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的封校生活：人生“爬藤”成功了，毕业于“腾讯会议大学”

“入学似收监”，于红现在还记得，在北师大校园外一处红墙的下方，用白色粉笔写着这样一行字。那天是2020年9月新生开学报到，于红的父母送她入学，但学校不允许家长进入，于红只能和父母围着学校散步。

2020年COVID-19疫情爆发，每年六月份举行的高考因此被推迟到了7月，于红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彼时于红刚成年，不明白收监是什么意思，父亲解释，收监就是关进监狱。“不会吧，上学怎么像蹲监狱呢？”于红说，她的父亲也这么想，“这肯定是在夸张，上学怎么会像蹲监狱一样呢。”

等到真正入学了，于红才明白，那句话有它的道理在，可能是某位师兄师姐的切身之谈。大学上了两年多后，于红和不少同学们自嘲，人生“爬藤”成功了，将来可算作是毕业于“腾讯会议大学”，简称腾大。

表格里的生活

人工审批（出校）时，她随便找个医院挂号，通常她挂精神科，她觉得这是一种隐喻，向老师说明要被关疯了。

大学伊始，于红遵循学校的规章：非必要不出校。但后来，她知道了学校申请出校审批系统的漏洞。北京师范大学的所有学生需将微信绑定本校企业号，该企业号服务内容众多，可以充值饭卡，查询空教室等，申请外出等事项在该号的“办事大厅”一栏。于红发现，“返校时间”的选项最长期限可以选2120年，足足一个世纪的有效出入校，于红屡试不爽。

她在“申请理由”一栏写“享受人生”，在“接触人群”一栏写“健康人”，在“证明材料”一栏放麦当劳订单的截图，申请总会被“秒批”。

但一年多后，学校突然取消了所有人的永久出校申请。于红听同学说，是因为某位学生助管在办公室说漏了嘴，被学工老师听到了，于是系统漏洞被修补上了。

不过这不足以阻挡于红出校。人工审批时，她随便找个医院挂号，通常她挂精神科，她觉得这是一种隐喻，向老师说明要被关疯了，她把挂号成功的截图放在出校申请的证明材料里，等审批通过，再取消挂号。

但到了2022年5月份，北京疫情较为严重时，任何办法都无法成功申请出校了。4月20日，北京新增1例本土确诊病例，疫情苗头初露，事情开始变得让人不安。4月23日开始，北京每日新增病例以两位数递增，时间走到了“五一”假期前夕，全市已有6个高风险地区，23个中风险地区。与此前一年相比，用“沦陷”一词形容此时的北京并不为过。

5月1日，假期的第一天，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决定该日起正式启用小汤山方舱医院。“小汤山”不免让人想到2003年非典时期的北京，消息一出，不少市民忧心北京的前景。

“五一”假期结束后，因北京市教委要求“五一”后高校需压缩教职工到校率，于红的老师们不被允许进入学校了，但学生们仍需按照课表来教室里上课，诺大的教室里，讲台是空的，只有老师的声音幽幽地从教室讲台上的电脑里飘出。

这一景像让不少学生回想起了高中。2020年春季线下复课后，学校实行了封闭式管理，为了减少人员聚集，学校把原来每个班级的学生拆分成两个班，由同一批老师授课。因此出现了老师在一个班讲课，另一个班的学生只能在教学软件上收听的怪象，“也是这样，讲台上没有老师，声音从电脑里传来。”学生认为，拆分班级的举动多此一举，下课后大家还是会一起去食堂吃饭，晚上又在同一个寝室睡觉，只是上课时班级的人数少了一半。

和于红同一年升入大学，就读于山东省青岛大学的杜丽就没那么自如了，她时常被困在一张疫情防控表和看不到排队尽头的核酸队伍里。

自入校起，杜丽就要在名为“校园集结号”的软件上填写防疫体温表（现该软件停用，已改用同名小程序填报），表格包含了早、中、晚的体温，没有温度计的测量，杜丽和同学们凭着体感选择答案——小于37.3摄氏度、37.3-38.5摄氏度、38.5摄氏度以上。

