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课了，一切就会好吗？家有幼童，如何挨过疫中两年半

【编者按】疫情席卷全球两年有余，对学龄前儿童带来什么影响？所谓学龄前，是指入小学前0-6岁这一阶段。疫期停课停学，学龄儿童受到的影响和进度，时时见到讨论；但读小学之前的孩子呢？是否婴儿期不过牙牙学语、在家吃、睡、玩，学步儿反正不太记事，幼稚园都是唱下歌画下画，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所受影响便相对较小？

与此同时，又有多少人意识到，疫期种种生活变化对成人来说虽然是“非正常状态”，但对只有六岁的孩子来说，这样的状态却已占其人生将近一半，而对一些婴孩来说，更是他们降落人世后迄今的全部“人生”？什么是“正常”，什么是“非正常”，孩子们的感受与成人想必不同。更有疫情期间受限于经济与社会资源的基层家庭，特殊幼儿家庭，若考虑0-6岁阶段母亲与幼儿关系较日后更为直接与亲密，则处于非正常状态的是否不只孩子，更有母亲？基于这些问题，我们制作了今次报导，看看疫情下童年里消失／减弱的启蒙期，与困扰于这个消失／减弱、而产生的母子困境。

“你六岁时玩的游乐场，也不能弥补你三岁时的游乐场⋯⋯”

疫中困两年，雪琴觉得自己“一家人都病了”。

困扰她的早已不是病毒，而是更深层的：做厨师的丈夫开工不足收入减少，两个女儿经常停课，她只能放弃兼职工作，留家照顾。在深水埗，一家四口蜗居在不足150平方呎（约等于13.9平方米，或4.2坪）的㓥房，从买菜做饭、洗衣洗碗到全天候顾小孩，而跟进功课的任务自然也全落到雪琴肩上。

“我很多家务要做，教育方面我没有太多经验。辛苦不要紧，但我好像找不到方法让他们有正面发展，女儿以前上学（实体课），回家就自己做功课，但疫情期间在家，一页功课可以做几天⋯⋯”雪琴说，大女儿读幼稚园大班时停止面授半年，甫入小学就赶上网课，跟不上进度；小女儿今年4岁多，虽说已读幼稚园中班，“但没上过几天学”，内向怕人。

“妹妹没有朋友，对生活没什么美好的期盼，每天在家里就是妈妈、姐姐，她生命中就只有我们两个人，”雪琴叹气，8岁的姐姐一旁搭话：“我的生活中不是也只有你和妹妹吗？”

0-6岁黄金发展期：错过了可以弥补？

早于疫情爆发初期，世界银行的报告已指出，“危机导致幼童发展和基础学习的减弱，将意味著整整一代人的学习轨迹都会降低。”

雪琴受困的主因是女儿学校听课。相较此前长时间执行清零政策的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学校停课尤其频繁，而每波恢复实体课，幼稚园又通常最晚恢复面授。第五波疫情爆发后，港府宣布学校“提早放暑假”，同时关闭所有游乐场，直到近日宣布复课，幼稚园再次最晚恢复（于5月3日才会分班次开始面授）。这样停停开开，据端传媒统计，过去两年多以来，香港幼童在幼稚园接受面授的时间，前后加起来只有约半年。

对于停课停学的影响，坊间多关注学龄儿童进度，对幼童讨论较少。“这是很矛盾的，社会总觉得幼童是最脆弱的，所以每次幼稚园都是最先停课；但从教育角度而言，幼儿教育又是最关键的，0-6岁是人生黄金发展期，错过了的很难弥补。”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沙田）幼儿、长者及社会服务系讲师郑德礼对端传媒表示，“你不能说带小朋友去买菜，就代替了学校和社交。你六岁时玩的游乐场，也不能弥补你三岁时的游乐场。”

