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选举制度”之后—— 那些消失的特首选举气氛，和曾经的走入群众

5年前的2月，没有疫症，香港全城上下正为一场即将举行的行政长官选举炒热气氛，3名候选人包括后来当选成为特首的林郑月娥、当时人气高企的曾俊华，以及退休法官胡国兴，正全力展开他们的竞选工程：曾俊华在网上发起竞选众筹；林郑月娥接连举行竞选分享会及造势会；胡国兴更早已公布竞选政纲，3人同为进入竞选最后直路蓄势待发。

10年前的2月，香港同样有一场行政长官选举即将上演，由前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火拼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后者亦在此时被揭发大宅有严重违建，报名前夕诚信突然破产。而差不多被遗忘的民主派代表何俊仁，则默默地收集足够提名，赶在提名期首天抢闸报名。

同样是2月，2022年香港将迎来“完善选举制度”后首场行政长官选举，惟在2月20日提名期开始前5天，只有1名蓝营KOL冼国林、过往两届曾宣布“去马”但均不够票入闸的胡世全、和3名非从政者表态参选，现任特首林郑月娥本人亦未表态是否角逐连任，政界则仍在揣摩北京属意人选；在五光十色的立法会选举中未获一席的民主派，更势必缺席。

特首选举气氛跟过去南辕北辙，曾参与特首选举选战工作的资深政治公关何安达形容，“那个球场的阔度跟深度不同了，组队落场的要求也不同了”；曾协助公民党主席梁家杰在2007年挑战曾荫权的民主派中人，更惋叹当年民主派政纲重点之一，是争取普选及推动政改，但他不讳言：“现时（争取双普选）随时会违反国安法。”就连建制派中人亦慨叹，完善选举制度后，很多立场不能彰显，当没有两大阵营对垒作政治对决，亦令竞选工程空间减低，选举中火花已不复见。

以前仍会想打一场明知会输的仗

将在今年3月27日举行的第六届香港行政长官选举，提名期由2月20日至3月5日，换言之提名期即将开始，但截至本报导刊出，暂时只有蓝营KOL冼国林及前民建联成员胡国全高调宣布参选。再翻查香港选举事务处资料，尚有自称“中央军委中共国宝壬昕阳”人士及另一名叫黄文康的男子，登记了成为候选人，另自称是“政治新鲜人”的软件工程师萧德良，就曾在1月底于YouTube发表参选宣言。惟外界普遍没视他们为下任香港特首的真命天子。

香港自九七主权移交后，先后举办4次特首选举（第一届选举在回归前举行），与立法会选举不同，香港的特首选举结果仅由选举委员会决定。纵使选委会的人数历年增长，由400人增至现时1500人，选民基础仍难跟全港逾440万选民比拟。

甚至乎，林郑月娥于今年2月8日回应有关特首选举提问时，亦称“看不到特首选举因疫情而要押后”，直言“是一个规模很小的选举”。

在如此的“选民基础”下，上届担任胡国兴之竞选办公室主任何安达接受端传媒专访时，劈头先搁下一句︰“我觉得特首选举是没有Campaign可以做的。我们（在特首选战）说的对象是1500人（选委）。”

但让人啧啧称奇的是，虽然绝大部分香港人无票在手，民众却对特首选举关注度愈来愈高。

根据Google搜寻趋势数据，每逢特首选举年，搜寻“特首选举”或“行政长官选举”字串均出现明显增幅，热度出现趋势变化的时间，往往可追溯至选前3至5个月前，搜寻度开始出现攀升，继而在举行选举的3月份达至最高峰。相关趋势数据又显示，比较2007年、2012年及2017年三届选举，热度高峰更是一届高于一届。

至于其他时期出现零星的“特首选举”或“行政长官选举”搜寻，则跟香港社会出现的大型群众事件时序吻合，包括民主派在2007年底至2010年间，多次争取政制改革、2014年的雨伞运动，以及2019年中开始的反修例运动；由于普选行政长官曾多次成为社会运动的议题，令“特首选举”或“行政长官选举”的搜寻出现。

其中，公众关注的炽热度又以上届为主权移交以来最高，个中原因，除由于时任特首梁振英在选举前倒数约百日之时，突以家庭为由，宣布不会参选，为选举带来巨大变数，亦令无数港人一度幻想，透过群众参与，可望改变北京的选人决定。

