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運動三年，出獄的少年後來怎麼了？

在勞教中心出獄後不久，阿島（化名）接到中學校長打來的一通電話。校長跟他說，在原校就讀對他而言未必是好事，外間有些沖咖啡的課程，建議他不如去就讀。在電話的另一端，阿島並沒有反駁什麼，幾句寒暄後便掛線。

2019年，阿島在街上被捕，當時他已完成中三課業，學校答應為他保留學位，但申明如果再犯，有機會開除他的學籍。他有對這通電話有心理準備，「他一直說，我只可以聽。他已經用他的方式定奪了我的將來。」那刻阿島強烈地感覺到，自己是一個犯法的年輕人，學校不想收容了。

2019年反修例運動爆發至今3年，警方共拘捕10278人，其中2850人被檢控，他們涉嫌參與暴動、非法集結、傷人等等，當中被控暴動罪的約有765人。如果以報稱學生的人數計算，被捕人中有4010名為學生，當中1150人被檢控。

這4000幾張模糊的面孔裏，我們訪問了其中數名年青人，試圖貼近他們的經歷和感受。他們當中有被原校踢走的初中學生，有在獄中畢業的DSE生，有從大學退學的大專學生，也有帶着案底去面試，卻得不到答覆的大學畢業生。官司和案底，怎樣影響他們的學業路途、求職生涯？3年過去，他們的生命有怎樣的起伏？

「優秀細路」

「接近3年，終於審訊。」在炎熱的6月天，快要18歲的阿島抹抹額邊的汗。他一頭清爽短髮，穿着純白恤衫、運動棉褲和球鞋，乍看跟其他同齡的少年無異。

阿島在2019年、2020年曾經被捕，其中一項刑事案件在2020年判處罪成。他當時因縱火罪被判一年多的感化令，須入住院舍接受監管和遵守宵禁令。感化令期間，阿島讀報才得知律政司認為判詞偏頗，刑期過輕，所以作首宗覆核上訴。

在香港的少年法庭，法官可以判處感化令、判進教導所或更生中心，或把男性少年犯送入勞教中心等等。這些都是「監禁」的替代處罰，不過各個院所的環境文化大有不同。例如，感化令目的是鼓勵改過自新，一般被視為較輕的刑罰。

第一次判刑時，原訟庭的法官形容阿島是「優秀的細路（小朋友）」。但在上訴庭，另外三位法官逐一檢視他的個人性格、行為和背景，最終裁定他的操行沒有特別好，亦非名列前茅，推翻了這個說法。「他們說，我很中等，只是平平無奇，不是那麼高尚。」他說。

教導所、更生中心、勞教中心

阿島很快被改判入勞教中心。勞教中心着重透過嚴格紀律及勞動工作，短時間內為犯人帶來衝擊，提醒他們不可犯案。他說，感化院舍主要活動是上課、運動，跟社工聊天，感覺跟學校差不多。相較而言，勞教要求囚犯步操、守紀律和鍛鍊體能，他整個人變得很緊張、拘謹，「兩邊生活基本上是天淵之別，頭一個星期真的不開心。」

因社會運動被捕的人數當中，18歲以下的青少年約有1754人，其中1255名為男、499名為女。其中，511人被檢控。

這些未成年人出獄後面對各種問題，一位不願具名、協助青少年釋囚的支援人士向端傳媒表示，有少年人在被捕保釋期間，被原校老師重覆提及他被捕的事情，同學亦排斥他，分組活動沒人願意跟他同組。少年人因為情緒受影響，想要轉校，學校卻不願意作轉介。

她亦認識一位名校中四學生，因為參與社會運動，被校方收回學位。她指，其實不乏中學盡力協助身負官司，或出獄後的少年人重讀原校、升學或轉校，「可惜這些情況只是佔少數。」

阿島去年離開勞教中心，身上仍負暴動罪檢控。被原校踢走後，律師輾轉替他聯絡過一些學校，但沒甚結果。他嘗試去其他中學叩門，一次入學試考得不錯，但面試的時候，「他們問，咦，為什麼你的成績表空白了一整年？」校方最終沒有錄取他。

