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诊逝者的最后一程︰失去尊严地离世，无人出席的丧礼

遗体最后来到和合石火葬场。火葬场在半山上，很宁静，除了道士敲打法器发出的锵锵声与诵经，每个人脚步都很轻，没有人放声讲话。这是一场没有家属出席的丧礼：死者生前确诊，儿子因为育有婴儿，为免受感染，最后决定全家不出席。

火葬场一共有3个礼堂，其中一个专门留给染疫过世的人办仪式。偌大的礼堂可以容纳一百来人，但如今只有礼仪师、两位土工和保安共4个人。一轮简单的拜祭，礼仪师按下按钮，安在升降台的棺木便下降至火化炉。流程不过5至10分钟，如果家属到来，还没来得及好好告别、流泪伤心，就得把位置让给下户人。

文叔是火葬场的临时工，70岁，负责守着礼堂门口，安排家属进场。入职两星期，跑遍了新界3个​​火葬场。他认真地看着记者，说希望不要介意他说话“凉薄”，“我可以用‘车水马龙’来形容”——礼堂外驶来的灵车一辆接一辆，放下棺木完成仪式就走，再去载另一副来，遗体流动速度极快。

一些家属披上孝服、捧着家人的遗像在门口等着，他说自己已经看到没感觉，“有些许怜悯的心做不了这工作，说得难听一点，是铁石心肠才可以做。”入职时主管问他怕不怕？“我说我叫‘鬼见愁’。”

短短3个月，“死在香港”的残酷在赤裸上演：殓房爆满、遗体在急症室与生者共存、有殡仪馆拒绝为染疫遗体办丧礼，甚至因为深圳封城，棺材一度在两三天内用完。消息占据新闻版面，在社媒上沸腾——人们没有想到，原来在现今的香港，连一个人死了，距离得到真正的“安息”，还有很远很远。

“很多人都是等死的”

Jenny67岁的妈妈在染疫后8日内离世，她说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急症室的画面。

2月26日，Jenny收到老人院职员通知，出现第一位院友确诊。两天后再接到电话，“就说妈妈出现气促、发烧，整个人抽筋”，着她赶紧到屯门医院去。到达时，妈妈已被送到急救房抢救。

她透过急救房门帘的小缝，看到妈妈气促得很辛苦，整个脸都涨红了；医生打下高剂量强心针、用除颤器电击心脏，仍然清醒的妈妈痛得撕心裂肺，使劲地大哭。4小时后，医生提出放弃抢救，表达得很直白：公营医院医疗资源很有限，“有、都拿来救后生（年青人）。”

Jenny第一反应是，“不是啊！妈妈的血含氧量后来都升到80多了。”她生存意志还是很强的，“她还有事情没做，还有心愿未了”，Jenny这样求医生，“麻烦你尽量救我妈妈。”

急症室变成一个时间、生命与资源角力的场所。医生回答：没问题，但要等到有病人康复出院，或者死了，才有位置上病房。做了急症室护士10年的刘凯文说，这个情况下，“很多人都是等死的。”

他说在大医院里，护士每天工作8小时，几乎就要抢救10个像Jenny妈妈一样的病人。有些人抢救完，上面还没有病床，在急症室里“等等下arrest（心跳骤停）又死了”。

截至发稿为止，第五波确诊人数突破109万；累积死亡人数已超过6500人，当中有95%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有时怕来看医生，忍到好差才来，来到就去世了。”在九龙东一所龙头医院任职3年护士的阿凝（化名）表示，这样的病人有很多。

2月底，一张照片在网络广传：6具遗体被套上灰色尸袋，头尾系上了索带，室温下被放置在急症室地面。其后，又有急症室每天积存的遗体数字流出，各区龙头医院至少超过20具。停尸间和医院殓房已经完全放不下，有殓房遗体存放率达到200%。

阿凝听一些​​主管说，他们入职以来，“没有遇过尸体会积到这么多。”主管中很多人都经历过沙士、做了差不多20年。

因为没有正式住进病房，病人在急症室离世，遗体不会放在医院殓房。护士会将遗体整理好，交由警察拍照登记，通知食物环境卫生署（简称，食环署）的尸体处理队接手——行内把这个过程叫“出鱼”，“鱼”指的是遗体（注：遗体在香港俗称“咸鱼”）。

