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課了，一切就會好嗎？家有幼童，如何捱過疫中兩年半

【編者按】疫情席捲全球兩年有餘，對學齡前兒童帶來什麼影響？所謂學齡前，是指入小學前0-6歲這一階段。疫期停課停學，學齡兒童受到的影響和進度，時時見到討論；但讀小學之前的孩子呢？是否嬰兒期不過牙牙學語、在家吃、睡、玩，學步兒反正不太記事，幼稚園都是唱下歌畫下畫，這個年齡段的孩子所受影響便相對較小？

與此同時，又有多少人意識到，疫期種種生活變化對成人來說雖然是「非正常狀態」，但對只有六歲的孩子來說，這樣的狀態卻已佔其人生將近一半，而對一些嬰孩來說，更是他們降落人世後迄今的全部「人生」？什麼是「正常」，什麼是「非正常」，孩子們的感受與成人想必不同。更有疫情期間受限於經濟與社會資源的基層家庭，特殊幼兒家庭，若考慮0-6歲階段母親與幼兒關係較日後更為直接與親密，則處於非正常狀態的是否不只孩子，更有母親？基於這些問題，我們製作了今次報導，看看疫情下童年裡消失／減弱的啓蒙期，與困擾於這個消失／減弱、而產生的母子困境。

「你六歲時玩的遊樂場，也不能彌補你三歲時的遊樂場⋯⋯」

疫中困兩年，雪琴覺得自己「一家人都病了」。

困擾她的早已不是病毒，而是更深層的：做廚師的丈夫開工不足收入減少，兩個女兒經常停課，她只能放棄兼職工作，留家照顧。在深水埗，一家四口蝸居在不足150平方呎（約等於13.9平方米，或4.2坪）的劏房，從買菜做飯、洗衣洗碗到全天候顧小孩，而跟進功課的任務自然也全落到雪琴肩上。

「我很多家務要做，教育方面我沒有太多經驗。辛苦不要緊，但我好像找不到方法讓他們有正面發展，女兒以前上學（實體課），回家就自己做功課，但疫情期間在家，一頁功課可以做幾天⋯⋯」雪琴說，大女兒讀幼稚園大班時停止面授半年，甫入小學就趕上網課，跟不上進度；小女兒今年4歲多，雖說已讀幼稚園中班，「但沒上過幾天學」，內向怕人。

「妹妹沒有朋友，對生活沒什麼美好的期盼，每天在家裡就是媽媽、姐姐，她生命中就只有我們兩個人，」雪琴嘆氣，8歲的姐姐一旁搭話：「我的生活中不是也只有你和妹妹嗎？」

0-6歲黃金發展期：錯過了可以彌補？

早於疫情爆發初期，世界銀行的報告已指出，「危機導致幼童發展和基礎學習的減弱，將意味著整整一代人的學習軌跡都會降低。」

雪琴受困的主因是女兒學校聽課。相較此前長時間執行清零政策的中國大陸和台灣，香港學校停課尤其頻繁，而每波恢復實體課，幼稚園又通常最晚恢復面授。第五波疫情爆發後，港府宣布學校「提早放暑假」，同時關閉所有遊樂場，直到近日宣布復課，幼稚園再次最晚恢復（於5月3日才會分班次開始面授）。這樣停停開開，據端傳媒統計，過去兩年多以來，香港幼童在幼稚園接受面授的時間，前後加起來只有約半年。

對於停課停學的影響，坊間多關注學齡兒童進度，對幼童討論較少。「這是很矛盾的，社會總覺得幼童是最脆弱的，所以每次幼稚園都是最先停課；但從教育角度而言，幼兒教育又是最關鍵的，0-6歲是人生黃金發展期，錯過了的很難彌補。」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田）幼兒、長者及社會服務系講師鄭德禮對端傳媒表示，「你不能說帶小朋友去買菜，就代替了學校和社交。你六歲時玩的遊樂場，也不能彌補你三歲時的遊樂場。」