曾担任前特首曾荫权年代的特首办公室新闻统筹专员、后开设公关顾问公司的何安达，则相对现实，他分析说：“选举结果一早写在墙上……没有空间，制度就是这样。如果说做Campaign的结果是把Office（特首办）赢回来，想都不用想啦。”

不过，上届他仍决定陪胡国兴打一场明知会输的仗。

胡国兴在选举前5个月（2016年10月底），成为首个宣布参选第五届特首选举的人。何安达在访问中，多次重复提及“政治现实”这四字词，但认为不参赛就会失去推动议程机会，“将你的政治理念带出来。你起码在那个场所里，有电视辩论、有很多的机会，大家会报导你。选举完了，谁理睬你？ ”

当时胡国兴希望推动的议程，可从其政纲中一窥。他表明反对“人大8.31决定”，提出希望5年内重启政改；又支持基本法《22条》立例，即禁止中央人民政府干预香港依法自行管理的事务等等。当时他亦是唯一一位候选人，强调《23条》立法的前提是政改获通过。

除政治面向，他亦支持全民退休保障、标准工时等民生议题，甚至曾在Facebook表示，如当选将会建立公开的棕地资料库信息平台、收回棕地建公屋及居屋等。上届选举提名期前半个月，胡国兴更走入群众，与80名市民讨论民主民生议题。

但现实是候选人要面向的是选委会，何安达不讳言公关工程是无法控制这1000多票去向，最终能做的就是卖“人”。当年原打算迎战前特首梁振英的胡国兴，竞选卖点简单直接，“一个字，正。”

在选举中要跟对手比拼，何安达认为其中一点是要突出自己的性格，而胡国兴卖的是“正直”，口号是“心要正，路要正，香港重回正轨”。后来梁振英没参选，对手换上被民间热捧的“薯片叔叔”曾俊华，和被视为北京“心水”的林郑月娥，胡国兴于是在选举论坛上说要把林郑列为“不诚实证人”。

胡国兴选前曾接受端传媒专访，表明自己是“非建制、非泛民，完全独立”；即使民调结果较另外二人大落后，仍相信自己非全无机会，又指若中央选择以法官治港，便能推翻外国指香港再没有司法独立的说法。

事实上，当年胡国兴是挟着民主派180个提名入闸参选。然而，民主派选委最后变成胡国兴口中的“策略派”，几近“All-in”曾俊华以图打低林郑月娥。根据当时选前最后一轮由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发布的民调，曾俊华最终支持度为55.6%，林郑月娥为29.1%，胡国兴为9.2%。但“政治现实”一如何安达所料，任曾俊华支持呼声再高，选举最后仍由获777名选委投以一票的林郑月娥胜出。

选举后，有泛民选委哭着跟胡官道歉，说很想投他一票，但碍于集体决定不能这样做。“300+（民主派选委）都这样，300+以外的哨子更加大。”何安达说。

再回望过去几届特首选举，曾经亦有来自公民党的梁家杰及民主党的何俊仁等民主派参与其中，在充满政治交易和政治现实的舞台上，输赢也好，何安达始终觉得这是好事，“社会上多多少少有辩论，你（被北京祝福的人）明知会赢都要回应一下，理论上有这样的互动。”

只是“互动”没有延续下去。说着，何安达再道出另一“政治现实”：“5年前，在选举的框里面，可以有这些东西发生。现在那个框又变了。没有梁家杰，没有曾俊华，没有胡官。”然后反复琢磨用字下，他最终这样形容今届特首选举：“这样说吧，那个球场的阔度跟深度不同了。”又续道：“组队落场的要求也不同了。不要说是教练，就是做军医，我都无法接近场边啦。”

“小圈子选举”，也曾经走入群众

2017年的选举，选择以卖“人”为策略的，还有另一候选人曾俊华，全力在营造个人形象方面下功夫。曾俊华早已是大热人选，选前大半年已不时被问到是否有意“去马”（参选）；当胡国兴参选展开选战序幕，曾俊华就在一场舞台剧的台前分享时，把莎士比亚名句“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改成“To run, or not to run, that is the question”，当时全场拍掌；而由于曾俊华仍未“泄露天机”，引起更多市民有所期待，继续追踪他的一举一动。