尸体处理队分香港、九龙与新界3区24小时值勤，一共有10队、71个人，承包全港所有现场意外、家中死亡，还有急症室的死亡案例，运去公众殓房。阿凝说，一般有遗体，处理队当天就会运走。如是，急症室没有专门存放的冻柜，只有一所临时停尸间：3、4间公厕格的大小，温度维持在2至8度，遗体放在床上，“最多放5个。”

但是死的人越来越多，处理队跟不上，遗体开始在医院“扩散”。Jenny记得，当日急症室外围搭满临时帐篷，有些拉上拉链，保安在外面看守着，后来她听护士说，那里放满遗体。

一开始，阿凝把放不下的遗体搬到病格、急救房，“就是普通室内的温度，最低也是24、25度”。高层知道后，开始跟医院殓房借位置暂存。她没有去过，但听闻是一格格不锈钢的抽屉，“（像）TVB剧集般拉出来的”。不过，因为殓房自己都不够位置，从急症室搬去的遗体“是放在地上”。

后来连殓房都爆满，新的遗体再放到医院的小灵堂去。有同事回来说，那里比急症房的停尸间还要小，遗体都是侧着身子、一个贴一个挤在地上，最高峰时有十几个；房间冷气温度不够低，“尸体慢慢尸臭、出水。”

上头说要尊重遗体，怎样尊重？“我不知道”

“臭的、好臭的。”郭色明隔着电话向记者形容，“腐尸，就好像咸鱼的味道，但医院（灵堂遗体）的味道就不是，反正是一阵臭味、好像屎尿味这样。”

郭色明60岁，入职尸体处理队12年，升到了工目的位置，平日负责与警方交接、核对死者资料。几乎所有状况的遗体，他都见过碰过：跳楼全散的、遗体放太久发黑发臭的，还有凶杀案被斩死的。但他说，现在恐怖的不是遗体的状况，而是全行都没见过这样的香港——“死的人还快过（他们）收，怎样收都收不来。”

状况从2月开始出现。传统农历正月不办丧事，遗体一到这时节便无法流转，殓房位置“都好紧张”。全港一共有4个公众殓房，合共存放量仅约600具遗体。不过，郭色明说，正常过了正月十五，家属开始领遗体，情况会慢慢排解。

但今年不一样，第五波疫情来了。它在社区蔓延，在院舍爆发，而病毒没有特别怜悯老人。死亡数字狂飙，用郭色明的话说，自2月中开始，每队人都是“没命地干”。

新界区面积大、情况“灾难一点”，他拿来作例子，“你上班时有60个遗体等你去收，你下班时会有7、80个留给你，是越做越多喔！”以前上班，工人都是在值勤室等，等到警察电话才出动，但现在他们签完到，电话都不用等，就要开车去接。

情况到2月底，公众殓房就“已经塞死了”。每次小队出动，都要给殓房打电话，问问有没有位子，“如果没有，我们都不能去收”，遗体就只能卡在急症室。

3月1日，政府开始在公众殓房添置大型冷冻货柜存放遗体。卫生署指出，大围富山殓房对出的停车场，至今共放置约50个冻柜，遗体存放量增至2300具。

存放压力看似纾解，但处理队开始有人确诊生病——这次轮到人不够了。郭色明说，他曾多次向主管“预警”，“但是没有人理我们。”

去年，处理队接过一宗现场个案，工人在不知情之下接触了确诊的尸体，后来整队人被送去隔离。郭色明觉得，现在病毒传播力这么强，工人只​戴着普通口罩工作很高危。于是他问主管，可否向他们发放N95口罩？主管说，“卫生署的指引用外科口罩就可以了。”郭色明又问，那可以多要一个口罩吗？当时，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开腔建议市民戴两个口罩。主管却说，“专家不代表政府”。

“他们不知道（现状）嘛，他们坐在写字楼。”郭色明吐苦。每一天，他不断奔走于各医院收遗体，看着急症室外放满床，环境越来越差。有护士跟他讲，睡在这边的病人全部确诊，“你说吓不吓人？”其实他很怕，“我们就在他旁边而已、离两尺、三尺左右，我们天天都这样走过喔！”

