揮部辦公室發布通告稱，決定在東曉路接昌崗路以東，科韻路以西的範圍繼續實行防控措施，實行時間延續至2022年11月16日24時。

幾乎一夜之間，海珠區居民紛紛開始研究地圖，最後終於繪製出了一幅「兩頭解、中間封」的地理圖像。被政策隔開的空間是粗暴直截的，因而也出現了頗為荒誕的場景：一條馬路之隔，這邊是封控，那邊是自由。病毒在這邊，家在那邊。

封控通告發布的一個小時前，江晨在網上看到求助，大批剛解除次密接的康樂村、鷺江村等居民被困在地鐵站旁邊的大馬路上，滯留者越來越多，食物和席臥用具越來越緊缺。

江晨立刻買了水和麵包過去，看到地鐵站旁至少已有了兩三百人滯留。他隨機問了一圈，發現大多都是客村、鷺江、康樂城中村的居民，結束集中隔離後被運回來，但村裏封控進不去，想回老家，海珠封區也出不去。無路可走，只能大包小包待在原地。這些人裏，最短的也已經待了整整一晚，還有的從前一天早晨就耗在這裏，「鋪個紙板睡在路邊」。

食物一下子就分完了，但江晨心裏堵得厲害：「看到白頭髮的老人坐在車站哭，說他們回不了家了。」

江晨覺得很魔幻，他也被封在海珠區，但家裏物資充足，他還能下樓行走，但這些被「封控在露天」的工人卻行動受限，無家可歸。

廣州橋下，席地而臥

人活着需要多少東西？如果不是這次經歷，阿俊似乎沒有察覺到，除了食物和水，為避降溫而必要的衣物、防蟲鼠的必備藥，最重要的是，一部有充足電量的手機。

廣州大橋正位於珠江之上，橫跨越秀區與海珠區，連接廣州大道南北兩段。橋長近1000米，寬24米，橋下通人，往日空曠而平坦，供市民們散步、歌舞消遣之用。

但自2022年11月11日開始，這裏變成了無家可歸的「紅碼人」的滯留地。

廣西桂林人阿俊在廣州做裝修工人。11月10日一早，他從居住的海珠區去天河五山做工，晚上結束太晚，便在戶主家過了一夜。次日早晨做完核酸後，他發現自己變成了紅碼，阿俊想，「可能是因為跨區」，那幾日海珠區已經陷入了「高風險」境地。

阿俊打電話給海珠區防疫辦，對方讓他「回家隔離3-7天」，阿俊信了，決定回海珠去隔離。當天下午，經過廣州大橋時，交警還提醒他：「你過去就過不來了啊，你要考慮清楚。」

阿俊心想，「既然讓我在家隔離，那我就回家。」他跨過了「界限」直奔客村北約，他在那裏的一個城中村內租了一間月租金800元的單間。誰知，得知阿俊是紅碼後，房東將他堵在了外面，「他說我紅碼會傳染整棟樓，整個村」，不再讓他回去。

房東叫阿俊去詢問本村所屬居委會關於隔離的具體政策，但卻拒絕告知阿俊居委會電話。最後，即便獲得了居委會電話號碼，阿俊也一次都沒打通過。打給急救120也無濟於事，「要麼踢給防疫辦，要麼踢給居委會，要麼踢回給120」。

阿俊不得已開始露宿街頭。那時候，和他一樣的滯留者已經開始多了起來，大多都是無法回城中村的工人、外賣小哥等等，「很多人都是上午出去做工，下午就回不來了」。

彼時的海珠區宛如空城，店鋪、餐廳，銀行、商場等設施都大門緊閉，這意味着，流浪者找不到任何一個可以遮風避雨的地方。

廣州大橋下成了唯一的選擇，至少這裏有檐可以遮雨避日。

從11月10日晚上到13日，與阿俊一起滯留在廣州大橋底下的無家可歸者大約達到二十多人。但人數並不是固定的，「有些今天來住一晚，明天就去別的地方住。」僅阿俊知道的，就有一部分在客村橋下，還有一些在康樂村、鷺江村門口，被堵在家門外。

沒地方睡覺倒不是最大的問題，店鋪關門後，買不到食物，就算有人找到零星還開門的超市，也進不去，「進超市要掃碼，一掃就陽性」，阿俊挨着餓，「有的吃就吃，沒得吃就不吃。」11日至13日差不多三天，他幾乎什麼也沒吃，好在有大樹下的露水可以喝。

