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看卡塔尔世界杯：疫后首个国际盛事背后，有多少看不见的成本？

〔编者按〕今日（11月20日）是卡塔尔男足世界杯开幕日。自2010年卡塔尔获世杯主办权始，关于卡塔尔劳工权益问题的争议就不绝于耳；十二年过去，这场史上成本最高的国际盛事有没有改变了卡塔尔？我们邀请了既是球迷也是劳权关注者的李峻嵘，来探讨这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各种成本，以及“节庆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

（李峻嵘，球迷﹑社会学博士﹑著有《足球王国：战后初期的香港足球》）

2010年底，国际足协执委会选出卡塔尔主办2022年男子足球世界杯决赛周。对一个西亚小国来说，争得世界杯主办权可谓有点不可思议。而伴随著争办成功的喜悦，卡塔尔掌权者要面对的不独有争办过程中的贪污争议，还有外界藉世界杯为切入点要求他们改善人权状况。向卡塔尔政府施压的不止有人权组织。挪威足总曾表决过是否要抵制这届世界杯。最后该议案被否决，而超新星夏兰特（Erling Haaland）也无法助挪威队取得出线权。同样在北欧，即将赴卡塔尔参赛的丹麦队，其服装供应商Hummel为球队制作了黑色球衣，以示对卡塔尔人权纪录的不满。而澳大利亚队十多名球员则在10月底联合发表声明，就卡塔尔国内移民工的权益和性小众权利发声。

大型运动盛会由未能符合西方主流人权标准的国家主办，并不少见。但将主办大赛可成推动当地改善人权的契机，则要到近二、三十年才变得普遍。个中原因之一自然是冷战的结束。缺少了社会主义阵营作对手，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很难再基于“反共”的目标，为显然不尊重人权的国家给予无条件支持。例如1978年右翼军政府统治下的阿根廷办男足世界杯，西方就没有太多要求抵制的声音。冷战结束后，西方舆论才更有空间向主办国的政府施压。另一方面，韩国民主化的经验，曾一度予人权关注者一个错觉：全球盛会主办权可以对主办地的自由化、民主化过程有正面影响。1988年汉城（今首尔）主办奥运会，被视为1987年韩国全斗焕政府对六月民主抗争退让，促成普选总统的主因。当时国际奥委会指，如果韩国情势没有缓和，可能会取消其主办奥运的资格。

后来的发展说明了，这种思路实在太过天真。假如没有韩国民众自身能发起波澜壮阔的反独裁运动，汉城奥运也难成为韩国独裁政权妥协的催化剂。国内的因素始终是当地政局有没有突变的关键。2008北京奥运和2022北京冬奥、俄罗斯举办的2014索契冬奥和2018男足世界杯，都不见得有逼使这两个国家改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当这些非西方国家难得能承办国际大赛，却被以西方为基地的人权组织，甚至西方国家借机将舆论焦点扯到人权问题，有时甚至出现抵制的主张，后果更可能是为主办国政府动员民族主义创造条件。近日卡塔尔劳工部长Ali bin Samikh Al Marri就指，那些针对卡塔尔世界杯的批评，已经成为了仇恨和种族主义的言论，目的是要冒犯卡塔尔人民和国家队。他甚至称这些批评为“知识份子和媒体的恐怖主义”（intellectual and media terrorism）。这种措词当然是当地官员回击批判的伎俩，但那些对过去逾百年的西方霸权有同感的人，就很易认同这种民族主义动员。

节庆资本主义下的劳工权益

围绕卡塔尔世界杯男足主办权的争议，自2010年起就没有停止过。该国在争办过程中所牵出的贪腐丑闻，令国际足协形象受损，并间接促成会长白礼达下台。除此之外，卡塔尔还要面对气候不适宜办世界杯的指责。主办国当初提出以空调球场解决问题，使今年的世界杯可以如常在年中举行。但最后赛期还是要改到年底。如此安排打乱了西欧各主流足球联赛的秩序。回到人权议题，卡塔尔被穷追猛打的主要是移民工的待遇和国内性小众的权益。法国多个城市和英国首都伦敦，在今届比赛期间都不会设置大电视转播比赛。

