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報檔,幾十年來與紙媒同歷興衰。這些年過五十的報販們,見證過1995年《蘋果日報》加入紙媒戰場後,減價戰下老牌報紙撐不下去而停運;也親睹六四、七一這些日子,誰家的報紙賣得最快。
一眨眼,香港《蘋果日報》已停運一年。「這一年最大的改變是,少了《蘋果》後,很多熟客都不再讀報,甚至是連新聞都索性不看,看了可能心情更差,又沒法改變。」在灣仔經營報檔35年的陳小姐幽幽說道,「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早在去年盪然無存。」
現在熟客來到檔口前,大多只為了繼續支持她,來買支飲料,順道吐吐苦水——在這社會氛圍下,整個人都很壓抑。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峯,於6月中發表有關2021年過後港人的新聞使用和信任度研究,提及《蘋果》於2021年仍營運時,不論其報章及電子版本的讀者接觸率都在研究中佔較高比例;而在《蘋果》消失的這一年,其他報章的使用程度未見明顯上升,即《蘋果》停運後,其讀者大多並無轉向閱讀其他報章。
隨着紙媒逐漸被時代淘汰,加上《蘋果》寫下最終章,報檔現在最好賣的,是香煙和樽裝水;檔主既是掙扎求存、討個生活,也是打發時間。檔口還會留給下一代嗎?「現在給你,你也不會想做吧?」在旺角銀行中心經營報檔20多年的明哥說。
看着政治和社運,看到《蘋果》的生與死
採訪陳小姐那天,天下着微雨,她身穿全黑色、印有「香港加油」暗花的運動T恤,如常在檔口前利落地整理報章及雜誌。雨水無礙熟客站在檔口前聊天,他們一時批評港區國安法如何令人不敢高調發言、政府應對疫情反應緩慢等,一時談論《蘋果》記者散落不同新媒體後的出品。「也是因為仍有熟客支持,才繼續經營報檔。」陳小姐堅定地說。
2019年,反修例運動初期的抗議活動常在港島中西區、灣仔區一帶進行,陳小姐報檔的運作和生意,無可避免地受驅散行動影響,三不五時會聞着催淚氣體邊咳邊關舖。那些日子,檔口收入轉瞬縮減大半,短期內只是咬緊牙關撐住,長遠則顯然不樂觀。但幸得街坊、熟客特地跑到舊檔購報、買飲品,讓陳小姐仍能繼續經營報檔。
但她仍然支持反修例運動,亦曾公開支持《蘋果日報》,如自費印刷推廣《蘋果》的文宣,光明正大地貼在舊檔口的當眼處,呼籲客人主動購買《蘋果》來接收時事資訊。市民得悉後,每天風雨不改往她的報檔「打躉」(流連),既是關心她狀況,也閒話家常,解悶除憂。「那時也有很多記者來關心我,擔心我表明立場後會遭人騷擾。」
這擔憂不無道理。她後來因與業主政見不同,還是被逼結業,要再另覓地方開檔。
當初她支持《蘋果》,原因是它會大幅報導社會運動,多年來從未缺席。「老實說,即便我是賣報紙的,我也不常讀報,最多是每天整理報章時,看一下每份報章的頭版新聞。《蘋果》的頭版標題一定是與眾不同,他們從不忌諱說出社會問題的核心。」
繼承上一輩的報檔的55歲明哥,在旺角銀行中心擺檔20多年,對1995年6月20日創刊的《蘋果》印象深刻,除因為它是首份全彩印的報紙、排版與別不同,也因為它不向財團廣告低頭。「你看《蘋果》,從未間斷地報導有關六四、七一遊行集會的內容,連頭版都是留給重要的社會事件。」
可是,時至2019年起,《蘋果》報導反修例運動時,屢收警方信件指不滿其報導內容。國安法實施後,更紅線處處。2020年8月10日,警方大搜捕《蘋果》,以違反國安法、詐欺等罪拘捕黎智英父子、營運總裁兼財務總裁周達權,以及壹傳媒集團行政總裁張劍虹。
