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蘋果》時代︰最後一代報檔，他們在賣樽裝水和油墨味的回憶

香港的報檔，幾十年來與紙媒同歷興衰。這些年過五十的報販們，見證過1995年《蘋果日報》加入紙媒戰場後，減價戰下老牌報紙撐不下去而停運；也親睹六四、七一這些日子，誰家的報紙賣得最快。

一眨眼，香港《蘋果日報》已停運一年。「這一年最大的改變是，少了《蘋果》後，很多熟客都不再讀報，甚至是連新聞都索性不看，看了可能心情更差，又沒法改變。」在灣仔經營報檔35年的陳小姐幽幽說道，「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早在去年盪然無存。」

現在熟客來到檔口前，大多只為了繼續支持她，來買支飲料，順道吐吐苦水——在這社會氛圍下，整個人都很壓抑。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峯，於6月中發表有關2021年過後港人的新聞使用和信任度研究，提及《蘋果》於2021年仍營運時，不論其報章及電子版本的讀者接觸率都在研究中佔較高比例；而在《蘋果》消失的這一年，其他報章的使用程度未見明顯上升，即《蘋果》停運後，其讀者大多並無轉向閱讀其他報章。

隨着紙媒逐漸被時代淘汰，加上《蘋果》寫下最終章，報檔現在最好賣的，是香煙和樽裝水；檔主既是掙扎求存、討個生活，也是打發時間。檔口還會留給下一代嗎？「現在給你，你也不會想做吧？」在旺角銀行中心經營報檔20多年的明哥說。

看着政治和社運，看到《蘋果》的生與死

採訪陳小姐那天，天下着微雨，她身穿全黑色、印有「香港加油」暗花的運動T恤，如常在檔口前利落地整理報章及雜誌。雨水無礙熟客站在檔口前聊天，他們一時批評港區國安法如何令人不敢高調發言、政府應對疫情反應緩慢等，一時談論《蘋果》記者散落不同新媒體後的出品。「也是因為仍有熟客支持，才繼續經營報檔。」陳小姐堅定地說。

2019年，反修例運動初期的抗議活動常在港島中西區、灣仔區一帶進行，陳小姐報檔的運作和生意，無可避免地受驅散行動影響，三不五時會聞着催淚氣體邊咳邊關舖。那些日子，檔口收入轉瞬縮減大半，短期內只是咬緊牙關撐住，長遠則顯然不樂觀。但幸得街坊、熟客特地跑到舊檔購報、買飲品，讓陳小姐仍能繼續經營報檔。

但她仍然支持反修例運動，亦曾公開支持《蘋果日報》，如自費印刷推廣《蘋果》的文宣，光明正大地貼在舊檔口的當眼處，呼籲客人主動購買《蘋果》來接收時事資訊。市民得悉後，每天風雨不改往她的報檔「打躉」（流連），既是關心她狀況，也閒話家常，解悶除憂。「那時也有很多記者來關心我，擔心我表明立場後會遭人騷擾。」

這擔憂不無道理。她後來因與業主政見不同，還是被逼結業，要再另覓地方開檔。

當初她支持《蘋果》，原因是它會大幅報導社會運動，多年來從未缺席。「老實說，即便我是賣報紙的，我也不常讀報，最多是每天整理報章時，看一下每份報章的頭版新聞。《蘋果》的頭版標題一定是與眾不同，他們從不忌諱說出社會問題的核心。」

繼承上一輩的報檔的55歲明哥，在旺角銀行中心擺檔20多年，對1995年6月20日創刊的《蘋果》印象深刻，除因為它是首份全彩印的報紙、排版與別不同，也因為它不向財團廣告低頭。「你看《蘋果》，從未間斷地報導有關六四、七一遊行集會的內容，連頭版都是留給重要的社會事件。」

可是，時至2019年起，《蘋果》報導反修例運動時，屢收警方信件指不滿其報導內容。國安法實施後，更紅線處處。2020年8月10日，警方大搜捕《蘋果》，以違反國安法、詐欺等罪拘捕黎智英父子、營運總裁兼財務總裁周達權，以及壹傳媒集團行政總裁張劍虹。

