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的封校生活：人生「爬藤」成功了，畢業於「騰訊會議大學」

「入學似收監」，于紅現在還記得，在北師大校園外一處紅牆的下方，用白色粉筆寫着這樣一行字。那天是2020年9月新生開學報到，于紅的父母送她入學，但學校不允許家長進入，于紅只能和父母圍着學校散步。

2020年COVID-19疫情爆發，每年六月份舉行的高考因此被推遲到了7月，于紅考取了北京師範大學。彼時于紅剛成年，不明白收監是什麼意思，父親解釋，收監就是關進監獄。「不會吧，上學怎麼像蹲監獄呢？」于紅說，她的父親也這麼想，「這肯定是在誇張，上學怎麼會像蹲監獄一樣呢。」

等到真正入學了，于紅才明白，那句話有它的道理在，可能是某位師兄師姐的切身之談。大學上了兩年多後，于紅和不少同學們自嘲，人生「爬藤」成功了，將來可算作是畢業於「騰訊會議大學」，簡稱騰大。

表格裏的生活

人工審批（出校）時，她隨便找個醫院掛號，通常她掛精神科，她覺得這是一種隱喻，向老師說明要被關瘋了。

大學伊始，于紅遵循學校的規章：非必要不出校。但後來，她知道了學校申請出校審批系統的漏洞。北京師範大學的所有學生需將微信綁定本校企業號，該企業號服務內容衆多，可以充值飯卡，查詢空教室等，申請外出等事項在該號的「辦事大廳」一欄。于紅發現，「返校時間」的選項最長期限可以選2120年，足足一個世紀的有效出入校，于紅屢試不爽。

她在「申請理由」一欄寫「享受人生」，在「接觸人群」一欄寫「健康人」，在「證明材料」一欄放麥當勞訂單的截圖，申請總會被「秒批」。

但一年多後，學校突然取消了所有人的永久出校申請。于紅聽同學說，是因爲某位學生助管在辦公室說漏了嘴，被學工老師聽到了，於是系統漏洞被修補上了。

不過這不足以阻擋于紅出校。人工審批時，她隨便找個醫院掛號，通常她掛精神科，她覺得這是一種隱喻，向老師說明要被關瘋了，她把掛號成功的截圖放在出校申請的證明材料裏，等審批通過，再取消掛號。

但到了2022年5月份，北京疫情較爲嚴重時，任何辦法都無法成功申請出校了。4月20日，北京新增1例本土確診病例，疫情苗頭初露，事情開始變得讓人不安。4月23日開始，北京每日新增病例以兩位數遞增，時間走到了「五一」假期前夕，全市已有6個高風險地區，23個中風險地區。與此前一年相比，用「淪陷」一詞形容此時的北京並不爲過。

5月1日，假期的第一天，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領導小組決定該日起正式啓用小湯山方艙醫院。「小湯山」不免讓人想到2003年非典時期的北京，消息一齣，不少市民憂心北京的前景。

「五一」假期結束後，因北京市教委要求「五一」後高校需壓縮教職工到校率，于紅的老師們不被允許進入學校了，但學生們仍需按照課表來教室裏上課，諾大的教室裏，講台是空的，只有老師的聲音幽幽地從教室講台上的電腦裏飄出。

這一景像讓不少學生回想起了高中。2020年春季線下復課後，學校實行了封閉式管理，爲了減少人員聚集，學校把原來每個班級的學生拆分成兩個班，由同一批老師授課。因此出現了老師在一個班講課，另一個班的學生只能在教學軟件上收聽的怪象，「也是這樣，講台上沒有老師，聲音從電腦裏傳來。」學生認爲，拆分班級的舉動多此一舉，下課後大家還是會一起去食堂吃飯，晚上又在同一個寢室睡覺，只是上課時班級的人數少了一半。

和于紅同一年升入大學，就讀於山東省青島大學的杜麗就沒那麼自如了，她時常被困在一張疫情防控表和看不到排隊盡頭的核酸隊伍裏。

自入校起，杜麗就要在名爲「校園集結號」的軟件上填寫防疫體溫表（現該軟件停用，已改用同名小程序填報），表格包含了早、中、晚的體溫，沒有溫度計的測量，杜麗和同學們憑着體感選擇答案——小於37.3攝氏度、37.3-38.5攝氏度、38.5攝氏度以上。