结果处理队71个人，在3月初有一半人相继确诊。原来就很重的工夫，变相加倍压在还没发病的工人身上，他们做得很绝望，气氛很差。“每个人都望中啊（都希望感染），你知道吗？”——因为确诊，就可以休息7天。

接受访问时，郭色明自己也确诊了，正在家休息。记者问他，有没有觉得松了一口气？他很不好意思地苦笑说，“有啊，真的有啊。”

署方请来外判去搬遗体，一开始只用面包车大小的殡仪车搬，现在改了用货车。郭色明在家里看着新闻，心里又觉得不太舒服：人是死了，但也应该给予他们尊严。

疫下的遗体处理手法大致分两种：染疫的会被套上两层尸袋，不能拆开。至于一般遗体，护士会用白布包好，处理队在交接以后，会在医院里给它多套一层黑胶袋，之后才搬上车。

他记得刚入职时，处理队也没有这么做。所以有时候遗体还没送到车上，大风一吹，吹开了白布，“整个遗体被看光了”；如果有家属随尾，“肉酸嘛”。后来他升了职，“我要他（工人）入了黑袋才出车。”

人的最后一程要“好好睇睇”（体面），他一直是这么想的。“以前的工作指引白纸黑字说要‘尊重遗体’——不要这么粗鲁嘛，搬时要轻手一点。”可郭色明说，现在包黑胶袋这部分，外判没有做到。但现在非常时期，已经没有人在讲手法了。

郭色明还是觉得很惨，忍不住再说：尸体处理队使用的黑箱车，一定配有冷气、两个尸箱、1个担架，最多只放3具遗体。外判用的只是普通货车，天气一热，遗体就会变得很快；里头又没有尸箱，“车子一转弯，遗体都在晃了。”

“帮办说要‘尊重遗体’，（现在）怎样尊重？我不知道。”他很在意。端传媒就此向食环署查询，问及是否曾向外判公司处理遗体作出指引，但署方未有正面回复。（注：郭色明于3月11日复工，表示署方目前已为工人派发N95口罩；外判人员亦开始为遗体套黑袋。）

殡仪有些事，你无能为力

正常在香港，每天约有100人过世，“其实殓房都已经6至7成满了”。但疫情至今，单日确诊死亡人数已超过200人。殡仪策划师陈檵垣说，“（殓房）现在的情况更加难以想像。”

遗体在大众的眼光下日夜积存，人们最直接的想法是火化炉不够，遗体烧不过来。

火化一具遗体大约需要1.5小时。现时全港有6个火葬场，合共32个火化炉，平时每天处理遗体数量在140到160具之间；按照这个速度，确实无法及时消化每日飙升的死亡人数。不过3月初，食环署宣布加开火化时段，目前每天处理遗体的数量已增加到200具以上。

陈檵垣说，现在火化炉几乎接近24小时运转，预约火化也只要一个多星期。他一语破惑，“炉是够的”。窘境当前，让遗体无法及时流转的最大阻碍，其实是出自殓房与火化之间的环节。第一，是政府办理手续的速度跟不上。

一个人在医院过世，医管局会发出死因医学证明书；而在公众殓房的遗体，法医会先判断是否需要解剖，再向死因裁判官呈报，待其签发火葬证明书（俗称“葬纸”）。一般情况之下，这个过程只需2到3日。但现在申请的人多了，程序拖长了一倍，需要4到5日。由于家属只有在取得文件以后，才可以预约火化和殡仪场地。换言之，整体处理丧事的过程都连带拖慢。

再者，现在确诊人数破百万人，平均每7个人就有一个确诊。很多时候，“家属都去隔离了”——这是让遗体无法流转的硬伤。

死者确诊，生前共住的家人成了密切接触者，甚至受到了感染。他们有人会被送到隔离设施、医院，现在更多的是在家中隔离。这样等到家属康复出来，正式处理后事程序，最快都要14到20天。

陈檵垣形容，以上因素都是“最致命的”。目前，办理死亡文件的行政手续仍未简化，时间叠加起来，就进一步深化遗体停留的问题。

可时间不等死者，遗体开始发生变化。无法放到雪柜的遗体，会在短时间内发臭出水、变黑；在雪柜放得太久的，也会慢慢“变深色”。殓房雪柜温度大概在3至6度之间，不稳定，有时候一热一冷，套住遗体的密封胶袋会闷出湿气，“散不到”，“很容易就会脱皮”。

