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运动三年，出狱的少年后来怎么了？

在劳教中心出狱后不久，阿岛（化名）接到中学校长打来的一通电话。校长跟他说，在原校就读对他而言未必是好事，外间有些冲咖啡的课程，建议他不如去就读。在电话的另一端，阿岛并没有反驳什么，几句寒暄后便挂线。

2019年，阿岛在街上被捕，当时他已完成中三课业，学校答应为他保留学位，但申明如果再犯，有机会开除他的学籍。他有对这通电话有心理准备，“他一直说，我只可以听。他已经用他的方式定夺了我的将来。”那刻阿岛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犯法的年轻人，学校不想收容了。

2019年反修例运动爆发至今3年，警方共拘捕10278人，其中2850人被检控，他们涉嫌参与暴动、非法集结、伤人等等，当中被控暴动罪的约有765人。如果以报称学生的人数计算，被捕人中有4010名为学生，当中1150人被检控。

这4000几张模糊的面孔里，我们访问了其中数名年青人，试图贴近他们的经历和感受。他们当中有被原校踢走的初中学生，有在狱中毕业的DSE生，有从大学退学的大专学生，也有带着案底去面试，却得不到答复的大学毕业生。官司和案底，怎样影响他们的学业路途、求职生涯？3年过去，他们的生命有怎样的起伏？

“优秀细路”

“接近3年，终于审讯。”在炎热的6月天，快要18岁的阿岛抹抹额边的汗。他一头清爽短发，穿着纯白恤衫、运动棉裤和球鞋，乍看跟其他同龄的少年无异。

阿岛在2019年、2020年曾经被捕，其中一项刑事案件在2020年判处罪成。他当时因纵火罪被判一年多的感化令，须入住院舍接受监管和遵守宵禁令。感化令期间，阿岛读报才得知律政司认为判词偏颇，刑期过轻，所以作首宗覆核上诉。

在香港的少年法庭，法官可以判处感化令、判进教导所或更生中心，或把男性少年犯送入劳教中心等等。这些都是“监禁”的替代处罚，不过各个院所的环境文化大有不同。例如，感化令目的是鼓励改过自新，一般被视为较轻的刑罚。

第一次判刑时，原讼庭的法官形容阿岛是“优秀的细路（小朋友）”。但在上诉庭，另外三位法官逐一检视他的个人性格、行为和背景，最终裁定他的操行没有特别好，亦非名列前茅，推翻了这个说法。“他们说，我很中等，只是平平无奇，不是那么高尚。”他说。

教导所、更生中心、劳教中心

阿岛很快被改判入劳教中心。劳教中心着重透过严格纪律及劳动工作，短时间内为犯人带来冲击，提醒他们不可犯案。他说，感化院舍主要活动是上课、运动，跟社工聊天，感觉跟学校差不多。相较而言，劳教要求囚犯步操、守纪律和锻炼体能，他整个人变得很紧张、拘谨，“两边生活基本上是天渊之别，头一个星期真的不开心。”

因社会运动被捕的人数当中，18岁以下的青少年约有1754人，其中1255名为男、499名为女。其中，511人被检控。

这些未成年人出狱后面对各种问题，一位不愿具名、协助青少年释囚的支援人士向端传媒表示，有少年人在被捕保释期间，被原校老师重复提及他被捕的事情，同学亦排斥他，分组活动没人愿意跟他同组。少年人因为情绪受影响，想要转校，学校却不愿意作转介。

她亦认识一位名校中四学生，因为参与社会运动，被校方收回学位。她指，其实不乏中学尽力协助身负官司，或出狱后的少年人重读原校、升学或转校，“可惜这些情况只是占少数。”

阿岛去年离开劳教中心，身上仍负暴动罪检控。被原校踢走后，律师辗转替他联络过一些学校，但没甚结果。他尝试去其他中学叩门，一次入学试考得不错，但面试的时候，“他们问，咦，为什么你的成绩表空白了一整年？”校方最终没有录取他。