上届选前5个月，坊间已经很热闹。

曾担任曾俊华竞选团队成员的忻浚贤回顾，曾俊华在营造个人形象方面是最特别的一人︰“以前那种是很Formal，好似规定了特首选举就是要这样做，我们只会期待有Debate，或好正式的落区（到社区宣传）。但其实这些都没有很多人关注，因为本质很Boring（沉闷），和普通市民亦Irrelevant（不相干）。”

又例如，一般候选人形象官式，即使会利用社交媒体，仍与大众所理解的有一段距离：“跟现在的公营机构使用Social Media的逻辑有点类似。公营机构理解Social Media仍然是2.0，是一个发布信息的地方。”

忻浚贤认为，曾俊华不是如此。早于曾俊华仍是财政司司长的时期，已着手经营其个人Facebook帐号，不时上载生活照。乃至选前两个多月，曾俊华终于宣布出选，那年他在记者会说，香港人活得不快乐，有些人开始谈论移民，他的心愿就是让“香港地”不单没有人想移民，还要让其他地方的人向往，那才是一个更好的香港。

团队期后在其Facebook专页推出一系列影片，例如“拍住上”系列和“曾．Connect”系列，内容为曾俊华与其朋友、太太、助手、司机的对谈，以及致电市民讨论社会问题。他落区（走进社区）的照片，相框内更是“人头涌涌”—— 市民争相握手、拍照、打卡，而他亦总是笑面迎人。

忻浚贤形容，上述工作都是为了发掘曾俊华更多非政治性的面向，“他就是说给你听，我都是一个人，我都会过情人节，过新年，拉近大家的距离。很久都没有试过一个政治人物和大家的距离会这么近……透过选举工程，有了这样的效果，人们就会想选择一个近自己的人。”

5年前的情人节，林郑月娥率先于Facebook上载丈夫的情书，内容提到支持她参选，为落实“一国两制”作出贡献。忻浚贤与团队看到后，“哦，咁得啦（这样好了），即兴出一句。”同日中午，曾俊华在Facebook写了一封“给香港的情书”，特别在文末标示“#今天我们不谈一国两制只谈一生一世”，成为一时佳话。

不过，今年的情人节，未知是否有意角逐连任的林郑月娥未有发帖；有网民仍在转载当年曾俊华的情人节帖文回顾。

“以往对政治传播和选举的理解，就是早已Plan好所有事情。但阿Sir（曾俊华）的，你可以说是贪玩。”

忻浚贤表示，过往的特首竞选团队，必然会涉猎基本的整体形象设计，但要到曾俊华于2017年着重利用社交媒体“接触”群众的程度，既有专人负责既定内容，又会有不少突发的应对，“我觉得是由这次开始。”

一直专研选举的忻浚贤进一步分析，如此变化，或跟2016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有关。他形容，2016年及2017年接连两个选举，均是竞选Campaign技术含量很高的选举年，“那时有很多辩论剪接走出来，例如完美KO。”

他举例，当年民主派刘小丽在选举论坛中与建制派蒋丽芸同场较量，一口气讲出既定问题，不让对手有足够时间回应，再插口反驳，然后把影片剪辑和发放；又例如公民党杨岳桥会与其他同区的民主派参选人合作，在选举论坛中互相协调，营造一个团结气氛，“你又不会被人闹，拿走新界东全部的票，令所有人输，又可以令到大家都赢，人人都开心，得到美名。”

而这些技术背后所呈现的候选人形象，也成了群众茶余饭后的话题；延伸下去，特首选举与立法会选举的“选民基础”虽大相迳庭，但市民对于选举、对于在候选人身上投射政治期望，已建立了一份参与感。

“你有没有看Facebook Live？你脸下面的‘嬲嬲’（愤怒表情符号）已经去到你的鼻子。”曾俊华在当年一个选举论坛上对林郑月娥说。

“我们想要的香港”

上一届特首选举，落败一方都被视为打过一场美好的仗，幕前幕后赢尽口碑，但如果把时间巨轮再推前10年，2007年第三届特首选举，就是特首选举文化的分水岭。
2002年第二届特首“选举”没有投票日，皆因时任特首董建华在没有竞争对手下，自动当选连任；经历过金融风暴和沙士，他于05年以“脚痛”为由辞职，由原政务司司长曾荫权接任。

