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潔工枉死︰糾纏11年的垃圾槽殺人陷阱，僱主上訴後獲撤銷2萬港元罰款

【编者按】近年来，市民对清洁工的关注渐增，由2017年底长沙湾海丽邨罢工，到疫情之下的抗疫英雄形象，清洁工不时跃升为主流热话。最近一宗有关清洁工命丧垃圾槽的案件审结，其任职的清洁公司只被判罚港币2万元，到底人命何价？趁着五一劳动节，推出这个专题报导，希望社会大众不再忽视清洁工的付出，并作出制度性的反思：为什么要由清洁工和其家人独力去承受这一切的伤痛？

small>2022年11月8日更新︰雇主被判罚2万港元后，提出上诉，指原审裁判官提出逾840条提问，认为当时裁判官并非保持客观态度，令上诉人没有获得公正审讯机会。处理上诉的高等法院法官李运腾于11月7日颁下判词，认同原审裁判官过份介入审讯，代替主控官职能，令定罪不隐妥，又指出裁判官的举措违反“不单只要执行公义，而且公义必须彰显于人前”的原则，因此撤消对上诉人的定罪并搁置罚款。

法官亦以“后记”方式指出，相信裁判官过度积极介入的原因之一，是他认为外判主控官对证人的提问未够全面，令裁判官须亲自发问。他又称近来接连收到以“裁判官‘加入格斗场’”为由的裁判法院上诉案件，认为有需要重申，外判主控官有责任为接手案件作出充分准备。

2021年1月22日，晴朗的早上，阿威如常读报。有宗清洁工堕入垃圾槽死亡的新闻引起了他的注意。事主与他同姓，事发地点是位于屯门山景邨的政府公共屋邨。一个糟糕的猜想在他脑海乍现，挥之不去。他随即打电话给年迈的妈妈。

原来，这已是妈妈当日早上收到的第二通电话了。第一通电话是来自哥哥关厚基住所的物业管理处，电话里的声音陌生而小心翼翼，转达了关厚基的死讯。

“收到突如其来的坏消息，很伤心，再加上，哥哥还要是由35楼的垃圾槽跌落地下……一想像到那情景，当时他有多痛苦……那伤心的程度，难以形容。”

这已是11年来第3宗“垃圾槽吃人”致死事故。现时香港仍有不少建筑物是以垃圾槽方式收集及清理垃圾︰清洁工于楼层垃圾房内的垃圾槽口，把垃圾丢进去，垃圾从管道垂直掉到地面的另一端槽口，清洁工再由地面以大型垃圾桶收集整理。

早年政府兴建的旧式屋邨楼宇，其垃圾槽口没有统一标准，尺寸比现时《建筑物（垃圾及物料回收房及垃圾槽）规例》规定的350乘250毫米（35乘25厘米）为大，例如山景邨的垃圾槽口，有传媒曾指出尺寸达50乘50厘米，一般成人身形都可通过。结果当清洁工清理卡在槽口的垃圾时，容易发生意外。

关厚基的死亡，揭露公营房屋之中还有43个屋苑的垃圾槽口并不符合标准，这些屋苑才急急在不足一年内，完成全部槽口改善工程，为这杀人陷阱划上句号。而关厚基的案件于2022年3月中审结，其任职的清洁公司因违反职业安全相关条例，被判罚2万元；负责管理楼宇或监管不力的房屋署、业主立案法团、劳工处，均未有法律后果。

一个有血有肉的清洁工，生前的点滴

关厚基出事后，失去踪影，同事遍寻不果，直到凌晨，有人在地下垃圾房发现大型垃圾桶内露出了他的风衣。消防员到场，由堆积如山的垃圾堆里救出关厚基，他已不省人事，上肢前臂骨折，下肢骨折扭曲，下颚僵硬，无法开合。

媒体照片勾勒出关厚基遭遇意外的情景：黑暗如深渊的垃圾槽口、由顶楼直通地下满布锈渍的垃圾槽管道、从大型垃圾桶翻倒出一地的垃圾、蓝白相间的警察封锁线。照片就此定格，逝者一去不返。

此前，阿威并不知道，哥哥每日的工作是与那吃人的垃圾槽打交道。“我以为香港已经没有这些落后的垃圾槽，听到他说做倒垃圾，我还猜想是用电梯运垃圾下楼。要是知道哥哥在这么危险的环境工作，我一定会反对。”