如果是公众殓房，由于存放较多非自然死亡的遗体，还会有恶菌、霉菌在暗处野蛮生长，甚至寄生在遗体身上。陈檵垣记得，曾经有先人送到那边，放了不到3星期，脸上已经长出了霉菌。

他说，近来放得最久的一个，是因为女儿身在外国，无法及时回港认领。隔了差不多4、5个月再到殓房时，遗体已经变得很厉害，不太认得出面容——身躯四肢干㿜得成枯枝，“眼珠曈孔都没了、是一个嵌进去的洞”，“感觉好像木乃伊、干尸这样。”女儿也早有心理准备。

“你放块肉在雪柜，放这么久，你想想，水份始终都会抽干的。”遗体化妆师郑嘉雯听说过，现在殓房不够放，医院会给家属发一张通告，说遗体的样子可能“有少少难看”，“提醒家属要有心理准备”。

倘若以前，化妆还是可以补救一下：如果样子下陷，郑嘉雯会在先人的嘴巴里塞点棉花，看上去饱满一些；如果是肝病引致脸色黑黄，“就​​一定要（抹）厚粉少少。”但现在，“有COVID我们都不化的”，她说得斩钉截铁，就算给钱都不会做。

卫生署有一套尸体分类制度，指引业界处理遗体的手法。感染COVID的遗体属于“黄色标签”，指引建议尸体不可以进行防腐，但化妆、瞻仰遗容仍可照样进行。以前，郑嘉雯也做过这类遗体：她会穿好保护衣，找来一些快用完的化妆品，“用完就丢了它”。她强调，“那些病没有很高（传播）风险​。”

香港尸体分类制度

可如今，疫情的传播率前所未见，不只是化妆师，整个殡仪业也人心惶惶。有殡仪馆在员工陆续确诊以后，一度张贴公告，表示不再接受染疫遗体办丧礼。一些表示可以的，则需要外加1到2万元清洁费。

很多人无法为亲人办场风光丧礼。目前行内一般做法是，染疫遗体从殓房出来，就会被喷上消毒剂，直接放进棺木，用黑胶纸封好，送到殡仪馆时已经无法瞻仰遗容，“有些很亲家人或者感情好好的，（他们）很不舍得。”

陈檵垣说，礼仪师能做到的，是为家人想一些折衷的方法：棺木无法打开，家人不如挑张好看的照片，放在棺木上——作瞻仰遗容时，看的就是家人生前“人生最灿烂好看”的那一刻；丧礼布置的鲜花和食物，都挑他喜欢的；还可以把家人的回忆、照片剪成短片，在追思会上播放。

“有些事你既然无能为力，但是在能够控制的范围，可以这样做。”他向家属这样说。

“生前对她好，就够了”

“你入行这么久，是不是所有事都已经看得开了？”踏入殡仪业11年的郑嘉雯说，不一定。

“讲就讲得开，有时针唔拮到肉唔知痛啰（有时来到才感受到痛楚）。走那个不是你相熟的人，反应就没有这么多；但如果走的是你相熟的、或者最爱的人，又不同看法。”

因失亲的痛苦是孤独的，那种感受是依存在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关系。外人无法共情一个陌生人的死去，也很少尝试体会别人的悲伤。

陈怡（化名）的外婆在2021年1月中发病，出现咳嗽、发烧和呕吐，辗转看过两间私家医院，结果检测为阳性，被送到伊利沙白医院治疗，在住院的10天内离世。包括陈怡在内，有10多个家人因为在外婆发病时探望过，全被列为密切接触者，有些被送到隔离设施、散落在不同医院。

临终时，外婆都没有家人在身旁，这事搁在陈怡心里很久，每次跟人谈到都会哭。她觉得当时的困难，已经不只是在于医院探望安排，“是大家一起病了，根本全部人都没有办法去到。”那是无法弥补和怪责谁的残缺。

这年来，她一直逃避情绪，不敢问丧礼为何无法瞻仰遗容、不敢问外婆的遗物如何处置，也无法面对社交媒体的冷酷。当时，Delta病毒还没出现，染疫死亡人数并不高，已经有人嘲讽说确诊“很小事啊”、“搞这么久都只有100个人死”，还有大大小小难听的说法。陈怡很想讲出来，你们都不明白，“中了（确诊）的话，是很大的一件事啊。”她无处可说，叹了一口很大的气，“我那时是难受的。”之后好一阵子，她都没有再看Facebook。

