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診逝者的最後一程︰失去尊嚴地離世，無人出席的喪禮

遺體最後來到和合石火葬場。火葬場在半山上，很寧靜，除了道士敲打法器發出的鏘鏘聲與誦經，每個人腳步都很輕，沒有人放聲講話。這是一場沒有家屬出席的喪禮：死者生前確診，兒子因為育有嬰兒，為免受感染，最後決定全家不出席。

火葬場一共有3個禮堂，其中一個專門留給染疫過世的人辦儀式。偌大的禮堂可以容納一百來人，但如今只有禮儀師、兩位土工和保安共4個人。一輪簡單的拜祭，禮儀師按下按鈕，安在升降台的棺木便下降至火化爐。流程不過5至10分鐘，如果家屬到來，還沒來得及好好告別、流淚傷心，就得把位置讓給下戶人。

文叔是火葬場的臨時工，70歲，負責守着禮堂門口，安排家屬進場。入職兩星期，跑遍了新界3個​​火葬場。他認真地看着記者，說希望不要介意他說話「涼薄」，「我可以用『車水馬龍』來形容」——禮堂外駛來的靈車一輛接一輛，放下棺木完成儀式就走，再去載另一副來，遺體流動速度極快。

一些家屬披上孝服、捧着家人的遺像在門口等着，他說自己已經看到沒感覺，「有些許憐憫的心做不了這工作，說得難聽一點，是鐵石心腸才可以做。」入職時主管問他怕不怕？「我說我叫『鬼見愁』。」

短短3個月，「死在香港」的殘酷在赤裸上演：殮房爆滿、遺體在急症室與生者共存、有殯儀館拒絕為染疫遺體辦喪禮，甚至因為深圳封城，棺材一度在兩三天內用完。消息佔據新聞版面，在社媒上沸騰——人們沒有想到，原來在現今的香港，連一個人死了，距離得到真正的「安息」，還有很遠很遠。

「很多人都是等死的」

Jenny67歲的媽媽在染疫後8日內離世，她說她一輩子都不會忘記急症室的畫面。

2月26日，Jenny收到老人院職員通知，出現第一位院友確診。兩天後再接到電話，「就說媽媽出現氣促、發燒，整個人抽筋」，着她趕緊到屯門醫院去。到達時，媽媽已被送到急救房搶救。

她透過急救房門簾的小縫，看到媽媽氣促得很辛苦，整個臉都漲紅了；醫生打下高劑量強心針、用除顫器電擊心臟，仍然清醒的媽媽痛得撕心裂肺，使勁地大哭。4小時後，醫生提出放棄搶救，表達得很直白：公營醫院醫療資源很有限，「有、都拿來救後生（年青人）。」

Jenny第一反應是，「不是啊！媽媽的血含氧量後來都升到80多了。」她生存意志還是很強的，「她還有事情沒做，還有心願未了」，Jenny這樣求醫生，「麻煩你盡量救我媽媽。」

急症室變成一個時間、生命與資源角力的場所。醫生回答：沒問題，但要等到有病人康復出院，或者死了，才有位置上病房。做了急症室護士10年的劉凱文說，這個情況下，「很多人都是等死的。」

他說在大醫院裏，護士每天工作8小時，幾乎就要搶救10個像Jenny媽媽一樣的病人。有些人搶救完，上面還沒有病床，在急症室裏「等等下arrest（心跳驟停）又死了」。

截至發稿為止，第五波確診人數突破109萬；累積死亡人數已超過6500人，當中有95%都是60歲以上的老人。「他們有時怕來看醫生，忍到好差才來，來到就去世了。」在九龍東一所龍頭醫院任職3年護士的阿凝（化名）表示，這樣的病人有很多。

2月底，一張照片在網絡廣傳：6具遺體被套上灰色屍袋，頭尾繫上了索帶，室温下被放置在急症室地面。其後，又有急症室每天積存的遺體數字流出，各區龍頭醫院至少超過20具。停屍間和醫院殮房已經完全放不下，有殮房遺體存放率達到200%。

阿凝聽一些​​主管說，他們入職以來，「沒有遇過屍體會積到這麼多。」主管中很多人都經歷過沙士、做了差不多20年。

因為沒有正式住進病房，病人在急症室離世，遺體不會放在醫院殮房。護士會將遺體整理好，交由警察拍照登記，通知食物環境衞生署（簡稱，食環署）的屍體處理隊接手——行內把這個過程叫「出魚」，「魚」指的是遺體（註：遺體在香港俗稱「鹹魚」）。