通常在上午，班干部便会在群里催促大家填表，而中午之前还未填写的同学会被单独提醒。填表如此重要，它关联了综合成绩测评成绩，即GPA（Grade Point Average）。（注：GPA是大陆所有高校作为衡量学生学习成绩的计算单位，以取得一定的学分和平均学分绩点作为毕业和获得学位的标准）

一旦忘记填表，就会被扣分，还会被取消所有评优资格。表格最多可以填写一个月的体温记录，为了避免遗忘，杜丽经常连着将后面几天的体温一起填写上报。

在杜丽的学校，学生参与防疫志愿者的工时亦可折成加分，进入期末的综合测评。志愿者的主要工作是在各个院墙的门边“蹲守”传递物品的同学，那些物品通常是外卖。

很少有学生在封校期间敢光明正大地拿外卖，你需要编织各种理由，有同学甚至因点外卖被学院通报。

有一次，杜丽点了一杯奶茶，取外卖时不巧被保安看到，保安问她：“你这不就是在点外卖吗？”杜丽让外卖员装作家长，她坚持这是家长送的，杜丽运气好，那位当值的保安放过了她。

“吃香”的防疫志愿者名额，在班干部把报名的共享文档发到班级群时，通常在五秒钟内就会被抢光，班长、团支书，还有入党积极分子是抢名额最积极的人。

防疫志愿者在一周的四天里，上午两岗，中午一岗，下午两岗，有时还有夜岗，他们蹲守在各处，穿着橙色马甲。杜丽也做过志愿者，她在一扇两米多高的铁门那守候过，铁门的顶部还加装了半米多高的铁丝网。

杜丽看到过一个女同学，有人在铁门外往里递送一块电子手表，女同学相求她，参加了一个活动，很需要这块表，好不容易托人送来的。看着同学为难的表情，杜丽让女生拿了表赶快回去。

“外卖送到手上”“学校的门、寝室的门，各个门都开着，夜晚出去吃个宵夜再悄悄溜进寝室”“没有人关心你去了哪里”……这些在疫情前并不值得拿来炫耀的普通日常，在杜丽、于红们这里成为了传说中的生活，只能听前辈们讲讲。

生活中照进的光似乎越发微弱。于红记得，去年的毕业季，她在学校的跳蚤市场花五块钱买到了一个来自国外的帆布包，还有二十元买到的一对纯银耳环，来自西班牙一家瘦小的银饰店。它的上一位主人告诉于红，这是去西班牙做交换生时淘的。而今年6月的毕业季，于红在跳蚤市场里逛了很久，没有碰到一件从国外带回来的商品。

钻空子

朋友不仅技术好，手还快。晚上出政策，第二天一早，盗版的程序就实现了。这让杜丽有一阵子内心很狂妄，“我想出校还不是随便出，封校哪能封得住我？”

比于红晚一年（2021年）入学的李京，把大学志愿填到了新疆。她幻想着大西北的哈密瓜、羊肉串、抓饭、切糕（注：玛仁糖）、大盘鸡……早在新生报到前，她就在社交平台上收藏了“新疆的懒人玩法”“乌鲁木齐的干货攻略”等等。

她计划，大学闲暇之余一定要去打卡，玩遍全疆，“那可是新疆，别人一辈子都去不了几次的地方。”

但自开学到国庆假期，校园一直封闭式管理。“欲哭无泪”，李京说，每天宿舍、食堂和教学楼三点一线。李京的室友来自全国四面八方，徽浙苏、东北等等，她们都想出去玩儿，但大学两年只能把校园逛了个几十遍。