1年间，社交限制放缓，人们生活又逐渐恢复运转，“很多事情继续在发生、向前”，世界没有等待陈怡，她要“夹硬move on”（强迫自己向前）。然而就在人们不为意时，病例再次攀升、加速，疫情像回力镖一样，绕了个圈，要她面对内心的伤口。

但香港变得太快了。她没想到对比去年，“现在连很基本的东西都没有了”——自己带有时差的情绪，突然又好像“很不对题”。去年，外婆住院期间，医生一直紧贴她的病情，隔天就让家人们一起视讯。陈怡还记得，外婆说“想喝普洱茶”。但现在，人们连进出医院都这么难，医护人手又不够，她觉得“很恶梦”，根本不敢代入想像失亲者的压力。

“现在经历的话应该是……会是很崩溃。”她想像。

在抢救后的翌日凌晨，Jenny的妈妈获安排送上病房，6日后离世。当时有好几天，她都在病房外的走道通宵守候。深切治疗部安在楼层的两个尽头，每两个小时，她就看到有病人“唔得，然后走了”。保安忙着与和殓房员工交接，对讲机一在空荡的走道发出声音。一整个晚上，员工就推着装遗体的车子来来回回。

“我不害怕”，但她心里不断问，“为什么这样子啊？”现在的香港，环境恶劣得让人很生气。

这是一个悲情的社会，病人生前要竞争医疗资源、弥留时家人无法待在身边、死后遗体又无法得到安置。“他们生前做了香港人几十年，都贡献过这个社会，但为什么他们得到这个病，要这么没有尊严离开世界？”可是，没有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在最近的新闻，有一名网友这样留言：一生人就“生养死葬”4个过程，但似乎香港人在这些事上， 特别多波折与困难。Jenny的爸爸在2017年罹患胰脏癌，由确诊到离世也只是1个星期间的事；身边最亲的人，只剩下妈妈。如今，连妈妈也被疫情带走。

她跟自己说，这可能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乐观一点地想，父母终于可以重逢。当年爸爸离开之后，两母女曾讨论过，日后办理身后事要用什么形式。Jenny记得，妈妈说不希望她频扑（奔波），一切从简就可以了，“活着的人过得开心，那她就会安心。”“生前对她好，就够了。”

最后一程，没来的人也很难受

在出发到和合石火葬场之前，陈檵垣相约记者在天水围医院殓房等。殓房门外就是停车场，平日灵车上遗体的地方。在停车场靠墙的角落，工人们放置了一张小折桌，上面伫着先人的照片，在那前面放有水果寿包、3碗饭，还有1只鸡。

现在染疫的遗体都不能更衣，先人生前的衣服会先铺进棺木底。工人在取了遗体放进棺木后，会再给先人铺上寿衣、盖好寿被。停车场不能点火，陈檵垣拿起没点燃的香，走到桌子前，“我现在代家属拜拜”，他往地下奠上一杯酒。

在近来接到的生意里，他说有两成丧礼都没有家属出席。“（客人）他都想来”，但可能家中有小孩子、有人确诊，到最后忍痛讲，“我来不了”。家人就交付给他，陪着走最后一程。

车子离开殓房以后，载着先人一直开，从天水围到粉岭，中间绕过了元朗，看到了海湾，对岸深圳的高楼像隔了一层雾，天一时阴一时亮，最后来到火葬场。眼前的烟囱在冒白烟，风一吹，就散了。

在封棺之前，陈檵垣把一叠写满字的宣纸，一张一张往先人身上铺。记者问他那是什么？他说是《心经》——家人因为来不了，亲手为爸爸写了100张经文。经文会随遗体一起火化，希望爸爸消业解脱，忘掉前尘好好走。他说，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做的。

入行13年，陈檵垣接过不少孤独离世的个案、见过“没有人理”的遗体。但这一次疫情，有好多都是迫不得已：“你可能觉得，丧礼是送别亲人的最后一程，你也不来，是否不太好呢？外人会有好多不好听的说话……但我想，他们有自己的难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