从教导所、劳教中心和更生中心获释的青少年，须接受为期1至3年不等的监管令，在这一年，他们必须上学或就业。阿岛考虑很久，觉得自己的年纪还轻，应该继续读书。其实他在原校的成绩不算太差，原校是全港排名Band1的英文中学。

他搔搔脑袋，“我自己不敢讲自己是优秀孩子……”但他求知欲很强烈，倾谈间不自觉吐出一两句典故，问他担心这段时间成绩会退步吗？他答：“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

其实他最想入读夜校，报考中学文凭考试（DSE）。但是，他身上的暴动案今年终于开审，他怕再被判罪成入狱，只能暂时搁置计划。根据《明报》报导，自2020年6月起的新案件，至少93宗案件共323人的首次提堂日期，距案发日逾一年，最近仍有2019年的案件开庭。警方回复《明报》指，在这场“几十年以来未有的动乱”中，犯案人数众多，部分案件性质严重且案情复杂，调查工作艰巨困难。

在命运悬而未决的过渡期，他报读了高级文凭课程。他计划好，倘若入狱便在狱中修读DSE，刑满后继续考试，想方法接驳上大学。他觉得这是在香港生存的现实：“在香港不读书没有什么用，不要说出路，起码有个大学学位给人观感也比较好……”

不只是学业，他对于拍拖也不作多想。他入狱的初期，当时的女朋友给他写过信，但后来就没消息、没联络，“我就知道散了。”对此他看得开，“你有案在身，有段长时间要跟对方分开，可能她会愧疚，觉得不去找你好像很差，这样不好。保持一段距离，大家好来好去吧。”

迟来的审讯对他来说，“好像有一块大石在面前，怎样搬都搬不走。”阿岛的语速很快，唯独这一句说得字字清楚。

双重惩罚

直到判刑前，梓豪（化名）仍然在温习DSE。被判入狱后，他原以为没法赴考场应试了，但囚友告诉他可以申请在狱中应考。开考的第一天，他在壁屋监狱一个化身考场的室内运动场里，和其他人拿着监狱指定牌子的原子笔，在倒数的时钟面前竞速作答。

对梓豪而言，这是一个普通试场，只是应试的人穿着囚衣；一天下来考完试，回去的不是家而是监房。

梓豪今年约20岁，因社运案件被判囚约半年，入狱时正值考试的春季。他自觉不是读书的材料，对于狱中考试一直保持平常心，但是周遭因社运案件入狱的部分囚友，来自成绩较好的Band1学校，应试的压力很大，“本身对自己期望好高，家人也给了很大压力。他真的不断温习、不断温习，但又好紧张，常常喊——记唔入脑啊（无法把资料记入脑中）。”

惩教署会为在院所里的年轻在囚者，提供普通科和实用科目的半天正规教育课程。课程由教师任教，让在囚者参与DSE、英国伦敦工商会考试、英国城市专业学会考试及剑桥英语等考试。当中，DSE班是小班教学，每年约有7至8位学生，学生要每天出席8节课堂。应考前，他们可延后晚上“熄灯”时间一小时温习。

不过，院所开设的科目只有中英数、通识以及经济、旅游与款待科，就读这些科目的考生可以靠监狱委派的教师，获得教材和历届试卷。如果是其他科目的试卷，就得靠家人寄入狱中。

反修例运动后，2020年、2021年分别有9名和7名青少年囚犯在狱中报考DSE。在狱中，梓豪看过很多囚友的眼泪。放榜的时候，他在惩教监管下跟其他在囚生去领取成绩。虽然梓豪最低分，却比他预期的考得好，相反，同期DSE生考得比平常差，他赶忙上前安慰。“我拿着成绩单，大喊‘好嘢’——他们几个则在旁边哭，好伤心。”他说：“你说发挥，在外面一定会做得更好的。但无可奈何……”

因为无法上网查资料温习，梓豪有时会去请教同仓的囚友，因此认识了因为社运案件而入狱的大学生、大专生。“他们都算好运，虽然有纪律聆讯，需要延学一年，但最后算是没事，可以继续学业。”但他也认识有人在案发时读毕中六，获大学录取，却在出狱前收到大学寄来的纪律聆讯信件，并在最后开除了他的学籍。