在学校里，她们遇到那些热恋的情侣，在空无一人的走廊、楼梯间、食堂、小树林约会、接吻。

网络是李京接触外界的重要途径，她在旅游博主的视频里“云旅游”喀什古城和赛里木湖，不断翻看在内地读书同学们的朋友圈，他们一起吃饭唱歌玩剧本杀，这些朋友圈大同小异，但李京不厌其烦地看着，“这是我幻想的依据，这就是‘云出校’。”

相比起来，于红的运气比在新疆读书的同学好太多。在北京没有感染病例，疫情防控没太大压力时，学校人工审批出校申请的速度让于红不敢相信。她记得，去年某天她想和好友去live house看演出，那会儿已经是晚上十点了，她抱着试一试的理由在出校理由那栏填写了：家教。她并没有抱太大希望，想着应该没有老师会相信有晚上十点的家教。意外的是，申请很快被通过，她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校门。

于红的同学张华峰也经历过一次半夜被“秒批”，他在半夜十二点提交了第二天的出校申请，结果老师在深夜两点通过了他的申请。他觉得，这位负责审批的老师真是伟大。

更多时候，张华峰是钻政策漏洞的人，“管是管不住我的，我总能发现新规定的漏洞。”有些时段，学校只批准实习的同学出校，这时张华峰就是实习的学生，他去原来实习的公司弄一分实习证明。后来，学校又规定实习的学生必须在晚上八点前回校，而做科研的学生被允许晚上12点之前回，此时，张华峰就是搞科研的学生。

张华峰做这些并没有任何的负罪感，他觉得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其他学校早就改报备制了，也没有回校时间限制，为什么我们学校要人工审批，要证明材料，这样只会把我培养成喜欢钻（规则）空子的人。”

为了方便出入学校，于红的同学里也有选择和保安搞好关系的，还有的同学直接翻墙而出，于红没有尝试过，她担心弄脏衣服，觉得有点可惜。

而身在山东的杜丽，是被“技术改变生活”的人，某位计算机专业的同学是她朋友。那张在手机屏幕上实时滚动的出校条是朋友做的程序，“姓名、辅导员全都是假的。”但保安只要看到可以滚动，它就是真的。

杜丽说，朋友那会有一些闲置手机，他们把学校的出校程序重新做了一个程序放到试用机上，谁要出去就向他们借试用机，出了校再归还。

还有核酸的预约码，杜丽的朋友也做过。有一段时间管控较严，杜丽记得，学校规定，做核酸需在“校园集结号”上预约时间，在预约的时间内过去，预约码才是闪动的绿码，超过时间便是灰色，工作人员看到灰色的码就不会给做核酸，学校也不认可校外的核酸结果。

校内组织的核酸通常按学号的尾号轮番，比如今天是尾号0、1、2的同学做核酸，明天则为其他尾号的同学。如果没赶上自己尾号的核酸检测，被学校发现，则需要写一份核酸申请，检讨自己的错误，向辅导员说明为什么没有去做核酸，再请辅导员批准次日的核酸。

杜丽回忆，校园内有些核酸点的队伍要排上一个半小时，大家不胜其烦，杜丽的朋友便做了一个网址，点击进来，预约核酸码随时都是闪动的绿色。这位朋友不仅技术好，手还快，如果晚上出政策，第二天一早，盗版的程序就实现了。这让杜丽有一阵子内心很狂妄，“我想出校还不是随便出，封校哪能封得住我？”

而杜丽的一些师弟师妹，更倾向稳妥地遵循学校的防疫规定，“有的人甚至没到过离学校不到两公里的著名海域石老人，还问那是不是吃的，我觉得太震惊了”。

杜丽在校园进进出出，幸运也一直站在杜丽身旁，她出校所到之处没有发生过病例。杜丽有位同学是倒霉的那一个，混出了学校，但去的地方出现了病例，同学没有关手机被大数据捉住，成了密接。他的个人信息被传回到学校，他收到了一分严重警告被全校通报。就这样，奖学金、保研名额等荣誉、机会和这位同学没了关系。