通过采访香港多家社工机构、幼稚园校长及老师、治疗师和幼儿教育学者，记者发现类似雪琴一家的状况非常普遍：家庭陷入长时间母幼困兽斗，母亲压力极大，而幼童成长也遭受全方位影响，其中，基层孩子、特殊教育需要（SEN）孩子更是首当其冲。而据政府数据，2020年香港幼童（6岁或以下）人数为382,000人，每5名幼童就有1人身处贫穷家庭。

摸不到的幼稚园

再开学时，“很多孩子都是自己同自己玩，和别人沟通变得很被动，就算你叫大家一起玩煮饭仔（扮家家酒），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和别人一起玩。”

幼稚园是一个神奇的场所。对于三岁小朋友而言，它意味著脱离父母，有了常规的社群生活，结识老师，与陌生的同龄人成为朋友，并开始独立完成一些任务。对于照顾者来说，这是第一次放手，此前不得不付出大量时间精力予育儿生活的妈妈，终于有了一点私人时间。

但在过去两三年的香港，这一切都不复存在。

幼稚园校长关淑玲表示，2020年上半年，幼稚园一直因疫情而停止面授（只有高班的小朋友在2020年6月短暂复课，准备适应小一）。2020年9月恢复面授，一个多月后再次停课，一直到2021年2月底出农历新年假后才分阶段恢复面授，最初只有1/3学生可以回幼稚园，直到5月11日才全面恢复面授课堂。

如何让孩子在家中也能接触“幼稚园”？老师们在一片混乱中摸索。关淑玲说，幼童很难吸收实时网课。况且政府指引规定，学前儿童每天接触电子萤幕时间不能超过一小时，这是因为0-6岁孩子的眼球还在发展，直至6岁才拥有健全视力。网课，加上长时间居家可能增多的电视或视频时间，对幼儿眼睛的伤害有多大？记者虽未查到专门统计，但香港中文大学有一项针对6-8岁儿童的研究指出，疫情后儿童近视的发病率是疫情前的2.5倍。

幼稚园教育很强调“五感”，即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而上网课，“五感没有了三感”。

另一个问题是，线上的幼稚园不能取代实体空间的什么？如今，香港大部分幼稚园的做法是：把教学内容录制成短影片，让家长抽空陪孩子观看，并每周数日与孩子Zoom见面，聊天、唱歌，让小朋友分享日常生活等，每次仅15-25分钟。不过，这仍然不能给予孩子们提供幼儿教育中最重要的“常规训练”以及社群环境。

在实体教学空间里，小朋友每日回到幼稚园，放好书包，洗手清洁，上课与老师同学互动，吃茶点——这一切看似普通的流程，其实都在训练孩童适应日常规则、群体秩序，体验事件／动作发生应有的合理逻辑，并由此学习自理，建立自主习惯，进而由外而内地建立自主人格。“但现在连茶点都不能食，当中损失了很多自理学习，例如如何拿餐具、倒水，吃完清洁饼干屑、（自己）抹嘴⋯⋯”关淑玲说，“就算家中有给小孩子常规训练，也是个人的，在学校和在家的规律生活是不同的，在家里你不会突然有一大班人一起排队。”

“小朋友的社交和情绪真的特别受影响。”幼稚园老师张美欣（化名）对端传媒表示，去年复活节假期后，校园终于开始复课，一段时间不见之后，她发现孩子们的社交能力都明显减弱，“很多孩子都是自己同自己玩，和别人沟通变得很被动，就算你叫大家一起玩煮饭仔（扮家家酒），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和别人一起玩。”

张美欣说，她想念以前吵吵闹闹的课堂，但现在即使复课了，校园气氛也是非常紧张。

一人童年

“原本小孩两三岁开始，是从原生家庭、extended family，开始到学校，现在疫情将这个社会系统破坏了，小朋友就只剩下原生家庭的系统。”

“学校买了隔板，同学们之间都是隔板，大家也戴著口罩上堂，最初连饮水都不敢，你能想像小孩三个钟不饮水吗？茶点也不能食了。也不敢让小朋友之间抱抱，排队的时候地上都贴好有距离的贴纸⋯⋯”来学习人际关系的小朋友，体验到的却首先是人际的间隔与疏离。张美欣说，直到去年9月开学，彼时香港长期没有本地案例，幼稚园终于开始恢复吃茶点的活动。

