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看卡塔爾世界盃：疫後首個國際盛事背後，有多少看不見的成本？

〔編者按〕今日（11月20日）是卡塔爾男足世界盃開幕日。自2010年卡塔爾獲世盃主辦權始，關於卡塔爾勞工權益問題的爭議就不絕於耳；十二年過去，這場史上成本最高的國際盛事有沒有改變了卡塔爾？我們邀請了既是球迷也是勞權關注者的李峻嶸，來探討這屆卡塔爾世界盃的各種成本，以及「節慶資本主義」的運作方式。

（李峻嶸，球迷﹑社會學博士﹑著有《足球王國：戰後初期的香港足球》）

2010年底，國際足協執委會選出卡塔爾主辦2022年男子足球世界盃決賽週。對一個西亞小國來說，爭得世界盃主辦權可謂有點不可思議。而伴隨著爭辦成功的喜悅，卡塔爾掌權者要面對的不獨有爭辦過程中的貪污爭議，還有外界藉世界盃為切入點要求他們改善人權狀況。向卡塔爾政府施壓的不止有人權組織。挪威足總曾表決過是否要抵制這屆世界盃。最後該議案被否決，而超新星夏蘭特（Erling Haaland）也無法助挪威隊取得出線權。同樣在北歐，即將赴卡塔爾參賽的丹麥隊，其服裝供應商Hummel為球隊製作了黑色球衣，以示對卡塔爾人權紀錄的不滿。而澳洲隊十多名球員則在10月底聯合發表聲明，就卡塔爾國內移民工的權益和性小眾權利發聲。

大型運動盛會由未能符合西方主流人權標準的國家主辦，並不少見。但將主辦大賽可成推動當地改善人權的契機，則要到近二、三十年才變得普遍。箇中原因之一自然是冷戰的結束。缺少了社會主義陣營作對手，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很難再基於「反共」的目標，為顯然不尊重人權的國家給予無條件支持。例如1978年右翼軍政府統治下的阿根廷辦男足世界盃，西方就沒有太多要求抵制的聲音。冷戰結束後，西方輿論才更有空間向主辦國的政府施壓。另一方面，南韓民主化的經驗，曾一度予人權關注者一個錯覺：全球盛會主辦權可以對主辦地的自由化、民主化過程有正面影響。1988年漢城（今首爾）主辦奧運會，被視為1987年南韓全斗煥政府對六月民主抗爭退讓，促成普選總統的主因。當時國際奧委會指，如果南韓情勢沒有緩和，可能會取消其主辦奧運的資格。

後來的發展說明了，這種思路實在太過天真。假如沒有韓國民眾自身能發起波瀾壯闊的反獨裁運動，漢城奧運也難成為南韓獨裁政權妥協的催化劑。國內的因素始終是當地政局有沒有突變的關鍵。2008北京奧運和2022北京冬奧、俄羅斯舉辦的2014索契冬奧和2018男足世界盃，都不見得有逼使這兩個國家改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當這些非西方國家難得能承辦國際大賽，卻被以西方為基地的人權組織，甚至西方國家藉機將輿論焦點扯到人權問題，有時甚至出現抵制的主張，後果更可能是為主辦國政府動員民族主義創造條件。近日卡塔爾勞工部長Ali bin Samikh Al Marri就指，那些針對卡塔爾世界盃的批評，已經成為了仇恨和種族主義的言論，目的是要冒犯卡塔爾人民和國家隊。他甚至稱這些批評為「知識份子和媒體的恐怖主義」（intellectual and media terrorism）。這種措詞當然是當地官員回擊批判的伎倆，但那些對過去逾百年的西方霸權有同感的人，就很易認同這種民族主義動員。

節慶資本主義下的勞工權益

圍繞卡塔爾世界盃男足主辦權的爭議，自2010年起就沒有停止過。該國在爭辦過程中所牽出的貪腐醜聞，令國際足協形象受損，並間接促成會長白禮達下台。除此之外，卡塔爾還要面對氣候不適宜辦世界盃的指責。主辦國當初提出以空調球場解決問題，使今年的世界盃可以如常在年中舉行。但最後賽期還是要改到年底。如此安排打亂了西歐各主流足球聯賽的秩序。回到人權議題，卡塔爾被窮追猛打的主要是移民工的待遇和國內性小眾的權益。法國多個城市和英國首都倫敦，在今屆比賽期間都不會設置大電視轉播比賽。