盒子里的狂欢

“阿姨每天都来检查窗户上的安全锁，保证所有的窗户只能打开十厘米，不会有人从窗户跳下去。”有时，于红透过窗户向外看滚滚不息的车流和人流，看着看着，她想，“我也想和他们一起滚滚。”

即便有着那些钻空子的手段和技术，大家也有出不去校门的时候，那是当地疫情管控最吃紧时，校园封闭，谁也不能入校，包括教课的老师。

“五一”假期过后，北京的商场、路边店家的堂食理所当然地被禁止了，于红的学校的食堂也禁止了堂食。于是在学校校园内，随处可见吃饭的人：食堂门口的路上，教学楼下的长椅，没有人的核酸检测点和生病的大树下。即使学校堂食恢复，餐桌也被一块十字型的透明隔板分为了四个小区间，你得小心摆动的手臂，才不至于吃饭时在这狭小的空间捉襟见肘。

当所有人都出不了学校，操场的人就比往常多得多。晚上，许多同学带着野餐布，在操场喝酒、玩桌游、扔飞盘，直到操场熄灯赶人。北师大邱季端体育馆北边有过同学带着吉他和音响，到了晚上就去唱歌，吸引众多同学驻足。于红记得，某天晚上大家以一首五月天歌曲的大合唱，结束了这场小型演唱会。

欢乐的气氛荡漾在校园，但于红仍然觉得压抑，“我们像被装在盒子里狂欢，我们所有的空间只是这个盒子。”

2022年6月，《海军军医大学学报》刊登了北京联合大学心理素质教育中心黄大庆老师和海军军医大学（第二军医大学）心理系基础心理学教研室王燕老师等联合署名的论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该论文称高校大学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延迟开学、线上教学、封闭管理等疫情防控措施对其生活和学习带来严重影响，也导致大学生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 抑郁、恐惧等不良心理反应。

李京在学校贴吧看过一段独白，那个帖子里写到：“该自认倒霉吗？大二下学期了，不知道封校多久了，我只知道我大学四年最轻松的头两年已经所剩无几了。我记得在高考完的那个暑假，我无数次在梦境中想象我热烈而又明媚的大学生活。封校的现实给了我当头一棒，日复一日的生活，悲哀吗？我来到乌鲁木齐快两年了，我不知道怎么坐乌鲁木齐的 BRT（注：Bus Rapid Transit，介于轨道交通与常规交通之间的新型运营系统），也不太了解乌鲁木齐地铁，乌鲁木齐的公共交通是我可望而不可及的梦。这是我失去的东西。”

也有同学在封校中看到了“商机”。杜丽的学校，受欢迎的校内食堂离寝室过远，有的同学便做起了校内外卖配送，把酸汤肥牛饭、糖醋里脊盖饭从食堂打包好送到那些不愿意多走路的同学手边，跑腿费1.5元。但当疫情缓和时，同学们又能点外卖了，生意马上暗淡下去。

杜丽值守过的那扇铁门的铁丝网就被人破开了一个洞，刚好够传递外卖。杜丽曾经在朋友圈看过一张图，机场停了几排飞机，没有飞机要起飞，所有的航班被取消了。杜丽想，如果是自己面临突如其来的不确定性的停滞会怎么样？她感到难过。

于红也在逐渐失落，她没想到在盒子里的消遣也要被打散。学校里开始出现身着便服但神情紧张的保安，他们在人群里转来转去，提醒大家戴口罩，保持距离，还有戴红袖章巡逻的人，“告诉我们这个地方不要待了，让走”。