那時起,開檔30年、65歲的報販何先生,在荃灣楊屋道街市檔口每日免費派發100份《蘋果》,無間斷派了2個月,「因為有熟客希望表達支持《蘋果》,給了我一筆錢,要我每天免費派50份,然後我再自掏腰包買多50份。」
何先生坦言,每天都可能有老人家把這些心意當成一般的免費報章,任意拿取,並不知道他們有否讀畢報紙,但令他感欣慰的,是一群認同何先生理念的人,特意到他的報檔為他打氣,「很多都是年輕人特地跑過來道謝,也有不少人不拿免費的《蘋果》,執意要付錢買。更誇張的是有人放下數百元買一份《蘋果》,希望報檔及《蘋果》都能生存下去。」
《蘋果》於2021年6月24日停刊。何先生仍苦苦經營報檔,他強調,報檔售報是持平、中立,報檔內仍有「五光十色」的報紙供選購,「唯獨缺了《蘋果》。」
報販不挑報紙來賣,這年頭討口飯不容易,但個人感受還是深刻、入骨。無論是1998年金融海嘯、2003年沙士、2010年反高鐵社會運動,及至近10年來反國教、反對新界東北發展、雨傘運動、旺角騷亂、反修例運動等,他們都認為大家累積很多怨怒在胸口,「大家都敢怒不敢言,卻又無處抒發。以往有《蘋果》代大家發聲,但現在真的甚麼都沒有了。」陳小姐嘆息道。
2021年《蘋果》這棵26年的大樹倒下,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蘇鑰機當時已預計,《蘋果》停刊後會令香港的激烈反對聲音消失,市民反映意見的渠道相應減少,社會上不同群體的聲音及市民憂慮將無處表達。
明哥表示,「(這一年)有不少《蘋果》讀者少了讀報……大家都會說(停刊)是不應該發生的事。」他觀察,那些不再讀報的人,這輩子大概也不再讀香港的其他實體報章;而已故的全港報販大聯盟主席廖社青曾預料,《蘋果》停刊後銷量不會轉移到其他報紙。
李立峯6月發表的媒體研究報告中分析,讀者會考量相關傳媒機構停運後,會否有另一相同理念且作品具一定水平的機構值得支持,若有符合能填補媒體空洞且高質素的傳媒機構,則能保留讀者;反之,若讀者尋找不到這樣的媒體,他們就可能會成為「消失的讀者」。
他續稱,擁有鮮明立場取態的傳媒機構,其支持度將附帶「政治消費」意味,特別是經歷2019年的社會運動後,這種連帶關係就更明確。李立峯認為,兩間已停運的媒體《蘋果》與立場新聞,各自讀者並非單純只為接收新聞資訊,而是為了支持某種理念而付費。
「一直以來,經營報檔的觀察是,香港真的變了。」何先生嘆息道。
他早在2014年雨傘運動時,便在報檔貼上「我要真普選」的標語,也在2020年自資贈閱《蘋果》。時至2022年,《蘋果》停運一年後,何先生在各種名義的紅線下,也開始自我審查,「過往可以自由批評政府失職無能,但現在則要思前想後,光是講真話,就可能讓人失去自由」。
何先生直斥政府想建立一言堂的社會,「熟客與我的最大感受是,香港少了一把監察政府的聲音。」
在爭議聲中,《蘋果》和讀者走到最後一哩路
「《蘋果》停運,其實對其他報章的銷量並無影響,(各紙媒)依舊每天賣10份以內,一樣那麼少。」2000年在旺角亞皆老街開設報檔、64歲的莊先生說。
報檔販售報章,先經歷2005年起免費報章崛起的攻勢,再到互聯網普及,新聞應用程式橫空出世,滑手機時新聞資訊隨手可得,對實體報章的銷量打擊可謂「毁滅性」。端傳媒訪問的4位檔主,都在報檔內經歷至少20多年歲月,他們共同目睹香港多年來的跌宕起伏,在報檔裏觀察到不同報章的讀者群變化。
