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现场：我们想像中的女王

在我成长的，九十年代主权移交前的香港，“英女王”或“事头婆”（指“老板娘”）是一个既近亦远的存在。在大陆互联网谣传的“香港学生每天要唱英国国歌”当然不是事实。事实是，我到现在都不太清楚“天佑女王”的歌词，只会唱戏谑的广东话版：“个个揸住个兜，啲粥啱啱够”。我问英国朋友记不记得国歌歌词，他也理直气壮地说不记得：“有甚么场合要唱国歌呢？”

可是女王在殖民地香港，似乎也是无处不在。我住的那条长街叫“英皇道”。英女王寿辰是公众假期，不过从来没有人记得起是几月几号，小孩子关心的只是这天不用上学。在电视剧里，香港的刑事重犯常要“等候女王发落”，而我总是想像一个坐在宝座上，穿得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红心皇后的女王，在听过臣下陈情后，冷冷地用莎剧的腔调说：“Hang him （吊死他）。”查理斯王子是九十年代香港小学生之间流传的打油诗的嘲笑对象，那首诗说他挖鼻孔的时候挖出五角钱。九七年戴安娜王妃意外去世，我在学校的音乐考试不弹巴哈而弹了艾顿庄纪念王妃的“Candle in the Wind”（不过只是因为歌蛮好听的）。

在大英帝国余晖下长大的香港人，也许总有些零碎的关于王室的想像与记忆，但似乎也仅此而已。

我在女王逝世翌日早上到达白金汉宫时，闸门外早已放满了鲜花和心意卡，而手持鲜花，从绿园（Green Park）地铁站穿过公园去王宫献花的人潮仍络绎不绝。放眼望去，粉色和白色的百合花似乎占了大多数，也许跟女王儿时小名“Lilibet”有关。然后最抢眼的是大黄色的向日葵，以及各色玫瑰。英国早就取消了绝大部份防疫措施，所以好些游客也回来了。人群中不时听到普通话和广东话：“这查理斯王子也七十多了吧。”“是的，随时没能做几年又要传给他儿子了。”“这国王没实权的，有实权的是首相。”有电视主播踏著主播专有的步伐，边走近镜头边说：“她被称为英国的祖母，而今日，她的孩子们都来为她送行了……”

我在王宫外走了一圈，仔细看了心意卡上的字。大部份都写著类似“谢谢你为国民毕生奉献”﹑“我们永远怀念最好的女王”﹑“没有人能做到你做过的事”的话，也有人自制了大海报：“QUEEN－Quintessential（最完美的）﹑Unwavering（坚定不移的）﹑Eloquent（有说服力的）﹑Elegant（优雅的）﹑Noble（贵族的）”。我有点愤世嫉俗，想找张心意卡是有实际写到女王丰功伟绩的，但完全找不到。

“二十一世纪了，还搞王室那一套？”

9月8日，在女王逝世的新闻出来之后，我们的记者在大雨中跑了一趟白金汉宫，访问了在王宫外面悼念女王的人群。有东欧移民说，他在入籍英国时要宣誓效忠女王，所以对女王特别有感觉。有英国人说昨晚下著倾盆大雨，是因为“神为了女王而哭泣”。至于这篇报道下读者的留言，则似乎跟悼念人群的心情差天共地：“君主立宪制早该被淘汰了”﹑“在民主思想如此普及的年代，还有人为‘王室’的逝去而悲伤，甚至发誓要效忠女王，不觉得可笑吗？”

2015年我在英国留学，有许多同学像我一样，是大英帝国的“前子民”。其中有个跟我要好的同学M，现在是法律教授，研究范围是伊斯兰世界的刑法。她的家族来自孟加拉，在伦敦土生土长的她已是第3.5代移民。在“帝国内移民”的年代，她的曾祖父从孟加拉远渡重洋至英国在非洲的领地工作，后来来到东伦敦。因为东印度公司的远洋贸易，英国对孟加拉的殖民，比对香港的殖民残酷得多－－为了增加鸦片产量，十八世纪的孟加拉农民被逼放弃水稻种植罂粟，还因此引起了全国大规模的饥荒。

M自然没有经历过那一切，但她在学术上对殖民主义的批判，大概跟这些代代相传的创伤记忆有关。我问她，女王逝世她有甚么感想，她没好气地说：“二十一世纪了，还搞王室那一套？”她也表示不了解因女王辞世而伤心的人：“现在很多英国人连电费都要交不起，冬天大概连我们都不敢开暖气了。相比这些实际问题，一个老富婆的逝世有甚么值得呼天抢地的？”在网上也有这样的讽刺meme流传：“女王是个伟大人物，是著名娈童人士的母亲（指安德鲁王子的性丑闻），而且人生大部份时候都没在交税。”英国记者Jonathan Cook甚至这样评论女王逝世后的氛围：“二十一世纪的英国，从没看来如此像中世纪过。”

《纽约时报》在女王逝世后刊登了一篇评论，题为《哀悼女王，勿哀悼她的帝国》（Mourn the Queen, Not Her Empire）。文章里写到，在二战后亚洲和非洲的前殖民地追求独立的过程中，曾遭受英军的暴力镇压。而今日的英国也必须跟这些历史和解：向非洲殖民地受害者赔偿，为奴隶制道歉忏悔，承认女王的“大英帝国”是建立在血腥和暴力之上的。而过去数十年，从女王被逼交税，到戴安娜事件，到近几年哈里王子和梅根对王室的种族主义指摘，都是整个英国王室在现代民主英国和他们的历史特权之间挣扎的明证。