屍體處理隊分香港、九龍與新界3區24小時值勤，一共有10隊、71個人，承包全港所有現場意外、家中死亡，還有急症室的死亡案例，運去公眾殮房。阿凝說，一般有遺體，處理隊當天就會運走。如是，急症室沒有專門存放的凍櫃，只有一所臨時停屍間：3、4間公廁格的大小，溫度維持在2至8度，遺體放在床上，「最多放5個。」

但是死的人越來越多，處理隊跟不上，遺體開始在醫院「擴散」。Jenny記得，當日急症室外圍搭滿臨時帳篷，有些拉上拉鏈，保安在外面看守着，後來她聽護士說，那裏放滿遺體。

一開始，阿凝把放不下的遺體搬到病格、急救房，「就是普通室內的温度，最低也是24、25度」。高層知道後，開始跟醫院殮房借位置暫存。她沒有去過，但聽聞是一格格不銹鋼的抽屜，「（像）TVB劇集般拉出來的」。不過，因為殮房自己都不夠位置，從急症室搬去的遺體「是放在地上」。

後來連殮房都爆滿，新的遺體再放到醫院的小靈堂去。有同事回來說，那裏比急症房的停屍間還要小，遺體都是側着身子、一個貼一個擠在地上，最高峰時有十幾個；房間冷氣温度不夠低，「屍體慢慢屍臭、出水。」

上頭說要尊重遺體，怎樣尊重？「我不知道」

「臭的、好臭的。」郭色明隔着電話向記者形容，「腐屍，就好像鹹魚的味道，但醫院（靈堂遺體）的味道就不是，反正是一陣臭味、好像屎尿味這樣。」

郭色明60歲，入職屍體處理隊12年，升到了工目的位置，平日負責與警方交接、核對死者資料。幾乎所有狀況的遺體，他都見過碰過：跳樓全散的、遺體放太久發黑發臭的，還有兇殺案被斬死的。但他說，現在恐怖的不是遺體的狀況，而是全行都沒見過這樣的香港——「死的人還快過（他們）收，怎樣收都收不來。」

狀況從2月開始出現。傳統農曆正月不辦喪事，遺體一到這時節便無法流轉，殮房位置「都好緊張」。全港一共有4個公眾殮房，合共存放量僅約600具遺體。不過，郭色明說，正常過了正月十五，家屬開始領遺體，情況會慢慢排解。

但今年不一樣，第五波疫情來了。它在社區蔓延，在院舍爆發，而病毒沒有特別憐憫老人。死亡數字狂飆，用郭色明的話說，自2月中開始，每隊人都是「沒命地幹」。

新界區面積大、情況「災難一點」，他拿來作例子，「你上班時有60個遺體等你去收，你下班時會有7、80個留給你，是越做越多喔！」以前上班，工人都是在值勤室等，等到警察電話才出動，但現在他們簽完到，電話都不用等，就要開車去接。

情況到2月底，公眾殮房就「已經塞死了」。每次小隊出動，都要給殮房打電話，問問有沒有位子，「如果沒有，我們都不能去收」，遺體就只能卡在急症室。

3月1日，政府開始在公眾殮房添置大型冷凍貨櫃存放遺體。衞生署指出，大圍富山殮房對出的停車場，至今共放置約50個凍櫃，遺體存放量增至2300具。

存放壓力看似紓解，但處理隊開始有人確診生病——這次輪到人不夠了。郭色明說，他曾多次向主管「預警」，「但是沒有人理我們。」

去年，處理隊接過一宗現場個案，工人在不知情之下接觸了確診的屍體，後來整隊人被送去隔離。郭色明覺得，現在病毒傳播力這麼強，工人只​戴着普通口罩工作很高危。於是他問主管，可否向他們發放N95口罩？主管說，「衞生署的指引用外科口罩就可以了。」郭色明又問，那可以多要一個口罩嗎？當時，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開腔建議市民戴兩個口罩。主管卻說，「專家不代表政府」。

「他們不知道（現狀）嘛，他們坐在寫字樓。」郭色明吐苦。每一天，他不斷奔走於各醫院收遺體，看着急症室外放滿床，環境越來越差。有護士跟他講，睡在這邊的病人全部確診，「你說嚇不嚇人？」其實他很怕，「我們就在他旁邊而已、離兩尺、三尺左右，我們天天都這樣走過喔！」

