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苹果》时代︰最后一代报档，他们在卖樽装水和油墨味的回忆

香港的报档，几十年来与纸媒同历兴衰。这些年过五十的报贩们，见证过1995年《苹果日报》加入纸媒战场后，减价战下老牌报纸撑不下去而停运；也亲睹六四、七一这些日子，谁家的报纸卖得最快。

一眨眼，香港《苹果日报》已停运一年。“这一年最大的改变是，少了《苹果》后，很多熟客都不再读报，甚至是连新闻都索性不看，看了可能心情更差，又没法改变。”在湾仔经营报档35年的陈小姐幽幽说道，“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早在去年荡然无存。”

现在熟客来到档口前，大多只为了继续支持她，来买支饮料，顺道吐吐苦水——在这社会氛围下，整个人都很压抑。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立峰，于6月中发表有关2021年过后港人的新闻使用和信任度研究，提及《苹果》于2021年仍营运时，不论其报章及电子版本的读者接触率都在研究中占较高比例；而在《苹果》消失的这一年，其他报章的使用程度未见明显上升，即《苹果》停运后，其读者大多并无转向阅读其他报章。

随着纸媒逐渐被时代淘汰，加上《苹果》写下最终章，报档现在最好卖的，是香烟和樽装水；档主既是挣扎求存、讨个生活，也是打发时间。档口还会留给下一代吗？“现在给你，你也不会想做吧？”在旺角银行中心经营报档20多年的明哥说。

看着政治和社运，看到《苹果》的生与死

采访陈小姐那天，天下着微雨，她身穿全黑色、印有“香港加油”暗花的运动T恤，如常在档口前利落地整理报章及杂志。雨水无碍熟客站在档口前聊天，他们一时批评港区国安法如何令人不敢高调发言、政府应对疫情反应缓慢等，一时谈论《苹果》记者散落不同新媒体后的出品。“也是因为仍有熟客支持，才继续经营报档。”陈小姐坚定地说。

2019年，反修例运动初期的抗议活动常在港岛中西区、湾仔区一带进行，陈小姐报档的运作和生意，无可避免地受驱散行动影响，三不五时会闻着催泪气体边咳边关舖。那些日子，档口收入转瞬缩减大半，短期内只是咬紧牙关撑住，长远则显然不乐观。但幸得街坊、熟客特地跑到旧档购报、买饮品，让陈小姐仍能继续经营报档。

但她仍然支持反修例运动，亦曾公开支持《苹果日报》，如自费印刷推广《苹果》的文宣，光明正大地贴在旧档口的当眼处，呼吁客人主动购买《苹果》来接收时事资讯。市民得悉后，每天风雨不改往她的报档“打趸”（流连），既是关心她状况，也闲话家常，解闷除忧。“那时也有很多记者来关心我，担心我表明立场后会遭人骚扰。”

这担忧不无道理。她后来因与业主政见不同，还是被逼结业，要再另觅地方开档。

当初她支持《苹果》，原因是它会大幅报导社会运动，多年来从未缺席。“老实说，即便我是卖报纸的，我也不常读报，最多是每天整理报章时，看一下每份报章的头版新闻。《苹果》的头版标题一定是与众不同，他们从不忌讳说出社会问题的核心。”

继承上一辈的报档的55岁明哥，在旺角银行中心摆档20多年，对1995年6月20日创刊的《苹果》印象深刻，除因为它是首份全彩印的报纸、排版与别不同，也因为它不向财团广告低头。“你看《苹果》，从未间断地报导有关六四、七一游行集会的内容，连头版都是留给重要的社会事件。”

可是，时至2019年起，《苹果》报导反修例运动时，屡收警方信件指不满其报导内容。国安法实施后，更红线处处。2020年8月10日，警方大搜捕《苹果》，以违反国安法、诈欺等罪拘捕黎智英父子、营运总裁兼财务总裁周达权，以及壹传媒集团行政总裁张剑虹。