13日，大橋底下建了個臨時救助站，有工作人員送來一點香蕉和牛奶，那就是很多滯留者們當日唯一的食物。14日開始來了志願者，送了一點蛋糕和水。

人活着需要多少東西？如果不是這次經歷，阿俊覺得自己似乎沒有察覺到，除了食物和水，為避降溫而必要的衣物、防蟲鼠的必備藥，最重要的是，一部有充足電量的手機。

前兩天，阿俊和幾個工友嘗試到附近一個公共廁所借電，但被守崗的工作人員制止了，不讓用。「現在人都不用現金，（手機）沒有電就沒有錢，就算進得去超市也沒法買，有錢也花不出去。」

好在後來找到了救星：外賣小哥。他的電瓶車可以供大家輪流充電。

住在海珠區琶洲附近的周珊可以持通行證進出社區，11月13日路過廣州塔附近時，她就看到那裏聚集了大量露宿者。除了農民工，還有外賣小哥、計程車司機，也有的是被僱主告知海珠安全，從佛山趕來做工，誰知就此被封在海珠，室外。

夜晚，周珊看見十幾個滯留者在橋下吃盒飯，她本以為這是政府發放的物資，一問才知道，這些都是義工和志願者送來的食物，「政府根本不管我們，打電話沒人接，要麼就踢皮球。」

周珊注意到，江邊其實有零散的攤位賣盒飯，但一盒16塊，對大部分露宿者而言不僅貴而且量少，根本吃不飽。一名鷺江紡織廠的女工到711去買傍晚後打折的麵包，店員免費送了她一盒牛奶。來自身邊同階層的善意雖然微小，但這些天，無家可歸的人恰是靠着它們支撐下來。

手停，即口停

汪春梅一氣之下把村委工作人員的台子掀翻了，「你們不能這麼做事的，你們把我們變紅碼了，又不管我們，不讓我們回家。」

湖南人汪春梅是11號晚上到達大橋底下的，抵達時，這裏已經橫着豎着躺了三四十個人，大部分都是男性，只有兩三名和她一樣的女工。

汪春梅年底滿47歲，在廣州待了十幾年，平時在珠江新城一帶做家政，但她習慣到處兼職，一天三四份工是常態。

11月7日那天早上，汪春梅6點出門，7點到達一家麥當勞幹完活兒後，海珠區就被封了。汪春梅暫時回到位於珠江新城的一個家政公司，在辦公室裏睡了三個晚上，直到11日早上，一覺醒來，她發現自己的健康碼莫名其妙變紅了。

汪春梅是個怕給人添麻煩的人，她想，「我肯定不能在人家辦公室裏隔離啊，我不能連累人家啊？」於是按照紅碼頁面的指示，回到海珠區「居家隔離」。

當天中午12點左右，汪春梅到達下渡路赤崗街下渡村，她在這裏租了一間單間。誰知，因為紅碼，村口的大白不讓她進去。房東也幫不了她，「房東這個人平時挺熱情，平時看到我們老遠就喊我們，但這次她說她也沒辦法。」

保安讓汪春梅問村委，大門口貼了兩張紙，上面寫着聯繫村委的兩串手機號碼。汪春梅打不通，心想可能忙線，她便出去逛了兩個小時，再回到門口，發現兩張紙上的手機號被矇住了，只留下一個座機號碼。

好不容易打通了座機，村委讓汪春梅找居委，居委讓她找指揮部，指揮部讓她打「12345」，「12345」讓她找派出所。汪春梅實在是委屈憤懣，一氣之下把村委工作人員的台子掀翻了，「你們不能這麼做事的，你們把我們變紅碼了，又不管我們，不讓我們回家。」她說，「如果你們不把我變紅碼，我絕對不會找你們，我自己會想辦法吃飯。」