大专生和大学生除了面临延迟毕业，出狱后也可能被双重惩罚。出狱后，Angus（化名）被大学召去纪律聆讯，“学校说怕我坐完9个月，适应不到学业，要我做40个小时的改进计划——学校版的社会服务令（非监禁式处罚）吧。”

2021年的夏天，Angus到处做义工。他帮过长者维修电话，也去做过油漆工涂壁画、铲墙壁。“大专要我做，不做就不恢复我的学生身份。”

2019年是Angus的中六毕业年，也是他被捕的年份。他因管有攻击性武器而被捕，此前已经有大专院校录取，“第一日开学是从臭格（警署拘留所）出来，赶去上两小时的课。”他直至2020年正式入狱，无法上学。他出狱并完成大学的复学要求时，已经是2021年的开学年。两年间，他还是要付出几万港元的学费。

回到校园，Angus已经约20岁，同学年纪比他小，他在学校朋友不多。“感觉有点奇怪又陌生，组员、同学跟自己想法上、经历上有些差异。”他觉得服刑后有案底，就算按他原先计划升读护士学系，也无法当护士。“其实开学时已经没什么心机读下去，没有那团火了。我猜我这个gap year太长了。”

“我没有金钱和时间跟学校玩这个游戏，决定及早止蚀。”他最终在监管令完结后便退学。

除了像Angus一样选择退学的大专生，部分大学生如果刑期较长又有志读书，影响亦很大。志愿机构“蜕变计划”协助运动中被捕的25岁以下青年，其创会副总监宋恩荣曾经撰文指，截至2021年6月，反修例运动中估计约有6000多名25岁以下的年轻人被捕，有4000人是学生，其中2200人是大专生，包括不少研究生。在狱中读书有限制，他们很难选择原本有志的课程，只能自修，或者报读都会大学的学士课程。

Angus说话爽直，身材结实，来时穿着印上泥灰迹的黑衣黑短裤，腰间系着一对工作用的防滑手套，背包里是防毒面罩和除臭剂。退学后，他跑去做装修，至今大约一年多。对他来说，学业中断不算可惜，现在他每天跟师傅批灰、漆墙、扫地、驳喉管，很享受学习手艺的感觉。甚至，退学的决定于Angus而言，是放下家人对自己的期望，重新认识自己。“其实都好随心。即是，自主地决定。”

带着案底的生活

重获自由后，梓豪在车房找到一份工作。他喜欢车，成年后便考到车牌，自然对汽车美容和维修感兴趣，跟同事相处也很愉快。不过，4天后，老板跟他说在Google搜寻到他被检控罪成的新闻，发还他几日薪金，请他离开。“他说见到我的事迹，觉得我不太适合在这间公司继续做。”梓豪本以为，“车房可能不太在意案底的问题。”

刑期结束，但出狱后是另一道难关，释囚还要面对求职的现实。

访问前两日，Chelsea（化名）刚刚完成一场面试。“你续牌要申报所有情况，不少机构的申请表已经要你写刑事纪录了。”今年20多岁的她在大学就读某专业界别的学系，因非法集结被捕时正值毕业季。被判处出狱后，她被取消该界别的专业资格，最近才经上诉取回相关牌照。近月，她面试了约10份工作，仍未获回音。

很多次，面试中不错的气氛，在提到履历表中的空白期那一刻急转直下。这时，Chelsea都会直接回答自己当时因社会运动案件入狱。“有些听到你上庭就会神情大变，你见到他呆一呆，给你一种感觉，他立刻变得很关注。”她说，这种情况下，很多面试者会问她几个问题：你入狱后，有没有什么得着？价值观有没有什么变化？

同一个问题，在Chelsea看来有两种意图，也给她两种感受：有人是带着挑衅性问的，有人是基于好奇和想要理解而发问。前者的话，“我回答，无论是心态或处事手法都有成长，也明白到任何一件事都不会有绝对的对与错。但他们好像只想听我说，我已经改过自新。”至于后者，“我可以分享在狱中的所见所闻，面试者听完有回应，明白我算有得着，不是白坐。”