通過採訪香港多家社工機構、幼稚園校長及老師、治療師和幼兒教育學者，記者發現類似雪琴一家的狀況非常普遍：家庭陷入長時間母幼困獸鬥，母親壓力極大，而幼童成長也遭受全方位影響，其中，基層孩子、特殊教育需要（SEN）孩子更是首當其衝。而據政府數據，2020年香港幼童（6歲或以下）人數為382,000人，每5名幼童就有1人身處貧窮家庭。

摸不到的幼稚園

再開學時，「很多孩子都是自己同自己玩，和別人溝通變得很被動，就算你叫大家一起玩煮飯仔（扮家家酒），他們也不知道怎麼和別人一起玩。」

幼稚園是一個神奇的場所。對於三歲小朋友而言，它意味著脫離父母，有了常規的社群生活，結識老師，與陌生的同齡人成為朋友，並開始獨立完成一些任務。對於照顧者來說，這是第一次放手，此前不得不付出大量時間精力予育兒生活的媽媽，終於有了一點私人時間。

但在過去兩三年的香港，這一切都不復存在。

幼稚園校長關淑玲表示，2020年上半年，幼稚園一直因疫情而停止面授（只有高班的小朋友在2020年6月短暫復課，準備適應小一）。2020年9月恢復面授，一個多月後再次停課，一直到2021年2月底出農曆新年假後才分階段恢復面授，最初只有1/3學生可以回幼稚園，直到5月11日才全面恢復面授課堂。

如何讓孩子在家中也能接觸「幼稚園」？老師們在一片混亂中摸索。關淑玲說，幼童很難吸收實時網課。況且政府指引規定，學前兒童每天接觸電子螢幕時間不能超過一小時，這是因為0-6歲孩子的眼球還在發展，直至6歲才擁有健全視力。網課，加上長時間居家可能增多的電視或視頻時間，對幼兒眼睛的傷害有多大？記者雖未查到專門統計，但香港中文大學有一項針對6-8歲兒童的研究指出，疫情後兒童近視的發病率是疫情前的2.5倍。

幼稚園教育很強調「五感」，即視覺、聽覺、味覺、嗅覺、觸覺，而上網課，「五感沒有了三感」。

另一個問題是，線上的幼稚園不能取代實體空間的什麼？如今，香港大部分幼稚園的做法是：把教學內容錄製成短影片，讓家長抽空陪孩子觀看，並每週數日與孩子Zoom見面，唱歌、讓小朋友分享日常生活等，每次僅15-25分鐘。不過，這仍然不能給予孩子們提供幼兒教育中最重要的「常規訓練」以及社群環境。

在實體教學空間裡，小朋友每日回到幼稚園，放好書包，洗手清潔，上課與老師同學互動，吃茶點——這一切看似普通的流程，其實都在訓練孩童適應日常規則、群體秩序，體驗事件／動作發生應有的合理邏輯，並由此學習自理，建立自主習慣，進而由外而內地建立自主人格。「但現在連茶點都不能食，當中損失了很多自理學習，例如如何拿餐具、倒水，吃完清潔餅乾屑、（自己）抹嘴⋯⋯」關淑玲說，「就算家中有給小孩子常規訓練，也是個人的，在學校和在家的規律生活是不同的，在家裏你不會突然有一大班人一起排隊。」

「小朋友的社交和情緒真的特別受影響。」幼稚園老師張美欣（化名）對端傳媒表示，去年復活節假期後，校園終於開始復課，一段時間不見之後，她發現孩子們的社交能力都明顯減弱，「很多孩子都是自己同自己玩，和別人溝通變得很被動，就算你叫大家一起玩煮飯仔（扮家家酒），他們也不知道怎麼和別人一起玩。」

張美欣說，她想念以前吵吵鬧鬧的課堂，但現在即使復課了，校園氣氛也是非常緊張。

一人童年

「原本小孩兩三歲開始，是從原生家庭、extended family，開始到學校，現在疫情將這個社會系統破壞了，小朋友就只剩下原生家庭的系統。」

「學校買了隔板，同學們之間都是隔板，大家也戴著口罩上堂，最初連飲水都不敢，你能想像小孩三個鐘不飲水嗎？茶點也不能食了。也不敢讓小朋友之間抱抱，排隊的時候地上都貼好有距離的貼紙⋯⋯」來學習人際關係的小朋友，體驗到的卻首先是人際的間隔與疏離。張美欣說，直到去年9月開學，彼時香港長期沒有本地案例，幼稚園終於開始恢復吃茶點的活動。