卡塔尔即使再富有，其国力也无法与中俄相比。在面对外界给予的压力时，卡塔尔有作出一些让步。卡塔尔其中一个最引人诟病的议题，就是引入外劳的“卡法拉制度”（Kafala system）。卡法拉制度是一些西亚国家引入外籍劳工时所实施的措施，以担保制度（sponsorship）去限制外劳的自由。在卡法拉制度下，担保人通过原籍国的私人机构招聘劳工，并向外劳提供交通﹑住屋等费用。而通过卡法拉制度受聘的工人并不受卡塔尔的劳动法保护，没有加入工会的权利，也不能就自己的处境发起劳资纠纷。这些外籍工人为了居留签证，对于苛刻的劳动条件，很多时只能忍气吞声。而据一直跟进卡塔尔世杯工人劳权的《卫报》，直至2021年，外劳的时薪还是不过港币11元。卡塔尔本地人均月薪为三万港元左右，以每日工作8小时计，本地人时薪是外籍劳工的17倍。

卡塔尔在2020年开始容许未约满的移民工可以未得原雇主同意下转工，据关注相关议题的“人权监察”（Human Rights Watch）所指，卡塔尔是首个引入这项政策的阿拉伯海湾国家。而曾经极度引人诟病的出境许可证制度亦已被废除。以上两项都是“卡法拉制度”的元素。夺取世界杯主办权后所遇到的压力，的确有使卡塔尔的卡法拉制度没有原先那么苛刻。此外，近年卡塔尔亦为移民工设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就负责兴建世界杯球场的移民工，卡塔尔当局也为他们提供了额外的保障，以改进他们的劳动条件。然而，以上的改革似乎未有令大部分在卡塔尔打工的外劳所受到的保障有大跃进。除了政策和法规未必有落实外，卡塔尔仍未确立外劳参加工会的权利。而工时过长和危险工作坏境等问题，也从没有消息说有显著改善。

劳权这个议题之所以成为今届世界杯的人权议题焦点，应与以下两个原因有关。首先，无论是面积还是人口，卡塔尔都是小国。因此就算卡塔尔不是夺得世界杯主办权才开始积极推动足球运动，该国原有的球场和基础建设，都难以支持如此庞大的赛事。如果建新场、新基建几乎是主办大型运动盛会的指定动作，卡塔尔就一定是花钱办世界杯的最“出类拔萃”者。而要完成这些浩瀚的工程，本身人口已是以外劳为绝对多数的卡塔尔，肯定要进一步加深对外籍劳工的依赖。今届世界杯的首要功臣，应该不是将会在场上制造入球的球星，而是以南亚地区为主要来源地的工人。

在资本主义的运作下，工作岗位往往是由商机制造出来的。因为世界杯这样的盛会而出现的商机和工作岗位，可说是Celebration capitalism（节庆资本主义）的体现。“节庆资本主义”这概念由曾效力美国奥运足球队的学者Jules Boykoff所创。这概念其实源于著名左倾记者﹑作家Naomi Klein在《震撼主义》（The Shock Doctrine）一书中提出的另一个概念：Disaster capitalism（灾难资本主义）。Klein指，过去数十年来每次发生大型灾难，由经济学家Milton Friedman领头的芝加哥学派新自由主义者，就会在当地进行“震撼治疗”：以重建为名，将公有事业大举私有化。例如飓风卡特里娜肆虐美国新奥尔良后，当地公立学校资源就被大幅减少。

节庆资本主义跟灾难资本主义的不同之处，除了是商机起源于盛事而非灾后重建外，还有一个重点：灾难不幸发生后，往往出现的是私有化和去规管化等政府退场的政策；但盛会所带来的商机，政府不但不会全面退场，甚至会扮演重要角色。政府为了使盛事如期而且顺利地上演，不但要动用大量公帑，而如假如场馆或基建的兴建翻新过程有延误差池，政府总要想办法助承建商解决问题，否则到时如果盛事的硬件有何瑕疵，难堪的会是主办国或者主办城市，而不是负责工程的企业。因此，对牟利企业而言，大型盛事是一大块“肥猪肉”。