卡塔爾即使再富有，其國力也無法與中俄相比。在面對外界給予的壓力時，卡塔爾有作出一些讓步。卡塔爾其中一個最引人詬病的議題，就是引入外勞的「卡法拉制度」（Kafala system）。卡法拉制度是一些西亞國家引入外籍勞工時所實施的措施，以擔保制度（sponsorship）去限制外勞的自由。在卡法拉制度下，擔保人通過原籍國的私人機構招聘勞工，並向外勞提供交通﹑住屋等費用。而通過卡法拉制度受聘的工人並不受卡塔爾的勞動法保護，沒有加入工會的權利，也不能就自己的處境發起勞資糾紛。這些外籍工人為了居留簽證，對於苛刻的勞動條件，很多時只能忍氣吞聲。而據一直跟進卡塔爾世盃工人勞權的《衛報》，直至2021年，外勞的時薪還是不過港幣11元。卡塔爾本地人均月薪為三萬港元左右，以每日工作8小時計，本地人時薪是外籍勞工的17倍。

卡塔爾在2020年開始容許未約滿的移民工可以未得原僱主同意下轉工，據關注相關議題的「人權監察」（Human Rights Watch）所指，卡塔爾是首個引入這項政策的阿拉伯海灣國家。而曾經極度引人詬病的出境許可證制度亦已被廢除。以上兩項都是「卡法拉制度」的元素。奪取世界盃主辦權後所遇到的壓力，的確有使卡塔爾的卡法拉制度沒有原先那麼苛刻。此外，近年卡塔爾亦為移民工設定了最低工資標準。就負責興建世界盃球場的移民工，卡塔爾當局也為他們提供了額外的保障，以改進他們的勞動條件。然而，以上的改革似乎未有令大部分在卡塔爾打工的外勞所受到的保障有大躍進。除了政策和法規未必有落實外，卡塔爾仍未確立外勞參加工會的權利。而工時過長和危險工作壞境等問題，也從沒有消息說有顯著改善。

勞權這個議題之所以成為今屆世界盃的人權議題焦點，應與以下兩個原因有關。首先，無論是面積還是人口，卡塔爾都是小國。因此就算卡塔爾不是奪得世界盃主辦權才開始積極推動足球運動，該國原有的球場和基礎建設，都難以支持如此龐大的賽事。如果建新場、新基建幾乎是主辦大型運動盛會的指定動作，卡塔爾就一定是花錢辦世界盃的最「出類拔萃」者。而要完成這些浩瀚的工程，本身人口已是以外勞為絕對多數的卡塔爾，肯定要進一步加深對外籍勞工的依賴。今屆世界盃的首要功臣，應該不是將會在場上製造入球的球星，而是以南亞地區為主要來源地的工人。

在資本主義的運作下，工作崗位往往是由商機製造出來的。因為世界盃這樣的盛會而出現的商機和工作崗位，可說是Celebration capitalism（節慶資本主義）的體現。「節慶資本主義」這概念由曾效力美國奧運足球隊的學者Jules Boykoff所創。這概念其實源於著名左傾記者﹑作家Naomi Klein在《震撼主義》（The Shock Doctrine）一書中提出的另一個概念：Disaster capitalism（災難資本主義）。Klein指，過去數十年來每次發生大型災難，由經濟學家Milton Friedman領頭的芝加哥學派新自由主義者，就會在當地進行「震撼治療」：以重建為名，將公有事業大舉私有化。例如颶風卡特里娜肆虐美國新奧爾良後，當地公立學校資源就被大幅減少。

節慶資本主義跟災難資本主義的不同之處，除了是商機起源於盛事而非災後重建外，還有一個重點：災難不幸發生後，往往出現的是私有化和去規管化等政府退場的政策；但盛會所帶來的商機，政府不但不會全面退場，甚至會扮演重要角色。政府為了使盛事如期而且順利地上演，不但要動用大量公帑，而如假如場館或基建的興建翻新過程有延誤差池，政府總要想辦法助承建商解決問題，否則到時如果盛事的硬件有何瑕疵，難堪的會是主辦國或者主辦城市，而不是負責工程的企業。因此，對牟利企業而言，大型盛事是一大塊「肥豬肉」。