一切剛進行幾個月，又再次因Omicron疫情爆發而全面停課。

註冊藝術（表達藝術）治療師蘇瑞雯留意到，疫情下許多小朋友出現情緒和行為問題，也多了家長向她求助。「小朋友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就知道自己不能出去玩，不能返學（上學），又不能去見其他小朋友和四大長老（爺爺奶奶公公婆婆），沒有人和他們有互動。」蘇瑞雯說，「有時候小朋友可能一天在家都不說一句話。」

目前，蘇瑞雯服務對象中年齡最小的是3歲，因疫情長期在家、沒有接觸陌生人，小朋友容易焦慮、害怕，見到陌生人就躲起來，很多東西都不敢觸碰；無所事事，一些小朋友就終日在Ipad上看影片或玩手機遊戲。「長期的home schooling會對小朋友影響很大⋯⋯他們沒有了社交技巧，表達自己的能力也會減弱，幼稚園本來就是學習和人溝通、社交的重要階段。」蘇瑞雯說。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講師鄭德禮解釋，2-6歲是人開始發展自主性的階段，這階段的幼童需要一個安全的環境，讓他們透過完成不同任務以及與人的互動，去建立自主性；感官刺激也很重要，因此幼稚園教育很強調「五感」，即視覺、聽覺、味覺、嗅覺、觸覺。

「就算上網課，五感也沒有了三感，」鄭德禮說，網課也很難對幼兒進行執行能力、品德情緒等教育。在這種情況下，過去兩年多，幼兒教育的責任，從原本是學校與家庭兩方面來負責的「家校合作」模式，大幅轉移到核心家庭——特別是母親身上——來獨立承擔。。

「原本小孩兩三歲開始，是從原生家庭、extended family，開始到學校，現在疫情將這個社會系統破壞了，小朋友就只剩下原生家庭的系統。」鄭德禮說。

校長關淑玲指出，過去兩年多，幼兒教師們除了錄影課堂和Zoom見面之外，也盡力為家長提供支援。「要教育家長，教他們如何使用教學影片，兩週一次打給家長，了解家中情況，真的不少家長不識怎麼教（小朋友），甚至要轉給社工跟進輔導。」她表示，但這一切無論對哪個階層的家長來說都不容易。

媽媽與孩子兩團火：情緒的惡性循環

小朋友在家生活不規律，也不能出去「放電」玩耍，情緒容易煩躁，又容易激怒24小時顧孩子的媽媽，「這情況真的水深火熱。」

香港小童群益會陽光校園幼稚園駐校社工曾夢蘭發現，疫情中不少家長情緒崩潰。以往她輔導媽媽，主要處理的是管教問題，現在先要處理媽媽自身的壓力和情緒，一些母親和小孩之間也形成情緒的惡性循環。

「這兩年多對媽媽Wellbeing的影響很大，媽媽可以說最深受其害，以前可以稍微喘息，現在一直multi-task。」曾姑娘說，小朋友在家生活不規律，也不能出去「放電」玩耍，情緒容易煩躁，又容易激怒24小時顧孩子的媽媽，最終彷彿兩個火頭困在家中互相點燃。

「太多問題在同時發生了，最主要是家長照顧小朋友的親職壓力，這情況真的水深火熱。」香港小童群益會陽光校園幼稚園駐校社工服務總監鄭惠君說，一些家長出現情緒問題，對小孩的語言暴力和肢體暴力也有所增加。

根據香港社會福利署統計數據，2020年遭受身體傷害／虐待、疏忽照顧、性侵犯、心理傷害／虐待、多重虐待的兒童個案共940宗——這數字和之前幾年相若；到了2021年，數字增至1367宗，增幅超過45%。

曾夢蘭目前服務兩家幼稚園，一家處於基層社區，一家位於中產社區。相比之下，前者所遭受的衝擊更大。曾姑娘說，基層家庭住宅空間更小、學習資源更少、社會網絡也更弱，疫情下家長和孩子的選擇都更窄了。