那时起，开档30年、65岁的报贩何先生，在荃湾杨屋道街市档口每日免费派发100份《苹果》，无间断派了2个月，“因为有熟客希望表达支持《苹果》，给了我一笔钱，要我每天免费派50份，然后我再自掏腰包买多50份。”

何先生坦言，每天都可能有老人家把这些心意当成一般的免费报章，任意拿取，并不知道他们有否读毕报纸，但令他感欣慰的，是一群认同何先生理念的人，特意到他的报档为他打气，“很多都是年轻人特地跑过来道谢，也有不少人不拿免费的《苹果》，执意要付钱买。更夸张的是有人放下数百元买一份《苹果》，希望报档及《苹果》都能生存下去。”

《苹果》于2021年6月24日停刊。何先生仍苦苦经营报档，他强调，报档售报是持平、中立，报档内仍有“五光十色”的报纸供选购，“唯独缺了《苹果》。”

报贩不挑报纸来卖，这年头讨口饭不容易，但个人感受还是深刻、入骨。无论是1998年金融海啸、2003年沙士、2010年反高铁社会运动，及至近10年来反国教、反对新界东北发展、雨伞运动、旺角骚乱、反修例运动等，他们都认为大家累积很多怨怒在胸口，“大家都敢怒不敢言，却又无处抒发。以往有《苹果》代大家发声，但现在真的甚么都没有了。”陈小姐叹息道。

2021年《苹果》这棵26年的大树倒下，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苏钥机当时已预计，《苹果》停刊后会令香港的激烈反对声音消失，市民反映意见的渠道相应减少，社会上不同群体的声音及市民忧虑将无处表达。

明哥表示，“（这一年）有不少《苹果》读者少了读报……大家都会说（停刊）是不应该发生的事。”他观察，那些不再读报的人，这辈子大概也不再读香港的其他实体报章；而已故的全港报贩大联盟主席廖社青曾预料，《苹果》停刊后销量不会转移到其他报纸。

李立峰6月发表的媒体研究报告中分析，读者会考量相关传媒机构停运后，会否有另一相同理念且作品具一定水平的机构值得支持，若有符合能填补媒体空洞且高质素的传媒机构，则能保留读者；反之，若读者寻找不到这样的媒体，他们就可能会成为“消失的读者”。

他续称，拥有鲜明立场取态的传媒机构，其支持度将附带“政治消费”意味，特别是经历2019年的社会运动后，这种连带关系就更明确。李立峰认为，两间已停运的媒体《苹果》与立场新闻，各自读者并非单纯只为接收新闻资讯，而是为了支持某种理念而付费。

“一直以来，经营报档的观察是，香港真的变了。”何先生叹息道。

他早在2014年雨伞运动时，便在报档贴上“我要真普选”的标语，也在2020年自资赠阅《苹果》。时至2022年，《苹果》停运一年后，何先生在各种名义的红线下，也开始自我审查，“过往可以自由批评政府失职无能，但现在则要思前想后，光是讲真话，就可能让人失去自由”。

何先生直斥政府想建立一言堂的社会，“熟客与我的最大感受是，香港少了一把监察政府的声音。”

在争议声中，《苹果》和读者走到最后一哩路

“《苹果》停运，其实对其他报章的销量并无影响，（各纸媒）依旧每天卖10份以内，一样那么少。”2000年在旺角亚皆老街开设报档、64岁的庄先生说。

报档贩售报章，先经历2005年起免费报章崛起的攻势，再到互联网普及，新闻应用程式横空出世，滑手机时新闻资讯随手可得，对实体报章的销量打击可谓“毁灭性”。端传媒访问的4位档主，都在报档内经历至少20多年岁月，他们共同目睹香港多年来的跌宕起伏，在报档里观察到不同报章的读者群变化。

《苹果》与《东方日报》，20多年来都是直接竞争对手。时间回到1995年，那时普遍报纸黑白印刷，售价港币5元，到《苹果》6月空降，一创刊就用印花优惠，把售价压低至2元，创刊当日就卖出20万份，其后迅速于几个月内抢占市场，日销30万甚至50万份，成为全港销量第二高的报章，仅次于《东方》。即使其他报纸以抽奖形式送车送楼，也无法挽回读者。