通常在上午，班幹部便會在群裏催促大家填表，而中午之前還未填寫的同學會被單獨提醒。填表如此重要，它關聯了綜合成績測評成績，即GPA（Grade Point Average）。（注：GPA是大陸所有高校作爲衡量學生學習成績的計算單位，以取得一定的學分和平均學分績點作爲畢業和獲得學位的標準）

一旦忘記填表，就會被扣分，還會被取消所有評優資格。表格最多可以填寫一個月的體溫記錄，爲了避免遺忘，杜麗經常連着將後面幾天的體溫一起填寫上報。

在杜麗的學校，學生參與防疫志願者的工時亦可折成加分，進入期末的綜合測評。志願者的主要工作是在各個院牆的門邊「蹲守」傳遞物品的同學，那些物品通常是外賣。

很少有學生在封校期間敢光明正大地拿外賣，你需要編織各種理由，有同學甚至因點外賣被學院通報。

有一次，杜麗點了一杯奶茶，取外賣時不巧被保安看到，保安問她：「你這不就是在點外賣嗎？」杜麗讓外賣員裝作家長，她堅持這是家長送的，杜麗運氣好，那位當值的保安放過了她。

「吃香」的防疫志願者名額，在班幹部把報名的共享文檔發到班級群時，通常在五秒鐘內就會被搶光，班長、團支書，還有入黨積極分子是搶名額最積極的人。

防疫志願者在一週的四天裏，上午兩崗，中午一崗，下午兩崗，有時還有夜崗，他們蹲守在各處，穿着橙色馬甲。杜麗也做過志願者，她在一扇兩米多高的鐵門那守候過，鐵門的頂部還加裝了半米多高的鐵絲網。

杜麗看到過一個女同學，有人在鐵門外往裏遞送一塊電子手錶，女同學相求她，參加了一個活動，很需要這塊表，好不容易託人送來的。看着同學爲難的表情，杜麗讓女生拿了表趕快回去。

「外賣送到手上」「學校的門、寢室的門，各個門都開着，夜晚出去吃個宵夜再悄悄溜進寢室」「沒有人關心你去了哪裏」……這些在疫情前並不值得拿來炫耀的普通日常，在杜麗、于紅們這裏成爲了傳說中的生活，只能聽前輩們講講。

生活中照進的光似乎越發微弱。于紅記得，去年的畢業季，她在學校的跳蚤市場花五塊錢買到了一個來自國外的帆布包，還有二十元買到的一對純銀耳環，來自西班牙一家瘦小的銀飾店。它的上一位主人告訴于紅，這是去西班牙做交換生時淘的。而今年6月的畢業季，于紅在跳蚤市場裏逛了很久，沒有碰到一件從國外帶回來的商品。

鑽空子

朋友不僅技術好，手還快。晚上出政策，第二天一早，盜版的程序就實現了。這讓杜麗有一陣子內心很狂妄，「我想出校還不是隨便出，封校哪能封得住我？」

比于紅晚一年（2021年）入學的李京，把大學志願填到了新疆。她幻想着大西北的哈密瓜、羊肉串、抓飯、切糕（注：瑪仁糖）、大盤雞……早在新生報到前，她就在社交平台上收藏了「新疆的懶人玩法」「烏魯木齊的乾貨攻略」等等。

她計劃，大學閒暇之餘一定要去打卡，玩遍全疆，「那可是新疆，別人一輩子都去不了幾次的地方。」

但自開學到國慶假期，校園一直封閉式管理。「欲哭無淚」，李京說，每天宿舍、食堂和教學樓三點一線。李京的室友來自全國四面八方，徽浙蘇、東北等等，她們都想出去玩兒，但大學兩年只能把校園逛了個幾十遍。

在學校裏，她們遇到那些熱戀的情侶，在空無一人的走廊、樓梯間、食堂、小樹林約會、接吻。

網絡是李京接觸外界的重要途徑，她在旅遊博主的視頻裏「雲旅遊」喀什古城和賽里木湖，不斷翻看在內地讀書同學們的朋友圈，他們一起吃飯唱歌玩劇本殺，這些朋友圈大同小異，但李京不厭其煩地看着，「這是我幻想的依據，這就是『雲出校』。」