为阻曾荫权在2007年争取连任自动当选，民主派阵营当时酝酿派代表参与被他们长年狠批为“小圈子选举”的特首选举 —— 公民党梁家杰早于选前约半年，已获党内执委通过推荐其出战，并于选前4个半月，获民主派组成的特首选举民主工作小组敲定为代表。他期后5日内就正式宣布参加“特首跑马仔”并公布政纲，竞选办事处亦紧接开幕。

而曾荫权虽然去到选前不足两个月才宣布参选，但事实上他的竞选办公室早于选前4个月已启动；他甚至曾以“正积极考虑及预备参加行政长官选举的人”名义，视察竞选办公室。

现已移居海外的罗斌（化名），是当年协助梁家杰制定选举工程策略的骨干成员之一。这位“军师”忆述，当年香港市民对政治参与及热诚均远低于近年，“当时梁家杰的策略，是想公众见到小圈子选举的运作，所以才要争取入闸去参选，让公众知道整个运作，同时希望尝试改变当中的选举文化。”

翻查香港民意研究所数据，梁家杰的唯一对手曾荫权，当时民望评分逾60，除首任特首董建华上任首半年外，该民望评分已高过历任所有特首的任何在任时期。

挟甚高民意支持的曾荫权，在未宣布参选前，多次在特首工作“下班”后转到街头派发政纲接触市民，甚至落区家访基层民众。民主派一方就近乎总动员为梁家杰造势，但不为胜选，反希望借此机会推动政治议题，包括发起全港收集签名的一人一票争取普选全民运动；亦有民阵及时任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在特首选举日前夕举行“争取普选 改善民生 大游行”。

回望那个还有公众参与大型游行的年代，罗斌说，当年民主派内，亦曾争论过参选是否会为“小圈子选举”增加认受性，但15年后的今天，他没有看到如此情况；加上当年多个民调均一直没有显示过梁家杰有任何当选希望，他坦言民调只是反映香港民众明白当中的政治现实，“选委以建制阵营为主，大家明白他们不会票投梁家杰”。既然民调没有指标性，参选当中更大意义，是在于如何面向公众进行整场选举工程。

他透露，刺激整场选举工程的炽热度，其实由选前3个半月的选委会选举时开始。由于民主派须获最少100个选委提名，才可令梁家杰入闸参选，故民主派动员抢夺选委会议席，最终抢到132个席位，成功保送梁家杰入闸，“要营造这场是有竞争的特首选举，就要有民主派选委，他们核心组成部分来自各个专业界别，可惜这股力量现时已被全面瓦解。”

民主派当年另一参选目的，还是借此向公众展示阵营也有自己的治港政纲及蓝图，因此更要争取机会面向群众。梁家杰当年其中一份政策大纲小册子上，有一个颁奖台，台上冠亚季军3个台阶，只站了1个人，下面有大字写着︰“谁想去赢一场没有对手的竞赛？”那时，他们以“我们想要的香港”为主题，发表了一共7份政纲，并走遍全港九新界，开拓一个以全民为对象的空间。

对手曾荫权是公务员体制出身，熟悉政府运作；有梁家杰团队的义工透露，梁当时认为，要让群众看到从政者的高度，因而曾去拜访一些友好的公务员朋友，细致得连政府拨款的行政程序也一一请教，为的是向公众展示从政者的认真和抱负。而那时，曾荫权的竞选口号为︰“我会做好呢份工。”

公民党吴霭仪曾在其撰写的《拱心石下︰从政十八年》一书中，重提梁家杰参选一事，形容虽然当时是“大卫大战哥利亚”，但落区的竞选工程，除接触市民外，更要令市民质问︰“为什么我无权投票？”

“当时提议跟对手（曾荫权）大家一齐落区，亦有跟对手进行电视直播的同台辩论，都创下了先河，改写了整个选举文化。”罗斌说。

有别于过去多届的特首选举，今年即将举行的这一场，1488名选委当中（由于部分委员分别是两个界别的成员，因此实际选委数字不足1500人），只有狄志远一名“非建制派”；而从特区政府的宣传海报可见，首次为选举订出“爱国口号”，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那么，官方向公众释出的主轴信息，是否将再一次改写选举文化？

罗斌坦言：“2007年时有提及要有普选，提及要有政制改革，这些在今日社会上已没有空间讨论，就算讨论也不会是公众认同的方向。当年写的政纲，现时不敢再拿出来了，争取普选、要求政改等，随时会是违反《国安法》的。”