村委威脅她，「你這樣我就報警了，」汪春梅就說，「要的就是報警，因為沒有人管我們，就是要來人管我們。」但沒有用，「他們說紅碼就是堅決不能進。」

她怎麼也想不明白，「三年來我都規規矩矩，從來沒有變紅（碼）過，黃碼都沒得過。我天天測核酸，測得比吃飯都勤快，現在忽然給我搞個紅碼，我真的是啞巴吃黃連。」

最後汪春梅還是來到了派出所，但沒有人理會她，就讓她在那裏等，「很多人進進出出，但沒有人理我的，就像看不到我們一樣」，汪春梅心灰意冷了。

從13、14日開始，有志願者陸續往大橋下送來水和食物，但對於咫尺外的餅乾、麵包，汪春梅一個都不想碰，「我是做事的人，勞動的時候才會餓，現在沒事幹就沒有食慾。」

線上，公益人和社工組織志願者們加入了線上微信群，一週以來，從早到晚緊鑼密鼓地分配任務，分秒不停歇。救助內容從滯留者的基本生存用品，到居家隔離亟需就醫和藥物的孕媽媽，從身陷險境的小動物們，到對接相關的心理輔導幫助……儼然一個災後救助群聊氛圍。

線下，每每過來一個工作人員，阿俊就會同人家講：「我們是無辜的，」他想不通，「我為國家做過了貢獻，到最後卻沒有人管。」

早知道無家可歸，就不該聽信天河政府義無反顧從天河回到海珠區。早知道平時對自己和和氣氣的房東在關鍵時候也會排斥自己，他就不該抱有希望。阿俊覺得，自從疫情爆發後，一樁樁倒楣事，逐步凸顯出他「輕信」的弱點。

10月底，廣州疫情爆發後，政府開始籌建方艙醫院，阿俊也參與了會展中心方艙醫院的建設。他本來沒想去的，因為聽說建過方艙很可能會被賦紅碼，還可能要自費隔離，「隔離費，誤工費，都要我們自己出」，他擔不起這個成本。

但當時介紹他去的一個工頭老闆哄他說「不用隔離」，阿俊信以為真，便去幹了四天，每天400元酬勞，工人們日夜24小時輪流工作，誰知剛結束工作的第二天，他就被賦了紅碼。

13日，又有人說可以去體育館睡，那裏有集中安置的條件。但汪春梅身邊沒人願意去，「那裏（體育館）人多，不透風，我們都怕。」

14日清晨，江晨從滯留在鷺江地鐵站附近的農民工那裏得知，這部分滯留者目前面臨兩個選擇：要麼跟着街道包的大巴去廣州南站，買票回老家，要麼在這裏等着，等到解封為止。

「現在只有這個方案，明天可能有更好的，但我也不確定。」江晨聽見滯留者說，「身體是重要的，大家現在還是乾淨的，可以先回家休息。要理解政府的苦心。」

但依然有很多工友不願意回去，阿俊也不願回去，「回家幹嘛？這裏租着房子800塊一個月，行李、工作都在這邊，回家什麼都沒了，還可能多出一筆返鄉隔離費。」

「回去過年又太早了，而且我的工作不止一份。」汪春梅也不願意離開，她提到，她們這種靠雙手吃飯的工人，「就是『手停即口停』」。

這幾天一直在做志願者的周珊在與滯留者們相處的過程中發現，大家不想回家的理由各異，有人因為手機和身份證在露宿的時候被偷了，坐不了火車；有人不想承擔幾百塊甚至上千的隔離費用；有人沒帶夠衣服，而老家的冬天太冷，如果回去就被隔離，不知如何是好。也有人因為老家村民不願意讓自己回去，怕他們帶病毒回去影響老人和孩子……

以外來務工人員為主的滯留者們，有的在廣州待了兩三年，有的待了十幾年，對他們而言，廣州既熟悉又陌生，陌生的是每天穿梭的高樓大廈，熟悉的生活在充滿市井氣息和活力，如今卻將他們拒之門外的城中村裏。

「湖北村」消亡史

曾伯回憶，這片城中村大約在21世紀初就傳出過拆遷流言。二十年過去，這附近地鐵站也有了，獵德、客村的輝煌，廣州「土著」們也都見識過了。「去問哪個廣州城中村有房的，誰不想像獵德村的人一樣呢？」

此次廣州疫情最密集的爆發地，是以康樂村、鷺江村為主的海珠區鳳陽街康鷺片區，這是城中村典型的「握手樓」，住宅密集，道路狹窄，管理混亂，常駐人口龐大且複雜，其中大部分都是外來務工者，從事製衣紡織行業。