她理解因为案底而不聘请她的机构，“有点气馁，但体谅。”

在香港，刑事纪录亦称案底，或影响当事人无法获得或注册某些专业资格，或被拒从事某类行业，例如保险业、银行业、律师、会计师、社工和医生等等。这些专业资格由团体发牌，视乎当事人的罪行程度，团体或会作出不同的纪律处分，甚至除牌。

案底是否不能被删除？除了循法庭上诉，按《罪犯自新条例》，如果被定罪者是初犯，被判处不超过3个月的监禁和罚款不超过1万港元，只要他／她在3年内不再犯案，案底可被视为“已丧失时效”。当他再被雇主问及刑事纪录，他／她可回答“没有”，亦不得因没有申报案底而被解雇。

不过，实际情况要视乎雇主如何发问。3年后，如果对方问“有没有案底”，求职者可以对外声称没有，但若换一个问法，例如“曾否犯事或被定罪”，求职者便要如实作答，否则雇主可以追究欺诈。条例也不适用于高级公务员、律师、会计师、保险代理人或董事的聘请，意味上述人士必须承认有案底。

一些受访的少年释囚向端传媒表示，教导所、劳教中心、更生中心等处罚不算“监禁”，如3年内不再犯事，也适用于这个条例。不过像Chelsea被判处监禁多于3个月的成年人，则要带着这项纪录继续生活。

在口罩背后，Chelsea总是蹙起眉眼微笑。她的声线柔和，有一种把沉重事物说得轻省的能力。

在不获续牌的期间，情绪的黑洞将Chelsea吞噬。有一、两个月时间，她每天躲在家里哭泣，没力气出门。她怕家人担心，也向他们隐瞒情况。“人生未曾试过这样迷失。中学时期，你好清楚自己想做什么。现在20几岁，你有一半人生为了这个专业而努力，现在他们说你不能再做这一行。”她说，“突然之间……不知道我的人生还可以做什么的感觉。”

面对案底，Chelsea也不转弯抹角，她觉得在狱中无论犯什么事，都是穿同一件囚衣，自己并不特别高尚。“有案底是一世，见工时，别人问你有没有刑事纪录，你要答有。这并不轻松容易，也并不是大家口中所说，因为社运案入狱就有光荣。”她说，“每次有人提起，你都会记得：呀，你就系个‘监趸’（呀，你就是一个囚犯）。”

说到这里，她稍稍收回情绪，缓和气氛般说，“可能我也给了自己一个Tag（标签）。”

在狱中，她常常主动跟不同的囚友聊天，他们或因藏毒、诈骗、伤人等陷狱。“监狱真的太无聊，我太钟意撩人吹水（找人谈天）。”Chelsea擅于聆听，囚友帮她起名“表妹”，跟她分享由小到大的成长经历。和他们日夜相处，她慢慢觉得社运入狱的人其实获得更多关注，“其他本来在里面坐牢的囚犯，可能朋友、家人探访，或收信都不多。”

囚友跟她说，出去之后，不论是居所、钱甚至只是一套衣服，真的什么都没有。“我觉得从来不会有‘有问题的青年’，他的偏差行为跟整个成长和社会很大关系。社会孤立了他们，他们变相又困在标签里走不出来。”Chelsea觉得社会接纳释囚的氛围是整体的，目前仍然存在理想与现实间的差距——“会不会有一间大公司真的完全不看你的背景？除非你真的遇到一个超级包容你的老板。”

案底的影响也视乎工种。梓豪被车房解雇后，做外卖单车手，工作时遇到一个由某区社区街坊组成的外卖专线平台。平台管理人得知他的故事背景，聘请他工作。“半杯水，我起码可以饮到半杯。我极度乐观。”他觉得，“我有案底又好，没案底也罢，都是这样生活。”