結果處理隊71個人，在3月初有一半人相繼確診。原來就很重的工夫，變相加倍壓在還沒發病的工人身上，他們做得很絕望，氣氛很差。「每個人都望中啊（都希望感染），你知道嗎？」——因為確診，就可以休息7天。

接受訪問時，郭色明自己也確診了，正在家休息。記者問他，有沒有覺得鬆了一口氣？他很不好意思地苦笑說，「有啊，真的有啊。」

署方請來外判去搬遺體，一開始只用麵包車大小的殯儀車搬，現在改了用貨車。郭色明在家裏看着新聞，心裏又覺得不太舒服：人是死了，但也應該給予他們尊嚴。

疫下的遺體處理手法大致分兩種：染疫的會被套上兩層屍袋，不能拆開。至於一般遺體，護士會用白布包好，處理隊在交接以後，會在醫院裏給它多套一層黑膠袋，之後才搬上車。

他記得剛入職時，處理隊也沒有這麼做。所以有時候遺體還沒送到車上，大風一吹，吹開了白布，「整個遺體被看光了」；如果有家屬隨尾，「肉酸嘛」。後來他升了職，「我要他（工人）入了黑袋才出車。」

人的最後一程要「好好睇睇」（體面），他一直是這麼想的。「以前的工作指引白紙黑字說要『尊重遺體』——不要這麼粗魯嘛，搬時要輕手一點。」可郭色明說，現在包黑膠袋這部分，外判沒有做到。但現在非常時期，已經沒有人在講手法了。

郭色明還是覺得很慘，忍不住再說：屍體處理隊使用的黑箱車，一定配有冷氣、兩個屍箱、1個擔架，最多只放3具遺體。外判用的只是普通貨車，天氣一熱，遺體就會變得很快；裏頭又沒有屍箱，「車子一轉彎，遺體都在晃了。」

「幫辦說要『尊重遺體』，（現在）怎樣尊重？我不知道。」他很在意。端傳媒就此向食環署查詢，問及是否曾向外判公司處理遺體作出指引，但署方未有正面回覆。（註：郭色明於3月11日復工，表示署方目前已為工人派發N95口罩；外判人員亦開始為遺體套黑袋。）

殯儀有些事，你無能為力

正常在香港，每天約有100人過世，「其實殮房都已經6至7成滿了」。但疫情至今，單日確診死亡人數已超過200人。殯儀策劃師陳檵垣說，「（殮房）現在的情況更加難以想像。」

遺體在大眾的眼光下日夜積存，人們最直接的想法是火化爐不夠，遺體燒不過來。

火化一具遺體大約需要1.5小時。現時全港有6個火葬場，合共32個火化爐，平時每天處理遺體數量在140到160具之間；按照這個速度，確實無法及時消化每日飆升的死亡人數。不過3月初，食環署宣布加開火化時段，目前每天處理遺體的數量已增加到200具以上。

陳檵垣說，現在火化爐幾乎接近24小時運轉，預約火化也只要一個多星期。他一語破惑，「爐是夠的」。窘境當前，讓遺體無法及時流轉的最大阻礙，其實是出自殮房與火化之間的環節。第一，是政府辦理手續的速度跟不上。

一個人在醫院過世，醫管局會發出死因醫學證明書；而在公眾殮房的遺體，法醫會先判斷是否需要解剖，再向死因裁判官呈報，待其簽發火葬證明書（俗稱「葬紙」）。一般情況之下，這個過程只需2到3日。但現在申請的人多了，程序拖長了一倍，需要4到5日。由於家屬只有在取得文件以後，才可以預約火化和殯儀場地。換言之，整體處理喪事的過程都連帶拖慢。

再者，現在確診人數破百萬人，平均每7個人就有一個確診。很多時候，「家屬都去隔離了」——這是讓遺體無法流轉的硬傷。

死者確診，生前共住的家人成了密切接觸者，甚至受到了感染。他們有人會被送到隔離設施、醫院，現在更多的是在家中隔離。這樣等到家屬康復出來，正式處理後事程序，最快都要14到20天。

陳檵垣形容，以上因素都是「最致命的」。目前，辦理死亡文件的行政手續仍未簡化，時間疊加起來，就進一步深化遺體停留的問題。

可時間不等死者，遺體開始發生變化。無法放到雪櫃的遺體，會在短時間內發臭出水、變黑；在雪櫃放得太久的，也會慢慢「變深色」。殮房雪櫃温度大概在3至6度之間，不穩定，有時候一熱一冷，套住遺體的密封膠袋會悶出濕氣，「散不到」，「很容易就會脫皮」。