一切刚进行几个月，又再次因Omicron疫情爆发而全面停课。

注册艺术（表达艺术）治疗师苏瑞雯留意到，疫情下许多小朋友出现情绪和行为问题，也多了家长向她求助。“小朋友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知道自己不能出去玩，不能返学（上学），又不能去见其他小朋友和四大长老（爷爷奶奶公公婆婆），没有人和他们有互动。”苏瑞雯说，“有时候小朋友可能一天在家都不说一句话。”

目前，苏瑞雯服务对象中年龄最小的是3岁，因疫情长期在家、没有接触陌生人，小朋友容易焦虑、害怕，见到陌生人就躲起来，很多东西都不敢触碰；无所事事，一些小朋友就终日在Ipad上看影片或玩手机游戏。“长期的home schooling会对小朋友影响很大⋯⋯他们没有了社交技巧，表达自己的能力也会减弱，幼稚园本来就是学习和人沟通、社交的重要阶段。”苏瑞雯说。

香港专业教育学院讲师郑德礼解释，2-6岁是人开始发展自主性的阶段，这阶段的幼童需要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他们透过完成不同任务以及与人的互动，去建立自主性；感官刺激也很重要，因此幼稚园教育很强调“五感”，即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

“就算上网课，五感也没有了三感，”郑德礼说，网课也很难对幼儿进行执行能力、品德情绪等教育。在这种情况下，过去两年多，幼儿教育的责任，从原本是学校与家庭两方面来负责的“家校合作”模式，大幅转移到核心家庭——特别是母亲身上——来独立承担。。

“原本小孩两三岁开始，是从原生家庭、extended family，开始到学校，现在疫情将这个社会系统破坏了，小朋友就只剩下原生家庭的系统。”郑德礼说。

校长关淑玲指出，过去两年多，幼儿教师们除了录影课堂和Zoom见面之外，也尽力为家长提供支援。“要教育家长，教他们如何使用教学影片，两周一次打给家长，了解家中情况，真的不少家长不识怎么教（小朋友），甚至要转给社工跟进辅导。”她表示，但这一切无论对哪个阶层的家长来说都不容易。

妈妈与孩子两团火：情绪的恶性循环

小朋友在家生活不规律，也不能出去“放电”玩耍，情绪容易烦躁，又容易激怒24小时顾孩子的妈妈，“这情况真的水深火热。”

香港小童群益会阳光校园幼稚园驻校社工曾梦兰发现，疫情中不少家长情绪崩溃。以往她辅导妈妈，主要处理的是管教问题，现在先要处理妈妈自身的压力和情绪，一些母亲和小孩之间也形成情绪的恶性循环。

“这两年多对妈妈Wellbeing的影响很大，妈妈可以说最深受其害，以前可以稍微喘息，现在一直multi-task。”曾姑娘说，小朋友在家生活不规律，也不能出去“放电”玩耍，情绪容易烦躁，又容易激怒24小时顾孩子的妈妈，最终仿佛两个火头困在家中互相点燃。

“太多问题在同时发生了，最主要是家长照顾小朋友的亲职压力，这情况真的水深火热。”香港小童群益会阳光校园幼稚园驻校社工服务总监郑惠君说，一些家长出现情绪问题，对小孩的语言暴力和肢体暴力也有所增加。

根据香港社会福利署统计数据，2020年遭受身体伤害／虐待、疏忽照顾、性侵犯、心理伤害／虐待、多重虐待的儿童个案共940宗——这数字和之前几年相若；到了2021年，数字增至1367宗，增幅超过45%。

曾梦兰目前服务两家幼稚园，一家处于基层社区，一家位于中产社区。相比之下，前者所遭受的冲击更大。曾姑娘说，基层家庭住宅空间更小、学习资源更少、社会网络也更弱，疫情下家长和孩子的选择都更窄了。