《蘋果》與《東方日報》,20多年來都是直接競爭對手。時間回到1995年,那時普遍報紙黑白印刷,售價港幣5元,到《蘋果》6月空降,一創刊就用印花優惠,把售價壓低至2元,創刊當日就賣出20萬份,其後迅速於幾個月內搶佔市場,日銷30萬甚至50萬份,成為全港銷量第二高的報章,僅次於《東方》。即使其他報紙以抽獎形式送車送樓,也無法挽回讀者。
《東方》同年底以邁向28週年之名,將報價同樣減至2元,觸發其他報紙跟隨。但最後,這一波「割喉之戰」淘汰了一些老牌報刊,一周內四報三刊結業,包括《華僑日報》、《快報》等。
「那時《東方》賣100份的話,《蘋果》就是賣80份,《東方》那時候吸引在波經(體育版)、馬經(賽馬版),而《蘋果》吸引在娛樂、港聞。」莊先生說。記者坐在報檔旁觀察,短短1小時多,已有10多名顧客在報檔購買有關賽馬資訊的報章。
明哥則指出,以往《蘋果》與《東方》實體報銷量旗鼓相當,只有《蘋果》頭版報導獨家新聞,或是集中報導遊行集會新聞而印刷的號外版時,其銷量就會超越《東方》,由此可見《蘋果》客群有既定的價值取態。
在競爭激烈的紙媒黃金年代,記者圈內流傳,有報紙會派人凌晨守在某家旺角報檔,第一時間查閱競爭對手新鮮出爐的初版報章有否獨家新聞,把獨家新聞資料抄寫下來,重新撰寫,再加在自家的報刊內,然後趕在早上印刷更新版再送往報檔。
「我不能確認那些凌晨在檔口外鬼鬼祟祟的人是否在抄新聞,的確到現時仍有些明顯是記者,或是報館的人會買一份報章,站在檔口不遠處讀報,有時又會拿起電話跟對方大叫『有錯字要改啊』、『為甚麼沒有出這新聞』之類的。」陳小姐憶述。
「互抄獨家新聞?嘩,那是好十多年前才會有的操作吧,現在的『獨家』一點都不『獨家』吧,只要上網一看,那些新聞內容大家全都知道了。會再出第二版報紙的,近年也就只有《蘋果》較多在社會發生大事時出號外版吧。」明哥說。
壹傳媒旗下的《蘋果》、《壹週刊》,或其他八卦雜誌,其報導手法和取態亦同樣會為人詬病。例如最為人熟悉、也成為大專院校新聞系教材的1998年「陳健康事件」,《蘋果》當時頭版報導陳健康在妻兒自殺死後仍北上尋歡,後來被揭發是有償新聞,最終創辦人黎智英需公開道歉。
4位檔主均有討論《蘋果》報導備受爭議的地方,比如一直以嘩眾取竉的方式報導突發案件、以狗仔隊採訪名義侵犯藝人私穩等等。不過,他們均認為《蘋果》的報導與香港人對新聞的要求是有互動,彼此共同進步;也是《蘋果》的「行差踏錯」,26年間跌跌碰碰,最終才有結業前的《蘋果》。
「2003年對《蘋果》來說是個轉捩點,那年《蘋果》有關於張國榮、梅艷芳的報導,還有當時的沙士疫情,整個香港社會氣氛都很低迷。而《蘋果》新聞十分詳盡。」明哥強調,由2003年的50萬人七一大遊行報導開始,《蘋果》成為真正面向香港人的報紙,「我以往收拾好檔口,也會拿一份《蘋果日報》和《壹週刊》回家看,養成了習慣。可是習慣的事物,在香港是會一覺醒來便消失。」
《蘋果》以100萬份印刷量作為道別,香港人買個清光來回饋這26年的陪伴。明哥憶述,2021年的6月24日凌晨,香港人為購買最後一期《蘋果》,在旺角各報檔大排長龍,他大受感動。「大家絕對可以感受到排隊買《蘋果》的人,都是擁有同一理念、真心喜歡香港的人。那天知道很多人仍關心香港,絕非羊群心態而排隊。」
明哥表示,即使那日整天都忙得不可開交,他也不忘在售報時與客人互相打氣,說句加油。後來回歸到日常處理報檔生意時,明哥則已甚少表露情緒,亦絕少與顧客交流,「我的報檔位置本來便是人來人往的通道,顧客需要買報紙、飲品、煙等等,全都是買完便走,不作停留,因此那天真的很難得。」《蘋果》的訣別,仍給予明哥一點支撐與鼓勵。
沒錢賺的報檔,誰還會繼承?