邱季端体育馆北侧的台阶也不能坐人了，天一黑，就有学生坐在上面值守，不允许任何人靠近。

紧张的氛围缘于一场诉求。在北师大一个超千人的QQ大群中，有人用匿名的方式号召“BNUer，联合起来”，诉求一是明确期末考试的方式和时间（此前学校称在校生线下考试，而未在校学生采取线上考试的方式）、二是明确放假时间和能否返乡（5月，北师大学生只能在寝室上网课，后来教室限流，只允许一部分学生自带电脑到教室上网课，很多同学认为此举还不如让学生返乡）

此诉求在QQ群引起讨论，最终海报内容为：5月24日，晚八点前，在邱季端体育馆的北侧，除上述两点诉求外，海报还要求正面回应学生诉求以及不追责、不约谈。

上述行动马上被群内某些同学举报至学校，到了24日傍晚，体育馆北侧已有众多老师，最后事件以“有什么诉求去办公室谈”结束。

此后，学校氛围陷入紧绷，操场也开始限流，要排五六米长的队伍才能进去。于红的朋友带着吉他到了西操场，音响还没放下，就有老师找他谈话，要收他的乐器。交涉半小时后，朋友离开了操场。不少老师也在人群间转来转去，要求带音响的学生关掉音响。但街舞社的同学们仍然在无声中继续舞蹈。

于红回忆，有同学在校内的会议室放电影。在那间会议室，这块屏幕上白天放着的是学术报告，晚上则是库斯图里卡，但没多久，该放映被老师发现而暂停。

这一系列的事情让于红进入一种平静的绝望，她想去麦当劳，想看电影、逛公园。“我很迷茫，学校的每个角落我都逛遍了，我觉得无处可去了。”

有一阵儿，于红只和两个人说过话，一个暑期没走的舍友，一个是每天查房的宿管阿姨，“阿姨每天都来检查窗户上的安全锁，保证所有的窗户都只能打开十厘米，不会有人从窗户跳下去。”有时，于红透过窗户向外看滚滚不息地车流和人流，看着看着，她想，“我也想和他们一起滚滚。”

情绪“异常”

他写了很多“发疯文学”，在一个短篇里，他写道，“我没有感受到黎明，我什么也没感受到，我只知道我变成了黑虫……我真幸运啊！被遮蔽在罩子内，真是幸福。”

封校最严格时，也就是5月的北京，张华峰一个人待在宿舍里面不出门，也不跟人交流，每天颠倒黑白，早上七八点睡觉，下午两三点醒来，这样的生活，张华峰觉得没有意义，但又无法从这种状态中自拔，“每天就是又想死又懊恼，又不能出去，只能闷在学校里面啊，感觉不如死了算了。”

但张华峰没有去看心理咨询，他写了很多“发疯文学”。在一个短篇里，他写道，“我没有感受到黎明，我什么也没感受到，我只知道我变成了黑虫……我真幸运啊！被遮蔽在罩子内，真是幸福。”

出现焦虑不安情绪的不只张华峰。前述论文称，以北京联合大学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收获有效问卷3019份，结果显示，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大学生情绪反应前三的为恐惧、神经衰弱、抑郁，发生率分别为 87.7%、44.8% 、37.4%。另外还有17.3%的同学产生强迫性焦虑情绪。

论文还表示，在COVID-19 疫情下，在校大学生的恐惧情绪反应较为普遍。大学生群体尚处在心智成熟的转化期，思维的判断力还不够成熟理智，内心的感受非常容易受到各种信息的影响。

作为团支书的杜丽关注过那些有“异常”情绪的同学，但这些关注不是出于情谊的关照，这让杜丽觉得羞耻。是辅导员告诉她，某位同学可能有心理问题，让她关注，这位同学住在杜丽隔壁寝室。

而所谓的关注，就是每晚向辅导员汇报该同学的情况，杜丽后来才知道去学校看心理咨询，如果问题比较严重，就会被通知到学院。杜丽很震惊，“这不是个人隐私吗？”

大陆某高校一位心理学教授认为，学生出现心理问题，作为咨询师不但不保障来访者的利益，而任意“上报”来访者的问题，这是对来访学生权利的侵害，也是对心理咨询行业的毁害。