《东方》同年底以迈向28周年之名，将报价同样减至2元，触发其他报纸跟随。但最后，这一波“割喉之战”淘汰了一些老牌报刊，一周内四报三刊结业，包括《华侨日报》、《快报》等。

“那时《东方》卖100份的话，《苹果》就是卖80份，《东方》那时候吸引在波经（体育版）、马经（赛马版），而《苹果》吸引在娱乐、港闻。”庄先生说。记者坐在报档旁观察，短短1小时多，已有10多名顾客在报档购买有关赛马资讯的报章。

明哥则指出，以往《苹果》与《东方》实体报销量旗鼓相当，只有《苹果》头版报导独家新闻，或是集中报导游行集会新闻而印刷的号外版时，其销量就会超越《东方》，由此可见《苹果》客群有既定的价值取态。

在竞争激烈的纸媒黄金年代，记者圈内流传，有报纸会派人凌晨守在某家旺角报档，第一时间查阅竞争对手新鲜出炉的初版报章有否独家新闻，把独家新闻资料抄写下来，重新撰写，再加在自家的报刊内，然后赶在早上印刷更新版再送往报档。

“我不能确认那些凌晨在档口外鬼鬼祟祟的人是否在抄新闻，的确到现时仍有些明显是记者，或是报馆的人会买一份报章，站在档口不远处读报，有时又会拿起电话跟对方大叫‘有错字要改啊’、‘为甚么没有出这新闻’之类的。”陈小姐忆述。

“互抄独家新闻？哗，那是好十多年前才会有的操作吧，现在的‘独家’一点都不‘独家’吧，只要上网一看，那些新闻内容大家全都知道了。会再出第二版报纸的，近年也就只有《苹果》较多在社会发生大事时出号外版吧。”明哥说。

壹传媒旗下的《苹果》、《壹周刊》，或其他八卦杂志，其报导手法和取态亦同样会为人诟病。例如最为人熟悉、也成为大专院校新闻系教材的1998年“陈健康事件”，《苹果》当时头版报导陈健康在妻儿自杀死后仍北上寻欢，后来被揭发是有偿新闻，最终创办人黎智英需公开道歉。

4位档主均有讨论《苹果》报导备受争议的地方，比如一直以哗众取竉的方式报导突发案件、以狗仔队采访名义侵犯艺人私稳等等。不过，他们均认为《苹果》的报导与香港人对新闻的要求是有互动，彼此共同进步；也是《苹果》的“行差踏错”，26年间跌跌碰碰，最终才有结业前的《苹果》。

“2003年对《苹果》来说是个转捩点，那年《苹果》有关于张国荣、梅艳芳的报导，还有当时的沙士疫情，整个香港社会气氛都很低迷。而《苹果》新闻十分详尽。”明哥强调，由2003年的50万人七一大游行报导开始，《苹果》成为真正面向香港人的报纸，“我以往收拾好档口，也会拿一份《苹果日报》和《壹周刊》回家看，养成了习惯。可是习惯的事物，在香港是会一觉醒来便消失。”

《苹果》以100万份印刷量作为道别，香港人买个清光来回馈这26年的陪伴。明哥忆述，2021年的6月24日凌晨，香港人为购买最后一期《苹果》，在旺角各报档大排长龙，他大受感动。“大家绝对可以感受到排队买《苹果》的人，都是拥有同一理念、真心喜欢香港的人。那天知道很多人仍关心香港，绝非羊群心态而排队。”

明哥表示，即使那日整天都忙得不可开交，他也不忘在售报时与客人互相打气，说句加油。后来回归到日常处理报档生意时，明哥则已甚少表露情绪，亦绝少与顾客交流，“我的报档位置本来便是人来人往的通道，顾客需要买报纸、饮品、烟等等，全都是买完便走，不作停留，因此那天真的很难得。”《苹果》的诀别，仍给予明哥一点支撑与鼓励。