明哥的報檔,側對着人來人往的旺角港鐵站出入口。採訪那天剛下完暴雨,太陽初出的平日早上,街道上的行人駱驛不絕,但生意寥寥可數。與明哥從早上11時談到近中午12時半,買水、買煙、買報,只有數人。他們拿起馬經或《東方》,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乾淨俐落。
「報章銷量如你所見,這個世代哪還有人拿起報紙來看的,只剩下老人家與賭徒會買報吧。」明哥邊說,邊在整理報檔擺買報紙的排序。明哥將有時事報導的報章,如《明報》、《星島》、《東方》等,藏在各種馬經下,馬場跑馬仔比政治跑馬仔更實際。「這世代哪有人還會買實體報?我們(報檔)也要跟着時代轉變啊。」明哥的報檔,早已兼售雜貨維生。
現時,報攤准售的額外物品有12種,包括紙巾、香煙、打火機、糖果、香口膠、涼果、電池、原子筆、樽裝蒸餾水、小飾物、利是封及流動電話儲值卡。在攤位的准許面積大小維持不變下,該等商品佔用的範圍不得超過報攤面積的二分之一,報販可在報攤範圍展示核准售賣貨品的合法相關宣傳品。
報販沒有特別的營運策略,一直只靠薄利多銷。現時賣一份報紙賺港幣1元多;樽裝水每支可賺2至3元;零食如糖果、話梅,每包是賺數元;香煙則視乎牌子而定,每包賺10至20元。有時檔販還會賣小玩具,例如玩具車,每部也賺到十數元。
亦只有兼賣雜貨,報檔才有條件經營到夜深。接近夜晚11時的旺角,亞皆老街人潮熙來攘往,不少客人在莊先生的報檔買煙、買水、買馬經。
報檔被過時規條束縛,加上檔口附近的雜貨店、小販檔競爭,更大殺傷力的是便利店。「便利店主力不是賣報紙,但便利店的方便程度是報檔怎樣也追不上,連帶在便利店買報紙送紙巾的營銷技巧相當盛行,報檔不得不花更多成本在販報上(同樣送紙巾迎戰)。」何先生無奈地說。
香港報檔與報章的命脈緊密扣連,當實體報章走向夕陽,報檔的生命亦緩緩倒數。報檔在食物環境衞生署的管理下,經營權及牌照只能傳給直系家屬(即父母、配偶或子女)一次,其後不能再轉讓他人,意味着從家人手上得到牌照的明哥與何先生,他們不可能轉讓報檔牌照予下一代繼續經營。
「即使能夠轉讓,我也不會想讓下一代再接手報檔。現在給你,你也不會想做吧?」明哥認為報檔是被政府閒置到快將消亡的族群,「以往曾與食環署開會爭取改例,或要求將報檔與一般小販一視同仁(放寬報檔可以售賣的商品限制、給予報檔空間做生意),但終究沒有得到(食環)答覆。」而政府在疫症期的這3年,最直接援助到報販的政策是,豁免3年、每年約5000元的報檔牌照費。
根據食物環境衞生署的統計數字,2000年的固定及流動報檔牌照數目為879個,2005年報檔牌照數目下跌至738個,2011年更跌至540個,2020年更只剩下356個。20年過去,街邊報檔逐漸無聲無色地從香港人身邊消失,是時代所然與制度輾壓,令報檔行業日漸式微嗎?