“这两三年，许多妈妈真的是困兽斗，靠自己一个人挨过来。”明爱木棉树计划社工
王咏晖说，该计划服务年轻妈妈，年龄介乎15-24岁，大多为基层家庭，部分是单亲妈妈，“最惨的就是停课，一些妈妈是三年抱两，一个读K1（幼稚园小班），一个初生未久，这种情况下如果学校停课，就真的崩溃。”

其实，即使回到没有疫情的香港，抚育婴幼儿也毫不轻松：基层家庭没有能力请外佣，政府资助的婴幼儿托管中心严重不足，而私人中心收费不低，让人望而却步。“许多妈妈都盼望自己挨过头三年，等一个小孩读幼稚园，就会好些，”王咏晖说，但这一切，在疫情中都变得十分不确定。

木棉树计划目前服务35位年轻妈妈，其中大约10位在疫情前已有情绪困扰，疫情后症状加剧，至少2位更出现身体上的症状。王咏晖说，大家过去两年已经很紧绷，第五波疫情之下，连续两个多月不敢出门，担心小孩感染和物资不足，即使最近疫情缓和，一位妈妈还是不敢出家门，“她感觉很害怕，一出门就会觉得肚子痛”。

“这两三年，许多妈妈真的是困兽斗，靠自己一个人挨过来。”

在深水埗的㓥房，雪琴也感觉，自己过去七八年都没怎么放过假。

“原本姐姐幼稚园毕业的时候，妹妹就上幼稚园，我以为我就可以做一些自己的事情了，现在搞到我这8年都一直在带小朋友。”雪琴说，家中分工一直是丈夫负责上班赚钱，自己管教小孩和做家务，疫情之下，她感觉自己承担的就更多了。

“你不需要帮我做家务，你带一下孩子我也很开心了，孩子是我们共同的嘛。”雪琴说，没有疫情的时候，丈夫上班时间长，回到家就表示很累了，到了休假或疫情停工时，丈夫还是不太管小孩。

她压抑自己情绪，一天到晚连轴转。“两个小孩会一直缠著我，本来两三小时的家务一直要拖到半夜才完成，”雪琴说，她坚持每天都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再买菜回家，丈夫通常在赌马或打机（打电玩），她煮饭给一家四口，等孩子夜晚入睡了，再收拾凌乱的家。

她有时也想反抗，或者说，只想放一天假。去年圣诞，丈夫休假在家，她提出不如爸爸带女儿一天，她和朋友去爬山放松一下，但丈夫说，孩子吵著他打机。

“那一刻我眼泪都下来了，所有委屈都出来了。”雪琴说。

自闭症幼童妈妈：“我又要教他，他又要憎我！”

另一项英国研究指出，封城和学校封闭对父母/照顾者带来负面影响，负面影响对母亲、单亲家庭、低收入家庭和SEN儿童家庭影响尤其严重。

在㓥房成群的深水埗，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社工刘燕珊服务著大量如雪琴一样的基层家庭。

“照顾的责任经常去了女性身上，很普遍，传统的角色分工。疫情之下这种角色定型就更加明显，小朋友一停课，谁留下来呢？男的吗？不会的，通常都是女性。疫情加重了男女不平等。”刘燕珊说。

在香港新界东的唐楼（香港旧式无电梯住宅）里，妈妈Kinki觉得喘不过气来。即使丈夫经常帮忙带孩子，她还是感觉压力大得要爆炸。6岁的儿子文诺是自闭症孩子，非常好动，如今天天困在家中，只能在沙发上跳来跳去。

“自闭症儿童通常比较固执，忠于自己的生活模式，等他形成一些惯性之后，要改动就很难，”而在过去两年多，这些专业训练很大程度却只能依靠自闭儿家长在家进行。

Kinki担心儿子自己开门下楼或往窗外扔东西，又要跟进儿子功课，再煮一日三餐。“大家都有脾气，就会开始闹（吼）小朋友，之后自己又内疚，但其实不关他事的，他是没有地方玩呀。亲子关系一定是破坏了。”