那時起，開檔30年、65歲的報販何先生，在荃灣楊屋道街市檔口每日免費派發100份《蘋果》，無間斷派了2個月，「因為有熟客希望表達支持《蘋果》，給了我一筆錢，要我每天免費派50份，然後我再自掏腰包買多50份。」

何先生坦言，每天都可能有老人家把這些心意當成一般的免費報章，任意拿取，並不知道他們有否讀畢報紙，但令他感欣慰的，是一群認同何先生理念的人，特意到他的報檔為他打氣，「很多都是年輕人特地跑過來道謝，也有不少人不拿免費的《蘋果》，執意要付錢買。更誇張的是有人放下數百元買一份《蘋果》，希望報檔及《蘋果》都能生存下去。」

《蘋果》於2021年6月24日停刊。何先生仍苦苦經營報檔，他強調，報檔售報是持平、中立，報檔內仍有「五光十色」的報紙供選購，「唯獨缺了《蘋果》。」

報販不挑報紙來賣，這年頭討口飯不容易，但個人感受還是深刻、入骨。無論是1998年金融海嘯、2003年沙士、2010年反高鐵社會運動，及至近10年來反國教、反對新界東北發展、雨傘運動、旺角騷亂、反修例運動等，他們都認為大家累積很多怨怒在胸口，「大家都敢怒不敢言，卻又無處抒發。以往有《蘋果》代大家發聲，但現在真的甚麼都沒有了。」陳小姐嘆息道。

2021年《蘋果》這棵26年的大樹倒下，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蘇鑰機當時已預計，《蘋果》停刊後會令香港的激烈反對聲音消失，市民反映意見的渠道相應減少，社會上不同群體的聲音及市民憂慮將無處表達。

明哥表示，「（這一年）有不少《蘋果》讀者少了讀報......大家都會說（停刊）是不應該發生的事。」他觀察，那些不再讀報的人，這輩子大概也不再讀香港的其他實體報章；而已故的全港報販大聯盟主席廖社青曾預料，《蘋果》停刊後銷量不會轉移到其他報紙。

李立峯6月發表的媒體研究報告中分析，讀者會考量相關傳媒機構停運後，會否有另一相同理念且作品具一定水平的機構值得支持，若有符合能填補媒體空洞且高質素的傳媒機構，則能保留讀者；反之，若讀者尋找不到這樣的媒體，他們就可能會成為「消失的讀者」。

他續稱，擁有鮮明立場取態的傳媒機構，其支持度將附帶「政治消費」意味，特別是經歷2019年的社會運動後，這種連帶關係就更明確。李立峯認為，兩間已停運的媒體《蘋果》與立場新聞，各自讀者並非單純只為接收新聞資訊，而是為了支持某種理念而付費。

「一直以來，經營報檔的觀察是，香港真的變了。」何先生嘆息道。

他早在2014年雨傘運動時，便在報檔貼上「我要真普選」的標語，也在2020年自資贈閱《蘋果》。時至2022年，《蘋果》停運一年後，何先生在各種名義的紅線下，也開始自我審查，「過往可以自由批評政府失職無能，但現在則要思前想後，光是講真話，就可能讓人失去自由」。

何先生直斥政府想建立一言堂的社會，「熟客與我的最大感受是，香港少了一把監察政府的聲音。」

在爭議聲中，《蘋果》和讀者走到最後一哩路

「《蘋果》停運，其實對其他報章的銷量並無影響，（各紙媒）依舊每天賣10份以內，一樣那麼少。」2000年在旺角亞皆老街開設報檔、64歲的莊先生說。

報檔販售報章，先經歷2005年起免費報章崛起的攻勢，再到互聯網普及，新聞應用程式橫空出世，滑手機時新聞資訊隨手可得，對實體報章的銷量打擊可謂「毁滅性」。端傳媒訪問的4位檔主，都在報檔內經歷至少20多年歲月，他們共同目睹香港多年來的跌宕起伏，在報檔裏觀察到不同報章的讀者群變化。

《蘋果》與《東方日報》，20多年來都是直接競爭對手。時間回到1995年，那時普遍報紙黑白印刷，售價港幣5元，到《蘋果》6月空降，一創刊就用印花優惠，把售價壓低至2元，創刊當日就賣出20萬份，其後迅速於幾個月內搶佔市場，日銷30萬甚至50萬份，成為全港銷量第二高的報章，僅次於《東方》。即使其他報紙以抽獎形式送車送樓，也無法挽回讀者。