两兄弟最后一次见面，是1月初。哥哥早年已搬出去独居，但不时会相约弟弟和妈妈饮茶吃饭，关系从未间断。兄弟二人已届五十而知天命之年，弟弟则有自己的事业，与妈妈同住。阿威说，哥哥是自置了居屋而非租住公屋，这与大众对清洁工背景的刻板印象颇有出入。

说起哥哥生前的点滴，阿威感情复杂：“他很会享受内心世界，不理外界眼光”、“他性格倔强，容易与人争执”、“可以说，他很自我，是个自私的人”……

“但是，他是一个好人。”

当阿威拿出哥哥的照片，种种微妙的不协调顿时理通。

年轻时，关厚基打扮新潮，与父母的合照中，他皮肤白晢，架著一副渐变色乌蝇太阳眼镜，红蓝白相间的Polo衫配搭深色短裤，脚上穿着一双浅色中筒袜和白色帆布运动鞋。他喜爱踢足球，有一班固定的球友，遗物中有一本妥善保存的80年代足球杂志。

玩乐并非关厚基生活的主轴。由于小时候一段不愉快经历，他的性格变得自卑，不愿打开自己内心接受别人意见，慢慢的，他变得独来独往，对家人也日渐疏远。但阿威同时也说哥哥“很会享受内心世界”，是一个善于经营自己生活的人。尽管关厚基学历不高，一直都在做基层工作，但30多岁时，他还是靠着做餐厅侍应的收入，储到一笔钱，购买了居屋自住。

在那间绿树环绕的居屋单位里，他的世界并不局限于一时一地。阿威列举哥哥生前兴趣时，提到一个现在已很罕有的雅致爱好：收集邮票。由居屋整理回来的遗物当中，有一本黑色硬皮封面的集邮册，收纳了20多个国家的邮票，包括斐济、多明尼加、印尼、新畿内亚、加拿大、葡萄牙、委内瑞拉等，不同地方的代表人物、名胜风景，都印刷在一张张方形的细小邮票上，关厚基就随着这些小纸片周游列国，扩阔眼界。

“他喜爱自由，不受管束。或许是年纪大了不能劳累，他选择做较为轻松的工作。”阿威说，哥哥早上做速递送文件，晚上做清洁工，中午至傍晚的时间享受自在的时光。一个月下来，他的收入只有数千，却是有意为之的选择。弟弟记得，速递公司的老板曾建议关厚基做长工，但是一整天的工作对他而言太大负荷，在自由与维生之间，他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断然拒绝老板的邀请。

“为什么说他是好人呢，因为他虽然收入不多，可是从不贪人便宜，不喜欢接受别人帮助，自食其力，从没问妈妈借过钱。”每月见面时，关厚基都会给妈妈一点家用，聊表心意，尽儿子的责任。

事隔一年，丧兄之痛萦绕心头，弟弟情绪仍未平伏。关厚基精心经营生活，在诸多局限中活出自我，结局竟然是在垃圾堆之中咽下最后一口气，终年58岁。“哥哥这样的死法，实在难以接受。”

危机四伏的垃圾处理系统

清洁工苏财金、罗裕锵、关厚基，分别在2010年、2017年、2021年牺牲了性命，才换来垃圾槽口缩细改善措施，这小型工程也不过是镶一块钢板，或者两根钢条，也拖足11年，不禁教人沉思：全港逾千座屋邨的垃圾处理系统，还藏着多少安全隐患？

“缩细了槽口，没错是避免了死亡，但对清洁工来说，却更加不方便。”清洁工人职工会干事梁芷茵认为：“政府部门应该做全面研究，不是缩细槽口就代表解决所有问题。”关厚基出事前，已在山景邨工作3个月，但他经常都要超时工作1、2小时才完成任务，管工说他手脚慢。事实果真如此，还是这项工作本来就充满挑战？

梁芷茵说，她任职工会干事6年来的观察，由在各层收集垃圾、使用槽管输送垃圾，到在地下垃圾房接收垃圾的各个步骤，都危机四伏。

上楼清理垃圾的职位俗称“倒楼”，一般分为早、晚两更进行。有部分公屋会要求住客将垃圾统一放到垃圾房外，有的则容许住客将垃圾放在自家门口，因此，倒楼的工作很多时就是由逐家逐户收集垃圾开始。