虽然群众没有投票权，但罗斌认为当年的选举工程仍需要面向公众，因为当时的制度下，仍可产生间接制衡力量，即建制派政团如提名支持某个特首候选人，对方当选后但在施政上有错误缺失，建制派政团亦需承担政治代价，会在其他选举中被追击。惟现时的立法会选举，完善选制后只选出五光十色的议员，“现时连这个间接影响力都失去，建制派跟特首可互相扭抱一起，想怎样就怎样。”

不过，查实5年后连梁振英的选举工程，都是为主打面向群众争取民意而设。曾在2012年特首选举中成为某候选人竞选团队义工的林雅婷（化名）认为，当时3名候选人除争取选委支持外，都认真对待竞选工作，视民意为另一战线：“当年选举都很有火花……予人感觉是有竞争的。”

这一届的特首选举，时任行会召集人梁振英在选前6个半月前，已表明为特首选举开始“备选”工作；而民主党亦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启动初选提名机制，又计划在选前5个月召开特别党大会，其时预料何俊仁“去马”机会极高。

梁振英亦马不停蹄，选前4个月，先以“齐心一意 撑香港”为竞选口号举办参选大会，及至选前两个月，他已最少3次走入社区举行政纲咨询会。

竞争对手唐英年亦不遑多让，参选造势大会竟是在选前3个月举行，然后多次走进社区探视不同家庭。在2月中提名期开始前夕，选举形势就出现急剧变化，唐英年突被传媒揭发其九龙塘大宅有违建，严重影响他的诚信，令当时外界更高度关注特首选举的发展。

“一张凳，一本簿，一支笔，落区听民意。”这句话是梁振英当年其中一句竞选口号。据林雅婷观察，当年梁营竞选团队有不少工作都为争取民意，“市民虽然不能投票，但当时梁振英真的用了很多时间落区，和市民接触。”林雅婷认为，目的是为梁振英营造“贴地”形象，好与形象中产的竞选对手唐英年作区别，“我觉得是想给人一种感觉，要营造我（梁振英）真的有很多市民支持。”

翻查当年资料，2011年大部分民调显示，梁振英是当时3名候选人中支持度最低一个，但及后支持度逐渐攀升，至选举投票前，大部份民调结果均显示梁振英已取得逾四成民意支持，他最终也成功当选。林雅婷认为，民意支持度对结果可能有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力。

忻浚贤亦认为，“以前的逻辑是，中央和选委如何选择，和民意是Consistent（一致）的。”故此，在2017年特首选举中，当电视台的滚动民调显示，曾俊华曾获得六成、甚至七成多的支持时，“那一刻，自己都会有种侥幸心态或感觉，会否赢呢？会否有奇迹呢？”

当竞争者都变成是自己人

“我其实都没有很大期望。”忻浚贤说，选委是很实际的群体，他以某一个泛民职工团体作例子：“（平时）可能是关注是否支持23条，普选那些。但去到选委，就不会理会这些，会讲工时、待遇、合约，是好实际的。你可以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候选人，但正式商量时，都是讲这些事。”他自问，所有的公关工作，其实都没有影响到选委的意向。

罗斌更认为，选委本身并没有自由意志，最终如何投票，很大程度受北京指挥，而在完善制度后的选举，选委本身更由小圈子选举变橡皮图章，作用是为被钦点的人选面上贴金，更多于产生竞争，“用有几多选委支持，包装为有多众望所归，但现时的选委会，民主阵营是缺席的，所以再多选委支持，都不能反映真正香港民众的意愿。”

亦因如此，他担心这届特首选举的候选人，会无惧发表极其亲中的言论，令极左的路线出现，不会忧虑令群众反感，“过去建制派候选人，都会用回避方式回应23条立法及政改等议题，但现时是肆无忌惮表态，此举随时可以被视为忠诚，反而回避方式，肯定在北京眼中会扣分。香港人既再没有话语权跟影响力，却需要直接承受这些路线与立法的影响，令人很绝望。”罗斌在越洋电话筒的另一端说。

至于现时已身处场外的何安达，就研判这届特首选举工程重点，会继续朝“23条”立法、《国安法》、规管假新闻等主旋律进发。他认为，如果林郑竞逐连任，她或会宣传自己将落实上届政纲，其他人则可能会督促《施政报告》中尚未兑现的内容，但是“（要看到）候选人之间的对比，很难。”