20世紀90年代，紡織服裝業逐漸成為廣州的重要支柱性產業。有句話道「全國紡織看華南，華南紡織看中大」，身處「中大紡織商圈」核心區，總面積僅有約1500畝的康樂村、鷺江村，在過去二十多年內不斷聚集無數製衣廠、小作坊，至今已達千家，成為全球最大的紡織服裝輔料市場，幾乎見證了整個珠三角紡織行業的發展變遷。

2021年3月，據南方人物週刊報道，康鷺片區城中村日前已聚集了約1萬多家店鋪、1萬多家製衣廠，逾30多萬常住居民，且大多數來自湖北。因此，康樂、鷺江也被稱為「湖北村」。

在這座魚龍混雜、縱橫交錯的紡織王國裏，上世紀延續下來的勞動致富原則仍然通行。2019年夏季，記者曾走訪康樂村，並從村民們口中得知，在這裏，居民的年收入從幾萬元到上百萬元不等。既可以看到用拖車帶孩子的年輕夫婦，也可以看到開着保時捷擠進狹窄道路的老闆。

村內儼然一個微縮城市，路邊攤從豬腳飯到湖北熱乾麵應有盡有，既有華南本地的口味，也有外省人的生活痕跡。主幹道上，隨處可見蹲在路邊舉着紙牌招工的工頭，見你停留，還會用塑料味的普通話同你攀談兩句。從隨便哪個巷口關進去，可能就忽然闖入了一爿星羅棋布的紡織加工廠，織器聲和女工們的閒聊嬉笑混雜在一起，這裏好像沒有真正的大陽天，也似乎也沒有真正沉寂下來的黑夜。

直到2020年初疫情爆發，康樂村、鷺江村才真正因務工者的遷出和工期的遲緩而沉寂下來。同年4月初，湖北省解封，迴流的打工者才開始慢慢往村內注入活力。不過，與曾經的輝煌時期相比，也早已大受蹉跎。

2020年12月，廣州公共資源交易中心掛牌了海珠區鳳陽街鳳和（康樂村、鷺江村）更新改造項目，改造範圍內總建築面積335.94萬平方米，改造投資總金額約為346.67億元，其中，復建安置資金約250.77億元。康樂村舊村改造計劃公布，大大小小製衣廠、小作坊即將慢慢撤離。

而據界面新聞報道，早在2019年4月，合生創展就與鷺江村、康樂村簽訂了舊村改造合作意向協議。2020年12月4日，該舊改項目正式掛牌，投資總金額高達約346.67億元，是廣州舊改公開招商以來，投資總額最大的專案。

其實這一片區的舊改被提及已有二十年之久，但或許誰都沒想到，真正推進「舊改」的是疫情。近期，網上流傳出一份有村委蓋章的文件，顯示本輪疫情結束後，一個月內要求外來務工人員離開本村，開展舊改工程。雖未能聯繫到村委成員證實真僞，但根據租住在康樂村的湖北外來務工人員所言，確有此事。滯留者群體內也有消息稱，政府將借這次疫情要求外來務工人員於一個月內離開城中村，以便開展舊改工程。

與基層務工者不同，對於城中村改建，本地人未必持牴觸與恐慌心態。近耳順之年的曾伯，在城中村擁有一棟四層高的樓房，一個月能收上八千元的房租。曾伯對舊改項目中康樂村村民的評價，是「因禍得福」。據曾伯回憶，這片城中村大約在21世紀初就傳出過拆遷流言，甚至當時已經傳出過幾版規劃方案。但二十年過去了，他還是「只能收平租」。二十年間，這附近的地鐵站也有了，獵德、客村的輝煌廣州「土著」們也都見識過了。「去問哪個廣州城中村有房的，誰不想像獵德村的人一樣呢？」

位於珠江新城南部、比鄰臨江大道的獵德村，堪稱廣州城中村「華麗變身」的第一個「食蟹者」。自2007年開始的拆遷計劃，讓這片曾經的農田搖身一變為高樓大廈林立的現代都市，房價地價自然跟着水漲船高。而作為羊城的獨特城市代表之一，城中村的逐步消失，在本地人內部每每掀起爭議，對於外來務工者，則意味着可容身的家園越來越少。