從教導所、勞教中心和更生中心獲釋的青少年，須接受為期1至3年不等的監管令，在這一年，他們必須上學或就業。阿島考慮很久，覺得自己的年紀還輕，應該繼續讀書。其實他在原校的成績不算太差，原校是全港排名Band1的英文中學。

他搔搔腦袋，「我自己不敢講自己是優秀孩子……」但他求知欲很強烈，傾談間不自覺吐出一兩句典故，問他擔心這段時間成績會退步嗎？他答：「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啊。」

其實他最想入讀夜校，報考中學文憑考試（DSE）。但是，他身上的暴動案今年終於開審，他怕再被判罪成入獄，只能暫時擱置計劃。根據《明報》報導，自2020年6月起的新案件，至少93宗案件共323人的首次提堂日期，距案發日逾一年，最近仍有2019年的案件開庭。警方回覆《明報》指，在這場「幾十年以來未有的動亂」中，犯案人數眾多，部分案件性質嚴重且案情複雜，調查工作艱巨困難。

在命運懸而未決的過渡期，他報讀了高級文憑課程。他計劃好，倘若入獄便在獄中修讀DSE，刑滿後繼續考試，想方法接駁上大學。他覺得這是在香港生存的現實：「在香港不讀書沒有什麼用，不要說出路，起碼有個大學學位給人觀感也比較好……」

不只是學業，他對於拍拖也不作多想。他入獄的初期，當時的女朋友給他寫過信，但後來就沒消息、沒聯絡，「我就知道散了。」對此他看得開，「你有案在身，有段長時間要跟對方分開，可能她會愧疚，覺得不去找你好像很差，這樣不好。保持一段距離，大家好來好去吧。」

遲來的審訊對他來說，「好像有一塊大石在面前，怎樣搬都搬不走。」阿島的語速很快，唯獨這一句說得字字清楚。

雙重懲罰

直到判刑前，梓豪（化名）仍然在溫習DSE。被判入獄後，他原以為沒法赴考場應試了，但囚友告訴他可以申請在獄中應考。開考的第一天，他在壁屋監獄一個化身考場的室內運動場裏，和其他人拿着監獄指定牌子的原子筆，在倒數的時鐘面前競速作答。

對梓豪而言，這是一個普通試場，只是應試的人穿着囚衣；一天下來考完試，回去的不是家而是監房。

梓豪今年約20歲，因社運案件被判囚約半年，入獄時正值考試的春季。他自覺不是讀書的材料，對於獄中考試一直保持平常心，但是周遭因社運案件入獄的部分囚友，來自成績較好的Band1學校，應試的壓力很大，「本身對自己期望好高，家人也給了很大壓力。他真的不斷溫習、不斷溫習，但又好緊張，常常喊——記唔入腦啊（無法把資料記入腦中）。」

懲教署會為在院所裏的年輕在囚者，提供普通科和實用科目的半天正規教育課程。課程由教師任教，讓在囚者參與DSE、英國倫敦工商會考試、英國城市專業學會考試及劍橋英語等考試。當中，DSE班是小班教學，每年約有7至8位學生，學生要每天出席8節課堂。應考前，他們可延後晚上「熄燈」時間一小時溫習。

不過，院所開設的科目只有中英數、通識以及經濟、旅遊與款待科，就讀這些科目的考生可以靠監獄委派的教師，獲得教材和歷屆試卷。如果是其他科目的試卷，就得靠家人寄入獄中。

反修例運動後，2020年、2021年分別有9名和7名青少年囚犯在獄中報考DSE。在獄中，梓豪看過很多囚友的眼淚。放榜的時候，他在懲教監管下跟其他在囚生去領取成績。雖然梓豪最低分，卻比他預期的考得好，相反，同期DSE生考得比平常差，他趕忙上前安慰。「我拿着成績單，大喊『好嘢』——他們幾個則在旁邊哭，好傷心。」他說：「你說發揮，在外面一定會做得更好的。但無可奈何……」

因為無法上網查資料溫習，梓豪有時會去請教同倉的囚友，因此認識了因為社運案件而入獄的大學生、大專生。「他們都算好運，雖然有紀律聆訊，需要延學一年，但最後算是沒事，可以繼續學業。」但他也認識有人在案發時讀畢中六，獲大學錄取，卻在出獄前收到大學寄來的紀律聆訊信件，並在最後開除了他的學籍。