如果是公眾殮房，由於存放較多非自然死亡的遺體，還會有惡菌、黴菌在暗處野蠻生長，甚至寄生在遺體身上。陳檵垣記得，曾經有先人送到那邊，放了不到3星期，臉上已經長出了黴菌。

他說，近來放得最久的一個，是因為女兒身在外國，無法及時回港認領。隔了差不多4、5個月再到殮房時，遺體已經變得很厲害，不太認得出面容——身軀四肢乾㿜得成枯枝，「眼珠曈孔都沒了、是一個嵌進去的洞」，「感覺好像木乃伊、乾屍這樣。」女兒也早有心理準備。

「你放塊肉在雪櫃，放這麼久，你想想，水份始終都會抽乾的。」遺體化妝師鄭嘉雯聽說過，現在殮房不夠放，醫院會給家屬發一張通告，說遺體的樣子可能「有少少難看」，「提醒家屬要有心理準備」。

倘若以前，化妝還是可以補救一下：如果樣子下陷，鄭嘉雯會在先人的嘴巴裏塞點棉花，看上去飽滿一些；如果是肝病引致臉色黑黃，「就​​一定要（抹）厚粉少少。」但現在，「有COVID我們都不化的」，她說得斬釘截鐵，就算給錢都不會做。

衞生署有一套屍體分類制度，指引業界處理遺體的手法。感染COVID的遺體屬於「黃色標籤」，指引建議屍體不可以進行防腐，但化妝、瞻仰遺容仍可照樣進行。以前，鄭嘉雯也做過這類遺體：她會穿好保護衣，找來一些快用完的化妝品，「用完就丟了它」。她強調，「那些病沒有很高（傳播）風險​。」

香港屍體分類制度

可如今，疫情的傳播率前所未見，不只是化妝師，整個殯儀業也人心惶惶。有殯儀館在員工陸續確診以後，一度張貼公告，表示不再接受染疫遺體辦喪禮。一些表示可以的，則需要外加1到2萬元清潔費。

很多人無法為親人辦場風光喪禮。目前行內一般做法是，染疫遺體從殮房出來，就會被噴上消毒劑，直接放進棺木，用黑膠紙封好，送到殯儀館時已經無法瞻仰遺容，「有些很親家人或者感情好好的，（他們）很不捨得。」

陳檵垣說，禮儀師能做到的，是為家人想一些折衷的方法：棺木無法打開，家人不如挑張好看的照片，放在棺木上——作瞻仰遺容時，看的就是家人生前「人生最燦爛好看」的那一刻；喪禮布置的鮮花和食物，都挑他喜歡的；還可以把家人的回憶、照片剪成短片，在追思會上播放。

「有些事你既然無能為力，但是在能夠控制的範圍，可以這樣做。」他向家屬這樣說。

「生前對她好，就夠了」

「你入行這麼久，是不是所有事都已經看得開了？」踏入殯儀業11年的鄭嘉雯說，不一定。

「講就講得開，有時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囉（有時來到才感受到痛楚）。走那個不是你相熟的人，反應就沒有這麼多；但如果走的是你相熟的、或者最愛的人，又不同看法。」

因失親的痛苦是孤獨的，那種感受是依存在生者與死者之間的關係。外人無法共情一個陌生人的死去，也很少嘗試體會別人的悲傷。

陳怡（化名）的外婆在2021年1月中發病，出現咳嗽、發燒和嘔吐，輾轉看過兩間私家醫院，結果檢測為陽性，被送到伊利沙白醫院治療，在住院的10天內離世。包括陳怡在內，有10多個家人因為在外婆發病時探望過，全被列為密切接觸者，有些被送到隔離設施、散落在不同醫院。

臨終時，外婆都沒有家人在身旁，這事擱在陳怡心裏很久，每次跟人談到都會哭。她覺得當時的困難，已經不只是在於醫院探望安排，「是大家一起病了，根本全部人都沒有辦法去到。」那是無法彌補和怪責誰的殘缺。

這年來，她一直逃避情緒，不敢問喪禮為何無法瞻仰遺容、不敢問外婆的遺物如何處置，也無法面對社交媒體的冷酷。當時，Delta病毒還沒出現，染疫死亡人數並不高，已經有人嘲諷說確診「很小事啊」、「搞這麼久都只有100個人死」，還有大大小小難聽的說法。陳怡很想講出來，你們都不明白，「中了（確診）的話，是很大的一件事啊。」她無處可說，嘆了一口很大的氣，「我那時是難受的。」之後好一陣子，她都沒有再看Facebook。