相比起來，于紅的運氣比在新疆讀書的同學好太多。在北京沒有感染病例，疫情防控沒太大壓力時，學校人工審批出校申請的速度讓于紅不敢相信。她記得，去年某天她想和好友去live house看演出，那會兒已經是晚上十點了，她抱着試一試的理由在出校理由那欄填寫了：家教。她並沒有抱太大希望，想着應該沒有老師會相信有晚上十點的家教。意外的是，申請很快被通過，她大搖大擺地走出了校門。

于紅的同學張華峰也經歷過一次半夜被「秒批」，他在半夜十二點提交了第二天的出校申請，結果老師在深夜兩點通過了他的申請。他覺得，這位負責審批的老師真是偉大。

更多時候，張華峰是鑽政策漏洞的人，「管是管不住我的，我總能發現新規定的漏洞。」有些時段，學校只批准實習的同學出校，這時張華峰就是實習的學生，他去原來實習的公司弄一分實習證明。後來，學校又規定實習的學生必須在晚上八點前回校，而做科研的學生被允許晚上12點之前回，此時，張華峰就是搞科研的學生。

張華峰做這些並沒有任何的負罪感，他覺得是在維護自己的權益，「其他學校早就改報備制了，也沒有回校時間限制，爲什麼我們學校要人工審批，要證明材料，這樣只會把我培養成喜歡鑽（規則）空子的人。」

爲了方便出入學校，于紅的同學裏也有選擇和保安搞好關係的，還有的同學直接翻牆而出，于紅沒有嘗試過，她擔心弄髒衣服，覺得有點可惜。

而身在山東的杜麗，是被「技術改變生活」的人，某位計算機專業的同學是她朋友。那張在手機屏幕上實時滾動的出校條是朋友做的程序，「姓名、輔導員全都是假的。」但保安只要看到可以滾動，它就是真的。

杜麗說，朋友那會有一些閒置手機，他們把學校的出校程序重新做了一個程序放到試用機上，誰要出去就向他們借試用機，出了校再歸還。

還有核酸的預約碼，杜麗的朋友也做過。有一段時間管控較嚴，杜麗記得，學校規定，做核酸需在「校園集結號」但上預約時間，在預約的時間內過去，預約碼才是閃動的綠碼，超過時間便是灰色，工作人員看到灰色的碼就不會給做核酸，學校也不認可校外的核酸結果。

校內組織的核酸通常按學號的尾號輪番，比如今天是尾號0、1、2的同學做核酸，明天則爲其他尾號的同學。如果沒趕上自己尾號的核酸檢測，被學校發現，則需要寫一份核酸申請，檢討自己的錯誤，向輔導員說明爲什麼沒有去做核酸，再請輔導員批准次日的核酸。

杜麗回憶，校園內有些核酸點的隊伍要排上一個半小時，大家不勝其煩，杜麗的朋友便做了一個網址，點擊進來，預約核酸碼隨時都是閃動的綠色。這位朋友不僅技術好，手還快，如果晚上出政策，第二天一早，盜版的程序就實現了。這讓杜麗有一陣子內心很狂妄，「我想出校還不是隨便出，封校哪能封得住我？」

而杜麗的一些師弟師妹，更傾向穩妥地遵循學校的防疫規定，「有的人甚至沒到過離學校不到兩公里的著名海域石老人，還問那是不是吃的，我覺得太震驚了」。

杜麗在校園進進出出，幸運也一直站在杜麗身旁，她出校所到之處沒有發生過病例。杜麗有位同學是倒霉的那一個，混出了學校，但去的地方出現了病例，同學沒有關手機被大數據捉住，成了密接。他的個人信息被傳回到學校，他收到了一分嚴重警告被全校通報。就這樣，獎學金、保研名額等榮譽、機會和這位同學沒了關係。