「這兩三年，許多媽媽真的是困獸鬥，靠自己一個人捱過來。」明愛木棉樹計劃社工
王詠暉說，該計畫服務年輕媽媽，年齡介乎15-24歲，大多為基層家庭，部分是單親媽媽，「最慘的就是停課，一些媽媽是三年抱兩，一個讀K1（幼稚園小班），一個初生未久，這種情況下如果學校停課，就真的崩潰。」

其實，即使回到沒有疫情的香港，撫育嬰幼兒也毫不輕鬆：基層家庭沒有能力請外傭，政府資助的嬰幼兒託管中心嚴重不足，而私人中心收費不低，讓人望而卻步。「許多媽媽都盼望自己捱過頭三年，等一個小孩讀幼稚園，就會好些，」王詠暉說，但這一切，在疫情中都變得十分不確定。

木棉樹計畫目前服務35位年輕媽媽，其中大約10位在疫情前已有情緒困擾，疫情後症狀加劇，至少2位更出現身體上的症狀。王詠暉說，大家過去兩年已經很緊繃，第五波疫情之下，連續兩個多月不敢出門，擔心小孩感染和物資不足，即使最近疫情緩和，一位媽媽還是不敢出家門，「她感覺很害怕，一出門就會覺得肚子痛」。

「這兩三年，許多媽媽真的是困獸鬥，靠自己一個人捱過來。」

在深水埗的劏房，雪琴也感覺，自己過去七八年都沒怎麼放過假。

「原本姐姐幼稚園畢業的時候，妹妹就上幼稚園，我以為我就可以做一些自己的事情了，現在搞到我這8年都一直在帶小朋友。」雪琴說，家中分工一直是丈夫負責上班賺錢，自己管教小孩和做家務，疫情之下，她感覺自己承擔的就更多了。

「你不需要幫我做家務，你帶一下孩子我也很開心了，孩子是我們共同的嘛。」雪琴說，沒有疫情的時候，丈夫上班時間長，回到家就表示很累了，到了休假或疫情停工時，丈夫還是不太管小孩。

她壓抑自己情緒，一天到晚連軸轉。「兩個小孩會一直纏著我，本來兩三小時的家務一直要拖到半夜才完成，」雪琴說，她堅持每天都帶孩子出去走一走，再買菜回家，丈夫通常在賭馬或打機（打電玩），她煮飯給一家四口，等孩子夜晚入睡了，再收拾凌亂的家。

她有時也想反抗，或者說，只想放一天假。去年聖誕，丈夫休假在家，她提出不如爸爸帶女兒一天，她和朋友去爬山放鬆一下，但丈夫說，孩子吵著他打機。

「那一刻我眼淚都下來了，所有委屈都出來了。」雪琴說。

自閉症幼童媽媽：「我又要教他，他又要憎我！」

另一項英國研究指出，封城和學校封閉對父母/照顧者帶來負面影響，負面影響對母親、單親家庭、低收入家庭和SEN兒童家庭影響尤其嚴重。

在劏房成群的深水埗，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社工劉燕珊服務著大量如雪琴一樣的基層家庭。

「照顧的責任經常去了女性身上，很普遍，傳統的角色分工。疫情之下這種角色定型就更加明顯，小朋友一停課，誰留下來呢？男的嗎？不會的，通常都是女性。疫情加重了男女不平等。」劉燕珊說。

在香港新界東的唐樓（香港舊式無電梯住宅）裏，媽媽Kinki覺得喘不過氣來。即使丈夫經常幫忙帶孩子，她還是感覺壓力大得要爆炸。6歲的兒子文諾是自閉症孩子，非常好動，如今天天困在家中，只能在沙發上跳來跳去。

「自閉症兒童通常比較固執，忠於自己的生活模式，等他形成一些慣性之後，要改動就很難，」而在過去兩年多，這些專業訓練很大程度卻只能依靠自閉兒家長在家進行。

Kinki擔心兒子自己開門下樓或往窗外扔東西，又要跟進兒子功課，再煮一日三餐。「大家都有脾氣，就會開始鬧（吼）小朋友，之後自己又內疚，但其實不關他事的，他是沒有地方玩呀。親子關係一定是破壞了。」