Zoom网课对所有孩子都是一个挑战，SEN儿童就更加困难。“我不想对著萤幕上堂（上课），我想出去玩。”文诺说妈妈说。Kinki苦笑，线上课堂常常一片混乱，所有孩子都不能集中精神，有的孩子半小时都在绕著电脑乱跑，“妈妈就闹（吼）足半小时。”

“除了鬼上身，我不知道有哪个小朋友钟意做功课，都是喜欢玩的，”Kinki笑著说，但完全不上课的话，她又忧虑文诺的发展。2020年，医生诊断4岁的文诺只达到两岁半小朋友的程度，这一年，文诺终于轮候到协康会雷瑞德夫人中心，这是为SEN孩子而设的幼稚园。一阵网课后，2021年文诺回校面授。

“当时文诺每日都好似坐过山车一样，进步好快，好似用一年时间就追回了两年，”Kinki说，文诺在幼稚园的进步包括“成功戒片（戒掉尿布）”，自己独立上厕所，还结识了新朋友，又特别喜欢学校的老师。

协康会雷瑞德夫人中心社工陈年威说，该中心服务的SEN儿童90%是自闭症，大多伴随过度活跃症和发展缓慢的问题。自闭症通常在3岁或之前被诊断，而3-6岁正是一个介入训练和治疗的黄金时期。

“自闭症儿童通常比较固执，忠于自己的生活模式，你等他形成一些惯性之后，要改动就很难，做什么都好似同他死过（跟他拼命）一样，”陈年威说，0-6岁小朋友就像一张白纸，“你在白纸上画任何东西，都比改动更加容易。”

在特殊幼儿中心，除了普通幼稚园的常规日程和面授课堂，还提供言语治疗、物理治疗和职业治疗，协助孩子们发展认知、语言和社交，同时不断形成新习惯——在过去两年多，这些训练很大程度只能依靠家长进行。

“家长以前主要是照顾者，现在完全失去了平衡，需要将教育、管教全部揽上身，”很多家长对陈年威分享，“我又要教他，他又要憎（恨）我，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协康会于4月2日国际关顾自闭日发布家长状况调查，200位受访家长中，74%表示疫情停课期间照顾自闭症儿童感到困难，47%家长表示没有信心在疫情停课期间在家妥善照顾孩子。调查也发现，自闭症谱系儿童的家长压力指数是7.2（10=非常大压力，1=没有压力），显示压力水平颇高。

“我们只有两年时间，但这两年被疫情卡住了。”

眼看今年就要上小学了，Kinki感觉很焦虑。“我们只有两年时间，但这两年被疫情卡住了，”Kinki说，不能上学面授之后，文诺状态转变很大。“学校真是（可以）让他放电的，他需要用脑、用体能，做各种治疗，吃饭也规律，一回家就想休息了。”文诺妈妈说，长期困在家，儿子胃口也不好，母子之间就常常为了吃饭、做功课等问题起冲突。

但经历太多母子冲突之后，Kinki已经打算“躺平”。“随便啦，你喜欢啦，我不想继续破坏关系，”Kinki说，“但又会很担心⋯⋯文诺就快要小一了，如果不做（训练和功课），是不是真的可以读小一？有时觉得自己好似有精神病⋯⋯”

消失的时光，谁来评估，谁来承担？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报告指，疫情对学前教育影响最为严重，但各国的疫情政策往往忽略幼儿教育。

香港“儿童无限学校”创办人及校监邱振明相信快乐学习和蒙特梭利教学理念。这几年，他一直很忧虑学校停课和过度防疫政策对幼童的影响。

“小朋友的成长，越早的阶段越critical，0-6岁，特别是0-3岁，是形塑一个人的性格，当然形成了也不是说不能改，但是会事倍功半。”邱振明说。

蒙特梭利教育相信人之初的潜能。邱振明指出，婴儿从诞生之初，就无时无刻都在吸收外界信息，也在进行自己的创造，无论是四处张望，还是揉捏纸张；和不同的人接触、听大人说话很重要，他们就是在种种互动中去吸收和感受外部世界。