收好一层的垃圾，将垃圾桶拖入垃圾房前，要先跨过门口难关：“各个垃圾房设计都有不同问题，有的垃圾房门口会高出一级，工友无法直接将垃圾桶拖进去，要先在门口提起垃圾桶，才能跨过梯级。你想像一下，每层20至30户的家居垃圾加起来，是很重的，工友在过程中很容易会扭伤。”

关厚基所属的清洁公司的经理在法庭上作供曾说，从没发生过槽管堵塞的问题。梁芷茵闻言苦笑：“塞槽是很经常发生的事啊。”引致堵塞的原因五花八门，有的是垃圾槽本来有设计上的问题，例如低层的管道会转弯，垃圾很难通过；有的公屋楼龄已经30、40年，日积月累之下，槽里堆积了些小垃圾，或者因管道破损而卡住垃圾；由于房屋署对住户没有清晰指引去说明哪些垃圾不可掉入垃圾槽，长形硬物很易卡在槽中；衣服、毛巾吸水后亦会发胀塞住槽管。

如此常见的问题，不可能每次都找管工来处理。“首先，工友会查找是哪里塞了，先去一些经常塞的位置处理；如果不是那些位置，就得逐层去找。他们要把头伸进槽口才看见里面的情况，有时，垃圾会在工友伸头查看途中跌下来，打中他们的头。要是垃圾袋里放了尖刺物件或者腐蚀性液体，就很危险了。”

找到堵塞的源头后，工友会勾起垃圾或把垃圾往下推，过程中很易拉伤。有的垃圾槽口缩细之后，槽口只有原本一半大小，将垃圾勾上来的难度因而增加。此外，一般家居垃圾的尺寸通常都比孔口要大，无法直接塞入垃圾槽，工友只好将垃圾袋逐袋拆开再扫入管道，工作量大增，更添劳损风险。

当工友将10多层的垃圾丢进槽管后，地下的工友是如何接收垃圾的？“曾有工友指着墙上破损的瓦砖告诉我，那是垃圾飞出来打碎的。”梁芷茵形容，当垃圾由几十层高掉下来，胶袋往往已经磨穿，袋里的垃圾会飞弹出来，容易击中工友。如果刚换上空桶，垃圾的冲击力有时会大得撞穿桶底。

为了防止垃圾弹出，同时缓和冲击力，垃圾槽底部管道出口设有一块可推拉的铁板，当工友在上面楼层丢弃垃圾时，槽底铁板会关闭管道出口。当垃圾在管道累积到一定程度，工友就会拉开槽底铁板，让槽管内的垃圾滑落到大型垃圾桶内。

但是，这块铁板操作起来非常难用。槽管内累积垃圾后有一定重量，需要花颇大力气才能用铁板拉开；铁板的高度大约与人齐眉，一旦反弹回来，分分钟撞伤工友的眼睛、额头。一推一拉之间，也会令胶袋破裂，垃圾流出。

2013年，秀茂坪宝达邨达欣楼发生过一宗意外，在垃圾房里，姓黄的清洁工拉开底板，收集槽管掉下来的垃圾时，一个装有腐蚀性液体的胶樽被挤破，液体溅出，清洁工面部和肩膊遭灼伤。为方便工作，有好些垃圾房的铁板已被移除，包括关厚基工作的景乐楼。

法庭开审，这是谁之过？

2021年年末，劳工处对关厚基所属的香港工商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作出检控，于12月28日在屯门裁判法院展开审讯。到底1月21日的晚上，在山景邨景乐楼发生了什么事？关厚基是怎样从35楼的垃圾槽口掉下去的？谁应该为事件负责呢？

法庭传召了11位证人作供，包括关厚基的同事、管工、清洁公司经理、物业管理公司前董事、安全主任等，却无法完整地还原事发经过。

伙拍关厚基清理垃圾的同事与他分别在不同楼层工作，倒垃圾期间不会碰面。而原本应负责巡查、协助清洁工的管工一星期只有一两天上班，事发当日并没有当值。因此，由关厚基步出电梯的晚上7时45分至他被发现在地面垃圾桶内的凌晨12点之间，没有人见过他。