Zoom網課對所有孩子都是一個挑戰，SEN兒童就更加困難。「我不想對著螢幕上堂（上課），我想出去玩。」文諾說媽媽說。Kinki苦笑，線上課堂常常一片混亂，所有孩子都不能集中精神，有的孩子半小時都在繞著電腦亂跑，「媽媽就鬧（吼）足半小時。」

「除了鬼上身，我不知道有哪個小朋友鍾意做功課，都是喜歡玩的，」Kinki笑著說，但完全不上課的話，她又憂慮文諾的發展。2020年，醫生診斷4歲的文諾只達到兩歲半小朋友的程度，這一年，文諾終於輪候到協康會雷瑞德夫人中心，這是為SEN孩子而設的幼稚園。一陣網課後，2021年文諾回校面授。

「當時文諾每日都好似坐過山車一樣，進步好快，好似用一年時間就追回了兩年，」Kinki說，文諾在幼稚園的進步包括「成功戒片（戒掉尿布）」，自己獨立上廁所，還結識了新朋友，又特別喜歡學校的老師。

協康會雷瑞德夫人中心社工陳年威說，該中心服務的SEN兒童90%是自閉症，大多伴隨過度活躍症和發展緩慢的問題。自閉症通常在3歲或之前被診斷，而3-6歲正是一個介入訓練和治療的黃金時期。

「自閉症兒童通常比較固執，忠於自己的生活模式，你等他形成一些慣性之後，要改動就很難，做什麼都好似同他死過（跟他拼命）一樣，」陳年威說，0-6歲小朋友就像一張白紙，「你在白紙上畫任何東西，都比改動更加容易。」

在特殊幼兒中心，除了普通幼稚園的常規日程和面授課堂，還提供言語治療、物理治療和職業治療，協助孩子們發展認知、語言和社交，同時不斷形成新習慣——在過去兩年多，這些訓練很大程度只能依靠家長進行。

「家長以前主要是照顧者，現在完全失去了平衡，需要將教育、管教全部攬上身，」很多家長對陳年威分享，「我又要教他，他又要憎（恨）我，我都不知道怎麼辦！」

協康會於4月2日國際關顧自閉日發布家長狀況調查，200位受訪家長中，74%表示疫情停課期間照顧自閉症兒童感到困難，47%家長表示沒有信心在疫情停課期間在家妥善照顧孩子。調查也發現，自閉症譜系兒童的家長壓力指數是7.2（10=非常大壓力，1=沒有壓力），顯示壓力水平頗高。

「我們只有兩年時間，但這兩年被疫情卡住了。」

眼看今年就要上小學了，Kinki感覺很焦慮。「我們只有兩年時間，但這兩年被疫情卡住了，」Kinki說，不能上學面授之後，文諾狀態轉變很大。「學校真是（可以）讓他放電的，他需要用腦、用體能，做各種治療，吃飯也規律，一回家就想休息了。」文諾媽媽說，長期困在家，兒子胃口也不好，母子之間就常常為了吃飯、做功課等問題起衝突。

但經歷太多母子衝突之後，Kinki已經打算「躺平」。「隨便啦，你喜歡啦，我不想繼續破壞關係，」Kinki說，「但又會很擔心⋯⋯文諾就快要小一了，如果不做（訓練和功課），是不是真的可以讀小一？有時覺得自己好似有精神病⋯⋯」

消失的時光，誰來評估，誰來承擔？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報告指，疫情對學前教育影響最為嚴重，但各國的疫情政策往往忽略幼兒教育。

香港「兒童無限學校」創辦人及校監邱振明相信快樂學習和蒙特梭利教學理念。這幾年，他一直很憂慮學校停課和過度防疫政策對幼童的影響。

「小朋友的成長，越早的階段越critical，0-6歲，特別是0-3歲，是形塑一個人的性格，當然形成了也不是說不能改，但是會事倍功半。」邱振明說。

蒙特梭利教育相信人之初的潛能。邱振明指出，嬰兒從誕生之初，就無時無刻都在吸收外界信息，也在進行自己的創造，無論是四處張望，還是揉捏紙張；和不同的人接觸、聽大人說話很重要，他們就是在種種互動中去吸收和感受外部世界。