盒子裏的狂歡

「阿姨每天都來檢查窗戶上的安全鎖，保證所有的窗戶只能打開十釐米，不會有人從窗戶跳下去。」有時，于紅透過窗戶向外看滾滾不息的車流和人流，看着看着，她想，「我也想和他們一起滾滾。」

即便有着那些鑽空子的手段和技術，大家也有出不去校門的時候，那是當地疫情管控最吃緊時，校園封閉，誰也不能入校，包括教課的老師。

「五一」假期過後，北京的商場、路邊店家的堂食理所當然地被禁止了，于紅的學校的食堂也禁止了堂食。於是在學校校園內，隨處可見吃飯的人：食堂門口的路上，教學樓下的長椅，沒有人的核酸檢測點和生病的大樹下。即使學校堂食恢復，餐桌也被一塊十字型的透明隔板分爲了四個小區間，你得小心擺動的手臂，才不至於吃飯時在這狹小的空間捉襟見肘。

當所有人都出不了學校，操場的人就比往常多得多。晚上，許多同學帶着野餐布，在操場喝酒、玩桌遊、扔飛盤，直到操場熄燈趕人。北師大邱季端體育館北邊有過同學帶着吉他和音響，到了晚上就去唱歌，吸引衆多同學駐足。于紅記得，某天晚上大家以一首五月天歌曲的大合唱，結束了這場小型演唱會。

歡樂的氣氛盪漾在校園，但于紅仍然覺得壓抑，「我們像被裝在盒子裏狂歡，我們所有的空間只是這個盒子。」

2022年6月，《海軍軍醫大學學報》刊登了北京聯合大學心理素質教育中心黃大慶老師和海軍軍醫大學（第二軍醫大學）心理系基礎心理學教研室王燕老師等聯合署名的論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對大學生心理健康的影響》，該論文稱高校大學生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群體，延遲開學、線上教學、封閉管理等疫情防控措施對其生活和學習帶來嚴重影響，也導致大學生出現不同程度的焦慮、 抑鬱、恐懼等不良心理反應。

李京在學校貼吧看過一段獨白，那個帖子裏寫到：「該自認倒霉嗎？大二下學期了，不知道封校多久了，我只知道我大學四年最輕鬆的頭兩年已經所剩無幾了。我記得在高考完的那個暑假，我無數次在夢境中想象我熱烈而又明媚的大學生活。封校的現實給了我當頭一棒，日復一日的生活，悲哀嗎？我來到烏魯木齊快兩年了，我不知道怎麼坐烏魯木齊的 BRT（注：Bus Rapid Transit，介於軌道交通與常規交通之間的新型運營系統），也不太了解烏魯木齊地鐵，烏魯木齊的公共交通是我可望而不可及的夢。這是我失去的東西。」

也有同學在封校中看到了「商機」。杜麗的學校，受歡迎的校內食堂離寢室過遠，有的同學便做起了校內外賣配送，把酸湯肥牛飯、糖醋里脊蓋飯從食堂打包好送到那些不願意多走路的同學手邊，跑腿費1.5元。但當疫情緩和時，同學們又能點外賣了，生意馬上暗淡下去。

杜麗值守過的那扇鐵門的鐵絲網就被人破開了一個洞，剛好夠傳遞外賣。杜麗曾經在朋友圈看過一張圖，機場停了幾排飛機，沒有飛機要起飛，所有的航班被取消了。杜麗想，如果是自己面臨突如其來的不確定性的停滯會怎麼樣？她感到難過。

于紅也在逐漸失落，她沒想到在盒子裏的消遣也要被打散。學校裏開始出現身着便服但神情緊張的保安，他們在人群裏轉來轉去，提醒大家戴口罩，保持距離，還有戴紅袖章巡邏的人，「告訴我們這個地方不要待了，讓走」。

邱季端體育館北側的台階也不能坐人了，天一黑，就有學生坐在上面值守，不允許任何人靠近。

緊張的氛圍緣於一場訴求。在北師大一個超千人的QQ大群中，有人用匿名的方式號召「BNUer，聯合起來」，訴求一是明確期末考試的方式和時間（此前學校稱在校生線下考試，而未在校學生採取線上考試的方式）、二是明確放假時間和能否返鄉（5月，北師大學生只能在寢室上網課，後來教室限流，只允許一部分學生自帶電腦到教室上網課，很多同學認爲此舉還不如讓學生返鄉）