我在白金汉宫外，刻意避开了来献花的人（绝大部份是白人和游客），因为我大概也知道他们的想法了。我找到了一个站在远处观望的黑人来搭讪。这个叫Aasir，来自肯雅的男生说，他早上不用上班，特意前来这边看看。他现在是UberEats的外送员，年多前才来到英国。

“女王走了，你有甚么感受呢？”

“女王跟肯雅还是很有关系的，她登基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的国家外访中。我是没有给她献花，因为除了她的公众形象，我实际上不知道她的为人和品格，”他顿了一顿，“不过……她实际上是谁，也许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觉得她是谁吧。”

半世纪的符号消失了

我把在王宫门外拍的，献花人群和下半旗的照片传给父母。没多久，母亲回传了一个“哭泣”的表情符号：“太可惜了。”我忍不住说：“女王九十六岁高龄，终身富贵，在苏格兰占地五万英亩的的行宫被家人﹑侍从和顶尖医护篌拥著安祥离世，有甚么好可惜的呢？”“她是我们的事头婆啊。而且她好可爱，看起来有点傻气，衣著又色彩缤纷，谁不爱她呢？”

谁不爱她呢？我倒是想起，这数年来香港受到大力打压，前事头婆也没为我们说甚么；而殖民地政府鼓吹非政治化，刻意忽略公民教育，给香港留下来的负面影响，我大概能说个三天三夜。当然女王受身份所限，连英国的政治问题都不能采取立场，何况那还是“别国内政”。大陆网民对女王能“在位七十年未曾辱华”表示钦佩－－但她的形象大概比韩流偶像的更精心包装，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经过精心计算，即使女王不是没打过辱华的“擦边球”（当然，谁没有？），最后还能全身而退。分别只是，韩流偶像只需要维持人设三五七年，直到团体不再处于上升期为止，但女王终身都在维持形象，直到昨天。

想到这里，我似乎比较能够明白来献花的人了。

从白金汉宫离开，我从绿园散步去了西敏寺，即十天后要举行国葬的地方，然后又走到国立美术馆和查法加广场。在梅菲尔（Mayfair）﹑西敏（Westminster）和柯芬园（Covent Garden）这些景点密集的街区，满街纪念品店如常营业，印有女王头像的海报﹑扇子﹑匙扣和毛巾放在门口当眼处。我问查法加广场旁边纪念品档的档主，女王的纪念品今天是不是卖得特别好？他耸耸肩：“太早了看不出来。但她的东西一向都卖得很好，我想这几天会更好吧。”接著又说：“欧洲游客喜欢买有女王头像的蜡烛，亚洲游客喜欢扇子和锁匙扣。”

“她的纪念品一直是最畅销的吗？”

中东脸孔的档主想了想：“以前碧咸能跟她相提并论，后来女王卖得更好。”

自登基后已失去“Lilibet”的名字（据说除了菲腊亲王就没人敢这样叫她了），只叫“伊莉莎白二世”的女王，在生前死后都是个符号－－这个符号可以是宗教的，是娱乐的，是商业的，是政治甚至国族主义的。在早就世俗化，传统教会塑造的上帝已然没落的欧洲，没有政治实权的她大概是最接近“图腾”的人物。知识份子如M看不惯靠著帝国殖民致富的王室，在二十一世纪还有不少支持者。但那大概也说明了，我们－－充满缺陷的人类－－永远都要“相信”一些事情：有人信科学，有人信民主，有人信“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有人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不再祈祷了，但向往著女王代表的一切：我们曾经有过的，美好的生活。

在脸书上，我有些香港朋友分享了女王的照片，并写上殷切的悼念之词。许多香港人说，女王永远是我们的女王；更多人说她代表了我们不再复见的美好香港。那个香港是怎么样的呢？几年前，许多人争相书写“香港的九十年代”－－有些人说九十年代是香港的黄金时期，有些人却特别清醒地说，那个年代香港人都在炒楼﹑炒股票﹑“揾快钱”；人人都只望发达，没有任何对社会的承担。除了那些戴著玫瑰色眼镜看过去，美化殖民历史的人，怎么会有人说那个香港特别好？

有人说，这就是恋殖，是殖民地的臣民不愿意从当“臣子”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走自己独立的路啊。而我曾经也是这么觉得的。

傍晚六点，我搭乘几个月前才新开通的伊莉莎白线回家。托特纳姆宫路站（Tottenham Court Road）整个车站月台的电子看板，全部都是女王的黑白正装照，上面简洁地写著“女王伊莉莎白二世，1926-2022”。扶手电梯旁边的电子广告板也都换上了一列女王的照片。看著如此簇新﹑高科技的英国，跟“女王”这种充满中世纪欧洲意味的称谓放在一起，我突然想到，也许我们就需要这么一点“旧”和“不变”，去接受世界不会为我们停下脚步的事实。尤其是，我们在2022年面对的，是威权主义在全球卷土重来，疫情肆虐，而科技既带给我们便利，也让我们无所适从的世界。在历史的巨浪面前，我们似乎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

单纯地将对女王的怀念视为“恋殖”，“迷信财富和权力”，可能还是过份简单了。我们更想要的，也许就是一个甚么都还有可能的昨天－－许多机会还没错失，许多事情仍能肯定，我们还能走另一条岔路的昨天。

但跟中世纪的上帝不一样，活了九十六年的女王始终要迎来死亡。从今天开始，我们也许要开始寻找别的信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