《東方》同年底以邁向28週年之名，將報價同樣減至2元，觸發其他報紙跟隨。但最後，這一波「割喉之戰」淘汰了一些老牌報刊，一周內四報三刊結業，包括《華僑日報》、《快報》等。

「那時《東方》賣100份的話，《蘋果》就是賣80份，《東方》那時候吸引在波經（體育版）、馬經（賽馬版），而《蘋果》吸引在娛樂、港聞。」莊先生說。記者坐在報檔旁觀察，短短1小時多，已有10多名顧客在報檔購買有關賽馬資訊的報章。

明哥則指出，以往《蘋果》與《東方》實體報銷量旗鼓相當，只有《蘋果》頭版報導獨家新聞，或是集中報導遊行集會新聞而印刷的號外版時，其銷量就會超越《東方》，由此可見《蘋果》客群有既定的價值取態。

在競爭激烈的紙媒黃金年代，記者圈內流傳，有報紙會派人凌晨守在某家旺角報檔，第一時間查閱競爭對手新鮮出爐的初版報章有否獨家新聞，把獨家新聞資料抄寫下來，重新撰寫，再加在自家的報刊內，然後趕在早上印刷更新版再送往報檔。

「我不能確認那些凌晨在檔口外鬼鬼祟祟的人是否在抄新聞，的確到現時仍有些明顯是記者，或是報館的人會買一份報章，站在檔口不遠處讀報，有時又會拿起電話跟對方大叫『有錯字要改啊』、『為甚麼沒有出這新聞』之類的。」陳小姐憶述。

「互抄獨家新聞？嘩，那是好十多年前才會有的操作吧，現在的『獨家』一點都不『獨家』吧，只要上網一看，那些新聞內容大家全都知道了。會再出第二版報紙的，近年也就只有《蘋果》較多在社會發生大事時出號外版吧。」明哥說。

壹傳媒旗下的《蘋果》、《壹週刊》，或其他八卦雜誌，其報導手法和取態亦同樣會為人詬病。例如最為人熟悉、也成為大專院校新聞系教材的1998年「陳健康事件」，《蘋果》當時頭版報導陳健康在妻兒自殺死後仍北上尋歡，後來被揭發是有償新聞，最終創辦人黎智英需公開道歉。

4位檔主均有討論《蘋果》報導備受爭議的地方，比如一直以嘩眾取竉的方式報導突發案件、以狗仔隊採訪名義侵犯藝人私穩等等。不過，他們均認為《蘋果》的報導與香港人對新聞的要求是有互動，彼此共同進步；也是《蘋果》的「行差踏錯」，26年間跌跌碰碰，最終才有結業前的《蘋果》。

「2003年對《蘋果》來說是個轉捩點，那年《蘋果》有關於張國榮、梅艷芳的報導，還有當時的沙士疫情，整個香港社會氣氛都很低迷。而《蘋果》新聞十分詳盡。」明哥強調，由2003年的50萬人七一大遊行報導開始，《蘋果》成為真正面向香港人的報紙，「我以往收拾好檔口，也會拿一份《蘋果日報》和《壹週刊》回家看，養成了習慣。可是習慣的事物，在香港是會一覺醒來便消失。」

《蘋果》以100萬份印刷量作為道別，香港人買個清光來回饋這26年的陪伴。明哥憶述，2021年的6月24日凌晨，香港人為購買最後一期《蘋果》，在旺角各報檔大排長龍，他大受感動。「大家絕對可以感受到排隊買《蘋果》的人，都是擁有同一理念、真心喜歡香港的人。那天知道很多人仍關心香港，絕非羊群心態而排隊。」

明哥表示，即使那日整天都忙得不可開交，他也不忘在售報時與客人互相打氣，說句加油。後來回歸到日常處理報檔生意時，明哥則已甚少表露情緒，亦絕少與顧客交流，「我的報檔位置本來便是人來人往的通道，顧客需要買報紙、飲品、煙等等，全都是買完便走，不作停留，因此那天真的很難得。」《蘋果》的訣別，仍給予明哥一點支撐與鼓勵。