此訴求在QQ群引起討論，最終海報內容爲：5月24日，晚八點前，在邱季端體育館的北側，除上述兩點訴求外，海報還要求正面回應學生訴求以及不追責、不約談。

上述行動馬上被群內某些同學舉報至學校，到了24日傍晚，體育館北側已有衆多老師，最後事件以「有什麼訴求去辦公室談」結束。

此後，學校氛圍陷入緊繃，操場也開始限流，要排五六米長的隊伍才能進去。于紅的朋友帶着吉他到了西操場，音響還沒放下，就有老師找他談話，要收他的樂器。交涉半小時後，朋友離開了操場。不少老師也在人群間轉來轉去，要求帶音響的學生關掉音響。但街舞社的同學們仍然在無聲中繼續舞蹈。

于紅回憶，有同學在校內的會議室放電影。在那間會議室，這塊屏幕上白天放着的是學術報告，晚上則是庫斯圖裏卡，但沒多久，該放映被老師發現而暫停。

這一系列的事情讓于紅進入一種平靜的絕望，她想去麥當勞，想看電影、逛公園。「我很迷茫，學校的每個角落我都逛遍了，我覺得無處可去了。」

有一陣兒，于紅只和兩個人說過話，一個暑期沒走的舍友，一個是每天查房的宿管阿姨，「阿姨每天都來檢查窗戶上的安全鎖，保證所有的窗戶都只能打開十釐米，不會有人從窗戶跳下去。」有時，于紅透過窗戶向外看滾滾不息地車流和人流，看着看着，她想，「我也想和他們一起滾滾。」

情緒「異常」

他寫了很多「發瘋文學」，在一個短篇裏，他寫道，「我沒有感受到黎明，我什麼也沒感受到，我只知道我變成了黑蟲……我真幸運啊！被遮蔽在罩子內，真是幸福。」

封校最嚴格時，也就是5月的北京，張華峰一個人待在宿舍裏面不出門，也不跟人交流，每天顛倒黑白，早上七八點睡覺，下午兩三點醒來，這樣的生活，張華峰覺得沒有意義，但又無法從這種狀態中自拔，「每天就是又想死又懊惱，又不能出去，只能悶在學校裏面啊，感覺不如死了算了。」

但張華峰沒有去看心理諮詢，他寫了很多「發瘋文學」。在一個短篇裏，他寫道，「我沒有感受到黎明，我什麼也沒感受到，我只知道我變成了黑蟲……我真幸運啊！被遮蔽在罩子內，真是幸福。」

出現焦慮不安情緒的不只張華峰。前述論文稱，以北京聯合大學在校大學生爲調查對象，收穫有效問卷3019份，結果顯示，在 COVID-19 疫情期間，大學生情緒反應前三的爲恐懼、神經衰弱、抑鬱，發生率分別爲 87.7%、44.8% 、37.4%。另外還有17.3%的同學產生強迫性焦慮情緒。

論文還表示，在COVID-19 疫情下，在校大學生的恐懼情緒反應較爲普遍。大學生群體尚處在心智成熟的轉化期，思維的判斷力還不夠成熟理智，內心的感受非常容易受到各種信息的影響。

作爲團支書的杜麗關注過那些有「異常」情緒的同學，但這些關注不是出於情誼的關照，這讓杜麗覺得羞恥。是輔導員告訴她，某位同學可能有心理問題，讓她關注，這位同學住在杜麗隔壁寢室。

而所謂的關注，就是每晚向輔導員彙報該同學的情況，杜麗後來才知道去學校看心理諮詢，如果問題比較嚴重，就會被通知到學院。杜麗很震驚，「這不是個人隱私嗎？」

大陸某高校一位心理學教授認爲，學生出現心理問題，作爲諮詢師不但不保障來訪者的利益，而任意「上報」來訪者的問題，這是對來訪學生權利的侵害，也是對心理諮詢行業的毀害。