一歲多至兩歲多左右，孩子們開始走路。邱振明說，從這個階段開始，戶外活動就很重要，小朋友在玩耍和奔跑中訓練大、小肌肉和感覺統合，即大腦綜合體感、聽覺、視覺等多種感覺，進行消化並輸出的過程。

「Playground（遊樂場）對幼童來說是最好的感覺統合的工具，現在連playground和沙灘都封了⋯⋯」邱振明說，這時孩子也喜歡模仿他人，特別是同齡人，社交開始變得重要，「但現在連跨家庭聚會都不可以⋯⋯」第五波疫情下，康文署設施自2月10日起限制跨家庭聚會，2月28日開始關閉公園與遊樂設施，這些措施要直至4月21日才開始放寬。

無論是對何時復課、復課具體安排或復課後幼兒教育界的支援需求，近年業界也越來越少自下而上的發聲渠道。關淑玲曾擔任教協理事、副會長，她說：「以往有什麼聲音，教協都會蒐集意見，現在都沒有了。」

自兩歲多三歲開始，兒童開始建立自主，可以認知的事物越來越多，並投入越發精細的活動，這時候核心家庭未必能提供如此多學習機會，教育開始由幼稚園承擔。

無法去幼兒中心、幼稚園會帶來什麼影響？英國美國等對此早已有實證研究。英國一份針對189個家庭的研究指出，在2020年疫情期間，去接受幼兒教育與保育服務更多的孩子，認知的詞彙量更多；而以社會基層分析，基層兒童收益更多，這意味著幼兒教育與保育的中斷對基層的影響比上流階層的更大。

另一項英國研究指出，封城和學校封閉對父母/照顧者帶來負面影響，負面影響對母親、單親家庭、低收入家庭和SEN兒童家庭影響尤其嚴重。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報告指，在59個回應問卷的中低收入國家中，每名學前兒童在2020年平均算是106天面授課程，小學和初中的相應課程損失為103天和99天，直2021年夏天，全球超過60個國家仍未恢復學前教育。Unicef指出，疫情對學前教育影響最為嚴重，但各國的疫情政策往往忽略幼兒教育。

早於疫情爆發初期，世界銀行的報告已指出，「危機導致幼童發展和基礎學習的減弱，將意味著整整一代人的學習軌跡都會降低。」

2021年10月，英國國會作出特別報告，綜合最新學術研究，指出疫情對學前兒童在認知，社交、情緒及行為發展，身體機能，家庭關係，入學準備等方面都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就此，英國政府作出不同撥款協助教育界，包括為幼兒語言教育提供額外支援，為幼兒教師提供額外訓練，英國教育部也為即將升讀小學的幼童在言語教育方面提供額外撥款。

目前，香港政府和教育局並未對上述影響作出系統評估，亦沒有相應的額外撥款。教育局回覆端傳媒查詢時表示：教育局和幼稚園業界一直保持緊密溝通，了解學校及學生的情況，並提供適切的支援；同時推出「贈書計畫」及「小手作及資源套計畫」，過去兩個學年向參與計畫的幼稚園學生送一本圖書，而後者則為幼稚園提供5-8萬港元津貼，為學生設計活動。

幼稚園校長關淑玲表示，這兩年多來，教育局主要工作是安排何時停課、何時復課。而無論是對何時復課、復課具體安排或復課後幼兒教育界的支援需求，近年業界也越來越少自下而上的發聲渠道。

關淑玲曾擔任教協理事、副會長。「以往有什麼聲音，教協都會蒐集意見，現在都沒有了。」她表示，除了疫情停課外，移民潮也給香港幼兒教育帶來衝擊——香港出生率低迷，而不少生源因移民而退學，一些幼稚園已經倒閉，剛畢業的幼兒教師也面臨找工作難的問題。

邱振明校監說，「這兩年多，香港不應該停課這麼長時間，但所有團體、議員都沒有質疑這些決定，小朋友要返學、要出街玩，才正常發展的，不然做多少網課、家長教育、補救措施，沒有用的，只是頭痛醫頭。」