没钱赚的报档，谁还会继承？

明哥的报档，侧对着人来人往的旺角港铁站出入口。采访那天刚下完暴雨，太阳初出的平日早上，街道上的行人骆驿不绝，但生意寥寥可数。与明哥从早上11时谈到近中午12时半，买水、买烟、买报，只有数人。他们拿起马经或《东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干净俐落。

“报章销量如你所见，这个世代哪还有人拿起报纸来看的，只剩下老人家与赌徒会买报吧。”明哥边说，边在整理报档摆买报纸的排序。明哥将有时事报导的报章，如《明报》、《星岛》、《东方》等，藏在各种马经下，马场跑马仔比政治跑马仔更实际。“这世代哪有人还会买实体报？我们（报档）也要跟着时代转变啊。”明哥的报档，早已兼售杂货维生。

现时，报摊准售的额外物品有12种，包括纸巾、香烟、打火机、糖果、香口胶、凉果、电池、原子笔、樽装蒸馏水、小饰物、利是封及流动电话储值卡。在摊位的准许面积大小维持不变下，该等商品占用的范围不得超过报摊面积的二分之一，报贩可在报摊范围展示核准售卖货品的合法相关宣传品。

报贩没有特别的营运策略，一直只靠薄利多销。现时卖一份报纸赚港币1元多；樽装水每支可赚2至3元；零食如糖果、话梅，每包是赚数元；香烟则视乎牌子而定，每包赚10至20元。有时档贩还会卖小玩具，例如玩具车，每部也赚到十数元。

亦只有兼卖杂货，报档才有条件经营到夜深。接近夜晚11时的旺角，亚皆老街人潮熙来攘往，不少客人在庄先生的报档买烟、买水、买马经。

报档被过时规条束缚，加上档口附近的杂货店、小贩档竞争，更大杀伤力的是便利店。“便利店主力不是卖报纸，但便利店的方便程度是报档怎样也追不上，连带在便利店买报纸送纸巾的营销技巧相当盛行，报档不得不花更多成本在贩报上（同样送纸巾迎战）。”何先生无奈地说。

香港报档与报章的命脉紧密扣连，当实体报章走向夕阳，报档的生命亦缓缓倒数。报档在食物环境卫生署的管理下，经营权及牌照只能传给直系家属（即父母、配偶或子女）一次，其后不能再转让他人，意味着从家人手上得到牌照的明哥与何先生，他们不可能转让报档牌照予下一代继续经营。

“即使能够转让，我也不会想让下一代再接手报档。现在给你，你也不会想做吧？”明哥认为报档是被政府闲置到快将消亡的族群，“以往曾与食环署开会争取改例，或要求将报档与一般小贩一视同仁（放宽报档可以售卖的商品限制、给予报档空间做生意），但终究没有得到（食环）答复。”而政府在疫症期的这3年，最直接援助到报贩的政策是，豁免3年、每年约5000元的报档牌照费。

根据食物环境卫生署的统计数字，2000年的固定及流动报档牌照数目为879个，2005年报档牌照数目下跌至738个，2011年更跌至540个，2020年更只剩下356个。20年过去，街边报档逐渐无声无色地从香港人身边消失，是时代所然与制度辗压，令报档行业日渐式微吗？

全港报档大联盟曾于2019年公开呼吁政府部门放宽报档可售卖商品，让报贩能够自食其力。联盟提及食环署批准让报档卖樽装水，却视乌龙茶与可乐等“有色饮品”为违禁品。很多报档档主为多赚几个钱挺而走险，冒着被罚钱的风险卖樽装茶、罐装咖啡等。联盟又提到政府近年的控烟、禁烟政策是不断增加烟税，加上非法私烟盛行的双重打击下，令报贩卖烟的收益锐减。

明哥续道：“报档像被政府晾在一旁，食环那些规例50年不变，一直限制报档发展；时间到了，就让报档消失。”同在旺角开报档的庄先生表示，现时报档最好卖的产品是樽装水，并称若档口只能靠卖报维生，应该早就饿死了。

“你可以说，现在档口就是披着报档外皮的杂货档。”庄先生幽幽地道。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陈小姐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