大專生和大學生除了面臨延遲畢業，出獄後也可能被雙重懲罰。出獄後，Angus（化名）被大學召去紀律聆訊，「學校說怕我坐完9個月，適應不到學業，要我做40個小時的改進計劃——學校版的社會服務令（非監禁式處罰）吧。」

2021年的夏天，Angus到處做義工。他幫過長者維修電話，也去做過油漆工塗壁畫、剷牆壁。「大專要我做，不做就不恢復我的學生身份。」

2019年是Angus的中六畢業年，也是他被捕的年份。他因管有攻擊性武器而被捕，此前已經有大專院校錄取，「第一日開學是從臭格（警署拘留所）出來，趕去上兩小時的課。」他直至2020年正式入獄，無法上學。他出獄並完成大學的復學要求時，已經是2021年的開學年。兩年間，他還是要付出幾萬港元的學費。

回到校園，Angus已經約20歲，同學年紀比他小，他在學校朋友不多。「感覺有點奇怪又陌生，組員、同學跟自己想法上、經歷上有些差異。」他覺得服刑後有案底，就算按他原先計劃升讀護士學系，也無法當護士。「其實開學時已經沒什麼心機讀下去，沒有那團火了。我猜我這個gap year太長了。」

「我沒有金錢和時間跟學校玩這個遊戲，決定及早止蝕。」他最終在監管令完結後便退學。

除了像Angus一樣選擇退學的大專生，部分大學生如果刑期較長又有志讀書，影響亦很大。志願機構「蛻變計劃」協助運動中被捕的25歲以下青年，其創會副總監宋恩榮曾經撰文指，截至2021年6月，反修例運動中估計約有6000多名25歲以下的年輕人被捕，有4000人是學生，其中2200人是大專生，包括不少研究生。在獄中讀書有限制，他們很難選擇原本有志的課程，只能自修，或者報讀都會大學的學士課程。

Angus說話爽直，身材結實，來時穿着印上泥灰跡的黑衣黑短褲，腰間繫着一對工作用的防滑手套，背包裏是防毒面罩和除臭劑。退學後，他跑去做裝修，至今大約一年多。對他來說，學業中斷不算可惜，現在他每天跟師傅批灰、漆牆、掃地、駁喉管，很享受學習手藝的感覺。甚至，退學的決定於Angus而言，是放下家人對自己的期望，重新認識自己。「其實都好隨心。即是，自主地決定。」

帶着案底的生活

重獲自由後，梓豪在車房找到一份工作。他喜歡車，成年後便考到車牌，自然對汽車美容和維修感興趣，跟同事相處也很愉快。不過，4天後，老闆跟他說在Google搜尋到他被檢控罪成的新聞，發還他幾日薪金，請他離開。「他說見到我的事蹟，覺得我不太適合在這間公司繼續做。」梓豪本以為，「車房可能不太在意案底的問題。」

刑期結束，但出獄後是另一道難關，釋囚還要面對求職的現實。

訪問前兩日，Chelsea（化名）剛剛完成一場面試。「你續牌要申報所有情況，不少機構的申請表已經要你寫刑事紀錄了。」今年20多歲的她在大學就讀某專業界別的學系，因非法集結被捕時正值畢業季。被判處出獄後，她被取消該界別的專業資格，最近才經上訴取回相關牌照。近月，她面試了約10份工作，仍未獲回音。

很多次，面試中不錯的氣氛，在提到履歷表中的空白期那一刻急轉直下。這時，Chelsea都會直接回答自己當時因社會運動案件入獄。「有些聽到你上庭就會神情大變，你見到他呆一呆，給你一種感覺，他立刻變得很關注。」她說，這種情況下，很多面試者會問她幾個問題：你入獄後，有沒有什麼得着？價值觀有沒有什麼變化？

同一個問題，在Chelsea看來有兩種意圖，也給她兩種感受：有人是帶着挑釁性問的，有人是基於好奇和想要理解而發問。前者的話，「我回答，無論是心態或處事手法都有成長，也明白到任何一件事都不會有絕對的對與錯。但他們好像只想聽我說，我已經改過自新。」至於後者，「我可以分享在獄中的所見所聞，面試者聽完有回應，明白我算有得着，不是白坐。」