沒錢賺的報檔，誰還會繼承？

明哥的報檔，側對着人來人往的旺角港鐵站出入口。採訪那天剛下完暴雨，太陽初出的平日早上，街道上的行人駱驛不絕，但生意寥寥可數。與明哥從早上11時談到近中午12時半，買水、買煙、買報，只有數人。他們拿起馬經或《東方》，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乾淨俐落。

「報章銷量如你所見，這個世代哪還有人拿起報紙來看的，只剩下老人家與賭徒會買報吧。」明哥邊說，邊在整理報檔擺買報紙的排序。明哥將有時事報導的報章，如《明報》、《星島》、《東方》等，藏在各種馬經下，馬場跑馬仔比政治跑馬仔更實際。「這世代哪有人還會買實體報？我們（報檔）也要跟着時代轉變啊。」明哥的報檔，早已兼售雜貨維生。

現時，報攤准售的額外物品有12種，包括紙巾、香煙、打火機、糖果、香口膠、涼果、電池、原子筆、樽裝蒸餾水、小飾物、利是封及流動電話儲值卡。在攤位的准許面積大小維持不變下，該等商品佔用的範圍不得超過報攤面積的二分之一，報販可在報攤範圍展示核准售賣貨品的合法相關宣傳品。

報販沒有特別的營運策略，一直只靠薄利多銷。現時賣一份報紙賺港幣1元多；樽裝水每支可賺2至3元；零食如糖果、話梅，每包是賺數元；香煙則視乎牌子而定，每包賺10至20元。有時檔販還會賣小玩具，例如玩具車，每部也賺到十數元。

亦只有兼賣雜貨，報檔才有條件經營到夜深。接近夜晚11時的旺角，亞皆老街人潮熙來攘往，不少客人在莊先生的報檔買煙、買水、買馬經。

報檔被過時規條束縛，加上檔口附近的雜貨店、小販檔競爭，更大殺傷力的是便利店。「便利店主力不是賣報紙，但便利店的方便程度是報檔怎樣也追不上，連帶在便利店買報紙送紙巾的營銷技巧相當盛行，報檔不得不花更多成本在販報上（同樣送紙巾迎戰）。」何先生無奈地說。

香港報檔與報章的命脈緊密扣連，當實體報章走向夕陽，報檔的生命亦緩緩倒數。報檔在食物環境衞生署的管理下，經營權及牌照只能傳給直系家屬（即父母、配偶或子女）一次，其後不能再轉讓他人，意味着從家人手上得到牌照的明哥與何先生，他們不可能轉讓報檔牌照予下一代繼續經營。

「即使能夠轉讓，我也不會想讓下一代再接手報檔。現在給你，你也不會想做吧？」明哥認為報檔是被政府閒置到快將消亡的族群，「以往曾與食環署開會爭取改例，或要求將報檔與一般小販一視同仁（放寬報檔可以售賣的商品限制、給予報檔空間做生意），但終究沒有得到（食環）答覆。」而政府在疫症期的這3年，最直接援助到報販的政策是，豁免3年、每年約5000元的報檔牌照費。

根據食物環境衞生署的統計數字，2000年的固定及流動報檔牌照數目為879個，2005年報檔牌照數目下跌至738個，2011年更跌至540個，2020年更只剩下356個。20年過去，街邊報檔逐漸無聲無色地從香港人身邊消失，是時代所然與制度輾壓，令報檔行業日漸式微嗎？

全港報檔大聯盟曾於2019年公開呼籲政府部門放寬報檔可售賣商品，讓報販能夠自食其力。聯盟提及食環署批准讓報檔賣樽裝水，卻視烏龍茶與可樂等「有色飲品」為違禁品。很多報檔檔主為多賺幾個錢挺而走險，冒着被罰錢的風險賣樽裝茶、罐裝咖啡等。聯盟又提到政府近年的控煙、禁煙政策是不斷增加煙稅，加上非法私煙盛行的雙重打擊下，令報販賣煙的收益銳減。

明哥續道：「報檔像被政府晾在一旁，食環那些規例50年不變，一直限制報檔發展；時間到了，就讓報檔消失。」同在旺角開報檔的莊先生表示，現時報檔最好賣的產品是樽裝水，並稱若檔口只能靠賣報維生，應該早就餓死了。

「你可以說，現在檔口就是披着報檔外皮的雜貨檔。」莊先生幽幽地道。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陳小姐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