而伴隨著國安法後的政治動盪，香港公民社會幾乎被連根拔起，近五十年歷史的、香港最大的單一行業工會「教協」也於去年8月宣布解散。現在教師團體只剩下親建制的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教聯會）。

「香港變到一個程度，是個個都不出聲，都理解的。因為出了都沒有用。但都是要出吧，都是要出。」邱振明校監說，「這兩年多，香港不應該停課這麼長時間，但所有團體、議員都沒有質疑這些決定，小朋友要返學（上學）、要出街玩，才正常發展的，不然你做多少網課、家長教育、補救措施，沒有用的，只是頭痛醫頭。」

邱振明認為，香港應該更加關注疫情持續、停課停學多時對幼童成長的影響，平衡防疫政策和兒童成長的需求，同時考慮在復課後進行全港兒童成長評估。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社協）早前發布《貧窮幼童在疫症下學習面對的困難問卷調查報告》，報告訪問164位基層幼童的家長，其中89.2%的家長表示子女就讀的幼稚園在網上學習方面沒有提供任何支援，停課影響家長和子女情緒和社交，劏房兒童更欠缺基學習設備和空間。社協呼籲政府要為幼童提供支援，確保教育公平，同時調整幼稚園教學課程，輔導未能跟上學習的幼童，以及儘快恢復全日制面授等。據了解，社協已將報告發給相關政府部門，要求約見和跟進，但至截稿時未有回覆。

出路？「讓孩子自由，家長也自由了」

「家長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鬆，放手。讓小朋友獨立一些，相信他們可以自己玩、自由探索，讓孩子自由，家長也自由了。」

步入2022年4月中，香港第五波疫情持續回落，政府宣布全港學校分階段復課，其中最遲復課的幼稚園將於5月3日恢復面授，若學校發現5%感染個案，就研究是否停學。教育局又規定，未打疫苗的學生不能參與體育、音樂等非學術活動，同時規定所有學生每日回校前必須自行做快速測試，陰性才可回校。

而文諾所就讀的特殊幼兒中心是屬社會福利署所管理，目前仍未收到恢復面授課堂的通知。

邱振明認為，無論之後是否還要停課，家長都要學會自救。他建議家長在家中模仿幼稚園日程，每日上午和下午各給孩子兩小時的自由活動時間，同時上下午各半小時親子時間，此外每日保證一小時的戶外玩耍時間。

邱振明說，在幼稚園小朋友每日都會相對獨立地和人互動，完成不同任務，但在家中，父母可能會特別緊張，「有時家長抱孩子、哄孩子、逼孩子太多，就會讓孩子不夠獨立自主；又有些很心急，不停在教小朋友，會讓孩子判斷力差了，不那麼獨立自主。」

「家長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鬆，放手。讓小朋友獨立一些，相信他們可以自己玩、自由探索，讓孩子自由，家長也自由了。」邱振明說。

「不要只關心孩子，媽媽也有自己的成長需要。」

過去一年，文諾媽媽擔任了協康會雷瑞德夫人中心家長會的主席，透過whatsapp群組和許多媽媽保持聯絡，互相支援。

社工王詠暉也認為，媽媽們形成互相支持的網絡非常重要。在第五波疫情高峰時，王詠暉服務的一些媽媽和小朋友都中招了。「最初大家很害怕，但後來有一兩個小朋友中了，他們在group分享經驗，就知道其實要準備什麼藥物，在家捱過4-10日就可以，」王詠暉說，「他們的survival skill其實很厲害。」

「不要只關心孩子，媽媽也有自己的成長需要。」最近王詠暉開始為這些媽媽舉辦瑜珈班，讓他們暫時離開孩子，伸展、深呼吸，放鬆自己。

在深水埗，雪琴還是憂心忡忡。她既期待復課，又擔心孩子不能適應，又或者感染病毒。回望過去數年，她最感恩的是劏房業主4年沒有加租，租金是每月5800港元，而最擔憂的是孩子的黃金成長階段被耽誤了。

擁擠的劏房中，她在牆壁上貼滿教孩子認識英文字母、乘數表的大海報、世界地圖，還有她買給孩子的補充練習和各種繪本。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張美欣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