她理解因為案底而不聘請她的機構，「有點氣餒，但體諒。」

在香港，刑事紀錄亦稱案底，或影響當事人無法獲得或註冊某些專業資格，或被拒從事某類行業，例如保險業、銀行業、律師、會計師、社工和醫生等等。這些專業資格由團體發牌，視乎當事人的罪行程度，團體或會作出不同的紀律處分，甚至除牌。

案底是否不能被刪除？除了循法庭上訴，按《罪犯自新條例》，如果被定罪者是初犯，被判處不超過3個月的監禁和罰款不超過1萬港元，只要他／她在3年內不再犯案，案底可被視為「已喪失時效」。當他再被僱主問及刑事紀錄，他／她可回答「沒有」，亦不得因沒有申報案底而被解僱。

不過，實際情況要視乎僱主如何發問。3年後，如果對方問「有沒有案底」，求職者可以對外聲稱沒有，但若換一個問法，例如「曾否犯事或被定罪」，求職者便要如實作答，否則僱主可以追究欺詐。條例也不適用於高級公務員、律師、會計師、保險代理人或董事的聘請，意味上述人士必須承認有案底。

一些受訪的少年釋囚向端傳媒表示，教導所、勞教中心、更生中心等處罰不算「監禁」，如3年內不再犯事，也適用於這個條例。不過像Chelsea被判處監禁多於3個月的成年人，則要帶着這項紀錄繼續生活。

在口罩背後，Chelsea總是蹙起眉眼微笑。她的聲線柔和，有一種把沉重事物說得輕省的能力。

在不獲續牌的期間，情緒的黑洞將Chelsea吞噬。有一、兩個月時間，她每天躲在家裏哭泣，沒力氣出門。她怕家人擔心，也向他們隱瞞情況。「人生未曾試過這樣迷失。中學時期，你好清楚自己想做什麼。現在20幾歲，你有一半人生為了這個專業而努力，現在他們說你不能再做這一行。」她說，「突然之間……不知道我的人生還可以做什麼的感覺。」

面對案底，Chelsea也不轉彎抹角，她覺得在獄中無論犯什麼事，都是穿同一件囚衣，自己並不特別高尚。「有案底是一世，見工時，別人問你有沒有刑事紀錄，你要答有。這並不輕鬆容易，也並不是大家口中所說，因為社運案入獄就有光榮。」她說，「每次有人提起，你都會記得：呀，你就係個『監躉』（呀，你就是一個囚犯）。」

說到這裏，她稍稍收回情緒，緩和氣氛般說，「可能我也給了自己一個Tag（標籤）。」

在獄中，她常常主動跟不同的囚友聊天，他們或因藏毒、詐騙、傷人等陷獄。「監獄真的太無聊，我太鍾意撩人吹水（找人談天）。」Chelsea擅於聆聽，囚友幫她起名「表妹」，跟她分享由小到大的成長經歷。和他們日夜相處，她慢慢覺得社運入獄的人其實獲得更多關注，「其他本來在裏面坐牢的囚犯，可能朋友、家人探訪，或收信都不多。」

囚友跟她說，出去之後，不論是居所、錢甚至只是一套衣服，真的什麼都沒有。「我覺得從來不會有『有問題的青年』，他的偏差行為跟整個成長和社會很大關係。社會孤立了他們，他們變相又困在標籤裏走不出來。」Chelsea覺得社會接納釋囚的氛圍是整體的，目前仍然存在理想與現實間的差距——「會不會有一間大公司真的完全不看你的背景？除非你真的遇到一個超級包容你的老闆。」

案底的影響也視乎工種。梓豪被車房解僱後，做外賣單車手，工作時遇到一個由某區社區街坊組成的外賣專線平台。平台管理人得知他的故事背景，聘請他工作。「半杯水，我起碼可以飲到半杯。我極度樂觀。」他覺得，「我有案底又好，沒案底也罷，都是這樣生活。」