2018年9月修订完成的《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第二版）》在隐私和保密的部分规定，心理师有责任保护寻求专业服务者的隐私权。保密原则的例外是，来访者有严重伤害自己或他人的危险；未成年人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受到性侵犯或者虐待等。“即使出现例外情况，也应按照最低限度原则披露相关信息。”前述心理学教授说。

某高校心理咨询室一位老师也表示，即使是学校里的心理咨询也应严格保密。除非在会谈中发现来访学生有伤害他人，或者伤害自己的冲动；来访学生涉嫌违反法律法规，比如吸毒或猥亵幼童；涉及司法流程，法院强制要求出示一些信息，以及咨询师评估后认为学生有非常严重的精神疾病，比如抑郁症，或者是双向、精神分裂。这些情况属于保密例外。

“只有在保密例外的情况下，才需要通知紧急联络人或辅导员，再采取后续医疗的手段。而且，保密例外情况在咨询开始前须在知情同意书里告知学生。”

杜丽不知道这位同学为什么心理有问题，有什么样的心理问题，她只能执行辅导员的要求，每天去同学的寝室晃晃，和她的室友聊聊天，打听下情况，再汇报上去。

杜丽讨厌做这样的事情，她在某些时候帮着打掩护，学校每晚要查寝室人员是否齐整，防止学生溜逃外出。某天晚上，该同学不在寝室，杜丽在微信上询问，同学回复，今晚不回寝室，能不能不要告诉辅导员，杜丽答应了。

福建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林斐等学者在2020年9月对福建省高校20515名大学生进行调查（论文《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期大学生适应障碍和抑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发现，其中适应障碍、抑郁症、SCL-90阳性（注：即心理症状自评量表，公开资料显示该量表共有90个项目，并采用10个因子分别反映10个方面的心理症状情况。阳性即阳性项目数：90题中，单项分≥2的项目数，表示被试者在多少项目上呈现“症状”）的检出率分别为2.27%、19.6%、21.06%。这说明这些大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

论文还指出，疫情后复课大学生在SCL-90各因子阳性率最高的分为别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和抑郁症状，

2021年入学，在长沙中南大学读书的文雯可能出现了人际关系敏感这一症状，她想起那些报名的社团，比如暑期支教，她甚至没有去面试，有时候她会想为什么要报名，想来想去，她觉得可能是很多活动参加不了，跟人的接触变得更少，“在宿舍里待久了，让我变得更加社恐”。

但文雯属于比较耐受的人，可能是由于上大学前她已经历过线上授课和封校。她认为，健康码、行程码让疫情防控更加方便了，每个人不用仔细回忆到底去过哪些地方，如果没有这些“跟踪码”，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出行接触的路人是不是健康的。

防控的困扰，扫码的繁琐相对于健康、安全，前者微不足道。文雯想，病毒的致死率没那么高，是不是因为我们防控做得还行，已经管好了？我们为什么要去想着冒风险放开，而不是去严格地管控？

文雯的想法代表了不少2021年入学的大学生的思考，纵使她也因管控产生过各种不便。她和室友们想去IFS国金中心吃饭，但约了4个月，一个学期过去了，大家仍未成行。她们担心市中心过大的人流会一不小心出现密接者，她不太能接受被隔离停课，实验课一停，再追上就很难。

课程之外，文雯几乎没有机会去探索长沙，校园的一些活动也时常因不能聚集宣告停止，五一和国庆的假期也被砍掉了，文雯的父母也不希望她往学校外跑，觉得封控正好保护了学生。

当问及她是否习惯了管控，她说，不好的地方也有，但是这没办法的，这些不舒服比起安全、身体健康，也是可以接受的，“我没办法说出哪种方式更好，我不是管理层，管理人员会给我们安排好了，那就这样吧。”

应受访者要求，于红、杜丽、李京、张华峰、文雯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