而卡塔爾辦世界盃由於牽涉到極多工程，而且卡塔爾當初申辦世界盃所考慮的根本不是即時的利潤，所以跨國企業肯定是今次節慶資本主義的主要得益者。以今次世界盃的兩大球場為例，容量達八萬觀眾的Lusail Iconic Stadium由英美企業（企業「國籍」多以總部判斷，下同）聯手設計，主要建築商則有卡塔爾當地資本和中國鐵道建築。將主辦揭幕戰的Al Bayt球場，其設計工夫由德國企業和卡塔爾企業負責，而主要建築商則有阿曼和意大利企業。其它六個球場的設計項目和主要建築工程還涉及來自西班牙、丹麥、印度、塞浦路斯、比利時、土耳其等國的企業。值得一提的是，有份得到翻新Khalifa球場合約的Six Construct是比利時建築企業Besix的子公司。

根據Heidi Blake 和Jonathan Calvert所著的《The Ugly Game: The Qatari Plot to Buy the World Cup》（該書揭露了與卡塔爾爭辦世界盃相關的種種內幕），在卡塔爾贏得2022年世界盃主辦權後不久， 當時為國際足協執委的比利時人Michel D’Hooghe曾為比利時Flanders區政府首長Kris Peeters安排在訪問卡塔爾期間跟當時的亞洲足協會長、卡塔爾籍的本哈曼（Mohammed bin Hammam）在卡塔爾見面。此次會面的主要目標就是要為Besix等比利時企業爭取世界盃相關的商機。這不是說Besix用了非法或者不道德手段爭得合約，而是想說明跨國企業對世界盃商機有多敏銳的觸覺。

勞權問題為何不止是卡塔爾的事？

假如今年的世界盃能順利完成，卡塔爾這國家的招牌無疑會以前亮眼。但主要的經濟收益，卡塔爾政府也很可能不是主要的得益者。在卡塔爾打工的外勞，他們所面對的剝削和壓迫，不是單為主辦國的利益付出，更是為跨國資本的利益付出。既然如此，向卡塔爾政府施壓以求改善當地外勞的權益固然合理。但將道德責任全部都放在卡塔爾政府，卻未必是對準全球資本主義這問題核心。

事實上，卡塔爾等非西方國家近年的冒升態勢，跟資本主義邏輯不無關係。新自由主義令去規管化大行其道，資金跨國流動成為常態，終造成2008年源於美國的世界金融危機。這次金融危機重創的是西方國家。於是傳說當年法國總統薩爾科齊要求該國足球名宿柏天尼支持卡塔爾辦世界盃，爭得卡塔爾的資金正是其考量之一。由此可見，十四年前的經濟危機，為卡塔爾這類非西方國家增加影響大提供了機會。當卡塔爾為跨國資本帶來利潤，逐利的資本就不得不被吸引。

移民工佔卡塔爾人口高達九成，無疑是很誇張的數字。但在其它富裕社會（如香港、台灣），外勞忍受比本地僱員差的待遇，早已是當地經濟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今天的海外勞工當然不是昔日為西方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萌芽奠下基礎的奴隸。但他們「甘願」離鄉別井辛勞工作，其根源還是全球的不平均發展和資源分配之懸殊。卡塔爾可以靠石油和天然氣出口累積大量財富，貧窮社會的人卻不得不跟著財富而走。令人沒有自由的，不一定是國家機器的合法暴力－－貧窮也可以令人沒有自由和真正自主、選擇的權利。而如果卡塔爾為世界盃大興土木可能令到這屆世界盃成為史上最不環保的賽事，我們也不能忽視跨國資本藉這些工程謀利的事實。另一方面，對於卡塔爾等靠出口能源賺錢的國家，我們這刻的世界經濟秩序，可以提供怎樣的綠色經濟轉型的方案給他們？

現時人類文明的富裕繁榮是建基於被剝削者的血汗犧牲和對環境的破壞。卡塔爾政府和統治者所扮演的角色，僅僅是這個恐怖制度的其中一個環節。卡塔爾政府和國際足協應撥款去補償為了今屆世界盃賽事而付出勞動力的工人，但相關的行動和訊息，不應該將卡塔爾這國家和國際足協這組織描繪成在勞工權益這議題上是特別不道德的，同時再複製著「文明的西方」對「不文明東方」的刻板印象。

這篇文章沒有、筆者也沒有能力去探討其它跟卡塔爾有關的人權爭議（如性小眾和女性權利等）。但起碼在卡塔爾勞工議題上，相關的不公和壓迫不只是卡塔爾的問題。無論你選擇用怎樣的態度去對待今屆的賽事，決定抵制與否，這個認知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