全港報檔大聯盟曾於2019年公開呼籲政府部門放寬報檔可售賣商品,讓報販能夠自食其力。聯盟提及食環署批准讓報檔賣樽裝水,卻視烏龍茶與可樂等「有色飲品」為違禁品。很多報檔檔主為多賺幾個錢挺而走險,冒着被罰錢的風險賣樽裝茶、罐裝咖啡等。聯盟又提到政府近年的控煙、禁煙政策是不斷增加煙稅,加上非法私煙盛行的雙重打擊下,令報販賣煙的收益銳減。
明哥續道:「報檔像被政府晾在一旁,食環那些規例50年不變,一直限制報檔發展;時間到了,就讓報檔消失。」同在旺角開報檔的莊先生表示,現時報檔最好賣的產品是樽裝水,並稱若檔口只能靠賣報維生,應該早就餓死了。
「你可以說,現在檔口就是披着報檔外皮的雜貨檔。」莊先生幽幽地道。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陳小姐為化名)
好像中国有几个人读人民日报似的,当然衣冠禽兽读得不少,哈哈哈哈哈哈
呵呵,布尔什维克只听得懂暴力而已
蘋果終會回來的,只要我們不變。他就不會變。
這是一個擇善的堅持。
@leo1219 那你喜歡看什麼媒體?現在黨媒、親中媒體沒有明顯意識形態嗎?「親中」不是一種立場嗎?如果是,為何不可以有一份媒體反中?你希望世界上所有媒體都挺美挺英嗎?
可能評論區的leo1219不熟悉港情,早期的蘋果日報是被視為親中的報紙,支持回歸,支持京奧。
香港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社會,在內地走馬看花,只看表面,洋洋灑灑寫大段文章,只是浪費其他朋友閱讀評論的時間。
親中派覺得只要自己不喜歡就可以要一家傳媒集團消失…
這種思維的人為什麼要訂閱端,太多錢沒地方花?
其實報刊亭不只是在香港,在中國也消逝了很多很多,隨著互聯網的普及,看報紙的也越來越少,在求快的當下,今天發生的事情,已經只需要幾分鐘就能傳達到了,報紙的價值已經變低了。
而另一邊,買報刊的人也在變少,一些人買報章,是為了消解旅途中的煩悶,但是現在有了更好的選擇,手機。
此消彼漲下,不論是報館、報亭,都受到了更大的衝擊。大部分的人們似乎也不介意它們的消失,畢竟他們消逝在你的需求中,也有很長時間了。只是偶然走在街上,突然想起曾在此處的報亭,為何消失了,緬懷一陣。
看过《苹果》部分内容,标题哗众取宠,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反对中国,政治立场显而易见。作为新闻媒体,那么明显的立场带动起来的舆论是很可怕的,尤其是反送中期间,很多报道很明显地想挑起两岸的误解和冲突,背后没有所谓的其他势力我是不相信的。总而言之,想要维护所谓自由的方式有很多种,反送中的很多暴力行为让人不寒而栗,如果暴力能解决问题,那这个社会也是有问题的,当然《苹果》这种煽动鼓励暴动,有失偏颇地报道更是不可取的。所以即使之前不怎么看过《苹果》,这次的所作所为,也让我非常支持取缔《苹果》。
哎,感覺有《蘋果日報》的香港,已經很遙遠了。
其實才一年而已。可怕。多謝端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