真正留在他心底的不是一纸纪录。他将入狱比喻为Staycation（宅渡假），听起来很吊诡，但梓豪确是不得不这样想：“在入面的辛苦程度，外面怎样也是无得比。它是在我心里面的一个经历，一个故事，我把它想成为一种与世隔绝、大半年的Staycation。想是这样想，但问心，有多辛苦就只有自己知。”

平行时空

Chelsea总是两手带着水晶手链。她数算每条手链的功效：辟邪的黑曜石、旺事业运的绿幽灵、俗称开心石的摩根石，锁骨前那一条颈链是治愈心情的月亮石。月亮石里有几阵雾色，转动的时候，光晕会折射出天空的蓝。

回复平常生活，Chelsea觉得自己分裂成出狱前后的两个人。“你有没有做过MBTI（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16型人格测试）？我以前是ENFP（外向、直觉型人格），但我可能就快变Introvert（内向人格）啦。”以前她大癫大肺（大大咧咧），说话没有顾虑，现在她说话慎重，很少发表自己的意见。

朋友在聚会中感受到她的变化。她试图重新融入，但每当朋友回顾自己不在的半年，她就开始抽离，“你会有种感觉，我在跟平行时空里另一个的他说话，他们描述的，是另一个时空里我的故事。”她很喜欢科幻电视剧《二月廿九》、续集《940920》，剧情中，女主角Yeesa有穿越时空的能力，常常有一种不属于某个时空的感受。情节刺中了她，“我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

无法升读高中的阿岛现在一间院校上课，学校距离他原先的中学不远，他不时见到旧同学，但是没有打招呼。他心里想着：“他们很开心，有青春生活、中学的生活。我就变得很不同，有另一种生活。”

他合十手掌，然后分开双手，比拟人生的厚度。“人生经验更多，扩阔了视野。但是当然……宁愿自己不要坐，当然不要。”阿岛说，“但可能正因如此，我才懂得斟酌每一步怎样走。以前我细路仔未必懂事，只会想去哪里玩好？”

这年，家人提早移民到英国，阿岛现在一个人生活。每天早上，他回校读书，下午回家后做做家务，照顾家中两只仓鼠，晚上埋头赶功课，处理法庭文件。他预想过如果家人的居所都卖走，要做最坏打算，可能一边去夜校读书，一边做全职工作。“我要去安排自己的生活。”

审讯延迟的时间，足以让阿岛长大成人。阿岛自问在人生规划上会多想几步，源于这3年的经历，让他有一种危机感，逼着要成熟。例如他90多岁的爷爷，在他服刑的时候过世了。爷爷在生的时候，常常叫他不要出外示威。阿岛当时已经有案在身，只能笑笑答道：“当然不会，爷爷放心吧。”

无法出席爷爷的丧礼，是他最耿耿于怀的事。“好多事不是理所当然，会随时没有的。”

阿岛和家人关系很紧密，爸爸想过要在香港陪他完成官司才离港，但是阿岛劝他们先出发，家人最后决定先到英国安顿，等他尘埃落定再作打算。“政治局势日新月异，英国今日说放宽BNO（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可能明天就会慢慢收紧政策。”他轻描淡写，“妹妹还小，可以重新出发。”

Chelsea一直觉得，出狱后要面对的事更多，“虽然我这样说好‘耶撚’（对基督徒的贬称），但入面真的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安稳。”

出狱后唯一没变的是，她仍会不时在恶梦中被追赶，严重的时候，恶梦持续好几天，“Flashback，睡得很差。狱中的人笑我半夜瞓觉好恐怖，呀呀呀地叫，吓醒了隔离囚友。”她不想看煽情式报导，也不想看运动的纪录片。她心里知道可能需要去找辅导员，但是，“我知过程会很痛苦，我未准备好去处理。”

Chelsea和男朋友在2020年认识，后来她才知道男朋友跟她是同区街坊，当年目击她被捕，“就在男朋友面前不远，他当时还跟弟弟说，那个女仔好惨啊。”男朋友很了解她的创伤，也在重拾生活的途上，和朋友一直鼓励她，“他会说我养你啰。其实我听到没有特别开心，但他会这样讲笑，不断陪着我。”