2018年9月修訂完成的《中國心理學會臨床與諮詢心理學工作倫理守則（第二版）》在隱私和保密的部分規定，心理師有責任保護尋求專業服務者的隱私權。保密原則的例外是，來訪者有嚴重傷害自己或他人的危險；未成年人不具備完全民事行爲能力的，受到性侵犯或者虐待等。「即使出現例外情況，也應按照最低限度原則披露相關信息。」前述心理學教授說。

某高校心理諮詢室一位老師也表示，即使是學校裏的心理諮詢也應嚴格保密。除非在會談中發現來訪學生有傷害他人，或者傷害自己的衝動；來訪學生涉嫌違反法律法規，比如吸毒或猥褻幼童；涉及司法流程，法院強制要求出示一些信息，以及諮詢師評估後認爲學生有非常嚴重的精神疾病，比如抑鬱症，或者是雙向、精神分裂。這些情況屬於保密例外。

「只有在保密例外的情況下，才需要通知緊急聯絡人或輔導員，再採取後續醫療的手段。而且，保密例外情況在諮詢開始前須在知情同意書裏告知學生。」

杜麗不知道這位同學爲什麼心理有問題，有什麼樣的心理問題，她只能執行輔導員的要求，每天去同學的寢室晃晃，和她的室友聊聊天，打聽下情況，再彙報上去。

杜麗討厭做這樣的事情，她在某些時候幫着打掩護，學校每晚要查寢室人員是否齊整，防止學生溜逃外出。某天晚上，該同學不在寢室，杜麗在微信上詢問，同學回覆，今晚不回寢室，能不能不要告訴輔導員，杜麗答應了。

福建師範大學心理學院林斐等學者在2020年9月對福建省高校20515名大學生進行調查（論文《新冠疫情常態化防控期大學生適應障礙和抑鬱對心理健康的影響》）發現，其中適應障礙、抑鬱症、SCL-90陽性（注：即心理症狀自評量表，公開資料顯示該量表共有90個項目，並採用10個因子分別反映10個方面的心理症狀情況。陽性即陽性項目數：90題中，單項分≥2的項目數，表示被試者在多少項目上呈現「症狀」）的檢出率分別爲2.27%、19.6%、21.06%。這說明這些大學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問題。

論文還指出，疫情後復課大學生在SCL-90各因子陽性率最高的分爲彆強迫症狀、人際關係敏感和抑鬱症狀，

2021年入學，在長沙中南大學讀書的文雯可能出現了人際關係敏感這一症狀，她想起那些報名的社團，比如暑期支教，她甚至沒有去面試，有時候她會想爲什麼要報名，想來想去，她覺得可能是很多活動參加不了，跟人的接觸變得更少，「在宿舍裏待久了，讓我變得更加社恐」。

但文雯屬於比較耐受的人，可能是由於上大學前她已經歷過線上授課和封校。她認爲，健康碼、行程碼讓疫情防控更加方便了，每個人不用仔細回憶到底去過哪些地方，如果沒有這些「跟蹤碼」，誰也不能保證自己出行接觸的路人是不是健康的。

防控的困擾，掃碼的繁瑣相對於健康、安全，前者微不足道。文雯想，病毒的致死率沒那麼高，是不是因爲我們防控做得還行，已經管好了？我們爲什麼要去想着冒風險放開，而不是去嚴格地管控？

文雯的想法代表了不少2021年入學的大學生的思考，縱使她也因管控產生過各種不便。她和室友們想去IFS國金中心吃飯，但約了4個月，一個學期過去了，大家仍未成行。她們擔心市中心過大的人流會一不小心出現密接者，她不太能接受被隔離停課，實驗課一停，再追上就很難。

課程之外，文雯幾乎沒有機會去探索長沙，校園的一些活動也時常因不能聚集宣告停止，五一和國慶的假期也被砍掉了，文雯的父母也不希望她往學校外跑，覺得封控正好保護了學生。

當問及她是否習慣了管控，她說，不好的地方也有，但是這沒辦法的，這些不舒服比起安全、身體健康，也是可以接受的，「我沒辦法說出哪種方式更好，我不是管理層，管理人員會給我們安排好了，那就這樣吧。」

應受訪者要求，于紅、杜麗、李京、張華峰、文雯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