一岁多至两岁多左右，孩子们开始走路。邱振明说，从这个阶段开始，户外活动就很重要，小朋友在玩耍和奔跑中训练大、小肌肉和感觉统合，即大脑综合体感、听觉、视觉等多种感觉，进行消化并输出的过程。

“Playground（游乐场）对幼童来说是最好的感觉统合的工具，现在连playground和沙滩都封了⋯⋯”邱振明说，这时孩子也喜欢模仿他人，特别是同龄人，社交开始变得重要，“但现在连跨家庭聚会都不可以⋯⋯”第五波疫情下，康文署设施自2月10日起限制跨家庭聚会，2月28日开始关闭公园与游乐设施，这些措施要直至4月21日才开始放宽。

无论是对何时复课、复课具体安排或复课后幼儿教育界的支援需求，近年业界也越来越少自下而上的发声渠道。关淑玲曾担任教协理事、副会长，她说：“以往有什么声音，教协都会搜集意见，现在都没有了。”

自两岁多三岁开始，儿童开始建立自主，可以认知的事物越来越多，并投入越发精细的活动，这时候核心家庭未必能提供如此多学习机会，教育开始由幼稚园承担。

无法去幼儿中心、幼稚园会带来什么影响？英国美国等对此早已有实证研究。英国一份针对189个家庭的研究指出，在2020年疫情期间，去接受幼儿教育与保育服务更多的孩子，认知的词汇量更多；而以社会基层分析，基层儿童收益更多，这意味著幼儿教育与保育的中断对基层的影响比上流阶层的更大。

另一项英国研究指出，封城和学校封闭对父母/照顾者带来负面影响，负面影响对母亲、单亲家庭、低收入家庭和SEN儿童家庭影响尤其严重。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报告指，在59个回应问卷的中低收入国家中，每名学前儿童在2020年平均算是106天面授课程，小学和初中的相应课程损失为103天和99天，直2021年夏天，全球超过60个国家仍未恢复学前教育。Unicef指出，疫情对学前教育影响最为严重，但各国的疫情政策往往忽略幼儿教育。

早于疫情爆发初期，世界银行的报告已指出，“危机导致幼童发展和基础学习的减弱，将意味著整整一代人的学习轨迹都会降低。”

2021年10月，英国国会作出特别报告，综合最新学术研究，指出疫情对学前儿童在认知，社交、情绪及行为发展，身体机能，家庭关系，入学准备等方面都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就此，英国政府作出不同拨款协助教育界，包括为幼儿语言教育提供额外支援，为幼儿教师提供额外训练，英国教育部也为即将升读小学的幼童在言语教育方面提供额外拨款。

目前，香港政府和教育局并未对上述影响作出系统评估，亦没有相应的额外拨款。教育局回复端传媒查询时表示：教育局和幼稚园业界一直保持紧密沟通，了解学校及学生的情况，并提供适切的支援；同时推出“赠书计划”及“小手作及资源套计划”，过去两个学年向参与计划的幼稚园学生送一本图书，而后者则为幼稚园提供5-8万港元津贴，为学生设计活动。

幼稚园校长关淑玲表示，这两年多来，教育局主要工作是安排何时停课、何时复课。而无论是对何时复课、复课具体安排或复课后幼儿教育界的支援需求，近年业界也越来越少自下而上的发声渠道。

关淑玲曾担任教协理事、副会长。“以往有什么声音，教协都会搜集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她表示，除了疫情停课外，移民潮也给香港幼儿教育带来冲击——香港出生率低迷，而不少生源因移民而退学，一些幼稚园已经倒闭，刚毕业的幼儿教师也面临找工作难的问题。

邱振明校监说，“这两年多，香港不应该停课这么长时间，但所有团体、议员都没有质疑这些决定，小朋友要返学、要出街玩，才正常发展的，不然做多少网课、家长教育、补救措施，没有用的，只是头痛医头。”