在新政治形势下，还可以比并甚么？“如果要斗，就只会斗更左，怎会斗宽？侮辱公职人员的法例不够，要再加码；监察措施不足，安心出行要追踪到（市民）。Campaign（的卖点）只会愈想收得紧。（候选人）不会出来斗，说‘现在香港已经恢复秩序，可以展开一个社会的整体对话’。这怎么可能？”

他重提球场的比喻，“界线就已经划了，深度和阔度就是这样”。他认为目前尚有空间的辩论，剩下的可能是对疫症的处理，“但如果你说共存也不符合国策”。

他特别提到来届候选人，还能卖个性和处事手腕，但以目前大局初定的气氛，中央政府未必想选战出现太多争拗；而有别于以往选举的唇枪舌剑，候选人可能会显得客气、亲和，“揽揽小孩，养只仓鼠，探探㓥房户，完全可以想像就是这些”，但政策上的宽大容和，“唔得（不可以）；新球赛底下有不同的风险，阿爷可能不喜欢，选委可能不喜欢，可能少做一点更好。”比起上届斗年轻、斗创新的风格，竞选团队或会倾向“稳稳阵阵。”

在新时代下，政治竞选工作，前后确有很大的分野。林雅婷于2012年以后亦有参与两届立法会选举建制派竞选团队，曾为建制派候选人撰写政纲。她说踏入2021年，不少候选人政纲第一句，必然是爱国爱港，“这是一个态度，要让其他人知道。而且讲这句一定不会错，变成一种政治正确。”

她感叹，新选制之前，各路公关较注重本地媒体，例如《苹果日报》、《明报》、《信报》等，至于亲北京的媒体如《大公报》、《文汇报》等则不太重视：“以前有谁会看大公、文汇呢？”但在2020年初后、反修例运动降温后，情况逆转，“现在很多人都会看大公文汇的社评说了什么，再去猜上面的意思。”

据她观察，随着浏览量增加，连带投稿量亦水涨船高，“有点像交功课，总之一有，例如（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讲话，或者哪个主任讲话，就有很多人要排队交功课。报纸版面少，未必排到，就可能会发去（其他亲北京媒体）《橙新闻》、《点新闻》这些。”

亲建制媒体的高度关注，跟香港市民的关注度却形成反比，去年的立法会选举只有仅三成投票率，反映市民跟选举参与割裂。

“以学术角度去看，这个选举制度令很多立场不能彰显，不能在shopping cart（购物车）上供你选择。作为一个消费者，一个选民，shopping cart上没有，我就不会关注。”忻浚贤说，公众的冷漠成为结构性的问题，“没有人关注这件事，你很努力地去做，其实都是对牛弹琴。今届立法会选举就出现了这情况，再好的公关都发挥不到。”

他坦言，假设要在今年的特首选举加入战团，他亦无从入手，“和立法会的情况一样，结构上市民关注度很低，你可以做，但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更感慨道：“最大的感受是可惜；会质疑还有没有土壤，一些外国的选举技术政治传播技术可以在香港开花。”

曾以不同身份从旁协助建制选举工程多年的张海欣（化名）就表示，香港历年选举，慢慢形成两大阵营对垒 ，是在进行政治对决；而有对决，才有竞选工程的空间。但完善选制以后，选举中火花已不复见。

张更透露，每届立法会选战，某建制政党会向党内候选人派发一本厚厚政纲，详列政党这年的重点政绩和主张，供候选人参考，但在多彩的对决下，候选人和助选团“基本上只会看一两句”，主力反而挖掘对家弱点；但现时建制中人才发觉，因为竞争者都变成是自己人，“惟有找回那本很厚的政纲，看看有什么可以用。”

距离2月20日的特首选举提名期开始尚余不足一星期，至今仍未有政圈中具份量人士公开表态参选。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11条，倘提名期结束时并无候选人获足够有效提名，须在提名期结束后的42日定为新投票日，即最快是4月17日。加上疫情因素，政圈和传媒亦开始关注到，到底特首选举是否会押后。

不过，即使选举如期举行，在五光十色的新香港下，各家的团队又有甚么发挥空间？

“敌我矛盾不是用communication campaign（宣传工程）去处理的，那我们（政治公关）还有什么作为呢？”何安达则以此作结。