而卡塔尔办世界杯由于牵涉到极多工程，而且卡塔尔当初申办世界杯所考虑的根本不是即时的利润，所以跨国企业肯定是今次节庆资本主义的主要得益者。以今次世界杯的两大球场为例，容量达八万观众的Lusail Iconic Stadium由英美企业（企业“国籍”多以总部判断，下同）联手设计，主要建筑商则有卡塔尔当地资本和中国铁道建筑。将主办揭幕战的Al Bayt球场，其设计工夫由德国企业和卡塔尔企业负责，而主要建筑商则有阿曼和意大利企业。其它六个球场的设计项目和主要建筑工程还涉及来自西班牙、丹麦、印度、塞浦路斯、比利时、土耳其等国的企业。值得一提的是，有份得到翻新Khalifa球场合约的Six Construct是比利时建筑企业Besix的子公司。

根据Heidi Blake 和Jonathan Calvert所著的《The Ugly Game: The Qatari Plot to Buy the World Cup》（该书揭露了与卡塔尔争办世界杯相关的种种内幕），在卡塔尔赢得2022年世界杯主办权后不久， 当时为国际足协执委的比利时人Michel D’Hooghe曾为比利时Flanders区政府首长Kris Peeters安排在访问卡塔尔期间跟当时的亚洲足协会长、卡塔尔籍的本哈曼（Mohammed bin Hammam）在卡塔尔见面。此次会面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为Besix等比利时企业争取世界杯相关的商机。这不是说Besix用了非法或者不道德手段争得合约，而是想说明跨国企业对世界杯商机有多敏锐的触觉。

劳权问题为何不止是卡塔尔的事？

假如今年的世界杯能顺利完成，卡塔尔这国家的招牌无疑会以前亮眼。但主要的经济收益，卡塔尔政府也很可能不是主要的得益者。在卡塔尔打工的外劳，他们所面对的剥削和压迫，不是单为主办国的利益付出，更是为跨国资本的利益付出。既然如此，向卡塔尔政府施压以求改善当地外劳的权益固然合理。但将道德责任全部都放在卡塔尔政府，却未必是对准全球资本主义这问题核心。

事实上，卡塔尔等非西方国家近年的冒升态势，跟资本主义逻辑不无关系。新自由主义令去规管化大行其道，资金跨国流动成为常态，终造成2008年源于美国的世界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重创的是西方国家。于是传说当年法国总统萨尔科齐要求该国足球名宿柏天尼支持卡塔尔办世界杯，争得卡塔尔的资金正是其考量之一。由此可见，十四年前的经济危机，为卡塔尔这类非西方国家增加影响大提供了机会。当卡塔尔为跨国资本带来利润，逐利的资本就不得不被吸引。

移民工占卡塔尔人口高达九成，无疑是很夸张的数字。但在其它富裕社会（如香港、台湾），外劳忍受比本地雇员差的待遇，早已是当地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的海外劳工当然不是昔日为西方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萌芽奠下基础的奴隶。但他们“甘愿”离乡别井辛劳工作，其根源还是全球的不平均发展和资源分配之悬殊。卡塔尔可以靠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累积大量财富，贫穷社会的人却不得不跟著财富而走。令人没有自由的，不一定是国家机器的合法暴力－－贫穷也可以令人没有自由和真正自主、选择的权利。而如果卡塔尔为世界杯大兴土木可能令到这届世界杯成为史上最不环保的赛事，我们也不能忽视跨国资本藉这些工程谋利的事实。另一方面，对于卡塔尔等靠出口能源赚钱的国家，我们这刻的世界经济秩序，可以提供怎样的绿色经济转型的方案给他们？

现时人类文明的富裕繁荣是建基于被剥削者的血汗牺牲和对环境的破坏。卡塔尔政府和统治者所扮演的角色，仅仅是这个恐怖制度的其中一个环节。卡塔尔政府和国际足协应拨款去补偿为了今届世界杯赛事而付出劳动力的工人，但相关的行动和讯息，不应该将卡塔尔这国家和国际足协这组织描绘成在劳工权益这议题上是特别不道德的，同时再复制著“文明的西方”对“不文明东方”的刻板印象。

这篇文章没有、笔者也没有能力去探讨其它跟卡塔尔有关的人权争议（如性小众和女性权利等）。但起码在卡塔尔劳工议题上，相关的不公和压迫不只是卡塔尔的问题。无论你选择用怎样的态度去对待今届的赛事，决定抵制与否，这个认知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