而伴随著国安法后的政治动荡，香港公民社会几乎被连根拔起，近五十年历史的、香港最大的单一行业工会“教协”也于去年8月宣布解散。现在教师团体只剩下亲建制的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教联会）。

“香港变到一个程度，是个个都不出声，都理解的。因为出了都没有用。但都是要出吧，都是要出。”邱振明校监说，“这两年多，香港不应该停课这么长时间，但所有团体、议员都没有质疑这些决定，小朋友要返学（上学）、要出街玩，才正常发展的，不然你做多少网课、家长教育、补救措施，没有用的，只是头痛医头。”

邱振明认为，香港应该更加关注疫情持续、停课停学多时对幼童成长的影响，平衡防疫政策和儿童成长的需求，同时考虑在复课后进行全港儿童成长评估。

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社协）早前发布《贫穷幼童在疫症下学习面对的困难问卷调查报告》，报告访问164位基层幼童的家长，其中89.2%的家长表示子女就读的幼稚园在网上学习方面没有提供任何支援，停课影响家长和子女情绪和社交，㓥房儿童更欠缺基学习设备和空间。社协呼吁政府要为幼童提供支援，确保教育公平，同时调整幼稚园教学课程，辅导未能跟上学习的幼童，以及尽快恢复全日制面授等。据了解，社协已将报告发给相关政府部门，要求约见和跟进，但至截稿时未有回复。

出路？“让孩子自由，家长也自由了”

“家长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松，放手。让小朋友独立一些，相信他们可以自己玩、自由探索，让孩子自由，家长也自由了。”

步入2022年4月中，香港第五波疫情持续回落，政府宣布全港学校分阶段复课，其中最迟复课的幼稚园将于5月3日恢复面授，若学校发现5%感染个案，就研究是否停学。教育局又规定，未打疫苗的学生不能参与体育、音乐等非学术活动，同时规定所有学生每日回校前必须自行做快速测试，阴性才可回校。

而文诺所就读的特殊幼儿中心是属社会福利署所管理，目前仍未收到恢复面授课堂的通知。

邱振明认为，无论之后是否还要停课，家长都要学会自救。他建议家长在家中模仿幼稚园日程，每日上午和下午各给孩子两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同时上下午各半小时亲子时间，此外每日保证一小时的户外玩耍时间。

邱振明说，在幼稚园小朋友每日都会相对独立地和人互动，完成不同任务，但在家中，父母可能会特别紧张，“有时家长抱孩子、哄孩子、逼孩子太多，就会让孩子不够独立自主；又有些很心急，不停在教小朋友，会让孩子判断力差了，不那么独立自主。”

“家长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松，放手。让小朋友独立一些，相信他们可以自己玩、自由探索，让孩子自由，家长也自由了。”邱振明说。

“不要只关心孩子，妈妈也有自己的成长需要。”

过去一年，文诺妈妈担任了协康会雷瑞德夫人中心家长会的主席，透过whatsapp群组和许多妈妈保持联络，互相支援。

社工王咏晖也认为，妈妈们形成互相支持的网络非常重要。在第五波疫情高峰时，王咏晖服务的一些妈妈和小朋友都中招了。“最初大家很害怕，但后来有一两个小朋友中了，他们在group分享经验，就知道其实要准备什么药物，在家挨过4-10日就可以，”王咏晖说，“他们的survival skill其实很厉害。”

“不要只关心孩子，妈妈也有自己的成长需要。”最近王咏晖开始为这些妈妈举办瑜珈班，让他们暂时离开孩子，伸展、深呼吸，放松自己。

在深水埗，雪琴还是忧心忡忡。她既期待复课，又担心孩子不能适应，又或者感染病毒。回望过去数年，她最感恩的是㓥房业主4年没有加租，租金是每月5800港元，而最担忧的是孩子的黄金成长阶段被耽误了。

拥挤的㓥房中，她在墙壁上贴满教孩子认识英文字母、乘数表的大海报、世界地图，还有她买给孩子的补充练习和各种绘本。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张美欣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