真正留在他心底的不是一紙紀錄。他將入獄比喻為Staycation（宅渡假），聽起來很弔詭，但梓豪確是不得不這樣想：「在入面的辛苦程度，外面怎樣也是無得比。它是在我心裏面的一個經歷，一個故事，我把它想成為一種與世隔絕、大半年的Staycation。想是這樣想，但問心，有多辛苦就只有自己知。」

平行時空

Chelsea總是兩手帶着水晶手鏈。她數算每條手鏈的功效：辟邪的黑曜石、旺事業運的綠幽靈、俗稱開心石的摩根石，鎖骨前那一條頸鏈是治癒心情的月亮石。月亮石裏有幾陣霧色，轉動的時候，光暈會折射出天空的藍。

回復平常生活，Chelsea覺得自己分裂成出獄前後的兩個人。「你有沒有做過MBTI（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16型人格測試）？我以前是ENFP（外向、直覺型人格），但我可能就快變Introvert（內向人格）啦。」以前她大癲大肺（大大咧咧），說話沒有顧慮，現在她說話慎重，很少發表自己的意見。

朋友在聚會中感受到她的變化。她試圖重新融入，但每當朋友回顧自己不在的半年，她就開始抽離，「你會有種感覺，我在跟平行時空裏另一個的他說話，他們描述的，是另一個時空裏我的故事。」她很喜歡科幻電視劇《二月廿九》、續集《940920》，劇情中，女主角Yeesa有穿越時空的能力，常常有一種不屬於某個時空的感受。情節刺中了她，「我覺得自己不屬於這裏。」

無法升讀高中的阿島現在一間院校上課，學校距離他原先的中學不遠，他不時見到舊同學，但是沒有打招呼。他心裏想着：「他們很開心，有青春生活、中學的生活。我就變得很不同，有另一種生活。」

他合十手掌，然後分開雙手，比擬人生的厚度。「人生經驗更多，擴闊了視野。但是當然……寧願自己不要坐，當然不要。」阿島說，「但可能正因如此，我才懂得斟酌每一步怎樣走。以前我細路仔未必懂事，只會想去哪裏玩好？」

這年，家人提早移民到英國，阿島現在一個人生活。每天早上，他回校讀書，下午回家後做做家務，照顧家中兩隻倉鼠，晚上埋頭趕功課，處理法庭文件。他預想過如果家人的居所都賣走，要做最壞打算，可能一邊去夜校讀書，一邊做全職工作。「我要去安排自己的生活。」

審訊延遲的時間，足以讓阿島長大成人。阿島自問在人生規劃上會多想幾步，源於這3年的經歷，讓他有一種危機感，逼着要成熟。例如他90多歲的爺爺，在他服刑的時候過世了。爺爺在生的時候，常常叫他不要出外示威。阿島當時已經有案在身，只能笑笑答道：「當然不會，爺爺放心吧。」

無法出席爺爺的喪禮，是他最耿耿於懷的事。「好多事不是理所當然，會隨時沒有的。」

阿島和家人關係很緊密，爸爸想過要在香港陪他完成官司才離港，但是阿島勸他們先出發，家人最後決定先到英國安頓，等他塵埃落定再作打算。「政治局勢日新月異，英國今日說放寬BNO（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可能明天就會慢慢收緊政策。」他輕描淡寫，「妹妹還小，可以重新出發。」

Chelsea一直覺得，出獄後要面對的事更多，「雖然我這樣說好『耶撚』（對基督徒的貶稱），但入面真的有一種前所未有的平靜安穩。」

出獄後唯一沒變的是，她仍會不時在惡夢中被追趕，嚴重的時候，惡夢持續好幾天，「Flashback，睡得很差。獄中的人笑我半夜瞓覺好恐怖，呀呀呀地叫，嚇醒了隔離囚友。」她不想看煽情式報導，也不想看運動的紀錄片。她心裏知道可能需要去找輔導員，但是，「我知過程會很痛苦，我未準備好去處理。」

Chelsea和男朋友在2020年認識，後來她才知道男朋友跟她是同區街坊，當年目擊她被捕，「就在男朋友面前不遠，他當時還跟弟弟說，那個女仔好慘啊。」男朋友很了解她的創傷，也在重拾生活的途上，和朋友一直鼓勵她，「他會說我養你囉。其實我聽到沒有特別開心，但他會這樣講笑，不斷陪着我。」