白紙黑字的「改造」，與這次由疫情掀起的「隔離」和「無家可歸」，相互之間是否有某種聯繫？

11月13日，網傳一份海珠區鳳陽街鳳和經濟聯合社發布的《告知書》，告知對象是「鳳和康鷺片區廣大居民群衆及全體出租屋主」，稱「由於前期規劃的欠缺及來穗務工人員的大量聚集」，康鷺片區「存在以下幾個問題：一是基礎設施建設滯後，道路狹窄，存在較大的消防安全隱患。二是人口密集，日常生活垃圾較多，保潔及垃圾轉運力量不足，導致環境『髒、亂、差』問題普遍存在……為了排除消防安全隱患、優化居住環境和工作環境，儘快戰勝疫情保障廣大居民群衆的身體健康，鳳和聯社將對康鷺片區開展為期一個月的綜和治理工作。」

至於具體的治理方法，則是對城中村居民及租戶都提出了「暫時返鄉或投靠親友」的要求。

事實上，城中村內的寂靜和危機氣息，在這輪疫情反覆上演的一次次靜默中已凝結成網，鉗持、籠罩着村裏的每一名外來務工者。

停擺的城中村與七份通告

「三天」在當下早已不是一個確數，而代表着無限期延遲的未知數。

10月23日，「廣州海珠發布」公衆號發布了《關於加強社會面疫情防控措施的通告（一）》，要求區內中小學停止線下教學。次日起，三年級的小皓開始在家上網課。小皓住在與珠江僅有百米之隔的一個城中村內，地圖上顯示為塹口·百睦圍院小區。但內部其實是典型的城中村式「握手樓」，樓間距小，天光遮住一半。但這兒地理便利，到地鐵市二宮站不足一公里，地鐵口周圍有近百家商鋪。

阿強的連鎖麵包店，就在市二宮地鐵站附近。

6日早上，阿強收到街道通知，要求各店家拉下一半卷閘門。兩天前，海珠區政府發布了《海珠區關於強化社會面疫情防控措施的通告（七）》，要求除了部分必要店鋪與餐飲類企業（只提供快遞外賣服務）等場所可以運行外，其餘經營性場所一律暫停營業。而任何餐飲行業，都要求拉下一半卷閘門。

不過，麵包店不同於外賣飯店，前者是需要靠開門迎客來賺錢的，因此阿強沒有執行這一要求，並且他觀察到，其實幾乎所有在營業的商鋪都沒有執行這一要求。在大城市裏討生活，受不住一日無收。

但防疫人員還是找上門來，並要求阿強關店。阿強情緒激動起來大喊：「我又沒有讓人進來堂食，他們來這裏打個包就走，我做的也是餐飲為什麼不可以開，還要不要人做生意……」在阿強的強勢下，防疫工作人員最終「通融」了，允許他繼續營業。

8日下午，街道商鋪群裏，街道辦發布群公告，要求9、10、11日三天，所有店鋪全部關門，不得營業，之前允許的打包和外賣服務也不能再進行。但這一要求在海珠區官方自媒體平台上沒有任何通告檔，而僅僅存在於街道微信群和口頭通知。

「三天」在當下早已不是一個確數，而代表着無限期延遲的未知數。當天晚上，店鋪員工們招攬路人的吆喝不約而同變成了「快買啊，後面三天不營業了啊」。

9日，海珠區幾乎所有商鋪都閉店停業了，住在村裏的河南少年小佳從那時才開始感覺「疫情好像很嚴重」。當天中午，小佳打算去常吃的一家地鐵口北方拉面店打包午飯，發現店鋪大門緊閉，其他餐飲店也全都閉不待客。

工地也加強了管控。由於自從跟隨父親來到廣州後，小佳一直沒有自己的健康碼，他便不能向以前那樣跟隨父親去工地幫手。他開始思念家鄉，但父親告訴他，日增幾千例的廣州早已被老家村委列入了「黑名單」，不允許目前在廣州的村民返回河南家鄉。

今年碩士畢業的李亮也住在百睦圍院小區，之前實習的時候，她因動輒封校行動不便而選擇在外租住。現在有了正式工作，即便每天通勤來回需要兩小時，李亮也很喜歡城中村裏的生活。平時下班回家，不想做飯就花20元能解決晚餐，儘管城中村男性居多，她也不覺得危險，光膀子坐在路邊抽菸看着她的建築工人、加班回來後騎着電動車風馳電掣還吹着口哨的外賣小哥，反而讓她感受到一份大城市生活罕見的煙火氣。