1年間，社交限制放緩，人們生活又逐漸恢復運轉，「很多事情繼續在發生、向前」，世界沒有等待陳怡，她要「夾硬move on」（強迫自己向前）。然而就在人們不為意時，病例再次攀升、加速，疫情像回力鏢一樣，繞了個圈，要她面對內心的傷口。

但香港變得太快了。她沒想到對比去年，「現在連很基本的東西都沒有了」——自己帶有時差的情緒，突然又好像「很不對題」。去年，外婆住院期間，醫生一直緊貼她的病情，隔天就讓家人們一起視訊。陳怡還記得，外婆說「想喝普洱茶」。但現在，人們連進出醫院都這麼難，醫護人手又不夠，她覺得「很惡夢」，根本不敢代入想像失親者的壓力。

「現在經歷的話應該是……會是很崩潰。」她想像。

在搶救後的翌日凌晨，Jenny的媽媽獲安排送上病房，6日後離世。當時有好幾天，她都在病房外的走道通宵守候。深切治療部安在樓層的兩個盡頭，每兩個小時，她就看到有病人「唔得，然後走了」。保安忙着與和殮房員工交接，對講機一在空盪的走道發出聲音。一整個晚上，員工就推着裝遺體的車子來來回回。

「我不害怕」，但她心裏不斷問，「為什麼這樣子啊？」現在的香港，環境惡劣得讓人很生氣。

這是一個悲情的社會，病人生前要競爭醫療資源、彌留時家人無法待在身邊、死後遺體又無法得到安置。「他們生前做了香港人幾十年，都貢獻過這個社會，但為什麼他們得到這個病，要這麼沒有尊嚴離開世界？」可是，沒有誰能回答這個問題。

在最近的新聞，有一名網友這樣留言：一生人就「生養死葬」4個過程，但似乎香港人在這些事上， 特別多波折與困難。Jenny的爸爸在2017年罹患胰臟癌，由確診到離世也只是1個星期間的事；身邊最親的人，只剩下媽媽。如今，連媽媽也被疫情帶走。

她跟自己說，這可能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樂觀一點地想，父母終於可以重逢。當年爸爸離開之後，兩母女曾討論過，日後辦理身後事要用什麼形式。Jenny記得，媽媽說不希望她頻撲（奔波），一切從簡就可以了，「活着的人過得開心，那她就會安心。」「生前對她好，就夠了。」

最後一程，沒來的人也很難受

在出發到和合石火葬場之前，陳檵垣相約記者在天水圍醫院殮房等。殮房門外就是停車場，平日靈車上遺體的地方。在停車場靠牆的角落，工人們放置了一張小摺桌，上面佇着先人的照片，在那前面放有水果壽包、3碗飯，還有1隻雞。

現在染疫的遺體都不能更衣，先人生前的衣服會先鋪進棺木底。工人在取了遺體放進棺木後，會再給先人鋪上壽衣、蓋好壽被。停車場不能點火，陳檵垣拿起沒點燃的香，走到桌子前，「我現在代家屬拜拜」，他往地下奠上一杯酒。

在近來接到的生意裏，他說有兩成喪禮都沒有家屬出席。「（客人）他都想來」，但可能家中有小孩子、有人確診，到最後忍痛講，「我來不了」。家人就交付給他，陪着走最後一程。

車子離開殮房以後，載着先人一直開，從天水圍到粉嶺，中間繞過了元朗，看到了海灣，對岸深圳的高樓像隔了一層霧，天一時陰一時亮，最後來到火葬場。眼前的煙囪在冒白煙，風一吹，就散了。

在封棺之前，陳檵垣把一疊寫滿字的宣紙，一張一張往先人身上鋪。記者問他那是什麼？他說是《心經》——家人因為來不了，親手為爸爸寫了100張經文。經文會隨遺體一起火化，希望爸爸消業解脫，忘掉前塵好好走。他說，不是每個人都會這樣做的。

入行13年，陳檵垣接過不少孤獨離世的個案、見過「沒有人理」的遺體。但這一次疫情，有好多都是迫不得已：「你可能覺得，喪禮是送別親人的最後一程，你也不來，是否不太好呢？外人會有好多不好聽的說話……但我想，他們有自己的難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