近来，她决定试试开网店卖水晶，每天跟客人塔罗占卜，听听别人的故事之余，也会建议对方如何解决生活难题，“每次当他们说，跟你倾谈后方向清晰了，便觉得，哇……那种觉得自己很无用的感觉便消失了。”

改变

阿岛以前觉得大学就是职业训练所，但现在他把大学视为学习知识的地方。他想报考传理系、政治与行政学系，尽管“我不知道这个政治局势，这两个学系会不会转变了？”

社会运动和国安法浪潮后，香港经历彻底的变革。在惩教院所，署方表示会一如既往，以“惩”和“教”两大方向管理青少年在囚人士，协助他们更生。近年，署方落实许多措施，例如与临床心理学家制定更生计划，在2020年建立“青少年研习所”，“进行心理修复与重建，并调整思维模式，从而认识自我，学习多角度思考，纠正犯罪思想和行为”。

另一方面，署方也推行“一切从历史出发”教育活动，指要让在囚青少年认识历史，提升国民身分的认同，重返正途。在教育课程的转变下，署方亦强调会在初中中史等科目加强价值观教育，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基本法》和国安法教育等。

“这3年，香港的变化很大。因为国安法、新特首上场。空间少了，寸步难行。”阿岛出狱后，感受到很多人背负着3年以来的情绪，想脱离政治、回避新闻，他说可以理解。“大家都开始为生活、工作去拼博，移民就移民，开展新生活。不过没办法啊，香港人精神就是能屈能伸，现在的政策如何，唯有跟政策走。”

家人先行赴英，以为阿岛完成官司后也会离开，但他交出否定的答案：“我其实想留在这里，就算有点辛苦。去到英国要重新建立社交圈子，要靠那边的华人。有句话是生于斯、长于斯，在这里大始终有感情，我希望留在香港生活。”

读法庭新闻和目送朋友入狱，是他最情绪波动的时候。这时，他会从家里走到天星码头坐下来吹吹风。回想3年的一切，他有新的想法：“我们做这些事不是为了香港，而是为了自己的内心而做——因为不做，内心会过意不去。”

从大学退学后的每天，Angus游走在香港各地的楼盘装修。近日他经过南港岛香港仔，看到即将离港的珍宝海鲜舫，当时厨房船翻沉，插进了水底。他想到其他具有政治意义的雕像、民主墙，愈拆愈多，很多东西消失了。部分传媒和组织相继倒闭或解散，他身边也有朋友离开香港。“不会觉得离开就不好，也不会觉得他们走就是乞人憎（讨人厌）。但好像家庭成员一个个离开，令这个家感觉空空如也。”

工作中，他见识过5层楼的别墅，搬过价值逾3000万港元的风水石头，去过残旧破烂的唐楼，也遇到刚刚抽到公屋单位的基层客人。他觉得看多了，原来样样事物都会有感情，“建筑也好，文化也好，语言、环境和气候，都是这里独有的。”

香港的6月，天色时晴时雨，空气中有一阵挥之不去的翳焗气味。“就算是坏的天气，你离开后也会很挂念。就像去到外国，无阿妈哦你，你会好唔自在。（没有妈妈唠叨，你会很不自在。）”Angus说。

在打拳的擂台上，Angus是别人走前一步，他顶回一步的人。“如果顶不到，我最多企喺度（站在原地）。”他觉得，“香港暂时未面目全非到我认不出来的状态，我都仍然想留在这里。我的自由就是留在这里。”

他强调这不是盲目的乐观，不是“差不多先生”的乐观，“我要想办法把事情变好，就是这种乐观。”他想学习更多的技艺，不论是用心驳好一条破烂的喉管，还是学拳，抑或微小至讲好一句广东话：“我留低我这个人，是想把知识和记忆留下来。”

如果可以重来一次，他会选择这个时空的自己，抑或从没遭遇一切的自己？“我会选择现在的自己。”他说，“整个2019年到现在是一个经历。香港当然损失了很多，但我觉得，好多人都从这些损失中，学习到很多。”

（尊重受访者意愿，阿岛、梓豪、Chelsea、Angus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