过去的意外多数是由于垃圾槽管道被塞，清洁工通槽时堕入槽口而引发事故。清洁公司经理于庭上则声称从未发生塞槽，管工也说公司有提供清晰指引教工人安全工作。

不过，在结案时，法官指出，管工的证供并不完全可信，与其他工人的证供对照会发现，俗称“倒楼”的清理垃圾安全措施实际上没做得如管工所说的那么仔细；经理亦避重就轻，只讲做得好的地方。法官批评公司对清洁工指导不足，主管没有尽责监督，不能即时处理重要事情。清洁公司评估风险工作做得不够，当槽口并未收细，清洁公司就应该提高警觉。

法官裁定公司违反《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规定，判罚款2万元。工业伤亡权益会（工权会）总干事萧倩文批评，失去一条人命仅罚2万元，非常荒谬，对雇主而言也欠缺阻吓力。

阿威对于清洁公司的安排十分不满︰“哥哥在这样的垃圾槽工作，本身已是不安全环境，公司也没提供安全措施，只是说有事要找管工。但出事时管工都不在场，现场什么支援也没有。”他认为，责任上，清洁公司首当其冲，但还有其他部门要对事件负责。“2018年劳工处已经发信，要求业主立案法团缩细垃圾槽口，但业主立案法团一直未改，劳工处也没有严肃跟进，为什么可以这样？”

跟进关厚基个案的萧倩文到法庭旁听多场审讯，她指出，除了清洁公司未有尽责保障员工安全，审讯的过程亦揭露了业主立案法团与劳工处的过失。

在法庭上，物业管理公司前董事表示，公司在2018年曾收到劳工处发出指引，要求缩细垃圾槽口，不过劳工处并没有划定工程完成的限期。物业管理公司于是在山景邨景富楼做了三个缩细槽口的样本，让业主立案法团选择一个修改方案。但是，法团认为用作缩细槽口的不锈钢成本太高，要求物业管理公司由内地订购不锈钢，再找公司内部的技工安装。物业管理公司认为工序存在危险，应该外判予专业人士做才恰当。物业管理公司曾建议，在完成改善工程前让清洁工改用电梯运送垃圾，法团却以卫生理由反对。

事发前，劳工处安全主任曾到山景邨查看缩细垃圾槽的样本。清洁公司经理当时问到样本槽口是否合要求，该安全主任却说要等发出指引的部门才能确认，现在只能小心工作，并没要求清洁公司停用垃圾槽。

萧倩文称，在业主立案法团与物业管理公司的一来一回之间，加上劳工处不置可否之下，缩细槽口的工程一直搁置，然后就发生了关厚基堕槽的意外。

劳工处回复端传媒查询时表示，于2017年马鞍山锦泰苑意外发生后，该处于2018年1月向有关政府部门要求提供全港尚未完成垃圾槽改善工程的租置屋邨/居屋屋苑名单，并于2018年5月按照名单完成巡查，发现共有183个租置屋邨/居屋屋苑的垃圾槽设计未符合劳工处的要求。

劳工处续指，由2018年至2021年1月山景邨发生清洁工人堕进大厦垃圾槽致命意外前，曾就该邨的垃圾槽安全事宜共进行了14次巡查，并向持责者发出了8张书面警告。劳工处称，据资料所示，山景邨业主立案法团在意外发生前，已安排订购有关物料及技术人员分阶段进行垃圾槽口改善工程，“及后因疫情关系，工程才有所延误”。

萧倩文批评法团只关心成本，毫不注重安全。而劳工处只是出信劝喻，却不设限期要求改细槽口或停用，根本没有阻吓性。她慨叹道：“如果劳工处在2017年意外之后雷厉风行，就不会发生这次惨剧。”

隐身的责任者：房屋署

关厚基的意外，揭示垃圾槽夺命陷阱多年来仍未根除，工权会发信劳工处查问才得知，尚有43个屋苑的垃圾槽口未符合不大于350乘250毫米的标准，这些屋苑皆为居屋或租置屋（即已出售的公屋）。

意外后，劳工处对这些屋苑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其使用该屋邨内的垃圾槽进行运送垃圾工作，直至劳工处信纳屋苑已采取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恢复使用该等垃圾槽；结果不足一年内，全部屋苑完成槽口改善工程。拖延了足足11年的补救措施，这才划上句号。

对于谁是最大责任者，关注基层工人权益的本地艺术家程展纬有不一样的见解。“3宗死亡意外全都发生在政府物业里，房屋署难辞其咎，不应该只针对清洁公司和劳工处。”