近來，她決定試試開網店賣水晶，每天跟客人塔羅占卜，聽聽別人的故事之餘，也會建議對方如何解決生活難題，「每次當他們說，跟你傾談後方向清晰了，便覺得，哇……那種覺得自己很無用的感覺便消失了。」

改變

阿島以前覺得大學就是職業訓練所，但現在他把大學視為學習知識的地方。他想報考傳理系、政治與行政學系，儘管「我不知道這個政治局勢，這兩個學系會不會轉變了？」

社會運動和國安法浪潮後，香港經歷徹底的變革。在懲教院所，署方表示會一如既往，以「懲」和「教」兩大方向管理青少年在囚人士，協助他們更生。近年，署方落實許多措施，例如與臨床心理學家制定更生計劃，在2020年建立「青少年研習所」，「進行心理修復與重建，並調整思維模式，從而認識自我，學習多角度思考，糾正犯罪思想和行為」。

另一方面，署方也推行「一切從歷史出發」教育活動，指要讓在囚青少年認識歷史，提升國民身分的認同，重返正途。在教育課程的轉變下，署方亦強調會在初中中史等科目加強價值觀教育，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基本法》和國安法教育等。

「這3年，香港的變化很大。因為國安法、新特首上場。空間少了，寸步難行。」阿島出獄後，感受到很多人背負着3年以來的情緒，想脫離政治、迴避新聞，他說可以理解。「大家都開始為生活、工作去拼博，移民就移民，開展新生活。不過沒辦法啊，香港人精神就是能屈能伸，現在的政策如何，唯有跟政策走。」

家人先行赴英，以為阿島完成官司後也會離開，但他交出否定的答案：「我其實想留在這裏，就算有點辛苦。去到英國要重新建立社交圈子，要靠那邊的華人。有句話是生於斯、長於斯，在這裏大始終有感情，我希望留在香港生活。」

讀法庭新聞和目送朋友入獄，是他最情緒波動的時候。這時，他會從家裏走到天星碼頭坐下來吹吹風。回想3年的一切，他有新的想法：「我們做這些事不是為了香港，而是為了自己的內心而做——因為不做，內心會過意不去。」

從大學退學後的每天，Angus遊走在香港各地的樓盤裝修。近日他經過南港島香港仔，看到即將離港的珍寶海鮮舫，當時廚房船翻沉，插進了水底。他想到其他具有政治意義的雕像、民主牆，愈拆愈多，很多東西消失了。部分傳媒和組織相繼倒閉或解散，他身邊也有朋友離開香港。「不會覺得離開就不好，也不會覺得他們走就是乞人憎（討人厭）。但好像家庭成員一個個離開，令這個家感覺空空如也。」

工作中，他見識過5層樓的別墅，搬過價值逾3000萬港元的風水石頭，去過殘舊破爛的唐樓，也遇到剛剛抽到公屋單位的基層客人。他覺得看多了，原來樣樣事物都會有感情，「建築也好，文化也好，語言、環境和氣候，都是這裏獨有的。」

香港的6月，天色時晴時雨，空氣中有一陣揮之不去的翳焗氣味。「就算是壞的天氣，你離開後也會很掛念。就像去到外國，無阿媽哦你，你會好唔自在。（沒有媽媽嘮叨，你會很不自在。）」Angus說。

在打拳的擂台上，Angus是別人走前一步，他頂回一步的人。「如果頂不到，我最多企喺度（站在原地）。」他覺得，「香港暫時未面目全非到我認不出來的狀態，我都仍然想留在這裏。我的自由就是留在這裏。」

他強調這不是盲目的樂觀，不是「差不多先生」的樂觀，「我要想辦法把事情變好，就是這種樂觀。」他想學習更多的技藝，不論是用心駁好一條破爛的喉管，還是學拳，抑或微小至講好一句廣東話：「我留低我這個人，是想把知識和記憶留下來。」

如果可以重來一次，他會選擇這個時空的自己，抑或從沒遭遇一切的自己？「我會選擇現在的自己。」他說，「整個2019年到現在是一個經歷。香港當然損失了很多，但我覺得，好多人都從這些損失中，學習到很多。」

（尊重受訪者意願，阿島、梓豪、Chelsea、Angus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