11月6日開始，李亮開始居家辦公，9日晚，她發現所有的商鋪都關門了，無處可打包晚飯。失望回家的途中，她突然發現，沒有了沿路商鋪的燈光，「大馬路簡直比城中村小路還黑」，反而是城中村小路因極窄的間距鋪滿了各家燈火，在她心裏，這燈光比大馬路上高高在上的路燈要亮堂許多。

由於通告（七）要求居民減少流動，做完核酸後就要立刻返回家中，這意味着，小皓的「自由生活」不得不結束，因為他得與爸爸媽媽一塊兒禁足在家中。

6日下午，小皓忽然聽到附近樓有女孩在大笑，他聽了一會兒，向窗外喊着問道：「你在玩什麼啊？」。沒想到女孩真的有了回應。兩個小人你一言我一語地對談起來，小皓知道了女孩叫小暢，上一年級，而且跟自己在同一所小學。

小皓媽媽和丈夫二人都是工薪白領，從粵西到廣州已有十幾年，住在這個城中村也有五年了。這裏通勤方便，且附近有五所公立小學，小皓媽媽知道，像小皓這個年紀的孩子在家裏是閒不住的，與其讓他在逼仄的房間裏翻騰，不如就讓他衝着窗外喊一喊。

但奇怪的是，在小皓媽媽印象裏，這個城中村隔音差勁，平時常有人來敲門投訴讓小皓安靜點，但這一次，小皓連喊了好幾天下午，卻從沒被人投訴過。

尾聲

14日，汪春梅發現自己的碼變綠後，回到城中村門口，卻依然不被放行，理由是：「你都在外面這麼多天了，超過一週了。」汪春梅摸不着頭腦，紅碼綠碼都不能進，入口、出路，被堵死了。

不論怎麼被阻攔，汪春梅必須回城中村內，因為她今年20歲的大女兒仍被封在出租房裏。

汪春梅和丈夫有三個孩子，原本一家人都在廣州打工，丈夫在中山大學校園裏做軟裝。前兩年，二兒子經歷青春期叛逆，汪春梅覺得管不住他，就讓老公帶着兒子回老家，她和大女兒留在廣州。

女兒在濱江中路職業學校唸了五年書，現在在瀝滘工作，「跟別人賣東西」。汪春梅經常勸她，「你還是要去讀個本科，女孩子不能沒有學歷。」她想，年輕人不像他們，再打幾年工就差不多了，「她（女兒）還有這麼多年的路要走。」

在今年以前，汪春梅對廣州的印象很好，她也感覺得到自己是被這座城市歡迎、需要的，「氣候暖和，本地人對我也很好」，最重要的是，她身上有廣府人喜歡的務實、勤快、肯吃苦等特質，走到哪裏都能找到工，「如果沒有疫情，我的收入隨隨便便幾千塊。」

10月26日，汪春梅到海珠區一戶人家做家政時，不慎被封在社區整整7天。那次，戶主讓她在自家沙發上睡了整整七天，用戶主的衣服、毛巾，一週內，社區裏也有很多戶主拜託她來家裏搞衛生，給她算了工費，這些都讓汪春梅蠻感動，「這是個有溫度的城市」。

而現在，全國大部分地區已開始由秋入冬，廣州的白天雖仍然燠熱，環繞天橋的木棉花也還開着。但汪春梅明顯感覺得到，這幾天的晚上，「降溫得厲害」。

11月14日凌晨，海珠區發布《海珠區關於繼續強化部分區域疫情防控措施的通告》通告顯示：經專家綜合研判，決定在東曉路接昌崗路以東，科韻路以西的範圍繼續實行《海珠區關於強化全域疫情防控措施的通告》的防控措施，實行時間延續至2022年11月16日24時。

百睦圍院小區不在此範圍內。這意味着，小皓、小佳、曾伯和阿強都暫時復得了自由，該區域地鐵和市路面交通恢復、餐飲店鋪也在關閉6天后可以正常營業，雖然繼續不允許堂食。

李亮在15日正式返回公司上班，晚上出了地鐵後，她看到幾乎所有商鋪都正常亮起了燈光，雖然路上還是很冷清。她決定今晚大吃一頓，買很多東西。因為不知道下次看不到燈光，會在什麼時候來臨。

應受訪者要求，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