意外发生后，他立即走访各屋邨、又向认识的清洁工收集资料，想查探还有什么屋邨的垃圾槽口未改善。后来他发现，原来漏洞并非偶然，公屋的垃圾槽在2011年后已改善，后来因槽口过大而发生堕槽意外的都是居屋和租置屋。

居屋和租置屋因业权属住户，法律上房屋署无权决定更改垃圾槽设计，但程展纬批评，房屋署亦没有尽责监管，“房屋署是设计、生产者，理应负全责改善问题。如果第1宗意外后，房署肯批出一笔钱，并严厉督促所有物业的改善垃圾槽，就不会有后来的人命伤亡。”

想到多名清洁工枉死，程展纬意气难平：“房署没有意识到垃圾槽问题的严重性，对清洁工的安全亦不够重视，所以才会死了那么多人，我一想起就很生气。每个政府部门都应该有保障劳工的面向，不能见劳工议题就推卸给劳工处，劳工处也不够人手处理那么多问题。”

在屯门裁判法院一连多场的审讯里，房屋署这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一直未被传召。程展纬尝试各种方法向房屋署问责，包括致函监管租置屋的独立审查组、申诉专员公署。

独立审查组回复则指，在物业出售前，归属房委会土地上的建筑物获辖免受《建筑物条例》所规限，故有关垃圾槽的建造设计并不涉及是否符合该例的问题。到头来，不旦未能令房屋署负上责任，还发现政府物业在《建筑物条例》中享有豁免权，程展纬担忧道：“不知房屋署在兴建房屋时，除了垃圾槽，还有哪些部分豁免了？其实，会否还有其他危险是不为人知的？”

至于负责监察政府部门有否失职的申诉专员公署，则回复程展纬指不受理投诉。

端传媒向房屋署查询该署何时得知居屋及租置屋之垃圾槽口未缩细，以及署方得知后有否即时要求那些屋苑缩细槽口时，房屋署并无正面回应。署方表示居屋及租置屋在物业管理方面与私人物业无异，其日常管理事务由业主立案法团召开会议作决定，而房委会代表会不时向租置屋邨的法团及物业管理公司提出意见。

怎样才是更好的处理垃圾方法？

过往多年来，团体一直倡议废除垃圾槽，改用电梯运送垃圾，却往往因为住户反对，再加上房屋署不作为，垃圾槽仍屹立不倒。梁芷茵一口气列举了垃圾处理过程中各种问题，结论一针见血：任何指引都改善不到设计上的缺憾。整个垃圾槽的使用过程充满陷阱，工伤几乎是必然的事。

面对这困境，程展纬和梁芷茵都不约而同指出，未来的垃圾处理方法应该要有整体性的改变，清洁工的工作模式亦应重新塑造。在可持续发展的愿景下，垃圾征费、环保回收可谓大势所趋，而继续沿用垃圾槽并无法鼓励环保回收。梁芷茵认为，作为垃圾生产者的住户，应该承担起原有责任：“在垃圾征费之下，如果住户想省钱，就应该自己处理垃圾，做好回收。”假如垃圾量减少，除了减轻清洁工的工作量，垃圾槽这种方便处理大量垃圾但危险的设计也就没必要存在。

那么，住户反对用电梯运送垃圾的问题，又可以如何解决？“其实有需要让住户重新认识到他们和垃圾的关系， 那些垃圾本来就是他们制造出来的，不应该在丢弃出来之后就当成与自己无关的东西，他们也要负责任，就算用电梯运垃圾会造成不便，也要接受。而且，当住户不满垃圾有异味或不卫生，应该想到，很多时是因为他们丢垃圾时绑得不够紧，才会传出异味，如果丢垃圾时处理得好些，整个运垃圾的过程也会卫生得多。”

2021年中，清洁工人职工会曾以山景邨堕槽意外、理想的垃圾处理方法为主题，在观塘翠屏邨作问卷调查，期望引发讨论，结果发掘到不少可以发展的话题，例如是谁应为意外负责、可以如何减轻清洁工的负担等。

“多年来养成的习惯，突然之间要改变，是很难的事，要配合一系列教育，与及部门之间的协调。关键在于，街坊们认不认识程序，能否参与讨论发表意见，影响政策的制订。”梁芷茵说。

（笔者为工业伤亡权益会组织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